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五）

　　第二章 辨明理論是非 （續）：

　　寫在連載五前面的話：

　　連載之五是論述關于國有經濟、關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關系的理論問題；闡釋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一些基本觀點，同時有針對性地批判直到現在仍在流行的某些錯誤觀點。

　　關于采用什么措施振興公有制經濟，連載到第四章，將開始具體論證，敬請讀者耐心等待。弄清理論是非，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科學理論是正確實踐的先導；科學的理論一旦為廣大群眾掌握，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人民是歷史創造的動力。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在理論上形成了共識，就會提出理論結合實踐的更加豐富多彩的具體建設性意見，一定會有辦法把因私有化“改制”而失去的屬于自己的公有制經濟重新奪回來，振興起來！

　　二、關于國有經濟及其地位的問題

　　(一)中國國有經濟是否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區別

　　如果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那么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又是公有制的核心。可是，有人認為，中國不能再發展國有經濟，國有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大體20%為宜。[①]還有人公然主張國企產出占GDP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占10%。[②] 這種縮減國有經濟的主張，主要以歐美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國有經濟為參照，實質上是把我國的國有經濟完全等同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這就完全無視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國有經濟的性質差別，單純以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標準了。

　　馬克思主義國家觀認為，國家本質上是統治階級實施階級壓迫和階級專政的工具。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比過去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并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實質，它們的國有經濟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發展的產物，是國家不能不以總資本家的資格出面維持經濟秩序的產物，實質上是歸整個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經濟，是由總資本家支配、管理的經濟。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在現象形態上有為全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一面，這一面在管理方法上甚至有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種國家出面的公共服務，是為了緩和私有制經濟基礎導致的對抗性階級矛盾而不能不做的事，這歸根到底是為了保證資本家階級在社會相對穩定的狀態下更好的賺錢。正因為如此，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數量也就不需要太大，太大了就會妨礙一個個資本家的利益，尤其是妨礙有實力的壟斷資本家集團的利益。所以，當出現經濟危機時，需要國有經濟起穩定作用之時，國有經濟就可以適當多一些;一旦情況有所好轉，資本家認為國有經濟對他們的私人經濟利益有妨礙時，他們又會提出國有經濟私有化的主張。因此，可以說，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家階級的經濟，是一種協調總資本家和個別資本家、壟斷資本家集團之間利益關系所需要的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為資本家整體利益服務的經濟，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經濟，更不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經濟。

　　我國國有經濟本質上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是全體勞動人民通過國家控制、支配的經濟，所以，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一旦建立，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人，國有經濟就必然建立，而且一開始就占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相當的比重，這與資本主義國家是絕然不同的。國有經濟的主要載體的國有企業。

　　資本主義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視總資本家整體利益的要求而定;中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則取決于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程度。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性來看，國有經濟同集體經濟之和至少應超過國民經濟的50%。根據唯物史觀，所有制的本質是生產關系，那么，這意味著處于公有制經濟關系之中的勞動者占社會勞動人口的比重應超過50%(第三章將深入討論這個觀點)。其中，處于核心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所占比重，還將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家經濟管理能力的提升，逐步提高。

　　(二)國有經濟是否應當退出競爭性領域

　　有人認為，中國的國有經濟必須完全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只能像現代資產階級西方經濟學原理所說的那樣，處于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所謂自然壟斷領域。這種觀點影響甚廣，嚴重阻礙振興國有經濟。

