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當代中國史學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

　　--紀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龔忠武

　　2014年6月7日

　　目錄：

　　摘要

　　上篇

　　一、 鮮明的現實意義

　　二、 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喪亡

　　三、 叱咤國際、堪比李楊

　　下篇

　　四、 尋根探源

　　五、 畫龍點睛

　　六、 仗義執言、維護學術公道

　　七、 遙應祖龍的召喚

　　八、當代楷模，垂范后世

　　附錄

　　何老中英文論著

　　摘要

　　中國當代名副其實的國際級史學巨擘泰斗何炳棣的大量英中文史學著述，不僅是史識的寶庫，也是史才的源泉，史德的典范;更有發出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喚、敲擊心弦的聲音;有時深沉低回，有時悠揚清約，有時口誅筆伐、激越高昂;更有貫通中外古今、洞徹極微的智慧，令人不禁興學海無涯之嘆。

　　或可曰章學誠之史德，但又超出史德;錢穆謂之史心，黑格爾謂之絕對精神：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道心、圣心;是司馬溫公窺盛衰興亡、生民休戚消息的王者之心;是憂國憂民、任重道遠的國士、俠士之心。

　　這是一個史學巨擘的靈魂之聲，是道心、仁心、義心、俠心、詩心、匠心的完美有機結晶，統之曰史心;更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之音，國魂、民族魂的完美體現，同民族精神呼應共鳴;何老的宏文巨構是一個史學巨擘仗筆馳騁歐美中國學界廣闊荒原數十年的立德、立言、立功之奠基性、開拓性業績的積淀珍品;譽之為華裔史學家在西方中國文史學界的楊振寧、李政道，應該也不為過，受之無愧。

　　當然，史家都有表述自己史心的方式，何老作為一代史學巨擘泰斗之表述方式，則體大思微，深入淺出;早年所治之社會經濟史、制度史、農業史，龍之體、龍之骨也，晚年所治之中國先秦思想史、文明史，是哲人馮友蘭所謂「龍之眼」、龍之心也;體現何老作為炎黃子孫一員的自豪、自尊、自信，作為一個民族自由主義者的剛正不阿，以及展現作為一個中西會通、古今綜合、文理合一、博專兼備、考據分析并用的當代大史家的獨特風范和久違的中國風格、氣派。

　　是以如果只論何老之史識、史才、史德，而不點出其史心，如同馮友蘭所言，是畫龍而不點睛，點睛而不立心，實乃一條盲龍也。何老晚年呼應祖國之呼喚，游龍認同祖龍，證諸何老史心，誠哉斯言!

　　一、 鮮明的現實意義

　　今年是當代中國(1)史學巨擘泰斗何炳棣逝世二周年(1917年 4月6日-2012年6月7日)。 斯人已逝，但卻為中國史學界和國際文史學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珍貴無比的學術遺產;特別是他的金黃史心和錚錚傲骨，閃耀著龍的子孫的自信、自豪和自傲的光芒，尤令人敬仰贊嘆不已!筆者作為一個史學的知音后學，作為他亦師亦友的忘年交，值此時刻，高山仰止，緬懷感念不已，特撰此文，以表誠摯的敬意!

　　何謂「金黃史心和錚錚傲骨」?又同一個歷史學家何干?

　　史心是本文的中心概念，必須開宗明義，明確界定其含義。劉知幾標舉了「史識、史學、史才」，章學誠加了個「史德」(2)，錢穆又加了個「史心」。(3)本文特別突出史心，而且是金色史心，以彰顯何老的人格節操、學術成就和人生境界，故以何老的史心為題旨。

　　就何老而言，確切地說，所謂金色史心者，說白了就是具有一顆閃耀金色之心的炎黃史家，仗著一支如椽巨筆，在歐美史學界孤軍拼搏數十年，充分展現對民族的自信、自豪、自尊的高風亮節和對炎黃歷史文化的由衷認同;雖處萬里大洋彼岸之遙，仍然心懷祖國的國脈民命，靈犀相通，命運與共。所謂傲骨者，燕趙的壯士俠骨，湖湘的衛道節操，東北漢子的大丈夫氣概。再說白了，就是龍之心，龍之骨，因為我們都是龍的傳人，一個炎黃史家更不例外。(4)

　　何老的史心傲骨，體現在他輝煌的學術事業之中;《讀史閱世六十年》(以下簡稱《讀史閱世》)，就是他一生從成長、成學、成名、成家、成為國際史學權威巨擘的個人心路歷程、的自傳式的真實記錄。(5)何老夫子自道，現身說法，自述西方取經、修成正果、功成名就備極艱辛曲折的甘苦心路歷程。

　　何老的史心傲骨，在史學領域的具體體現，就是金黃的史心，錚錚的傲骨;要成為一個中國的大史家，一代史學巨擘，固然需要具備不可或缺的史德(特指心術)、史識、史才、史學的學養品格、專業技能，尤須展現活脫脫的金黃的龍心、史心，錚錚的龍骨、傲骨!史學巨擘何炳棣，正是這種史心和傲骨垂范后世的典范楷模!

　　二、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喪亡

　　回顧中國近現代一百多年的歷史，不啻是中國人的一場錐心刻骨的惡夢，記載了無數令國人蒙羞的血淚國恥：鴉片戰爭之憾、圓明園之羞、甲午之恥、庚子之恨、「二十一條」之怒、抗戰之憤，一件件、一樁樁，都是塑造近現代中國史家金黃史心的原料;試問：曾經叱詫風云、「九天攬月、五洋捉鱉」的炎黃之龍何以在近現代成了一條奄奄一息的病龍;龍骨軟了，龍身趴了，龍心死了，任由燕雀龜鱉戲弄，何其不堪!

　　但一般只看到表面的有形國恥，就是那山河破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血淚;就是那無數的不平等條約，喪權、失地、賠款!但很少注目無形的國恥，即龍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豪心的全面喪失，扭曲成事事唯洋是尚，人人唯洋是從的洋奴買辦心態，徹底棄守龍族曾經無比輝煌、無比自負的歷史文化的道德高地、思想高地。

　　哀莫大于心死，這才是國恥中最大的國恥，最大的悲劇!這才是當代龍族子孫最大的負債、最大的沉屙心病!

　　但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更令人深感無地自容、以致有切膚錐心之痛的莫過于竟然喪失了對本國歷史的解釋權，話語權;蓋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或早自1900年庚子國變以來，竟連本國歷史的大是大非，國史上人物的褒貶抑揚，也要唯洋權威是尚，要等洋權威拍板。請問：中國近現代國恥中之至深且切者，豈有過于棄守國史之道德思想高地之話語權者乎?(6)

　　就本文題旨而言，所謂的話語權這里特指史心而言，也即史家治史的立場、方向，立論的主旨、終極關懷，當隨民族國家而異，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史識、史才、史學、史德(特指心術)猶其余事。請看美國中國學的奠基人費正清對主導他畢生獻身的中國學所具的史心也即其主導構筑中國學大廈所持的立場和心態的表述：

　　然而中國專家，雖然試圖充作(美中兩國的)中間人，但無可避免地必須要占在一邊。在基本態度上，他們反映本國的文化及其偏好。因此，人們難免會質疑他們是否能夠充分了解中國，也會質疑他們究竟對美國又有多少了解。

　　簡言之，要處理好中美兩國關系，我們必須對雙方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中美這兩個實體都在改變，而且變得很快。單單只是歷史那是無法讓我們得窺全貌的。這就是說，中國專家根據的假定和所作的分析，都可能只是反映受美國文化制約的盲點。例如，在這些文章中，我特別珍惜對我國傳統體制具有根本價值的法律、個人權利和民族自決至上的理念。然而我無法預知這些價值是否也會在中國當道流行。那么它們會在中國將我們引向沖突嗎?(7)

　　由此看來，費正清講了真話，果然有自知之明，十分清楚他的專業，他的美國史心主導的中國學事業，可能潛藏的危險。但他不是一個純學者，而是一個政學兩棲、具有強烈愛國情操的學者。他說他既是一個學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愛國的美國人。

　　試問：在冷戰的框架下，在美國的普世文化熱的氛圍中，一個美國中國學史家，在美國雄厚國力和壟斷國際話語權的大背景下，通過自己的專業，對中國近現代上的大是大非，何去何從的大方向，按照美國的標準，指手畫腳，固然是在盡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天職，但這相對于一個具有強烈中國史心、但處于國力和文化弱勢、喪失話語權的中國史家而言，這同滅人之史，本質上，有何不同，甚至猶有過之!

　　君不聞龔自珍警世之言曰「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8)誠哉斯言!大哉斯言!

　　于此可見，臺獨氣焰囂張，去中國化逆流高漲、歐風美雨又在神州大地泛濫橫流，其來有自，蓋拜戰后長期的美國文化沙文霸權之賜。有鑒于此，值此中國正在全面崛起，而文化文明卻仍然嚴重貧血，相對落后之時，怎不令人憂心忡忡;因此緬懷上個世紀下半業在西方的中國史學界孤軍挑戰歐美話語權的先行者何老的金黃史心、錚錚傲骨，尤富強烈的現實意義!

