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中國國家治理優于西

　　——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有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國家治理的概念來自西方，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西方化，不自覺地成為西方學術的“傳聲筒”。顯然，國家治理現代化絕不等于西方化。那么，與美國、歐盟諸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有哪些不同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顯示了“中國優勢”呢?本報專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不是西方化，您怎么看待?

　　胡鞍鋼：這個問題涉及上百年來中西方的爭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不管學術界怎么爭論，總的來說，中國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的轉變過程中，有自身的發展邏輯。中國沒有現成的路徑、模式和方法，上百年來一直在探索。毛澤東時代開始，我們不再走蘇聯的路子，不走城市路線，而走農村路線，比較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毛澤東是比較早地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由于有戰爭這個極其殘酷的淘汰機制，歷史篩選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培養出獨立走自己道路的方式。

　　這與其他國家不一樣。比如，印度獲得政權基本原因是英國的退出，獨立的代價是印巴分治。而中國是靠戰爭力量對比的變化，將一個比較完整的大國文明保留下來(除了港澳臺)，這是很不易的。中國是先有中國共產黨，再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再到人民解放軍)，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是先有國家，再有國會，然后才有了為選舉而生的政治政黨。在世界四大政黨中，中國共產黨(8600多萬)、美國民主黨(4300多萬)、印度國大黨(3000多萬)、美國共和黨(3000多萬)，中國共產黨是非常獨特的，她的革命道路決定了其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的路徑。

　　從歷史上來看，農業文明時代有羅馬帝國、雅典帝國等，但都解體了，最后只剩一個被外國人所稱的中華帝國。二次大戰后，蘇聯、南斯拉夫、蘇丹先后解體，而中國在歷史上基本是統一的，有連續的文明。

　　因此，從歷史和全球的畫面來看，中國肯定要走獨特的道路。很多外國人認為中國是“例外論”，我不主張例外論，主張獨特論。中西方國家治理的歷史來源、基本制度、機構與治理模式、主要機制和基本手段以及基本目標都不同。中國獨特的歷史軌道、文化傳統、基本國情和人民群眾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選擇了不同于西方的國家治理體系。社會實踐已經表明，這是真正的“人間正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證明這是“人間正道”呢?我們取得的成就是由體制決定的嗎?

　　胡鞍鋼：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實踐是世界上具有獨創性的偉大實踐，這一實踐表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強的獨創性與優越性。

　　數據顯示，中國1978年的GDP占世界的1.75%，居世界第10位，到2010年居世界第2位。從現代化因素看，中國和美國的國土面積基本相等，采用發電量衡量現代化因素(在這里假定沒有發電量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現代化就沒有發電量)，1900年中國的發電量相當于美國的0.01%，1949年相當于美國的1.2%，1980年上升至12.1%，2013年超過了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26.5%。

　　獨特的體制使中國能夠實現后發趕超。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西方國家是從1500年之后開始，有教會、行業協會、警察、稅收等，實際上經歷了特別漫長的過程。而中國大體上是從1840年開始，直到1949年發電量作為現代化因素普及全國，到2015年，我國將從世界人口大國中無電國家名單上消除，印度現在仍有3億人無電，大城市供電不穩定現象還時有發生。現代化因素迅速普及，在短短的60多年時間內完成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過程，也只有通過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才可能做到。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森·科隆1962年曾經寫過一本書《落后國的經濟發展》，特別強調落后國家需要特殊的制度，但不知道是什么制度。而我國，一開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既不同于蘇聯又不同于西方，后來又轉變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試錯摸索很長時間，這之中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探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集體式的民主，經過不斷地試錯，才探索出現在的中國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怎樣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認識我國制度特有的優勢呢?

　　胡鞍鋼：可以透過2000—2012年中歐(盟)與中美發展績效的比較案例加以分析。中歐(盟)治理績效比較實證分析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績效遠優于歐盟;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對歐盟的追趕系數，從2000年的10.75%提高至2011年的25.77%，提高了15.02個百分點;我國政府的財政平衡能力也遠高于歐盟各國政府。

　　中美治理績效比較的實證分析表明：2000—2012年間，無論是共和黨人小布什還是民主黨人奧巴馬主政，無論是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國民增收、保障財政可持續性方面，還是在提高就業水平、完善醫療保障、推動科技創新方面，中國的治理績效或已優于美國，或已顯著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形成了強有力的與美國競爭和趕超美國之勢。總體的對比形勢是，美國在相對退步，中國在相對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治理績效為何會優于美國?

　　胡鞍鋼：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兼顧制度延續與制度創新，進而形成了良好的國家治理能力，與國家發展階段相適應，與國家治理需要相適應。美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雖已比較成熟，但并不像許多中國人想象得盡善盡美，并且尚未對其出現的明顯缺陷與問題作出有效應對，美國制造并出口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90%以上的家庭真實財富26年(1986—2012年)不增長更是一例。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盡管更為年輕，卻表現出更加充沛的活力和更強的變革自覺性。因此，我們應破除對美國制度的迷信，堅定對中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自覺與自信。未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還要繼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以更具競爭力的國家治理機制與更具說服力的國家治理績效，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增進全人類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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