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海拾荒系列短篇之“漫話改革和與時俱進”
說到改革,其實并非近、現代所進行所流行的新鮮事物,古代早已有之。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滿清晚期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都屬于改革之列。但上述之改革,大抵均與老百姓的希冀無關,而只是為了完善統治或者別的需要,對推動歷史的大踏步前進亦無多大的作用。當然,改革總要比不改革好一些,因為那些主張改革者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罪人,像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改革,只有到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才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即改革是為了進一步推動歷史的前進,目標很明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個陽光普照、紅旗飄飄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性意義的成功的改革,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當頭一棒,它對全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日后新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充分的證明。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是啊,新中國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歡。人民群眾緊跟著共產黨、毛主席,用勤勞和智慧在白紙似的大地上精心描繪,終于描繪出了一幅新中國燦爛艷麗的畫圖。看那鋼流滾滾,石油滔滔,稻浪翻騰,四處笑聲。兩彈的爆炸聲是慶祝輝煌成就的禮炮,太空遨游的東方紅一號給全世界傳去新中國的喜訊。這印證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作為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親歷者,我驕傲。
然而,驕傲歸驕傲,而且這驕傲也早成了昨日紅花,今日之草民,已深感惶恐不已。改革開放本乃大好事,但那些改革開放的“精英”卻把經給念歪了。在毛澤東時代的基礎之上,該如何進行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偉大革命即改革開放,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大問題,這關乎著中國能否真正強盛,人民能否達到共同富裕之目標。而我們今天所耳聞目睹的事實又是怎樣的呢?“三次革命運動”中常常有一個時髦的詞語,叫做“與時俱進”,那么,在改革開放伊始,“精英”一族“與時俱進”了些什么呢?請看看“精英”們到底是怎樣“與時俱進”的吧——
說國營企業不好,幾千萬工人于是隨著無數國營企業的解體或改制而下崗了,失業了,竟還讓他們自謀出路,“不找市長找市場”,還振振有詞地說這是應有的“犧牲”。在另一面,私營企業卻似雨后的春筍蓬勃地生長,企業主們日益地發達,終成新一代資本家、大大小小的富翁;是資本家就必是剝削者,而我們的法律是允許他們剝削和牢固地保護他們的利益的,這就是所謂的“與時俱進”嗎?
改革開放始于農村,在“農村還是搞單干好”的一聲號令下,人民公社改名為鎮、鄉,生產大隊改名為村,良田沃地分給了各家各戶,美其名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孫中山曾說過“耕者有其田”的話,這位中國革命先行者的話由“三次革命”兌現了。試問,這就是“與時俱進”?
而說到毛澤東時代的農村,草民有話要說。“人多力量大”,這句話到了改革開放年代成了被質疑嘲諷挖苦的話兒。小崗村人將自己的“苦楚”歸咎于農村集體化事業,認為“我為什么要為別人出力呢”?所以,你懶我懶他也懶,大家一起偷懶,甚至于不愿意出工。小崗村人的懶惰是懶惰到了骨子里的,卻還要振振有詞地將自己的懶惰歸咎于集體化生產;寧愿外出討飯,也不愿在集體的田地里積極地勞動——這算什么邏輯?這種本應阻止和勸導的事情,反倒成了農村“先進”的典型,替代大寨作為農村改革開放的一面新大旗樹了起來,這是與時俱進嗎?凡是種過田地的農民應該知道,單干的辛苦甚于群干,一家解決不了的問題通過大家的努力就能解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規模化、機械化,而拖拉機、插秧機和收割機等等適合于在連片的田畈里發揮其最大的作用,這既解放了勞動力,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體力負擔,又不誤農事;而且,真正體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即使是喪失了勞動力的農民,無子女的老年農民,都能夠得到生活的保障。這在今天叫做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種恩賜,但那時候卻是一種“應該”。
