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最大的弱點是組織渙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眾眾基礎。(80)1914以后，孫中山深深認清這一弱點，乃急謀補救: 1914成立中華革命黨，民1924年更汲取俄國革命經驗，強化國民黨的組織和創建黃埔軍校，(81)作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勢力，并藉此將革命派的主義傳布于中國社會。同時，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社會自1919年以后產生不斷的思想啟蒙運動，因而使更多的群眾加入革命運動中，加速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民國1927年中國社會再統一的基礎。     

       ——內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進內圣(53)。同樣地，根據上下思維，可以得出：下專而后上紅，上紅再促進下專(54)。于此可見，兩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補的。李大釗通過唯物辯證法間接地對孔家唯心辯證思維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馬克思改造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一樣，將它顛倒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維持辯證的形式，但將內在的道德世界換成下層的經濟基礎，將外在的事物世界換成上層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同內外思維一樣，上下思維也包括三個基本的構成部分：矛盾對立、執兩用中和時中發展，但后者已通過馬克思主義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觀的、物質的基礎之上。

       因此，在兩種思維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釗對孔家的內外思維的傳統，有揚棄，也有繼承。當然，他在這個改造整合的過程中，只是開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學生毛澤東去通過革命的實踐來進一步加以完善，但在當時所起的先驅啟蒙作用，卻是厥功至偉。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當中國古老的文明已經獲得新生，日益壯大之際，應當站在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比較文化的觀點，重新審視反思己未革命以來有時被過分否定到了荒謬程度的但內容卻無比豐富的中國文化傳統, 包括孔丘主義，而不是來對它再進行一次否定，轉而去擁抱基本上正在開始喪失活力和創造力的西方文明。簡言之，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中國社會主義文明, 必須向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尋求源頭活水，將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則，一直依賴外來的文化思想為其源頭活水，終將有枯萎凋謝的一天。因為引進的外來文化思想，不論在理想上或理論上多么自圓其說，如果同主體思想體系在性質上相異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補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學之輸入中國，絕對無法反客為主，取代原來的主體思想。李大釗之所以能夠起繼往開來、承先啟后的偉大啟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釗的這條寶貴經驗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仍然適用，特別是在歐風美雨又有回潮的跡象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

　　這就昭示了今后構建毛澤東主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華誕之際，特與國人和同道共勉!。

【按：龔忠武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師從費正清，獲得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生在中國大陸，后來隨父母到臺灣，后來去美國留學工作定居。他在美國治學期間，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深刻認識了毛澤東之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從而轉向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認同了祖國大陸。他曾在美國麻州波士頓學院講授中國與東亞歷史，后來與紐約僑社愛國華僑合作共同創辦了《僑報》華文報紙，并擔任周報總主筆、日報主筆、特約撰述。他曾經兩次來烏有之鄉做過演講，學識反響很大。這次烏有之鄉向龔忠武先生約稿“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龔忠武先生非常認真地積極回應，將持續給我們發來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誰的命?(1905—1921)

——試論中華幽燕大陸仁性文明同歐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國海疆的猛烈碰撞

　　——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華誕

　　(初稿)

　　下

　　目錄

　　章次

　　五、 革了「順民」的命--人民奮起自救

　　節次

　　1、革了「順民」的命—「人民」問政

　　2、革了「亂民」的命—合法文斗

　　結論

　　注釋

　　參考資料

　　六、 革了素王的命--前門送走了孔孟，后門迎來了馬列

　　節次

　　引言

　　1、 李大釗——一位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者

　　2、李大釗與三家爭鳴

　　3、三家關系的兩組參考系

　　4、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5、標志中國文化連續性的三根綱維

　　6、三家的消長及李大釗對帝王之學的改造

　　結論

　　注釋

　　參考資料

　　第五章、 革了「順民」的命--人民奮起自救

　　目錄

　　節次

　　1、革了「順民」的命—「人民」問政

　　2、革了「亂民」的命—合法文斗

　　正文

　　由前面五章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一個問題：對于一個極度缺乏可變性的封閉社會而言，為甚么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間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動?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個原因：一是具有壓倒性的西洋帝國主義和東洋軍國主義的壓力，如商業性的、經濟性的、政治性的、外交性的和軍事性的等壓力。另一個是同樣強大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奮起自救的壓力——這里特指社會運動，人民起來自救問政的運動。

　　相對于內在壓力而言，外力對中國社會的作用力是間接的。本章不打算詳細論述外力的來龍去脈，惟注重外力與人民自救的社會運動的關系。在本文中，清末民初之交的社會運動具有兩種意義;一方面它是中國社會過渡的推動力，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的基礎移置于新基礎之上;另方面是社會運動的特性、機制、目標、與地域分布的特性。

　　以下三節將依次分別論述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社會運動的特性、社會運動的方式。

　　第一節 革了「順民」的命—「人民」問政

　　清末民初之交，中國社會在內外雙重壓力之下所進行的調整，融合了源自西方社會的實業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等而成;最耐人尋味的是傳統形式的基層群眾運動，只是偶而呈現;而且相應于當時歷史的潮流而言，只占著極不重要的地位。由于參與以上運動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只限于少數的個人與羣體，在地域上只限于少數的點——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內陸的都市、城鎮，因此姑且將當時群眾參與的運動統稱之為「社會運動」，而且是中層或中間的社會運動。下面將論述這種社會運動有關的各個方面。

　　一、成分與作用

　　如果僅從社會層級的縱剖面觀察清末民初之交社會運動的成分——也即忽視社會層級的橫切面在量上的意義，我們將發現當時參與民間運動的人幾乎包括了構成全中國社會各種性質的羣體：在性別上兼含男女;在年齡上不分老幼婦孺，而且老人在一般民間運動中頗具影響力;在職業上，包括了士人——留學生、國內學堂學生、儒生、紳士、農、工——勞動者與實業家、商人和「賤民」(1)。在種族上不分滿漢，部份旗人也具有強烈的反政府傾向，(2)但最具意義的是他們參與實業活動。此外，還包括海外華僑與下層秘密會社。

　　相應于本文的目的而言，這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分子主要可分為兩個明顯的核心羣體：緩進立憲派的改革派和激烈變革的革命派。這兩派的成份，有重疊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在基層方面，兩派的來源大致相同，同以農工羣眾和會黨為主要的人力來源;(3)利用這些人以完成兩派政治改革的目標。與農民相較，工人因為居于都市、或海外，極易感受變動情境的刺激，故參與社會運動較農民遠為踴躍和積極。革命黨對工人的利用最具成效，即以黃花崗一役為例，勞動工人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擔任偽裝、后勤運輸和實際戰斗。

　　在此役中，殉難的烈士共85人，而工人即占了17人，適為全部人數的五分之一，居各階層之冠。(4)此外，勞工曾刺殺清廷官吏，打擊清廷士氣。清末，勞工所發動的像這類激烈的行動不勝枚舉。總之，勞工在民間運動中扮演活躍的行動者的角色。在中層方面，兩派成份的差別則甚為顯著。立憲派的干部雖然摻雜有留學生、國內學堂學生，但以具有濃厚傳統意識的儒生、商人和縉紳為主干。這批人構成中國社會極重要的通上接下的中層社會，他們對現政府的向背幾可決定現政權的命運。(5)

　　清末之際，立憲派的紳商與學生，主要為行動家，但兼具宣傳家的角色;他們在國內鼓煽種種風潮，反抗政府，終致與革命派結合，促使中國社會由專制進向共和。至于革命派的干部，則以年青的學生(6)——尤以留學生中的留日學生——為核心。(7)他們人數雖少，且在國內又不像紳商藉聲望以資號召，但他們卻成為當時社會運動的另一個主流——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先導。革命派的學生——國內學堂學生與留學生——在當時的社會運動中，扮演著行動者與宣傳的雙重角色;他們一方面不斷藉西法、西政喚醒農工羣眾與中層社會，并發動風潮，揚波助瀾;同時更以殉道的精神不斷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對現政府加施壓力，為古老的中國社會注入新的力量。(8) 他們在中國社會實行立憲的過程中，承擔了媒婆與產婦的雙重作用。

　　至于紳士，革命派基本上不相信紳士的革命性，因此一般而言，極大部份紳士的活動對革命派只發生間接的關系。在領導人方面，兩派的差別截然分明，立憲派的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都是正統的儒生，出身科舉，而孫文、黃興則為留學生，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他們是當時社會運動的先知先覺，不斷對社會運動給予理論和技術上的指導。他們完全決定了當時，甚至1914年以后社會運動的性質、社會運動的強度;更重要的是，決定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演變的方向。

　　在這些成分中，由于所處的特殊情境，華僑所扮的作用最為奇特。海外華僑除了培養民間運動思想和供應人力資源外，更重要的是供應推行民間運動不可缺少的財源。不論立憲派、革命派——尤其是革命派，在社會運動最激烈的宣統年間，均由華僑供應餉源、活動經費和人源。即以著名的黃花崗之役為例，餉源完全來自海外華僑籌募，且華僑在此役中殉難的高達28人。此外，華僑還參與其他性質的社會運動，如請愿立憲，和實業活動。

　　總結而論，清末民初之交，海外僑社不僅是社會運動思想的溫床，而且也是社會運動主要的力源——人力和財力。故華僑常有「革命之母」之稱，(9)這句話最足以說明華僑在民間運動中所扮演的活躍 角色。

　　二、運動的目標

　　清末民初之交，社會運動的目標包羅至廣，有政治性的、經濟性的、社會性的、外交性的，商業性的和種族性的等，然實以政治性的目標為經，而其他性質的目標為緯;當時的社會運動，主要實以政治問題為中心，旁及其他改革。

　　光緒末年(31年—34年)，革命與保皇兩派的思想體系已漸成形。光緒31年(1905)這一年是革命派的關鍵時期：革命派在同盟會誓詞中揭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該會宗旨，明確揭示革命派的目標。但更重要的是這四條綱領已清晰地描繪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與民生——的輪廓。不久——是年11月26日，同盟會總理孫文又在《民報》發刊詞中正式將三民主義公諸于世，并闡釋鼓倡三民主義的精義。(10)《民報》報頭復標明胡漢民、汪精衛草擬的「六大主義」，(11)進一步說明革命派奮闘的鵠的：一、推翻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第一、二兩項為民權主義，第三項為民生主義，第四、五、六三項為民族主義。相當于革命黨的天命，取代了舊的天命—正德、利用、厚生;也就是說，在近代世界的條件下，賦予這六字真言以新的內容，的現代版。

　　至此，革命派建造中國社會的藍圖，雖然簡略但已具體化。這些原則不僅顧及民族輿民權的潮流，而且更高瞻遠矚地顧及民生潮流;不僅注意國內問題，更著重于國際關系。此后，革命派的言論與行動大致遵循這些最高指導原則，很少作原則上的重大修正。(12)由是，傳統中國社會在一批東西洋留學生的引導下，按照規定的方向，激烈地破壞在封閉格局下所發展的社會結構，并努力嘗試建立適應當時國際社會與中國國情的新社會結構。

　　至于立憲派的言論與行動指導原則，與革命派相較要簡單得多。最足以代表他們奮闘目標的是政聞社的政綱，相當于溫和派的天命：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第一、二、三這三項近似民權主義，第四頊近似民族主義。從這四條綱領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極重要的特征：立憲派大致主張維持現狀，在安定中尋求和緩改革并且其對民生方面的主張竟付闕如。由于目標的不同，革命與立憲兩派——社會運動的兩個主要勢力——除分別與滿清政府闘爭外，還須彼此相互展開更激烈的組織與思想的闘爭。(13)下面再進一步藉兩派重要言論以闡釋社會運動的目標。清末民初之交，兩派言論大致不外下列諸要點：

　　1、民權：革命派以君主專制政體不合時代潮流，且為國內推行政革的障礙，故主張民權立憲，建立共和政體，由國民掌握最梭政治權力。而溫和派則以國民程度不足，革命反足以招瓜分生內亂，故主張開明專制，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維持現政府。大致而言，自興中會時代以至民初，革命派的這一主張一直未嘗稍變。而溫和派的這一目標則隨時勢而轉移。光緒末年致力保皇與立憲，宣統年間無「皇」(指光緒皇帝皇帝)可保乃致力于虛君立憲：維持君主國體，鼓倡責任內閣政體。武昌新軍之役前后康梁堅持既定宗旨，伹溫和派中以張謇為首的咨議局系則轉而傾向共和。1914年以后，梁啟超更轉而反對專制國體，這時只剩下一個康有為仍為恢復滿清皇室而孤軍奮斗。直至1917年宣統復辟失敗以后，帝制的幻夢才永遠破滅。

　　為什么革命派逐漸接近目標，而立憲派卻日益遠離目標? 或假定立憲派的目縹逐步實現了，現代的中國社會將會變成甚么情況? 這兩個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中的謎，也是一個極易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超出本文論述的范圍，故從略。

　　2、民族：民族的目標遠較民權的目標復雜而多變。清末民初之交，民族的目標衍為對內排除滿族和對外反抗列強兩種。茲分述如后：

　　(1)排除滿族：革命與立憲兩派在國內種族問題上的爭論(14)，集中于「漢人是否排除滿人」這個問題之上。光宣之際，兩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發生尖銳的對立。(革命派極力主張排除滿人，絲毫沒有妥協余地。(15)革命派的立場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強固的理論基礎之上：

　　滿清異族政府與專制君主政體同一命運，無法分開處理，要么并存，要么并亡，沒有妥協余地。

　　依此理論，革命派從而論斷：種族革命成功之日，也即政治革命成功之日;政治革命涵容于種族革命之內，若只行政治改革而保留滿人政權，則一切政治改革，均無成效。清末，革命派在種族問題上的言論與行動均奉此理論為指導原則;依此原則鼓煽漢人仇滿和排滿意識，并暗殺滿洲官吏。革命派將種族問題與政治問題巧妙地揉而為一，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它否定了任何和緩改革的可能性。

　　而立憲派的理論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滿洲異族政府與專制政體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可以分開處理;也即可以在維持滿洲政權之下進行政治改革。他們反對種族革命最有力的理由是內爭足以引起瓜分。所以到了宣統年間，即令被他們奉為神明的今上——光緒帝——故世以后，他們仍極力主張維持滿洲皇室，實行君主立憲 。

　　及至建立共和時期的初期，革命派將排滿解釋為排除滿洲政府，于是革命派的種族革命立場為之一變，由排滿進而為容滿，主張五族共和，厲行種族同化。這一立場上的激烈改變，使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革命派是在隨著時勢的變遷而對革命的策略作出相應的調整。由于兩派在種族問題上互作重大讓步，故造成兩派在民初短暫的合流。

　　(2)抵抗帝國主義：清末民初之交，革命與立憲兩派肆應列強的政策基本上完全一致，即絕對避免與列強直接軍事對抗，而以和平手段挽回和維護國權。社會運動對外的目標是有限度的，若單就其本身而言，無足稱述，但由于它和國內政治問題密切結合，相互激蕩，因而始具意義。當時，革命派巨子由于習居國外故明察國際形勢，非常重視外交對革命的影響。(16)

　　最饒人興味的當時革命派的言論幾乎一致將外交上的挫敗諉過于滿清政府的無能，對外人則采忍讓與妥協的態度，散布中國革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理論，革命派的這一政策希望得到這樣的效果：藉外交上的挫敗，削弱人民對政府的信仰，使人民相信如要避免外交挫敗，舍推翻滿清外別無他途;同樣重要的是，清除列強對中國革命的疑懼，以免列強對中國革命橫生干涉，破壞共和之締造。革命派極力對外表示友善，即為這種政策的延長。

　　至于立憲派的巨子，他們鑒于庚子創痛的記憶尤新，懼供列強瓜分中國借口，故在對外態度上遠較革命派溫和妥協。立憲派也利用對外的挫敗，但其最終的目的則與革命派截然不同：立憲派派希望藉對外的挫敗壓迫清廷實行立憲改革，而非鼓勵人民從根本上將之推翻。此外，革命派與立憲派的中層分子，在收權與保權運動的過程中，雙方的立場完全一致——這可以視為兩派短暫結合的基礎之一，協力鼓煽風潮，發動收權與保權運動：如抵制美貨、日貨、維護西江捕權、力保邊界等，其中影響當時歷史發展最大的是收回路權與礦權運動。

　　這兩種收權運動，掀起波及東南半壁的路礦風潮，終于促使革命派的理論——滿清異族政府與專制政體同一命運——完全實現; 歷史的潮流乃偏向革命派的目標演變。革命與立憲兩派對外的消極政策與忍讓態度，一直延續至1937年; 是年，中國始復以武力奮力直接抗擊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

　　3、民生：清末民初之交，民生的目標，可從兩方面觀察，即孫中山民生主義理論的建立和實業運動。茲分別扼要論述如后;

　　(1)理論的建立：民生主義的理論完全是革命派領袖孫文一人的構想。完整的民生主義思想體系，源自于高度工業化的歐美社會。所以當孫中山將民生主義引入于農村經濟仍為主要經濟形式的中國社會時，甚至連同盟會的核心干部對其理論亦均黯然無知，遑論其他。故清末民初之交，革命派的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和發達國家資本為主要內容——僅限于理論的鼓吹階段。

　　此外，革命派中的《新世紀》 ，極力介紹和鼓倡社會主義，它的主張較《民報》尤為激烈。(17)還有，接近革命派的社會黨和工黨也提倡社會主義，這些與實際的客觀情境脫節的言論，對當時社會發展的影響微不足道。至于立憲派，除將西方社會主義介紹至中國社會外，本身幾無民生主義思想體系可言;要么至多亦不過是導源于中國經典的烏托邦社會思想，(18)與實際社會毫無關聯。社會主義思想對中國社會會產生實際而深刻的影響，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事，但清末民初之交其思想已開其端。

　　(2)實業運動：當時，實業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必須認清的是，熱烈開展的實業運動與前述民生主義理論的鼓吹較少關連，極大部分為列強強大的經濟與商業的壓力(19)和國內經濟的窮困狀態所澈成。(20)由于革命派集中于實現民族和民權兩項目標，故在國內實業建設方面幾全為立憲派的紳商所推動。他們投資于礦山、鐵路、建立工廠，于是民營工業急速發展，奠定了中國民族輕工業的基礎。民初孫中山先生曾有建造全國鐵路的計劃，但未能付諸實施。1914年以后，歐戰爆發，民族工業加速發展，(21)于是社會運動所不可缺少的工業化條件，乃逐步具備。

　　三、地域

　　假定根據上述社會運動的目標和成份的內涵而論，則清末民初之交的社會運動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僅包括了全中國社會，也包括了散布世界各地的華僑社會。由此觀之，很容易給人一個印象：整個中國似乎均在社會運動的漩渦之內。實際上，這只是從社會運動分布的點狀特性而觀之，若就面而觀之，則廣大的中國社會仍停滯于傳統狀態之中。(22)由于中國人民知識的落后，和中國會地域的遼潤，幼稚的社會運動甚難滲透入中國的基層;甚至即令某些人被卷入社會運動的漩堝中仍不自覺。所以到了民國1925年，孫中山臨終時還大聲疾呼：「喚醒民眾!」以將革命派的目標變成全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鵠的。

　　社會運動在地理分布上另一個特性是：革命派的勢力主要分布于三南特別是東南各省和海外，而溫和派的勢力除三南各省和海外以外還伸及北方各省。但北方各省主要是保守派強固的根據地。所以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年以后，社會運動常由南方發動，然后再向北方和內陸延伸。(23)這種地域分布上的特徽，規定了1914年以后中國社會運動、中國革命的方向。

