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長岡鄉調查》批注所反映的毛澤東認識論

　　（二）關于毛澤東認識錯誤的態度

　　（三）毛澤東晚年讀書與處理文革遺留問題

　　（四）關于文革三個階段的劃分

　　（五）如何正確認識認識文革中的失誤和毛澤東晚年的生活

　　（六）對個人與國家發展前途之間關系的一點思考

　　作者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1周年，謹以此文懷念毛澤東光輝的革命一生。因全文較長，分兩次刊載，今先刊載前四節內容。

　　（一）《長岡鄉調查》批注所反映的毛澤東認識論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為《長岡鄉調查》寫了一段批注，這是他在那一年重讀這篇調查時寫的一段話，《毛澤東年譜》將其記載在這一年之末，現在讀來仍是認識論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應該說它是《實踐論》的續篇。它對我們認識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對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我們現實生活所碰到那么多問題的認識，同樣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克服取得重大勝利之前和之后容易產生的那些驕傲自滿的情緒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不再重犯過去曾經有過的錯誤有重要的意義，正視并直面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的錯誤，并思考如何認真地去改正它，這正是我們黨光榮偉大之處。這不僅沒有否定我們黨的領導，反而更能加強黨的領導，能夠促使我們黨不斷校正方向，從而沿著正確的航向奮勇前進。只有不斷正視自己過去的錯誤，并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才是最有希望的黨，否則的話，那只能是一個失敗并且會從歷史中消亡的黨。現將年譜中這一段毛澤東同志的批文全錄于下：

　　“本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讀一九三三年寫的《長岡鄉調查》，寫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馬克思主義?那時的中央領導們(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實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竅不通，鬧了多年的大笑話。但是，這是難免的，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對客觀必然規律不認識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觀外界的奴隸，直至現在以及將來(注：當然包括他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乃至無窮，都在所難免。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注：認識錯誤，并改正錯誤以后，還會犯新的錯誤，所以正確和錯誤永遠并存，那些歷史虛無主義者抓住和嘲笑我們過去曾經有并已改正的錯誤，正顯得他們在認識論上的無知和可笑，或者出于某種不可告人的別有用心，這一點只有他們自己心知肚明了。)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

　　從認識論上，人們對客觀真理的認識只能是相對的，絕對真理只能是無數相對真理不可窮盡的沒有終點的總和。毛主席始終堅持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一貫正確、永遠正確，而認為自己和黨在一起，不斷認識自己缺點錯誤的過程中，取得比較正確的認識，這個認識不可能有完成時。在人的認識過程中，永遠是錯誤與正確并存，這是客觀存在，沒有必要對認識上的錯誤和我們工作上的失誤大驚小怪，問題是如何糾正錯誤的認識，使之轉化為正確的認識，從而彌補工作上的損失。有許多事情我們之所以在認識上會出現錯誤，有一種屬于客觀條件的情況，因為它是新的事物，我們沒有經歷過，我們還不懂，還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這個探索勢必帶有一定的盲目性，我們當然要付出代價，也就是因為認識上的失誤，在行為上付出犧牲的代價，毛主席這一批注的背景，實際上是從認識論上總結從1958年至1960年那三年我們所犯的那些錯誤，如幾個大辦、共產風、瞎指揮、高指標、高征購等錯誤，主觀上想搞得快些，結果反而慢了，走了彎路。問題得關鍵是我們那時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還不懂，這本來是一個摸索的過程，頭腦發熱地大干快上，結果反而栽了一個跟斗。在改革開放時，鄧小平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這既是形象地總結我們過去大躍進時期所犯的錯誤，也是指出改革開放起始時，我們也還不完全懂，也是摸索著前進，搞社會主義建設，好似水下的石頭一般，那個石頭的位置要用手去摸了，才知道水下的東西，人的肉眼看不清，有時還會出現摸不準或者摸空了的時候，那時候腳底踏空，吃二口水，也是很自然的，那就在河底站正了，再慢慢地摸嘛，這是從客觀環境對人們認識的限制上講。還有人主觀上的原因，有受生理與心理上的限制，如人們一時間在心理上出現情緒化非理性的認知之影響，《禮記·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在革命運動和建設高潮時，一個人的喜怒哀樂能發而中節，那便是革命的激情，作為一個革命者怎么能沒有激情，一個詩人，在詩歌創作中怎么能沒有激情呢?但能否發而皆中節呢?那就很難說了，所以不能中節，無非是受了個人喜怒哀樂的影響，這個喜怒哀樂的情緒，既有個人好惡的偏愛，也有利益關系的拘束，或者群體之間相互關系中從眾心理的束縛。此外，還有生理上的因素，若在更年期的綜合癥，或者由神經生理上疾病造成的間歇性的歇斯底里，由于這些原因的影響，從而在心理上形成一時的偏執狂和任性，這些往往都是導致認知主觀上產生錯誤的原因。這些問題，如果僅僅表現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瑣事上，它的危害還有限度，如果牽涉到國家大事的問題上，那影響就很大了。再說，人的認識過程無非是如何克服環境上的局限，如何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如何正確地運用邏輯推理，包括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探尋事物的因果關系，如何克服一切主觀主義，無論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還是生理和心理上的非理性情緒化的影響，使自己頭腦保持冷靜而清醒的狀態，從而在調查研究和社會實踐中依靠群眾實事求是地逐漸找到解決問題的比較正確的方法。這往往需要一定的過程，甚至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能逐漸得出比較正確的認識。革命戰爭時期的實踐過程是如此，經濟建設的過程也應該是如此，都是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通過不斷糾正自己錯誤的過程中達到正確的彼岸。所以人的認識不是先天的，毛主席不斷地批判林彪的天才論，是真誠的，是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據年譜的記載，毛主席在1971年8月30日，在長沙與當地領導華國鋒等人談話時，曾說：“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幾個人，天才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我的意見都是下邊供應的，下面供應材料，經過我的腦子加工，這一總結，就說什么英明領導啦，了不起啦，其實我算什么英明領導，一說是英明領導，我就不寒而栗，不過是在下邊來的報告上批上幾個字，寫上幾句話。當然，沒有領導不行。”可惜的是，華國鋒同志沒有記住毛主席當年在湖南與他談話時對他非常親切的教導，聽到“英明領袖”這幾個字時，究竟是如毛主席那樣“不寒而栗”呢?還是被這幾個字所陶醉呢?