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浙江慈溪五洞閘高級農業合作社寫的按語中指出:“看完這一篇,使人高興。希望大家細心一讀。希望一切條件成熟了的初級社,將這一篇向社員們宣讀一遍,并且加以討論,以便動員他們高興地并社升級。這個浙江省慈溪縣五洞閘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應當使之傳遍全國。五洞閘合作社所在的這個鄉——慈溪縣的岐山鄉,有百分之九十二的農戶加入了八個高級社,誰說高級社那么難辦呢?”——如果說,中國人曾經是一盤散沙,那么,中國農民就曾經是散沙中的散沙。但事物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早在上世紀處于白色恐怖籠罩下的20年代,中國農民在共產黨的引導下,團結和組織起來,勇敢地向土豪劣紳——舊中國的象征之一——展開了斗爭。這在毛主席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就有詳情闡述。對于中國的農民,確有人是瞧不起的,只要一提到農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便是小農意識,四肢發達,沒有文化,等等。然而,對農民是可以進行教育和引導的,給他們講清楚了團結起來才有力量的道理,并且與工人階級相聯合,組成工農同盟軍,這就會成為無敵于天下的大同盟。毛主席眼里的中國農民,是革命的保護階級,是革命武裝的衣食父母,更是奪取江山和保衛江山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新中國建立以后,農村從初級農業合作社,到高級農業合作社,再到生產大隊(下轄各生產小隊),農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覺悟一步步提高,農業生產的條件一步步得到改善,至1976年,也就是“罪惡文革”結束的那一年,我們這兒的農業生產距離機械化已只差一步之遙。另方面,在生產隊里政治上講民主,生產上講獻計獻策,分配上講公平,即少勞少得,多勞多得,不勞者不得,每一個能夠勞動的農民,均由大家評定其的工分級別,最高的是10級,那只有全隊的勞動能手才能獲得,放牛翁、放牛娃一般也能得個4級,而且只要是勞動日,每天晚上集中時經眾人通過后由會計及時記錄。隊長由集體選舉產生,100%的民主。這才是中國幾千年來農村偉大改革的、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結果,它使幾億粒“散沙”聚集成了牢固的巨塔。
1976年9月9日,距1927.9.9秋收起義整整49周年之時,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成功的改革家毛澤東主席溘然長辭,離開了他最牽腸掛肚的中國農民——中國的最大群體。也從此,中國農村新的改革不久后又開始了。砸碎農村的集體這口大鍋,分田到戶,重返單干之老路,于是,巨塔轟然倒下,又成為一粒粒“沙子”。于是,田畈里多出無數條田塍,造成稻田面積的浪費;于是,農民的自私再一次抬頭,因為各家各戶的田塊是分前后左右的,為了爭水,而屢屢發生爭執,甚至于吵架、打斗;像我這樣的從來沒有種過田的、但戶口卻在農村的人(這是浙江的特有現象,在此不作說明,待以后相告)也分得了近一畝口糧田(一家三口),在我得病而永久失去勞動力后,唯一的辦法就只能讓它荒蕪。種田本來就不賺錢,隨著小工報酬的日益提升,不少壯勞力也打工掙錢去了,于是,荒蕪的“單干田”越來越多——難道,這是“三次革命”的發動者所希望看到的嗎?這是“與時俱進”嗎?
1999年上半年,稻谷秧苗正長到10來公分長時,在“要致富,先修路”的熱潮中,本村位于329國道北邊的大量稻田被出讓,價格是每畝20000元。村領導層將每畝出讓價的百分之六十分給農戶(按口糧田的多少),百分之四十留村。后來動員農民在買養老保險時,對購買者給予7000元補助。再后來,良田、土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出讓,現在已經所剩寥寥了。想當初村上蓋建新辦公樓竣工后,大辦宴席兩日,引得眾人議論紛紛,有的農民在背后大罵他們“鋪張浪費”,說村干部們大吃白食。還是一些老農民精明,看穿了他們闊綽的資金來源,那是因為,集體化時期的大面積稻田被改革成一塊塊豆腐干狀后,多出了許許多多條田塍;原先每隔一長段田畈就有一條可供拖拉機、手拉車進出的大道,還有許多很長的水渠,這些相加面積可就大了去了,而這些大面積的出讓費被村里占有,并不包括在60%的分配額度之內。去年經一群農民長期、多次前往村里交涉后,村里才又意思性地發放了一部分。故老百姓對村干部們幾乎都沒有什么親熱感。可樂的是,還鬧出過送禮人送錯了村官家門的笑話。但,樂過之后,更多的是苦,心苦。“與時俱進”,新中國在毛主席逝世后經過改革的農村,竟然進到了今天這樣的地步!……
中國沒有進入過正宗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些人抓住了這一點,曾經要求中國惡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他們的這種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
列寧、斯大林搞過社會主義,但從赫魯曉夫掌權開始,蘇共漸漸地變修了,最終蘇聯也解體了,世界上自我覆滅了兩霸中的其中一霸。毛澤東在自己的祖國搞起了社會主義,包括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其成就如何自有公論。尤其是以蘇共變修、蘇聯亡國之慘痛教訓為鑒,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后人留下了一筆不可估量的寶貴精神財富。贊同也好,否定也罷,一切以事實說話。擺在我們眼前的現實是,那面旗幟上的鐵錘、鐮刀似乎已經不那么的堅硬了。
大江真寬闊,畢竟東流去。毛澤東時代早已成為一段新中國的歷史,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名詞。騎在已故巨人肩上的標新立異者們,號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不問姓社姓資,其結果是今天中國人有目共睹的財富上的嚴重兩極分化,絕大多數人跟少數人在心理上的嚴重對立,而量變的結果必然將導致最終的質變,這恐怕不是改革家們所希望看到的吧。據媒體公開的報道,今日之中國,100分之1的人擁有著全國3分之1的財富,我看這還是保守的數目。有言道,時間是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良藥,更是最好的歷史證人。
與時俱進,必須是名副其實的與時俱進。掩耳盜鈴太顯滑稽,倒走行路更為荒唐。因為,載舟者,民也;覆舟者,亦民也。
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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