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漢帝國邊疆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的游牧族，那時稱匈奴。關于匈奴最早的系統記載，見于《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因襲《史記》而來。《史記·匈奴列傳》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這只是說明早在夏、商、周三代，便有游牧族生息于今天的蒙古高原了。考之于先秦的文字記載，在商周之間稱鬼方、混夷、獯鬻，在西周末年稱玁狁，春秋時則稱戎、稱狄，戰國時稱胡、稱匈奴。從名稱的變化上可以知道，有的是漢人加在他們身上的，有的則是他們自稱的本名，胡、匈奴應是他們本名的音讀。從《史記》的記載看，他們生產和生活的習性，始終保持著以游牧和狩獵為生的特征。他們逐水草而遷徙，沒有城郭和耕作之作業，還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語言約束，狩獵往往和殺掠結合在一起。水草的生長受季節影響，夏秋之交以后、入冬之前，他們便要南遷了，勢必與華北地區的農耕區發生矛盾。當時的河南，即黃河以南的河套地區往往是雙方爭鋒的地區。故匈奴人季節性的向南方漢人邊疆的騷擾和搶掠，也是它生產方式本所決定的，對中原王朝邊地影響的大小，與游牧部落自身的組織狀態有關。

　　中國北方邊疆的問題，從戰國到秦漢也有一個變化，戰國時期中國北部邊疆是三股力量并峙，東邊有東胡，西邊有月氏，中間是匈奴。由西而東，秦、趙、燕三個國家在北面與胡交界。秦在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而趙在北方設置云中、雁門、代郡，燕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抗東胡。《漢書·匈奴傳》稱：“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其后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后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概括起來，戰國時期，北方匈奴還沒有統一，南方則逐漸為秦統一，南方的實力強于北方。南北形勢的變化發生在秦漢之際，“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故秦漢之際，南北雙方的力量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南方的動亂，為北方的統一和擴張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這個時期，頭曼之子冒頓殺其父，自立為匈奴單于。楚漢相爭時，冒頓統一了匈奴，控弦之士，號稱有三十萬之眾，故劉邦面對的是一個強大而又統一的匈奴部族，漢之北部邊疆還不穩固。在漢與匈奴之間，還有一些中間勢力，若韓王信與陳豨，搖擺于二者之間。劉邦于漢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的白登被冒頓四十萬騎兵圍困七日，便是因為韓王信倒戈于匈奴而引起的戰爭。此后，北面沿邊的諸侯王若陳豨與盧綰的反叛，都投奔匈奴，他們成為匈奴在漢邊境地區騷擾不止的帶路人。惠帝、呂后執政時，匈奴來漢庭的書信，都還帶有侮辱性的言辭。漢室對匈奴只能采取和親政策，所謂和親政策，是劉敬在平城之圍以后，向劉邦建議的，《漢書·劉敬傳》記載：

　　“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這是送一個女兒過去，再加上豐厚的嫁妝和開放邊關的貿易，以籠絡匈奴。在文帝時也是如此，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漢文帝給匈奴的書信：“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出匈奴“嫚侮侵掠”的問題，最嚴重的一次是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十四萬騎，由涼州的朝那、蕭關(今甘肅固原)入侵，兵鋒逼彭陽、安定一線，離漢都城長安的距離已經不遠。為此，漢文帝調集十萬騎兵守衛長安，甚至考慮親征。匈奴騎兵在塞內逗留一個多月，飽掠而去。所以才有漢文帝與馮唐討論匈奴問題，漢文帝感嘆：“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回答他說：“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為什么?匈奴那時的狀況與戰國時不同，戰國時匈奴內部不能統一，東有東胡，西有月氏，現在匈奴統一了，而漢庭內部同姓王的矛盾還沒有解決，南北對峙的態勢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采取帶有屈辱性的和親政策，文帝接受晁錯徙民實邊的政策，也只是一種防御性政策，而匈奴對邊境的騷擾從未停止過。景帝執政時期，這個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變，形勢的變化發生在漢武帝執政時期。