　　四、外力與民間運動關系

　　當一切構成傅統中國社會的綱維基礎逐漸崩解析離時，則該社會的機體、構成部分，亦將無可避免地隨之解離。

　　無疑地，這些因素的消失，甚本上完全源自外力的作用;否則傅統社會仍將無誤地遵循朝代衰變規律演變。(24)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饒趣味的不是外力對中國社會結構如何作用，而是中國的社會本身如何適應外力。當道、咸、同、光之際甚至民國成立以后，整個中國社會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肆應外力的挑戰。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歸納出四種回應模式：

　　1、以夷制夷：中國人應付外力挑戰的方式，嚴格地遵循「以夷制夷」的原則;而且，隨著時間，中國人對「夷」的性質也有更深入的認識：道、咸和光緒之際，談社會所認識的外力只是表面的「堅甲利兵」，故也應之「堅甲利兵」;建設軍事工業，加速國防近代化。日俄戰爭以后，該社會進一步發現外力是隱藏在堅甲利兵背后的一套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乃應之以社會緒構的改革。(25)于此可見，誘發中國社會發生基本改變的因素不是該社會內在的壓力，不是該社會內在發展的自發性要求，而是外力壓迫所致。

　　2、政府成為代罪羔羊：日俄戰爭以后——嚴格地說，是辛丑以后——中國舉國上下均屈服于帝國主義強大的軍事壓為之下。這一心理狀態的轉變至為重要，從此外力在中國社會任意流布，人民不敢直接以武力對抗入侵的外力，乃將繼續不斷注入中國社會的外力在該社會所造成的一切苦難和外交挫敗，均歸因于現政權的無能。光宣之交，注入的外力愈強——最饒趣味的是，當時的外力以銀行、路礦、商品的形式出現，它們較之堅甲利兵更易使身居社會底層的人民感受外力的壓迫，因為它們已直接侵入廣大的基礎結構之中——則人民這種心理也愈牢固，攻擊政府和壓迫政府變革的活動也愈烈;從當時的史料可見，清廷已變成各階層人民發泄怨憤的對象。一當外力大到足以使人民徹底喪失對現政權的信心時，或使人民認為現政權已完全不能維護他們的利益時，背離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承諾，則現政權則被認為失掉天命，失掉統治的正當性、合法性，從而必將被人民反政府的浪潮所卷走。(26)

　　3、變革的主動權操諸人民：同、光之際，維新的主動權操于統治階層中的開明官僚，但光、宣之際則轉而人民自救，操之于民間的知識分子——開明儒生、留學生和國內學堂學生。造成這種情勢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社會體制的改革，徹底損害統治階層的利益，因此官僚集團不會誠意支持或領導這種性質的改革運動;即使從旁贊助也只是由于無法阻止社會運動的壓力(或者外力的壓力)，轉而暫時附和潮琉，權宜觀望，以待時變。

　　綜觀當時中國社會每一次有關社會體制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社會的壓力推動的，而外力實間接為之操縱。每當外力對中國社會沖擊一次，則社會對政府施壓一次，而政府乃被迫向前走一步;外力的強度愈強，則社會對政府的壓力也愈大，因此使外力和清廷的命運形成奇妙而不易為人覺察的間接連鎖互動關系。當愈來愈逼近民權立憲的目標時，專制政體及附著于此政體的政權亦將隨之傾覆。一言以蔽之，最后分析起來，歸因于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及他們所控制的機器宰制了清廷的命運。

　　4、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即社會壓迫政府的主要致命手段不是武斗，不是暴力，而是西方社會新近發展的一些文斗的手段，如結社、輿論、罷工、罷市、罷課、示威等。利用這些文斗手段所形成的社會運動，遍及南北各省，其累積的效果，終致癱瘓滿清政府龐大統治機器的正常運作。

　　總結而論，當時民間的社會運動徹底改變了著名的「中國朝代衰變規律」，(27)轉而使中國社會的演變，逐漸遵循近代西方社會新近發展的規律。外力是產生這種改變的誘因，(28)而社會運動即是它的強大推動力。據此意羲，我們可將社會運動界定為：一批主要由留學生所組成的羣體和另一批主要由吸收西方思想的開明儒生所組成的羣體——不再是草莽英雄結合饑民的集團，在外力壓迫之下，結合各階層的人民，利用西式文斗手段和暴力武斗手段在全國各地，致力將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作基本上的解構、重構，破壞、再造，以化解強大的外力和內力以及兩者的合力，在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動蕩不安的大亂局勢;不再是為了一己或一姓的私利而爭權奪利，而是為了國家的救亡圖存的大局公利。(29)

　　第二節 革了「亂民」的命—合法文斗

　　除本章第一節所述各點外，清末民初的社會運動與傳統的民亂另一最大的不同點是兩者所采的手段截然不同;后者純賴農民革命的暴力武斗，而前者則以結社、大眾傳播及和平手段為主的和平文斗，(30)復輔以軍事行動。這是由于近代軍事武力的昂貴費用，和其壓制性的破壞力使傳統「揭竿而起」式的暴力斗爭方式無從發展，故人民在內外力交相激迫之下被迫利用西式手段和統治體及帝國主義進行比較和平的斗爭;同時，并以此方式推動中國社會在經濟、商業、社會等方面的近代化。

　　一般而論，立憲派幾完全依賴這些從歐美社會新近發展的新的文斗方式，而革命派則兩者相互為用，相輔相成。這些西式手段對破壞傳統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特別有效。宣統年間，由于基礎結構遭受嚴重的破壞，因而間接地促使建立在基礎結構上面的滿清專制政權也隨之傾覆。下面將分別論述結社和公共媒體對基礎結構破壞的情形。

　　一、結 社

　　結社在這里含有廣泛的意義，理論上特指由兩人以上，為了特定目的所組成的任何性質的集合體。據此意義，則清末民初之交，中間組合——超家族社會——曾獲得特別突出的發展。

　　專制時代，君主「利民之散而不聚」，和懼朋黨之禍，故立士民結社之禁。迨至滿洲以異族入主中國，結社之禁更嚴，士民動輒得咎。此后，人民不再敢自結團體以輿政府為敵。演至光緒中葉，形勢一變，結社之禁浙解;各種性質的社團紛紛出現。從歷史的發展上看，近代結社的始創大概循此順序：政治性的、學術性的、社會性的、外交性的、商業與經濟性的。

　　近代的革命結社，最早始于光緒廿年(1894)10月孫中山所創建的興中會。輿中會為革命派最早的組合，屬秘密革命性質，成立于檀香山。次年7月，溫和派的康有為、梁啟超才創強學于京師，屬學術性質，采和緩漸進的改良立場。其創辦人除康梁外，還包開明官僚袁世凱、徐世昌，此外，張之洞也從旁資助。于此可見兩派限于各自的特殊客觀環境，其最初的旨趣即非常不同。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后，國人在飽受中日戰爭刺激之后，朝野發奮圖強，立會結社之風漸開，各省私立的學術性組合大興。然戊戌政變后，清廷重申結社之禁。下至立憲運動，結社之風復熾，從此莫可阻遏。

　　從法律上看，立憲運動對結社最具意義的影響是使結社獲得合法地位。光緒卅四年(1908)《欽定憲法大綱》的臣民之權利與義務一章中，明定臣民于法律范圍內有結社之自由，這是結社載在成文法之始。民初，社會中的歷次雛形憲法復予結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由。至此，結社在中國地位已不可撼動;野心家可以利用結社，但不能再像專制時代完全禁止結社。

　　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府對適應激劇變動的形勢顯得無能為力，于是人民乃起而自救，自動結社，企圓代替政府應付急迫的挑戰。當時，結社的種類甚繁，大致可歸納為以下數類：政治性、外交性、經濟與商業性、社會性的和學術性的等五種，下面將扼要論述各類結社發展的梗概及其對基礎結構破壞的情形： .

　　1政治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的政黨演變已于第二章中詳論，本節將論述介于政黨和私黨之間的結社。這種中間形態的結社對推動中圓社會的過渡極具重要性。革命派的政治性結社極為發達，可以明顯地分為兩類：

　　(1)秘密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翻現政權及新政權所附著的政體，故革命派主要的結社是秘密的。其核心組織為(中圓》同盟會，下設同盟會支部，負責在全國各地策劃和推動革命運動。

　　(2)公開的：同盟會的外圍組織采公開形式，利用學術和其他等名目以資掩飾。如在湖北省，革命派的公開結社有科學講習所、日知會、羣治學社、振武學社、共進會、文學社、武昌安郡公益社等，這些結社罩上學術和其他外衣，實際上都是革命機關。

　　至于立憲派中康、梁系的結社，由于旨在推動和緩改革而非傾覆現政權，大致采半公開形式。較之革命派，溫和派的結社遠為單純。屬康、梁系的結社有保皇會、國民憲政會和政聞社等，幾無秘密的外圍結社。顯然地，在組織斗爭上溫和派不逮革命派遠甚，這是后來革命派所以可以壓制溫和派的原因之一。

　　此外，非康、粱系的立憲派結社也極為亂達，大多以推行君憲和促進共和為名。如預備立憲公會、國民聯合會、共和促進會等，種類龐雜，舉不勝舉。其中影響當時最大的是各省韶議局聯合會、國會請愿同志會，它們不僅將孤立的各省咨議局勢力聯為一體，動搖了牢固的省界觀念，而且由于它們集合了中層社會的勢力，故在對政府施加壓力方面，也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它們對中國迅速過渡的貢獻，較之革命派的結社有過之無不及。

　　雖然《欽定憲法大綱》允許人民有限度的結社自由，但反政府的結社無疑地仍在嚴禁之列。武昌新軍之役卻打破了這個在結社上的最后障礙。宣統3年(1911)9月，上諭釋放政治犯，開黨禁，(31)于是政治立場輿政府處于對立狀態的結社從此也可以公開的出現于社會。這是對政治結社的重大進步，對一個實行民主共和政治的社會而論，這是不可或缺的步驟。雖然政治結社之禁已解，但一般社會人心仍力避黨派之名，而以俱樂部等為名稱，于此可見舊觀念之驟難排除，社會過渡無法迅速完成。

　　2、外交性的：光宣之交，入侵外力的性質大變：(32)列強一方面在其勢力范圍內謀取經濟與商業利益，另方面力圖擴充其勢力范圍。它們侵略的政策大致相同：積極推行路礦政策與銀行政策，尤側重于鐵路政策。列強藉此政策，固可以將國內的剩余商品和剩余資本傾注于中國市場，解決了列強國內的經濟危機，(33)但卻對中國社會結構造成高度復雜的效果。因為商品、路、礦與資本，可以深深滲入社會基層，從而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兩個基石--農村經濟和家族制度，(34)因而幾乎使人人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利權的喪失和身家性命的威脅;不像早期，堅甲利兵式的侵略，只有沿海沿江的少數居民可以感受外力的刺激。當時，一般人反抗外力的理論是：若主權--路、礦、土地等權利--喪失，則身家性命繼之。(35)在列強竭力推行路礦政策之下，國人對中國未來的命運均有危如風中殘燭之感，因此激起國人圖存的強烈反應，羣體與國家的觀念由是大興。(36)

　　鐵路所經之地，不限于一家、一縣、一府或一省，因此抵抗外力也不是一家、一縣、一府或一省的事，而是全體的責任;一家之力不足以抗外力則合一縣之力，一縣之力不足則合一府之力，一府之力不足則合一省之力，一省之力不足則合數省之力。還有，各地區唇齒互依的關系。因一省之存亡，直接影響相鄰各省的安危，乃不得不合力以御侮。(37)由此三點，可見外力是中國近代集合體或國家觀念形成和發展的主要誘因。

　　至于外力與結社的關系則隨外力的性質而異：軍事性的，因法國耀兵于越南片馬，于是云南有片馬保界會，死絕會等結社;政治性的，因日法協約及澳門邊界之爭，于是有福建求援會，汕頭保權會等結社;經濟輿商業性的，因列強壓迫清廷借貸剩余資本，或償付外債，于是有拒款會、籌還國債會等組合。或為了挽回利權，如設立兩廣郵船會社。這些組合既非血緣的，也非地緣或業緣的，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超家族的組合，因此對構建近代沖圓社會結構極具意義。

　　3、經濟與商業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立憲派中非康梁系的紳商，或為了救時濟貧和挽回利權乃藉結社墩發展實業，或為了維護利益藉結社以抗政府。前者如實業學社、工業建設會、武昌農業品評會、農學商會等;后者如保駱同志會。其中以商會之設頗具意義。光緒33年(1907)農商部頒布商會章程，(38)迨至辛亥年(1911)之設遍于南北各省。茲以漢口為例，光緒33年(1907)設立商務總會，民圓元年(1912)成立漢口會館公所聯合會，自此以后，各商幫間原有的地域觀念日趨淡薄。此外，經濟與商業結社的學術化，對實業的發展亦具有深遠的影響，雖然在當時其效果難以覺察。

　　4、學術性的：研究教育的有教育會，研究憲法的有憲法討論會，研究地方自治的有廣東自治研究社。研究醫學的有內外城中西醫學研究會，研究國學的有中華民國女子國學學會……。科學研究的精神已隨著這些會社的出現均被帶入各種行業，這是將中國社會由儒家理學基礎移置于科學基礎之上的重要努力。

　　5、社會性的：這種結社，并非新創，但在清末民初之交無論在性質與數量上，均獲得突出的發展;戒除纏足有天足會，戒除吸煙的有禁煙會，融合種族的有永合滿漢會，破除階嵌界劃的有四民公會，強健國民身體的有女子

　　尚武會，聯絡地方感情的有同鄉會，聯絡同學感情的校友會，救災的有江蘇義賑會……等，種類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舉的結社，只是抽樣性的舉例，由于資料的缺乏，和本文目的所限，實際上無法將當時所有的結社逐類論述。本文真正的目的是要從這些民間結社，觀察它們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影響及其與清廷傾覆，民國成立的關系。

　　由上所論，可以看出這些結社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從法律觀點看，它們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這種法人社團的存在--而且大量的存在，是構成近代社會的必要條件;個人脫離家族納入這些法人團體，于是中圓開始由以家族為單位的社會過渡到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家族制度因之破碎，個人可以任意進入各類社團，因而將社會基層與政治組織緊密銜接。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些組合的功能并不像它們名稱那樣僵固，而是可以互相變換的;即除政治性的結社進行政治活動外，其余結社也同樣地可以進行政治性活動。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治問題最為迫切，故這些組合大部份均從事政治活動，如漢口總商會過問川路，反對政府，即為最好的例證。(39)從此，民情可以藉這些機關--更加上各級的立法機構--盡情傾瀉，終致匯為洪流而將清廷傾覆。

　　自然，結社也有消極的一面。隨著群體的極度發展，同時舊的小羣觀念依然存在，甚至帶入新的社團中，減低新社團的正常運作，其中嚴重影響當時及以后歷史發展的，是省界的觀念及南北的觀念。由于實行地方自治及地方分權的傾向日重，使省界觀念無法徹底鏟除;此外，由于外力長期侵蝕南北社會所造成的各方面之差異和裂變現象，也于這時呈現;(40)如武昌新軍之役后，形成南北對立狀態。這兩種觀念，嚴重地阻滯中國近代國家形態的迅速完成，而且更為1914年以后軍閥的割據和南北相互討伐的歷史發展，奠下理論的和實質的基礎。

　　二、文斗的和平手段

　　社會運動的兩個對象是清廷和列強。但沒有近代武力基礎的社會勢力如何對付這兩個擁有近代武力的對手呢? 簡言之，即以消極的和平文斗手段為辟爭方式。茲簡單論述如下：

　　1、對清廷：社會運動的兩大勢力--革命派與立憲派--均采和平手段與清廷闘爭，但前者另輔之以暴力手段，而后者則純賴和平手段。關于此點，革命派中秦力山(41)和章炳麟(42)曾作過極精辟的說明。他們的斗爭理論可概括為下列三個步驟，交互進行：

　　第一階段：以和平手段--如罷工、示威、罷市、抗糧、抗捐、罷課(學潮》、(43)滲透、(44)散布謠言等方式，盡量制造騷亂。

　　第二階段：乘間輔以武力。

　　第三階段：獨立。

　　第三個步驟已將和平手段和暴力手段揉而為一，而實以和平手段為主，輔之以軍事行動。革命派這一手段的優點是：可以「擊其弱而避其強，勞其強而使之弱」，終致使其精疲力竭。但其制勝之機，決于擁有廣大勢力的中層社會對此理論運用的程度而定。就當時的情況而論，在地域上當時兩大運動中的立憲請愿風潮遍及北方—順天、直隸、東三省，(45)而路礦風潮又遍及南方--兩廣、江蘇、浙江、兩湖、四川等省， 一南一北的確使清廷疲于奔命，窮于應付。

　　再者，更重要的是，領導這兩大風潮的均是立憲派中非康梁系中那些在社會上德高望重的紳士與實業家，如張謇、鄭孝胥、湯壽潛、蒲殿俊、孫洪伊、馬良等，他們在舊社會中都是德高望重的公眾人物，均有很大的號召力。(46)這批人的活動--加上學生及一般羣眾應之于下，嚴重地削弱了清廷的誡信、民心—所謂的天命，并癱瘓了當時社會功能的正常運作。處此情勢下，更加上官僚武以袁世凱為首的漢人集團，對清廷懷有二心。在這種「既無天命，又失民心」的大勢下，清廷縱有精兵百萬，但因失掉民心，失掉天命，亦只有徒嘆奈何，就是天欲延之，亦不可得!

　　2、對帝國主義：當時對付西方帝國主義的消極和平手段，以抵制商品為主，拒絕購買美日兩國的制造品。這里須說明的是，社會運動在這方面進行的闘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反遭清廷禁止，但外人對這種方式的社會運動卻獲有深刻印象。(47)

　　三、公共媒體輿論

　　與結社即和平手段相似的，公共媒體輿論--上書、通電、集會、演說、出版(著作、報紙、雜志、傳單等)--是社會運動第三種有效的文斗手段。

　　近代工藝固可利用公共媒體傳布收集的信息知識，但同時它們也被用來作政治闘爭的利器。

　　清末民初之交，公共媒體在這兩方面都被充份發揮無遺。由于當時雛形憲法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圍內享有集會、言論、著作、出版等自由，這種法律上的保障--正確地說，這種觀念上的進步，使公共媒體急速發展;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上的改變，使明、清兩代文字獄的慘禍不復見于民初!

