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龔忠武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師從費正清，獲得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生在中國大陸，后來隨父母到臺灣，后來去美國留學工作定居。他在美國治學期間，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深刻認識了毛澤東之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從而轉向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認同了祖國大陸。他曾在美國麻州波士頓學院講授中國與東亞歷史，后來與紐約僑社愛國華僑合作共同創辦了《僑報》華文報紙，并擔任周報總主筆、日報主筆、特約撰述。他曾經兩次來烏有之鄉做過演講，學識反響很大。這次烏有之鄉向龔忠武先生約稿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龔忠武先生非常認真地積極回應，將給我們發來系列文章，主題文章12月份中下旬將傳給我們。現在先發來背景文章，以做鋪墊，歷史研究價值很高。】

　　【作者按語：毛主席的不世功業，舉世公認，作為一個體制外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我對此尤有深切體會。所以這些年來，一直作為個人的一個學術挑戰、一個中國人的職責，不斷探索研究毛主席的豐功偉業、深邃思想、崇高人格，以及對中國和世界人類的影響，并形諸文字，就教高人。

　　主題文章一篇：《毛主席還是一位革命的歷史學家：李大釗、楊昌濟的一位好學生—紀念毛主席華誕120週年》(毛主席，不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學家，而是革命的歷史學家)

　　副題文章兩篇：

　　一篇是：《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878-1881)》(張之洞晚清帝王之學的代表人物，毛主席開創的人民之學，同張的中體西用、內圣外王的帝王之學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有一種內在的聯系，而且張之洞在擔任湖廣總督18年期間，在兩湖除了興辦現代工業之外，還建立新軍和興辦現代教育，對青少年時代毛主席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或不無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篇是：「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了誰的命?」(從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宏闊視野，對革命兩個字聯系到1911辛亥年10月的政治革命、1919己未年5月的文化革命這兩大歷史事件所含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進行論證和闡發)

　　兩篇副題文章，是主題文章的鋪墊，旨在提供理解主題文章必要的背景知識。

　　需要說明，個人強烈認為，毛主席是座珠穆朗瑪峰，千姿百態，美不勝收;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遠近各不同;詩人、書法家、文豪、革命家、戰略家、政治家、軍事家……頭上戴著的桂冠，不一而足，真有說不盡的風流，道不盡的才情。

　　筆者忝為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除了認同上述各頂桂冠之外，還特別對毛主席是位歷史學者—一個不是一般意義的「革命歷史學家」--的風流才情，特別癡迷，所以特別借此祝壽機會，再奉上一頂「革命歷史學家」的桂冠。

　　筆者特別強調，鑒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伊犁危機、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這三大歷史事件中，探索毛主席這座珠峰造山運動的歷史偉力。再者，歷史偉人必有傳承，誠如科學巨人牛頓所言，他是站在許多前輩科學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就其不世出的科學偉業;毛主席亦然，同樣基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張之洞、李大釗、楊昌濟這三位巨人身上，探索毛主席的思想傳承。

　　現傳上第一篇鋪墊文章，《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第二篇鋪墊文章稍后不久即可傳上，主題文章則將于12月中下旬適時傳上，以供卓裁，并供海內外炎黃同道知音分享并不吝雅正。】

　　章次

　　目錄

　　三 、決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諾，喪權、失地、辱國

　　注釋

　　參考資料

　　2、和戰兩難

　　注釋

　　參考資料

　　3、呼喚國士、臨危應命

　　注釋

　　參考資料

　　4、人微不再言輕

　　注釋

　　參考資料

　　三、決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諾，喪權、失地、辱國

　　1978 年11月 8 日崇厚率領副使邵友濂(參贊)和一支由30人組成的龐大使團，(1)浩浩蕩蕩地從上海登船，11月17日到達法國巴黎，然后乘火車前往俄國。12月31 日，抵達俄京圣彼得堡。

　　崇厚對其達成艱巨的使俄使命似乎胸有成竹，行前好整以暇，(2)而從俄方接待崇厚的過程如此井然有序來判斷，對即將展開的談判，必定作了沙盤推演，周密部署，為遠道而來的貴客精心預設了個圈套，只等他跳進去。(3)

　　先是心理戰，先冷后熱，一開頭就質疑崇厚的全權資格，(4)然后熱情接待，視為國賓，讓崇厚飄飄然，(5)軟化他的意志。繼而采取拖延戰術，消磨他的耐心;等到他被折騰得差不多了，才于1879年3月8日正式進入談判，這時距離崇厚抵達圣彼得堡已經兩個多月了，距離他于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呈遞國書已經一個半月了。俄國之所以采用這種麻痹、疲勞的拖延戰術，意在使其焦躁不安，迷亂其心智和判斷力。

　　這個偏處東北歐內陸的東道主，對于接待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貴客，真是用盡了心機!

　　不僅如此，俄方還組成了由外交精英擔綱的豪華陣容，成員包括俄國外交部東方事務部負責人熱梅尼(A. G. Jomini (Zhomini))、助理外交大臣格爾斯(N. K. Giers，實際上的外務大臣)，都是沙俄老謀

　　深算、陰險詭詐的外交家、擅長外交談判一時之選的高手，還從北京召回俄國駐華公使布策(E. K. Butzow)助陣。(6)敵我雙方陣容的強弱適成鮮明的對比，除了人和的優勢之外，俄方還占盡了地利的優勢，所以這場談判從一開始中方就處于十分不利的被動地位。真是難為了崇厚這個欽差大使了!

　　格爾斯正陪同沙皇亞力山大二世在黑海的里瓦幾亞度假。表面上像是個偶然，實則也可能是精心的安排，因為外交大臣和沙皇遠在數千里之外，當然請示需要時間，這就為俄方的拖延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雙方談判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交收伊犁、界務、商務和償款。首先是交收伊犁。當然，俄國內部對于是否交還伊犁，也有不同意見。鑒于曾經向中國承諾，一旦中國收復烏魯木齊和瑪納斯，即歸還伊犁，所以俄皇和外交部，為了維護大國的尊嚴和外交信譽，傾向于如約交還。(7)然而，代表俄國軍方的國防大臣米柳京(D. A. Miliutin)，鑒于伊犁的地略有助于俄國控制剛收入版圖不久的中亞各回教汗國(布哈爾、希瓦、浩罕)，而且深恐俄方慷慨歸還伊犁，可能會在國際上予人一種示弱的印象，誤認為俄國無力固守伊犁而不得不歸還，所以反對交還伊犁; (8)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身處第一線的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考夫曼K. P. von Kaufman和他的親信，庫羅帕提金上校A.N. Kuropatikin，以及七河省省長、沙俄伊犁駐軍司令科爾帕科夫斯基G. A. Kolpakovskii，卻鑒于考慮到中、俄、土三大板塊互動碰撞的復雜性和不測的后果，例如部分沙俄官兵被調往俄土戰爭前線，兵力嚴重削弱，中國在新疆的平回軍威正盛，不容輕敵等，所以嚴峻的軍事形勢迫使首當其沖的第一線沙俄將領，不得不重新考慮其早先永久占據伊犁的初衷，轉而同意沙皇和外務部的意見，履行俄國的責任和義務，如約交還伊犁;(9) 但需在界務、商務和償款上向中國要索高價(10)，而俄國外交部和財政部卻認為此舉不妥。盡管俄國內部意見不一，但對外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擇手段，盡量刁難中方使臣，為俄國不戰而在談判桌上撈取最大利益。

　　我們有理由認為，崇厚對于俄國內部的這種復雜情況似乎并無覺察，或知之不詳;似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在外交戰場上克敵制勝?

　　崇厚雖然深知此行使命主要在收回伊犁，起初也不敢事事應允，照單全收。據他事后報告，他曾經逐款與布策商談，「每議一事，動閱兼旬，并與格爾斯前后會商十余次，計前后唔商數十余次，辯論不下數萬言，半年之久，始訂定條約十八條。」(11)他舉例說，俄方起初要求交還伊犁后，讓俄兵繼續駐守綏定城，以保護東干回民，但被他拒絕。這雖然是他的自辯，不過還是相當可信的，不像獲罪后清流黨人將他指責的完全玩忽職守，一無是處;就是從常識而言，俄方開的單子，他也不會笨到完全照單全收。

　　至于商務、償款問題，崇厚自辯說也都曾向總署請示過，也并非像清流黨人指控的「完全擅作主張」的那樣，真的是事事自作主張。但是對于至關緊要的界務問題，他卻不顧上諭要他「利害輕重之間，亦須通盤籌劃，庶免流弊滋多」，「利害相權，得不償失，自應另籌辦法」，「未可因急于索還伊犁，轉貽后患」等耳提面命的訓示指令了，(12)竟然真的行使「便宜行事」的全權，擅自應允俄方的無理要求了， (13) 張之洞早先的預言，竟然一語成讖，鑄成了他所擔心的大錯了!

　　可以想象，談判必然是異常艱苦的，因為俄方對于所提要求，軟硬兼施，甚至威脅恫喝，不達目的決不終止。(14)而崇厚為人「謙和委婉，善結主國之歡」，俄方為了知彼知己，早就對他的性格有所了解;加以他在俄國時間太久，水土不服，不耐曠日持久的馬拉松式的談判，更加上急于回國探視他正在患病的夫人，歸心似箭，終于使他中了俄人的圈套。更深一層的原因可能是像郭嵩燾所說的，崇厚名知洋務，實則只知道洋人船堅炮利的可畏而已，以及劉坤一所說的，崇厚「居官為人，畏洋人如虎」。這種性格使他多年來處理洋務，總是秉承他的滿洲前輩琦善主和的精神，(15)一味退讓，毫無擔當;這樣的性格，焉能在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激烈外交戰場上，維護國家權益?(16)

　　但令人不解的是，一個具有多年軍政和外交多方面經驗的崇厚，竟然眼光短淺到滿腦子只想到他此行的主要和唯一的任務就是收回伊犁(17);只要能收回伊犁，他就可以行使“便宜行事”的全權，在界務、商務和償款方面，對俄方作出重大讓步;(18)至于有什么后果，他就顧不上了;甚至他可能心中暗想，以清朝當時疲敝的國力，相對于沙俄咄咄逼人的蠻橫霸權行為，忍辱吞下這喪權辱國的苦果，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果如此，他則完全無視當時的中國東方(東南海疆)無戰事，中外這時正處于芮瑪麗所說的相對的和平合作時期，(19)更犯了忽視同光中興、左宗棠的回疆勝利贏得的新的國際地位了。(20)

　　有趣的是，俄方的談判原則剛好相反，重商輕界，只要中方愿意付出高昂的代價，俄方就愿意如約交還伊犁。所以，雙方就這樣殊途同歸，做成了這筆天大的外交交易;崇厚即使明知是俄人布下的圈套，他卻半推半就地跳了進去。

　　所以1879 年10月 2 日，他竟然不顧三個月前總署電告他對俄國所提伊犁分界圖「斷不可行」的、絕無商量余地的死命令，(21)更沒有在簽署條約時向朝廷最后請示，就擅自行使他「便宜行事」的全權，用「約章定明，勢難再議」敷衍搪塞，就在《里瓦幾亞(利伐第亞)條約》，以及三項專約《璦琿專條》、《陸路通商章程》和《兵費及恤款專》簽上了他的大名。(22)

　　說它是俄國的圈套，說它代價太高，是因為條約中的第七條規定中方雖然名為收回伊犁，實則須割讓伊犁山南肥沃的特喀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包括特喀斯流域和天山通往南疆喀什噶爾的戰略要地穆扎爾特山口(Muzart Pass)。這是界務上不容失誤的的重大損失。(23)

　　俄國又通過《璦琿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獲準在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古城和嘉峪關開設領事館，俄國商人可以在蒙古和南北疆免稅進行貿易;還可以經由西安、杭州、通州，來往于嘉峪關、張家口、天津和漢口，販賣貨物;并允許俄國人在松花江行船到伯都納(吉林扶馀)，沿途可以從事貿易。