　　這種觀點也是以歐美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為參照的。如上所述，當代資本主義的國有經濟是為了緩和對抗性階級矛盾而出現的，本質上服務于資本家的整體利益，因此，它讓位于私人資本家賺取利潤的市場競爭領域，是不難理解的。而我國國有經濟歸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其數額由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決定。眾所周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社會分工方式，也就是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方式，是覆蓋全社會的，當然應覆蓋國有經濟;而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國有經濟體制改革中，正確的邏輯應當是，促進國有經濟與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方式高效結合;國有經濟絕不是退出市場競爭，而是要努力適應、參與市場競爭，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更是這樣。這才是搞活國有經濟的科學含義。在這個意義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經驗的積累，隨著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國有資本增值能力的增強，國有經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在市場競爭中做大做強國有經濟，才能鞏固和擴大廣大人民群眾共同致富的經濟基礎。那種“國退民進”、“國有經濟完全退出市場競爭領域”的主張，完全無視中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特殊重要地位，其實是帶著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的國有經濟。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說到國內市場競爭，有必要區分三種不同性質的“競爭”：第一種是民族資本(包括國內公有資本、私有資本)與外資之間的市場競爭;第二種是國內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第三種是以國有資本為核心的公有資本內部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第一種競爭的性質是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第二種競爭的性質是中國內部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第三種競爭的性質是公有制企業之間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優勝劣汰、但不含對抗性的矛盾。站在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立場上對待這三種矛盾，必須讓后一種競爭服從于前一種競爭。就是說，民族資本內部的競爭方式和程度要有利于反對外國資本的控制，公有資本內部的競爭方式和程度要有利于維護公有制的控制地位。因此，第一種競爭自由的底線是，不能讓國外金融壟斷資本自由進出國門，否則，等于拱手讓出國內市場，除非中國的生產力和高新科技水平已經不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種競爭自由的底線是，公有制始終占主體地位，這也就說明公私資本之間不可能平等。分析這三種不同性質的競爭，就十分清楚，國有經濟是絕不能退出市場競爭領域的，而是要合理地組織好第三種競爭，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市場競爭中絕對取勝。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名義下，鼓吹國有經濟退出市場競爭領域這種新自由主義主張，其實潛藏著并不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必須予以揭露。我們絕不應當忘記，新中國建立以來，突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在舊中國留下的廢墟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國民經濟年均發展速度在世界上領先，國有經濟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尤其要看到，中國國有經濟與農業集體經濟相互支持是立國的基石，農業集體經濟長期支持了國有經濟的發展，而國有經濟又通過上交利稅，增強國家財政實力，以財政支付的方式支持農村建設，由此鞏固了工農聯盟，從而鞏固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發展市場經濟，國有經濟的這種作用不但不應當改變，而且應當更加有效地發揮。然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一旦國有經濟像新自由主義主張地那樣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大片國內市場空間留下的就只有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外資經濟，毋庸懷疑，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是無力同以現代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為主的外資經濟開展平等競爭的。這就等于將國內市場拱手讓給國際壟斷資本，那樣，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將被摧毀，工農聯盟將被瓦解，中國不可避免地將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國和殖民地。

　　基于這樣的分析，說“國有經濟完全退出市場競爭領域”是一種賣國的主張，這對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來說，并不過分。

　　(三)國有企業是否產權不明晰

　　有人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名義上全民所有，誰也不把它當成自己的企業，國企由于存在這種“所有者缺位”的弊病，只有私有化，才能解決效率問題。其實，上述公有制經濟和國有經濟取得比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率和成就，已經用事實有力地批駁了這種觀點。但是，這種觀點至今仍是一些人鼓吹“國退民進”、“國企民營化”(即私有化)的重要理論根據，因而有必要從理論上揭露其謬誤。

　　認為“國企產權不明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經濟學認為，私有者“比‘國家’作為所有者時的控制者(官僚)承受了更多的他們的行動的后果，因此，沒有事實上的朝私有化的運動，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分權化。”[③]美國經濟學家德姆塞茨強調，私有者控制企業才會有效，他說“財富分配與有效控制之間這種關系存在的原因在于：如果要使控制有效，就需要把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中。”[④]

　　其實，認為只有私有化，產權才能明晰，才能使經營者真正承擔風險責任與后果，這種理論是從“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這種唯心史觀前提出發的，反映了私有制維護者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心態;它只是從現象上描述了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有關經營者的責任機制，并沒有揭示這種機制形成的真正原因。

　　理解企業經營者責任機制的形成，必須深入到生產關系的層面。唯物史觀認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是物質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客觀形成的生產關系決定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社會性質，制約著其中的人的經濟行為，而不是什么人的天然本性支配人的經濟行為。簡言之，人的社會性質(在階級社會是階級性)和經濟行為是生產關系的人格化，馬克思把它解釋為，“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⑤]。用生產關系的人格化的原理來看企業經營者的風險責任承擔行為，不難理解，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中，只有擁有企業資本全部所有權或控股權的資本家，才能取得企業經營的控制權和主要決策權;私人資本家之間買賣、借貸關系，都要求資本所有權之間有明晰的私人權益歸屬;資本主義私人資本或私人壟斷資本之間的殘酷競爭，迫使資本家拼命提高效率，爭奪市場。因此，企業的經營者用私人財產抵押企業負債的這種責任機制或激勵機制，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企業資本運行關系上的具體表現。

　　資本主義企業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生產關系的產物。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既然揚棄了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其經營者和勞動者的責任、權利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就只能建立在根本區別于私有制的基礎上，就不可能(除非私有化)用私人生產資料作為責任和風險的抵押，也不應當用私人資本的積累作為對他們的激勵。

