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七）

　　第二章 辨明理論是非 （續）：

　　五、關于公有制經濟與和諧公平的關系問題

　　(一)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能否構建和諧社會

　　中共中央在2006年做出決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①] 然而，有些干部在談論構建和諧社會時，往往抽象地談論公平正義，或者只就事論事，往往不談建設和諧社會要以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為此，必須強調，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那是不可能構建和諧社會的。

　　近些年來，中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其中，老百姓普遍關心的是收入分配等物質利益問題。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這種問題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所以，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理應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和基本前提條件。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必然存在階級剝削關系這種對抗性矛盾，因而不可能真正和諧。實事求是地說，近些年中國出現上述諸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與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被削弱是相聯系的。試問：如果全社會農業生產水平還比較低，農業勞動者收入不高;二、三產業勞動者的80%都生活在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中，他們的物質利益被私人“老板”所控制;而全社會人均產值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能實行低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社會多數人的切身利益問題能得到普遍解決嗎?

　　因此，對于各級領導來說，要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不能只是空談公平正義，就事論事，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否則難免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陷于顧此失彼的被動。而抓主要矛盾就是要著眼于鞏固公有制這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公平正義”只能是個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口號。

　　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生活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就能穩固，黨和政府就能更好地發揮組織領導作用。在此前提下，人們就容易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接受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提高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自覺性，形成共同理想，發揮社會主義積極性;就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團結互助的社會風氣;就容易統一思想，同一步調;就容易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形成一盤棋;也就容易通過集體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來克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矛盾，其中包括依靠群眾，把目前民憤頗大的腐敗現象壓到最低限度。 如果撇開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談構建和諧社會，就等于放棄了最根本、最有利的條件。要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諧”是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喜歡使用的概念，他們宣揚社會的“和諧”，不過是用流通領域的自由交換、平等互利關系，來掩蓋和緩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的對抗性階級矛盾，穩定資本家階級的統治地位。他們決不可能對產生不和諧的私有制根源提出任何批評，相反，這是他們要維護的對象。而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所以，必須重視從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出發，構建和諧社會。

　　(二)是否可以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讓政府管公平

　　一段時間以來，有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釋為“市場經濟 + 社會公平”;而隨著私營經濟的急劇擴大和收入差距的拉大，這種解釋進一步具體化為“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這種觀點其實來自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的“效率平等替換理論”[②]。這種理論認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而犧牲某些效率換取平等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再分配，也就是運用稅收政策、轉移支付等財政手段與法制手段，增加就業，提高最低工資，保證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達到基本水準等，緩解收入社會矛盾等。

　　就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本身而言，阿瑟·奧肯的理論中有的方面我們也可以參考、借鑒。但是，必須認識到，他的理論并不是科學的，也不想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他用抽象的機會、起點、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來解釋公平，并沒有講清公平究竟是什么。其實，公平究其最抽象的含義來說，就是指不同的人具有相同的權利，或者說，對不同的人使用同一尺度來衡量其權利。但是，一旦涉及人與人之間具體的權利關系，由于衡量的尺度不同，公平的內涵也就不同。現實的經濟公平總是具體的，具有歷史內容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87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伯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③]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經濟層面的含義也是不同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公平是平等地剝削雇傭工人，即獲取平均利潤;而在商品流通領域，商品所有者的公平是等價值交換商品。如果要從經濟運行角度說起點的公平，那么，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個人收入分配關系，起點的公平只能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而這種起點的公平才能導致過程和結果的沒有剝削關系的按勞分配公平。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社會主義的公平的實質，也就是通過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現按勞分配，最后消滅階級。

　　如果認為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引入市場經濟關系，就要搞私有化，就要放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那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只能走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淵。在公有制主體地位處于被嚴重削弱的態勢下，撇開振興公有制經濟這個根本措施，撇開在實踐上如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來解決收入不公，那就只能治標不治本。