　　但必須嚴正申明，在人類文明文化的領域中決不可意氣用事，以致矯枉過正;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人類文化文明碰撞、學術思想交流互動、取長補短的宏觀角度來看，中國的史學家也必須虛心地承認，近數十年來年由于中國歷史文化無比的魅力、中華民族久經考驗的深厚潛力，所催生助長的近現代歐洲的巴黎學派、英國漢學、荷蘭漢學、瑞典漢學，美國的哈佛學派，以及日本的京都學派、東京學派，俄羅斯的漢學，憑借其科學治史的「獨門絕技」，在漢學或中國學領域，無論在視野、范圍、理論、方法上，都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大大豐富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其間出了不少名家大家，例如法國的沙畹、伯希和、馬伯樂，瑞典的高本漢，英國的李約瑟，美國的費正清，日本的內藤湖南等等，(9)他們驕人的漢學和中國學的亮麗業績，確有很多值得中國史家虛心取經之處，特別是銳利的科學治史方法，極具啟發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決不可再受文化閉關主義的、固步自封之害。

　　何老畢生在西方拼搏的學術事業，就是和而不同，在堅定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之同時，融入西方文明文化，先做學生，認真虛心汲取西方文化學術之長，然后修成正果，青出于藍，綜合創發而成一家之言的何學，就是個現實的范例。

　　這是泛泛而言;具體而言，則綜觀何老一生大量的中英文史學論著，涵蓋中國史的各個階段，從遠古到近現代;涵蓋多個領域，從人口、農業、稅賦、社會階層間流動、文明起源，到先秦思想等問題，無一不是具有根本性的重大課題。何老一生的言行，特別是晚年的言行著述，正是展現了抗拒中國歷史研究中這種唯洋(東西洋)是尚、洋人拍板的不正學風文風的先行者;正是堪稱為在國際史學界致力于奪回中國人--包括龍心龍骨的外籍華裔學人--對中國歷史的話語權、解釋權的斗士;重樹走在世界前端的、屬于龍族子孫自己的史學觀、世界觀的勇者;展現了龍族傳人特有的中國風格和大家氣派的楷模。

　　簡言之，何老同費正清一樣，都是「各為其主」，具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如上所言，他認為，「一部富有意義的歷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縝密地處理大量多樣的史料，背后還要有感情的驅力?！勾烁星橹寗恿φ呒词沸闹^也!(10)

　　此之謂金色史心，此之謂錚錚傲骨!

　　這才是何老的學術遺產中最珍貴的精神遺產，何老的言行中樹立的歷久而彌新的典范!

　　三、叱咤國際、堪比李楊

　　概而言之，衡量史學學術成就一般有四項基本標準：1、史心主史(11);2、科學治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為歷史題材提供理論理念和結構框架，提供分析和多維透視的銳利工具，使歷史學超越學究的訓詁詞章和通俗的講故事的傳統述史模式(12);3、考據(證)證史，史料是歷史學的生命，是歷史學賴以存立的根本，搜羅解讀史料是史學家的基本功;4、文學述史，也即書史述事的文才文采和語言能力;對在西方的華裔史家而言，特指英語的聽說寫的語文能力，(13)。

　　環顧當代海外的中國史學家，可以完全滿足這四項條件者或唯何老一人。必須強調，何老作為一個華裔美籍史家，其主導治史、證史、述史運作全程的史心，一顆金色的炎黃史心，尤為難能可貴!

　　何老之所以能夠成一家之言，揚名國際，有其大時代的背景，也即必須放在國際大背景和歷史大背景之下審視，方能理解其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意義。

　　首先是國際政治的大氣候，新中國開始崛起，引起西方歐美帝國主義的警惕和重視，為了知己知彼，費正清開始認真嚴肅地研究這個潛在的強大對手，拿破侖曾經睿智地警示西方的這頭中國睡獅(或喻之為臥龍尤為切合中國的國情歷史)正在蘇醒，加上新中國在國際上加入新興的以蘇聯為首的反帝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孤家寡人，更令西方帝國主義憂心必須正視面對(朝鮮戰爭、法越戰爭(中國的隱蔽戰爭已現端倪);(14)其次是，從世界歷史來看，近世和近現代中國已經從自己主導的東亞歷史軌道轉入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歷史的軌道;再從中國和東亞本身的歷史來看，自宋以來或自唐末的安史之亂以來，特別是明清兩個朝代的五六百年，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發生了春秋戰國之后的第二次大轉型，從河洛的華夏文明轉入幽燕的中華文明;從面相內陸的大陸文明，轉向面向大海的海陸雙棲文明;從農業文明轉向工商業文明等，因此中國社會中國文明，也相應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因此，就世界而言，就中國而言，都需要一種嶄新的視野，從結構上和功能上，審視近現代的中國社會、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文明文化的巨大變化。何老應時而興，時勢造英雄，出了個史學巨擘何老;當然也是英雄造時勢，何老也有力地帶動了國際的中國史學事業。

　　何老畢生學術著作宏富，限于本文題旨，無法意義備舉，茲舉其犖犖大端者以資印證何老治學素本要處理選擇大問題、大題目的宏愿，(15)并有力地印證何老正是以科學的方法，論證中國社會在這個轉型的大時代中經歷巨變的兩個密切互為因果的關鍵側面：人口問題與社會流動。

　　何老的具體切入點是明清兩代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文化，(16) 具體而言，就是明清兩代的人口問題和社會流動問題，都是國史上極其復雜、牽涉面極廣的關鍵大問題。首先初登歐美學術界龍門的是他的英文處女作，也被哥大的韋慕廷Martin C. Wilbur喻之為美國中國學界的拓荒前驅之作，(17)《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研究》(18)，于1954年(時年37歲)被權威的《哈佛亞洲學報》刊登，從此撬開了登上西方學術殿堂的大門，轉悲觀為悲壯，滿懷信心，從研究英國史「踏進國史研究遼闊無垠的原野」。(19)

　　接著是一系列英文的宏文巨構，首先是兩本經典巨著，即史學界至今猶津津樂道的《中國人口問題研究》 (葛劍雄譯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和《帝制中國成功的階梯：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一般譯為《明清社會史論》)，分別于1959和1963年橫空出世，驚艷歐美文史學界; 從而在西方的歐美文史學術界升起了一顆來自東方耀眼的學術彗星，而與1957年在西方科學界方因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而成為科學界的彗星前后輝映!

　　這兩本是何老學術事業中的里程碑式的宏文巨構，已為國際漢學界和中國學界奉為經典著作，需要稍作進一步介紹，以突出其重要性。首先是當他跨進「國史研究遼闊無垠的原野」后，明智地而勇敢地選擇了國史中一個極其復雜的人口問題，國史上的一個具有根本性的大問題，作為攻關對象，作為突破口。

　　人口問題，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人口大國而言，的確是抓到了中國歷史問題的核心，觸摸到了中國歷上史興衰隆替的脈動;此外他還涉及農業的作物和耕作的技術問題，社會階層化的社會階級問題，廣義的社會經濟問題，更為根本的是觸及中國傳統社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產力的大問題。(20)

　　該書涵蓋的時間長達五六百年(1368-1953)，正是中國歷史經歷兩次空前大調整的時代，一次是從河洛文明向幽燕文明的過渡(明清時期)，一次是從君主社會向民主社會的過渡(清民時期)(1800-1960)，都是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處理這樣一段復雜歷史階段的人口問題，不但需要決心、勇氣、智慧、勤奮，還需要充分的歷史學的深厚學養、專業知識和功力的大才;確切地說，就是具有相關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以及搜羅、處理、分析、綜合文獻檔案的傳統歷史學也即史料學的本領的大才。

　　就純學術問題，中國人口的數字很難精確，他的《中國人口史論》是第一部比較精確地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專著，用現在的話講是比較科學的人口史。書中有很多重要的發現，其中最有創意的發現是，在明清社會經濟制度史中發現兩個關鍵性的概念——「丁」和「畝」，作出了何老自認為是革命性的論斷。 何老從明清賦役制度中發現，清初的“丁”無論是各省府州縣的細數或是全國的整數，都已與成丁無關， 《清實錄》中的“畝”也并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積，而是納稅單位(21)。

　　果然該書于1959年秋在哈佛大學出版后，在歐美「佳評如潮」，甚至驚動了英國權威的《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的編輯部于1960年2月12日特發了篇社論，贊揚備至。 鑒于這是何老英國友人郝桑譽之為「此前未曾見過的(華人)榮譽」，(22)及其加拿大友人陳志讓Jerome Chen稱之為「二十世紀人文科學方面引起《倫敦泰晤士報》特發社論的唯一華人著作」，(23)值得將該日社論全文譯介如下：

　　浩劫的苦難

　　今天中國革命的規模及其冷酷無情已為世人所共知。但是塑造今天中國統治者的一些經驗，以及塑造那些分享和接受他們革命熱情的人的一些經驗，仍然為西方難以理解。關于中國的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實就是，眾所周知，中國人口不但眾多，而且還在不斷大量增加。目前有人重新試圖從現在的資料向上回溯推算中國的人口，這個人就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何炳棣博士，他在其《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一書中正是要這樣做的。這部著作是根據對明清兩代的地方志、稅收、人口移動、以及諸如同中國人口有關的其他線索作出縝密細致的研究之后而寫成的。這些數據對人口學家都有其價值。令這部書的讀者感到驚訝的是，這些省份在1850年的人口實際上比1953年的人口還要多。