　　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武帝可以自己親政了。此時朝廷上重新討論匈奴的問題，當時匈奴提出要恢復和親，大行王恢在朝廷上提出不同意見。大行，是典客的官員，屬于外交官的性質。他是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他與當時的御史大夫韓安國在朝廷上，關于匈奴和親的問題，有過一番議論，事見《漢書·韓安國傳》。王恢認為：“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認為：“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當時朝堂上多數人贊同韓安國的意見。王恢主張在馬邑設伏誘單于入關加以襲擊，漢武帝心動了，提出“今舉兵攻之如何?”為此韓安國與王恢在朝堂之上反復爭論，最終漢武帝同意王恢的建議，動員了三十萬軍隊，在馬邑設伏，誘單于入關。結果是單于入關后，不到馬邑便發現有伏，便退回去了，這次設伏無功而返，王恢為此自殺。過了五年，漢武帝再次出兵討伐匈奴，這次漢武帝讓衛青、李廣、公孫賀、公孫敖四將軍，各率萬騎出擊匈奴。這一年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因是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從這一年起，漢與匈奴開始第一階段的戰爭，到元狩四年告一段落。自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前后十年左右，幾乎每年都有戰爭，都是先有匈奴入邊境騷擾，然后漢軍大規模出塞討伐。漢軍主要的將領是衛青與霍去病。從戰略方針上講，則是從前期的防御為主，到后期的主動出擊，并取得階段性的戰果。

　　(八)

　　我們還得了解一下，與漢王朝對壘的匈奴族的社會政治結構，它本質上是一個游牧式的軍事與生產相結合的部落式的軍事聯盟。公元前209年，冒頓殺其父自立為單于以后，用軍事手段東面打敗了東胡，西面打敗了月氏，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部落式的軍事聯盟。匈奴人稱天為“撐犁”，稱子為“孤涂”，稱單于為“撐犁孤涂單于”，其意為“象天子那樣廣大的首領”，實際上是以天之驕子自稱。單于掌握內外軍政一切大權，由攣鞮氏這個貴族世襲，一般是父死子襲，或兄終弟及。匈奴的政權結構，分成三個區域，一是單于庭，它的轄區在匈奴中部，南邊與漢地的代郡和云中郡相鄰。二是東部的左賢王庭，它的南面與漢的上谷郡相鄰。三是右賢王庭，他管轄的是匈奴西部地區，南面與上郡及隴西相鄰。匈奴尚左，單于以下則是左賢王地位最高，左賢王往往便是單于的儲君，有時以太子為左賢王。匈奴那時沒有文字，有語言，音譯成漢字，在文化上接受叛降匈奴漢人的影響。在左右賢王之下，還有各個等級的軍事和部落首領，若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等。他們分別統領著各自的部落，大的統領萬騎，小的統領千騎。統領萬騎的軍事長官有二十四個，成為萬騎長，以下有千長、百長、什長，以部眾人數的多寡決定首領的地位，部落首領和輔政大臣都是由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擔任。匈奴人通過互市與和親大量接受了漢族的文化，通過對周邊部落的掠奪獲取了大量奴婢，那時他們已從漢人地區輸入大量的鐵器、銅器，這反映在他們的馬具和兵器上。除了毛皮以外，他們也使用絲綢作為自己的服飾。從游牧生產的季節性和馬具、日常的刀具，他們也離不開與漢庭的關市貿易和闖入邊關的掠奪行為。從漢初冒頓與劉邦對峙以后，到漢武帝時，匈奴單于也換了好幾代人了，冒頓死了以后，是他兒子稽粥立，號為老上單于。漢文帝時，老上單于死了以后，由其子軍臣單于繼位。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秋，先有衛青出塞討伐匈奴，冬，軍臣單于死，由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打敗了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於單降漢，不久便去世了。這時匈奴內部出現裂痕了，為漢朝進一步向其發動大規模進攻提供了條件。從那時起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間，這八、九年時間，漢與匈奴的戰爭連綿不斷。直到元狩二年的那年秋天，出現匈奴西部昆斜王殺了休屠王，帶了四萬多人號稱十萬降于漢庭，那么隴西、北地、河西地區便不再有匈奴騎兵的騷擾了。當然在東部地區還有匈奴的騷擾，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最后一次率軍北伐，霍去病孤軍深入漠北，追匈奴單于至北海，漢庭取得這次決定性的勝利以后，戰爭的規模逐漸變小了。