　　大體而言，公共傳媒約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集會演說，上書和通電。由于這類方式的費用極為低廉和適合溫和派的緩進性格，故成為溫和派中非康梁系最重要的抗爭手段。清末之際，在內政弊端百出、邊警頻聞之際，紳商學生動輒上書、通電、集會、演說;或為西江捕權電阻英人要索，或為外債集議拒款，或為蘇蘇杭甬路召集羣眾大會，發動街頭演說等，不勝枚舉。對有眾多文盲的中國社會而言，這類方式中的集會演說，對推動社會運動貢獻至巨大。此外，頗饒趣味的是，到了1914年以后，通電竟成了政府與民間的習慣，甚至到了1921年左右竟發展成為著名的「電報戰」。(48)

　　第二類：出版。顯然地，報紙、雜志之興，起源很早，但清末民初，在立憲運動狂潮下，報紙與雜志的出版特別發達。(49)約而言之，報紙與雜志有兩種用途：

　　第一種：傳布知識。清末民初，報館在開通民智，激勵民氣方面起了壟斷性的角色，它們不斷將西方社會的政法、實業、教育、社會、哲學、科學等思想輸進中國社會，更重要的是使國民了解他們目前所處的地位--認清國內和國際的客觀環境。當時報紙與雜志之出版至為龐雜，社會各界幾乎均有報紙、雜志刊行問世，(50)使沉睡了干余年的中國學術界重現蓬勃生機;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從專制君主鉗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來。

　　清末之際，在傳播政治知識信息方面，革命派所收的效果不及立憲派。因為立憲派具有革命派所沒有優點：如科舉出身，舊學造詣精深，及溫和緩進的性格等。與革命派的背景相較，立憲派的背景使他們更容易接近大眾--尤其是非康梁系的中層社會—也不為清廷所忌而壓制。因此，一般大眾、紳商、青年士子，尤其是儒生，極易接受他們所傳播的知識信息。(51)因此當時，在國內執言論界牛耳的則推溫和派的領袖康有為和粱啟超，尤以「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更為當時言論界之驕子。(52)但卻為革命派先解除革命的第一重障礙，這是立憲派中康梁系的言論間接對當時革命運動作出的最大貢獻，這是康梁始料未及的。(53)

　　但革命派這一缺點，卻在另一方面得到補償;革命派在傳布種族、國內現狀和國際形勢的知識信息方面，頗易動人聽聞--尤其是那些思想激進的青年學生。但須注意的是，光宣之交，兩派的刊物均采秘密流行方式，由日本流入內地，故收效頗受限制。縱令如此，到了宣統末年，國人在兩派不斷鼓吹之下，已在思想上--必須強調只是在思想上--準備好承受未來在國體、政體上的巨變。

　　第二種;政治斗爭。顯然地，政治性的出版常和學術性的出版密切關連，一旦刊物的內容帶有濃厚的煽動性，則使刊物蒙上政治斗爭的色彩。在一個實行三權分立的立憲社會，理論上與實際上，輿論輔助立法權而構成政治權力正常運作不可少的一環，各政黨均設立言論機關，或宣揚政綱，或從旁監督政府使循正軌。民初之際，試行共和政治，當時的大政黨大多均有自己的言論機關，例如：

　　國民黨：國民報、民立報。

　　民社：民聲日報。

　　自由黨：民權報。

　　由此可見，民初之際，國會成立以后，多少實現了這一理論。但在政權動蕩的狀態中，報紙、雜志卻是反政府的最佳工具。清末之際，革命派輿溫和派的康梁系均有各自的言論機關、言論陣地：

　　革命派：民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等。 . .

　　康梁溫和派：新民叢報、清議報、政論、國風報、總匯報等。

　　雨派不斷藉其機關報攻訐政府，互相論戰，宣揚各自的主義主張，以感召羣眾，激勵人心，背離現政權。由于它們的活動直接威脅政府的生存和官府的威權，(54)故清廷屢下禁止報館、嚴孥主筆上諭，并取締言論激烈之書報。(55)更于宣統元年(1909)9月通飭各報館實行報律第七條，對輿論極力壓抑。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凱為了壓制反對政府言論，幾乎封禁所有國民黨或親國民黨的報紙。1914年3月，袁更頒行占星《暫行報紙條例》，管制言論界。 至此，民間新聞事業之發展，乃遭受嚴重頓挫。

　　由于清廷極力壓制反政府言論，故革命派為了加強宣傳效果，不得不行秘密出版。對于此點：革命派理論家秦力山對此文斗的認識最為深刻。他認為秘密出版有以下優點：可以避官方掣肘，可以傳播革命思想種籽;可以擴大革命;可以利用時機創造或擴大風潮以困政府。所以秦力山特別提醒他的同志注意研究和靈活運用此文斗利器。當時革命派的許多宣傳品，即循此方式流傳內地--收效最顯者的地方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學堂和新軍。(56) 當川路風潮正熾烈時，清廷曾發現匿名傳單鼓動罷市、罷課，這也是秘密出版之一法。

　　由公共傳媒的一般發展來看，對當時約產生下列影響：1、激勵士氣民氣，使人民保持高度改革和革命熱情，這是社會運動不可少的要件;2、報章使文體大變，破宗派家法之藩籬，同時，由于與群眾接觸日繁，故亟需通俗白話文體和統一之語言;3、開通民智，間接促成革命共和的迅速完成;4、蓬勃的新聞業，打破「庶人不議」的傳統政治古訓。總之，公共媒體是推動中國社會加速過渡不可少的文斗利器。

　　總結民間運動的方式而論，革命派的斗爭理論在近代政治斗爭中極為有效，它不僅使比它遠為強大的對手窮于應付，而且更為傳統中圓社會的政治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提供了新的有效的近代證明方式。

　　清末之際，革命派與立憲派利用結社、和平手段輿公共媒體的文斗手段，已經分別而又共同協力有效地顛覆了古老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依附于此結構的統治組織。到了宣統末年，龐大大清帝國的大廈，雖然尚未達到如秦力山所謂的「養之使彼應弦而落」的地步，但由清廷內部矛盾激化的政爭，與社會改革的潮流相匯合，因而提前敲響它覆滅命運的喪鐘。雖然，由于促使共和國誕生的因素尚未完全形成--如革命派的實力不夠強大、中層社會對共和社會的自覺尚不夠明確、國民的教育落后、工商業的基礎薄弱……等，1912年共和國的誕生是早產的。它的催生婆，便是輿攝政王載澧代表的滿洲皇室勢不兩立、而對共和向懷敵意的第四個政治勢力，也即當時的實力派領袖人物，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野心家，袁世凱。

　　結論：清末民初之交四大政治勢力的消長離合

　　清末民初之交，盡管社會現象復雜而變幻多端，但若從表面上觀察，實可視為當時四大政治勢力消長離合的互動過程，(57)守舊的頑固勢力，力求自保，新生的革命勢力，力求壯大;亦新亦舊、不新不舊的溫和派，則依違期間，謀取最大利益。

　　這四股政治勢力，革命派、立憲派(康梁派和議會派)、北洋武人與官僚集團和滿洲皇室，彼此展開激烈的闘爭，不僅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還要企圖將各自的信念和理念強加于人。就本文的需要而言，綿延十年之久(1905-1915)的闘爭過程約可分為下列三個明顯的階段：君憲運動時期、共和建立時期和帝制運動初期，當時社會過渡的速度與其密切契合，1905至1915年的10年間，中國社會則從政治斗爭走向思想文化斗爭，尋找中國何去何從的道路，將在下一章中詳論。下面將扼要總結政治斗爭的過程與結果。

　　一、政治均衡力的變化

　　首先說明政治均衡力這個概念，所謂政治均衡力是指在三個以上政治勢力的闘爭中，若甲政治勢力加入乙政治勢力，因而使乙政治勢力取得明顯優勢時，則稱甲為政治均衡力。清末民初之交，社會過渡的速度是隨著代表不同政治觀點的各政治勢力的變動而變動;君憲運動時期是立憲派的全盛時期，政治的均衡力為北洋武人與官僚集團;共和建立時期是革命派的全盛疇期，其均衡力最先是溫和派，其次是北洋武人的官僚集團。帝制運動初期是北洋官僚與武人的全盛時期，均衡的勢力是立憲派。如北洋官僚武人集團附和立憲派，則立憲派的君主立憲觀點在理論上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必須在此順便強調一個重要的歷史缺憾，就是中國社會在這次過渡轉型中，構成廣大社會基層的農民，基本上卻在這次政治斗爭中缺席了，而在等待他們的歷史時機!

　　二：政治斗爭的階段

　　1、君憲運動時期

　　光緒31年(1905)至宣統3年(1911)，中國社會的過渡是在這種政治闘爭的狀態下進行的：

　　立憲派熱烈推動立憲運動——以召開國會為中心，或通電請愿、或上書請愿，其中規模最大的達5次之多(光緒朝2次，宣統朝3次)。此外立憲派的報章雜志，極力鼓倡立憲，使立憲運動的高潮達于頂點。實力派的封疆大吏，默察時勢，附和立憲派的主張，紛紛聯名奏請立憲。(58)

　　革命派，除了文宣的文斗外，更不斷在三南(東南、西南、正南)使用暴力武斗手段，強力地推動民權立憲運動。

　　在三個政治勢力直接或間接的強大壓力下，清廷被迫亦步亦趨，不斷推行改革措施;壓力愈大，則清廷推動的改革亦愈徹底。君憲運動時期，由于立憲派主張在現有基礎上從事和緩改革，故較易為清廷和一般人所接受，再加上武人官僚集團附和于上，所以立憲派的主張遂變成為當時的社會形態。但立憲派派最大的弱點是它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必須依附于另一有實力為后盾和能維護其利益的集團而存在;一旦這種條件消失，則立憲派將另尋新的依附對象。(59)所以，宣統末年，嚴峻的政治勢使溫和立憲派逐漸轉向革命派，但不是變成革命派。

　　(1)立憲運動：清廷在立憲請愿運動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虛與委蛇;初則拒斥請愿，繼則遺回原籍或發戍邊疆，(60)最后不得已則推出皇族內閣。清廷這一連串行動觸怒了立憲派和官僚武人集團;前者對清廷喪失信心，不再對清廷寄予希望;而后者則因清廷利用立憲運動，排斥漢人，將軍、政、財權盡行攬入滿人 ——尤其是皇族之手，而使滿漢闘爭達于白熱化。(61)因此，以袁世凱為首的漢人武人官僚集團，乃暗藏異心。這一發展，使在社會上頗具影響力的溫和立憲派派逐漸相信革命派的理論：唯有推翻滿清政府，始能實行立憲。于是溫和派在心理上遂逐漸與革命派接近。而武人官僚集團則伺機而勛，利用混沌的局勢以圖利 。

　　值得強調的是，立憲運動使立憲派取得議會作為他們合法文斗的強固根據地。由于議會是統治機構的政權的一部份，(62)所以清廷只可壓制，無法解散，因而種下以后各省宣布獨立和平革了清廷命的伏因。

　　(2)鐵路風潮：宣統3年(1911)4月1日，催命的「鐵路國有政策」頒下，于是鐵路風潮遂起。激起風潮的原因有三：一、清廷違背光緒將鐵路發歸商辦的政策，失信于民;二、使股東蒙受損失;三、一般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認為將鐵路收歸國有實即為外人所有。因此紛起反對，羣情憤激。「海內洶洶，風潮劇烈」。而清廷卻堅持既定政策，不稍退讓，屢諭「決無反汗之理」;同時，人民則誓與路共存亡，因此兩個政洽勢力遂無妥協余地;(63)立憲派的紳商乃心生獨立之念，(64)對革命轉生希望。(65)

　　清末之際，革命派的勢力自同盟會成立以來即急速膨脹;同盟會成為革命派團結的中心組織，知識分子加入者日眾;他們的武力已發展至足以達到騷擾性破壞的地步，甚至聞革命黨而色變的地步(66)他們的主義已漸為大眾了解和接受，不再被目為逆黨邪說。(67)這些條件使革命派勉強可以承擔未來奠定新社會規模的重任。總上所論，演至宣統3年(1911)，客觀條件已形成三個政治勢力短暫合流的基礎;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革滿洲現政權的命。

　　2、共和建立時期

　　辛亥年8月19日，革命派發動武昌新軍之役。是役規模雖然不大，(68)但卻發生奇妙的效果使中國社會自同光以來所潛伏的敗象完全呈露;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全國觸發多米諾效應，各省繼湖北之后相繼獨立，正式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搗開了近代中國社會劃時變革的序幕。

　　從湖北獨立至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前后不到3個月。使中國社會的過渡出奇迅速的原因有三：一、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維護清廷命運的新軍為革命份子滲透，將其轉化為革命勢力，武昌之役即為最好的例證。(69)二、咨議局及各地紳商所構成的溫和派勢力，鑒于清廷已不可恃，并且為避免兵燹之禍，乃轉而與革命軍合作，(70)以咨議局為據點推動各省獨立。新軍、紳商與革命軍合作是各省獨立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當時宣告獨立的24個省或府縣中，全為新軍、議局與紳商所共同推動，(71)革命黨則從旁隱為操縱。(72)三、但最具汰定性的是以袁世凱為首的武人官僚集團的態度。他們見民心已背清廷，乃采觀望態度與革命軍謀和，(73)最后見清廷大勢已去，轉而利用混亂局勢;表面上與革命黨合作，假裝承認共和，(74)共建民國，實則待機而動。

　　以上三股力量從統治集團內部將帝國支解;通常，其中任一力量背離君主均足以動搖君主之地位，而現在則同時與清廷為敵，清廷焉有幸存之理?于是政權和平地移于革命派之手，革命派的主義乃暫時變成當時的時髦思想。這樣和平過渡的方式對當時和以后的歷史產生一個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為龐大的官僚武人集團有功于民國，或在變亂時彼等避難于租界中，或因革命黨的武力不足以將其摧毀，而使這批對立憲社會無法適應的集團絲毫無損地延續至共和時代，從而嚴重地阻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75)最嚴重的是這集團輕易地從革命派的手中將政權奪回，而使其成為當時社會的正統勢力;北京臨時政府時代，除滿洲集團退出政壇及共和政治的一些表面形式外，實際上統治羣體與前清并無二致。似此，如何能期望這批人將中國社會引上共和立憲政治的常軌?

　　3、帝制運動初期

　　在歷史上，通常造成社會進步的因素，同時也是后來促使社會遲滯后退的因素。清末民初之交的歷史演變又一次次證明了這個不變的法則: 大部分促使共和成立與阻滯和發展的力量，來自同一來源。前面各章已詳述了當時社會的基本改變，同時也說明了這些改變的反復，這裹只扼要論述當時政治勢力消長雕合的情況。

　　自從革了滿洲的命，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三個政治勢力合作的基礎消失，理論上各自循立憲政治常軌互爭政權，但實際上北洋官僚武人集團常將武力滲入政治，使共和時代的政爭帶有強烈的「馬上得天下」的傳統改朝換代的意味。這一方式，使革命派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

       一、從組織上看，同盟會這時已經分裂，章炳麟系因種族革命目的已達，乃脫離同盟會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湖北方面的同盟會會員也擁護黎元洪組織民社。更嚴重的是民元(1912)8月，同盟會吸收大量投機逐利的政客組織國民黨，使同盟會喪失了原來的革命精神，將國民黨變成政客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二、從武力上看，由于缺乏財源，使革命黨甚至無法維持一支最起碼的革命武力：當時，黃興為籌措餉源，「寢食俱廢，至于吐血」;(76)并且，袁世凱對南京留守財政百般刁難，肆意克扣，迫使黃興不得不以借外債、國民捐或遣散軍隊等方式以濟急。于此可見，革命派維持一支革命武力的困難情形。相反的，官僚武人集團卻利用善后大借款暗中充實和擴展軍力。兩派勝負強弱之機，全伏于此;槍桿子成為當時政治闘爭的主要后盾。(77)

　　三、構成中國中層社會，伹卻唯力是視的立憲派，這時卻與革命派由合而分。帝制運動初期的立憲派，或懾于袁世凱武力，或厭惡民初的亂象和迷戀舊社會，或嚴重地缺乏實行民主政治的經驗，心理上感到迷憫(78);或對革命派中一些干部志得意驕的態度不滿;或以革命派的干部少不更事，暗生輕視之心......這些原因均足以促使溫和派倒向袁世凱。革命派喪失這一極重要的羣眾基礎，自然難免遭受頓挫。反觀袁世凱，則玩弄政治權術，利用北洋八鎮之兵為后盾，一面收攬人心，一面打擊革命派的勢力并圖將其逐出中國，如暗殺革命派著名領袖宋教仁、槍殺張振武;(79)更重要是逼發贛寧之役，以藉此清除革命勢力，并將袁派勢力伸展至久為革命派勢力范圍的南方各省。

　　于是1913年后期及1914年的中國社會又被帶回到君憲運動時代;袁世凱及附著他的北洋武人、官僚和政客，乃放手進行大規模的帝制運動。民初，袁世凱的肆行無忌及暢所欲為，和革命黨的不堪一擊，使人有理由懷疑當初袁之通電擁護共和，全出于他個人政治謀略的運用，并非有愛于共和政體。

　　由此看來，革命派的最大的弱點是組織渙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眾眾基礎。(80)1914以后，孫中山深深認清這一弱點，乃急謀補救: 1914成立中華革命黨，民1924年更汲取俄國革命經驗，強化國民黨的組織和創建黃埔軍校，(81)作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勢力，并藉此將革命派的主義傳布于中國社會。同時，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社會自1919年以后產生不斷的思想啟蒙運動，因而使更多的群眾加入革命運動中，加速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民國1927年中國社會再統一的基礎。

　　注釋

　　(1)《中興日報》，1909年12月17日：「外部抉其勢力，令公司以借款。各府縣村鎮，拒款會至千余起，認股約3000萬。小學堂學生至減膳資以附股，乞丐頭亦認10股，妓女亦開會演說，認購巨股，其愛鄉心較吾父老兄弟如何?」

　　(2) 《順天時報》，宣統3年9月27日：「又言各駐防之苦狀，…… 以餓不死，凍不死之衣食，而被將軍、協領等層層剝劉，中飽私囊。惟是我滿人駐防仇政府之心，較滯放為更甚也，豈獨漠族士庶不能容忍，即彼滿洲人民之對政府亦有離心離德之狀。」;蔣夢麟，《西潮》，頁37：「當時的浙江高等學堂裹有10名旗人子弟。這幾位青年人對 學校中的革命運動，裝聾作啞，應付得很得當。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旋后裔，肇他甚至告訴我，他也贊成革清朝的命。」

　　(3)華裔美籍教授鄧嗣禹，曾對會黨與革命黨關系作過深刻的研究，他的《海內外會黨對于辛亥革命的貢獻》一文共分八個部份，由這八個部份的標題我

　　們即可清晰地窺知會黨與清末革命運動的關系：一、孫先生之故鄉為會黨與太平天國的活動中心之一;二、孫先生青年時代之良朋多屬會黨份子;三、中山先生最初的政黨組織模仿秘密會社的;四、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起義多半是會黨領袖所主持的;五、最后的兩次起義的經費多出自秘密會社，新軍的運動亦多由會黨份子作媒介;六、上述十次起義以外尚有多次起義與勇敢的行動為秘密會社

　　所經營;七、辛亥以前會黨領袖組織各種團體促成革命;八、辛亥革命第二首領黃輿或亦為會黨領袖。(參見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五，1964年11月，臺北) .

　　(4)《中國勞工運動史》，(一)，頁59.

　　(5)梁啟超曾比較研究中國歷代革命輿泰西革命，結果發現中國不如泰西革命者共七點。其中第三點謂：「中國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參見《新民叢報》，第46-48期合訂本，《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頁117)。

　　梁任公的確指出了中層社會也即商人階層在歷史上所患的嚴重政治冷感癥。這種傾向，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初之交，故當時革命派的處境十分艱苦。但1905年以后，情況有所好轉，他們參與社會運動日漸活躍。

　　(6)蔣夢麟，《西潮》，頁43：「至少有一個問題在腦子里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國，免受列強瓜分。革命正在迅速地在全國青年學生群中生根發展。……」

　　(7) 留美學生很少參與社會運動，參見革命運動的則更少。(參見，M.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p. 82.