　　在傳統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經營缺少活力，并不是由于產權不明晰。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這種規定，已經從根本上明晰了企業所有權關系。問題在于主管部門對國企的管理過于集中，過于行政化，忽視了市場經濟關系的客觀存在和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必然存在的企業集體利益，因而企業缺乏市場社會分工關系的壓力和自主創新的動力。國企體制改革，應當針對這些缺陷，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生產關系人格化的理論為指導，結合國有企業經營實踐，努力發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一般關系結合形成的現實的、具體的生產關系，并根據其內在要求，建立對國企經營者和勞動者的責任、權利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使全民所有制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具體落實到每個當事人責任和權益。只有在國企生產關系這種進一步具體化的意義上，說通過改革促進國企產權關系進一步“明晰化”，才是有道理的。而那種主張國企私有化的“產權明晰”主張，是用私有制的眼光評價國有企業，實質是要根本改變國企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必須反對的。

　　應當看到，即使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等領導成員，總起來說工作負責任心是很強的，沒有他們帶領廣大職工群眾，中國不可能白手起家，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民族工業體系。在他們身上，有一種不計報酬、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和為國創業的強烈責任感。這正是私有制企業的經營者所不具備的，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能解釋的。而這種精神和自覺性，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產物。因而也應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繼續保持和發揚。當然，只強調精神激勵，不講物質激勵，有片面性;然而只講物質激勵，不講精神激勵，同樣有片面性。在國企改革中，對經營者建立物質激勵，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能向私有企業看齊，把國有資本劃撥到經營者私人名下、過大拉開經營者與職工群眾的收入差距等辦法搞激勵;對經營者建立責任制，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探索個人決策成敗與物質獎罰的聯系，而不能向私有企業看齊，“老板說了算”。向私有企業看齊，只會起腐蝕國企經營者，損害國企廣大干部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反作用，事實已經證明了這樣的判斷。總之，社會主義國企與資本主義企業在生產關系上的本質差別，決定了兩者在經營者責任、權利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方面的根本差別，在國企改革中，必須劃清這種界限。

　　(四)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是否就是壟斷

　　有人用消除“壟斷”來貶低并企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必須澄清的。

　　第一，在概念上不能把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混同于“壟斷”。后者在漢語中的意思是“獨占”，與前者不是一個概念。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這是新中國憲法的規定，這清楚地表明，在經濟領域，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之間，不是什么平等競爭的關系，而是主體與從屬關系。這是適應社會生產發展水平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是物質生產領域的所有制結構關系決定的，而不是流通領域的市場競爭產生的。固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經濟內部也存在市場競爭，這種內部競爭是平等競爭;但是公私之間的競爭，公有制經濟控制私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因此，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上控制私有制經濟，這從根本上說，不屬于市場競爭形成的“壟斷”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壟斷”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經濟基礎，是私人資本在流通領域競爭產生資本集中導致的結果;是指少數私有制大企業在市場競爭到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各自利益，達成某種協議，聯合采取各種手段控制和占領市場的行為。以學術眼光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今天，濫用帝國主義經濟的“壟斷”范疇來描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這是不嚴肅的。

　　第二，國有經濟在流通領域即國內市場競爭領域具有必然的強勢和控制地位。從流通與生產的關系來看，雖然流通對生產有重要的反作用，但是生產對流通起決定性作用。國有經濟在生產領域具有科技、人才、資源、資本和組織等優勢，這決定了它在國內流通領域居于決定優勢，否則就談不在國民經濟中其主導作用。因此，把這種國有經濟的控制、主導作用貶低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壟斷”行為，然后要求大力縮減國有經濟，實際上，不過是主張消除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就是主張消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絕不允許的!

　　第三，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把“壟斷”從帝國主義經濟范疇中抽象出來，賦予市場經濟一般意義，也不能用反“壟斷”來反對國有經濟控制市場。眾所周知，2007年中國政府公布了《反壟斷法》。我們理解，這是在市場經濟一般的含義上，為了維護市場平等競爭秩序，提出了反壟斷。這個法律對壟斷的一般含義明確規定為“(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從《反壟斷法》的表述來看，“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等于市場壟斷者，“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市場的“控制地位或者專營專賣地位”不等于市場的壟斷地位;“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不等于壟斷行為;市場壟斷行為，是指“(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壟斷協議，是指排除、限制競爭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行為”[⑥]。 因此，國有經濟在市場具有支配地位，對某些行業實行專營專賣都不屬于壟斷。而屬于法律明確規定的壟斷行為，不僅國有企業不允許做，外資、私營企業都不允許做。所以，那種把反壟斷的矛頭專門指向國企的主張，也是違背《反壟斷法》的。