　　下面我列一個表格簡明地表示這十余年，漢與匈奴之間征戰的歷史過程。資料是根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也是根據《史記》、《漢書》的本紀與《匈奴傳》整理而成的。

　　(九)

　　在這里不妨小結一下漢帝國自漢初到漢武帝前期與匈奴之間的相互關系。西漢政府對匈奴的政策，從漢高祖平城被圍以后，到漢武帝以前，它的基本政策是采取和親政策，嫁一個女兒給匈奴的單于，陪以豐厚的嫁妝，再加上邊關的互市，目的是減少匈奴對漢地的掠奪和騷擾。在這一段時間，漢王朝的國力也沒有完全恢復，事實上匈奴對漢朝北方沿邊地區的騷擾并沒有停止。這有二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游牧的生產方式，本身與狩獵和劫掠聯系在一起，而這個劫掠又往往帶有季節性，草原上草地的生長是季節性的，當北方的草地枯黃以后，他們自然由北向南遷移，他們對農耕區就會進行各種劫掠性的行為。劫掠的對象包括農耕區的人口、牲畜和糧食，被劫掠的人口成為匈奴的奴婢，叫作“貲虜”，換一句話說，便是把俘虜來的人口視為財產。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單于十八萬騎兵入朝那、蕭關，至于彭陽，他派出偵查的騎兵深入到甘泉，影響到首都長安的安全，漢文帝不得不考慮守衛京師的問題。這次入侵，擄掠農區人民畜產甚多。故在文帝時，就存在如何防衛邊疆的問題，文帝因此而想到戰國時抗擊匈奴的名將了。漢朝當時已開始作戰爭的準備了，著名的將領如李廣、程不識，在那時已經嶄露頭角。建元六年那場關于對匈奴政策的討論，漢武帝實際上傾向于王恢的主張，認為必須用武力反擊匈奴的騷擾，變被動挨打為主動出擊。于是有了引誘匈奴單于到馬邑然后聚而殲之的設想，漢庭作了準備，但匈奴發現了這個情況，沒有鉆進漢人預設的伏擊圈，這次伏擊宣告失敗。此后雖然關市的貿易并沒有中止，但匈奴對邊境的騷擾加劇了。

　　由上面表格所列內容可以知道，雙方正面的正式大規模作戰是從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開始，漢武帝組織大兵團主動出擊。從上述十年征戰過程看，在戰略目標上，雙方爭奪的地區主要是河南，即黃河的河套地區和河西與匈奴左地。前期雙方的爭奪在河南地區，后期則在河西及匈奴左地。前期是相持，匈奴雖稍占優勢，而戰場開始由漠南轉向漠北。后期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為漢兵的進擊提供了有利條件。轉折的時間節點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軍臣單于去世，匈奴在王位繼承上發生矛盾，軍臣單于之子降漢。那一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四萬人來降，號稱十萬。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21年)，衛青、霍去病在漠北圍單于，這一次把匈奴部落打散了，兵鋒到瀚海，今之貝加爾湖。經過這次戰役，雙方交戰暫告一段落。漢兵雖稍占優勢，但雙方仍處于相持的休戰階段，而匈奴則退居漠北地區，休養生息。

　　從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這十多年時間，雙方基本上處于休戰狀態，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政策以武力進攻為主轉向勸降為主。這個時間段，雙方的使節來往頻繁，匈奴希望恢復到戰前漢與匈奴和親的狀態，而漢王朝則要求匈奴遣子為質于漢，稱臣于漢，結果雙方都扣留對方的使節。關于這個階段，《史記·匈奴列傳》稱：“漢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雙方對對方的使節都抱不信任的態度。《漢書·蘇武傳》亦稱：“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后十余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單于剛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武帝派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漢者，結果蘇武在匈奴被扣。蘇武在匈奴二十年不降，他回國那一年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漢武帝去世已有六年，隨蘇武一起回國的有九人，回國后，蘇武只能去拜謁武帝園廟了。

　　(十)

　　自元豐六年(公元前105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西漢王朝又開始對匈奴采取武力征伐為主的階段。