　　(8) 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冊下，頁488：「…… 這些國內外學生又形成了改革政治的力量;有的參加立憲運動，有的參加革命

　　運動，不到十年的光景，竟聯合推翻了君主專制的滿清帝國……民國以前，如沒有興辦新教育，派遣留學生，我們深信中國政治革命絕不會在辛亥即可成功。」

　　(9)是孫中山自己說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了海外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勛。蓋中國人僑居國外，古已有之，但對于這些流寓海外的國人，中國歷朝歷代并不用「華僑」一詞稱之，而是稱其為「唐人」、「華人」、「北人」等，鴉片戰爭后則多了「華工」、「華民」和「華商」等稱謂。「華僑」一詞最早見于1883年時堪稱中國近代的一個先知先覺的智者鄭觀應呈李鴻章《稟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為招商局與怡和太古訂立合同》 中，內云：「凡南洋各埠華僑最多之處，須逐漸布置，亦派船前往。」另說，1898年日本橫濱華僑學校成立，「華僑」一詞才正式見諸文字。

　　至于「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話確系孫中山自己說的，他在各種場合和行文中經常有感而發。例如黃三德曾云：「1911年6月15日，洪門籌餉局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孫中山親自到會祝賀，贊揚『華僑為革命之母』。當然，此說尚不足為有力的根據。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辛亥革命期間與孫中山有過交往，并給予贊助。據他回憶，「孫先生看到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動，他說華僑是『革命之母』，而且說了不止一次。」，陳的回憶是比較權威的證據。考據史實，孫中山「華僑為革命之母」的觀點，最早見諸文字的是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書》一文中。1922年，孫中山為菲律賓中國國民黨分部落成題詞，亦稱：「我海外同志，昔與文艱苦相共，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斗，歷數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1923年雙十節，孫中山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懇親大會上，則明確地說：「本黨最發達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華僑很多地方都有中國國民黨。華僑的思想開通較早，明白本黨主義在先，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實際上，「華僑為革命之母」的觀點，還貫穿于諸多論述華僑與辛亥革命之間關系的大量著作中，如張永福著《南洋與創立民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和《華僑革命開國史》、胡漢民著《南洋與中國革命》。可見，「華僑為革命之母」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孫中山生前講話、行文中常常提起者，更為諸多革命元勛著述所引述。

　　于此可見，孫中山首倡和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源自海外僑社，根在海外，對中國廣大的、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底層來說，完全是個很陌生的舶來品，得了與生俱來的先天不良殘疾的產兒。(參見黃小堅，「華僑為革命之母」考辨)

　　(10)孫中山，《民報》發刊詞，第1期，，1905年10月26日：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 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于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 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為既往之陳跡，或于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 黨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

　　及今而后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后也。」

　　(11)《民報》，第3期，1906年。

　　(12)這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三大綱領﹐為當時政治革命的最高奮斗目標﹐成為當時進步的政治團體(包括文學團體)的旗幟。

　　(13)《民報》第3號(1906年4月5日)曾發行號外，刊登革命派的《民報》與君憲派的《新民叢報》辯論的的綱領，現摘要如下：

　　1、政體：

　　一、《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

　　二、《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

　　2、種族革命

　　五、《民報》主張政洽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同時主張政治革命;

　　六、《民報》以為國民革命，自顛覆專制而觀，則為政治革命;自驅除異族而觀，則為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以為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兼容。

　　3、社會主義

　　十二、《民報》鑒于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氓之具。

　　(14)革命派當時使用的「種族」的觀念，就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民族」的意思，是革命派誤用了，為了存真，只好將錯就錯襲用了。

　　(15)周弘然，《國父「上李鴻章書」的時代背景》：「革命排滿思想，起于會黨，由來已久;而革命排滿兩觀念結在一起，公開號召，當在光緒25年(1899)年保皇會成立之后」;「在維新時代，可采和平之手段」，故有上李鴻章書之事;及清廷禁止上書請愿，改革無望，「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便發起革命運動。」((參見《大陸雜志》，卷23，號5,1961年9月，臺北)。

　　(16)黃季陸，《國父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政策》，《中央日報》，1966年1月1日：「我說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能夠終獲成功，有異于康梁所領導之改良運動，其關鍵全在于中山先生對國際情勢有深切的了解，繼之以高瞻遠矚，因應得宜的外交政策，便是這個道理。」;同上：「中山先生曾說，革命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之重視外交，實為其遠大的政治作風重點之一。」

　　重視外交，當然是正確的，值得稱許。但問題是，他似乎沒有真正認清帝國主義的侵略壓榨中國的本質和面目。所以，孫中山，不管以什么動聽的理由為他對帝國主義的妥協立場和策略作辯護，都是他革命理論中最大的敗筆之一;如果只是一時的權宜策略，猶有可言，但事實證明，卻得了嚴重的懼外媚外的軟骨癥，而且還可以遺傳給他的接班人和同志，從而為此后繼承他的國民黨迭遭失敗，最后丟掉了江山，埋下了伏因(當然，無可否認，孫中山晚年，似已醒悟，因而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但已時不我與，悔之晚矣);同時也反證馬列主義堅決的反帝立場、理論和斗爭的策略，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詳見第六章。

　　(17)《新世紀》，第1集，頁5：「排滿洲革命之一端，而不足所盡革命，……若因其為滿而排之，設皇帝非滿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為皇而排之，則凡皇帝皆排之也，故與其言排滿何若言排皇，然則排皇遂足以盡革命耶?排皇不過是政洽革命，就不足以盡革命，至社會革命始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貧富也。一言以畢之，使大眾享受平等待遇，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會革命必自傾覆強權始，傾覆強權必自皇帝始。」

　　(18)何干之，《中國啟蒙運動史》，頁58：「康有為的大同篇，……以為諸苦的根源是九步，……救苦的唯一法門是在打倒九重障礙;用現在術語來說，是打破國家的界限;鏟除階級的束縛，溝通種族的感情，抹殺男女的界限，消滅家庭的痛苦，消除生產的不均，取消地方的界限，人己同權，萬物一體，……。這是一個大烏托邦，沒有經濟基礎的烏托邦。」

　　(19)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p.xi: "The tremen-

　　dous pressure of modern imperialism coupled with modern capitalistic enterprise was,in China as elsewhere on earth, a menace to peace.?

　　[近代帝國主義的巨大壓力，加上近代資本主義的產業，在中國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都是一直對和平構成的威脅。]

　　(20)康有為，《中國救國論》，《不忍》，冊1 ，1913年2月，頁56：「今吾國幾陷乞丐之域……蓋不待列強一矢加遺而可亡國滅種矣!于是憂之者，欲倡農工商礦之產業以救之」。

　　(21)何干之，《中國啟蒙運動史》，頁153-154：「民國四年(1915)，《新青年》的時候，剛在大戰后的一年，民國十年(1921)《新青年》休刊的時候，又是凡爾賽會議的后三年，……人生觀的論戰，終結于民國十三年(1924)…五四啟蒙運動，卻在世界大戰之中以至戰爭完結后的幾年，………在這十年之中，資本勢力已無法光顧東方市場，中國新興資本勢力也在那十年中興旺起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生產分子以更快的速度，成長起來。」;頁93：「在大戰中，突飛猛進的民族工業首推紡織工業……絲廠的數目量增加了，重工業中的鋼鐵生產也增加了，機械進口也增加了，新式銀行也增加了，對外貿易的數量也增加了。」

　　(22)同上，頁58：「19世紀的末葉，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大產業只出現于南方各通商口岸，只有一些輕工業，北方的市民仍舊輿封建勢力同流合污。」

　　(23)長谷川如是閑，《對中國作如是觀》，《新生命》，卷2，期3，1929年2月4日，頁10：「故中國國家近代化之必然性，先出現于南方是當然的，因此，革命亦由南方開始進展。」

　　(24)陶希圣，《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頁11：「秦漢以來，中國社會的流轉，為商人資本與土地兼并交相為用的經濟狀態，政治亦常往來于戰闘集團合并分解之環中。隨此種合并分解，士大夫身份起伏變幻而永持一圈的循環。內部向外的發展，自漢以來間亦有之，但其過程是間斷的，狹小的，且不能沖決封建軍閥的藩籬。故中國社會的變革，只有外部內向的侵入。」

　　(25) 歐陽仲濤，《宗教救國論》，《大中華》，卷2，期2，頁1：「敗于英法而后吾人始對外而有列強之認知，對內而有國家之觀念;敗于日本，而后士大夫始相惕于瓜分之禍，相責于救國之大義。然而其始也，問吾國之何以危，列鄰之何以強，莫不回船堅炮利……軍械救國論之一器…… 一械之成，其需于礦工理化之學術者;一軍之力也，有待于理財行政之組織……外復賴運輸之功，……于是乃大倡學堂，派游學……名為教育救國論……其中固然有俊敏之士，入人之國，觀其社會之所布列，習其賢豪長者之規劃，……間架底株者何，政府法制是已，……名為政治救國論……其一主立憲，其二主革命」;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冊下，頁305：「當時之改行新教育而將舊的書院制、私塾制、考試制度，一筆勾銷，……特運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推證，而極力模仿其種種設施。所以教育改制數十年，形式方面力求歐化，實質則仍保持科舉思想，封建思想于不敝。」;蔣夢麟，《西潮》，頁4：「我們從研究炮彈面研究到機械發明，進而導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們開始研究政治理論，政治理論又使我們再度接觸西方哲學。在另一方面，我們從機械發明而發現科學，由科學進而了解科舉方法和科學思想。」

　　(26)Comb Snygg, Individual Behavior, revised edition, 1959,

　　pp335--336 : ‚Leaders could seldom remain very long in position of leadership, if they did not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needs and desires of their group member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ever, that even a dictatorship exists because it supplies need satisfaction to its people,…… The goal of society is to meet the need of its members.?[如果一個領袖沒能滿足自己人民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就很難久安于位……不過，我們也要知道，一個獨裁者能夠掌權不倒，就是因為它能夠滿足人民的需求……社會的目的就是要滿足人民的需求。‚

　　(27)陶希圣，《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新生命》，卷1 期9，頁5： 「改朝易代的不變法則：1、在朝的士大夫腐敗相仍，優秀有為者沈淪于下位;2、政治惡劣，賦稅繁苛，農民群眾感受痛苦;3、農民暴起，造成新軍事集團;4、沉淪的優秀有為的士大夫依附于新軍事集團，以推翻舊治者階級。」;康聲，《國民革命的對象并其主力軍的檢討》，同上，卷1，號8，頁2「但屢次為中國歷史推動機的農民大暴動，似乎在滿清中葉，這個推動機的機能竟然弩鈍了，微弱了，已不是唯一的歷史推動機了!洪楊之役，……他們的聲勢遠在朱元璋占據安慶之上，……,義和團烽起山東，……都不能動彈歷史，這個原因究竟何在?就是列強資本主義的闖關。」

　　(28)同上。

　　(29)《民報》，號8，頁6：「今之革命，非為一己，而為中國，中國為人人所共有，則戰死亦為人人所當有。」

　　(30)這里所謂的和平手段，有其特別指謂，包括罷工、罷市、罷課、抗糧、抗捐、滲透等，不包括公共媒體和結社;如果將之包括在內，則謂之西式手段。

　　(31)《宣統政紀》，卷62 ，宣統3年9月癸酉(1911年10月30日)，頁53：「又諭：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折，……,黨禁之禍，自古垂炯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

　　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為罪言，而在今日為讜論。雖或逃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唯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 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投來歸者，悉皆赦既往，……嗣后大清國臣民，茍不越法律范圍，均系國家保護之權利，非依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順天時報》，宣三年(1911)9月25日： 「上諭資政院：……所有此次黨人，均著照照準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 對政治結社而言，這是一段劃時代的文字。

　　(32)《星洲晨報》，1910年7月9日：「乃不謂外人之滅國新法， 日益進步，從前欲圖土地之割讓者，今則不過謀攬其經濟實業之特權， 剁髓吸脂，使人國如病者之血枯膏竭，而彼遂可以溺其死命矣!今試觀各國之對于中國，如路款之迫借，如礦權之要求，甚至裝一巡艦而 各國猶且互爭承造，公使為國家之代崁，亦出而為商人請求。」

　　(33)《中興日報》，1908年11月2日：「日本工業雜志社著『列邦以中國為高工業之戰場論』: 第一、列強注意于中國者莫如礦山，……; 第二、列強之注意于中國者為鐵路權。蓋鐵路為商工性命所關，握得其國鐵路權，則不但握其國商工權，握其國商工權則不伹握其財權、生死權，故列強張其如電之眼光，注視中國中部及南部，以展拓其勢力范圍。……故吾人不可不注意于中國之鐵路。蓋鐵路為一國之急先鋒，就各國所握之中國鐵路權，則可測出各國之勢力之消長。」;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冊下，頁307：「本國因為工商業發達，投資的機會逐漸減少，以至于所得利息幾等于零，……不能不向走產業落后的地方去找投資的機會。譬如在英美等國，鐵路的投資只能得到5%利潤，若投來我們中國便可得到約20%利潤。」

　　(34)《讀書雜志》，卷1，第四、五期合訂本，頁36：「馬克思又說，牠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國城壁為牠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為牠所降伏。」;宋新繁，《辟于中國社會封建性的討論》，同上，頁40：「帝國主義商品入侵以后，農村中的經濟關系是轉變過

　　來，成為商品經濟支配自然經濟，……總之, 外國的商品代替了一切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使農民不得不離開了這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樂樂園，來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供給。」;周谷城，《破壞農村的商業資本》， 同上，頁29-30：「帝國主義商品輸入增加 →中產以上的人家爭用洋貨→手工業者自己生活走入絕境→全國貧人被迫而為帝國主義的消費者。于是農村中，勉強可以生活的，生活程度提高了，都要為帝國主義者消納剩余商品，生活困難的更困雞，流為兵匪，為游民，于是農村中剩余人口一天一天的加多，為游民的或離村至他處覓食。」

　　(35)《中興日報》，1907年，12月17日：「某筑某某路，法筑滇越路，近熏加工趕筑，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列強之以商權筑路為滅國新法久矣!路權所及即兵、商兩權所及之點，彼所謂勢力范圍者此也。」;同上，1908年1月25日：「浦信鐵路，銅陵礦產之存亡，即吾皖之存亡……, 使吾皖而亡，則……田畝更主人翁矣!」;《杭寧鐵路問題》，《浙江潮》，期2，癸卯年(1903)2月20日，頁3：「蓋20世紀之世界，鐵路世界也，鐵路所及之地，即勢力所及之地，勢力所及之地，即財富所盡之地。鐵路及一縣，即一繇之勢力之財富落入外人之手，鐵路及一府，即一府之勢力之財富落于外人一之手。鐵路及一省，即一省之勢力之財富落于外人之手。」;闕名，《論政府宜速建筑桊豫鐵道秦新鐵道之理由》，《民國經世文編》，冊4頁1218：「自十年以來，列強以鐵道政策亡中國，……路權所及之地，即國權所及之地，國權所及之地，即兵權所及之地，……其中消息間不容發，讀各國殖民史，不禁凜凜!」

　　(36)《中興日報》，1908年，1月23日：「維我國民日受外界風潮所震蕩，所刺激，怵于路權喪失，土地墜亡……，集會結社……與政府立于敵對地位，……數月以來拒款怒濤，澎湃江浙，聯合運動…。」;薩孟武，《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變》，《新生命》，卷2，期5，頁4,：「新產業的發生,……有打破中國封建組織和地域觀念的作用。招商局的成立，京漢的建筑，都可縮小中國的地圖，使南北人民發生鄰保的感情，知道彼此在生活

　　上有互助依賴的關系;而工商業的發達，更可統一中國的語言、習慣、法制和貨幣。由是從前各據一地的人民，現在乃由帝國主義者經濟力的鞭策，統一為一個民族了。」

　　(37)《星洲晨報》，1909年11月12日：「且勿謂區區南寧不足介也，南寧亡而廣西亡，廣西亡而中國亦亡。」;《中興日報》，1907年12月17日：「吾國民對于此危急問題，若隔岸觀火而不急籌善策，……東三省亡，十八省勢不可以獨存，吾國民將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同上，1908年1月21日：「既奪西江，則兩廣之貴，即非我有，而黃河、揚子江及各省內河，亦將連類而及，瓜分慘禍即在目前，……與其東手待斃，國破家亡，性命身家同歸于盡，種族滅絕，雖欲為他人之牛馬奴隸而不可礙，何如及今未死，通力合作，聯結團體或可以自存。」

　　(38)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頁108。

　　(39)同上：「漢口百數十地緣、業緣組織，通過總商會，不但經常維持地方公益，更進一步籌款賑濟他省災荒，包銷印花稅票，承募國內公債，并對清末民初川漢、粵漢鐵路、帝制等問題，無不參加，積極發表主張。其活動與影響，尤非僅限于武漢一隅而已。」

　　(40)《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11月22日：禁衛軍步、馬、炮、工、……等為通布事：「乃革軍不能放縱，甘心破壞大局，以少數人之思想強萬人之遵從，是直視我北省無一人矣!我北省之人，何無心肝，何無思想，一至于此極耶!

　　議和之際，無北省之代表，即共和之后亦不能享受同等之權利,……是中國先亡于南省之人矣!我北省諸同胞先為南人之虜奴，后為外人之牛馬，……愿我北省同胞荷戈直往……耀我北省之光…北省各界諸君為組織為北軍之后援!」;《黃遠生遺著》，卷2，頁83：「南北分裂之說，自革命最烈時已有之，近數月復熾。外人中多夢以為正式國會開會時即中國南北分裂之端緒。至宋案發生后，則不特外人言之極烈，即本國人亦多自言之者。此間某外國

　　使館之常駐重要武官某某，即力持此見解。余問其有何理由，渠謂南有孫、黃之勢力，北有袁派之勢力，一國之中，不容有兩種絕對不同之勢力并存，故必分為二國。余問所謂南北何為界，渠謂以揚子江河流劏之。」

　　(41)本文作者以為，歷史力學的主旨在于揭示歷史上政治勢力斗爭之成敗，最后可以歸結為力—硬力或武力、軟力或文力--之綜合較量的結果。

　　當時革命派的著名戰略理論家(有別于思想理論家如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鞏黃(秦力山筆名)，《說革命》(《中興日報》編者按：該文為早期談革命策略謀略之鴻篇偉論，共24章，上半12章公開發表，下半12章僅存四章殘篇斷簡)是其代表作，值得摘要引述，例如：「夫宗旨不可變者也，而手段則斷不可不變，且變之唯恐其不速。吾輒不解歷史上之成大功者，共主動輒不過少數人，而吾人之足以主動者，亦并非無人，而卒不能得其一當，是何也?則以吾人革命家其少數之可以實行者，均醉心于直接，而其他無數方面之當以間接從事者，皆不層為焉。其遇敗也，輒自解曰，非其時機。

　　殊不知自來得最妙之時機者，昔以間接為之旁敲側擊，一俟其既熟，然后直接以乘之，吾人平日不先有所運動以備之，輒于一時間當以螳臂，一绖喪亂，則又付之無可奈何。……吾敢斷言之曰，俄國之民黨，今日尚未有成功之希望，而唯日日為之造時樓。(以言語文字之力解散民心，或自財政上與軍事上及設共他種種之方法以困政府)彼蓋知其全力街不足以當政府，惟不時剝削之而已……。

　　抑鞏黃尤有譬焉者，甲乙兩鄉人鬬，甲恒以弱而勝強，其法俗謂之借力打力。吾曾研究其術，大率乙直擊者，則甲橫曳之，甲橫擊者，則乙直沖之，抑或以法而引之使來，令承其敝，其中巧妙，不可言狀，然可薇以二日日：擊其弱而避其強，勞其強而使之弱。軍事之中，其術尤多，不待言也;而吾人之尤要者，則先在于平和時，為造風潮以牽掣之，使彼疲于奔命，然后再試以一擊，則庶幾稍有希望矣。