　　何博士書中備極慎重的一章「災難性的抑制因素」中，令人驚嘆地詳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認為太平軍叛亂(1851-1864)是世界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亂時期，現代的研究估計大約死了2000萬至3000萬人是太少太少了。捻亂蹂躪的地區比較小，但六七十年代的西北回亂，雖然只限于兩個省份，但具有同樣的毀滅性，有些州縣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十之一。內亂之后接著是天災，1877年至1879年華北大旱，估計死了900萬至1300萬，也是太少太少了。

　　本世紀的情況絲毫沒有好轉，1920年的饑荒，接著是1928年的饑荒(災情不亞于1877年)，然后是1931年的水災，連年內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天災人禍使死亡人數急劇增加，根據何博士對四川一省所作的仔細分析，自1911年清帝國滅亡以來共計爆發過400多次動亂，在1932-1934這兩年內，單在四川一省死于動亂的超過100萬人。1928至1934年，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殘酷戰爭是毀滅性的，接著是國民黨的報復也同樣是毀滅性的。然后是抗日戰爭，人命的損失難以估計。但是，何博士指出，一旦大量人口被殺，暴尸在公路上、漂浮在河流中的腐尸造成的瘟疫，致使更多人死亡。接著1946-1949年國共又爆發了內戰，估計因此又有兩三百萬人喪生。

　　撫今思昔，這真是個苦難的世紀，這些殘存下來的或記憶猶新的恐怖記憶，對今天的中國到底有多大影響?當我們讀到農民對公社、對糧食配給、對失去自由、對要忍受一個一心要迅速革命的政府帶來的其他壓力不滿時，毋庸置疑，確有其事。但如果我們連中國從其中拼搏出來的血淚交織的苦難也不能理解的話，那我們就會把這種不滿情緒的深刻意義想歪了(將理解引入歧途)(筆者按：中國人愿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而不是反抗現行體制)。過去十年來強制實現和平與紀律的那些人，正是親眼目睹農村災難的人，他們對不平不義和深重苦難義憤填膺，現在正以狂熱的心情急欲實現一個難以迅登斯民于極樂之鄉的千禧年宏愿。(24)

　　《倫敦泰晤士報》是家反映輿情和政治動向的公眾報紙，不是學術刊物。所以從上述社論來看，主筆對何老大著的評論，除了肯定何老的著作是本經過縝密研究的學術著作，解開了近現代中國人口的謎底，揭示了這一百多年來人口變動的真相之外，而將重點放在該書揭示的深刻的政治意義上面。當時冷戰時代的西方人對新中國感到困惑的問題是：為什么意識形態和施政措施都十分激烈的新中國，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該報讀了何老的著作以后，得到了答案：就是一百多年來苦難深重—謂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也不為過--的中國人民渴望得到解放，過上富足安樂安的日子，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期許人民的革命終極目標和內政外交施政的總方向。所以再苦再難的日子，只要是往著這個大目標、大方向前進，都將全心全意的支持。新中國之所以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國共產主義的激烈革命正是為了滿足人民這種愿望。

　　這樣的評論，當非何老撰述此書的本意，但應欣然樂見西方主流媒體能夠有此認識。

　　那么學術界是怎么評論這本書的呢?何老自己說，「佳評如潮」(25)，的確如此，美國的各大《學報》紛紛刊登書評，贊譽備至，現僅列舉有代表性的評論，可窺大概。首先是美國近代史權威、費正清的首席大弟子，美國當時中國近百年史學界僅次于費正清的二號領袖人物，耶魯大學的芮瑪麗Mary C. Wright，她在1961年所寫的書評為代表要點如下(26)：首先稱贊該書令人耳目一新，行文流暢，推理謹嚴，是一本難得的宏文巨構，其內容要比書的名字提示的豐富得多，多有創見，發人深思。其次關于「丁」的創見，圍繞「丁」的概念，旁征博引大量原始人口記錄，縝密分析評估解釋，其所涉范圍，例如統治者的動機、地方政府的日常運作、少數民族、殺嬰、太平天國之亂、義和團之亂后的改革、國民黨的社會控制、共產黨的群眾動員，不一而足;這些問題，甚至令專研與人口問題毫無關系的課題的學者，都極感興趣。第三，宋代引進并廣泛種植早熟稻以及在16世紀引進和種植美洲作物，馬鈴薯、花生、玉米，不啻是一場農業革命，養活了大量人口。第四，對人口增長的浩劫性的擬制因素，書中批判地仔細分析了某些定點府縣的水旱天災的記錄之后，認為天災在中國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經常性的，但近代由于連年內戰和外國侵略，災情要比康雍時代嚴重得多。最后，芮瑪麗指出，何老在結論中說中國歷史上人口隨盛世而增加，而且有一種趨勢，就是人口繼續增加，縱令生計艱難也在所不計。何教授最后提出一個設想的問題，人民中國是否可能通過經濟增長和人口控制，打破這個歷史規律。

　　這篇權威的書評，在美國中國學界的分量很重，為何炳棣在美國中國學界樹立了良好的聲望人氣，初步奠定了他在美國學術界打拼的社會關系的基礎。另一篇是書評是美國東岸的一所貴族學校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女校長寫的，也是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國學家，Meribeth E. Cameron。她也高度評價何老的書，資料詳實，論據充分，是對中國經濟史的杰出貢獻。(27)一位華裔美國社會學家田心源(H. Yuan Tien，1926-) 的書評說，盡管書里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例如影響統計分析結果的正確性的大量地方志的可靠性，所用大量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獻資料本身有待核證的可靠性等，但仍然高度評價何老的書體大思精，嚴謹縝密，并譽為是了解中國社會人口史的一座里程碑式的經典著作。(28)

　　同樣地，何老《明清社會史論》一書，具有與《中國人口論》同樣學術價值和重要意義的典范。該書理論上涉及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結構、社會的階層化、社會流動(人才的上下水平流動)、龐大官僚機構成員新陳代謝的科舉制度(也即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政權(皇族)與治權(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緊密互動關系等方面(29);簡言之，就是審視和處理傳統中國社會在政治和社會經濟層面如何實際運作。這是傳統中國社會在人口問題的側面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側面，而且兩者密切互動。

　　當然首先當從收集資料入手。作為一個華裔學者，應用中文文獻史料是他與美國同行競爭時一個致勝的法寶。所以何老對史料的收集做到「手到眼到腳到」、「上窮碧落下黃泉」，無微不至。研究人口問題時如此，研究社會流動時也是如此。當何老于1953年在收集有關《人口問題》的史料時，就已經開始利用余暇，順便從奏議、家譜、登科錄、同年齒錄中初步收集了關于社會史方面的有關史料。(30)然后于1958、1959年利用在哥大訪問期間進一步集中收集的有關明清兩代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同年齒錄等原始史料，也即對多達14000-15000明清進士，24，000多名晚清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以及大量多樣的「有機」史料(80多種中試者祖上三代履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還引用了當時描述社會現象的小說，例如《儒林外史》、《醒世姻緣》甚至民間諺語，將1958年所寫的社會流動專論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直譯為《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寫成專書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帝制中國成功的階梯：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一般譯為《明清社會史論》)。(31)

　　同處理人口問題一樣，為了要處理社會流動問題，除了依靠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之外，還須借助社會科學的理論，構建一套論證闡釋的理論框架;這正是西方科學治史的訣竅所在，也正是中國史學考據傳統和泛道德史觀的嚴重不足和中國文史學者須向歐美文史學界取經的地方。(32)

　　為了研究明清兩代的「社會流動」，何老靈活地應用兩個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觀念，「祖宗崇拜」、「有教無類」，同時引進美國社會學的先進概念，例如「機緣結構」的概念等，來構建他的明清社會流動說。(33)何老書中不但處理向上社會流動，而且也討論向下社會流動及其導因，闡明促進社會流動的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老還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并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何先生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34)。

　　簡言之，筆者認為，何老的研究，揭示了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中國自宋以后的傳統社會是一個中國式的開放社會，不是一個先秦封建等級森嚴世代相襲的封閉的階級社會，從而挑戰歐美自由主義者認定古代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扼殺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科舉制度是這個開放社會的關鍵機制，一把鑰匙，促進社會的上下流動，發揮了促進社會新陳代謝的作用。這同歐洲中世紀和日本的封建社會僵硬的階級制度，有本質的區別。所以，也讓人聯想到將傳統中國宋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稱之為封建社會，易于讓人也將之同歐洲和日本的封閉的封建社會等量齊觀。在西方，貴族永遠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很少流動?？墒侵袊驗榭荚囍贫?，相對而言流動性比較高。(35)

　　何老的明清社會史論于1962年初版之后，大概由于是一本純學術性的著作，無法在政治上做文章，所以沒有引起新聞界的注意，只是引起社會學界和歷史學術界的注意，一些有關學報發了書評。茲例舉其與本文題旨相關而較有創意者，例如哥倫比亞大學「近代中國人與政治研究項目主任」Howard L. Boorman稱贊何老著作是一本對明清五六百年復雜的動態社會提供了數據詳實、富于原創力的大膽力作，對西方了解中國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特別比較了中西這兩個歷史時段的社會流動的特點，很富有啟發性：這時西方社會向上流動的原動力是可持續的技術革新(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和經濟擴張，創造了大量就業和增加收入的機會;而這時的中國, 卻技術保守落后，制度僵硬，以致使這五六百年的社會下流的一般趨勢不可避免?？v然從社會學或人口學的角度來看，難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和不足之處，但他認為何老寫了一部歷史學者所寫的堪稱一部歷史的巨著。(36)