　　漢武帝后期與匈奴的戰爭，與通西域聯系在一起，戰爭主要在西線，大規模的戰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同時有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這一次李陵兵敗被俘，降于匈奴。第二次是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李廣利將六萬騎兵、七萬步兵出朔方，另有公孫敖帶騎兵一萬、步兵三萬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帶步兵三萬人出五原，路博德率步兵萬余與貳師將軍會師，與匈奴單于戰于余吾水。這次作戰因公孫敖與匈奴左賢王作戰不利而回師。在初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公孫敖因戰敗被腰斬。第三次出兵是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帶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出酒泉。這次出師雖有收獲，但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李廣利之降與巫蠱案有關，牽涉到丞相公孫賀及中山靖王劉屈氂。李廣利是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弟，其子即昌邑王。李廣利出師以前曾托公孫賀謀立昌邑王為太子，結果公孫賀父子與劉屈氂皆因巫蠱案被殺，貳師將軍之妻子亦因此被收。李廣利兵敗以后，被迫投降匈奴，他在匈奴一年多后被殺，漢武帝聞其投降匈奴其宗族遂滅。武帝這一次對匈奴的討伐并未取得勝利，武帝后期與匈奴的三次大規模討伐，結果是兩敗俱傷。《漢書·匈奴傳》稱：

　　“自貳師沒后，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分為前后二個時期，前期對外采取積極的防御政策，對邊境的守衛和拓展還是有積極作用，亦還出了一批著名的將領，如李廣、程不識是早期與匈奴抗衡的將領，衛青與霍去病是前期成功抗擊匈奴的著名將領。后期的三次戰役，雙方打得都很疲勞。第一次戰役，李陵戰敗了。第二次戰役，公孫敖戰敗被腰斬。第三次戰役，貳師將軍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而匈奴亦因連年戰爭“罷極苦之”，“畜產死，人民疫病”。對雙方而言，這個仗都打不下去，轉而謀求和親。匈奴在這個時期內亂不止，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虛閭權渠單于死，因爭奪單于之位而陷于分裂，出現五單于并立的局面。一部分部眾投奔漢庭，最后形成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二股，互相火并，呼韓邪單于敗于郅支單于，于是呼韓邪單于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入侍，這件事發生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次年即漢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末，“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愿奉國珍朝三年正月。”來朝的禮儀，宣帝的詔書規定：“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漢發兵支持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西去。漢元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之侍子回去，“昌、猛即與(單于)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漢書·匈奴傳下》)于是呼韓邪單于在漢兵的支持下回歸北庭。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秋，“使護西域校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絞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其首，傳詣京師。”(《漢書·元帝紀》)郅支被誅以后，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請求入朝。《漢書·匈奴傳》稱：“單于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為此，漢元帝把這一年改為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其詔書云：“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愿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漢書·元帝紀》)從西漢一代處理漢與匈奴的關系看，它還是借助漢武帝的余威，特別是長期以來，從張騫開始對西域的經營，最終斬郅支單于的是護西域校尉所屬的軍隊。這是經昭帝、宣帝到元帝，幾代人的努力，幾經曲折和反復才最終解決問題。漢與匈奴邊境的安寧，一直維持到西漢末年，王莽篡漢以后，才又重新破壞了這個局面。《漢書·匈奴傳下》稱：

　　“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系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宣帝以后至西漢末，漢與匈奴在邊境出現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局面，來之不易。為此雙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是王莽的倒行逆施才又重新打亂了這一來之不易的局面。

　　(十一)