　　夫以鄉人鬬狠，其用法尚須若此，而吾人負救國之責任者，自處弱之地位，而唯知貿貿然加以一棒，則雖欲不為其踐踏，安可得耶?........吾輩安得不自悔前此之鹵莽，而急宜與愛國者共研究，而時時取中于此鬬術也。………。

　　鞏黃曰，萬鈞之壓力，甚至數十人不能移轉，使有言幾何學者求得其中心點，則以至微之力起焉。有蜀人某副將者，深染官場習氣，而雜以奴隸精神，似已為不可開化，余與之素昧平生，初見時不過數語動之，彼即撫劍疾視，誓殲賊滿，繼而約吾曰：「他日君等義旗之下，必容吾為馬前卒。」余雖未敢信彼，然其人之心已大動矣。

　　(所引之文，原載于《中興日報》(星加坡華人出版)，1909年8月6日、10、12日、16日、20日、9月3日、21日、22日)

　　(42) 《中輿日報》，1908年2月20日：「章炳麟……蘇杭甬鐵路一案，照兄弟看，須是用實力的，……學生與股東合仿的事，就.是回去運動罷市，……杭州也罷市，蘇州也罷市，其余江、浙之間，許多商埠各各罷市，省會大城幾天閉市，自然擾亂起來。…….所以「罷市的事,.可以放膽去行。罷市既巳做成，那抗稅才有些眉目。…….抗稅的權不商人，罷市的權卻在商人; 抗稅要全省一致，……一則不可使罷市的權歸紳士攬去，大凡做紳士的人，最長遠的是避害，最善的是討好，……罷上幾天,紳士又去討好政府，挨戶勸開，這都是紳士的長技。…….現在只與政府斗氯，偏是要他擾亂，…….所以擾亂是不可以避免的，也正是要他擾亂，方得獨立，獨立以后，方可以保全鐵路。……。」

　　(43)同注釋(42)：「然以學生之力量，則雖有千百滿政府，已不足以當之。」

　　(44)《科學補習所始末》，《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者，乃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士兵所發起組織之革命機關也。先是曹埃布爾、呂大森、

　　胡瑛、張難先等，俱認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張難先、胡瑛遼投工兵營，充兵士。」

　　(45)南方也有，但不及北方熱烈，江浙兩省除外。

　　(46)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265;《民報》，期23，1908年8月10日。頁1。

　　(47)《中興日報》，1907年12月4日：「竊聞美國國民前因中國抵制華工之禁，相約不用美貨，反以此重視中邦，謂將來必臻強盛。」

　　(48)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下，頁562。

　　(49)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181：「武昌舉義，全國響應，報紙鼓吹之功，不可沒也。『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載諸《臨時約法》中，一時報紙，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粱啟超，《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民國經世文編》，冊1 ，頁48：「今國中報館之發達，一日千里，即以京師一地而論，巳逾百家。」。(詳情參見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下兩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0)《國會叢報》，期1 ，1913年6月：「近來雜志、叢刊、日報，日新月異，若政洽界，若司法界，若數育界，若實菜界，若實業界，推之釋門，均有雜志叢刊之發行，……本報常以國會為范圍，補各種所不及。」

　　(51)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219：「20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西學而駭變法矣。十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而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

　　(52)同上，頁217：「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一個言論運動家，……但就他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說，卻是在《清議報》、壬寅(1902)、

　　癸卯(1903)間的《新民叢報》時代，這時代的梁啟超，可算是言論界的驕子;報館雖在日本，影響及于中國中國的知識階級，卻非常大。…… 其次，梁啟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當時一般言論家所能及的，所謂「筆端恒帶情感」，最易激動讀者的心弦，……政府盡管禁止，國內外卻是暢銷無滯;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策，作他的學舌鸚鵡了。」; 另見蔣夢麟，《西潮》，頁36。

　　(53)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學衡》，期67，1928年10月11日，頁2-3：「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濰新派被視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實相成也。……黨人最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于癸卯(1903年)，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之創辦巳七年矣!《民報》始于乙己(1905年)，上距《清議報》之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后四年。《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盡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術昭示國人，國人之于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1895年)至乙己(1905年)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責任者，實唯康粱。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也。」

　　(54)《中興日報》，1909年9月3日：「報紙發行以來，輿論大振，民氣日昌，凡遇政府誤國殃民之事，無不竭力以爭，……然而報紙之設，……最不利者惟官吏之一階級。……其為立憲之武器以與官吏決斗者，則在則在報紙。報紙之勢力強，則官吏不得不就范圍，以趨于真正立憲之一途。」

　　(55)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171：「查禁悖逆各書云：準軍處函開，近聞南中各省，書坊報館，有寄售悖逆各書，如《支那革命運動》、《革命軍》……《新民叢報》、《新小說》……等種種名目，駭人聽聞，……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獨壞我世道人心，且恐環球太平之局，亦將隱受其害，……務希密飭各屬,……嚴行查禁。但使使內地無銷售之路，士林無購閱之人,……務各束身自愛，不得購閱，致干咎戾。」

　　(56)參見上面注釋(40)。

　　(57)這四大政治勢力，是就清末民初各政治勢力的主要性質而劃分(第五章第一節)。民初，政治形勢曾發生劇烈的變動，滿洲集團被革了命，走進歷史;幼小稚弱的草命派一度因緣際會而掌握政柄，部分立憲派的成員進入政治階層，和部分北洋官僚武人下降至被統治階層。

　　但一般而言，民初除滿洲集團被革了命之外，其余的三大政治勢力--革命派、立憲派、北洋官僚武人集團大體上仍然維持原先的主要特點：早熟幼嫩的革命派迅速喪失政權成為民間勢力，實力派的北洋官僚武人集團從滿人取得政權，而立憲派稍后也異化而變成輿北洋武人官僚集團對立的民間勢力。而且，這三大勢力的成員間相互滲透者始終只是它們的邊緣部分，或三大政治板塊的漂浮部分，至于其核心部分則仍維持原狀。

　　(58)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冊下，頁1737：「1910年10月25日，柬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澄、兩廣總督袁樹勛、云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圣、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驟、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電請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1911)開設國會。」

　　以這樣強大的陣容為立憲派助勢，清廷焉有不讓步之理。

　　(59) 立憲派旨在尋求符合其階級利益的和平改革或改良，無論客觀形勢變化，只要有他們的活動空間，他們都可俯首遷就;必要時也可作出妥協，加入革命黨，依附政治勢力，托庇其下，保全自己身家性命。

　　(60)顧敦柔，《中國議會史》，頁28-29：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即「以『外侮益劇，部臣失策，國勢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舉，則在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語，通電各省，……。」從而啟動了先后四次國會請愿活動。

　　(61)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285-286：「辛亥(1911)3月，載澧果然履行前年10月所許頒布新內閣管制，設立新內閣，……最令立憲派失望的就是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占4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蒙古族1個，因此當時人都稱它為『皇族內閣』，這就是皇族集權的大暴露。從此大家都明了載澧懷著什么心理來立憲了。辛亥年(1911)6月，立憲黨人又以咨議局聯合會名義清都察院代奏……, 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妄行干涉』，于是熱心國會內合的立憲黨人大失所望了。」;同上，頁257：「自變法之議起，各地排滿革命之風大盛，北京宦海中的飯碗候補者間，滿漢傾軋尤為激烈……。原來自剛毅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12字的口號以來，……排漢的精神已深藏在滿洲親貴的心裹，萬不可拔了;及立憲之說已起，滿人處處戴著有色眼鏡來觀看。此期內，滿漢大員暗斗的故事，如榮慶之與張百熙，………最顯著的莫若鐵良之與袁世凱。」;另見《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9月10日：「近聞有某王貝勒等，以革黨如此憤激，而民多從之，是則全由人民于憲政之失望所致也。」;《民報》，《天討》，頁133：「近來滿人的宗旨，都注意中央集權，所以改革中央管制，設一個陸軍部想奪各省兵權，設一個度支部想奪備省財權，又設一個郵傳部想握全國的的交通機關，另外又設一個農工商部想騙商人的錢，又想握各省的實業權。你看彌洲對中國凡督撫的實權，都要削盡，……況且袁世凱的約兵權，現在一律剝削盡，分與旗人鳳山。端方在南方又預備挑選旗兵，就是日本留學生學陸軍、學警察的，大半也是滿人……立憲以來，漢人的權利，格外減少，漢人的義務格外加多,……」。

　　(62)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281： 「此時國內各省的立憲派，得了法定的集會機，就是各省的咨議局與北京資政院，比前更加活躍。」

　　(63)同上，頁298：「于是奏劾盛宣懷的奏折如雪片飛來，……旅美粵僑也開會集議，勢尤憤激，說：『粵路股銀，皆人民血汗，當執定成案，有搶商路者，格殺勿論』。政府對于反抗的人民用『格殺勿論』四字，僑商對政府亦用『格殺勿論』四字，可謂針鋒相對。」

　　(64)《宣統政紀》，卷59，宣統3年7月辛巳(16日)，頁1：「諭內閣：……該署督前奏川人抗糧抗捐等情，已屬目無法紀，茲復倡言自保，意在獨立，尤屬罪無可逭。」

　　(65)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281：「自此風潮發生以來，與國民黨素無關系的商民，也不知不覺趨向革命黨方面來了。」

　　(66)《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8月23日：「革黨之為朝廷大患也，……政府王公大臣，每聞言者，為之色變。」

　　(67)《民報》，號1,1905年10月20日：「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和之者特會黨耳。至于中層社會以上之人視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布于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9月21日：「今中國輸入東西洋文明，已甚非淺鮮，故個人之政治思想于數年間日見其增進，即如革命之說，朝廷上下亦習聞之，而不以為怪。」

　　(68) 熊秉坤，《辛亥湖北武昌首義事前運動之經過暨臨時發難之著述》，序言，「辛亥武昌起義，說者謂湖北新軍，其實亦只能謂湖北新軍工程營炮隊二十九、三十標之一部，就如二十九、三十兩標而論，亦只能稱部分中之一部也。他如炮隊，雖說全體，若無工程營首先發難，輿夫援助進城，亦絕對不能單獨作戰，。……。」

　　(69)《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8月27日：「瑞革督日前電陳鄂亂情形謂：『此次亂黨所擁戴之領袖黎元洪者，為前張文襄督鄂時經營十數年。費帑數百萬，不了今日皆為匪用。……』

　　但是張之洞已于1909年去世，若地下有知，也當不勝唏噓!

　　(70) 同上，9月26日：「江蘇宣布獨立，組織都督政府，原為保全全省人民之生命財產起見。」

　　(71)李劍農，《中圓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307：「各省響應獨立，雖由革命黨人運動發難，而各省咨議局的立憲黨人，無不加入革命黨的行動，

　　除了他們的言論指導者梁啟超尚在海外發『虛君共和制』的議論以外，國內立憲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長(如湯化龍)，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譚延闿)，或任……竟沒有一省的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作敵對行動，可見國人對于滿清政府的感情了。」

　　(72)李廉方，「各省光復」，《辛亥武昌首義記》，「各省先后起義，大抵皆發動于咨議局與新軍，而領導新軍者多有高級官長。此其原因，則以武昌首義，推舉協統黎元洪為都督，而咨證局首先通電各省，促其響應，正義所昭，故羣起振奮，爭先恐后;然湖北所以構成如此事實，又由武漢革命黨人十年來抱定唯一方略，不倚賴會黨而側重新軍下層運動，不輕動，不許不擇手段而動，發難后則擁戴地方有資望者為臨時領袖，俾足以消除反側而號召全國。革命者不爭政權，因此聞風興起者如響斯應，此可為深長思者也。」

　　(73)《順天時報》，辛亥年(1911)10月12日：「薩鎮冰責清政府不將革命軍早日消滅， 致任其漫延各省，……而袁(世凱)代薩后不與民軍激戰，反與黎元洪講和，致民軍從容鞏固其攻守的地位，致招全國響應，而不可收拾矣!」

　　(74)李劍農，《中圓近百年政治史》，冊上，頁341-342：「袁世凱在此困難的時候，要運用他最后的法寶了，即北洋軍閥武力的威嚇，……到27日(元年元月)……就是要段祺瑞等大小將校40余人，聯名向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并革王公發出一長電，主張采共和政體以安皇室而定大局。」清廷至此遂無可恃之兵，眾叛親離，唯有交出政權一途了。

　　(75)陶希圣，《國民黨的革命方略》，《新生命》，卷1 ，號8，1928年，頁7：「總理說： ....俄之反革命派，如官僚知識階級，當革命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黨革命能成功。而中國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冊下，頁27：孫中山說：「武昌起義，舉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為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于革命黨，

　　何啻數十倍? 故其力量大于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

　　(76)李云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冊4，頁296;319-324.

　　(77)《不忍》，冊1 ，1913年2月，頁5：「問總統選舉之法，必由國會多數決之。則今茲選舉，國民黨已占多數，南中虞北方以軍隊脅國會也，紛紛議移于上海矣,……北中將校，皆前清之將帥高官也。昔者大總統之獲公舉也，以撫有北方八鎮之兵，而南方無人能與之敵故耳。今諸鎮豈輕易俯首以聽總統之易人哉? 將聽圈會及各省以多數決也。」

　　(78) 康有為，「中國學會報題詞」，《民國經世文編》，冊下，頁1108：「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 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隳馳.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來未有斯極!耗矣哀哉!....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何舉中國數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 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登極而呼曰：臬我國魂兮，盍歸乎來!則吾教化、紀綱、道揆、法守、禮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這段文字含蘊許多意義，非常契合本文之主旨「辛亥革命、己未革命，革了誰的命?」，更充分反映了當時國內開明知識分子的迷惘、燥急，和厭新戀舊的矛盾心理狀態。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發動者，為當時開明儒生的領袖，但到了民初，他竟對當時社會的變革抱持這種極度悲觀的態度，遑論其余!真是葉公好龍最好的例子!

　　(79)《中國日報》，1913年8月17日：「張握武不經法庭審判，遽憑一電文，遂以軍法槍殺。自拿至殺不出數點鐘，可謂速矣!立憲國精神第一次之震動……。張振武為同盟會員，革黨勢力，黎(元洪)假袁手除之。」

　　(80)何干之，《中國啟蒙運動史》，頁8：「辛亥革命留下兩種教訓：一、辛亥革命沒有堅實的民主要素，所以在實踐中失去了主導的作用;二、思想運動不能夠輿民眾運動聯系起來，不能利用思想運動作為政治運動的前驅及其后衛。」

　　(81)《中央陸軍官校史稿》，編1，章1，頁1：「革命失敗之原因何在乎?一言以蔽之曰：『缺乏革命武力』總理在本校開學訓辭中復昭示吾人云：『這個原因簡單的說，是由于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所以一般官僚軍閥把持，民國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開學訓詞中云：『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甚么希望呢?就是要從今無起把革命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的骨干，成了革命軍，我們革命的事業便可以成功o」

　　參考資料

　　一、文獻檔案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兩冊，華聯出版社影印，臺北，1964年。

　　《政府公報》，北京臨時政府及北京政府，微縮膠片，19卷，北京，1912年5月印行。

　　《臨時公報》，袁世凱刊行(清帝退位后發行之公報)，微縮膠片，1卷，北京，1912年2月18日、4月26日，唐紹儀內閣成立，此報停刊。

　　《臨時政府公報》，南京臨時政府發行，微縮膠片，1卷，南京，1912年1月創刊。孫中山辭臨時大總統，此報也隨之停刊(1912年4月5日)。

　　二、叢書：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中國勞工運動史》，五冊，中國勞工福利社初版，1949年初版。

　　呉湘湘，《中國現代史從刊》，6冊，分別于1960年至1965年由臺灣正中書局初版、文星書店出版。

　　神州國光社，《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集》，三輯，上海，1932年5版。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四冊，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1輯，文星書店，臺北，1962年。

　　三、報刊雜志

　　《大中華》,梁任公主撰，1915年5月發刊于上海，每月25日出扳。現存第1卷11期(1915年2月20日至12月20日)，及第2卷12期(1916年1月20日至10月20日)，藏于中山文化教育館。

　　《巴黎新世紀》，吳敬恒、張靜江、李石曾、褚民誼諸入主撰，1907年6月22日創刊于法國巴黎，1910年5月21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112號。1947年5月上海世界出版協社重印。是報為提倡無政府主義之元祖，鼓吹無家庭，無宗教之學說。

　　《太平洋》，1917年3月1日發刊于上海，每月一冊，商務印書館藏發行。該雜志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編輯。藏于中山文化教育館。

　　《中國日報》，原名《帝國日報》，發行于北京。現有宣統3年12月18日(1912年2月6日)至民國2年2月28日。為縮影膠片，共六卷，制于日本東京東洋文庫。

　　《中興日報》，.1907年孫中山偕同胡漢民至星加坡創辦是報，以胡漢民、田桐、居正等為主筆。縮雕膠片，6卷(自1907年8月20日至1909年12月18日)，制于星加坡南洋大學。

　　《不忍》，康南海主撰，現存8冊(自1913年2月至11月)。1913年2月出版于上海，旨在宣揚孔教為國教。

　　《民報》，為革命派在日本之機關報，1905年11月26日至1910年2月1日，共26期，出版于日本束京。至24期，一度停刊，1909年汪季新由南洋群島至日本，復于1910年1月1日，秘密刊行第25、26兩期。表面上稱在法國巴黎出版，實則仍在日本印刷。

　　《民權素》，蔣箸超主編，現存6-9集。(1915年8月15日)，10-13集(1915年12月15日);14-17集(1916年4月15日)，三個合訂本。

　　《民國報》，1912年10月1日，發行于上海，為旬刊。現存4號(第1至第4號，1911年10月1日至1912年1月11日)。

　　《昌言報》，光緒24年(1898)7月1日，汪康年改《時務報》為《昌言報》，延粱鼎芬為主筆，戊戌事起，康梁走海外，是報遂停。現存10冊(第1-10冊，自光緒24年(1898)7月1日至10年10月6日)。 ，

　　《建設》，1919年8月發刊于上海，為國民黨之機關報。每月1冊，現存兩卷：第一卷(共6號，1919年8月至1920年1月);第2卷(共6號，自1920年2月至8月)

　　《神州女報》，神州女界協濟社出版于上海，現存七期(第2期至第8朋，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

　　《東方雜志》，光緒30年(1904)出版于上海。商務印書館主編，初為月刊，17年后改為半月刊。至1949年停刊。

　　《順天時報》，光緒27年(1901年)2月發行于北京，原為國人創辦，但未久即由日人中島真雄主持。受日本財團及外務省支持，為日本在華之半官方機關報。至30年3月26日停刊，共計發行97284號。

　　《星洲晨報》，周之真、謝心準主持，1909年12月發行于新加坡，為革命派報紙。

　　《浙江潮》，1903年由方震、申江東發行于日本東京，為革命派報紙。每月20日出版。現存五版(第1至第5期，自光緒29年(1903)1月20日至5月20日)。 . 心 . ，

　　《時務報》，黃遵憲于光緒22年(1896)7月創辦于上海，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為主筆。光緒24年(1898)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報務。是報為旬刊，現存11冊(第13冊至23冊，自光緒22年11月1日至光緒23年3月11日)。

　　《國風報》，宣統2年(1910)1月，何國楨發行于上海，梁啟超坐鎮日本遙控指揮。共出53期，至宣統3年(1911)復停刊。現存第1年21號(宣統二年(1910)3月21日至是年12月21日)。

　　《國會叢報》，創刊于1913年6月，現存第一期。

　　《庸言》，梁任公主撰，1912年12月發刊于天津，意在利用袁世凱。現存第1卷12號(自1913元年12月1日至1913年5月16日》及第2卷12號(自1913年6月1日至1913年11月16日)

　　《教育公報》，教育部出版之官方刊物，每月一冊。現存第1年12期(自1914年6月28日至民國1915年5月20日);第2年6紉(自1915年5月至10月);第4年3期(自1917年7月20日至9月30日)。

　　《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創刊于日本橫濱，為旬刊。名義上由馮鏡如充發行人兼編輯，實則由梁啟超主持。共出100冊.，至1901年12月21日停刊。現存16冊。

　　《新民叢報》，光緒28年(1902)正月初一 ，梁啟超創刊于日本橫濱。半月刊，每逢1日輿15日發行，至1907年7月停刊，共出96期。該雜志為保皇黨的機關報。現存第2年12號(第38至48號，自光緒29年(1903)8月14日至光緒29年

　　12月29日)，第3年8號(第17號至第24號，自光緒31年(1905)2月15日至12月15日)。

　　《學衡》，劉伯明、吳宓、胡先嘯等留美舉生創辮，1922年1月發刊于上海，旨在昌明國學，融化新知，不贊成文學革命。現存74期(自1022年1月至1931年3月)。

　　. .