　　這是商務上和利權上的重大損失。

　　不僅如此，在《兵費及恤款專條》中規定中國還須向俄國賠償「代收代守兵費」500萬盧布(280萬兩)，并赦免伊犁東干回民無罪。但對于中國一再堅持要引渡的回亂要犯白彥虎卻堅決拒絕交還。

　　付出這么大的代價，喪權、失地、辱國、賠款，而中國所得的只不過是一座本來就屬于自己的、現在按約收回后卻無法防守的空城。

　　沙俄憑什么強索這么高的代價?只是因為出于它自己所說的「友好睦鄰」的善意，在中國忙于平定內亂、自顧不暇時，幫助中國代收、代守、代管伊犁嗎?顯然自欺欺人，無法自圓其說，簡直就是一種強盜行為?像這樣的條約，一個稍有良知、尊嚴的人，別說負有重任的使節，是斷難接受的。

　　然而，萬方寄予厚望、身負朝廷重托的崇厚卻處之泰然，他在路過巴黎時對紀澤說，「事已了結，十分周妥」，(24)自我感覺良好，自認為不辱所命，十分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艱巨的外交任務。(25)所以，他就迫不及待地循原來的水路，匆匆踏上歸途，回國復命。

　　然而，在北京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幾乎讓他丟掉了性命，甚至幾乎把國家陷于一場可怕的戰爭災難;本來是一件外交性質的伊犁交涉，結果演變為一場伊犁危機，將兩國推向戰爭邊緣。

　　注釋

　　(1)除崇厚之外，還有頭等參贊二品銜即選道邵友濂、同文館教習俄人官M. Hagan、俄國駐北京使館的職員 M. de Poggio(搭便船)、三等參贊知府用同知蔣斯彤、隨員員外郎德明塔克什訥、郎中桂榮、九品官福建州同王錫賡、鹽大使石汝鈞、守備李永春、隨員員外郎銜主事慶常、慶禧、純錫、光祿寺署正奎文、中書陳允頤、八品官賡善、守備常有泰、把總齊樹敬等30人。(參看《外交史料》，卷15，頁5-6b,1878年10月23日; HIC, 頁50;F.O. 418/I/1,Hugh Fraser to Salisbury, 23 Oct., 1878) 表面看來，是一只拼湊起來的、幾乎毫無洋務經驗的滿漢雜牌軍，對崇厚的此行任務肯定提供不了什么實質性的幫助，甚至反而了累贅，幫了倒忙。

　　(2)令人困惑的是，對于這樣一次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關鍵談判，崇厚根本沒有去花費時間和精力，仔細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勢及有關數據文件，為圓滿完成其出使任務作出充分的準備。反而在出發之前，貌似成竹在胸，一切都他掌控之中，竟然只顧連日酒宴餞行，“酬酢之多，苦無暇晷”。 (參看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HIC, 頁50)

　　(3)HIC , 頁51。

　　(4)俄方看了崇厚呈遞的國書，是特命全權欽差，但其來俄目的應為一名從事談判的外交官，所以俄方不知道應該以何種禮儀接待崇厚。(同上，頁52.)

　　(5)1879年1月20日在他向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遞交時，沙皇政府策劃了隆重的高規格接待儀式;接見時「以六馬公車迎迓」，由沙俄親王引導進入宮殿。 (邵友濂，《奏為呈遞國書，覲見俄國君主折》，載于《邵友濂文稿》);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接見時，也對崇厚優禮有加。(《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頁243)并在呈遞國書儀式結束之后，俄國高官和商會多次舉行高規格的盛大宴會、舞會來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熱情、友好的假像，花言巧語的蜜糖弄得飄飄然，暈頭轉向，得意忘形，哪會想到自己何德何能，受此殊榮，又哪里會想到這是對手精心設下的圈套，以致忘卻了此行所負的重大外交使命，也就自然放松了要完成這個使命應懷有的高度警惕心;甚至昏庸到反而一味地替俄方說好話。(參看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6)HIC ，頁55。

　　(7)C.D. Cardonne, L’Empereur Alexandre II: vingt-six ans regne, 1855-1881(Paris, 1883), 617: “But the Tsar and the Foreign Office considered the return of Ili a debt of honour……”.

　　(8)F.O. 418/I/10, Plunkett to Salisbury, 24 September 1879.

　　(9) A.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i. 93.

　　(10)庫羅帕提金上校A.N. Kuropatikin在他提交給參謀總長海登伯爵Count F.L.Heyden(Geiden)的一份備忘錄中(當然得到他的頂頭上司考夫曼的首肯)，確認伊犁的戰略價值，所以歸還中國要得到相應的高價回報，就是向中國要索賠款1000萬英鎊，以便用來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同上)

　　(11)《外交史料》，卷17，頁20b, 1879年10月2日。

　　(12)同上，卷16頁25;卷17頁20b;翁同龢，《翁同龢日記》，18:92b93b, 慈禧再三囑咐崇厚「可從者從，不可從者拒絕」;Immanuel Hsu, The Ili Crisis, p.48.

　　(13)《德宗景皇帝實錄》，上諭，卷96，頁5. 1879年7月23日;《外交史料》，卷15，頁36;卷16頁25。

　　(14)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為當崇厚返國后，得知反對的聲浪很高，他不敢即返北京，中途轉道保定去見他的知音李鴻章，大吐苦水說：條約雖不盡如人意，但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這已是他半年來同俄國人艱辛談判來之不易的結果。因為沙俄的文武官員，鑒于伊犁的戰略價值，堅不肯退讓，最后沙皇親自介入才清除締約的障礙。(HIC , p. 65)

　　(15)蔣廷黻對琦善在鴉片戰爭中堅決主和的立場作出這樣片段的評論：…魏源的論斷比較公允，然亦日欲行林(則徐)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后可」。不說「沿海守臣」及「當軸秉鈞」，即全國文武官吏盡是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學報》，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號;該文載于吳湘湘、李定一、包遵彭編，《中國近代史論叢—早期中外關系》，第1輯第3冊，臺北，1973年，頁188;192-197;另載于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論集》，大西洋圖書公司印行，1970年。頁46)

　　總結來說 ：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系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敗是敗了，但致敗的原由不在躊善的撤防，而在當時中國戰闘力之遠不及英國。琦善并未撤防，或「開門揖盜」，不過他對戰爭是抱悲觀的。時人說這是他的罪，我們應該承認這是他的超人處。他知道中國不能戰，故努力于外交。(同上，頁48)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時切實調查了敵人的軍備。他的報告和朝廷改變林則徐的強硬政策當然有密切的關系。英國軍艦的高大，這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人如林則徐所擬破夷之法，琦善以為皆不足恃。…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對于這樣的強敵，中國有能力可以抵抗嗎? 琦善說中國毫無足恃。「該夷所恃者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末，中國正缺乏大炮。……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同上，頁52)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與「勢」。鴉片戰爭的時候，中英各執其理，各是其是。故中英的問題，論審勢，論知己彼的工夫，琦善無疑的遠在時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時人簡直是無知無解。

　　所以琦善大聲疾呼的主和，而時人斥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莢人的賄賂。……

　　這樣的環境絕非議和的環境，但廣東的軍備狀況，更使琦善堅持和議。……(同上，頁53)

　　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系，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 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雖然，琦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陜甘總督，一任云貴總督。(同上，頁56)

　　從心理歷史學的觀點來看，縱觀蔣廷黻對琦善在鴉片戰爭中作為的評論，他認為滿洲統治集團正在經歷著巨大的思想和心理變化;道光的寵臣琦善，已經在戰爭現場親身感到中國的武備同英國的相較，已經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滿蒙一向引以自豪的金戈鐵馬，面對英國的堅船利炮，根本不堪一擊。所以只有妥協求和，力持和議。崇厚以及李鴻章、恭親王等洋務派對外交涉妥協主和的立場，就是承繼琦善的立下的辦理洋務的規矩、的清規戒律;其后加上咸豐熱河之難、僧格林沁蒙古精銳騎兵之敗、圓明園之火一系列空前的慘痛教訓，而變本加厲。

　　蔣廷黻對琦善這個歷史人物的解讀，由于引述客觀歷史事實為根據，所以頗有說服力，成為西化的中國自由派史家解讀和撰寫中國近現代史的范式觀點和藍本。上文所述蕭一山對張之洞的評論，也是襲此藍本。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分別從軍事和外交方面，對他偏袒崇厚的主和立場，進行了批駁。(參見陶元珍，讀「 琦善與鴉片戰爭」，載于《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77期，1935年5月2日，編入《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三冊，頁20198-204)但直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出現，才從根本上打破了中國自由主義者這種一味主和的悲觀的論調。

　　(16)《外交史料》，卷16，頁2-3; 《左全集·書牘》，卷22，頁8。

　　(17) 郭嵩燾在上清廷的奏折中提到他在巴黎見到崇厚時問他使俄機宜，崇厚只是強調說，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郭嵩燾感到崇厚把他的使命看得太簡單，但以收回伊犁為名，于國事之利弊，竟在所不計，令他大感奇怪。(《外交史料》，卷20，頁19a.)

　　當然，做個事后諸葛亮并不很難，難在有先見之明，料事如神。張之洞在崇厚任命之初，就預言可能出現的問題，這才叫做真知灼見。

　　(18)崇厚之重視收回伊犁也的確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想法，他認為中俄兩國「邦交之重，萬里連界之遙，在伊犁之交還，固大局所攸關…」，可見他對此行收回伊犁任務之重視。而且他說他「疊承恩命，指授機宜」，也「統籌中外之情形，審慎事機之輕重」，以不負使命，收回伊犁。(《外交史料》，卷17，頁24、27b)但他的所謂「統籌」、「審慎」，很可能只是事后的搪塞推托之詞而已，實際上所做的一切正好相反，以致總署謂其「竟輕率定議，殊不可解」。(同上，卷16，頁17b)此外，崇厚還有個動人的托詞，他提醒總署，他之所以做出這樣大的讓步，是因為故大學士文祥生前曾向沙俄駐京公使倭良扎里Vlangaly保證，如果俄國交還伊犁，必將給予「豐厚回報」。所以，他本此精神，才這樣做的。(HIC , p. 67)。難道，文祥的「豐厚回報」，也包括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嚒?睿智忠勇如文祥者，斷然不會這么想的，看來這又是崇厚訴諸滿洲元老重臣的托詞。

　　(19)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Chapter III, Cooperative Policy, pp.21-43.

　　(20)李恩涵，《紀澤外交》，頁64-65;《劉忠誠公書牘》,卷8，頁26-29，復李若農書;《曾惠敏公全集·文集》，卷3，頁7;《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9，頁33-34，復劉省三;朱克敬，《邊事續抄》，等。

　　(21) 《外交史料》，卷16，頁27。總署原文是：「臣等一接分界信件，即行電致崇厚，有: 若照來函有礙回疆全局，節略內并有所損已多，斷不可行……」

　　(22)《里瓦幾亞條約》的全文從未公布，《光緒朝東華錄》所錄此約全文，并非原文，而是從奏章中拼湊而成。條約原文，共十八款，以中、俄、法三國文字書寫，而以法文為準。王繩祖(1905-1990)在其所著《中俄伊犁交涉始末》(參見《史學叢刊》，1 9 4 1 年第一期);《史學評論》,第一期, 1941 年)一文中載有該條約的法文中譯本，參見原文：Inclusure in Plunkett’s dispatch N. 416, September 22, 1880, F.O. 65/1104。

　　(23)《里瓦幾亞條約》喪權失地詳情，當時的奏章以及后來的學者專家均有詳細分析論述，無庸征引，故從略。

　　(24)李恩涵，《紀澤外交》，頁87;《曾惠敏公文集》，卷4頁2。

　　(25)總署認為崇厚之失，錯在他誤認為只要能夠「復我舊疆，不虛此行，故于分界不免輕率，與之定議，而于通商等身等事亦未免多所遷就。」(《外交史料》，卷17，頁27b)。崇厚自認為「不虛此行」，就是完成了所交付的收回伊犁任務，這就是他理解的「不辱所命」的意思。至于收回的是什么樣的伊犁，他就顧不到那么多了;而且很可能，由于他對伊犁的重要性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壓根就真的不知道自己鑄成「一諾喪權辱國」的大錯。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光緒朝東華錄》

　　李鴻章，《李全集·朋僚函稿》

　　劉坤一，《劉忠誠公書牘》

　　《外交史料》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

　　曽紀澤，《曾惠敏公全集·文集》

　　《左全集·書牘》

　　論著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論集》

　　李恩涵，《紀澤外交》

　　《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

　　邵友濂，《邵友濂文稿》《奏為呈遞國書，覲見俄國君主折》

　　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王繩祖，《中俄伊犁交涉始末》(載于《史學叢刊》，1 9 4 1 年第一期);《史學評論》,第一期, 1941 年) (參見原文：Inclusure in Plunkett’s dispatch N. 416, September 22, 1880, F.O. 65/1104)

　　朱克敬，《邊事續抄》

　　英文

　　Cardonne，C. D., L’Empereur Alexandre II: vingt-six ans regne, 1855-1881(Paris, 1883).

