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果斷糾正了陳獨秀對中共的領導錯誤，采納了毛澤東 “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正確主張，隨后獨立領導了一系列的武裝斗爭。盡管說這時毛澤東還不能主宰當時共產黨的命會，距后來的遵義會議還有八年的時間，但是從這時起毛澤東就堅定了一個信念，走出城市，到農村中去，和農民群眾交朋友，創立革命根據地，開辟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隨后毛澤東就有了一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發動了第一次的獨立打出共產黨旗號的秋收起義，進行了“支部建在連上”的三灣改編，走出了土地革命與根據地建設相結合的井岡山道路，建立了一支執行共產黨政治使命的武裝隊伍-----朱毛紅軍。

　　現在我們總結1927年前后的歷史，可以清晰以下思路：

　　1、“爭取話語權”與“發動群眾”

　　如果歷史再往前推十年的話，在北京的大學講堂里，陳獨秀正在對臺下的大學生們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講，闡述“科學”與“民主”的道理，其中就有一個傍聽生毛澤東。1915年左右，就在北京袁世凱政府掀起“尊孔讀經”的復活傳統文化活動中，在蔡元培先生領導的北京大學里，掀起了一股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發表《敬告青年》一文為標志，揭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這場持續數年的思想文化運動啟迪了人們禁固的頭腦，吹進了“科學”與“民主”的新風，掃蕩了舊中國的封建思想與愚昧落后。李大釗、胡適先生都成為這次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后來，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李大釗先生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而胡適則轉成了資產階級個人自由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就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推動下，1919年的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兩年后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毫無疑問，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而陳獨秀先生又是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主將。因此，在隨后共產黨建立的最初歲月里，陳獨秀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的領袖與靈魂人物。

　　在陳獨秀開始領導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毛澤東還是一個修學儲能的長沙師范生。1918年毛澤東來到北京，在他的老師楊昌濟介紹下，成了北大的一名圖書館管理員兼傍聽生。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窮學生，但是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影響下，他的思想發生著激劇的變化，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逐漸轉變為一個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講，陳獨秀也是毛澤東革命路上的領路人與導師。

　　但是，與當時鼎鼎大名的陳獨秀相比，毛澤東身上有明顯的不同：他雖然不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也沒有顯赫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用現在的話講，不是“精英人物”，但是他卻與中國最底層的老百姓有著親密接觸，了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是“草根階層”的代表;陳獨秀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著書、演講、辦報、宣傳，統戰，主導著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輿論與文化走向，進行思想啟蒙與宣傳教育工作，改造著人們的頭腦，用今天的話講，叫做“爭取話語權”，或者“文化革命”，工作地點在書房。而毛澤東與草根階層有著天然的聯系，主要精力放在聯系群眾，發動群眾，為群眾維權的具體事務上，用今天的話講，叫做“發動群眾”。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從陳老師那里接受的“革命理論”變成實際行動，領導廣大的人民群眾同反動勢力作斗爭，將革命理想變成現實。或者叫做“社會實踐”。工作地點在戶外。在他當學生的時候，曾經發動過轟動一時的“趕走校長張干的學生運動”，走上社會后又領導了湖南民眾的“驅張運動”。

　　2、共產黨的“頂層設計”與“群眾路線”

　　正因為兩人的身份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經歷不同，從事革命運動的方式與軌跡也不相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幾年，陳獨秀主要利用他的理論優勢與社會影響力完成了共產黨的思想啟蒙、建立組織與最初的國共合作，推進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用今天的話講，叫做“頂層設計”。而毛澤東作為陳的學生與部下，他主要在基層工作，忠實地踐行著共產黨的理論與使命，利用自已與廣大草根階層的天然聯系，進行著發動群眾，建立組織，進行維權斗爭的具體工作。先是在湖南成功地領導了安源大罷工，并穩固地占領那個陣地好幾年，隨后又在湖南發動成千上萬貧苦農民參加農民運動，成為有名的農運大王。完成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結合過程，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用今天的話講，叫做“群眾路線”。

　　上個世紀前半期，中國共產黨與其它政黨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他得到了中國社會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支持，從那里取得了巨大的力量。實際上這個工作是由毛澤東完成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復雜的。當初共產黨人開展的工人運動嚴重侵犯了軍閥們的利益，遭到北洋軍閥的鎮壓。迫使年輕的共產黨不得不尋找同盟者以便共同奮斗。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是，隨著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軍事上的勝利鞏固了國民黨的地位，而農民運動的高漲又危及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利益。這時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