　　（二）毛澤東關于如何認識正確與錯誤的基本態度

　　下面，我根據年譜介紹一下毛澤東主席在文革十年期間，對過去工作上的許多錯誤問題，他是抱著怎樣一種念念不忘的態度，并如何反反復復地在人們面前坦誠自己過去所犯錯誤的教訓。

　　毛主席在1969年的2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開會，毛澤東講到自己過去對“怎樣搞社會主義，就是不懂”。1970年5月1日晚上，還是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林彪、周恩來在座，毛澤東對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說道：“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后的國家，過去我們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彎路，我們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套。”這是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第二次承認自己還不懂如何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以走了彎路，那是指1958年大躍進中發生的許多問題。1970年7月2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烏爾時，講到中國的經濟建設，又說：“這二十年中間，我們犯過許多錯誤，現在稍微好一些，有點改進，也許再過二十年事情要好一些了。”送客人到門口時，毛澤東再次說：“你們不要走我們的彎路。”那就是說因為不懂怎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按照自己的國情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以犯錯誤，走了彎路。這一類承認錯誤的話，毛主席在1961和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也曾說過好幾次，對大躍進時經濟工作上的錯誤，他是銘記在心的，而且他是始終認這個賬的，故十年以后，他還反復講自己過去的錯誤。1970年11月3日下午，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董必武、周恩來、康生、黃永勝、李先念、邱會作在座，談到中國的鋼鐵生產時，1949年“我們接收的時候，生產鋼的能力每年也只有五萬噸”，“我們接收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少不要緊，但搞得太急了，會吃虧的。(注：大躍進‘以鋼為綱’，追求數量，就是太急了，由于在全國盲目的大搞群眾運動，在農業上誤了農時，豐產而沒有豐收，導致一些地區因饑荒而餓死人的問題。)現在我們還沒有超過二千萬噸鋼，一直沒有超過，上不去。能辦就辦，辦不到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樣轉，將來有希望。我們在一千萬噸鋼到一千八百萬噸鋼之間徘徊了十年左右，還是上不去，但我可以對你講，通過這場文化大革命，許多人覺悟了，今后十年可能上去。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一上來，又要發生事，一是材料不夠，一是設備投資跟不上，全國緊張。”毛澤東這番話還是在吸取1958年大躍進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教訓。文革后這幾十年我們翻了好幾番，鋼的產量是講幾億噸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產能過剩，鋼鐵賣了白菜價。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吸取過去曾犯錯誤的教訓之過程中來，錯誤是正確的先導，改正了過去的錯誤，事業發展了，在新的環境條件下，還會犯新的錯誤，甚至不自覺地會重復過去老的錯誤。

