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辨明理論是非

　　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提出振興公有制經濟，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有史以來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國家;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發展的市場經濟，卻是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關系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難免遇到反映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舊觀念的阻力。第一章已經談到，國際上流行鼓吹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維護私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受這些思潮的影響，中國發生了私有化的“改制”不良現象。要振興公有制經濟，就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揭示這些思潮的反社會主義本質和危害性。

　　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這些國際思潮，是通過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力影響中國的干部群眾的。某些“專家”“學者”，接過“解放思想”的口號，打著“改革開放”旗號，以宣揚“現代經濟學”(實質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實質是現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名，提出種種理論觀點，鼓吹私有化，造成了人們思想的混亂;甚至俘虜了某些掌握改革決策權的領導干部。有的干部和報刊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淡化、輕視公有制經濟，極少或不提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這種輿論導向，轉化為具體改革實踐中的政策措施，終于導致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指導下，堅決地清理和批判各種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的錯誤思潮、理論觀點，至關緊要。本章擬從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國有經濟地位、市場經濟體制、公私經濟關系、公有制經濟與和諧公平的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與促進科學發展的關系等六個方面，以明辨是非的問題解析這種形式，對流行的錯誤觀點進行梳理、批判，進一步深入論證，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一、關于公有制經濟的理解問題

(一)要求振興公有制經濟是否就是要回到改革前的經濟體制

　　有人把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等同于傳統計劃產品經濟，絕對否定。在一次研討會上，筆者針對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削弱的現狀，主張振興公有制經濟。沒料想到，有位副廳級干部當即打斷我的發言，說“你這不是又要回到舊體制去了!”我不得不用一個簡單的比喻當眾解釋，說改革公有制經濟的管理體制，這好比給一個人治病，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治病救人，消除病癥，人就健康了;另一種是把病當成病人，把人弄死了，病也沒有了。搞公有制企業私有化，采取的就是后一種辦法。這已不屬于管理體制改革范疇，而是要消滅公有制，這與改革的方向是對立的。公有制改革是要消除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并不是要消滅公有制本身，相反，是為了更好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然而,比喻固然有深入淺出的功效，畢竟不能清晰地闡明理論觀點，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揭示把公有制經濟等同于傳統計劃產品經濟這種觀點的誤區。

　　這里的關鍵是要弄清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經濟管理體制的區別和聯系。從兩者的區別看：

　　第一，前者是涉及生產、生存條件的物質利益關系，后者是生產中的管理關系。根據唯物史觀，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資料(生產的客觀條件)的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生產關系;勞動者只能在生產資料所有者控制、支配下，與生產資料結合，進行產品生產、交換和分配到消費品。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者控制和支配，勞動者處于被私人控制、被支配的無權地位。在生產資料由廣大勞動者共同或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取得了共同或集體(通過一定的組織程序)控制、支配生產過程和按勞分配成果的主人翁地位，勞動者相互之間形成民主、平等和相互協作的生產關系。而經濟管理體制則屬于在一定所有制條件下的經濟管理方式和方法。無論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企業內的社會性生產過程中，都需要制定生產目標;都需要統一指揮，形成不同管理層級和上下服從關系;生產環節之間需要一定形式的分工協作，采取一定形式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一定的信息網絡;都要對勞動者實施的一定的紀律和精神激勵方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都需要采取一定的宏觀調控方式控制市場關系的自發性，這種種管理方式、方法和形式的總稱就是經濟管理體制。可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管理體制不是一回事。

　　第二，生產資料所有制比較隱蔽，具有客觀性和穩定性，經濟管理體制則比較表面，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往往需要不斷調整。一定社會占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需要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內外的社會條件，才能建立;一旦形成就比較穩定。而經濟管理體制則是人們根據認識客觀的生產關系(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程度，制定的具體管理規則;所制定的經濟管理體制，可能符合、也可能違反這種客觀要求，如果不符合，就會表現為社會關系上的矛盾或者沖突，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這時，就需要修正、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堅持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調整或改善，使之符合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從所有制和管理體制的上述區別來看，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是受自然經濟觀和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影響而形成的，它排斥現實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關系，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性社會分工代替了客觀需要的市場社會分工，導致經濟運行僵化，所以，必須通過改革，糾正這種僵化管理體制的弊病。但是，這絕不意味這要改變公有制本身的性質。