　　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的社會學家Romeyn Taylor指出，一般研究中國社會流動的專論大都局限于政治和法律方面，然而何著在界定闡釋機緣結構時，則遠遠超出這個范疇，特別注意工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機會，以及公私教育機構的機會。Taylor 認為何著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讓人視野大開，是漢學家和中國學家必須一讀再讀的好書。(37)但就題旨而言，饒有興味的要算是對何老的機緣結構概念起了啟蒙作用的Bernard Barber(伯納德·巴伯)所寫的評論。巴氏贊揚何老成功地將社會學的分析和方法應用于歷史數據的處理，由此足證社會歷史學sociological history是可行的，也是十分有益的。(38)這正是何老期望于社會學家對他從漢學轉入社會科學的努力的評價，所以巴氏的肯定對何老無疑是很大的鼓勵，因為另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施堅雅卻認為何老還是沒有完全走出漢學藩籬。

　　然而80年代以來，何老的中國式的社會開放論，卻遭到部分美國學者的質疑和挑戰，他們對明清兩代社會流動的研究，卻得出所謂的科舉未曾發揮何老所謂的促進社會各階層間血緣循環流動的功能的結論，從而質疑何老夸大了科舉導致中國社會開放的程度。首先發難的是美國的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39)，隨后韓明士 (Robert P. Hymes) 與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緊跟其后。(40)

　　何老對于郝、韓、艾三氏的質疑挑戰，沒有作出針對性的專文回駁，只是在《讀史閱世》第一章中引述早年在《會館史論》中的論斷作為附錄間接響應。(41)簡言之，何老認為，三氏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所根據的只是官方檔案，例如殿試、會試和鄉試錄，而這些史料只有姓名、籍貫、簡歷和中試者總數，沒有反映社會血緣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是「無機」的，所以無法解答科舉制度與社會流動的關系。而何老所根據的則是他獨成一家的「宗法基因論」，中國是祖先崇拜最高度發發展的國家，科舉和學校制度從生童第一天入學起，就必須填寫祖上三代的履歷。沒有任何西方傳統社會可以像對明清社會那樣更圓滿地研究各階層間的血液循環。因此何老認為，明清兩代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同年齒錄等原始史料，是研究社會菁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確的史料，無論論質論量都是西歐各國所不能及的。(42)

　　換句話說，由于郝、韓、艾三氏在文化上的隔閡，是不了解中華文明的宗法基因、祖宗崇拜的文化特點，以致隔鞋瘙癢，沒有搔到癢處，這是歐美學者治中國史先天的通病。

　　何老對明清人口問題和社會流動的研究，是結合史料學和社會科學的典范，( 43 ) 從而確立了何老在歐美的中國文史學界中龍的傳人也可以拍板，享有話語權的權威地位，為在西方世界奪回中國歷史文化話語權的高地開了個好頭。何老對歐美的中國學所作的開拓性和創造性的貢獻(44)和由此贏得的崇高國際聲望，或可喻為西方文史學界之楊振寧、李政道，也不為過;較之李、楊在科學界為中國人奪取話語的傲人成就更為難能可貴，因為科學的標準是客觀的，而文史領域的成就要得到國際公認，必須克服嚴重的主觀偏見，西方中心史觀、冷戰的反共反華的意識形態，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等，其難度可想而知!

　　如上所言，1965年夏楊聯升建議何老向上研究古代問題，「不應該專搞明清，一定要開始作前代的較大的課題，以求達到既博又通的地步。」(45)。何老欣然接受學長的建議，開始改變晚年治學的方向，用力于先秦國史的研究。同時，為了競選臺灣中研院院士需要中文著作的規定，于是何老就先后撰寫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1965)和《中國會館史論》(1966)。(46)因無關本文主旨，毋庸詳論。

　　注釋

　　(1)讀者或許會問，何老雖然血統上是個中國人，但法律上先是個加拿大人，后是個美國人，為何筆者要稱何老是當代的中國史家?這是個問題提的很有道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文文化學術交流頻繁。大陸學者，每當論述美國的漢學和中國學時，一般傾向于將華裔美籍學者，籠頭地歸類為「美國學者」、「美國漢學家」或「美國中國學學家」，例如任增強的《美國學者高友工的杜詩研究》，徐志嘯的《他者的眼光 ——美國學者唐詩研究論析之一》等，就是這樣看待美國華裔學者的。這樣的歸類稱謂，不論基于什么考慮，都難免忽視了美國的華裔學者同美國的非華裔(白人或日裔)學者兩者之間在文化上和族裔心態上的微妙差異，而令華裔學者心理上難以認同。

　　歷史地看，海外華裔學人，的確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殊社群，在血統、文化上為中國人，但法律上卻為外國人，依法要對他居住的國家效忠，這就在華裔學者的心理上出現了矛盾。不少老一輩的美籍華裔學者，難以調整適應這種雙重人格而得了人格分裂癥，以致患了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但何老入境隨俗，和而不同，適應得很好，雖然長期居住在美加兩國，法律上應該算是加拿大人、美國人，但何老行文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自認為是個中國的史學家，甚至有時稱中國為「我國」，模糊了血緣、文化歷史與法律上的區別，而與新中國認同，更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認同，所以本文也視何老為中國的歷史學者。筆者同何老的背景相同，在這個問題上也與何老有同感。

　　(2)章學誠將史德界定為心術。《文史通義》，內篇，頁144。

　　(3)在中文中，或在中國的文化思想中，「心」這個字，最為籠統含混，各家有各家的說法，儒有心學，佛有心經，道有道心，詩有詩心，文有文心，史學當然也有史心。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心字更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聞，幾乎到了「濫用成災」的地步。

　　就本文的題旨而言，在文史領域，首先標舉「心」字的則是南朝的劉勰(約于465-520年左右)，他將心與文并舉，著書立說，寫成宏文巨構的《文心雕龍》。書中突出「文心」，并有專章(第四卷第十六章)的「史傳」重點闡述史學，標舉素心，但卻不見「史心」二字;大概是在文史哲三位一體的傳統下將史心包涵在文心里面了，或將素心等同史心了。劉勰將素心界定為「析理居正」(剖析事理，持論公正)，汪榮祖在所著之《史傳通說》(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初版，1997年二版)中借沃爾什(汪書中譯為華胥，W.W.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論史家之「著念(意)」說，如果能夠不蔽于「個人之好惡，所屬群體之偏見，史學詮釋之異，所持信念之不一」(頁261)，則接近素心，但其意大致不出史德范圍。(劉勰在《文心雕龍》第六卷風骨章中所論，也為素心、史德精神的一種體現)

　　在近現代中國，特別標舉強調「史心」的是文史兼修、素有國學大師之稱的錢穆。早在六七十年代他在其所著《歷史研究法》(香港新民書局，1970年)中就突出史心，認為歷史只是一種人事記載，事雖由人主，但人卻由心主。此人若是史學家，則其史心主導他的論述，可見史心之關鍵。

　　綜觀錢氏有關「史心」的論述，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歷史本身的史心，也即歷史人物本身的史心;二是指治史者也即史家自己的史心。就前者而論，他認為，史上有過不少為民族為國家為大群體長時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也即歷史人，他們此種心情，可謂之史心。(同上，頁84-92)就后者而論，史家本身要具有為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勞的心情心態，也是「史心」。所謂具有關心民族、國家命運的心情心態，就是要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前途;具體而言，就是對待自己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的心態，當以「世運興衰」、「人物奸賢」這八個字為出發點和歸宿，積久感染，自能培養出一番對民族國家之愛心，即史心，(同上)也即本文所謂之金色史心;否則最多只能談掌故，說舊事，只是個史料學家，說書家而已，稱不上是個史學家。

　　誠哉斯言!

　　在這個價值理想、這個「史心」的背后，則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當然包括史學家心中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無盡眷戀和對自己國家的無限熱愛的熱烈情懷，以及這種深厚情感所養成的「一番廣大的心胸」、「一番廣大的眼光」。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雖然博雜精深，但最終可以歸結為一個字，就是《大學》中止于至善的「善」字;這個善字貫穿整個中國國史，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是中國史心的最高境界。而達到這個境界的是《中庸》的誠字。所以善和誠兩個字，是心的兩個基本構成德行。(何老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以下簡稱《讀史閱世》)中講述10歲時的一段童年家里祭祖的往事，對本文很有相關性啟發性：第三次磕頭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潑在地上，以示報恩之誠，強調一切要心誠。由此看來，何老的史心在其人格塑造的童年期，就潛移默化地汲取了儒家的善和誠之德。(頁3-4)

　　這種歷史的史心，內化為史家的人格，謂之史心;歷史學家的史心同歷史的史心相呼應，合而為一，達到史家學養修持的最高境界。此即何老所認為的，一部真有意義的歷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縝密地處理大量多樣的史料，背后還要有精神感情的驅力(《讀史閱世》，頁390)，何老稱之為「治史的浩然之氣」。(《讀史閱世》，頁381)此所謂感情的驅動力者，即史心也，史心主導驅動歷史的著述事業。于此可見，何老童蒙教育使其受用終生。

　　以上是從史家的層面來解讀心這個字，但在中國的哲學和思想文化中更有深一層的含意。就拿馮友蘭為例，按照錢穆的史心的定義，馮友蘭也有他對史心(或哲人的道心)的理解，在中國文史哲三位一體的傳統下，就廣義而言，也可包含史心。馮友蘭很喜歡宋儒張載的一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馮友蘭在引述張載的這句話后接著說：「此哲學家所自應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繼絕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致，心向往之?！惯@固然是一個哲人的自我期許，也應是一個史學家的自我期許。