　　F.O. 418/I/1, Hugh Fraser to Salisbury, 23 Oct., 1878).

　　F.O. 418/I/10, Plunkett to Salisbury, 24 September 1879.

　　HIC

　　Kuropatkin, A.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2、和戰兩難

　　1879年9月22日、30日、10月2日，當清廷先后從崇厚的三份電報得知條約的一般內容時，大為驚駭。總理衙門簡直不敢相信它完全信賴的一個洋務熟手，一個被朝廷委以重任的滿人欽差大臣，竟然會同俄國訂了這樣一個條約，其條件之苛尤甚于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戰敗求和所訂的城下之盟。(1)據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說，甚至慈禧太后獲悉條約內容后，也怒火難遏，緊握著拳頭，連聲喊道：「崇厚死有馀辜!」 (2)因為她想不到崇厚竟然忘掉了在辭行時，她耳提面命、再三叮囑的「可從者從，不可者拒絕」的告誡了。(3)甚至連國際輿論和外交界，也深感中國人同俄國人簽訂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條約。(4)

　　朝野上下，士紳官吏，更是群情激憤，輿論嘩然，謂之「舉國沸騰」也不為過(5);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翰詹科道，甚至在籍官員，紛紛上奏，交章彈劾，(6)形成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后另一次政治大風暴。這次的政治風暴主要采取大辯論的形式，為時一年有余。反映輿情的機制主要有三個：一個是是例行的奏章制度，一個是由朝廷主導的廷議，再就是由士大夫主導的清議，這是中國帝制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民主方式或民意官意的表達方式。清議中的清流黨人更是爭先恐后，張之洞尤為其中翹楚，主導輿論走向。(7)

　　當然，職司外交事務的總署首當其沖。鑒于事機急迫，涉及國家安危，它立即于10月8日要求主持海防的南北洋大臣沈葆楨、李鴻章，和負責新疆軍務的左宗棠，就崇約條陳上奏。

　　這三位身系國家安危的實力派封疆大吏，分別代表三派不同的立場(8);代表主守派的兩江總督沈葆楨首先于1879年10月19日覆奏，主張拒絕條約、暫棄伊犁，擱置不論，不讓俄人借此大作文章，多方要挾。(9)一個月后(11月15日)，代表主和派的直隸總督李鴻章覆奏，主張接受條約，放棄伊犁。但其態度，已經不像以前一味軟弱妥協，而在商務、特別是在界務上，轉趨強硬，他對界務上的嚴重弊端及后果看得非常敏銳透徹，還算具有社稷大臣的全局眼光：

　　至分界之事…, 第七款中國接收伊犁后，陬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伊犁西界割去一條長數百里，其患猶淺，南界割去一條亦數百里，跨據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來要道。細揣俄人用意，一則哈薩克魯布特游牧諸部新附俄邦，今復遮其四境，絕彼向化之途;一則扼俄咽喉，使新疆南北聲氣中梗，心殊叵測。

　　夫中國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談形勢者謂，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臨敵，將成孤注。自守尚不易圖，烏足控制南路?(10)

　　又進一步闡述說：

　　新疆二萬里，北路形勝全在伊犁，所以控制外藩聯絡回部。條約所載第七條將伊犁西邊及帖克斯川一帶歸俄管管屬，查伊犁向設八城以金頂寺為咽喉，以帖克斯川為脈絡，以霍爾果斯河為大渠，以海弩克臺為沃，今閱圖內所劃紅界，西面緊逼伊犁，南面自烏宗島山向東而南而西至罕顛葛里山一帶，將南通回部之路截斷，伊犁形勢不全，膏腴盡失，難以自存。(11)

　　他不止反對所劃的北疆的伊犁界址，也反對南疆的喀什噶爾的界址，他對俄人既「吞并浩罕，設立省會，自應定界以息爭端，……亦未便越我甌脫，占我藩籬」。所以也礙難允許。(12)

　　既然在界務上有這么多的嚴重的弊端及后果，就應干脆拒約。但他卻轉而認為，依據國際法慣例，崇厚既被賦予便宜行事全權，就有立約簽約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而侮必自招」，所以，他向朝廷建議，條約「行之確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只有允行。(13)所謂后患更亟，就是以他為代表的洋務派打心底的懼外怕戰，借口「兵備未固，軍餉未裕」，所以應當避免惹起兵端;否則，兵端一開，因「中俄接壤之處，約萬余里，實屬防不勝防」，其所要求「恐有僅照現議而不可得者」;(14)說白了，就是一旦打起來，中國戰敗了--而且是必敗無疑，戰敗后其城下之盟的條件要比崇厚所訂之約還要苛刻。這不是在暗中威脅恐嚇朝廷嚒?從李鴻章這番高論，可以隱約看到洋務派的中堅分子崇厚之畏洋如虎的失敗主義心態了。(15)

　　李鴻章主和的深層理由，就是他一貫重海防、輕塞防的本位主義立場。早在1874年第一次同左宗棠進行的海防塞防辯論中，他就力主暫棄新疆，全力建設海防，因為「海防密邇京師，一旦有事，京師動搖」。他的邏輯是，即使新疆不保，也威脅不到京師的安全;何況新疆是數千里的貧瘠曠地，不但不能為國家提供財源，每年還要耗損兵費300萬兩。所以，他認為暫時放棄新疆反而是為財政拮據的國家丟掉一個沉重的包袱，對恢復戰亂之后國家的元氣，有益無害。(16)他還抬出他的老師、曽紀澤的父親曾國藩所謂「暫棄關外，專清關內」的論點，作為他主和立場的權威依據;他說，這才是老成謀國之見，決不是他一己的私見。(17)

　　同他的主和論針鋒相對的是堅決主張抗俄的陜甘總督左宗棠。12月4日，他在覆奏中駁斥李鴻章「曲在中國」的論點，認為朝廷沒有批準條約，就不能算是違約：

　　崇使謬率定議，怱遽言歸，蓋只為脫身計耳。然使臣定議，彼國畫押，仍須御筆批準，外間始能遵行。中間尚有層折，與先允后翻不同。

　　以實在情形言之，還看自己強弱何如，我實在能強則無理亦說成有理，我不能強，則有理亦說成無理。古今同然。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在勢而不盡在理也。

　　此次使臣違旨定議，業經諭旨駁斥，自無批準之事，不得謂之后翻。且中外交涉事宜，以直為壯，曲為老，我于界務、商務，只圖保境安民，非有損于彼，準其嘉峪通商則并有益于彼，復允給償款，尤為彼初顧所不到。(18)

　　左宗棠反而認為曲在俄國，因為俄國背信棄義在先，然后又百般挑釁要索。(19)他進而憤怒地指出，未發一槍一彈，就放棄戰略要地，這就好比以骨頭喂狗，狗吃完了還要，貪得無厭，后患無窮。(20)這正是他力主堅決抗俄的主要論據。左宗棠之所以重視塞防，還有長遠的戰略考慮，早在1977年7月同李鴻章進行的那場塞防海防的辯論中，他講了一句傳誦后世的名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21)

　　左的蒙疆京師一體論或三北板塊論的戰略思維，就是本文板塊論最有力的例證。中亞歷史權威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的權威論著，《中國的內亞邊塞(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從生態歷史和歷史地理的觀點對內亞或中亞與中國歷史的關系，有全面系統的權威論述，其中一段簡要概述了與本文題旨密切相關的內亞與中原胡漢互動與中國朝代起伏興衰的歷史事實，是對左宗棠三北板塊一體論思維的有力佐證：

　　……正是北方在歷史上變得日益重要起來。在這里沿著過渡線，從流布江河運河一帶的中國過渡到散布內陸河流、沙漠、綠洲、草原一帶的內亞(的遼闊地帶)，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互通有無，來往混融。其結果對以后千百年來產生的影響之大，大到中國歷朝歷代的安危治亂，如果不考慮到對長城邊塞的控制，是絕不可能講得清楚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邊塞模式清晰可辨：要么一個朝代在塞外或在塞上創建，要么侵入塞內關內，控制中國;或者要么一個朝代在中國創建，然后進而控制邊塞，在塞外開疆拓土。(22)

　　左宗棠沿著這一思路，進而對這一板塊論的思維更具體地加以闡述說：

　　夫俄輿中國則陸地相連，僅有天山北干為之間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者自俄據伊犁漸趨而附之，俄已視為自己有，若此后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籌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己難覆按也。(23)

　　接著又在另一份奏折中闡述道：

　　臣前疏所稱地不可棄者，竊以腴地不可捐以資寇糧，要地不可借以長敵勢，非乘此兵威，迅速圖之，彼得志日驕，將愈進愈逼，而我饋運艱阻，勢將自絀，無地堪立軍府，所憂不僅西北也。(24)

　　伊犁既是新疆的門戶和中國的奧區，而新疆又在戰略上攸關京師的安全，豈能棄之不顧?

　　我們一百多年后來比較左、李二人對新疆地位看法的評價，他們誰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大政治家、大戰略家、大軍事家，答案不是很明顯嗎?

　　當然，到了近代，中國西北的鄰居換了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再是匈奴、契丹、突厥、蒙古人，但這里的地略形勢卻仍然維持不變，俄羅斯、大英帝國取而代之，從遼闊的邊陲，威脅帝國的安全，暫且不論其中所蘊藏的豐富的自然資源。左宗棠敏銳地察覺到了，但李鴻章，往好的方面說，卻被海防的緊急性障蔽了洞察力;往壞的方面說，或本位主義作祟，別有居心，反誤了國家大事。

　　至于條約十八條和專條、商約中的利弊得失，左、李都在歷次奏折中作了詳細的分析。李鴻章雖然主和，也深知條約之嚴重弊端，但他認為，鑒于人強己弱，不得已而忍辱負重，退讓求和，以維護他和恭親王力主保持中外和平的大局，也就是芮瑪麗所謂的西方對華的合作政策cooperative policy, (25)爭取自強的時間;實質上，這樣的大局，就是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抵抗，任由他們在中國的領土上胡作非為。這是李鴻章，當然也是他領軍的洋務派，主持辦理洋務的基本指導思想。

　　面對這兩位戰功赫赫、享譽中外的封疆大吏，一個主和，一個抗俄，朝廷將何去何從?是聽李的，還是聽左的?聽李的，則喪權失地;聽左的，則可能冒戰爭的風險。實在是一個進退兩難的選擇。慈禧、滿洲親貴和樞臣陷入迷惘困惑之中，不知如何才能脫出這個困局。(26)

　　于是，1880年1月2日又向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求言問策，(27)1月21日更進而命帝國的最高決策官員，醇親王、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共45人，(28)詳議崇約及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所上各折。同一天，慈禧還特召王大臣會議，再議崇約。(29)會議如此之密集，參與官員層級如此之高，可見情況之緊急，可見慈禧、醇親王、恭親王等當國者心情之焦慮困惑：究竟要怎么辦?何去何從?