　　毛澤東同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是有鑒于蘇聯修正主義的錯誤，如何在國內反修防修，說是“史無前例”，實際上是我們沒有經驗，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出現很多失誤。例如文革期間，關于“二月逆流”的問題，在1971年11月14日晚上，毛澤東同志接見成都地區黨政負責人座談會時，葉劍英到會，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可以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也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多年才能搞清楚。”那不就是當著葉劍英的面，承認當時批評他們是錯誤的，毛承認自己也有認識不清楚的時候。這里王、關、戚的問題與林彪的問題在性質上還是有區別的，毛澤東在處理王、關、戚事件以后還曾稱他們同志，毛對戚與王、關亦還有區別，至少他們沒有參加林彪后面的陰謀活動，我想他們之間問題的性質應有區別。不久陳毅病危時，毛還專門派人在陳毅病床前說明，安撫陳毅同志。陳毅同志去世時，毛澤東同志抱病去參加他的追悼會，那是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同志對陳毅同志家屬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貢獻，立了大功的，已經作結論了嘛。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陳毅同志是能團結人的。林彪是反對我的。毛澤東同志這些話是真誠而有根據的，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時，陳丕顯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與華東地區的一些負責同志在陳毅家中聚餐，陳毅同志曾慷慨激昂地說：“各位不要垂頭喪氣，我知道現在大家很困難，困難誰沒見過，長征不困難?三年游擊戰爭不困難?建國初期要米沒米，要煤沒煤，頭上飛機炸，下面不法投機商起哄搞亂不困難嗎?困難!沒有困難還要我們共產黨干什么!我還是那句老話：無論多困難，都要堅持原則，堅持斗爭!”“德國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佩服的五體投地，結果呢?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當叛徒，反對馬克思主義!”“俄國出了列寧、斯大林，又出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比親生父親還親，怎么樣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揚灰，背叛了列寧主義!”“中國有人(這是指林彪)把毛主席捧得那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國內外都知道，不需要這樣捧嘛!我看哪，歷史驚人地相似，他(這里不是指別人而是指林彪)不當叛徒我不姓陳!”“我這個人從來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參見《陳丕顯回憶錄》)陳毅同志這些話句句鏗鏘有力，九一三事件果真被陳毅言中。為什么陳毅能講這番話呢?朱德和陳毅帶隊伍上井岡山時，林彪只是一個連排級的小干部，在十年內戰時期，陳毅對林彪在基層的表現看得比較清楚，對林彪文革前的一些情況比較了解，有些情況毛澤東不一定清楚，現象掩蓋了他的本質。當年陳毅同志這一番話聽到的人不少，總有人傳到林彪耳中，這是林彪他們整外交部陳毅的一個動因。所以在陳毅去世前后，毛抱病要說這一番表示歉意的話，否則心中難以平靜。離開追悼會現場時，他的腿也腫脹得無法抬起，跨不上汽車，是讓人抬他上去的，由此可知當時毛對陳抱歉的心情是那么真切。此外從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這個兩面派，在背地里是研究和捉摸如何應對毛澤東，以達到個人的野心，其陰暗的內心是把毛澤東視作他可以欺騙和玩弄的對象，這與其表面上說的那些恭維毛主席的話完全相反，印證了毛澤東在上面說的“林彪是反對我的”這個論斷。過去毛澤東由于善良地以同志式的態度來看待林彪這些錯誤，但被林彪的表面現象所欺騙了，要說政治騙子，林彪在建國以后的所作所為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政治騙子，要真正認清這樣一個曾經有過赫赫戰功的政治騙子，這要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暴露以后，才能認識清楚，才能對林彪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由錯誤轉為正確。他那些表面現象至今仍在蒙騙我們許多心地善良的同志，包括我曾經見過的他的女兒林豆豆，所以至今還有很多人在為他鳴冤叫屈呢!至于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別有用心，以攪亂是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建國以后，林彪的人生，特別是高崗事件以后，他的思維軌跡和種種表現，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三)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與其晚年讀書及處理林彪事件以后之文革遺留問題