　　可以說，錢穆和馮友蘭這兩位文史哲的國學大師，一個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一個從哲學思想的角度，對史心的闡述，已經講得很透徹、很全面了。具體而言，中國知識分子向有「以文載道」的傳統，他們寫文章并不是為寫而寫，做學問也并非只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心中有著自己和前輩們共有的文化信念和文化使命。文章和學問不過只是表達呈現他們的這種信念和關懷;在文章學問之上，更加關心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福祉。史學家更應如此，高懸「史以載道」的鵠的，一個大史家，應當緊緊地扣住時代的脈動，民族心的脈動，社會的脈動，人民的脈動，這才是一個大史家的「史心」。這正是本文題旨標舉的「史心」，何老之所以垂范后世者在此。

　　西方史家自然也有類似的史心之論。(詳見汪榮祖，《史傳通釋》，彰善癉惡第三，頁 15-28)。例如魯濱孫(James Harvey Robinson)在其《新史學》(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1922) , 中有historical-mindedness一詞(詳見書中第二章，The History of History, 頁26-70), 何老的族兄何炳松譯為「史心」 (齊思和譯為歷史眼光或歷史觀)。英文的mind同中文的心，頗為對應，但由于歷史文化的原因，魯濱孫的historical-minded同中文的史心，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含有認知、理解的意思awareness，consciousness, cognition，就是對歷史的過程和對構成歷史的內容的認知，也就是齊思和所謂歷史的眼光。

　　魯濱孫這樣界定historical-minded, 就涉及到手段問題了，就是如何認知歷史的手段;具體而言，就涉及到輔助科學了，例如人類學、心理學、地質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一切有助于認知歷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在中國的史心的定義下，卻正是缺少了認知史心的手段，即科學治史的手段。所以，何炳松的譯文是正譯，齊思和的譯文是意譯，兩者可以并存，互補短長。這也正是本文所需要的譯文，而本文所論的何老的史心則兼而有之，他的讀史、治史、閱世、處世，也是這種會通中西史學之長的史心的完美結晶。

　　(4) 行文至此，讓我聯想到2009年4月26日這天，波蘭的大鋼琴家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1956-) ，在洛杉磯迪斯尼音樂廳演奏最后曲目—波蘭作曲家席曼諾夫斯基的波蘭民謠組曲時突然迸發出低沉而嚴厲的譴責聲：別碰我的國家!(Get your hands off my country!!!) ，并宣布為了抗議美國在波蘭部署飛彈防御系統，此后將不再于美國演出，頗有他的前輩愛國音樂大師肖邦的愛國情操和風格!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藝心。也就是說，他認為雖然他是個藝術家，但他以藝術向美國的侵略行為抗議，是要讓世人見到藝術家作為一個波蘭的公民，也要正視自己的道德與社會責任。

　　之所以例舉一個波蘭大鋼琴家的義舉，是要點出本文的主題：一個專業者的心;對于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來說，就是藝心、詩心，文心，對于一個史學家來說，就是本文所說的史心，一個史學家的史心，而以何老為代表，為典范。西方的漢學家如有法國漢學之父之稱的伯希和，在一戰時投筆從戎，報效國家，更是身體力行，允為法蘭西史學家史心之典范!反觀與伯希和同處亂世的中國學人，如羅振玉等則標榜清高，遠離軍旅，甚至避居國外，較之伯希和之史心則不逮遠甚!(桑兵，《國學與漢學》，頁120、135)

　　(5)楊振寧讀了《讀史閱世》之后說，這「是一本自傳，也是一個大時代的縮影：是一位雄心萬丈的學者的成功史，也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忍負重的記錄。這是一本有分量的書，因為著者是大有成就的近代歷史學者，也因為這位學者在書中無保留講了真心話。」這個評語很有代表性，的確說出何老自傳的時代意義。詳情另參見汪榮祖，《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何炳棣著〈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傳記文學》，期3，卷85, 2004年9月;毛升，《讀史閱世六十年》：風雨六十年;單世聯，《一個人的戰斗——讀何炳棣先生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等。

　　(6)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嚴之魂,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人，炎黃龍族，是一個歷史感特強的民族，一個以歷史為生命的民族;中國人安身立命之道不在出世的宗教，而在入世之道的人教的三不朽(德、功、言)，而且都記載在史冊上，傳之后世，是民族生命長河的延續。(參見, 梁容若，《歐美與日本的漢學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論》，頁85)所以對于維護歷史的真實和精神，炎黃史家一向視為是一種神圣的天職。這是其他文明(西方的理性文明和阿拉伯、印度的神性文明)不能理解的。近現代以來我們史家向西方取經，是取他的史法，不是取它的史德、史意，更不是凝聚一個民族靈魂的史心。

　　在歐洲主導近代世界思維的背景下，域外漢學不僅自成體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導本土研究的趨勢。……近代中國百事不如人，學者對于中國研究落于人后不免耿耿于懷。陳垣、胡適、傅斯年等慨嘆漢學或東方學中心不在中國，呼吁努力奪回，陳寅恪甚至因文獻遭劫，中國學者貢獻于敦煌學少而嘆為傷心史(梁容若，《歐美與日本的漢學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論》，頁85：龔忠武，《哈佛的激情歲月—奪回中國歷史的解釋權，「紅色文化網」、「烏有之鄉」)。

　　(7)Yet China specialists, though they try to be men in between, inevitably are one-sided. In basic attitudes they reflect their own culture and its predispositions, and one can therefore question both the adequacy of their grasp of China and also the degre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 In short, to deal wit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e need to know both sides profoundly well. Both are bodies in motion, moving very fast. History alone cannot give us a complete picture, much less a future projection. It follows that China specialists in their assumptions and analyses are likely to mirror our American culture-bound blind spots. In these essays, for example, I have attached a fundamental value to ou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of the supremacy of law,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Yet I cannot foresee their triumph in China. Will they bring us into conflict there?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p.vi.)

　　(8)龔自珍的原文：「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滅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二》)

　　(9)關于域外的漢學和中國學的詳情，可參閱：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王榮華、黃仁偉主編，《中國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熊文華，《英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劉正，《圖說漢學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胡大澤編著，《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嚴紹璗，《日本的中國學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梅祖麟，《在臺灣大學的演講》，2000年，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劉正，《圖說漢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張西平，《后記》，《國際漢學》期刊，第24期，2014年3月8日;王榮華、黃仁偉主編，《中國學研究》，學林出版社，2007年;胡大澤，《美國的中國近現代研究，1784-200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嚴紹璗，《日本的中國學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學苑出版社，2007年；林徐典編，《漢學之回顧與前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辦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選集》，上下冊，中華書局，1992年。

　　(10)《讀史閱世》，頁390;另參見注(3)。

　　(11)參見注(2)。

　　(12)何老的治學方向和方法門徑深受在清華當學生時歷史系系主任蔣廷黻和雷海宗教授兩人的啟發指導。據何老回憶蔣廷黻主持清大歷史系時的教學方針是：

　　蔣先生認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所以鼓勵歷史系的學生同時修讀經濟學概論、社會學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課程。在歷史的大領域內，他主張先讀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后再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課題。我自問是一直真正走這條道路的。(《讀史閱世》，頁68)

　　這正是何老以后畢生治學成學的方向、的道路，為何老的治學規劃了大方向和入門途徑。雷海宗也對何老的治學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他受益于雷海宗的是：

　　以一定的哲學觀點來消化史料，解釋歷史，自成體系。他掌握豐富的史料，重視史實的準確性，對清代干嘉學派的考據訓詁和十九世紀德國朗克學派的檔案研究均頗推崇。……

　　他強調真正的史學不是煩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于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有價值的史學著作應為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統一，要做審查、鑒別與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貫的概念與理論來貫穿說明史實的綜合工作;用藝術的手段以敘述歷史的表現工作。三者之間，分析是必要的歷史基礎，綜合為史學的主體，藝術則是裝飾。

　　他著重從當今的時代出發，對中國和世界各地區國家的歷史與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和消極方面，謀求在二十世紀建設中國的途徑。他主張汲取先進的理論和方法，來整理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讀史閱世》，頁108)

　　雷海宗這套苦口婆心的治學的經驗之談十分精辟，對年輕學子后進的確可以起很大的啟蒙作用。何老的一生奉行不渝，而且取得了亮麗成就，就是明證。然而近年來國內卻有學者，大唱反調，將雷海宗的學術成就批得體無完膚，徹底否定：

　　《伯倫史學集》一書將雷先生的主要歷史撰述基本收錄于內，只要客觀、公正地加以審視，則可發現在所收各文中論點、論據以及學術方法，舛誤充斥，實在乏善可陳。雷先生在宏觀上，熱衷于先驗地構建歷史體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驗證，而不惜削足適履;在具體問題上，對歷史考據根本沒有入門，卻硬選難題，罔顧史實，隨意定論，這是其治史的致命傷。學術界應當以學術理性的精神，重新做出公允的學術評價。

　　(參見喬治忠，《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學術研究》，2014年第1期)