　　搬用阿瑟·奧肯的理論，宣揚“市場經濟 + 社會公平”、“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所說的市場機制，其實是私有制市場機制，無非認為，私有制經濟才有效率，出現收入不公，應當讓政府通過財政的再分配手段來解決。由于他們既主張公平，又強調政府發揮作用，所以頗有些迷惑力。簡化一下他們的理論，無非是“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的公式。這其實是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黨那些實施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掌權之后實踐過的、只能暫時緩和矛盾而最終遭到失敗的經濟主張，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主張。由此看來，這些觀點無非是要把國際上那套行不通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東西搬用到中國來，這是絕不能答應的。

　　這里還要進一步提出，應當高度警惕有人宣揚這些主張所暗含的用心。須知，推行私有化，必然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回避產生這些矛盾的原因，也不提私有制企業本身如何解決內部的和諧、公平，而一味強調公平應當由政府來管，這就把自己制造出的矛盾引向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對立，把解決社會矛盾的責任完全推向了人民政府。這種制造矛盾卻推卸責任的行為難道不應當受到譴責嗎?

　　(三)離開發展公有制經濟是否可以促進就業增長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待業”這個詞，已逐步被“失業”所取代，就業已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失業現象的形成和擴大，真實的原因就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逐步被嚴重削弱。然而，有人卻仍在宣揚，只有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才能增加就業。這是不能不辨析清楚的。

　　應當說，在改革開放前期，當時興起的曾被杜絕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是起到擴大就業的積極作用的。我們知道，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所有制結構存在發展單一公有制經濟不合理性;勞動用工制度上存在勞動者難以流動、冗員過多、“職工能進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等弊病。這時，通過體制改革，一些職工自愿從公有制企業中“下海”，搞“個體戶”，一些人自費籌錢經商辦企業，這顯然減輕了公有制企業安排冗員就業的負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疏通、擴大了全社會勞動者就業的渠道，起到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國民經濟的作用。但是，把這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適度發展私營經濟所起的積極作用絕對化、擴大化，當私有化“改制”造成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嚴重削弱的態勢下，只講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不講振興公有制經濟，那實際上就是主張擴大失業了!因為私營經濟既然具有資本主義經濟性質，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看，它必然是阻礙擴大就業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私人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也就是揭示了全社會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必然產生的現象，一是兩極分化;二是產生相對過剩人口。[④]這告訴我們，如果公有制經濟不斷削弱，私營經濟不斷增長，社會經濟的性質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那么，失業率的增長和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其實，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并逐步在國民經濟中增加比重這種條件下，追加私人資本(這種私人資本不是由公有資本私有化而形成而是私人自己投資)，才能有助于整個民族經濟增長，從而增加就業總量。因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政府才有可能始終保持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階級性質，形成權威，在全社會有計劃地推進增加就業。

　　擴大就業，需要壯大國有經濟的實力。為了增強國有經濟的市場競爭力，需要發展投資量巨大的有機構成較高(同量資本只需較少勞動力)的國有技術密集性、資金密集型企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有經濟就只能吸納較少勞動力，只要國有經濟總量不斷增加，有機構成即使提高，也仍能增加使用勞動力。而適當縮短在崗工人勞動時間，也能增加就業人員。同時，絕不可以忽視大力發展集體工商業經濟。中國人口眾多，這對勞動就業將形成長期壓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集體企業，在同量資本投入條件下可以容納較多勞動力就業。在實踐中，有組織地把發展有機構成高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與發展為這些企業配套服務的投資量較小的勞動密集型集體企業結合起來，是可以增加就業的。