　　漢武帝在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終年七十一歲，前六年太皇太后竇氏在時，漢武帝還作不了主，建元六年五月竇氏去世，漢武帝才真正執掌大權，漢武帝親政的時間有四十八年。漢與匈奴的戰爭大體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有十一年時間，這是戰爭最激烈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從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21年)，這十四、五年時間是雙方休戰，使節往返談判的階段。自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西漢王朝第二次與匈奴大規模作戰的階段。雙方交戰主要在西部地區，這一階段的戰爭實際上是兩敗俱傷。漢武帝在位的最后三年，國內政治經濟狀況也不再允許他大規模提供組織力量繼續戰爭，而且迫使他調整政策，弓弦不能不由張而轉向弛。前后二十多年的殘酷戰爭，國內的經濟難以為繼。當然這個矛盾也是逐漸暴露的，且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出師北伐匈奴為例，衛青與霍去病各帶五萬騎兵，作戰的騎兵有十萬，為這十萬騎兵輸送給養的馬匹還要四萬，出關時官私的馬匹有十四萬之多，加上追隨其后保障運輸和后衛的步兵要有幾十萬人。這次作戰的戰場是在漠北，那么運輸的路程和所需的隊伍之規模就可想而知了，要征發多少壯丁和民力啊!戰爭在名義上是勝利的，但出關時官私馬匹可以計數的是十四萬，回來時只剩下三萬余匹了，損耗的馬匹便有十萬余匹之多。戰爭過程中的損失便很難計算了，漢朝名將李廣便是在這次戰役中，因迷道誤期而自刎的，士兵有許多是給養跟不上而餓死的。這一場戰役中漢軍殺傷和俘虜的匈奴人有八、九萬，當時的戰報是虜獲七萬四十三級，而漢軍士卒死傷于戰場上的也有好幾萬。從這一場戰役死傷的情況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不是一句空話。那么要維持這場戰爭，整個社會在經濟上要為此付出的代價，那就很難估量了。史稱這次戰役以后，漢庭“不復大出擊匈奴矣”，此后十多年時間，漢與匈奴進入休戰的狀態，也是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哪里有戰事，就必然對戰區的后方帶來沉重的負擔。武帝時不僅在北方有戰事，在東南與西南亦有戰事。《漢書·食貨志下》稱：“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至于對匈奴的戰爭，“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行者，指戰時被征發的戰士和勞力，要自帶衣食之具，那么在家的勞力要千里送東西去，老百姓當然要千方百計地設法規避自己的負擔，這樣的結果是國家的財政負擔難以為繼了。

　　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次戰役而言，《漢書·食貨志下》稱：“衛青比歲十余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余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即是說那一次戰役，從財政上講，把國家的庫存挖空了，稅源枯竭，入不敷出，朝廷財政難以為繼。怎么辦呢?那只能賣官鬻爵來謀取收入，“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值三十余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這樣做的結果是“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換一句話說就是導致吏治敗壞。當時又遇上大災，“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即黃河河套地區)，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這樣做的結果，地方上的財政也虧空了，“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這是講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商賈輾轉販運或囤積居奇以貿利，連地方的封君也要低頭仰給于富商。“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這是指當時最富的是冶鐵煮鹽的，因為鹽鐵是每家每戶都不可或缺的，這個行當可以在眾人頭上搜括財富，苦的是黎民百姓。

　　漢武帝為了改善財政狀況，保障供給，在鄭當時建議下，啟用大商人來理財。一個是東郭咸陽，他本來是齊國的大鹽商。一個是孔僅，他是河南南陽的大冶鐵商。這二個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富商，家皆“致產累千金”。漢武帝啟用大商人為官，這二個人建議鹽鐵官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愿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漢書·食貨志下》)這里規定了幾條原則，一，山海的資源，也就是鹽與鐵礦石這些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二，募民以官器來鑄鐵煮鹽。三，不產鐵礦石的地方，設置小鐵官，可以改鑄故鐵為器。四，聘用原來的鹽鐵商人為官吏。五，讓孔僅與咸陽循行全國推行這條政策。結果是官商結合在一起，通過鹽鐵的官營變相來征稅，保障財政收入。

　　漢武帝理財的第二條措施是放開鑄錢這個行當，下令郡國皆可鑄五銖錢。然而郡國鑄錢，民皆姦鑄，即錢多輕，后來又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五銖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輸其銅入三官。這樣民間私鑄便減少了，五銖錢是保證市場流通和賦稅征收的工具。