　　原來強力支持左宗棠經營西北的滿人軍機大臣文祥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智者、勇者，而且位高權重，但不幸已于4年前去世(1818—1876)(30)。緊迫嚴峻的形勢，呼喚一個智者、勇者，一個國士，挺身而出，站在時代潮流的浪尖上，來為困惑的朝廷解開這個困局謎團!時勢呼喚一個英雄，然而這個英雄、這個智者、這個國士，又在哪里?

　　注釋

　　(1)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頁993;李恩涵，《曽紀澤的外交》，頁66。

　　(2)F.O.418/I/140, Wade to Granville, Confidential, 2 June 1880,

　　reporting a conversation with Li Hung-chang; HIC, P. 69.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慈禧震怒的事，卻不見于官方文獻檔案，《德宗景皇帝實錄》、《外交史料》等，即使野史，也未見記載，只見于外文官方檔案。

　　(3)《翁同龢日記》，3：1039。

　　(4)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 頁993;吳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載于《中國近代史論叢—俄帝之侵略》，第一輯，第10冊，頁55。

　　(5)HIC, p. 69: In response to this call, a barrage of memorials poured into the court from all quarters of the empire(舉國上下彈劾崇厚的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向朝廷).

　　(6)上自王公大臣，肅親王隆懃、尚書萬青藜;下至京朝士大夫，侍郎長敘、錢寶廉、司業周德潤、少詹事寶廷、中允張楷、給事中郭從矩、余上華、吳鎮、胡聘之、御史孔憲轂、黃元善、田翰墀、鄧承修、鄧慶麟、葉蔭昉、員外郎張華奎、陳福綬、贊善高萬鵬、侍讀烏拉布、王先謙、編修于蔭霖、檢討周冠等。(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 頁998)

　　(7)另一清流領袖張佩綸離京回籍(直隸豐潤縣)丁母憂(1879-1881)，張之洞遂為唯一盟主，獨挑大梁，主導辯論。

　　(8)曽紀澤按照崇厚簽約后如何應對中俄伊犁交涉出現的新形式的方法，分成戰、守、和這三種立場。(參看《外交史料》，卷21，頁18)本文即采此立場，將有關言論歸納為主戰、主守、主和三大類來進行論述。但嚴格地說，這種分類法，并不準確，應該是：抗俄、主守、主和三派;將抗俄說成主戰，易容導致誤解，予人一種求戰、好戰的印象。

　　(9)《外交史料》，卷17，頁7b: 沈葆楨認為崇厚所簽條約，喪失國權，萬不可行，名曰得地，實則寄居。兩害相權取其輕，故「敢冒不韙之名，為棄地之請」，建議朝廷「許以不索伊犁」以塞其多方要挾之計，以杜無窮之后患。(光緒五年，9月5日，1879年10月19日)

　　(10) 同上，頁17a-b。

　　(11)同上，卷18，頁23a。

　　(12)同上，頁23b.

　　(13)同上，卷17，頁18a.

　　(14)同上，頁18a。

　　(15) 這同洋務派主和論的祖師爺琦善在鴉片戰爭時的論調，如出一轍。參看上文第三章、第1節、注(15)

　　(16)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頁977。

　　(17)同上，977-978; 羅正鈞，《左宗棠年譜》，278;崇實：《請緩西征寬籌國用以備海防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防務類》，第十號。

　　(18)《左全集·書牘·答楊石泉》，光緒5年6月至12月(1879年7月至1880年1月)卷23，頁41a(總頁12961)。左宗棠所謂「使臣定議，彼國畫押，仍須御筆批準，外間始能遵行」，是外交界之常識，博識通達如李鴻章者，豈能不知?難道他這時，已經有感于日本未來在海疆之威脅，心中暗興通過崇厚對俄讓步，以伊犁為代價，聯俄制日所下的一步遠棋?當然，這只是大膽的假設，也許這是只有他和崇厚兩個人才知道的外交秘密。

　　(19)羅正鈞，《左宗棠年譜》，長沙，岳麓書社，1982年。頁366-367。

　　(20)《外交史料》，卷18，頁4b。

　　(21)《左全集·奏稿》， 卷50，頁36-37;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統籌新疆全局疏》，1878年;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979。

　　左宗棠的保疆論或塞防論，不是早就有的，而是被形勢逼成的。1866年從東南的閩浙總督調任西北的陜甘總督時，還全心全意地思考陜甘軍事，平定回民起義。并且向友人表示，一俟西北回亂平定，給束戎馬生涯，告老還鄉。然而沙俄1871年侵占伊犁并占據不還，讓他高度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才開始認真思考新疆和西北的國防形勢問題，到了1875年5月3日受命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指揮「關外兵事、餉事并轉運事宜」，(《清德宗實錄》，上諭，卷6，頁9-11，1875年5月3日)始感責任之重，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塞防思想和全盤戰略、戰術。

　　(22)原文如下：It was the north that became historically important. Here, along the line of transition from China, land of rivers and canals, to the Inner Asian world of inlnd drainage, desert, oasis, and steppe, herding people and farming people had access to each other. Their effect on each other became so important that in later centuries it is impossible to judge the stability and soundness of a dynasty in China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control of the Great Wall Frontier. In fact, a distinct "Frontier style" in Chinese history became recognizable: either a dynasty was founded beyond the Frontier or on the Frontier, and moved inward to establish its

　　control over China, or it was founded within China and moved outward to establish control over the Frontier and sometimes beyond the Frontier. 拉鐵摩爾又在書中隨處指出、提示或暗示，在近代以前，中國的南方和東南沿海一帶，貧窮落后，要么自生自滅，要么被中國同化，千百年來對中國的歷史沒有什么影響可言。拉鐵摩爾所謂的中國，是指河洛華夏中原的王朝，相對于邊疆民族而言(參看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408-409) 這本來幾乎是中國歷史的常識，像李鴻章這樣博識的重臣，當然不會不知道：「歷代備邊皆在西北」，但世易時移，「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處處堪虞，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有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所以，他覺得當務之急，還是海防而不是塞防。(參見，姚欣安，《海防與塞防的爭論》，載于《西北研究》，第3期，原題《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發展》，1932年1月，收錄于《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5冊，頁208-209)

　　(23)《外交史料》，卷 18, 頁3a 。

　　(24)《左全集·奏稿》，卷53，頁31.

　　(25)芮瑪麗所謂的西方對華的合作政策cooperative policy, 參看,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v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21-42.

　　(26) 《外交史料》，卷16，頁28a: 目下俄約既經定議，允行則害若彼，不行則害若此，瞻前顧后，殊覺進退兩難。顧日后之利害宜權，當前之是非宜審;HIC, pp.59-60。

　　(27)《外交史料》，1880年1月2日，卷18，頁10a;

　　(28) 同上，1880年1月21日，卷19，頁1a; 醇親王、親郡王、御前大臣3人、軍機大臣5人、總理衙門王大臣9人、大學士6人、六部6人、都察院堂官6人等共45人。(參看，HIC p. 69; 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 1880, Inclosure 2)

　　(2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冊1，頁662。

　　(30) 《清史稿·文祥》寫道：文祥(1818-1876年), 字博川,號文山, 滿洲正紅旗人。歷任禮部、戶部、吏部右侍郎,咸豐9年(1859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咸、同之間，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文祥、寶鋆襄贊恭親王，和輯邦交，削平寇亂。文祥尤力任艱巨，公而忘私，為中外所倚賴，而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略;晚年密陳大計，于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鑒也。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其回憶錄《花甲依舊》中，形容文祥有著瘦削彎曲的身材與碩大的腦袋，雖為恭親王的主要副手，但卻為實際上的總理，擔任此職長達十五又兩個半月。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治舞臺上,文祥參與謀劃了著名的宮廷政變“辛酉政變”,并由此成為晚清統治階級中當權的重臣。對外,他辯證而理性地參與處理了當時的每一件重大對外事件,并形成了獨特的外交見識。(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

　　李云麟，《西陲述略》云：當光緒紀元之始，海防邊防并急。冬十一月，云麟奉命仍赴西陲軍營，進謁故相國文文忠公祥。文忠曰：方今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吃重，請暫停西陲用兵，畫關而守。廷論疑之。余因會議時排眾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剿;幸蒙諭允，因有命左節相督師之命。

　　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畫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壞關而入陜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御之? 此次陜、甘百戰之師乘銳出關，破未經大敵之寇，烏魯木齊轄境不難指日肅清。但海內元氣未復，陜、甘地方凋敝，降眾未安，根本不固。烏垣既克，宜趕緊收束，乘得勝之威，將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眾建而少其力。以烏垣為重鎮，南鈐回部，北撫蒙古，以備御英、俄。實為邊疆久遠之計。”

　　文祥這番議論，是對帝國板塊論最權威的闡述，將三北板塊同帝國板塊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關系，闡述得最為透徹;抑有進者，不但重視塞防，而且還兼顧海防，是左宗棠、張之洞海防塞防并重論的前輩。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崇實，《請緩西征寬籌國用以備海防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防務類》，第十號

　　《清德宗景皇帝實錄》

　　《外交史料》

　　《清史稿·文祥》

　　《翁同龢日記》

　　《中國近代史論叢》

　　《左全集·奏稿》

　　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統籌新疆全局疏》

　　論著

　　丁韙良Timothy Richard，《花甲依舊》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冊1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

　　李恩涵，《紀澤外交》

　　李云麟，《西陲述略》

　　羅正鈞，《左宗棠年譜》

　　吳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載于《中國近代史論叢—俄帝之侵略》，第一輯，第10冊

　　蕭一山，《清代通史》

　　英文

　　F.O.418/I/140, Wade to Granville, Confidential, 2 June 1880,

　　reporting a conversation with Li Hung-chang

　　HIC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vism—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3、呼喚國士·臨危應命

　　這個英雄不在總理衙門，不在軍機處，不在內閣，不在地方疆吏，而在詹事府，一個時任五品小京官的洗馬，張之洞。就是這個仕途頓挫的詞臣諫官，目睹朝野上下，「一有俄事，從違莫決，縉紳東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于君父」，鑒于「事關宗社大計，坐視不能，緘默不敢」，(1)遂臨危應命，挺身而出，響應朝廷求言獻策的呼吁，回應時代的呼喚，學以致用，為朝廷決疑定策，安邦定國。

　　清流黨人乘機而動，碰到這樣攸關社稷安危、領土主權的大事豈甘后人?首先對崇厚發難的是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1880年1月2日他上奏痛斥崇厚罪大惡極，并說「史冊所記，及歷屆奉使諸臣，未有荒謬誤國如崇厚者。」，甚至說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誤國的，(2)這當然言過其實，過分夸大了。其他清流黨人如寶廷、盛昱、陳寶琛、樊增祥等，(3)無一不將崇厚作為這次伊犁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口誅筆伐，要求朝廷嚴治其罪并拒絕其所訂條約。

　　當然，作為清流的盟主，張之洞在伊犁交涉的這一年多時間里，前后一共呈遞過二十多份奏折(參考附錄「張之洞伊犁交涉期間所上奏折清單」);其中最重要的、使他一鳴驚人、才氣橫溢、盡顯鋒芒、奠定他作為儒臣一生亮麗功業的第一篇雄文，就是1880年1月16日題為《熟權俄約利害折》(或《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的奏折。(4)

　　他在奏折中，首先沉痛地列述崇約的十大弊端，其中最重要者如：允許俄人內陸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要害盡為所據，邊防雖固，堂奧已失;允許俄人在東北國家根本重地的松花江航行，不啻將綏芬河以西二千里之地向俄人開放;在新疆和蒙古概免俄人納稅，俄商盤剝致富，華商必日益貧困;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后他國以利益均沾為借口，援例推廣，一旦有事，將窮以應付;在伊犁、塔爾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哈密、嘉峪關等處設領事官，是將新疆全境置于俄人控制之下。如果其他各國援例仿效，則全國各地將遍布洋官，國將不國。

　　張之洞似乎尚無法理解近代各國通商互利有無，并不一定有損本國商人的利益。

　　但最嚴重的弊端就是所議定的邊界，割讓伊犁以南特喀斯河流域和天山通往喀什噶爾的戰略要地穆扎爾特山口，將切斷通往南疆八城之路。割霍爾果斯河以西格得滿島以北，將使牧民無地屯墾畜牧，盡失地利。這是實實在在的喪失土地，損害新疆牧民生計。伊犁東北西三面山嶺內卡倫以外，俄人盤踞如故，居高臨下，無險可守。金頂寺久為俄人市集，今準許俄人不必交還產業則從東面進入伊犁的通道也被阻斷。總之，損失這么多的利權，賠償280萬兩巨款之后，收回的卻是一座無險要、無地利、無出路、無人民的空城伊犁。所以，名還伊犁，實則棄之。(5)

　　簡言之，就是將康雍干三朝100多年來打造的帝國板塊，在西北一隅被撕裂了，被蠶食了，從而有被鯨吞的危險!