　　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管理體制的相互聯系看，一定社會性質的所有制會對管理體制提出適應自己的客觀要求。在公有制生產關系中共同或集體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主人，是自主聯合勞動者，全體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平等的。盡管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建立上下層級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管理關系，但是這種管理關系絕不是私有制那種統治和被統治、強制和被強制的關系，在分配上更不是剝削與被剝削的物質利益關系，勞動者的平等地位要求在管理體制上體現公有制區別于私有制的特征，這就是在管理中領導者要充分尊重普通勞動者的按勞分配的經濟權益，領導者必須接受廣大勞動者的監督，應形成讓每個勞動者發表意見、提出建議的民主管理制度。從所有制與管理體制這種相互聯系來看，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的一些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民主管理方法，如被稱之為“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職工群眾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實行領導、技術人員和職工三結合)在今天仍然需要堅持和發揚光大。

　　其實，黨中央從改革開始，就強調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①]。這個論斷本身已表明，改革決不是要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或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而是要消除公有制原先管理體制的弊端，把它轉換成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新管理體制，促進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斷鞏固和發展，更好地發揮出社會主義優越性，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構成的整個民族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可見，如果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就有可能把改革管理體制，等同于改掉公有制。前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失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發生慘痛的私有化劇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把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同于改掉、革除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個深刻教訓是值得記取的。

　　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是維護公有制的改革，也就是要根據國情實際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揚棄舊體制，創建新體制。因此，當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削弱時，我們提出要振興公有制經濟，決不能把這種要求理解為“又要回到舊體制了”，而應當理解為通過科學的改革，促進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高效結合，促進公有制主體地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不斷鞏固和增強。

(二)公有制是否沒有效率

　　有人把改革等同于改掉或消除公有制經濟，理由是認為公有制與私有制相比沒有效率。這在理論上站不住腳，更是違反事實的。

　　唯物辯證法揭示出，分工協作會產生出“整體大于個別之和”的集體力。公有制有利于這種集體力，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私有制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它會對這種集體力形成阻礙。人類社會發展到形成機器體系基礎上的分工協作和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私有制及其生產資料私有者管理經濟的方式就趨于被淘汰;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資本主義經濟中產生的股份制和合作經濟，都表現出這種趨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在股份公司內，管理職能已經同私人對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而在合作工廠中，工人自己管理，更說明私有制已不適應社會化生產的發展。[②]馬克思還深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 [③]。這告訴人們，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之所以能快于過去的封建社會，不能歸功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只能歸功于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而從宏觀經濟運行角度來看，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分工制度具有自發性，必然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計劃調節，才有克服這種自發性的現實可能性。所以，從理論上看，社會主義公有制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也證明公有制比私有制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統計資料顯示:

　　——公有制經濟對新中國國民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79億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億元;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濟總量迅猛擴張，2008年達到了300670億元，年平均增長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6%。[④]國家統計局按國民核算制度(SNA)換算新中國前30年的宏觀經濟指標，1978年比194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7.9倍多，平均每年增長7.4%。這個速度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兩三倍。[⑤] 從新中國建立60多年的長過程看，這樣偉大的成就顯然是與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分不開的。

　　——公有制能夠同市場經濟有效結合，提高經濟效益。2002—2009年，中央國有企業不算上繳利潤，上繳的稅金總額，就由2914.8億元躍升到11474.8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1.80%;[⑥]“2002年至2011年，中央企業繳納稅金由2926億元上升到1.68萬億元，增長5倍多”，“營業收入從2002年的3.3萬億元，持續增至2011年的20.2萬億元，增長6倍多。”[⑦]而私營經濟并不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那樣一定有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成活10年以上的私營企業只占24.8%，6年至1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了32.9%。[⑧] 事實表明，新自由主義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為由，宣揚所謂“私有經濟有效、公有制經濟無效”，顯然是從歷史唯心主義出發，根本沒有所謂“解釋力”。

(三)公有制經濟是否沒有存在的理由

　　在一場“是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資本”的所謂“學術”討論中，有人論證資本家必然雇傭勞動者，絕對否定公有制存在的理由。某些“著名學者”通過“學術報告”，宣揚這種照搬西方產權經濟學的理論觀點，成為私有化“改制”的鼓吹手，影響主管改革操作的管理部門。要振興公有制經濟，不能不揭開這種理論觀點的“廬山真面目”。