　　漢武帝理財的第三條措施，是征收商稅，即貨物稅。《漢書·食貨志下》稱：“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這個算錢原來漢律的規定是人頭稅，每丁收一百二十錢，商人和家有奴婢的則加倍。緡錢，是財產稅，每千錢收二十，為一算。軺車，指由一匹馬駕的車輛。)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這是由商人自報其財產的數量，即每二千錢征二十錢，由各商人自報其財產數。)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此謂從事鑄造業的手工作坊，則是四千錢征收一算，即二十文。)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這是指不屬于官吏、三老和北邊騎士范圍的，此謂一般平民是軺車一算，即二十文。)商賈人軺車二算。(商人有軺車者，每車收二算，即四十文。)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這是指征收的辦法，由征收的對象自報其財產數字，如果不報，或少報，那就要罰戍邊一年，沒收他的財產，鼓勵他人告發隱匿財產者，查實以后把隱沒的財產一半給告發者。)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指商人不能占有土地，目的是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商人犯令的，沒收其商品與財產。)”允許百姓告發商人隱匿財產，而且有賞，賞甚厚，就會出現問題，那就看如何操作了。《漢書·食貨志下》稱：

　　“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這里楊可是主持發動民眾告發隱匿財產的事情，為什么民眾有告發的積極性呢?因為“以其半畀之”，賞賜被告發者家產之半，那就有誘惑力了。為什么商人中家以上皆遇告呢?這里中家，是指商人中的中產階級及以上。他們遇告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們都有逃稅的僥幸心理，二是別人舉報以后的收益很高。如果官員處理這個問題實事求是一些，還不會出太大問題。但是如杜周這樣的酷吏收治的案子，是有進無反者，他只有從重而不會從輕發落，而且派御史到各地去巡視這件專案。本來這樣做的目的是搜括財物，所以能得民財物以億計，沒收的奴婢成千上萬了，土地也不少，大縣數萬畝，小縣數千畝。一方面商人中等以上的都破產了，另一方面地方財政改善了，同時老百姓不事積蓄了，這件事從眼前看是得，從長遠看是失。《漢書·食貨志下》載：

　　“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織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

　　這里水衡這個機構原來是大農底下分管鹽鐵的官員，所以叫水衡，是為了保障財政收支平衡的。楊可告緡令以后，財富向上林匯聚，而上林本來是秦的苑園，漢初荒廢，武帝重修并加以擴建。由于財富匯聚于漢武帝的小金庫，一方面保障了軍事開支，那就是對南方的戰爭，因為那是水戰，所以在上林的昆明池造大船，高十多丈，它刺激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欲望。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以水師下兩廣和越南，設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涯、儋耳九郡，漢代的軍事力量到達南海地區。在甘泉作柏梁臺，那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信方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于是作通天之樓臺，以候神人，這當然是一件荒唐事，大規模的宮殿建設是從這時開始的，于是漢武帝出巡郡國，到泰山封禪。那么錢從哪兒來呢?漢武帝請桑弘羊來理財，設置平準均屬，由國家來壟斷經商了。《漢書·食貨志下》云：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

　　桑弘羊的平準均輸是平衡物價，保障供給，還是有一定道理。商人牟利無非是價格之間的差額，一個是時間差，糧食在收獲與青黃不接之際的時間差，如果掌握糧食，便能獲取這個差價。另一個是地區之間的差價，商人才能在不同地方販運商品并從中貿利。平準是針對時間差而言的，均輸是針對地區差價而言的。用來平抑物價的手段，那就是誰的手上能掌握基本的物資，誰就能調控物價。現代市場是靠貨幣的供給與收縮來調控市場的供給和物價水平，而中國的傳統是靠國家掌控基本物資的供給和保障來平抑市場價格的。這個方法，在國內商品市場的管控，只要國家掌控基本物資的供給保障，那還是有效的。故中國的商品市場，不可能完全離開國家的調控。從歷史的淵源上講，它與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所謂理性經濟人的“理性”，是建立在個人逐利的基礎上，它不對社會的整體有直接的責任觀念，國家的調控是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的。當然，在國際市場上，情況便有差異了，在貨幣和金融市場上，情況也并不完全相同。在漢代，小農的自然經濟占主體地位，桑弘羊的平準均輸只要掌管得好，還是可能收到相當效果的。盡管漢武帝大手大腳地花費，在一定限度內，還能取給于桑弘羊所屬的大司農。《漢書·食貨志下》也說：“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然這個對需求的保障也是有限度的，超過生產條件的限度，還是會有社會矛盾爆發，如果出現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和大規模的戰亂所引起的人口大逃亡，僅靠桑弘羊的辦法就很難應付了。對桑弘羊這些政策方針，卜式便表示反對。卜式是以田畜為業的，他能入財助縣官，所以漢武帝讓他做官。在元鼎年間，他代替石慶為御史大夫，他便認為“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漢武帝沒有接受。那一年天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漢書·食貨志下》)漢武帝不僅沒有聽卜式的意見，過了一段時間，反而拜桑弘羊為御史大夫。

