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

　　這首詞是毛主席去世前一年，82歲時寫給周總理的。當時，毛主席身體不好，疾病纏身，周總理也身患癌癥，亦在重病中。毛主席已經預感到，革命將發生曲折，他和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夙愿將要“付與東流”。他問自己，也問周總理，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究竟“靠誰守”?

　　這首詞，字數雖然不多，但情感真摯，讀來滄桑心碎，令人潸然淚下。

　　“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這是毛主席對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28年抗爭歷史的感概，為了新中國的革命事業，毛主席一家獻出了六位親人的生命，千百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

　　“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讀來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又耐人尋味，浮想聯翩!從新中國成立到解放大西南，真可謂“天下紅遍”;從土改到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們走的是集體化康莊大道，都為的是全國的老百姓共同致富。再看改開以來直到今天的現狀，會讓你感嘆：江山有誰守?!

　　為了防修反修讓社會主義江山紅旗不倒，毛澤東曾為此嘗試過許多方法，三反五反后的反右派斗爭，大躍進中反浮夸風的斗爭，再后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遭到了體制內外的百般干擾和極力破壞，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批判一切腐朽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讓人民群眾直接參政議政，監督執政黨，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眾民主，來識別和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響了防修反修的人民戰爭。當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主義階層及所代表的封資修勢力也不會善罷甘休，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百般干擾和極力破壞。另外，因為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相當一批當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們也不理解不支持，站在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所以，毛主席他自己說，他一生中做的這第二件事反對的人也不少。

　　為了防修反修讓社會主義江山紅旗不倒，毛主席一直都在培養接班人。首先是劉少奇。為了培養劉，毛主席主動退居二線，讓劉主持中央工作。

　　在三反五反運動之后，中央動員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誠懇地請他們幫助共產黨克服官僚主義。不料極少數資產階級民主派人物借此發難，置疑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要求共產黨下臺。共產黨不得不給予反擊，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反右斗爭。因為三反五反運動，矛頭不僅對準私營工商業者的不法行為，同時也指向體制內的官僚主義，引發了黨內官僚精英的不滿和暗中對抗。他們借反右之機，用形左實右的隱蔽手段，撥轉矛頭，對準誠心誠意給共產黨提意見的基層干部群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使反右斗爭走上了擴大化歧途，改變了運動初衷，使體制內的官僚主義傾向不僅沒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右斗爭的失誤，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在大躍進中犯極左、浮夸，一線的劉也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毛澤東為了大局主動承擔了責任(注：廬山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糾左，而彭德懷在對待處理極左的問題上又犯極左的錯誤，糾住問題不放，上萬言書要堅持追究一線同志的責任。這種情況下，才有了后頭的批彭。在批彭的問題上，劉又糾住不放，還是毛主席出面力保，才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又和毛主席想不到一塊兒上，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成了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的“四清”運動，毛澤東及時發現了這個錯誤，并下發“二十三條”，采取補救措施。四清運動中打擊一大片的做法，如同反右斗爭擴大化一樣，留下了難以消除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后遺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是由一線主持工作的劉負責的。但劉仍然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諦而自我覺悟、自我革命，又把矛頭引向基層，派工作組，發動群眾斗群眾。仍然是毛澤東及時發現錯誤并下發中央5.16通知及時糾正，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研究制定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至此，毛主席和劉少奇在思想路線上徹底決裂。

　　除劉少奇之外，時任中央總書記、負責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也是培養之列。但鄧每次都和劉搞在一起，在黨內結成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劉鄧路線。經過前述歷次運動的博弈，到文化大革命鄧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二號人物受到嚴厲批判。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期間，鄧小平在《我的自述》這樣寫道：“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作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在給毛主席的信中寫道：“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議后，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間，鄧以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名，搞右傾翻案，將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主席說：“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于是，在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鄧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其次，是在文革開始后培養林彪做接班人。林彪形左實右，野心勃勃，專搞陰謀詭計，表面上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暗中組成反黨集團，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1971年發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乘256號專機出逃蘇聯，于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 。

　　與劉少奇的分道揚鑣，林彪反黨集團的暴露，鄧小平的右傾翻案，再加上周總理身患癌癥，毛澤東自己也病魔纏身，思前想后，毛澤東的擔心油然而生：“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江山靠誰守?”

　　在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后，對如何保證紅色江山紅旗不倒，將革命事業代代傳承，毛主席一直都在不斷研究，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地教育和鍛煉廣大干部和群眾。

　　1947，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所做的報告中指出：“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取得勝利后，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他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開完七屆二中全會，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準備搬家了。3月23日，他們告別了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踏上了進京的征程。在山溝里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腳上裹著井岡山、寶塔山、西柏坡泥土的共產黨人，將走進寬敞的柏油馬路。出發前，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都應當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961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們就毫無出路。”1962年，毛澤東便向全黨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警告，嚴肅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3年毛澤東又指出，現在如果不抓階級斗爭，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官僚化和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動向中，敏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提出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探索，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使踐行這一理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深遠意義。

　　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讓自己的戰友們真正全部理解、支持并在實踐中去踐行，有的還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還有的是看到改開以后的現實以后才幡然醒悟：當年毛主席的教導，毛主席的做法是對的，我們錯了!再回到75年右傾翻案的現實，難怪毛主席既充滿無奈又非常不情愿的心情問周總理也問自己：“忍將夙愿，付與東流?”

　　毛澤東畢生追求人民大眾的徹底翻身解放，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做共產黨人的最高政治。

　　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做重要插話 ，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人民群眾的每一件小事，都應當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干革命、搞社會主義，為什么?為的是全國的老百姓。從土改到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們走的是集體化道路;我們要把全國人民的喜怒哀樂、冷熱苦暖時時刻刻掛在心上。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我們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與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變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就會改變，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因為帝國主義們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的。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允許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況且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就眼睛盯著中國這個大市場，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外面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到時候我們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 “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打勝仗的路線就是正確路線;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不能光看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會有些成績，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的話，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毛澤東在1963年就預言：如果不抓階級斗爭，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如果那樣的話，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再看看改開以后，放棄了階級斗爭，丟掉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化，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上億的農民棄農打工，重新淪為被削剝被奴役的打工仔，毛主席的預言都變成了現實。

　　聯想到75年重病中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預感到：在他們離世以后，革命將發生曲折，他和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夙愿將要“付與東流”;預感到老百姓將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畢生追求的人民大眾的翻身解放事業將要“付與東流”!

　　此時的毛主席懷著對全國人民的愛和怨自己不能再活5年、10年安排好接班人的無奈問自己：“忍將夙愿，付與東流?”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人民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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