　　甚至懷疑雷是否具有一個普通的「歷史學者」的資格，更不用說什么「大師」的頭銜了。未免失之過苛了吧?難免讓人感到雜有學術流派門派意氣之爭的味道?不過，當今的中國學術界能夠出現這樣正反兩極意見的爭鳴，也是學術開放的可喜現象。

　　(13)工欲善其事，必須利其器，搞文史專業又志在西方出人頭地的人，自然必須掌握英文這個不可或缺的表達(聽寫講)工具。何老早在清華當學生的時候，就一心要留美，一心要在西方學術界打天下，自然必須加強英語能力，以在南開中學和山東大學一年(《讀史閱世》，頁32)打下的良好英文底子，再加上何老的族兄何炳松(1890-1946，先后就讀威斯康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為著名教育家和歷史學家，上文提到的《新史學》的翻譯者)，和族侄何德奎(1896,-1983，就讀哈佛商學院，當時與吳宓、陳寅恪同校)西化的影響，(《讀史閱世》，頁12-20)英語能力自然非同一般。所以在1943年考庚款留美時，英文獨占鰲頭(86分)，自非幸致。何老回憶說，他留學考的英文總是出人頭地已經令人側目，以致流行了一句話說，「留學考試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讀史閱世》，頁134)

　　后來何老在哥大攻讀博士期間又得到英文寫作的專精訓練，但何老仍覺專業的英文能力有所不足，還須進一步提高英文寫作能力，于是又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特別自修，加強英語的寫作能力，用英文翻譯10首中文詩詞。其中何老最得意的、并得到語言學名家伯克萊大學的陳世驤稱許的譯作是柳永的《八聲甘州》。(《讀史閱世》，頁309-312)

　　于此可以略窺何老英文的造詣或已至少接近英美人母語的程度。有了這樣的英語能力，加上他的美國同事絕對無法比擬的中文母語能力，如虎添翼，所以何老在馳騁歐美中國學界時，底氣十足，縱橫捭闔，敢于同美國同行在專業上平等地交鋒駁難，并贏得尊重。(何老回憶說，19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時，在一次校內的演講會中，他隨口背誦《羅馬帝國興亡史》的作者吉朋的一句名言，而令芝大校長George Beadle和歷史系同僚刮目相看?！蹲x史閱世》，頁142)和語文能力不是小事，是對一個華裔學者在美國打天下的成敗得失、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性。所以何老的這個英語能力，是何老同時代的許多華裔漢學家和中國學家所無法比擬的克敵制勝的法寶。

　　關于英文能力，何老夫子自道不無自豪的說：英文的東西我看起來快，他們里頭論述中國的東西，膚淺萬分，他們怎么有能力鉆進去?通常，人口學得幾年才能完成，光資料收集就得幾個夏天?？墒俏液芸彀盐鞣阶罡叩闹R、爭論在哪兒都看清了，我用中國的史料在理論方面抓牢了。何老答記者問時又說：用英語寫中國史，沒人寫得過我。記者：與其他史學家不同，您是用英語寫中國歷史。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您的治史觀點也是西方的?何炳棣：我英文寫得好，不是一般念歷史的人趕得上的。英文不好沒有辦法做研究。我是用英文寫歷史，想法都是拿英文想，沒有把中文臨時翻譯成英文的?？上?，我最好的、最精彩的英文著作，國內翻譯不出來，有的還翻錯。我很生氣。這個我寫起來多累啊，翻譯的人怎么找得那么差勁?(均見李學勤，《西方中國古代研究的新趨向》，《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但是何老還是自謙英文不夠好：有位大學者跟我說要寫到「三分隨便」，我做不到。我是苦得很啊，美國大的歷史家、政論家，我要是有那個「三分隨便」，早就把他們打得稀爛了。費正清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刮覍W英語，沒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學出來的。在清華大學時，天沒亮就到草地上去背。((衛毅，《讀史閱世九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6月15日)

　　(14) 首先是新中國在國際崛起，引起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重視和敵視，為了知己知彼，從而興起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必要性和緊迫性。所以漢學或中國學，自朝鮮戰爭、法越奠邊府戰役、中印邊界戰爭之后，特別是1964年中國試爆原子彈成功之后，日益成為歐美的顯學。這是直接有利于正值盛年(四五十歲)的何老在西方學術界打天下的國際政治大氣候。(參看 John King Fairbank,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face, pp.3;龔忠武，《試論費正清及其哈佛學派的得失成敗》「紅色文化網」)。

　　(15) 1963年數學家林家翹路過芝加哥大學對何老說：「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作第二等的題目。選第一流的題目，做第一流的學問?！?《讀史閱世》，頁105);李學勤，《西方中國古代研究的新趨向》，《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林的這番高論，何老終生奉行不渝。另費正清建議何老：第一等大課題如果能夠做到八分成功，總比第二等課題做到九分成功要好。(同上，頁298)何老說費的這番忠言，令他終生難忘。另，1965年夏楊聯升建議何老向上研究古代問題，「不應該專搞明清，一定要開始作前代的較大的課題，以求達到既博又通的地步?！埂埂蹲x史閱世》，頁349。何老夫子自明心志：無論做哪一行，都要去了解這一行的世界最高水平，要怎樣努力才能夠了解，才能夠達到這個最高標準。(參見上文李學勤)

　　(16)從事學術研究，必須符合自己的志趣和性向，方能有成。何老在山東大學短暫的一年期間(《讀史閱世》，頁51)曾經試讀了化學，后來考進清華下定決心，棄理從文，放棄化學，改學歷史，因為何老自知數學根基不好，「如果堅持主修化學，怎能保證不落人后」(《讀史閱世》，頁59)。這是何老治學方向的第一次的大轉變。進入歷史系后，也曾淺嘗過考據，和思想史，但發現都不合自己的性向。因為何老認為，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班上，雖然得了高分，但自知秉性缺乏系統抽象思維能力，不宜過早從事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必須另作他圖。

　　(17)Martin Wilbur韋慕廷, preface t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p.xi.

　　(18)但兩年后何老覺得使用「資本主義」一詞不妥，應該改為「資本」，因為該文題旨是在分析兩淮鹽商雖然擁有巨額財富也即資本，但卻無法產生資本主義。所以原題應該改為《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頁273。據何老憶述，他寫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他的燕京老學長杜聯喆的一篇有關「商籍」的英文短文，文中指出清代的「商籍」并不指一般商人，而僅僅指兩淮等幾個鹽區為鹽商子弟考生員所設的專籍，這使他馬上聯想到古老的中國，歷代制度上的若干專詞不可望文生義就去應用，必須窮索其真實內涵及其長期間的演變。于是決定以兩淮鹽商史為研究對象。(《讀史閱世》，271-272)。于此可見，學術研究也有機緣，這就是何老與杜聯喆的機緣。何老這一生的學術事業還有不少這類看似偶然的機緣。但必須說明，這種偶然的機緣是相對的，他的研究大方向才是絕對的，具有決定性的，否則就不會碰到這種偶然的機緣。

　　(19)《讀史閱世》，頁273。何老在哥大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英國1873-191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土地政策(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and Land Policies)，但論文雖然于1951年12月通過了卻未能出版，深感挫折，乃決定改變治學方向，放棄研究英國史，轉攻中國史(《讀史閱世》，頁270、273,、276)。從專攻英國史轉而專攻中國史，這是何老一生第二次治學方向的大轉變。

　　但中國史的領域廣闊繁多，要決定專攻什么問題，也非易事。但由于早年從術業探索的挫折中體悟到基于自己的性向和稟賦，應該先在經濟、社會、政治、制度、文化諸史領域，積累知識，待至達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廣度以后，才有能力鉆研思想史，否則必陷于過空、過迂或過淺，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窺探思想流派的深層意義。(《讀史閱世》，頁66-67)這個自知之明，促使何老選擇走研究具體的社會經濟史之路，專攻明清社會經濟史。

　　(20)本文主要是一篇帶有學術性的紀念性文章，不是一篇嚴格意義的學術性論文，所以對何老的學術成就及其影響，只能提綱挈領，勾畫一個輪廓，述其大要。抑有進者，筆者更不是研究中國人口史和社會經濟史問題的專家，本文只是一般性地側重何老治學的取徑、方法和研究結構的重要性和意義。就是何老本人在書中“前言”與費正清為該書所寫的“序”，也均闡明該書僅是制度史與經濟史方面的著作，不是歷史人口學的專門著作，并未運用人口統計分析。所以，何老書中可能存在的專業性人口問題，當留待中國人口史的專家學者來作評論，例如曹樹基在其《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一書中就認為何著中「存在大量的、系統性的錯誤」，并根據自己的研究所得提出不少具有建設性的專家意見，甚至指出失誤之處，很值得重視參考。

　　(21)以前學術界都認為丁就是人頭，但何老發現丁是納稅人，假如說丁就是納稅人，那整個人數是要多出很多了。這個戲劇性、革命性的發現成為他一生治學事業的分水嶺，可見其重要性，(《讀史閱世》，頁273)，因此值得略述其經過。

　　但是，要發現這個歷史的奧秘，卻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歷了一段探索的過程，一段中國的史實與西方的學理結合或中西史學、考據與科學結合的過程。

　　據何老回憶，1952年秋冬在溫哥華僅僅花了一周左右翻閱《清實錄》和五省通志(畿輔、山東、浙江、湖北、廣東)，竟對明清賦役制度中最基本的兩個專詞「丁」和「畝」已能作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詮釋和論斷：清初的「丁」無論是各省府州縣的細數或是全國的整數，都已與成丁無關;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據清初「丁」數以推測全國總人15的專家學人們，都是方法上根本錯誤的。