　　目前各級領導正在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可是，卻鮮有鼓勵勞動者自主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的，倒是鼓勵人們當“小老板”的言辭不絕于耳，這就形成一種實質上要繼續發展私營經濟、不利于擴大就業的傾向。要看到，目前城市集體經濟經過私有化“改制”，比例已經嚴重萎縮，對于擴大就業已經造成極大的不利，現在是需要扭轉這種不利的時候了。其實，片面地鼓吹人人當“小老板”創業，是不科學、更不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毫無疑問，在現階段，人們拿出自己的積蓄，設法成為“小老板”，這不應當受阻止。但是，“小老板”除了工商個體戶，就是規模較小的私營企業主。一是成為私營企業主畢竟要以人數更多的雇傭勞動者存在為前提，那種人人都當“小老板”的主張，不過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一種幻想而已;二是從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小老板” 在市場競爭中，必然要產生兩極分化，不可能“穩坐釣魚臺”，可能其中許多人會重新變為雇傭勞動者;三是從價值觀導向來看，這種宣傳會助長私有觀念的發展。所以，在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的過程中，絕不應當把重心放在鼓勵人人充當“小老板”上。從共同富裕的大目標來看，從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武裝人民群眾來看，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的重心，應當放在支持和幫助勞動者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上。發展集體經濟，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因為這樣做不但有利于擴大就業，更有利于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六、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與科學發展的關系問題

　　(一)科學發展是否包括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完善和發展

　　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上，又進一步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以人為本，就是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⑤]。顯然，“以人為本”這個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是體現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層面的。可是近些年來，有的人卻只講生產力發展，不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完善和發展;一些地方政府把財政收入、實際利用外資和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作為政績“硬指標”、“硬道理”，而不關心公有制經濟被削弱的不良態勢。這種傾向值得關注。

　　用唯物史觀理解科學發展觀，只有對生態“源泉”、生產力、生產關系多層面關系統籌兼顧，才能達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⑥] 生態“源泉”和生產力對于生產關系起決定性作用。要促進社會科學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維護人類生存的“源泉”，重視可持續地發展生產力;但是，現實的“源泉”和生產力，總是通過人們的行為來維護、推進的，而人們的行為總是在生產關系中實現的，因此，“源泉”和生產力的發展總是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者的關系而言，雖然我們在作抽象的理論分析時，可以暫時撇開生產關系，單獨分析生產力;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促進科學發展時，是絕不應當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的。因為現實的生產力，總是指誰掌握或誰支配的生產力，尤其在涉及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歸誰所有時，撇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就必然陷入極大的混亂。不可忽視，只有公有制掌握的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才直接屬于勞動人民;只有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勞動人民。因此，只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到鞏固和發展，才能真正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必要指出，目前一些人面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現狀，往往要求政府增加“轉移支付”扶貧，通過財政再分配來促進“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但是，很少在“發展依靠人民”上發議論，這不能不是公有制意識淡化的表現;因為依靠人民的發展，必定是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發展，只有在公有制經濟中，廣大勞動人民才是生產的主人和生產成果的支配者，才有條件實現共享發展成果。

　　可見，科學發展必然地包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完善和發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完善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正是為了促進科學發展，因為改革的本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是要糾正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弊病，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也就說明，要堅持科學發展，就必須堅決糾正私有化“改制”這種削弱和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錯誤傾向。

　　(二)是否應當絕對否定計劃經濟

　　在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人們已經很少提“計劃經濟”了，在一些人的言論中，它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可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難道不包括對國民經濟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進行計劃調控和規劃嗎?難道公有制經濟對于經濟發展的優越性不包括計劃經濟嗎?這很有必要進行研討。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本書在談到改革前的經濟體制時，使用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這個范疇，這是因為，不應當把計劃產品經濟同計劃經濟混為一談。新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一開始就實行計劃經濟，從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要求來說，這并沒有錯，有錯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這種舊體制并不等于計劃經濟，它是一種具有主觀性的管理體制。應當說，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建立這樣的體制在主觀上也是依靠人民的，[⑦]弊病在于用放大了的自然經濟觀，從而用行政性的指令性計劃來管理具有復雜社會分工的國民經濟，難以避免憑主觀意志辦事、違背客觀經濟規律。這種行政性垂直性的集中計劃管理體制，抑制了在現有歷史條件下發展社會生產力所需要的市場社會分工制度，不能發揮基層生產組織的能動作用，因而使公有制依靠人民、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優越性，不能充分地顯示出來，也不能使有計劃地調節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得以順利實現，往往出現失誤，所以必須對這種體制實施的一定意義上的革命性改革。但是，這決不意味著要取消計劃經濟。