　　(十二)

　　衛青是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去世的，在衛青去世前，漢武帝對衛青講過一番話，講這番話的背景是武帝感覺到太子材能少，衛皇后與太子不安，漢武帝發覺這個問題以后，“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證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資治通鑒》卷二一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從漢武帝這一段話，可以知道漢武帝對“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這個道理還是懂的，他把張弓的任務挑起來，弛弓的任務留給身后由他兒子去做。這一段文字，正好反映了漢武帝與他兒子戾太子在大的方針政策上并不一致，于是他身邊的人利用這個矛盾，在父子之間挑撥離間，江充便利用這個問題搞巫蠱案。《漢書·戾太子據傳》云：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后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奸。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

　　結果太子劉據為此發兵捕殺江充等，與丞相劉屈氂戰于長安，與武帝父子兩人在長安兵戎相見，太子兵敗，閉戶自經，衛皇后亦因此自盡，文武官員因此事件死者甚多。巫蠱案本來是無中生有，問題在漢武帝晚年有病而多疑。事后，漢武帝后悔了，而且那些巫蠱案多無法驗實，太子起兵殺江充是惶恐而無奈之舉，并沒有傷害漢武帝的用意。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高廟寢郎車千秋上疏訟太子冤，《漢書·車千秋傳》云：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罷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余，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

　　這一次悲劇，太子劉據有三男一女，與太子同時遇害，皇孫二人亦同遇害，漢武帝的太子劉據這個系統只留下漢武帝的曾孫劉詢，也就是后來的漢宣帝。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而皇孫納王夫人生劉詢，那時劉詢在襁褓，收系郡邸獄，由廷尉監邴吉派人乳養長大，取名病已。武帝下詔，讓在掖庭養視，掖庭令張賀照顧他生活，娶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為妻，依靠祖母家史氏為生，他是在民間生活長大的。

　　漢武帝憐太子冤屈，作思子宮，修歸來望思之臺，以及他封車千秋為富民侯，這些措施，都反映了漢武帝開始想改變政策的設想。弓弦拉緊到最后，變成父子之間也兵戎相見了，國家管理的政策應該改弦更張、與民更始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三、四月間，漢武帝終于下輪臺罪己詔，檢討自己過去的政策了。《資治通鑒卷二十二載其事云：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谷;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筑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后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余。’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鬴山必克。封，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漢武帝這一份《輪臺罪己詔》是因桑弘羊建議在西域輪臺屯田而起，中心議題是因貳師將軍討伐匈奴失敗，漢武帝對此非常悲痛，常在心中反思。貳師將軍李廣利之敗降匈奴，就在戾太子與漢武帝兵戎相見之次年，而丞相劉屈氂之被殺也與巫蠱案有關。這份《罪己詔》既有深陳既往決策失誤之悔恨的意思，也有一點怨氣，對貳師將軍第二次出師討伐匈奴，是上上下下大家都一致的，現在只有他個人來承擔失敗的責任了。許多事情總要有一點不同意見的爭論，才能比較各種不同的可能性而有所取舍。如果大家高度一致，那只有一個思路，不會從得和失二個方面去思考，這樣往往反而是不成熟的表現。而這個不成熟，在當時實際上是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相習，一切看你漢武帝的顏色行事，這就危險了，一旦遇到意料之外的情況，發生判斷失誤，就很難挽回失敗的局面。再說，軍候，指那時漢軍的偵察部隊，把匈奴馬縛前后足置城下，說成是匈奴向秦人即向漢人丐馬了，后來通過匈奴人的候者，才知道這是對漢軍詛咒的表現。事后，漢武帝只能說這是“朕之不明”了。本來漢武帝是想“吾當其勞”，以逸遺太子，讓太子來“安天下”，現在只能由自己來與民更始，改弦更張，調整政策，采取與民休息的措施。這一點漢武帝還是聰明的，沒有撞了南墻還不回頭。從當時的形勢看，社會矛盾已相當尖銳了。《漢書·食貨志上》記載：“仲舒死后，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那么董仲舒死于哪一年?《漢書·董仲舒傳》只講其“以壽終于家”一句，根據《漢書·五行志》的記載，“饑，人相食”是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末年的景況，在宣帝初年，討論為武帝立廟的詔書時，夏侯勝曾發過一段議論，其云：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漢書·夏侯始昌傳》卷七五)