　　這種理論擺出了種種理由，諸如：私人資本家作為富人，擁有更大的信息量，更有經營能力，所以能成為經營者;經營者能“制造風險”，“他的行為難以監督”，所以能獲得“剩余索取權”;擁有個人財產的人，講究信用，不會謊報自己的經營能力，所以能成為雇傭勞動者的資本家;資本家能用個人的財產承擔風險責任，所以能經營好企業等等;而“一無所有的人會謊報自己的經營才能”，沒有私人財產進行風險抵押，所以不能成為經營者，只能被雇傭等等。總而言之，只能“資本雇傭勞動”，不能“勞動雇傭資本”。[⑨]按這種理論，世界上似乎天然、永恒地存在富人和一無所有的兩種人;使私人能成為資本家的個人財產似乎來自“原始積累”或從天生掉下來;能充當經營者的私人資本家似乎具有“制造”、承擔風險的天性;似乎私人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不是剝削行為，而是對他面臨風險、行為難以被監督的補償;似乎能成為資本家的人天生具有經營能力，而不是在從事經營實踐之后形成的;似乎擁有私人財產的人就能講究信用，就天生掌握大量信息，而無產階級天然就不講信用，不能掌握信息;似乎無產階級在資本家工廠里被處罰、被解雇都不是風險，只有資本家賺不到錢，利潤降低才是風險;似乎擁有私人財產的資本家就一定能負起經營責任，而公有制企業中嚴格的紀律和各種規章制度，根本沒有責任約束力。這種理論避而不講，擁有私人財產的人既然具有經營能力，為何不能獨立賺錢，非要雇傭那么多勞動者呢?不難看出，這種只有私人資本家能雇傭勞動者，而勞動者不可能成為經營者的理論觀點，滲透唯心史觀的“人性論”、“天才論”，具有資產階級經濟學歷來就有的那種把描述某些經濟現象當作理論的表面性，宣揚資本主義私有制永恒合理、掩蓋資本剝削關系的辯護性，并具有仇視無產階級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鮮明特征。

　　還有人在“學術討論”中，搬用西方產權經濟學，把“生產資料產權”與“勞動力產權”視為經濟性質對等的兩種產權，“證明”擁有資本所有權的人必然雇傭只擁有勞動力所有權的人，其理論前提也是完全錯誤的。唯物史觀揭示出，人對生產資料和對勞動力的這兩種所有權，對于人的基本生存來說，決不是對等的。在任何社會，如果人擁有前者，就有了進行生產勞動、從而獲得物質生活資料的基本條件，而如果只擁有后者，則不能進行生產，不能獲得生存資料。因此，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取得生存權的基本條件。自古以來，總是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被迫讓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剝削剩余勞動，這是因為人要生存就不能沒有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只能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才能生產出來;前者如果不到后者那里從事生產勞動，被迫讓后者剝削剩余勞動，占有剩余產品;就無法生存。同樣，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如果不去被迫進入資本家支配的生產過程，讓資本家剝削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就不能取得基本生活資料。這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家雇用工人，而不是工人雇用資本家的基本道理。

　　其實，人類社會出現經營者能雇傭許多一無所有的勞動者這種經濟現象，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手工業分工協作階段后，已存在一極是掌握資本形態的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另一極是除了自己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關系是封建社會末期，剝削者經過暴力剝奪農民小私有者手中的生產資料這種血腥階段(這才是所謂原始積累)形成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不過是一種不同于歷史上奴隸制、封建制的具有公平假象的新剝削制度。而一旦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掌握了生產資料所有權，雇傭勞動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進行自主聯合勞動的公有制，是廣大勞動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美好生活的基本條件，決不應當得而復失。

　　如前所述，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在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股份制的歷史階段，已經顯現被淘汰的趨勢。而今天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社會已經產生，在新中國已經成為事實，有人居然仍在大力宣傳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公有制的不可能性，這只能起欺騙人民群眾、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作用，實在荒謬，不合時宜!

(四)是否可以撇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來談公有制

　　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處于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有人不以為然，認為雖然大量公有制企業“改制”為私營經濟，但是，只要學校、醫院、會堂等公共資產都是國有、集體的，公有資產就仍占優勢，公有制就仍然占主體地位。

　　初看起來，這種觀點似乎承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其實它曲解了新中國憲法第六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⑩]這一條闡釋得十分精確，公有制指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不包括非生產資料。國家、集體所有的非生產性的樓堂館所及其使用的土地，都是非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公有制范疇不包括非生產性財產的國家、集體的所有權關系。

　　把國有、集體事業單位的非生產性財產等同于生產性的生產資料財產，用一般的非生產性或消費性財產的所有權關系替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這就拋棄了唯物史觀關于在一切社會關系中起基礎性的、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這種基本觀點。須知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正是用包羅萬象的“產權”關系，來掩蓋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為私有制作辯護的。