　　這是1952年末對明清人口問題的發現，尚未著手從事系統的研究。但何老之所以如此迅速敢于下此革命性的論斷，正是拜他研讀「英國中央和地方財政」之賜，財政學中的一個專題是租稅(廣義包括徭役)轉嫁;「以糧起丁」或「以田起丁」，由16歲至60歲的「成丁」所承擔的強迫勞役，早已部分折成稅銀或已逐步轉由田地承擔。而雍正一朝(1723-1735年)，正是清初推行全國性「攤丁入地」財政改革最力的時期。后來復核《乾隆朝實錄》，發現廣東省許多年份呈報開墾的水旱田和沙灘地時，照例在頃畝數字之前，加一個「稅」字，這明顯表示頃畝數字并非真正的耕地面積，而是折算入冊的「納稅畝數」。

　　何老之所以能自始即將「畝」定性為納稅單位，還得力于梅特蘭(Frederic Maitland，1850-1906)的名著(Domesday Book and Beyond(末日判決簿及其前史)》中提到，早在十一世紀英國法令中，田地最大的納稅單位定為「海得」(hide)，即120英畝。但各郡田產中「海得」的實際面積很不相同，最小的只有48英畝，最大則為258英畝，大小差距五倍之多。梅氏認為出現這么大的差距，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海得」決不可能是耕地面積的單位，必須是納稅單位。(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聯經出版社，1995，序言;另見《讀史閱世》，頁273-274。)于此可見，從中西歷史的比較觀點來看，財政租稅的道理是中西相通的，因此可以互相借鑒。因此，縱令何老尚未對明清人口問題展開系統的研究之前，其結論幾乎已經立于不敗之地。

　　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之后，緊接就是大量搜集和閱讀資料。自1952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間兩淮鹽商史料起，特別是次年夏天開始，在哥大、國會、哈燕、芝大等圖書館，翻閱三千多種中國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于此可見何老除了具備理論方面的造詣之外，其搜羅翻查數據之勤，實非一般史家所能及!。(《讀史閱世》，頁487;另參見頁276-279、298;另參見徐泓，《 明清社會史論》及其譯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13年9月，14卷4期，頁66，文中對何老收集史料之辛勤，運用史料之精妙，方法與史識之獨創，多有美言。

　　但限于當時五六十年代嚴峻的冷戰客觀大環境，以及美國的中國學尚在草創時期，顯然對何老的人口研究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以致清代人口史專家曹樹基對何老的研究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文獻史料方面，認為「清朝留下了數以千萬件計的、完整的、系統的中央政府檔案，再加上各地方的檔案，浩如煙海。研究清朝的(人口)問題不利用這些源文件，而只利用官修的政書、志書、實錄一類史料，是遠遠不夠的」;其次是關于何老對「丁」「畝」定義的看法，曹認為存在著問題：即清朝人丁問題的最原始資料是各地賦役全書、人丁編審黃冊與題本，雖然何先生知道黃冊的存在，但并未利用，而僅根據一些文集、官方的政書、某些地方志及其記錄的有小數點、有糧食計量單位的人丁，便做出了人丁是賦稅單位的論斷。實際上，只要翻閱這些數據就會明白，人丁不僅有糧食的計量單位，還有白銀的計量單位，它們是「照田地計丁」、「照糧計丁」的產物，確屬賦稅單位，但同樣也存在著更多的「照人計丁」，依然是納稅成年男子的人丁;何況康熙五十一年之后，永不加賦的「滋生人丁」，與賦稅完全脫離了關系。因此說「丁」就是賦稅單位的觀點也有商榷余地。(參見曹著《中國人口史》)

　　曹的評論并錄于此，備供參考。但這也就是大陸對外開放后，何老根據大陸的新史料增訂《明清社會史論》而出新版的原因。(參見 侯楊方，《從歷史到傳說——略說何炳棣先生的人口研究》，《南方周末》，2012年7月7日)

　　(22)《讀史閱世》，頁315 。郝桑所言，并不確切，因為或可相提并論的就是具有與《倫敦泰晤士報》同樣聲望的《紐約時報》于1957年刊發社論，贊揚楊振寧和李政道這兩位物理學大師于1956年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的現象，譽為含蓋「原子、分子、核子和基本粒子物理的一個重大的基本革命」，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界以前在對稱觀念上的一切根深蒂固的陳舊傳統觀念，從而對近代物理學作出了劃時代的突破性貢獻。雖然何老研究的領域是文史領域，楊李研究的領域是自然科學，但《紐約時報》的這篇社論更使全球華人與有榮焉。

　　(23)同上，同頁。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據何老說，在他之前，20世紀炎黃子孫在歐美著名大學的文史(廣義包括法學)博士論文，一出版即享譽國際，被稱為名著的，只有兩部：一部是1927年在倫敦出版的蕭公權在康奈爾大學的博士論文，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政治多元主義：對當代政治理論的研究)，另一部是1951年在倫敦出版的陳體強的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有關國際法的承認)。(《讀史閱世》，頁177-181)。但何老竟然忘記提到他的前輩校友陳煥章(1881～1933) 了, 陳是康有為弟子，1907 年以翰林身份被選派赴美國留學, 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科,并于1911 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1911年同時在紐約和倫敦出版，1930年代曾再版，《 美國歷史評論》稱陳作出了破天荒的成就, 此后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財政學專家兼經濟思想史學術權威塞利格曼( 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 ,1861-1939 年) 在主持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答辯時常以此書中的觀點提問。1970年代, 美國紐約的Gordon 出版社又一次出版了該書。德國社會思想家韋伯顯然也研究過他的博士論文,指出陳煥章「從康有為近代改革派的觀點出發闡述了儒家的學說」，而且韋伯對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評價也來自陳煥章的博士論文。何老以研究中國的明清經濟社會史而聞名，陳則研究中國的儒家思想而聞名，均出身于哥大，前后輝映，何老是不應該忘記他這位哥大炎黃前輩的杰出學術成就的。(參看李超民，《從翰林到博士：陳煥章《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及其影響》，《學術研究》2001 年第6 期)

　　(24)何老在《讀史閱世》中引錄了不少他同師友通信的原文，獨缺這篇對他更具有里程碑意義和令華人感到驕傲的社論，故特于正文中全文譯介。該社論的英文全文如下：

　　The Ravages of Catastrophe，

　　London Times, February 12, 1960

　　The scale and ruthlessness of revolution in China today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But some of the experiences which have made the men who rule China and those who share or accept their revolutionary fervor are still hard to grasp in the west. The simplest fact about China that is universally known today is that its population is vast and vastly increasing.A new attempt to work backwards from today's figure is made in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by Dr. Ho Ping-Ti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The work is based on an exhaustive study of local histories, tax returns, population movements，and such other clues as relate Io China's population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These have their value for demographer.What may surprise the reader of Dr. Ho’s book is the fact that many Chinese provinces actually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in 1850 than they had in l953.

　　The reasons for this stand out in horrifying detail from Dr. Ho’s careful chapter on “catastrophic deterrents。”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64) he believes to have been the most destructive period of warfare in the world’s history.Contemporary estimates of the twenty to thirty millions who perished are too low。The Nien rebellion which followed ravaged a smaller area by far, but the Moslem rebellions in the northwest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ough confined to two or three provinces, were as destructive.In some counties only a tenth of the people survived. Turning from civil war to natural disaster, there was the great drought in north China from 1877 to 1879, where again the contemporary estimate of nine to thirteen million deaths was too low.

　　The present century brought little relief. Famine in 1920, again in 1928 (the latter comparable to the 1877 disaster), flood in 1931, were only a background to almost continuous civil war. Natural and human causes reacted to multiply the deaths. From a careful analysis of Szechuan province Dr. Ho records a total of over 400 civil outbreaks since the fall of the Empire in 1911. In the two years 1932-34 he computes over one million deaths from this cause in this province alone. The savage fighting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from 1928 to 1934 was destructive and was followed by Nationalist reprisals that were hardly less destructive. Then came the Japanese war. Here again, figures of losses are hard to arrive at. But, as DR. Ho points out, onc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re killed the disease that spreads from corpses lying in the highways and floating down the rivers strikes even harder. He estimates a loss between fifteen and twenty million. Then came the renewed civil war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from 1946 to 1949 with deaths estimated between two and three million.

　　It is a terrible century to look back over. How much is China today affected by memories passed on or by living memory of this frightfulness? When we read of peasant discontent over the communes, over food rationing, ov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the other pressures which they suffer from a Government intent on speedy revolution there is no cause to doubt such complaining. But its significance will be mistaken if the welter of blood and suffering from which China has emerged is not also comprehended. The very men who have imposed peace and discipline in the past decade are those who saw the catastrophe of the countryside, were incensed by injustice and suffering, and now drive on feverishly towards an unattainable millennium.

　　(25)《讀史閱世》，頁314.