　　四、著作

　　中文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學生書局影印，臺北，日期缺。

　　王樹栴，《陶廬文集》，《陶廬叢刻》十六，善木，乙卵(1915)冬月。

　　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又名《中國新教育背景》)，兩冊，中華書局，上海。

　　李守孔，《論清季之立憲運動》，幼獅學報抽印本，卷2，期2，1960年。

　　李劍農，《中園近百年政治史》，兩冊，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 .

　　何炳棣， 《中國會館史論》，學生書局，臺北，1966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兩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初版。

　　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生活書店，上海，1937年初版，1938年再版。

　　沙為楷，《中國買辦制度》，萬有文庫第一千種，王云五主編。商務印審館，上海，1930年初版。

　　陳其鹿，《英國對華商業》，王云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一集一千種，，商務印書館，上海，1930年初版。

　　陳菇玄，《增訂中國憲法史》，世界書局，臺北，1933年初版.1947年增訂。

　　陳啟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吳湘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五輯.文星書店，臺北，1962年初版。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五冊。《文星集刊九十》，文顯書店，臺北，1965年初版。

　　黃福鑾，《華僑輿中國革命》，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54年初版，1955年再版。

　　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冊，1932年初版，1954年臺初版。

　　------，《中國社會輿中國革命》，全民出版社，臺北，1955年初版。

　　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王云五、傅緯平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商務印書館，1964年臺一版。

　　蔣夢麟，《西潮》，中華日報社，臺北，1959年初版，1961年4版。

　　謝彬，《民國政黨史》，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1輯，文星書店，臺北，1962年。

　　羅香林，《香港輿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國學社，臺北，1961年初販。

　　顧敦鍒，《中國議會史》，蘇州木賣心正堂發行，1933年初版，1962年臺初版。

　　蕭一山，《清代通史》，五冊，商務印書館，臺北，1962年修訂本。

　　英文著作

　　Cameron, M.E., The Reform Movement, 1898-1912, New York, 1969.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Atheneum, New York, 1967.

　　第六章

　　革了素王的命：前門送走了孔孟，后門迎來了馬列

　　--- 李大釗對己未革命的啟蒙作用

　　節次

　　引言

　　一、 李大釗——一位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李大釗與三家爭鳴

　　三、三家關系的兩組參考系

　　四、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五、標志中國文化連續性的三根綱維

　　六、三家的消長及李大釗對帝王之學的改造

　　結論

　　注釋

　　參考資料

　　正文

　　序言

　　在上面的第2至第5章中，已經根據當時扎實的第一手史料---文獻檔案、報刊雜志，不是根據空泛玄奧的理論，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從1905年到1916年左右的10多年里，朝野上下為了救亡圖存，放下「中華天朝上國」的身段，虛心向東西洋先進國家取經，進行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變革，從國體、政體、典章制度，到日常生活、風俗習慣，……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根本變革。

　　可是，到了1916至1921的五六年間，造成苦難的內憂外患，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日益惡化，結果是越變越糟，越變越危，越變越亂;病，是越治越重，幾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這時的內憂之源，滿洲的皇帝，已經被革掉了，走進了歷史，但卻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軍閥小皇帝，割據一方、稱王稱霸，革命運動屢遭失敗，孫中山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革命黨人更是如喪家之犬，紛紛逃亡國外，幾乎從中國政壇上消失。這時的外患不再是不可一世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近鄰的日本軍國主義;它不只是同西方帝國主義一樣，謀取經濟商業利益，不僅同沙俄帝國主義一樣，謀求侵奪土地，還進而要征服中國、奴役中國，消滅中國，吞并中國。先是提出二十一條件，然后是善后大借款、然后是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制造了使中國感到無比羞辱的山東問題，于是民怨沸騰，噴薄爆發，是為「五四運動」。

　　于是一些憂時傷懷、志在匡時濟世的有識之士，陳獨秀等，李大釗等，不得不對這些年來的內外形勢，進行反思，再次提出了從自強運動時代、維新時代、立憲時代、辛亥革命時代以來一直縈繞仁人志士心中的老問題：中國到底應該怎么辦?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路，究竟在何方?

　　己未文化革命的旗手之一的陳獨秀，走在時代的前端，早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就開始對中國時局進行了認真的反思，認為事實證明政治革命沒有多大作用，而「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于是1915年9月創辦了《青年雜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推動文化思想革命。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的雄文，揭開了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序幕。其中提出六點要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而以第六點切近本文題旨，值得全文引錄如下：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士不知科學，故襲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于地，戰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于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苗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 ‚氣?之一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為科學。……(1)

　　文中所謂的人權就是民主，所以揭示了標志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兩個口號：民主、科學。接著陳獨秀又響應該年胡適之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而著《文學革命論》一文為之聲援，并將「改良」改為「革命」，理由是：

　　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2)

　　于是揭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

　　有鑒于此， 這些年來臺港海外的史學界和西方的中國學術界，當研究這段歷史時，一般都將重點放在己未革命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兩個旗手陳獨秀、胡適之上面，甚或魯迅上面，來審視時人如何尋求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另一個旗手李大釗卻被刻意忽略了或被貶低了。(3)本文認為，應當對李大釗在己未文化革命中所起的同樣重要的啟蒙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適當評價，否則就會使己未文化革命的歷史嚴重失真，就會對此后中國的歷史沿著李大釗的思路發展，對他的思想成為此后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感到困惑不解。有鑒于此，本文的重點將放在李大釗這位旗手對己未文化革命的啟蒙上面，以及放在受其啟蒙的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如毛澤東身上。

　　本文為何對李大釗這位己未文化革命的旗手如此情有獨鐘?除了方才指出的原因之外，還因為：

　　他是一個具有中國風格、充滿東方人情味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

　　他雖然不是第一個從前門送走孔孟的人，卻是第一個頌揚俄國社會主義大革命，從后門迎來馬列主義的人;

　　他是第一個認真試圖將引進了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者;

　　他不但嚴厲攻擊孔丘主義，還是第一個用扎實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學理上革了素王之命的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他是第一個主張為了要救亡圖存，富國強兵，必須進行根本的、脫胎換骨式的大變革的革命家;

　　他是第一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要為中國的革命、變革尋求歷史規律的革命歷史學家;

　　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思想最早的播種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他是年輕的毛澤東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領路人;

　　他是第一個用鮮血印證中國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奉獻寶貴生命的中共領導人。

　　這都是他在己未的文化革命中作出的具有標志性的、與眾不同的獨特貢獻;有這么多的第一，有這么多的獨特性，特別是他對毛澤東的獨特影響，所以就選擇了他作為本文論證的重點。

　　下面將分別扼要論證他的這些標志性的貢獻。在回到正題之前，需要特別強調：在94年前的己未文化革命中，打倒孔家店，(4)革素王的命，是時代的要求，李大釗因緣際會，做了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對孔子進行審判，猛烈抨擊，歷數孔子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罪狀。這原本是革了帝王之命后的應有之義。

　　但無疑地，己未文化革命，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對待文化思想的遺產方面，未免過于情緒化，失之偏激(5)，以致使構成中國文明主體的孔丘主義中的一些超時空的、具有普遍意義和規范性的基本價值、理想、原則和范疇，隱而不彰。其結果是，中國文明的統緒中斷，造成中國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大斷層，加劇了本已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這在世界幾個古老文明的現代化過程中是很獨特的(6)。94年后的今天，中國早已經度過了救亡圖存、風雨飄搖的危機時代，已經從一個飽受壓迫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小國一躍而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軍事、經濟的大國強國，而且現在更是一個嫦娥登月、玉兔游宮(廣漢宮)的科技大國強國。救亡圖存的迫切民族危機感應該不再是文化思想運動的動力。因此，今天我們也許可以比較清醒冷靜地反思94年前的一段批孔倒孔的歷史公案，在當前新的客觀形勢之下，實事求是，客觀地重新看待孔丘主義 (7)與馬克思主義兩家的關系，以及反思孔子、李大釗和己未革命之間的關系，甚至重新審視看待馬、孔、杜(8)三家的互動關系，以備在進入下一個階段，即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強國的階段，使孔丘主義成為積極的文化和思想資源(9)。

　　有鑒于此，本文認為，94年來的中國歷史證明，在己未革命的左翼啟蒙思想家中，以李大釗――一個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試圖使之中國化的學

　　者和革命家，對待中西文化的沖突和孔丘主義的態度比較冷靜客觀，比較理性，比較深刻，(10)因此有很多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時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一、李大釗——一位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這個己未革命的獨特旗手，有一個極其復雜的性格和充滿矛盾的思想;是他置身的大時代，哺育他的古老中國文化的縮影，也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側影。

　　雖然他是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但他對孔丘主義并不主張全盤否定，徹底決裂 (11)，而是主張在批判中有所繼承。

　　雖然他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2) 熱情歌頌布爾什維克革命(13)，竭力鼓吹馬克思主義，但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滲透了不少標志孔丘主義思想體系的一些特征和元素。具體地說，他通過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轉化了或改造了孔丘主義，雖然是無意識的;換言之，他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門，為己未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同孔丘主義進一步結合，特別是在統治意識形態領域的結合也即中國化，奠定了基礎。今天看來，這是李大釗對己未革命新思潮啟蒙的重大獨特貢獻。

　　雖然他富于中國古代燕趙之士的豪情 (14)和詩人的浪漫激情 (15)但也有中國古代江南士人冷靜清醒的理智，富于哲思冥想 (16)，性好探索思考一些宇宙、人生、世界、歷史之類的根本性大問題。

　　雖然他熱衷于社會活動和革命實踐，但他無時無刻不在從事革命理論的探索。

　　雖然他是位秀才 (17)，中國舊學頗有根底，但又留學日本，專攻政治經濟學，廣泛涉獵近代歐洲各種思想流派;特別是18、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潮(18)，晚期由博返約，綜合于馬克思主義。

　　雖然他鼓倡并親身投入暴力革命運動，但極富于人情味，朋友們贊他是「大家的朋友」，學生視他如兄長，(19)甚至同政敵和思想對立者如胡適都一直保持友好的朋友關系 (20)，充分體現了儒家的友愛人倫精神。(21)

　　雖然他是一位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但是他的學識見解與其說是來自書本不如說是來自他的社會實踐更為恰當 (22)。因此，他較一些脫離社會實踐的知識分子更知道什么切合中國社會的需要，什么符合中國的國情，什么比較可行。

　　李大釗的這種激進中帶有溫和、創造中帶有保守、中學中兼含西學、浪漫中帶有深沉、粗略中帶有睿智的辯證性格和學養，大大減少了他的言行的情緒化、盲動性和淺薄性，增加了他的言論思想的客觀性、深刻性和預見性。這是他在性格上和思想上不同于早期中國共產運動者特別是它的另一個創始人陳獨秀的主要地方;也是當時他獨具慧眼(23)，能夠敏銳地看到蘇聯大革命同中國的相關性，首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找到了中國救亡圖存、中國文明起死回生之鑰的主要原因。

　　但是，就本文的題旨而言，再次強調，之所以對李大釗情有獨鐘，除了上述的各種原因之外，最最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所有己未革命的健將中，李大釗特別對歷史發生強烈興趣，不但廣泛涉獵中外歷史，還在尋找歷史規律，寫了不少歷史方面的專論。這正是作者承諾作為壽禮獻上的主題文章--毛澤東是位革命的歷史學家—的題旨。(24)

　　二、李大釗與三家爭鳴

　　無疑地，己未革命時期(1916至 1921年) 是中國文化思想上另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且不論在規模和內容上，都非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代可比。但是，雖然這時各種主義學說，雜然紛陳，實際上卻是孔丘主義、杜威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家爭芳斗妍的形勢;當時三家并非和平共處，而是進行極其復雜而尖銳的三角斗爭。己未革命初期(從 1916年《新青年》創刊到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杜威主義趁著推翻帝制的勢頭，進一步攻擊孔丘主義的文學堡壘，即習稱的文學革命;己未革命中期(1918至1919年胡適與《新青年》分裂、馬克思主義與杜威主義聯手攻擊孔丘主義的最后陣地——道德堡壘，即習稱的道德革命;己未革命末期(1919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轉而與杜威主義直接對抗，戰場是社會和政治領域，即習稱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己未革命后期斗爭的主線是，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由孔丘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杜威主義充當了一個中介角色(25);它把當時人們打倒了素王，從孔丘主義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后再被迫讓位給社會主義;也就是本章標題所說的，前門送走了孔孟，后門迎來了馬列。

　　李大釗在當時思想界的送迎過程的中、后期特別是后期中 ，在思想理論上起了關鍵的啟蒙和推動作用，他所起的這種作用，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起的先驅作用，這正是本文的主旨。

　　三、三家關系的兩組參考系

　　如上所述，雖然三家的三角斗爭極其復雜而尖銳，但不是不可以化約的。為了便于分析說明起見，現根據三家的基本屬性設定兩組參考系如下：一是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二是理性與德性。一般人常誤認為，杜威主義只重視個性或個人價值和理性，孔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只重視集體價值和德性。事實上，三家的思想體系中均含有個人價值和集體價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們在三家的思想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內在的有機關系相異而已。

　　例如;在第一組參考系中，杜威主義者相信個人價值是絕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集體價值寓于其中;反之，孔丘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則相信集體價值是絕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個性或個人價值寓于其中。

　　又例如，在第二組參考系中，杜威主義者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而德性附屬于理性;反之，馬克思主義者和孔丘主義者則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屬于德性。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因為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既是科學的，當然是重視理性的，這是同杜威主義相近之處，但馬克思主義更重視正義，所以又有同孔丘主義相近之處。

　　純從上述兩組參考系的價值方面來看，三家互有異同，本來未嘗不可以像唐代時儒、釋、道三家和平共處一樣，異中求同，同中存異，互容互補。

　　但是，在五四時期，救亡圖存的迫切時代要求，也即惡劣的政治生態，將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勢同水火，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彼此之間毫無通融余地，結果，在文化思想領域，形成了到現在還在爭論不休的「全盤否定」的態度。

　　基于斗爭策略的權宜考慮，或由于斗爭時的激情反應，或由于要從苦難深重現實中解放出來的宗教性的渴望，都會產生這種矯枉過正的全盤否定的文化心理現象(26)。所以，它的產生其本身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究竟它要否定什么東西，以及要否定到什么程度，因為不論否定得多么徹底，都不會是完全的(27)。因此 ，我們在這里把全盤否定基本上了解為對范疇的否定，而非對范疇內一切構成元素的否定。例如，把孔丘主義的某一范疇否定了，代之以杜威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范疇，但這應該無礙于兩個范疇內的某些構成部分在改造過程中，在新的架構內進行整合，取長補短，互容互補。

　　例如，杜威實用主義的信徒胡適之，當時對孔丘主義的傳統基本上是采取全盤否定態度的，但這無礙于他嘗試在孔丘主義的大傳統中尋找合于杜威主義范疇的東西。胡適說，朱熹所講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和清代考證學的精神，合于近代理性的科學精神。后來胡適致力于整理國故，試圖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合于杜威主義范疇的東西盡量吸收進去，這證明他所要全盤否定的東西，只是孔丘主義傳統中的范疇，絕非把這些范疇內的一切內容都一網打盡。此外，超范疇的東西，如構成文明的前提和它的終極理想，也即上面所述的兩組參考系，也是無法否定得掉的。

　　基于這一了解，縱然為了救亡圖存，或為了急于求成、迅致富強，不論主觀上要多么徹底全盤否定以往的文化傳統，客觀上都無法而且也不應該否定標志民族文化認同和民族基本性格的一些具有規范性的基本價值以及世代傳承的終極理想。如果刻意要否定自己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根本性的東西，則其結果恐難免發生如德國的哲學家赫爾曼 •凱澤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預言的，中國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將會走向崩潰：

　　若把文化當作建筑物的話，這基礎就是基石，各民族都有作為形成其文化的特定基礎，我們應當追求到這個基礎為止。因此，東洋為了它的文化就不能去追求另外的基礎。只要中國還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基礎就會一直作為中國的心而保留下來吧。如果中國拋棄了這個基礎，就將停滯不前，永遠地失去了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改革應當在中國自己所具有的世界文明的精神上進行，不能按西洋文明的格式去做。如果想從基礎起全盤西化的話，中國一定會走向崩潰。(28)

　　他的這段話特別切合本文的題旨，很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并引以為戒。

　　四、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毋庸置疑，三家爭鳴的基調是由上述兩組參考系衍生的民主與科學，(29)也即習稱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是標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精神，同時也是馬、杜兩家 「打倒孔家店」的銳利武器。不僅馬家鼓唱，杜家也鼓唱，甚至連一些開明的孔家信徒也跟著唱和。但是，到了五四末期，馬、杜兩家分道揚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變奏(30);以胡適為代表的杜家，高唱自由與人道，另外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家則高唱正義與平等。在攻擊孔家店時，自由與人道的變奏曾經成為時代的強音，但隨著國難日深，國人的注意力漸從文學、道德的領域轉向社會和政治領域時，正義與平等的變奏遂后來居上，成為時代的強音。

　　李大釗首先發出標志馬克思主義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正義與平等的時代強音，于此足見他在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此，稱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和近代中國的文化巨人，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五、標志中國文化連續性的三根綱維

　　把三家的參考系和己未革命時代的基調和變奏說明了之后，它們在此時期所爭論的主要問題和此消彼長的文化思想原因，就比較容易分析，比較容易了解了。為了配合上述參考系、基調和變奏的概念，以便更好地說明李大釗對孔丘主義的改造過程，這里再引入標志中國帝王之學的政統賴以存立的道統的三根綱維的概念(或簡稱三統)。

　　所謂「三統」，不是指董仲舒所說的「夏人、商地、周天」的三統，而是指構成道統的孔丘主義思想體系的三根綱維「道統、心統、史統」的三統。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 道統是指《禮運大同篇》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所說的道，也即利「公」的大同世界觀，不是宋儒道學家所講的道。(31)心統源自《大學》和《中庸》的內外范疇的唯心辯證思維模式，也即朱熹及其后儒者所謂的「心法」(32), 故稱之為「心統」。史統源自《春秋》的微言大義、褒善貶惡的道德史觀。