　　三、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是否可以剔除公有制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只能是私有制市場經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到位”就是建成這樣的現代市場經濟。這種觀點往往以隱蔽的形式在報刊發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有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解釋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構成的體制。[⑦] 按照這種解釋，就把同樣具有國家調控市場的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起來，否定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特征。在這種觀點影響下，一些干部談發展市場經濟，往往撇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往往只談發展“民營經濟”實質指發展私營經濟即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這種觀點付諸實踐，勢必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這種剔除公有制主體地位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其實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這個真正的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性經濟范疇。市場經濟不等于市場，它包括生產和流通兩個基本環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有制占主體的生產過程與市場一般關系的有機結合。黨中央十分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⑧] 這是科學的判斷。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不僅包括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而且包括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配置和國家宏觀調控決定經濟資源投入產出過程的運動形式，而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則決定我國勞動人民(通過社會主義國家來代表)是經濟運動的控制主體和經濟利益的分配主體。經濟運動形式和運動的控制、經濟利益分配的主體是結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而且經濟運動形式的狀況取決于對運動的控制效果和經濟利益分配狀況。這些質的規定性都應當在管理體制上表現出來。

　　我們改革實踐中，只有堅持公有制與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結合，才能在微觀經濟中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使勞動者社會主義經濟權益落到實處;才能在宏觀上實現生產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保證全社會有購買力的需求與生產的供給相適應，糾正私有制市場經濟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痼疾。如果剔除了公有制這個決定性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成了沒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特征的管理體制。就有可能在管理體制建設上，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管理體制。須知，經濟危機的這種痼疾即使在有宏觀調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也沒有消除，只是改變了表現形態而已。在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提高民族經濟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無可替代的主力軍。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提高國家的總體競爭力，使中華民族經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否意味著人類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兩個必然”是“空想”

　　新中國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⑨]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本來是適應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是與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統一于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但是，有人卻或明或暗反對繼續發展公有制經濟，認為“兩個必然”是空想。

　　“兩個必然”，指的是15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宣告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我國在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但是， 1978年以來，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卻明顯縮小，私營經濟發展越來越快，這就使一些人不再相信兩個“必然”了。產生這種認識，既與過去犯“左”的錯誤，用純而又純的抽象社會主義概念裁剪現實，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簡單化有關;又與在糾“左”過程中，不少地方淡化公有制，搞私有化“改制”，產生右的傾向有關。一些人把糾正“左”的錯誤，曲解為公有制站不住腳，是空想;同時又把右的傾向造成私有制比重急劇擴大、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現狀，作為私有制不可能消亡的“實證”。

　　運用唯物史觀的辯證法來理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本是為了從中國國情出發，更穩步地、積極地朝著“兩個必然”的趨勢發展。應當深刻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兩個必然”，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它要經過一定的時空過程，并在不同國家的國情中有不同的表現。在中國這樣生產社會化不夠發達，生產力比較落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的大國，實現“兩個必然”要克服許多困難，將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需要長期奮斗。搞“左”的“越大越公越好”，急于求成;或者搞右的私有化，都是違背生產關系必須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

　　唯物史觀認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⑩] 社會形態可以分為社會分工形態和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兩個基本層面的形態。這兩種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滅亡，都由它們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關系決定，它們的形成由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決定。當它們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會滅亡。市場社會分工制度這種社會形態，在它還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要承認它;而它在發展進程中，必然孕育更高的自由人聯合體自由分工的逐步成熟和產生，走向消亡。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表明，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相比，前者對生產力發展的容納程度更大。即使在一些國家，私有制因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被公有制經濟所替代，但是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卻依然有生命力。本書第一章就已經論述，新中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建立，是在物質條件已經基本具備的條件下出現的，但是，經濟實踐表明，仍有必要發展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同時還表明，中國建立單一公有制經濟的社會形態，物質條件尚不成熟，只有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是適應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態。

　　可見，唯物史觀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揭示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同一個基本規律，即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相互存在對立統一辯證關系的規律。

　　我們從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調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各種積極因素，可以彌補公有制對于社會發展所起作用的不足部分，這正是對“兩個決不會”和“兩個必然”客觀規律的遵循。毫無疑問，社會生產力整體水平提高了，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就更加牢固，因此，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將推進“兩個必然”的實現。