　　必須充分認識，非生產性財產來自生產過程。只有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才有可能掌握非生產性財產的分配權和所有權。如果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有化了，也就是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轉歸私人所有了，即使以往積累起來的非生產性的公有財產暫時還比較多，但是由于它們不能像經營性的資本形態的生產資料那樣投入生產，保值增值，它們遲早會被逐步消耗掉。顯然，放棄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等于拆除公有制經濟的生長基地，斷絕廣大勞動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經濟來源。因此，抽去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質內容來詮釋公有制，只能起到為私有化的“改制”做辯護的作用。這是必須堅決糾正的。

(五)是否可以把股份制經濟等同于公有制經濟

　　有人把私人控股或純粹由私人持股的股份公司，也說成是公有制，美其名曰“新公有制”[11]。這種對公有制的詮釋，把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含義，偷換成了生產資料(資本形態)的集中形式了。其實，不同所有制的個別資本在股份企業的集中，并不改變這些個別資本各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股份制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歸根到底是由取得控股地位的資本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股份制企業如果由私人控股，就仍然是私有制企業，只有由國有或集體控股的企業才具有公有制的性質。實際上，股份制、私人合伙制、股份合作經濟等企業組織形式盡管屬于混合經濟形式，但是內部都存在清晰的資本所有權關系的界限。用勞動二重性(或者用價值和使用價值二因素)的眼光看，這些企業中，雖然從使用價值角度來看，企業財產是混合使用的，但是，不同投資者所擁有的資本價值的所有權性質與歸屬，卻是界限十分明晰的。

　　初看起來，把國家參股而不是控股的股份制企業，把公眾持股的企業美其名為“新公有制”企業，[12]這種觀點似乎也“贊同”公有制，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給企業帶“紅帽子”、為私人控股企業打掩護的做法，實質上是要模糊、排斥公有資本所有權的核心地位。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股份制是一種促使分散的資本集中使用的資本組織制度，屬于信用制度范疇，并不屬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范疇。雖然現代股份公司的資本已表現為眾多出資者的“社會資本”，揚棄了由單個資本家“私人資本”形成的獨資企業;雖然在企業管理上已采取聘用職業經理管理企業，揚棄了私人資本家親自管理企業，但是，只要仍然是私人資本控股，企業整個運行的控制權、支配權，就仍然在私有者手中，就依然保留了私有制的基本規定性，保持著雇傭勞動制度、資本統治勞動的關系，因而馬克思說，股份制這種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是“消極的揚棄”[13]。所以，把股份制說成公有制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

　　與此相關，有人把股份制看成公有制惟一的實現形式。這是不能茍同的。在唯物史觀看來，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者控制和支配生產成果的過程，是生產條件的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這種本質內容的表現形式。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實現形式時指出：“單純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權，不會為土地所有者創造任何地租”;“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權就沒有任何收益，在經濟上就沒有任何價值”;“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借以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14]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實現形式的一般含義是，生產條件(例如土地、資本或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憑借其所有權，獲取物質利益的途徑(如出租土地、工商投資、金融投資等途徑)和取得收入的形式(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潤、利息、地租等形式)。因此，同市場經濟結合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就是指全體或者集體勞動者，在國家宏觀計劃調節或科學統籌下，憑借共同或者集體占有的生產條件(公有資本、土地等)，通過投資辦企業、開展金融投資活動、利用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權獲取地租等市場經濟形式，自主地發展經濟，實施按勞分配方式，使勞動者個人以一定的收入形式獲取自身物質利益的一系列過程。應當說，公有制企業從原有行政性的管理形式改革為股份制形式，是公有制的一種新的實現形式，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企業改革的目的，企業股份化也不是公有資本的惟一的實現形式，國有、集體獨資企業只要經營有效，同樣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

　　其實，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既涉及微觀企業，也涉及宏觀經濟的計劃調控和管理，包含著從生產、流通、分配到個人消費的一系列具體制度環節，如果其中的某個環節存在體制弊端，都會阻礙廣大自主聯合勞動者對生產條件共同所有權的經濟價值的實現，都會阻礙公有制全體成員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需要著眼于公有制實現過程的一系列環節，才是深刻的、全面的。由此可見，那種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僅僅理解為建立股份制的公司治理結構，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實現的惟一形式，是片面的;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更是一種曲解。