　　1927年春夏之交，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這時候，在共產黨內部，主張與國民黨保持統戰關系的一派與主張反擊國民黨鎮壓工農運動的一派爭論非常激烈，兩派又分別以陳獨秀與毛澤東為代表，于是原來的師生關系與上下級關系就日益演變成對立的兩條路線斗爭關系。

　　這種斗爭遠在1926年春天的“3.18事變”時就開始了。當時蔣介石以陰謀手段清洗國民黨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勢力時，毛澤東就主張堅決反擊。但是陳獨秀主張退讓以便換取蔣介石的革命，致使當時的共產黨退出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核心。

　　1927年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后，湖南黨組織發動十萬工農群眾對許祥克發動反擊時，形勢對共產黨非常有利，但是陳獨秀懼怕國共合作破裂，下令工農群眾撒退，致使湖南軍閥大開殺戒，工農群眾血流成河。在陳獨秀的不斷退讓下第一次大革命終于失敗。于是就有了1927年8月7日的漢口緊急會議與陳獨秀的退場。

　　3、文人的弱點——秀才遭上兵有理說不清

　　反思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反思，為什么十年前意氣風發的陳獨秀在十年后大革命高漲時卻走到進退失據，滿盤皆輸呢?這里就需要從知識分子自身去找原因。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講的是秀才自視清高，本身身單力薄，只能做些玩弄文字，發發傳單的事情，又不善于和普通老百姓交朋友，更不善于組織他們，一但遇上兵便有理說不清，自感卑微。如陳獨秀等人，一但脫離象蔣介石這樣拿槍的武人便感到自己不知所措，于是在1926一1927年時便得了嚴重的統戰破裂恐懼癥。而毛澤東則不同，他在湖南求學的時候，他的老師楊昌濟便告訴他要經世致用，于是他很注重知識的運用，不但從知識中獲取了智慧，而且從組織民眾中獲得了力量，兩者的結合，使他找到了改變世界的方法。于是他和陳獨秀看問題的方法完全不同。

　　1927年春夏，陳獨秀這個秀才就遇上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的尷尬局面。隨后又有主張走民主憲政道路的自由民主主義者遇上了蔣介石這個兵而幾十年說不清理。1976年時，又有張春橋、姚文元這樣的秀才遇上了葉劍英這樣的兵干脆遭到逮捕。這是當今熱衷于互聯網發貼發聲，“爭取話語權”的左派應當汲取的沉重歷史教訓。

　　八七會議之后的毛澤東堅定地走出書房，走向農村，走向開辟井崗山的革命道路，成功地探索出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具體道路。隨后的幾十年，他在創建一支執行共產黨政治使命的人民軍隊的同時，也相應地帶出了一支政權建設的管理人才，一支帶有南泥灣氣息的創業人才，一支經濟建設，駕馭市場的經濟型人才。等等，使得能夠貫徹共產黨意志的各類人才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使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氣象一時新。

　　并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實踐生涯中，不但堅持與運用了原有的理論，而且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發展了新的理論，確立了“社會實踐”的觀點、“群眾路線”的觀點與“組織群眾”的觀點，找到了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辨證思維”方式，總結出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工作法寶，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寶庫，仍然是我們今天開展實際工作，社會實踐不再迷茫的指導思想。

　　4、歷史告訴未來

　　總結1927年前后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打敗蔣介石的不僅有輿論，更有執行政治任務的人民軍隊;改造舊中國的不僅要有先進的理論，更要有用理論把頭腦武裝起來的社會實踐者。毛澤東之所以能夠代替陳獨秀，原因就在于此。

　　總結這段歷史，對于一些左派網友來說，更是一苦口良藥，上個世紀初，共產黨的先驅者們也是迷信“思想啟蒙”“教育救國”、或者“文化革命”，迷信于改造人們的大腦，并產生了當時的“陳獨秀”。但是等這些“陳獨秀”們的思想啟蒙無法救國時，主張走“發動群眾”“社會實踐”的“毛澤東”不得不登上政治舞臺，承擔起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爭取人民解放的歷史責任。歷史選擇毛澤東，自然也是告訴人們，要想實現人們的理想信念，最終靠的還是艱苦的“社會實踐”與“革命斗爭”。一直沉迷于“思想啟蒙”與“爭取話語權”，最終還是要遭遇1927年夏季“陳獨秀”那樣的慘痛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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