　　林彪的“折戟沉沙”，對毛澤東而言，這可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大家都還記得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加的一段話，講到：“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大家都知道當時這些話是對著劉少奇說的，在五月十八日，林彪有過一個講話，講的是歷朝歷代政變的問題，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講到他不贊同這個講話，他是違心地把它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這封信周恩來看了，給林彪也看了，劉少奇只是思想政治路線上的分歧，而后來的事實證明林彪這個寫在九大黨章上作為接班人的人物才真正是二面派陰謀家、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林彪口口聲聲反對政變，卻在背地里搞陰謀搞政變，這樣的事件，對文化大革命不成了莫大的諷刺嗎?在人們心目中對文革會因此而如何看，特別是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和群眾會如何看，如何向他們解釋和說明這件事的教訓呢?如何解釋這場文革的必要和意義呢?在思想上這個彎子怎么轉啊!怎么給全國人民有一個合情合理的交代呢?這一切毛澤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對毛澤東而言，林彪事件無論如何是一個沉重的心理負擔，而且對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當然，對人物的品評和判斷，客觀上也有一定的難度，因為人物是隨著環境和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他人品中矛盾的性格也是在變化的。

　　而且這個變化是非常隱蔽的，在現象上他是表現為謙讓、退卻，以身體不好為辭，顯示其在政治上沒有野心，而背地里則是在窺測，選擇時機，因而更具欺騙性。當然，也不能說林彪一開始就是壞的，在歷史上林彪也是能指揮打仗，在抗日戰爭時期打過平型關戰役，解放戰爭時期指揮過遼沈戰役，盡管以后參加過平津戰役，一直打到廣東和海南島，所以是有過戰功的，因此他也有瞞天過海的條件。然而他以處理軍事問題的思想來處理政治問題，那就完全錯了，軍事上敵我雙方對陣，當然可以講兵不厭詐，聲東擊西，但政治上便不能講詐了，應講誠信。他那樣以詐來對待毛澤東，對待自己的同志，怎能不失敗呢!陳毅同志曾經揭露過他，在十年內戰時期，他也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在戰場上他一見形勢不利，往往不顧同志和友軍，自己拔腳先溜。最終他采取的辦法，也是軍事思想上講的打不贏就走嘛，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不顧自己親信四員大將的處境，拔腳先溜，他這一走的結果竟是自己一家子“折戟沉沙”了，這大概也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吧!當他跨出搞陰謀政變這一步，問題的性質就根本變了。說到底，林彪也是被葉群擺布，望子成龍，這可不是一般意義的龍，而是給林彪未來國家領導人地位接班的龍，老虎(林立果的小名)成不了龍，反而成蟲，或者叫作畫虎不成反類犬。怎么能讓國事來從屬于自己的家事呢?把林立果說成什么天才、全才、超天才，這能騙得了誰呀!九屆二中全會證明此路不通時，他們便冒險地轉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紀要》，這在戰術上是順取不行時則逆取，如若仔細想一下，林彪如此下場，實是罪有應得。如果林彪的陰謀得逞，在政治上將會造成什么結果，這幫機會主義者會把中國帶向何處?這就很難說了，每每想到這一點，真令人有一些不寒而栗的后怕了。《毛澤東年譜》上記載1967年4月中旬，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有一個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這篇講話毛主席改過，毛主席在“觸龍說趙太后”一事后加寫了一段話：“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初期，地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林彪在這個問題上，不就是被妻子和兒子拖著鼻子走上閻王路了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緊密相連的，家不齊，家風不振，何以治國，這個教訓至今仍然極為深刻。在反腐反貪的斗爭中，最近公開審判的劉鐵男那個案子，還不就是與其子劉德成父子倆串通起來貪污受賄。在一些所謂紅二代身上發生的那些問題，便是非常深刻的教訓。毛主席加的這段話，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毛澤東同志不僅強調要正確認識自己的錯誤，并主動改正錯誤，還設法挽救由于自己判斷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同時還注意到如何正確對待犯錯誤的人，以及如果自己被錯誤對待以后，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處境。1973年5月25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講到在林彪事件中犯錯誤干部的問題時，他說：“以‘九一三’為線，以前是有錯誤，允許改正，犯過錯誤的，應該向黨說清楚。今天不認識，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認識，還可以等待。犯了錯誤的，只要自己承認了，允許改。人要能上能下，我們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就是多次又上又下，正因為這樣子，所以有時候就能夠得到機會讀書。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錯誤而是被錯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讀書，得(到讀書的)機會嘛。”對待犯錯誤的人處理時，毛澤東還說：“一面要堅持原則，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點錯誤沒有，沒有這樣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則無魚。”至于讀書，讀什么方面的書，讀什么書，毛澤東同志說：“政治局委員要懂得一點歷史，不僅中國史，世界史，分門別類的政治史、經濟史、小說史也要懂一點。從烏龜殼(指使用甲骨文的商周時代)到共產黨這一段歷史應該總結。中國小說，藝術性、思想性最高的，還是《紅樓夢》。讀《紅樓夢》，不讀五遍，根本不要發言，因為你不能把它的階級關系弄清楚。《紅樓夢》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正是從1972年末開始，這個時期毛主席通過姚文元要我們標點的古文和詩詞文賦有一百多篇，那時他眼睛有病，視力不行了，但還堅持讀書，這些篇目有的是他過去讀過的，借古人的經驗來啟發和指導我們的工作，有的是借古人的詞賦來抒發個人愛國主義的情懷，有的是借古人的文章來批判林彪的錯誤和罪行，這些書目在《毛澤東年譜》中都按時間作了具體的記錄，通過這個時間段的重大事件，可以多少看到毛澤東是如何古為今用的。這是我們理解毛澤東在生命最后階段，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思考各類問題的一扇窗戶。