　　由大同世界觀、中庸主義的唯心辯證思維和褒貶的道德史觀構成的三統，像三根金線一樣，不僅貫穿孔丘主義，也貫穿整個中國文明，歷數千年而不斷。及至近代，在相對于中國文明而言的西方反文明的猛烈沖擊下，仍然不絕如縷，發揮了導向性和制約性的作用：它們構成了中國文明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相當于中國文明文化的體質，成為內在本能性的反應機制。它們最后決定了中國民族的價值取向，喜惡偏好，最終制約了中國社會在面對引進的各種歐俄思想流派時選擇的可能性;與其體質相合者則納之，不合者則拒之(33)， 或將之壓抑為中國文化的支流或伏流。同時，這三根綱維本身也經歷根本的改造過程。中國文明能否起死回生，最后取決于能否成功地改造而非切斷這三根綱維：即一方面，保持其基本特征，批判其主觀唯心的部分，另方面，賦予近代民主、科學、正義、平等的客觀唯物內容。己未革命時期的李大釗，正是在這方面作了初步的開創性貢獻。下面通過三家在己未革命時期的斗爭，分別論述李大釗對孔丘主義的三統改造的過程。

　　六、三家的消長及李大釗對帝王之學的改造

　　(一)世界觀——道統

　　李大釗對道統的改造，分別在下面幾個層次上進行：

　　首先是于1919年 5月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里宣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公的世界觀。孔丘主義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自由主義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私」。現在李正式回應孔丘主義，也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涉及到兩個大問題：即方向和終極價值。關于方向問題，這不僅涉及孔丘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學派的前途，更攸關中國文明、中國社會今后的何去何從。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公的世界觀，直接上承康有為和孫中山，延續了中國文明世代相承的「公天下」的道統：即中國社會繼續走「公天下」而非「私天下」的大道、正道。

　　關于終極價值的問題，可以具體地化約為 「利公」或「利私」的問題。三家世界觀的斗爭，最終可以歸結為「利私」與「利公」的兩種價值的斗爭，也即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斗爭。孔丘主義視「公」的概念為其終極價值，它的基于道德關切的中心思想「仁」，也是從這個價值導出來的，這個「公」的概念，成為中國民族最高的理想。公即集體價值，可見重視集體價值的傳統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的根是極深極深的。我們可以把孔丘主義的范疇否定了，但這個終極價值是怎么也無法連根拔掉的。例如，被視為中國改良派前驅的康有為著有《大同書》，和被視為中國資本主義革命前驅的孫中山也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也是大同主義，而以「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為其資產階級革命的終極理想和目標(34); 于此可見，康、孫均曾試圖在不同的基礎上改造民族的共同終極理想而使之現代化。

　　以胡適為代表的杜威主義則視「私」為其終極價值，把個人價值放到絕對的地步，這對中國文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這是將杜威主義整合到中國文化里幾乎是無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障礙。胡適大概基于這個了解，才在整理國故時，將重點放在尋找孔丘主義傳統中有關理性而非個人價值的東西。另方面，他和己未革命初、中期的陳獨秀大力闡述體現人的主體價值的自由的真諦，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鼓吹個人價值的思想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希望它們能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生根。無奈中國的文化生態和當時的政治生態，不利于個人主義世界觀的滋長。(35)

       表面上看來，李大釗和康有為、孫中山均接受公的世界觀，但他同康、孫有本質上的不同。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下面幾個方面改造了孔丘主義的世界觀：

　　他為公的世界觀提供了理性科學的解釋。他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36)，了解到這個公的終極價值，并非先驗的，而是中國古代原始共產主義公有制和數千年來家族共財的生產關系的反映，其滋長的物質基礎是建立在集體價值之上的經濟生態，然后經過教千年的內化，而成為標志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格(或心理結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他為公的世界觀提供了民主的基礎。同科學的概念一樣，民主的概念也在李的思想里牢不可破。但自蘇聯大革命以后，他已揚棄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轉而接受無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場合使用了不同名詞，如庶民、平民、勞工、無產階級等(37)，但均表達一個共同信念：即未來的世紀是無產階級的世紀。因此，他的 「天下為公」是為的廣大的現代無產階級(當然在現在的歷史階段.還包括農民)，從而使道統從立足于落后的農民群眾基礎之上轉而立足于現代先進的勞工群眾基礎之上。這是他在本質上不同于孔丘、康有為和孫中山的地方，因為這時他已經是一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者了，為爾后毛澤東創立的「人民之學」奠定了基礎。

　　他為公的世界觀也即集體價值提供了有力的補充。同當時許多的自由主義者一樣，李大釗也曾醉心過個人主義，確認個性解放、個人主體性、人格的獨立、平等和尊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他們一樣，這也是促使他反孔的思想動力和銳利武器。在個人主義、人權、人道觀念的鼓舞下，他猛烈抨擊君主專制以及一些束縛個性、窒息心靈自由、心智創造力的封建道德如忠、孝、節、義等(38)。對他而言，集體價值在孔丘主義的思想體系下，完全產生了消極的作用，必須予以徹底批判之后再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重新界定、繼承和闡述。

　　也就是說，他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他同自由主義者的相同點到此為止，他并沒有因此而把個人主義的價值絕對化，當作新的終極價值來信奉，而是進而通過馬克思主義將孔丘主義的集體價值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改造，予以新的現代意義。對他而言，新的集體價值，應以促進社會公益、集體福祉為歸趨;特別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態更有害于個人價值的滋長。面臨國亡、種滅、教(文明)毀的陸沉之禍的中國(39)，處于民族的集體生命危在旦夕之際，當務之急是需要符合時代迫切要求的新的集體價值，為維護和延續集體的生命而服務、而犧牲，甚至為此以坐牢為樂(40)和不惜奉獻生命(41)， 而非在將孔丘主義舊的集體價值被否定了之后代之以外來的異質的個人價值;簡言之，對李大釗而言，個人價值無論作為終極價值或基于時代的需要，只能作為新的集體價值的補充，不能加以取代。而且，他更傾向于認為，本于

　　大同精神的新的集體可以促進個性的充分發揮，認為本于自由主義精神的個性可以充實新的集體：

　　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的束縛，重新改造一個普遍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的運動。這兩種運動，似乎是相反，貴在是相成。(42)

　　極饒人趣味的是，李不僅認為個人有個性，而且進而認為地方的、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實體，都和個人一樣，有其個性。既有其個性，當受到束縛時自然也要求解放：

　　人民對于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于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于強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對于資本家要求解放，婦女對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于家長要求解放。(43)

　　解放只是過程，聯合才是目的;各種解放了的實體統三于新的組織。這樣，李就通過新的公的大同世界觀，統一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個人與集體、個體與實體方面的矛盾。

　　最后，他為公的世界觀重新界定了「天下」的內容和范圍，雖然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熱烈鼓吹打破國界、

　　族界、種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44)，建立世界聯邦，共進于自由、平等、互愛的大同世界;不再是儒家傳統意義下的天下，而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天下。(45)。

　　現在世界退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路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連貫的脈絡。(46)

　　總結而言，李大釗通過馬克思主義，改造了孔丘主義的大同世界觀，吸收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長，形成了他的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觀，從而完成了孔丘主義公的世界觀的現代化過程：康有為向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孫中山走了一半，李大釗走完了全程。所以，將李大釗稱為中國近代中國文化的巨人，他是當之無愧的。

　　這樣的世界觀是樂觀的，反對消極厭世;是創造的，自強不息的，反對墨守停滯;是奉獻的，犧牲的，反對腐化享樂(47)。

　　于此可見，馬家對孔家在世界觀方面，有揚棄，有繼承。李大釗向這個方向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于此可見，建立在以近代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公的世界觀上面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基本上適于中國傳統的經濟和政治生態，也適于己未革命時代的政治生態;具體而言，它既可以達到救亡圖存的迫切眼前目的，也可以滿足文化認同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需要。這是把個人價值或個性解放看成是絕對價值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絕對無法辦到的。

　　(二)思維方式——心統

　　孔丘主義的心法也即中庸主義的唯心辯證法，簡言之，包括三個主要的構成部分：矛盾對立;執兩用中;時中變化。這三個要素，都對李大釗的思維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李習慣于從事物的矛盾對立面來思考問題(48)。這除了受孔丘主義的影響之外，當然也受道家、佛家、陰陽家的影響，但主要是受孔丘主義傳統的影響，如《易經》、《大學》、《中庸》的陰陽、內外二分對立的概念。這使他易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思維，也使他看待問題、處理問題的方式與自由主義者存在著基本分歧。例如1917年至1919年發生于李大釗和胡適之間的關于「主義與問題」的著名辯論，就是最好的證明。從維方式上看，這是一次馬家的唯物辯證思維和杜家的美國實用主義唯心形式思維的辯論。

　　這次論爭是由胡適挑起的。1917年 7月，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擊社會主義：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我們還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吧，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言。(49)

　　事實上，馬家信徒更強調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這不是兩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是兩家思考問題的方式。胡適所根據的是「點滴改良論」，本此方法，他將人力車夫這類具體的社會問題孤立起來看待，不去聯系造成這些問題的外部原因，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

　　胡適說不談主義、學說，而杜威的實用主義就是一種主義和學說，所以這場爭論本身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胡適借此論爭反對革命，鼓吹改良。因此，他還特別請他的老師杜威親自來中國助陣(50)。同時，英國的思想界權威羅素，也被張東蓀請到中國來從旁助陣，鼓吹改良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51)。

　　這時，李大釗已經改信馬克思主義了，作為馬家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他對他的朋友胡適這種指名道姓的挑戰是絕對無法坐視的。1919年8月，他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寫道：

　　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它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它們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它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的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52)

　　這就是李大釗著名的「根本解決論」，它聯系了造成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從整體看待問題，因此與胡適的「點滴改良論」，針鋒相對。

　　表面上看起來, 李大釗所用的這種唯物辯證思維與孔丘主義的唯心辯證思維，格格不入;實際上，兩者相反而相成。前者可以簡化為上下思維，即下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意識形態，上層意識形態再反作用于下層建筑。后者可以簡化為內外思維，即內在道德精神世界決定外在事物世界，外在事物世界再反作用于內在道德世界。例如，帝王之學的經典 《大學》中說：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內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進內圣(53)。同樣地，根據上下思維，可以得出：下專而后上紅，上紅再促進下專(54)。于此可見，兩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補的。李大釗通過唯物辯證法間接地對孔家唯心辯證思維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馬克思改造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一樣，將它顛倒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維持辯證的形式，但將內在的道德世界換成下層的經濟基礎，將外在的事物世界換成上層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同內外思維一樣，上下思維也包括三個基本的構成部分：矛盾對立、執兩用中和時中發展，但后者已通過馬克思主義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觀的、物質的基礎之上。

　　因此，在兩種思維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釗對孔家的內外思維的傳統，有揚棄，也有繼承。當然，他在這個改造整合的過程中，只是開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學生毛澤東去通過革命的實踐來進一步加以完善，但在當時所起的先驅啟蒙作用，卻是厥功至偉。

　　(三)歷史觀——史統

　　或許因為中國民族特有的強烈的歷史感，或許因為孔丘主義的深厚史學傳統(55)，包括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哲學傳統的影響，作為一個憂國愛民的知識分子，李大釗不僅對歷史學一直具有強烈的興趣，而且還傾向于尋找社會發展的規律，歷史發展的因果法則，這使研究歷史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關于李的史學思想，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教授在他的《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已經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作了詳細的權威論述。本文不想掠人之美，復述他的論點，而是要突出我認為李大釗在改造子孔丘主義史觀或史統方面所作的杰出貢獻。

　　首先是李大釗對史學的看法(56)。他認為孔丘主義的史學只是歷史的材料(57)，它的史觀是「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58)，這種史學必須改寫，這種史觀必須批判。改寫批判的依據和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唯物史觀。通過馬克思主義史學，他認為這「才把歷史真正的意義發明出來」(59)，才使歷史學成為一門與自然科學相當的科學(60);通過唯物史觀，他了解到，「歷史是有生命的、活動的、進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61)從而形成了他的線形動態歷史觀，找到了歷史發展的規律(62)。這個認識，使他不愧為中國的第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63);這個認識，不僅關系到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前途，更關系到他所獻身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前途。

　　他放棄孔丘主義螺形的動態道德史觀，接受馬克思主義線形的動態經濟史觀，可以從上述馬、孔兩家的思維方式直接找到思想上的脈絡。孔家的內外思維和馬家的上下思維，有一個很重要的殊途同歸之點就是，兩家都認為歷史的進程是可以控制的;孔家根據內外思維來控制社會的發展，而馬家則根據上下思維來控制社會的發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道德決定論，也即按照道德規律來控制歷史進程;后者是經濟決定論，也即按照經濟規律來控制歷史進程。根據李大釗的了解，唯物史觀者 認為：

　　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物質既常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隨著變動。所以，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64)

　　這個認識，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一般常識，但在當時，對急于尋找救亡圖存真理的少數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不啻是一次中國史學上一次石破天驚的大革命，使他們終于由此找到了開啟救亡圖存真理大門的鑰匙!

　　而且，從長遠的意義來看，這個論斷的重要性是怎么強調都不會過分的，因為唯物史觀從此將今后中國文明的發展置于穩固的科學和物質基礎之上;因為，在內外思維之下，經由儒家主張的求圣的不斷內在超越，盡量發揮精神力量，以推動歷史發展的思路已經將中國近代的命運—其實早在宋代，已經將中國文明的命運--逼進了死胡同，中國古文明在近代備受摧殘的噩運，充分證明了沒有近代物質基礎的精神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缺乏抗壓力和承受力。當然，強調精神力量的偉力并沒有錯，而是錯在將之絕對化了。

　　然而，在上下思維之下，經由求專的不斷外在超越，盡量發揮生產力，以推動歷史前進，則將中國的文明建立在無窮盡的強大而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于此可見，這種唯物辯證史觀對中國文明的新生及其未來的命運是多么

　　重要。于此可見，五四時期，主要在李大釗推動下進行的史學革命，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遠遠超過備受后世贊譽的胡適之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可惜至今一直未受到史學家應有的重視。

　　但是，這種史觀對杜威實用主義的信徒如胡適而言，卻是不能理解的。實用自由主義對歷史采取一種「不可知論」的態度，不承認歷史中有什么規律、法則。因此，實用自由主義者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無法用人的意志來加以操縱控制的。所以，當胡適說歷史是一連串偶然事件造成的，又說歷史像個小姑娘，可以任人 打扮，也就不會令人感到大驚小怪了。

　　然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孔德(Comte) 為代表的法國實證自由主義卻相反地對歷史采取一種「可知論」的態度，肯定歷史中有法則和規律。他們認為人類已經從積累的大量歷史經驗中掌握了某些基本的歷史規律，而且深信人類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按照這些規律來控制歷史的進程，創造一個與自己理想相符合的完美社會。法國實證自由主義的這種史觀，正切合當時中國社會的迫切需要和渴望—砸爛舊社會，締造新社會，所以李大釗也大量引進吸收(65)，成為他的新史學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

　　由上所述，己未革命后期及其后的中國思想界逐漸拒斥杜威的實用自由主義，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歷史上的原因。同時，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釗在史觀方面，由孔丘主義走向法國實證自由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再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曲折心路歷程。

　　從此，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有了依據，有了方法，革命的實踐有了指導。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李大釗根據新的唯物史觀，初步解答了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換句話說，在兩個方面，對孔丘主義史學作了科學的和民主的根本改造。

　　首先是中國古文明再生的問題。己未革命初期，李大釗本于孔丘主義的生機說(organism)，兼采佛家的輪回說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博格森和尼采的意志論及自然科學知識等，論證文明必然像宇宙和生物界一樣，經歷永恒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往返流轉過程，從而證明中國的古文明必然由「白首之民族」，恢復為「青春之民族」(66)。

　　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后，他遂將這個主觀的哲學信念改而建立在客觀的科學史學或社會學之上。根據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科學考察也即所謂的五種社會形態，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正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且，在未來的人類歷史中，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死亡，社會主義必然取而代之，最終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雖然是個漫長的過程。李大釗完全接受這個論斷，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67)。

　　這是從理論、學理上論證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同中國大革命的相關性和契合性，歷史事實也雄辯地證明了這點。正當中國虛心地做西方歐美列強的學生卻遭到老師痛打、欺凌、羞辱的同時，北方脫胎換骨的社會主義蘇聯卻袒露心懷，伸來了熱情的友誼同志之手;這就是斯大林于1918年11月發表的一篇《十月革命于民族問題》的雄文，深深打動了當時苦難中國的、正在尋找國際反帝盟友的革命志士—-包括從事資產階級革命幾十年的孫中山，值得引錄如下：(68)

　　十月革命在俄國中部勝利并蔓延到許多邊疆地區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國領土范圍之內了。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下層民眾普遍不滿的氣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鄰國。俄國同帝國主義決裂并擺脫掠奪性的戰爭;公布密約，莊嚴地廢除侵占別國領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認芬蘭獨立;宣告俄國為「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邦」，蘇維埃政權向世界發出對帝國主義進行堅決斗爭的戰斗呼聲，——所有這一切不能不對被奴役的東方和流血殆盡的西方發生重大影響。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個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群眾數百年來的沉睡并把他們卷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斗爭的革命。在波斯、中國和印度效法俄國的蘇維埃成立工農蘇維埃的事實，十分有力地說明這一點。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個成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樣并推動他們走上真正擺脫戰爭和帝國主義壓迫的道路的革命。….

　　斯大林的這篇雄文，印證了發生在蘇聯的大革命以及當時發生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風起云涌的勞工運動，為當時苦難的中國人傳達了這個體現正義與平等精神的社會主義新世紀的信息!(69)

　　中國要不要加入這個不可逆轉的世界革命的進程呢?