　　宣帝即位距離武帝去世只有十四年，夏侯勝講武帝末的情況當是他親見親歷，而且是在討論為武帝立廟時講的這番話，朝廷上只是因這是討論詔書的事，所以不贊同夏侯勝的發言，但沒有講他這番話不符合實際情況。從實際情況看，武帝在末年調整政策，也是國內形勢所迫，戾太子的巫蠱之禍以后，漢武帝的心情一直不好，車千秋想通過為漢武帝上壽的方式對他進行寬慰，二人有過一段對話，《漢書·車千秋傳》云：

　　“(車千秋)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這里實際包括二個問題，漢武帝則劉屈氂攻戾太子時，說：‘丞相無周公之風矣。’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為解散也，豈系無術?而必出于死戰，此其心欲為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匿，非一日之積矣。’另一點是劉屈氂送李廣利出征時，廣利托其‘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這件事被揭發以后，劉屈氂‘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漢書·劉屈氂傳》)漢武帝既然為太子之死而感其冤屈，那么劉屈氂與李廣利背后的勾結一旦坐實，那漢武帝當然懷恨在心，這是他所以在這里重提這件事的原因。)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人匈奴，有司無所發，令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從這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到漢武帝末年身體欠安，而又迷信巫蠱，心理負擔極重，戾太子這個案子，劉屈氂這個案子，始終是壓在他心頭的一塊石頭，哪有心思聽音樂自娛自樂呢?許多事都是一環又一環互相扣緊的，要松開來也很不容易。外部與匈奴的矛盾那根弦拉緊以后，必然影響到國內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夏侯勝那番話，是反映了內外矛盾的關系。社會矛盾緊張以后，也會影響到宮庭內部的生活，如衛后、李夫人都曾經是漢武帝寵愛過的人，戾太子起兵，是丞相劉屈氂帶兵鎮壓下去，但是他又懷疑到劉屈氂與李廣利之間的密謀。這些事都與巫蠱聯系起來，漢武帝心理上始終擺脫不了巫蠱的陰影，必然也影響其健康的狀況。“日一食者累月”說明吃東西沒有胃口了，那么寢臥也不會安寧，當然也沒有心思自娛自樂。漢武帝的晚年雖然權力和威望至高無上，但竟然如此苦惱。漢武帝的這一番話，與他當年對衛青講“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時意氣風發的心情就大不一樣了。但他在這種無比壓抑又萬般無奈的心理狀態下，能最終在國家治理上改弦更張，不復對外用兵，把重點放在與民休息、富養民力上，推行趙過的代田法，還是作了正確的選擇，這一點還是漢武帝高明的地方。故司馬光說漢武帝“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其所以能如此結局，是因為他最終還是沒有背離“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從秦皇到漢武，從漢武帝的經歷和晚年的心態，可以知道“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是一個客觀的規律，但如何正確掌握這個規律，如何掌握好張與弛的度，這個度包括力度和時間的節度，可是一門藝術。在個人的生活上是如此，在家庭和國家的治理上也是如此，否則的話，你擁有再多，也無法逃脫歷史對你的懲罰，還包括在生活和精神上對你的折磨，這可是一條帶有普遍性的真理啊!

　　漢武帝去世以后，漢昭帝九歲即位，在位十三年，實際上是霍光在執政。班固在昭帝紀的贊語中說到那個時期，“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這本來是漢武帝希望戾太子來做的事，結果是霍光來完成他的遺愿了。再說昭宣之中興，畢竟還是漢武帝為他們留出了足夠的余地，并為他們開了一個好頭，這一點也正是漢武帝高明的地方。(完)

　　鏈接：朱永嘉：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從文景之治到漢武大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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