　　人到了晚年，自然會有生離死別的感慨，1974年毛澤東八十一歲了，那一年的五月，毛澤東也許已經感到自己體力日衰的狀況，六月下旬，年譜記載： “毛澤東健康狀況出現明顯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為毛澤東成立醫療組，成員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護理等方面的專家。這個醫療組持續二年多，直到毛澤東逝世。”年譜記載了那年五月上旬他要有關人員注釋江淹的《別賦》與《恨賦》，在我們登錄的時間表上，下達任務的時間是在五月十日，上送的時間是五月下旬。江淹《別賦》的開篇便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還稱：“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說到底無非是暫離與永訣。它的末句稱：“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毛澤東讀它，實際上他已在默默地考慮著生離死別的事了。《恨賦》的第一段文字為：“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于是仆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也許這正是毛對生離死別的內心感慨，不是怕死，所恨乃這世間尚有多少事未能了結啊!打動他的是“伏恨而死”那一句，該賦的末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毛澤東深感自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文革到那個時候，林彪事件以后，在毛主席心目中還有多少未了之事啊!他不能公然講自己內心的感慨，只能借古人的詞賦來宣泄內心在生死問題上的情感。與上述二篇同時標點的還有庾信的《枯樹賦》，實際上認為古樹枯萎是受外部種種災害摧殘的結果，借以抒發內心不平之情，全文最后一句是引用東晉桓大司馬(桓溫)之言：“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句觸動毛澤東的原因，是他對自己一輩子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事業將來會如何發展感到憂心，他胸中懷念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能不能經受各種風浪的考驗。當時我只是感到毛喜歡讀這些作品，有一些不祥之兆的感覺，現在自己也到了那個年齡段了，健康情況也是江河日下，對毛澤東同志當年的心情體會更深，引起我更多的共鳴。

　　毛澤東在1972年到1975年末讀古書和他在這個時期所作的大量工作，都有直接間接的關系，主要便是正確地處理文革的遺留問題，糾正林彪在文革運動中各種錯誤所造成的后果。他為賀龍等在文革中被林彪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他為因“二月逆流”被錯誤批判的老帥們說話，說服干部，讓他們恢復工作。他解放了大批被審查的干部，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評文革時期的專案工作，為解放干部做鋪墊。他及時地讓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他不僅堅持反對修正主義，與蘇修斗爭，而且還改善中美關系，改變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在這個時期為了落實黨的政策，他還不斷地批評江青的干擾，為他身后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內外環境。

　　（四）關于文革三個階段的劃分

　　從1966年到1967年的十年歷史過程，過去我說過，以九大為分界線，應劃分為二個階段，現在我想應該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從1966年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開為止，嚴格意義的文化革命已經結束，中央文革在九大以后也已經不存在了。從1970年到1971年末，實際上是反對林彪的斗爭。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原來是為召開四屆人大與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和修改憲法，林彪他們破壞了這次會議的議程，這是一個與林彪集團作斗爭的階段，也是文革十年中間的一個轉折階段，現在看來粉碎林彪集團是全黨一次偉大的勝利。1972年以后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是為了林彪事件以后，如何處理好文革的遺留問題，諸如召開十大，建立新的領導班子，批判林彪事件的影響。這個影響包括二個方面，一是林彪在軍隊的影響，讓鄧小平來主持整頓軍隊的工作，一是清算林彪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那就是批林批孔。還有就是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斗私批修，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召開四屆人大，為社會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軌道鋪平道路。這個階段為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處理好國際關系，特別是通過尼克松訪華，改善了我國國際關系，從而創造了一個極為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這十年時間，毛澤東所做的一切要作具體分析，才能從中為今后黨的建設吸取極其有益的經驗教訓。(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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