　　李大釗的答案是肯定的，1922年11月7日他在《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

　　一文中道出了中國革命志士的心聲：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誕生了勞農群眾的國家和政府!這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十月革命喊出來的口號是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用這種口號喚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喚起他們在世界革命的陣線上聯合起來。 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在階級間是無產階級，在國際間是弱小民族。中國人民在近百年來，既被那些歐美把長成的資本主義武裝起來的侵略的帝國主義踐踏摧凌于他的鐵騎下面，而淪降于弱敗的地位。我們勞苦的民眾，在二重乃至數重壓迫之下，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 這個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勞苦民眾應該紀念他，凡 是像中國這樣的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很深刻的覺悟他們自己的責任，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結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70)

　　中國不但要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還要走蘇聯的道路。所以中國的革命志士，決定向西方資產階級的老師道別了，改拜北方的列寧之鄉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老師了。

　　當時的中國雖然正處于資本主義革命的初期階段，但李大釗認為日本和歐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長期剝削，已經使整個中國成為一個沒有現代產業工人階級的但有無數窮苦的工農勞動人民的無產階級國家(71)。這種客觀

　　的社會條件，加上時不我與的迫切的主觀愿望，使當時的中國社會具備了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李大釗在這里點出了近代中國革命不同于歐美甚至歐俄的特殊國情;應該說，這不是修正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按照中國的國情，將之中國化了。

　　李大釗對當時中國社會特殊國情的這種認識和分析是極其深刻的。他的論證也是極富于原創性和想象力的。主要在他的啟蒙下，己未革命后期社會主義思潮后來居上，逐步取代了自由主義思潮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他對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所作的這種獨特的啟蒙和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所作的奠基性的貢獻，是當時的任何一個啟蒙思想家包括陳獨秀在內所無法比擬的，值得大書特書;當然陳獨秀在己未文化革命的思想、觀念和價值方面所起的啟蒙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也是怎么形容都不會過分的。

　　其次是關于道德精神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顯然由于深受孔丘主義人倫傳統的熏陶及其人本主義思想的影響，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對它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說深感不安(72)，從而覺得有必要予以批評和修正。所以，同時又主張人類的社會生活是受倫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根萌，都純粹是倫理的，協合與友誼，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的法則。我們要曉得人間社會的生活，永遠受這個普遍法則的支配，就可以發現出來社會主義者共同一致認定的基礎，何時何處，都有它潛在，不論他是夢想的，或是科學的，卻隨著他的知識與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這個基礎就是協合、友誼、互助、博愛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類全體的生活的精神。(73)

　　這樣，他就陷于階級斗爭的經濟決定論和互助協合的道德決定論的兩難的理論困境。但是他不認為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將階級斗爭譯為階級競爭來緩和由此名詞帶來的「爭奪強掠殘殺」的氣氛(74)， 然后根據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述，從理論上論斷有階級斗爭的歷史是「假」歷史，然后通過階級斗爭來消滅階級斗爭，使人類社會進于「真」歷史之境。所以，階級斗爭不過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體現大同社會精神的互助協合才是改造社會組織的目的。換言之，他主張同時對物質和精神進行改造：

　　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 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75)

　　他認為這樣才可以糾正馬克思學說「抹煞一切倫理觀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會主義倫理的概念。(76)他引述歐俄持相類觀點的思想家的學說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來支持他的觀點。(77)他還進而認為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的大同社會，人自私自利的私欲還會存在，所以還要用社會主義倫理的互助協合精神來改造人類的精神。由此, 李大釗將心物的矛盾統一起來了，將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和孔丘主義的道德決定論的兩難困境創造性地解決了;簡言之，他通過馬克思主義改造了孔丘主義的道德決定論和貴和說，通過孔丘主義改造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論;兩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補。

　　盡管他已經運用上下思維方式，承認經濟因素是道德精神的導因，但是他特別強調道德精神的積極能動作用。他認為，人在了解了歷史發展的規律之后，不是被動地、宿命地聽由歷史規律的支配，「坐待新境遇的到來」(78)，而是主動地運用歷史的規律，充分發揮自由意志，來改造世界，改造社會，來創造歷史，創造未來。很自然地，他由此主張是人創造了歷史，而不是什么超人的東西如神等創造了歷史。

　　斯時，人才看出一切進步只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覺他自己的權威，他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而取一種新態度。從前他不過是一個被動的、否定(消極)的生物，……現在他變成一個活潑而積極的分子了……他愿意把他的肩頭放在生活輪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進動。(79)

　　這樣，他一方面，通過孔丘主義人本思想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物本思想，(80)避免了可能產生的唯物主義的宿命論;另方面，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物本思想和自由主義的民主思想，糾正了長期麻痹中國人思想的唯心主義的宿命論。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李的上述論證，顯示了他曲解了馬克思主義(81)，有的中國學者認為他的馬克思主義不純，摻入了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82);他的朋友和戰友魯迅也說他的有些觀點「未必精當」(83)。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視了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努力，可能看不到他正是批判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不是機械地全盤照搬;可能認識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繼承孔丘主義，而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

　　這正是本文論證的主旨;正是李大釗把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國文化的機體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整體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釗而不是別人，啟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結論

　　1、文化巨人當之無愧

　　李大釗在世界觀、思維方式和歷史觀的所謂三統方面的啟蒙貢獻，已如上述。我們不妨借林伯渠的一首詩來概括他的這種啟蒙貢獻及其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84)

　　他的思想直接哺育啟發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第一世代的中國

　　共產黨人;特別是他的好學生，毛澤東。如果將李大釗比喻為中國近現代文化的巨人，則毛澤東就是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而青出于藍，成就了他不世出的功業!

　　1921年在李大釗的推動下同陳獨秀共同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一個為中國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政治核心組織，北李南陳，成為黨的共同核心。1927年李大釗為他的黨、他的理想和志業奉獻了寶貴的生命。之后的中國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社會，中國革命，正是朝著他在社會的實線中用鮮血劃出的方向前進，而不是朝著胡適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劃出的方向前進;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揚棄了杜威主義。

　　從此，神州免于陸沉之禍!

　　從此，白首之中華，脫胎換骨，成為「青春之中華」! (85)

　　2、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學的基礎

　　李大釗對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啟蒙之所以能夠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成功地從中國的傳統文化汲取營養，然后根據中國的國情，創造性地吃掉了馬克思主義，改造了帝王之學的三統觀，賦予維系中國文明連續性的三統以現代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和內含，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學的基礎，從而使古老的中國文明脫胎換骨，獲得了新的生命。

　　必須強調，三統三位一體，具有不可分的內在聯系, 缺一不可。因此，必須同時改造，否則中國文明仍然無法重獲生機。當然，他只是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開了個頭，進一步的深化、系統化，則有待他的好學生加同志的毛澤東來完善完成了。

　　3、三家互動互補

　　盡管90多來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己未革命時代民主與科學、正義與平等的基調，仍然是今天的基調。馬、孔、杜三家爭鳴的形勢基本未變，而且正在向更高的層次上發展;今天，馬家已定于一尊，成為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新在通過鄧小平理論，豐富了毛澤東主義;孔家已發展成為新孔丘主義(新在通過自我坎陷，建立認識主體，以和諧與人倫為其變奏);杜家也發展成為新自由主義(新在通過道德自主，會通科學、民主、人權)。所以，今天是舊調新唱，在以往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繼續深化民主與科學，闡發正義與平等，輔之以自由與人道，這就是今天中國馬、孔、杜三家并存的文化生態;因此，根本不存在另創新調的問題。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當中國古老的文明已經獲得新生，日益壯大之際，應當站在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比較文化的觀點，重新審視反思己未革命以來有時被過分否定到了荒謬程度的但內容卻無比豐富的中國文化傳統, 包括孔丘主義，而不是來對它再進行一次否定，轉而去擁抱基本上正在開始喪失活力和創造力的西方文明。簡言之，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中國社會主義文明, 必須向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尋求源頭活水，將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則，一直依賴外來的文化思想為其源頭活水，終將有枯萎凋謝的一天。因為引進的外來文化思想，不論在理想上或理論上多么自圓其說，如果同主體思想體系在性質上相異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補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學之輸入中國，絕對無法反客為主，取代原來的主體思想。李大釗之所以能夠起繼往開來、承先啟后的偉大啟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釗的這條寶貴經驗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仍然適用，特別是在歐風美雨又有回潮的跡象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

　　這就昭示了今后構建毛澤東主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華誕之際，特與國人和同道共勉!。

　　注釋

　　第六章

　　(1)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卷1，號1,1915年9月。

　　(2) 1917年2月1日，發表于《新青年》第二期。后收錄于《獨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見于第95—98頁。

　　(3)例如在汪榮祖主編的《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中，沒有一篇討論李大釗的專論。更令人詫異的是，在周陽山、楊獻紹合編的《社會主義——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臺北, 1980年)中，有四篇專文討論陳獨秀，有一篇討論瞿秋白, 但關于一位如此重要的中國社會主義者李大釗的專論竟獨付闕如。臺港和海外華人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嚴重的學術偏見，使人不能不懷疑他們學術研究態度的客觀性。林毓生所著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中國意識之危機》)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4)1921年6月《吳虞文錄》出版，胡適寫了《吳虞文錄序》一文，其結尾寫道: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兩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錘碎，燒去!

　　「拿下來，錘碎，燒去」，同打倒孔家店的意思一樣，只是說法不同。意思說法一樣的，有一段插曲，就是吳虞(曾經寫過《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文章，堅決地反儒非孔，尤其是對朱程理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的反儒急先鋒)，于1919年吳北京拜過胡適，在閑聊中，吳虞說起了非儒反孔的問題。當時胡適正在讀《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這一章，一時靈機一動，借助這個「打」字，隨口說了一句「打孔家店」。后來傳出去，在當時的反孔的氣氛下就變成了「打倒孔家店」了。

　　(5)林毓生認為五四思想革命是‚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m)，對傳統作全盤的排拒。(參看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Symposium;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6) 在人類幾個古老的文明中，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 都沒有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沖擊下徹底喪失信心，而與之全面決裂。甚至蘇聯在大革命之后，人民仍然能夠維持其東正教的信仰。 毋庸置疑，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確有非正統、反正統的思想，但像五四時期這樣激烈徹底的反傳統思潮，則從未有過。(參看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載于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 臺北，1979年)

　　(7) 李大釗稱之為孔子主義(《李大釗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下，第182-183頁，本文則稱為孔丘主義。

　　(8)杜者即杜威主義，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杜威的學生胡適之。杜威主義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流派，而自由主義則是西方資本主義學術思想的泛稱，流派很多，不像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家獨大，一花獨放。

　　(9) 李大釗認為歷史應當「本著新的眼光，去不斷的改作重作」，而且「不要怕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同注(7)，頁677)

　　(10) 如果純從其思想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而言而不考慮其在己未革命時期的社會地位和學術聲望，則李大釗無疑在己未革命的啟蒙思想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歐美漢學家對李倡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作的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參看Benjamin I.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10-27頁; Maurice Meisner 邁斯納,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101頁)邁斯納教授對李給予高度評價：‚Among the intellectuals prominent in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May Fourth Incident，no one had done more than Li Ta-chao to foreshadow and inspire the lat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11) Meisner，Li Ta-chao，第4-5頁。他比較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對傳統的態度，并正確地指出：‚... he( Li)felt relatively free to dissect the tradition, to accept or reject its various parts， and to use what he accepted as he saw fit.(他比較自由地分解傳統，以便接受其精華或揚棄其糟粕，并且采用他認為適合的東西)?

　　(12) 如果從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5月)算起，則他接 受馬克思主義要比陳獨秀早一年。1919年，陳仍在鼓吹自由主義，而且頗受杜威在華傳播實用自由主義的影響。(Beijamin I. Schwartzr， Che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2，1951，第68頁。)

　　(13) 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前的一年，即1918年，他已敏銳地認識到蘇聯大革命的深遠歷史意義。(參看《法俄革命之比較》、《Pan….ism之失敗與 Democracy之勝利》、《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新紀元》等)同當時的其他啟蒙思想家相較，李已走在時代的前列。

　　(14) 李大釗的故鄉，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北望碣石山，東、西、南三面瀕臨渤海灣，有山水之勝，對李的開放活潑、樂觀好動的性格，或不無影響.(李星華，《回憶我的父親》，上海.1981年。)

　　(15) 深受屈原憤世疾俗、愛國憂民的偉大氣質感染。( Meisner, Li Ta-chao，第 2頁)

　　(16)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第10頁。這可能同他生活.在海邊有關。

　　(17) 張靜如、馬漢貞、廖英、錢自強等著，《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 上海，1984年, 第2頁。

　　(18) 李熱衷西方思想，并不是純粹為了吸收先進的知識，而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迫切危機， 所以對于提出具體社會方案的學說很感興趣。(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3頁。)

　　(19) 王朝柱，《李大釗》，《人民日報》(海外版)， 1989年 5月。

　　(20) Meisner， Li Ta-chao, 第220- 221頁.

　　(21) 同上，第 2-3頁。

　　(22) 李大釗未等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就回國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張靜如等著，《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10頁)歷史證明，從書本得到的死學問，往往反而成為革命行動的包袱。

　　(23)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第 15頁。

　　(24)參見《李大釗史學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5) Schwartz，Chen Tu-hsiu, 第68-69頁.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第67-68頁。

　　(26)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歐俄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顯著不同之點是，后者往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經過窮年累月的研究之后才付諸行動，而前者則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才帶著問題在革命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系統的研究。(Meisner，Li Ta-chao, 56頁;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北京，1986年，第 262頁)這樣，就難免對引進的思想學說流于囫圇吞棗，食而不化。(Schwartz，Chen Tu-hsiu，第 65頁)，因情緒化而流于幼稚盲動。

　　(27) 誠如李澤厚所說的，孔丘主義的‚學說、理論、思想，已經熔化滲透在人們生活和心理中了，成了這一民族心理國民性格的重要因素?。(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第 274頁。)

　　(28) 中村元，《東方與歐洲：交流、激發后型塑新思想》，《當代》第 34期，第 22頁。

　　(29)從南方藍色的海洋文明輸入了美國的杜威主義以及西方自由主義的許多其他流派，主要標志性觀念和價值就是民主、科學;從北方黃色沙海的歐俄大陸文明，除了民主科學之外，還輸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義、平等的價值觀;南北雙管齊下，分別以胡適和李大釗為代表，陳獨秀介于兩者之間，為衰老的中國古文明注入了兩股強大的精神和思想活力。

　　(30) 李澤厚謂救亡和啟蒙是五四運動的雙重變奏(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第 236頁)，用「變奏」形容救亡和啟蒙運動，本文則用「變奏」來形容己未革命啟蒙運動的實質內含.

　　(31)朱熹首先提出道統論，然后其弟子黃干正式將之完成，意指二帝三王孔孟之道之傳承統緒，此即所謂道統，宋儒即此道統之承繼者。(詳情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冊中關于「道學、道統與政治文化」一節，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7-17頁)

　　(32) 例如帝王之學的最后一個衛道士張之洞，在同治二年( 1863年)的殿試策中說：「帝王授受心法，以堯舜執中之言為始」;又在殿試策中說：「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等。本文所用之「心法」、「心統」，即本此意，與宋明理學之心學無關。(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古文》，卷212，頁1-2;另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冊，第7-17頁)。

　　(33) Schwartz， Chen Tu-hsiu，第 65-66頁。

　　(34) 孫中山早在1912年就大談「大同世界」、「大同主義」、「大同之治」。(參看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 臺北，1984年，第90-91頁)

　　(35) 李澤厚在其《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中，對當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之所以被拒斥及其后遺問題有詳盡的論述。(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第256-280頁。)

　　(36)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1919年12月)、《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1920年1月)，均見《文集》下，第134-152頁和第 177-184頁。

　　(37)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紀元》、《由縱的組織向授的組織》、《平民政治》、《平民主義》，均見《文集》下。

　　(38) 李大釗，《民彝與政治》、《孔子與憲法》，均見《文集》上。

　　(39) 同上，《民彝與政治》，第174-175頁。

　　(40) 《牢獄的生活》，《文集》下，第10頁。

　　(41) 同上，《 犧牲》，第118頁。李大釗以詩的激情來美化個人為集體利益作出的犧牲。

　　(42) 同上，《平民主義》，第597頁。

　　(43) 同上，第598頁。

　　(44) 列寧曾鼓倡‚世界聯邦?的概念。(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第84-85頁)。李大釗可能受其影響。

　　(45) 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文集》上;《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 、《平民主義》，《文集》下。

　　(46) 《平民主義》，《文集》下，第597頁。

　　(47) 《晨鐘之使命》，《文集》上，第181頁;《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文集》下，第 691-692頁;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1頁; Meisner： Li Ta-chao，第 27頁。

　　(48) 《青春》，《文集》上，第196-197頁;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and the Rise of Mao, 第10頁; Meisner, Li Ta-chao，第 26-28頁。

　　(49)胡適，《胡適文選》，第 40頁。

　　(50)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 230-232頁; Meisner， Li Ta-chao，第107-108頁。

　　(51) 同上，第 233-235頁; Meisner，Li Ta-chao，第150.151頁。

　　(52)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文集》下，第 37頁。

　　(53) 孔丘主義的內外唯心辯證思維，經過南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和明代邱浚的《大學衍義補》加以發展后而更為系統化，成為宋明以后帝王之學的重要構成部分。

　　(54) 五十年代中期及文革時期，紅專矛盾曾成為思想界和理論界爭論的主題。

　　(55) 在孔丘主義學術系統中，史的地位僅次于經，而經中又有史，所謂六經皆史也。

　　(56) 李于1920年7月正式擔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后，歷史學變成了他的專業，從而得以對中外史學的發展和理論作更深入、更系統的探討和研究。他寫了大量的史學論著，為我們研究他的史學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57) 李大釗，《研究歷史的任務》, 《史學論集》，石家莊，第188頁。

　　(58) 同上，《史觀》, 第72頁。

　　(59) 同上，《研究歷史的任務》，第193頁。

　　(60) 同上，《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Rickert)的歷史哲學》，第133頁;《史學要論》，第229頁。

　　(61) 同上，《研究歷史的任務》，第188頁。

　　(62) 同上.第193頁。

　　(63)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河南.1985年, 第486-491頁。

　　(64)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文集》下，第139頁。

　　(65) 他介紹了鮑丹(Jean Bodin)、魯雷(Louis de Roy)、孟德斯鳩(Montesquieu)、韋柯(Vico)等的歷史思想。(參看李大釗，《史學論集》)。

　　(66) 李大釗，《晨鐘之使命》、《青春》，見《文集》上;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第 11頁;Meisner，Li Ta-chao，第 26-28頁。

　　(67)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文集》下，第 544-545頁。

　　(68)《斯大林選集》，斯大林選集(上卷)第118-126頁，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69) 《 庶民之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新紀元》, 見《文集》上.

　　(70)同上，下，頁577-578。

　　(71) 《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文集》上，第 454-455頁。

　　(72) 他說‚有許多人所以深病‘馬克思主義’的原故?, 其中的所謂‚深病?實在是夫子自道。參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同上，第21頁。

　　(73) 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文集》下，第16頁。李大釗的這個論點同胡錦濤任總書記時倡導的和諧社會是多么的契合，所以今后在長期的和平年代建立和諧社會，也是可以從中國近代的革命傳統中獲得寶貴的思想精神資源的。

　　(74) 同上，第18頁。

　　(75)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集》上，第22頁。

　　(76) 見注(72)。

　　(77) 見注(75)，第21頁。

　　(78)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史學論集》，第148-149頁。

　　(79) 同上，第148頁。

　　(80)這個論點同胡錦濤提出的「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不謀而合的。

　　(81)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6頁; Meisner：Li Ta-chao：第六章。

　　(82) 《李大釗同志生平事略》，《李大釗選集》，北京，1959年，第 12頁。

　　(83) 同上。

　　(84) 李明灼, 《李大釗思想研究》，石家莊. 1983年，第 1頁。

　　(85) 見注 (72); 李大釗，《青春》、《晨鐘之使命》, 見《文本文集》上，第200、177頁。

　　(本文是在拙文《李大釗對五四新思潮的啟蒙及其對孔丘主義的初步改造——紀念三個重要的歷史性日子》的基礎上，參照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和新的資料，大幅度改寫的。原文載于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下， 第2173-2200頁。2007年11月8日增訂，2013年二次增訂)

　　參考資料

　　報刊雜志

　　《青年雜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推動文化思想革命。

　　著作

　　中文

　　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載于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1979年。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李大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釗史學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大釗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法俄革命之比較》、《Pan….ism之失敗與 Democracy之勝利》、《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新紀元》、《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縱的組織向授的組織》、《平民政治》、《平民主義》、《民彝與政治》《孔子與憲法》、《牢獄的生活》、《犧牲》、《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晨鐘之使命》、《青春》、《晨鐘之使命》、《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再論問題與主義》、《階級競爭與互助》

       李明灼, 《李大釗思想研究》，石家莊. 1983年。

　　李星華，《回憶我的父親》，上海.1981年。

　　張靜如、馬漢貞、廖英、錢自強等著，《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 上海，1984年。

　　胡適，《胡適文選》

　　王朝柱，《李大釗》，《人民日報》(海外版)， 1989年 5月。

　　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

　　中村元，《東方與歐洲：交流、激發后型塑新思想》，《當代》，第 34期，第 22頁。

　　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 臺北，1984年。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河南.1985年。

　　龔忠武，《李大釗對五四新思潮的啟蒙及其對孔丘主義的初步改造——紀念三個重要的歷史性日子》，原載于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下， 第2173-2200頁。

　　黃小堅，「華僑為革命之母」考辨。

　　英文

　　Benjamin I.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Benjamin I. Schwartz， Che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2，1951.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urice Meisner ,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Symposium;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June 1978)

　　結論

　　注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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