　　上述弊端，昭然若揭，總署、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翁同龢、丁寶楨、劉坤一等一般重臣和地方疆吏，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等人，以及其他清流黨人如樊增祥、盛昱等人，或清議派如胡聘之、何金壽、鍾佩賢、王仁堪等人，無不或多或少地都曾有所陳述闡發，并非之洞獨家之見。誠如之洞所言，朝野上下，「人人知其不可」，但卻只有他加以系統綜合，概括為十大弊端，一目了然，而且十分透徹精辟;集眾論之長，又加以闡發，洵為文章高手，難怪贏得士林同欽!總的來說，之洞認為像這樣一座空城，崇厚居然顢頇到會答應收回，簡直是「至謬至愚!」

　　鑒于有這十大弊端，之洞遂堅決主張廢除崇約，改議新約，同李鴻章接受崇約成鮮明的對比，這是他同主和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但改議也就是完全不承認崇約，那就要冒戰爭的風險，一旦引起戰端怎么辦?他審慎而大膽地推斷說，「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但如果聽了主和派的意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6)他把話已說到如不改議將動搖國本的地步了，就是崇厚這一諾，把國家逼上絕路，

　　沒有退路了。所以怕是沒有用的，必須勇敢面對挑戰，就是冒戰爭的風險也在所不惜。事后證明，他的「必改此議，未必有事」的預見，是何等的膽識!幸而被他言中。

　　但是，難就難在這個決心難下。

　　環顧當時的樞臣和封疆大吏之中，有此膽識的，寥寥無幾。李鴻章就沒有，因為他總是一口咬定拒約改議，必然會引起沙俄的報復;一旦開戰，由于中國「曲在我則師必不壯」，中國必定失敗;他恐嚇抗俄派甚至朝廷說，那時城下之盟的代價，要比崇約所失更多、更大。(7)在懼外甚至媚外的李鴻章的心里，壓根就不會想到會有「必改此議，未必有事」的可能性。而且還以日本「若聞俄事不諧，或且伺隙而動」，西洋的「莢法各國修約恐亦因而生心」 ，來恐嚇朝廷 (8)

　　既然不改議，不可為國，所以改議勢在必行。因此，之洞接下來明確提出四點改議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說，在解惑釋疑之后，抓住了問題的核心，下一步接著就是定策籌謀了;就是應付一旦爆發戰爭，處理伊犁危機的指導思想或基本方針，具體的對策和措施。在這方面，他筆端的鋒芒發出陳陣冷峻的殺氣，展現國士的大丈夫氣概：首先力主誅殺喪權辱國的禍首崇厚，以向中外和俄國人展示朝廷拒約改議的決心。他稱之為計決。別人建議殺崇厚，是因為他失職，罪有應得，而之洞卻進一步將殺崇厚視為朝廷下定決心，拒約改議的象征，不僅僅只是一個重大的刑事案。(9)

　　其次是訴諸國際公論，揭露沙俄不守信義，欺詐脅迫，貪得無厭的霸道行徑，以便激起國際公憤，伸張正義，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道義支持。他稱之為氣盛。(10)饒有趣味的是，作為一個保守的、對西洋素無好感的清流黨人，之洞居然能夠脫出以儒家血緣宗法為基礎的朝貢體制的傳統天下的世界觀，進而逐漸具有這樣一種嶄新的近代國際視野，顯然是個很大的改變;作為一個保守的清流黨盟主而言，在他的思想上，儒家天下體制的上國、天朝的概念或世界觀，開始松動了，逐漸將中國定位為世界上許多國家之一了;從視中國為傳統的東亞大帝國到視中國為近代國家，這實在是他世界觀上的一個突破。

　　于此可見，他經過伊犁危機，輿時俱進，加深了對洋務的認識，把早期馮桂芬「以夷制夷」的洋務思想，以及把中國古代縱橫家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思想，從國內范圍推廣至世界范圍。可見張之洞已經將儒家帝王之學的精神或中心概念，也可稱之為智慧，例如中、時、變、實，靈活地用來審視分析錯綜復雜的近代國際關系了。

　　此外，他不但知己，還能知彼，盡量地去了解對手的弱點;沙俄方與土耳其苦戰(1877-1878)，師老財殫，臣離民怨，并傳有人要行刺沙皇。于是，他據此大膽地推測說，如果沙俄這時貿然要對中國用兵，簡直就是窮兵黷武，必然失敗。事后證明，他的觀察力是敏銳的，這是沙俄不敢貿然對中國用兵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曽紀澤反駁張說，沙俄統治的訣竅正是利用對外侵略，紓解國內的矛盾，(11)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也即在中俄簽訂新的伊犁條約后不到一個月時便被刺身亡的事實，有力地證明張之洞的推斷并非完全出于臆想，而是有一定的預見性的。不過，至少張之洞也看到對手的致命弱點，但李鴻章卻只一味地突出沙俄的強大，絲毫沒有考慮到制約沙俄的弱點。

　　其三是在外交上與俄人擺事實、講道理。沙俄不將伊犁全境交還中國，是背信棄義。這當然是儒家講信修睦的外交思想的古為今用，帶有濃厚的道德色彩。但是他的思想并非到此為止，當然也汲取了其他各家的智能和謀略，例如縱橫家、兵家。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了最壞的情況，中國收回的只是伊犁一座空城，從而連帶將使整個新疆不保，不如緩收伊犁，暫時擱置起來，免得俄國借此要挾。何況崇厚雖然簽了字，但朝廷沒有批準，即是沒有生效。中國人理直氣壯，他稱之為理長;相反地，俄人理屈詞窮，就是要興兵，由于理短，也是師出無名。這一點正是沙皇及其外部主張依約交還伊犁的主要考慮之一。然而，李鴻章卻一味地站在俄方的立場說話，說中國背約理曲，難道沙俄不履行當初的承諾將伊犁交還給中國，就不是理曲嗎?于此可見，崇厚之失，表面上是他顢頇無能，骨子里卻是洋務派的懼外心態在作祟。

　　但外交沒有實力作為后盾，也是徒勞無功的。左宗棠在給他的朋友楊石泉的信函中說，如果國家強大，無理亦說成有理;如果國家衰弱，有理亦說成無理。(12)所以，左宗棠建議朝廷，對俄交涉，應「折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13)也就是說，先通過外交談判收回伊犁，如果俄國一味要挾，拒不交還，只好被迫訴諸武力。于此可見，左宗棠絕不是像主和派所攻擊他的那樣，盲目主戰求戰，只是在外交談判失敗之后，才迫不得已而訴諸武力這個最后的手段。所以，對左而言，備戰只是手段，只是為達成建設性的談判，提供堅強的后盾。(14)這與之洞的主張，不謀而合，也許是張之洞汲取了前輩的主張;他稱之為謀定，就是謀定而后動，備戰布防。

　　左宗棠和張之洞的應變之道成為清廷處理伊犁危機的基本指導方針。根據這種思路，為了未雨綢繆，之洞力促加緊備戰，以預不測。鑒于三北(東北、正北、西北)是一個戰略整體，一個不可分割的板塊，他建議在新疆、東北和天津三路，積極備戰布防。左宗棠負責的新疆防務，由于兵威士氣正盛，可保無虞。東北一線，之洞建議，不妨選左宗棠軍中的東北籍軍官前往坐鎮指揮。而且，東北距離俄國本部數萬里，俄人孤軍深入，后勤補給困難，師老兵疲。勢難持久。(15)

　　至于天津防務，李鴻章責無旁貸。養兵千日，現在正是李鴻章的淮軍證明自己的時候。(16)同時，之洞還將了李鴻章一軍，特別建議朝廷讓李鴻章利用他同英國的良好關系，勸說英國，基于中英兩國在中亞利害一致，應攜手共同抗俄。(17)這是古代縱橫家思想的近代版，也是馮桂芬以夷制夷策略的運用。

　　值得強調的是，在之洞的備戰思想中，比較難能可貴的是，除了具有realpolitik的政治現實主義的思想之外，他竟具有一種主和派李鴻章和郭嵩燾等人完全沒有想到的大陸戰爭的戰略觀念，沒有從中國的戰略板塊全局設想，至少是三北一體的戰略板塊大局著眼，把中俄對抗看成是一盤大棋，而伊犁只是這盤大棋中的一個棋子而已。(18)

　　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是一個陸權大帝國，不是一個海權大帝國，所以長于陸戰，弱于海戰;在遼闊的三北地帶，胡漢數千年的斗爭積累了深厚的大陸戰爭的理論和經驗，相對于同海洋強國的斗爭是一種歷史的包袱，但對俄戰爭，基本上是一場大陸戰爭，卻辯證地變成了寶貴的資產;中俄因伊犁危機發生的海戰只是設想中的可能戰場，雙方優劣互見，俄方沒有英法等國所享有的絕對優勢。

　　由于之洞能夠深刻認識到中俄戰爭有異于中國同西方海權國家戰爭的基本特點，所以同主和派的悲觀和失敗情緒相較，他對中俄沖突作出審慎樂觀的推測：一旦中俄開戰，張之洞樂觀地預料，俄人「雖五戰不能越嘉峪關，雖三勝不能薄寧古塔」，所以終不至牽動全局;何況曠日持久，師老兵疲，其勢自窮，有什么好怕的?(19)這不是也具有有獨特的長期抗俄的戰略思想嗎?或許在李鴻章的眼里，又是書生的紙上談兵，但數千年來胡漢在三北斗爭的豐富歷史經驗和中俄數千里接壤，難道也是書生的虛構空想?