　　(三)市場化是否可以不問“姓社姓資”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有一種觀點在一些地方干部中頗為流行，就是吸引外來投資，“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意思是不管資本是什么所有制性質，只要投到本地來就行;外來私人資本、尤其是數額較大的外國資本到本地投資，多多益善。原因是多吸引一份外來資本投到本地，地方政府就能多一份稅收。這樣一來，用地方財政收入、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和GDP(國內生產總值)數額增長幅度評價地方業績的觀念產生了，而用GNP(歸本國公民所有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評價經濟總量的增強民族經濟利益的觀念被淡化了;依靠吸引大量外資，實現“跨躍式”發展的愿望增強了，而利用外資是為了學習國外先進科技和現代管理經驗的原本目的被淡化了;“先發展，后治污”(主要是先依賴外資發展地方經濟、后治理環境污染)的觀念增強了，而可持續發展觀被淡化了;吸引跨國公司巨額壟斷資本增強地方財政的愿望增強了，而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鞏固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的觀念被淡化了，似乎對于省市縣地區來說，公有制經濟是否占主體地位已不重要了。可見，吸引外資“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其實是市場化可以不問“姓社性資”這種觀點的具體表現。它只會造成淡化公有制主體地位，弱化民族經濟的后果。

　　本來，改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封閉、僵化弊病，需要破除行政性“條塊分割”,允許原本歸屬于“條”(部門、行業)、“塊”(地區)的國有資本在地區、部門和行業之間合理有序流動，這樣改革，只要堅持國家宏觀調控指導，就可以克服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投資的主觀性，提高國有資本的資源配置效益，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不問“姓社姓資”地吸引外來投資，則與此根本不同，這不但會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還會造成地區資本投入盲目擴張，由此帶來國民經濟生產力布局混亂，產業結構失調。

　　事實上，投資“姓社姓資”之分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認為所有制性質不同的資本只要投到本地帶來稅收，就沒有性質區別了。盡管“社本”(社會主義資本或公有資本的簡稱)和“資本”(這里指私人資本、外資)具有包含一般流通的共性，[11]通過市場可以建立商品交換、合資等相互聯系。但是，兩者作為所有制性質不同的資本，其所有者和生產流通運動的控制主體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廣大勞動人民，后者是本國或外國資本家;資本流通或運動有著根本不同的目的，“社本”在運動中增長的是廣大勞動人民占有的物質利益，“資本”在運動中增長的則是少數私人資本家占有的物質利益，對于外資來說，增長的是外國資本家利益。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以“資本”為主體的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無法克服的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的基本矛盾,將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自發性包含的危機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所證明了的。而以“社本”為主體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社會經濟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有條件使一般商品流通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得到消解，促進社會趨向共同富裕。

　　因此，人們有時說，市場經濟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資”，那其實只是對于一般流通而言，是一種撇開了資本所有制性質從而生產資料主體的社會性質的抽象說法。然而，對于現實市場經濟就不應當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了。現實市場經濟可以容納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包括外資經濟)、小私有經濟(或個體經濟)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混合的經濟組織。由于主要經濟成分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因此，現實的市場經濟必然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分，這是不容含糊的。我們要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決不是要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見，說市場化改革可以不問“姓社姓資”，這種觀點是背離客觀實際的，只會產生弱化社會主義經濟的作用。

　　（待續：第二章四、關于私有制經濟及其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 ）

　　[①] 經濟學家張卓元曾在學術會議上主張國有經濟比重占20%，但是沒有聽到他做具體論證。他認為，“國有企業的數量特別是地方國有企業的數量還是太多”(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幾點看法[N].光明日報(10版)，2006-11-06.

　　[②] 見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著的《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英文版，第110頁：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P,110：“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

　　[③][美]科斯，阿爾欽，諾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及新制度學派譯文集 [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91：107.

　　[④] [美]哈羅德·德姆塞茨. 所有權控制與企業 [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32-33.

　　[⑤] 資本論(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996 .

　　[⑥]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OL]. 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1.htm。

　　[⑦] 馬凱. 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體制保障[N]. 人民日報(第八版),2006-04-05.

　　[⑧] 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9.

　　[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O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版)：33.

　　[11]不同所有制性質的資本具有一般流通的共性，主要是：(1)它們的運動，都包含商品、貨幣的一般商品流通關系(W—G—W);(2)它們在運動中都必須采取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種資本形式，依次經過購買、生產和銷售三個相互聯系的階段，相應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循環、生產資本循環和商品資本循環三種循環形式，實現資本價值的增長。有興趣深入研究的讀者可以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第一節“資本的總公式”和《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篇“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