　　(26)最初一般認為當由書評大家、何老的學長楊聯升執筆，但因故未果。(《讀史閱世》，頁348)。何老對芮瑪麗的定位和印象，參看《讀史閱世》，頁307;芮瑪麗書評全文，參見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3 (1960 - 1961), pp. 207-209。

　　(27)參看《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65, No.3, April, 1960，頁617-618。

　　(28)參見《美國社會學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2，No. 4, Oct. 1961, 頁309-310。田心源為社會人口學家，生于北京。1947年赴美，1953年和1955年先后獲得哈佛福特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1959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人口統計學博士學位。同年返美，先后執教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和伊利諾伊州立大學。主要從事中國人口社會問題的研究，是美國具有審核研究中國人口問題項目資格的人口社會學專家。著有《中國大陸對生育的控制、思想體系與政治》(1963)、《中國的人口斗爭： 1949—196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口統計學決策》(1973)等。自70年代起多次訪華，進行學術交流活動。1983—1985年應聘為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顧問，到中國幫助開展人口科學研究工作，是位資深的中國人口問題學家。所以他的評論是行家的意見，有一定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29)美國一位知名的中國社會學術史學者Benjamin A. Elman 認為，從1400年至1900年，帝制晚期經過改造的歷久不衰的科舉制度, 就漢人和滿人為其國家和文化定型的意義來說，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之前成為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一個關鍵性的機制。(Through its duration and elaboration from 1400 to 1900,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society on the state and cultural terms that Chinese and Manchus set for themselves before the onset of Western imperialism. 參見Benjamin A. Elman,“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AS), Vol. 50, No. 1. (Feb., 1991), pp. 7-28.))此言不虛，切中要害。

　　(30)何老1953年憶述說：「決定先往國會東方部書庫和庫外閱覽書室晝夜開礦是明智的。沒有那三百多種北平善本方志的膠片，我對「丁」，和「」畝」制度內涵演變的討論決不會那樣具有說服力。對近千年來由于早尋稻種的繁殖和新大陸作物的引進和傳播所導致的農業生產革命研討，是決不會那樣充滿信心的。在遍翻方志中人口、地畝的同時，我特別注重物產中的谷類，有關超省際移民、會館、開山、伐林、水土流失等多方面的數據。隨時札記，隨時消化，隨時聯系。

　　翻檢抄錄方志資料感到相當疲憊的「報酬遞減」階段，我就換.個方向抽讀制度、奏議、家譜、登科錄、同年齒錄等等以解困乏，并在腦于里初度播下另個大課題研究的種籽?！埂蹲x史閱世》，頁277 。

　　所謂「初度播下另個大課題研究的種籽」，即初步興起了研究明清社會流動問題的念頭。

　　(31)同上，頁302、319-320。借1958年9月至次年8月在母校哥大充任哥大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將近一年的訪問時間，完成明清社會流動之研究和撰寫。

　　(32)從中國社會學術史而論，近代以來，研究科舉與社會流動的學者，則始于潘光旦與費孝通，他們于1947 年發表《科舉與社會流動》，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分析康熙至宣統年間915 份舉貢、進士樣本，認為科舉雖對紳士階層維系其社會地位有利，卻也提供平民向上提升社會地位的流動機會。同年，美國宋史學者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也發表Family versu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Su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pp. 103-123.，分析南宋紹興18年(1148)《題名小錄》，也同意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作用甚大。 Robert Mortimer Marsh于1961 年發表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分析572 名明清官員的家庭背景、及第年齡與官員升遷率等，也有類似結論。何老的《明清社會史論》，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學者注意的科舉史料;根據這些史料，何教授作量化統計，分析社會流動;在數據的數量與涵蓋面上，均遠超越前人。

　　(33)1956年夏天何老在參加一次歷史學者與社會科學學者的餐敘交流中，有緣結識一些社會科學家，例如經濟史家Sylvia Thrupp，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數據與理論應該并重，而印象深刻。讓他又回想到在清華的學生時代，蔣廷黻主持歷史系時強調治史須中西史學兼修、歷史與社會科學并重、考據與綜合合一的治史方法，這也是當時深受何老推重的雷海宗治史方法，何老的兩部巨著正是這種史學方法的應用和體現。(《讀史閱世》，頁486-487)

　　由于Thrupp向何老為其《社會與歷史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雜志約稿，為何老提供了一個向社會科學家取經的契機，把收集和分析史料的重點漸漸轉向明清兩代統治階級成員的家世背景，也即轉向專心致力研究明清社會史論的問題。(《讀史閱世》，頁302-303)1958年、1959年在哥大訪問期間又從哥大附屬女校Barnard的社會系教授Bernard Barber處得知「機緣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深受啟發。所謂機緣結構，就是獲得職(就)業的機會distribution of access to occupation，何老由此獲得靈感，為明清社會史建構了一個理論框架(《讀史閱世》，頁307)。而將書名命名為Ladder to success (成功的階梯)，也受此啟發，當然用傳統中國的話說，就是獲得功名的途徑。于此可見，社會科學對何老治史也即科學治史所起的作用之大;也可見，中西之心互通，中西治學之道之契合了。

　　此外，還有一個在運用社會學于歷史研究對他起過很深刻影響的美國學者是著名的人類學家施堅雅(何老譯為史金諾)George W. Skinner (1925-2008)。施氏對何老一書的評語是史料的收集與應用方面一流，但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則有待努力，仍然未能完全脫離漢學藩籬。這個評語雖頗令何老失望，但也對他此后科學治史起到鞭策作用(《讀史閱世》，頁307-308)。

　　(34)詳見徐泓，《《明清社會史論》及其譯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卷4期，2013年9月。

　　(35)從何老的研究看來，將日本翻譯的 「封建社會」的概念轉用于論述中國歷史，顯然不符合傳統中國的國情和特定的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是值得我們反思的。何老書中一直避免用封建社會來概括明清社會，歐美學者也不用feudal(封建)而是用imperial(帝制)來概括，這是符合這個歷史時段的中國國情的。將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論硬套在中國歷史上，有時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或領域中，難免犯削足適履之弊。

　　(36)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學院年鑒》)，Vol. 348, July 1963,頁219-220。

　　(37)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歷史學評論》)，Vol. 69,No.1, Oct. 1963, p. 164。

　　(38)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國社會學學報》)， Vol. 69, No.4, Jan. 1964, pp. 426-427.

　　(39)1982 年，郝若貝的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員傳記資料，發現宋朝政府被幾個或幾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或社會開放的程度并不大。

　　(40)參看韓明士在1986 年發表《官宦與鄉紳：宋代江西撫州精英研究》，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

　　-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一書。本書是關于宋代廣義的人口流動性問題、地方鄉紳問題的重要學術著作。作者研究宋代江西撫州的地方精英在地方上的生活管理、從北宋到南宋鄉紳的做官結婚的地域傾向之變化、以及他們對于當地科舉考試的壟斷性優勢。最后認為，不能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為據，應該擴大「精英」 定義的范圍，把地方鄉紳的定義擴大以容納大多數讀書人，將寺廟捐獻者與從事地方公益事務者及其親戚族人、學生等均列為分析的對象，于是大大縮減平民范圍，把平民在科舉上的成功率大為低估，以致得出與何老不同的結論，所以，他進而懷疑科舉制度對統治階層與平民間的「 血液循環」 有多大的促進作用。

　　隨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發表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科舉制下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Feb., 1991), pp. 7-28;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艾氏也認為何老估計出身平民進士之比例過高，過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對向上流動力的作用，進而論定：「近千年來，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 而已。」(詳情參見詳見徐泓，《明清社會史論》及其譯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卷4期，2013年9月)

　　(41)《讀史閱世》，頁23-29 ，《中國會館史論》，《附錄：家族與社會流動論要》：自己的統計「 完全是根據八十幾種中試者的祖上三代履歷，最能反映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讀史閱世》，頁27)而艾氏所用的資料卻 「沒有最能反映社會血液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同上》，頁26-27)而且根據艾氏的統計，明清出身平民的舉人，占總數的54.27%，出身平民的進士，占總數的61.78%，反而坐實了何先生的結論。至于韓氏的評論，何先生則認為是對「精英」 的定義混亂而誤導的。 其實明朝政府早已意識到科考中試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實錄》 卷535載，禮部言：「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

　　(42)《讀史閱世》，頁320。

　　(43)何老的 《明清社會史論》，自1962 年出版至今雖已半個世紀，此期間這個研究領域雖有上述的發展，但無論在論題的開創，運用史料與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到，獲致結論的堅實，仍是其他相關著作不可相比的?！睹髑迳鐣氛摗房烧f是一本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譽為劃時代之經典巨著。尤其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參看鄭若玲，《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系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頁166;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蘇州，1994，頁98-103。)

　　(44)C. Martin Wilbur韋慕廷，Forward to The Ladder to Success,

　　p.xi.;另見注釋(17)。

　　(45)《讀史閱世》，頁349。

　　(46) 雖然何老是由于競選臺灣中研院院士而撰寫中文論文(姚從吾的勸告，同上，頁369)，但不能因寫而寫，必須有所創發，這是何老治學的原則。所以就撰寫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1965)和《中國會館史論》(1966)是也是如此。余英時讀了何老的《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推崇備至，贊何老「才大如?！?《讀史閱世》，頁374)。至于《中國會館史論》一文，也富創意，何老由此考證出會館的創設年代為明永樂年間(1403—24)，比日本學者先前所說的嘉靖39年 (1560)，要早出約140年(《讀史閱世》，頁376);同時更針對前此各國學人，特別是日本學者所提會館制為『民族小群觀念特盛』表現的論斷，指出它實際是起了『促進畛域觀念的消融與大群意識的產生』作用。(同上，頁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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