　　之洞的四點改議和備戰謀略，思深慮遠。當然毋庸諱言，其中有些確屬書生的紙上談兵，也有儒家過時的傳統外交觀念混雜其間;但有不少的設想卻是大膽、創造性地汲取闡發了中國法家和縱橫家的智慧。總體而言，基本上是切合實際的，沒有怎么離譜，而且也是應該可行的。作為一個素性保守的清流黨人，一個文人，能夠認識到長期的大陸戰爭和持久戰的特點，實屬不易。清史名家蕭一山評論之洞的這份奏折說，「此種書生空論，全系紙上談兵」，「虛驕以自張大,徒引起外人反感而已」，(20)顯然有拾人牙慧、抄襲洋務派和后來西化派如蔣廷黻的陳說之嫌，失之偏頗，有失公允。

　　當然，明達如之洞者也有自知之明，生怕人家說他迂談高論，拿朝廷和國家的命運作賭注;為了杜塞悠悠之口，所以他在奏折末了，剖明心跡說，鑒于國事日益艱難，日本要吞滅琉球，歐洲各國步步緊逼，干涉內政，現在俄國人又借故挑釁，身為臣子，豈能坐視?豈敢緘默?他再次憂心地提醒朝廷，如果再忍讓下去，各國得寸進尺，相逼而來，以至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勢將窮于應付。如果今日不不拒之于邊陲，難道要等到他日「斗之于庭戶」?(21)這是智者所不為。

　　他進而樂觀的地展望說，這次中俄沖突雖然是危機，如果處理得當，也是國運的轉機;成為振衰起弊，轉弱為強，自強中興的歷史契機;如果喪失這次歷史契機，再過數年，中興之臣左宗棠、李鴻章老成凋零，國事將更加艱難。(22) 所以，他大聲疾呼，現在必須乘伊犁危機之際，發奮圖強，保持同光中興的勢頭，堅定地抗拒沙俄的無理要索和欺壓。于此可見，張之洞的思想是前瞻性的，其視野是深遠宏闊的。

　　總結而言，在他長達2500字左右的奏折中，他一腔傷時憂國的悃悃苦心，充滿字里行間，我們豈能以「不切實際的書生迂論」責之?

　　之洞奏折之所以能夠在雪片似的奏章中脫穎而出，鋒芒畢露，主要是它立論正大、樂觀自信、推理嚴謹、氣勢磅礴，新穎創發，與大亂平定后的同光中興(1862-1885)勢頭氣象相吻合，特別是同在西北取得輝煌的軍事勝利之后重新燃起的民族自豪感和軍事自信相一致。其次是，它文辭優美典雅，既有古文之簡練氣勢，析理明暢曉達，又有騷體駢體文的風韻，(23)旁征博引，更顯其古為今用的深厚經史根底：

　　昔者晉無失德，符堅恃強而伐之，渡淮而堅滅。宋無亂政，完顏亮恃強而伐之，臨江而亮亡。天眷所在，雖偏安之朝，猶足以勝強敵，況以國家德澤之深，疆域之廣?物力雖絀而未窮，人才雖稀而不盡，如謂修德修政，竭禹跡九州島之全力而不能與一鄰國抗，殆亦數千年來史冊所未有者也!(24)

　　但其筆鋒之尖刻辛辣，入人于罪，毫不留情，大有刀筆之慨，也不免令某些人膽寒;當然，這也是他作為帝學儒臣，在爾虞我詐的官場中的生存自衛和建功立業之道。這些都成為張之洞特有的館閣奏章文體風格，在晚清自成一家。

　　再就他的謀略而言，他講備戰，但絕不能等同于求戰;他不避戰，但不懼戰;(25)他不排外，但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他不但知己還能知彼;他的視野不局限于國內，還放眼世界，向歐洲各國尋求道義支持，《捷報》對此印象深刻：

　　這位言官建議慈禧太后，就目前而言，如果俄國堅持中國接受《里瓦底亞》條約，則應暫棄伊犁，備戰自衛，誅殺崇厚，并向歐洲訴求道義支持。最后的這項建議，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不久前，沒有一個中國人，無論官民，都不可能想到會向外來的歐洲蠻夷之人，訴求道義支持;而且，向皇上呈上奏折的人，既沒有收到懲處，也沒有收到申斥。這顯示甚至在北京，中國人向前走得有多遠了，或許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26)

　　特別是能夠看到爭取英國的議會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的重要性，這點深得英國人好感(27);它不但實事求是，訴之于理，還動之于情，沒有傳統文人習以為常的中華大國、鄙夷外人為蠻夷的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心態，從而對他刮目相看，許之為中華帝國的第一支健筆利筆(the ablest pen in the empire)， 甚至將其遠見卓識與中興大臣曾國藩并列為晚清杰出的政治家(28)。

　　別忘了，這時的張之洞還只不過是個官場失意的從五品洗馬小京官，在中國人的眼里，怎能和同治中興的首席功臣曾國藩相提并論!于此可見，在華洋人對張之洞評價之高!于此足證本文的題旨，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并非虛構。

　　而且有論者謂，張的這份奏折，一掃道咸兩朝「拘虛空疏」之習，代之以一種嶄新的樸實務實開放的文風，(29)議論時政洋務，士大夫讀之耳目一新、令人熱血沸騰，奮然而興報國的豪情壯志。所以，這篇雄文在國家正處于危難之際，起了不容忽視的振聾發聵、激勵民心士氣、凝聚朝野心志的巨大精神作用，如果喻之為一服具有奇效的精神興奮劑或許也不為過!

　　當總署正面臨「允行則害若彼，不行則害若此」的兩難困境、(30)不知何去何從之際，之洞的雄文及時地為驚慌失措、焦慮不安的朝廷決疑解惑，助其下定決心;出謀劃策，為其統一思想。所以大學士載齡(宗室)認為「張折甚好，可照行」;(31)具體地說，之洞的奏折成為清廷肆應伊犁危機和改議崇約的基礎。可以設想，清流的后臺，長期成為之洞亦師亦友的軍機大臣和總署大臣的李鴻藻，在幕后對他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設想，他的族兄張之萬，久在中樞，也是李鴻藻的好友和同道，或許對他的暗中加持，也是不可忽視的人脈，畢竟朝中有人好辦事嚒!

　　這就是說，之洞為朝廷找到了一條脫出困境的可行辦法，同時也讓憂憤的士大夫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希望。所以，之洞的奏折在京城流傳后，士大夫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32)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有好幾個人專程到他家來抄寫之洞的奏折。(33)于是，之洞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抗俄英雄和文章名家;成為關心國事的士子仰慕敬佩的對象，爭相與之交往，登門求教。(34)

　　甚至在華的外國報紙，如上海英國人辦的《捷報》也全文譯介這份奏折，將其高度評價為國論(state paper直譯是國折，也無不妥)，并將之譽為反映公眾心聲、政府必須遵守的《公眾宣言》(Public Manifesto)，(35)之洞自己也以民意代表自居、公眾的發言人自居：「此中外群臣之公言也，非臣一人之私言也」。(36)由于英俄在中亞爭霸和中英在中亞的共同利益，該報社論不但沒有將之洞的愛國熱情視為反外言論，反而表示贊揚、理解和同情。社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當國家的尊嚴受到踐踏時，理應起來反抗;發而為烈的言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7)。從此，張之洞這個名字，也在在華的外交界和洋人圈子里傳開了。

　　真是時勢造英雄!(38)這場政治風暴卻意外地將一個人微職卑的小京官、詞臣言官張之洞推上歷史舞臺的前沿，成為北京一顆耀眼的政治慧星，一個朝野心目中的抗俄英雄。同時，之洞更初步展現了作為晚清一代儒臣的風范。張之洞在中俄伊犁危機的外交風暴的洗禮中，初步完成了從一個文學詞臣到一個儒臣的轉變!

　　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注釋

　　(1)《張全集·奏議》，卷2，頁14b, 1880年1月27日;頁6b, 1880年1月16日;《外交史料》， 卷18，頁31b，1880年2月6日;頁22b, 1880年1月16日。

　　(2)《外交史料》，卷18，頁9a。

　　(3)此外，還有周冠(檢討)、李蟠(御史)、王仁堪(修撰)、鐘佩賢(太仆寺少卿)、胡聘之(內閣侍讀學士)、何金壽(編修)等。

　　(4)《熟權俄約利害折》， 見《張全集·奏議》，卷2，頁1-6, 1880年1月16日;《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見《外交史料》，卷18，頁18a-22b, 1880年1月16日。

　　(5)同上， 頁3a;頁19a-b;

　　(6) 同上，頁3a; 頁20a。

　　(7)《直督李鴻章奏遵議交涉伊犁補救崇厚訂約失敗事宜折》，見《外交史料》， 卷18， 頁18a-b, 1879年11月15日：

　　曲在我則師必不壯，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處于有直無曲之地。現既失伊犁而復居不直之名，為各國所訕笑，則所失更多。且彼仍必以分界修約為詞，時相迫促，迫促不已，必生兵端。而西北路各軍輿俄人逼處，積不相能，約既不換，則隨事易生猜嫌，亦難保不漸開邊釁。中俄接壤之處，約萬余里，實屬防不勝防，迨兵釁一開，其所要求恐有僅照現議而不可得者。

　　(8)同上，頁18a：

　　「況日本探聽伊犁消息以為詘伸進止，若聞俄事不諧，或且伺隙而動。即莢法各國修約，恐亦因而生心。是崇厚所定俄約，行之確有后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中國必自度果能始終堅持，不至受人擠逼，且必自度兵備完固，軍餉充裕，足資控御，乃可毅然為之?否則踟躕審顧，隨宜設法，徐圖補救。」表面上看起來，貌似逆耳忠言、老成持重、相忍為國，深思遠慮之見，實則內心已完全沒有抵抗的意志，所以就老是往壞的方面想，只看到自己的弱點短處，完全看不到對方的弱點短處。

　　但是否李鴻章這時高瞻遠矚，下了一步遠棋，鑒于日本崛起，未雨綢繆，想以放棄伊犁作誘餌，同沙俄結盟，聯俄抗日呢?有這種可能，但沒有證據可作這種推測。崇厚前往俄國之前，李鴻章是否面授此聯俄抗日的機宜?雖然有這種可能性，但這屬于絕密，即使有，也不會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的。不過，日本崛起后，李鴻章聯俄制日之心是有據可考的。

　　(9) 《熟權俄約利害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3b，1880年1月16日;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 《外交史料》，1880年1月16日，卷18，頁20a。

　　(10) 同上。

　　(11)曽紀澤，《使俄曽紀澤奏謹就收回伊犁事宜敬陳管見折》，見《外交史料》，卷21，頁19a。 1880年7月21日。

　　(12)《左全集·書牘·答楊石泉》，卷23，頁41，1979年7月-1880年1月)

　　(13) 《甘督左宗棠奏遵議伊犁交涉應付事宜折》，載于《外交史料》，卷18，頁6b, 1879年12月17日。

　　(14)HIC , 頁63;《張全集·奏議》， 卷2，頁38;39 b-40。

　　(15)《熟權俄約利害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5a，1880年1月16日;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外交史料》， 1880年1月16日，卷18，頁20a-b。

　　(16) 同上頁5b; 頁21b。

　　(17)同上。

　　(18)參見第一章序言第2節提示性假設第三、第四兩條。

　　(19)《熟權俄約利害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6a;《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外交史料》，卷18，頁22a。

　　(20)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頁1000-1001。

　　(21)《張全集·奏議》，卷2，頁6b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外交史料》，卷18，頁22a。

　　(22)同上。

　　(23)HIC , p.71: In the beautifully balanced and parallel sentences(騷體駢體文的風韻), …… .徐中約的美言，是一個兼通中西史學的美籍華裔學者的特有優勢，可以欣賞中文的典雅優美，這是費正清等歐美中國文史學者絕對無法相比的。

　　(24)《張全集·奏議》，卷2，頁15b; 《外交史料》，卷18，頁32a。這樣古為今用，以古證今的例子，還有不少，都是隨手征引，深得儒林欽服。當然，由此也可見，到了同光時代，滿人的漢化已經十分徹底了，他們已經將漢人的歷史觀，也即漢人中心的歷史觀，內化為自己的歷史觀了，聽得進也聽得懂漢官張之洞這番古為今用的歷史說教了。

　　(25) 《詳籌邊計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7a;頁11a，1880年1月27日;《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馭俄之策宜先備后講》，載于《外交史料》，卷18，頁25a;張之洞在奏中說，「然臣知國家之意，非欲戰也，即臣之言，亦非求戰也，必實有戰心、實有戰具，而后可以為講之地也」，也就是說能戰而后才能和。(《張全集·奏議》，卷2，頁11b)

　　(26)NCH, pp. 90-91, February 1,1881: [The Censor recommended that the Empresses should, for the present, abandon the claim to Ili, prepare for a defensive war, if Russia held China to the treaty of Livadia,

　　execute Chonghou, and appeal to Europe for moral support. This last suggestion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note. Not many years ago, no Chinese, official or otherwise, would have dreamt of looking to the outside Western barbarians for moral support; and that such a suggestion has been made to the Throne, and the author has gone unpunished, or even unscolded, shows how far the Chinese, even in Peking, have advanced; probably unnoticed by themselves. ]

　　(27)同上， May 18,1880, pp.422-423:

　　讓人隱約覺得，上奏之人盡顯膽識，他概而言之說，「環海萬國亦必皆不直其所為」，還特別指明英國同中國有共同利益。不論作者是否是神來之筆，或者只是一時興起的的念頭，毋庸置疑，這是中國最能令人信服之點。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writer takes no pains to conceal the secret of his boldness. Descending from the vague and general statement that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globe are on our side,”he specially picks out England as having interests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China. Whether this has been arrived at by sagacity on his part or by a mere random shot, it is, beyond any doubt, China's strong point.]