(六)農村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是否應當永遠不變

　　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能否鞏固和發展，關系到中國大陸占總人口50%多的鄉村人口能否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15] 而能否正確認識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又關系到能否鞏固和發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有人主張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永遠不變，這種觀點不利于鞏固和發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是背離大多數農民群眾意愿的。

　　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完整地說，是以農民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集體統一經營和家庭承包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集體土地雙層經營體制。不能把集體統一經營這一重要經營層面閹割掉。根據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職能是可以分開的，但是并不是絕對分離，這體現在：所有權控制經營權，經營權體現所有權。保持和維護集體統一經營權，是土地集體所有權得以存在的重要體現，如果完全消解土地集體經營權，土地集體所有權就成了空殼，名存實亡。事實上，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分散經營承包土地，并不希望完全脫離集體必要的統一經營，如農田水利建設、機械化耕耘、土壤肥力普查、良種選育、農技推廣、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植保、獸醫等等，單靠農戶家庭，有的難以或無法進行，有的成本耗費過高。1980年初農村實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以來，已經過去30多年，這對農村打破人民公社時期存在的“大鍋飯”弊病，有積極意義，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實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因而要求逐步擴大集體統一經營。如果繼續強調要維持一家一戶的經營，勢必對規模經營從而對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形成障礙。

　　其實，一些人強調農戶家庭經營，是以美國農村家庭農場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為藍本的。但是，這種觀點沒有看到，中國歷史條件、農村人均土地面積、生產力水平與美國有重大差別。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只有組織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才能避免農村出現兩級分化，才能較快實現機械化，才能逐步發展農業的社會化服務(中國農村已經出現的有組織的農機站、植保站、畜牧獸醫站等，都屬于社會化服務)。這種觀點也沒有看到，即使美國的家庭農場，也不絕對是一家一戶孤立經營的，為了應對自然災害、市場風險，它們往往組織行業協會、供產銷方面的合作組織等，這說明一定程度的統一經營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如果不顧中國國情，像一些地方那樣，排斥農民集體組織必要的統一經營，而搞所謂“土地向大戶集中”，也就是把土地經營權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中，讓少數富裕農民辦家庭農場，雇傭其他農民來實行土地的集中經營。這實質上就是用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形式，來取代集體土地雙層經營體制要求的集體統一經營形式，只會起消解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作用，并造成農村大量居民失去實際上的土地經營權。如果普遍推廣這種做法，農村將形成農田面積參差不齊的家庭農場，將無法統一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居民收入勢必形成兩極分化的態勢。這那里談得上促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農民的共同富裕?

　　不可忘記，曾經積極支持實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的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農村集體經濟要實行“第二個飛躍”[16]，就是要促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逐步從家庭經營過渡到適度規模經營，擴大集體土地的統一經營。這指明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向前發展的方向。這實際上是對主張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永遠不變這種觀點的否定。

　　令人寬慰的是，我們在蘇南農村調研中了解到，一些市縣級干部已經發現了“土地向大戶集中”的弊病，開始在當地農村實施以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以此來推進集體土地規模經營，擴大集體統一經營權范圍。這就端正了方向，已經開始實踐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第二個飛躍”。這是值得大力推廣的。

　　(待續：第二章 二、關于國有經濟及其地位的問題)

　　①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②] 請讀者參閱資本論(第27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資本論(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版)，2004.

　　[③]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2004：96.

　　[④] 國家統計局. 光輝的歷程 宏偉的篇章――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回顧系列報告之一[OL].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⑤] 劉日新. 對前三十年應當怎樣看[OL].東方紅網站：http://www.dfhsk.org/?thread-4239-1.html。

　　[⑥] 程恩富，侯為民 .準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N].光明日報，2011-09-28.

　　[⑦] 溫源等 .國企怎么了[N].光明日報,20120-04-18.

　　[⑧] 數據引自保育鈞. 政府“遮風擋雨” [N].人民日報(第20版),2006-03-02 .

　　[⑨] 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先生是這種觀點代表者，詳見張維迎. 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⑩]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O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11] 厲以寧. 論新公有制企業[J] .經濟學動態,2004(1).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已經對“新公有制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例如，項啟源. 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何秉孟主編. 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產權理論 [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373-391.

　　[12] 這是厲以寧先生提出的觀點。見當前中國進行的是“新公有化”.社會科學報(第4版)轉載，2004-05-20 .

　　[13]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

　　[14] 資本論(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853、854、715、698.

　　[15] 到2010年10月，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49546人，占50.32%。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OL].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16]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33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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