　　從實質上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體遵循社會化大生產客觀要求、遵循社會生產過程的時間節約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組織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才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根本條件。這是因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是廣大勞動人民，存在整體利益和共同理想，在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社會整體、長遠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從而具有遵循國家多種計劃調節手段的自覺性。不過，中國生產力水平達不到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也就不具備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還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充分利用具有一定自發性的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因而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家就有條件把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結合起來，更好地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促進國民經濟科學發展。因此，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意味著要絕對否定計劃經濟，只不過要結合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改變計劃制定和計劃調節手段的實施方式。

　　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在吃了不少私有制市場經濟自發運行導致經濟危機的苦頭，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對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之后，才產生了凱恩斯主義，開始了宏觀經濟調控，這就證明，即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得不使用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手段。不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把計劃經濟與公有制經濟視為等同，既然反對公有制經濟，也就回避計劃經濟范疇。在中國，是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使用計劃經濟范疇的。

　　只要我們認真讀一下中共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論述，就可以看到，“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等一系列論述，[⑧] 它們在實質上都屬于計劃經濟范疇。所以，我們應當揚棄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計劃經濟。重視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計劃經濟新體制，加強計劃導向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的科學發展。

　　(三)公有制經濟是否需要適應市場經濟具體化、現實化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反對私有化。這是維護和增進廣大勞動人民物質利益的客觀要求，也是當前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共識。但是，我們對公有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對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必須具體化、現實化，并付諸實踐。

　　前面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關于唯物史觀的重要論述，他在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最隱蔽的秘密”、“隱藏著的基礎”的同時，提醒人們的注意，“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⑨]。這就是說，由于各國具體國情不同，“相同的經濟基礎”在表現形式上會“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從一國整體的所有制關系來看，中國就具有區別于許多國家的特殊性，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應生產力水平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同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中國與在古巴、越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會有變異和差別;同樣是私有制經濟，在中國與在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會有變異與區別。

　　其實，用唯物史觀的話語來說，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正是為了發現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隱藏著的基礎”，為了建設最有利于推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并可持續發展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種發現和建設，當然是現實的、具體的，能夠符合國情，在實踐中其積極作用的現實的、具體的所有制形式。其中包括尋求公私所有制結構的最佳比例，發現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最佳的具體實現形式。這只有遵循唯物史觀的認識論，通過反復的經濟實踐，不斷總結正反經驗，才能做到。

　　作為一種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探索，以下我們將比較具體地從所有制結構、國有經濟、城市集體經濟、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和農村工商業集體經濟等層面闡述如何振興公有制經濟。

　　（第二章到此結束。請待續：第三章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最低限度）

　　[①] 參見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②][美]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M]. 王奔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第2版)：80.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

　　[④] 參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2-780.

　　[⑤] 胡錦濤.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N].人民日報,2007-10-25.

　　[⑥]參見何干強. 統籌抓好“源泉”、生產力、生產關系三個層面[N].新華日報,2009-09-29(B7“思想版”.“源泉”是復旦大學張薰華教授提出的新范疇;他認為，人口、資源和環境是生產力存在的源泉，對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參見張薰華.經濟規律的探索——張薰華選集[M].北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2-13.

　　[⑦] 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用“大躍進”、“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搞運動的方式發展經濟，固然有許多教訓，應當揚棄。但是，要看到，公有制經濟畢竟是依靠人民的經濟，是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經濟，如果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當時億萬人民群眾不可能那樣運動起來。當然，不能把依靠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等同于按主觀愿望搞運動發動群眾這種方式。推動經濟發展，應當實現依靠人民群眾與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統一。

　　[⑧]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N].人民日報,2007-10-25.

　　[⑨]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版):894-8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