　　(28)同上： 張之洞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捷報》以深刻的印象：沒有陳腔濫調，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天子」，也未夾雜著低俗的令人厭惡的蠻夷丑類的荒誕言辭。甚至對張的奏折無法茍同、諷之為「夸夸其談、膚淺幼稚的國折」的人，例如威妥瑪爵士，都不得不高度贊揚他為「帝國的第一支大筆桿子」。統而言之，張的這份十分出色的奏折，的確是神來之筆，展現了睿智、機敏、文采、政治的敏感性和道德勇氣;還體現了成為一個政治家和理論家的品質;在晚清的中國，只有少數的政治大人物，例如曾國藩，能夠在這方面同他相提并論。

　　[The Herald was highly impressed by Zhang's attitude of taking the matter on its merits: "There is no nonsense in it. We read nothing about the Son of Heaven beating with the feeble and fantastic vagaries of despicable barbarian vermin. Even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Zhang and ridiculed his memorial as "a sadly bombastic and puerile state paper," as Sir Thomas Wade 威妥瑪did, felt compelled to value him highly as "the ablest pen in the empire.'' In sum, this monumental memorial, marking Zhang's political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maturity, was a combined product of his sagacity, quick mind, gifted literary talents, political sensibility and moral courage.

　　It also reflected his rare possession of the qualities of being both a statesman and an ideologist; only a few eminent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as Zeng Guofan, were his equal in this respect. ]

　　這是在華的輿論界對張之洞奏折的評價，應當是就事論事的，非常客觀的，因此也應該非常接近事實。其后張的亮麗儒臣功業有力證明，這個評論是具有高度預見性的，確非過譽溢美之詞。

　　(29)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21;張秉鐸，《張之洞評傳》，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頁14.-16;謝放，《張之洞傳》，頁52;《張文襄公事略》，載于辜鴻銘、孟森等著《清代野史》，第3卷，1:479, 成都巴蜀書社，1998。

　　(30)《外交史料》，卷16，頁28a: 目下俄約既經定議，允行則害若彼，不行則害若此，瞻前顧后，殊覺進退兩難。顧日后之利害宜權，當前之是非宜審。

　　(31)《翁同龢日記》，3：1038。

　　(32)HIC , p.74.

　　(33)《翁同龢日記》，1880年2月12日條下， 「郭、林二君來，抄香濤折」。此后，之洞成為兩朝帝師翁同龢的常客。 見艾文博 Robert L. Irick主編，趙中孚編輯，《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第三冊，頁1036-37。臺北，1970。

　　(34)吳廷燮(1865-1947)甚至多年后還說，「猶憶為兒童時，得公(指張之洞)論俄約利害疏，朝誦夕錄，不遑寢饋。」(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六終后吳廷燮，《張文襄公年譜跋》。

　　(35)NCH, pp. 460-461, May 25, 1881;HIC, pp74-75;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 1863-1881, Chapter VI, Th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Without (1880-1881),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unpublished;

　　(36)《張全集·奏議2》，頁6b.

　　(37)NCH, pp.448-449, May 25,1881. ;另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頁1000-1001。蕭對張的負面評論，認為他是一個麻煩制造者(添亂者)的觀點，顯然是受到李鴻章、郭嵩燾等洋務主和派或廣義的西化派言論的影響。

　　(38)關于文武人才的儲備的問題，之洞認為人才不是天上掉來的，而是時勢歷練造就出來的。它舉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將帥為例，「若非中原多事，久歷兵間，其才何由而成?何由可見?」所以，言下之意，也可利用這次中俄外交危機，造就一批新的將才，以取代日益衰老的中興將帥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等。當然他張之洞也有夫子自道的意思，伊犁危機這個時勢也可以出個像他張之洞這樣的儒臣的人才。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外交史料》

　　《翁同龢日記》，艾文博 Robert L. Irick主編，趙中孚編輯，《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第三冊，臺北，1970

　　《張全集·奏議》

　　《左全集·書牘》

　　論著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

　　謝放，《張之洞傳》

　　張秉鐸，《張之洞評傳》，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

　　《張文襄公事略》，載于辜鴻銘、孟森等著《清代野史》，

　　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

　　英文

　　HIC

　　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 1863-1881, Chapter VI, Th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Without (1880-1881),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unpublished.

　　NCH

　　4、人微不再言輕

　　緊接著在1880年1月27日，之洞又上了一份更長的、題為《詳籌邊計折》的奏折。(1)雖然它沒有像第一份奏折那樣引起廣泛注意，但就如何具體應付伊犁危機而言，其重要性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它進一步詳細陳述備戰和談判的具體建議;也就是建議朝廷如何調兵遣將、募兵籌餉、進行合縱連橫的外交謀略;不但消除滿蒙漢民族畛域，充分調動國內的物力人力資源，還盡量調動國外可資利用的資源。謂其具有棟梁柱石之臣的潛質，是一點也不夸張的，雖然其中有些不免流于一廂情愿，閉門造車之弊端。

　　在這份奏折中，之洞一再強調「先備后講，以備為主，以講為輔」的方針。當然，他清楚地知道，朝廷的本意本不在求戰;他說，這也是他的本意。但朝廷必須要有必要時不惜一戰的決心，和做好戰爭的必要準備，否則談判也將落空。因為如果俄人知道中國無備，就會肆意恫喝要索;果如此，縱然中方使臣的口才再好，膽識再大，俄方也是充耳不聞。

　　接著，他建議將來遣使改議時，從三個方面同俄人辯論，一是訴之于中俄兩國兩百多年來的友好邦交，俄國不應背信棄義，這充分反映之洞仁義為本的儒臣本色;二是具體列舉條約中不合理、有違中俄歷次所訂舊約的地方;三是如果俄方還是逼迫要索不已，只有針鋒相對，予以反擊，例如在商貿上，可以閉關絕市，停止茶葉交易。

　　饒有趣趣味的是，之洞在軍事上進一步闡述他的大陸戰爭的觀念，把三北板塊視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互動的整體。他建議，如果俄國進犯西陲，中國可以派兵襲擊尼布楚;如果俄國入侵東北，中國不妨派兵襲擊浩罕，乘機收復伊犁。之洞將東西戰線視為一個整體，相互呼應，而非分別對待。并且基于對大陸戰爭的認識，他樂觀地推斷，俄人孤軍深入，前有廣袤戈壁，后有長城屏障，俄國士兵必然不勝長途跋涉，終至彈盡糧絕，逃不出覆滅的命運。這里，他似乎隱約具有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戰的思想。(2)

　　他的軍事知識，可能來自書本，但也可能與他個人的經歷有關。他雖然祖籍直隸南皮縣，但生于貴州，長于貴州。青少年時代，他父親張瑛出任貴州興義府知府時，負責平定當地的太平天國之亂，一家在戰火中顛沛流離，所以親身經歷過戰火的洗禮(1853- 1856)。這段青少年時代的寶貴經歷是其他清流黨人特別是張佩綸所沒有的，促使他知道什么是戰爭，也促使他廣泛研讀軍事兵家書籍，不限于儒家的經史典籍;中興名臣之一的胡林翼是他父親在貴州的同僚，對張之洞也許有所啟發和開導(3)。當然，作為一個文人書生，(4)而且又有詩人浪漫遐思的氣質，(5)也就難免放言高論，但之洞童年時飽受戰爭苦難的切身經歷讓他深知戰爭之可怕，使他不得不重視戰爭的可怕后果。

　　至于他建議必要時不妨聯合英國、日本、土耳其、德國，誘以重利，共同反俄，使俄國兵連禍結，內外交困，促使俄國人民起來推翻政府：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裹海以取土爾扈特舊牧地。東捐臺灣山后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柬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慽使仇俄，啖日耳曼以重利使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于外，俄之亂黨起于內，恐彼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6)

　　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和地位，有這樣揮灑自如的空間嗎?這根本是個異想天開的空想，這不是書生的異想天開、夸夸其談又是什么?博識世故的李鴻章說他是個書生，倒也不太離譜。而且，誠如紀澤所言，時移勢易，今天歐洲各國的軍國大計皆由議院主持，所以縱有蘇秦、張儀之妙舌，陸賈之智謀，也難遍訪它們的議會，說服它們的議員。(7)雖然紀澤沒有指名道姓，但是可以知道他是針對張之洞的「奇談怪論」而發的。尤可異者，為了聯日制俄，竟然會異想天開地建議「東捐臺灣山后以賜日本」，(8)這不是割讓土地嗎?真不敢相信，這樣的餿主意竟是出自一個口口聲聲要維護祖宗之地的張之洞之口!但于此也可見，同帝國西北邊陲的伊犁相較，帝國板塊的東南海疆邊陲，在具有牢固中原心態的儒臣張之洞的心目中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地位了!允為此折中之一大敗筆!這不是書生之見又是什么?

　　張之洞就以這種全憑書本上獲得的歐美和近代世界的粗淺了解，而要合縱連橫，以夷制夷，于實際的國際形勢相去頗遠;單就這一點而言，李鴻章說他是書生之見，并沒有冤枉他。這樣看來，張之洞儒家的天下觀要改變為近代化為西方主導的普世世界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然而，對一個保守的清流黨人來說，在那種風氣未開，文人儒生鄙視洋務的時代，之洞能夠放眼世界，具有這樣廣闊的國際視野，大膽而豐富的想象力，也是可喜的好現象，還是值得肯定的。當時英人在上海辦的《捷報》就對之洞的這種開放的世界視野深表贊賞。(9)這清楚地顯示，這次伊犁危機正使他從一個保守的清流黨人逐步過渡到一個洋務派。他的思想，正在順應客觀的形勢，與時俱進，起著深刻的變化，可以想象，必然夾雜著不少問題。

　　在這份奏折結束時，他慨嘆洋務已經進行了三朝(咸豐、同治和光緒)，耗銀數千萬兩，進用洋務人才數百人，然而依然積弱如故。伊犁危機發生以來，士大夫束手無策，將帥言兵色變;憤時憂國者，也哀嘆無能為力。他深為憂慮地提醒朝廷，現在仍然是中興時期，如果再不振作，上下臥薪嘗膽，專心求才，破格用才，拒斥「貪垢姑安養晦縱敵」之說，再過幾十年，國事時局將不堪想象。(10)最后，他卻滿懷信心地說，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經驗告訴他，如果能夠竭盡全國之力以抗俄，決不會失敗。這里他似乎又有動員「全民抗俄」的持久戰的思想。

　　上述兩份奏折，沒有陳腔濫調，虛詞空言，而是實事求是，訴之于理，動之以情，的確足以震聾發聵，鼓舞人心，的確都是極其有助于時局的雄文偉論。(11)所以，它們深得當國者的贊賞和士大夫的一致好評，是當之無愧的。(12) 也許值得強調的是，他在論述他的思想時，常常旁征博引中國的經史，作為論據，這對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很有說服力，很能鼓動人心，激勵士氣，凝聚心志。

　　這就難怪在2月7日這天，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后對這個一鳴驚人的大筆桿子，特旨破格召見，諭準他今后可以以一個低微的從五品小京官洗馬的身份(13)，參與總署與伊犁危機有關軍國的決策會議。這實在是之洞的殊榮!也是當時官場的異數!于是，現在他雖然仍然人微，但言卻不再輕了，可以與滿洲親貴、中樞重臣，同列廟堂之上，一道參與軍國機要了!(14)

　　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大體而言，在1880年的上半年，在左宗棠主于外，之洞倡于內的交互作用之下，抗俄的強硬立場和言論，成為廷議和清議的主流，從而迫使主和派不是順從大流，就是保持沉默。例如，李鴻章致函劉銘傳謂，自廷議以來，他「對俄事，未進一言，未發一謀」，就是沉默無言的明證。(15)

　　1月21日這天有兩項發展，一是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在李鴻章領銜下，聯名上奏，提出四點理由，反對批準條約。李鴻章主和立場似乎開始松動了，這是他順從大流的明證。(16)一是朝廷召開規模龐大的朝會，也即廷議，參加者計有禮親王世鐸、淳親王、醇親王、恭親王、另有郡王數人、三個御前大臣、五個軍機大臣、九個總署大臣、六個大學士、六個六部尚書、六個都察院堂官，共45人，真是個盛會。(17) 會上，上諭宣示拒約決心：「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挾至此，萬不能忍。若再從之，上不能對祖宗，下不能對天下百姓。」(18)

　　此外，如何治崇厚之罪，也清楚地反映這種思潮。崇厚本來于1月2日，詔命以「 擅自回國」，免左都御史職，交部議處。但在這次廷議后的第六天，詔命革職拿問，交刑部議罪。3月3日，改為斬監候。(19)這明顯表示，朝廷通過重治崇厚之罪，決心拒絕批準條約，并同時加緊備戰。這正是之洞在前兩份奏折中所主張的。由此看來，在中國方面，事態正在沿著之洞謀劃的抗俄的方向發展中。

　　注釋.

　　(1)《張全集·奏議》，《詳籌邊計折》，1980年1月27日，卷2，頁7-15;《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馭俄之策宜先備后講折》，《外交史料》，卷18，頁25b-32b。

　　(2)同上。

　　(3)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4a-9a。

　　(4) 張之洞在奏章中從不諱言他是個書生，或難免有書生之見。例如在《詳籌邊計折》末了，他說：「茲事體大，臣書生之見，不知有當萬一否?」既有書生的自知之明，所以他才告誡自己「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為孤注」(《張全集·奏議》，1980年1月27日，卷2，頁頁15b ;頁6a)。

　　(5)張之洞不僅是個文章高手，還是晚清詩壇中一個頗受推崇的大詩人：

　　錢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詩者，前推湘鄉曾國藩，后稱張之洞。……. ,之洞詩…… ,宋意唐格，其章法聲調猶襲干、嘉諸老矩步，于近時詩學有存舊之格。」(《現代中國文學史》)

　　…….

　　對于張之洞的詩歌創作成就，清末和民國問的評論家大多予以肯定。翻開民國間行世的兩部具有總結性意義的重要詩歌總集即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和陳衍的《近代詩鈔》，可以看到張之洞的詩都收得較多，且有很高評價。……(參看，龐堅校點，《前言》，《張之洞詩文集》，頁19)(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

　　(6)《張全集·奏議》，卷2，頁13b-14a;《外交史料》，卷18，頁31a。

　　(7)《使俄曾紀澤奏謹就收回伊犁事宜敬陳管見折》，見《外交史料》，1880年7月21日(光緒六年6月15日)，卷21，頁19。

　　(8)《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馭俄之策宜先備后講折》，同上，卷18，頁31a, 1880年2月6日;《詳籌邊計折》，《張全集·奏議》，卷2，頁13b。

　　(9)參看第三章第3節注(26)。

　　(10) 《張全集·奏議》，卷2，頁6a;14b。

　　(11)HIC, p. 72; 另見NCH, May 18, 1880: 這是一份國折，具有一些顯明彰著的特點;首先是沒有陳腔濫調，虛飾浮夸之詞;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天子」，也未見低俗不堪、令人厭惡的蠻夷丑類的荒誕之辭。字里行間滲透著一種大丈夫氣概，義不容辭，挺身而出，捍衛國家的榮譽。「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誠哉斯言……

　　[It is a Chinese state paper (國(家)策(論)、國折、國論、國書，英文的paper有多種意義，有論文、議論、報告、謀劃…等含義，中文譯文則可視上下文而定)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standing out in bold and very notable relief. First of all, there is no-nonsense in it. We read nothing about the Son of Heaven bearing with the feeble and fantastic vagaries of despicable barbarian vermin. The honour of the country is set forward in a thoroughly manly and business-like way as something liable to be defended. "If we accept this treaty we are not worthy to be called a nation.

　　This rings true. ….]

　　(12)同上;;劉禺生，《世載堂雜憶》，頁90;《清代軼聞》，卷4，頁18. 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頁32;許霽英，《曾紀澤與中俄伊犁交涉》，《大公報》(天津)，《史地周刊》，1937年3月26日。

　　(13)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22;謝放，《張之洞傳》，頁56。Also see Bland a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 –llear of Her Household,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1910. pp.504-505.

　　(14)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1863-1891. pp. 20: 這份奏折的影響如此之大，張一鳴驚人，迅即被推上政治舞臺的前沿，成為人們心目中抗俄的偶像。朝廷也刮目相看，破格于2月7日特旨召見這位中下級的小京官，在總理衙門行走，參與今后總理衙門王公大臣、權貴樞臣的一切有關制定中俄伊犁爭端政策的會議。如今果然身處廟堂之上，張就成了名副事實的、安邦定國的國家棟梁的柱石之臣，維護儒道國家的前衛。

　　[So powerful was the impact of the memorial that it catapulted Zhang into the front of the political arena, making him the idol of resistance advocates. The court was so impressed with Zhang's performance that on February 7,1880, breaking precedent, it ordered him, though merely a middle ranking official, to participate in all future meetings of the princes and

　　ministers in the Zongli Yamen and in formulating government policies regarding Sino-Russian dispute. With this newly acquired status, Zhang was now among the "pillars of the state,"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est interests of the empire. He had become a genuin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另參看劉平，《張之洞傳》，頁66。

　　(15)《李全集·朋僚函稿》，復劉省三(銘傳)軍門，卷22，頁19，1880年10月21日;復孫侍郎，1880年10月25日，卷22，頁20。

　　(16)1880年10月21日，李鴻章致函劉銘傳(省三)謂，「堅持和議則有之，竟云不能戰三字，則始終未出諸口，亦未存此心。」見

　　《李全集·朋僚函稿·復劉省三軍門》，1980年10月21日，卷22，頁19。

　　(17)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ruary, 1880, Inclosure 2; . HIC，pp. 69, note 4.

　　(18)《翁同龢日記》，3：1039。

　　(19)《外交史料》，卷18，頁13b, 1880年1月17日，也就是張之洞上奏的次日，可見張之洞不再人微言輕了，他的建言已經影響朝廷的決策大政了。(參看第3章、第3節，注釋(26))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翁同龢日記》

　　《張全集·奏議》

　　論著

　　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

　　劉平，《張之洞傳》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

　　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清代軼聞》

　　謝放，《張之洞傳》

　　許霽英，《曾紀澤與中俄伊犁交涉》，《大公報》(天津)，《史地周刊》，

　　英文

　　Bland a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 –llear of

　　Her Household,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1910.

　　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ruary, 1880

　　HIC

　　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1863-1891.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esertation, 1981.

　　NCH

　　附錄：張之洞伊犁交涉期間所上奏折清單

　　1、光緒四年九月七日--1878年10月2日

　　侍講張佩綸奏請勿給崇厚全權及便宜行事字樣折(張年譜謂，此為之洞代奏，因方從四川學政返京，充教習庶吉士，無上奏言事權)

　　2、光緒5年12月5日--l880年1月16日

　　張之洞奏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御侮折(《外交史料》)：或孰權俄約利害折(日期與上同)(《張全集·奏議二)

　　(此折全面分析俄約的利弊得失，并提出因應的一般原則，文詞典雅，辯才無礙，使張一舉成名，得到中外朝野的注意，成為政治慧星)

　　3、光緒5年12月16日--l880年1月27日

　　詳籌邊計折(張全集·奏議二)

　　光緒5年12月26日--1880年2月6日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馭俄之策宜先備后講折(《外交史料》)

　　(兩折內容相同，但日期不同，標題也異，主旨是先備后講。自今日起，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令洗馬張之洞前往總理衙門。此后，王大臣等有應行咨商之處，著該衙門知照該洗馬前往。從此，之洞雖然官職低微，卻以五品洗馬參與軍國大計，身價與前大不相同矣)

　　4、光緒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曰

　　邊防實效全在得人折(《張全集·奏議二》)

　　5、光緒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會議未盡事宜片(《張全集·奏議二》)

　　6、光緒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俄事有機可乘善籌抵制折(《張全集·奏議二))

　　7、光緒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請飭疆臣詳籌改約片(《張全集·奏議二》)

　　8、光緒6年2月21日--1880年3月31日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謹議改使/改約辦法片(《外交史料》)

　　9、光緒6年2月21日--1880年3月31日

　　司經局洗馬張之洞奏請改致俄國國書詞句片

　　(《外交史料》)

　　10、光緒6年2月22日--1880年4月1日

　　酌改國書宇樣片(《張全集·奏議二》)

　　11、光緒6年5月19日--1880年6月26日

　　敬陳經權二策折(《張全集·奏議二》)

　　12、光緒6年5月19日--1880年6月26日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之洞奏陳經權二策應付俄事折

　　(《外交史料》)

　　13、光緒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右庶子張之洞奏解釋俄約條文請寄曾紀澤為辯論之助片

　　(《外交史料》)

　　14、光緒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改約重要各條必應堅持片(《張全集·奏議二》)

　　15、光緒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謹陳海防事宜折附片(《張全集·奏議二》)

　　16、光緒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請防范崇厚片(《張全集·奏議二》)

　　17、光緒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右庶子張之洞奏聞崇厚不知杜門悔罪請予防范片

　　(《外交史料》)

　　18、光緒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議約迫促急圖補救折 (《張全集·奏議三》)

　　19、光緒6年7月30日--l880年9月4日

　　右庶子張之洞奏陳與俄議約迫促急圖補救折

　　(《外交史料》)

　　20、光緒6年8月12日—1880年9月16日

　　海警日迫急籌戰備折(《張全集·奏議三》)

　　21、光緒6年8月12日--1880年9月16日

　　重臣辦防宜降明旨片(《張全集·奏議三》)

　　22、光緒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遵議奏陳折(《張全集·奏議三》)

　　23、光緒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左庶子張之洞奏陳俄使將來預籌應付辦法折

　　(《外交史料》)

　　24、光緒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俄約最重數端必宜抵制片(《張全集·奏議三》)

　　25、光緒6年9月l0日--1880年10月13日

　　左庶子張之洞等奏俄事有機可乘善籌抵制折

　　(《外交史料》)

　　26、光緒6年9月12日—1880年10月15日

　　籌預鈐qian制松花江行船辦法片(《張全集·奏議三》)

　　27、光緒6年9月12日--1880年10月15日

　　議約期迫請籌挽救折 (《張全集·奏議三》)

　　28、光緒6年9月15日--1880年10月18日

　　左庶于張之洞奏挽救俄約折·附上諭二件

　　(《外交史料》)

　　29、光緒6年9月15日--1880年10月18日

　　左庶子張之洞奏陳西防東防津防事宜以備采擇片·附上諭

　　(《外交史料》)

　　30、光緒7年閏7月5日--1881年8月29日

　　請勸俄主除去苛政片(《張全集·奏議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