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龔忠武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師從費正清，獲得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生在中國大陸，后來隨父母到臺灣，后來去美國留學工作定居。他在美國治學期間，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深刻認識了毛澤東之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從而轉向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認同了祖國大陸。他曾在美國麻州波士頓學院講授中國與東亞歷史，后來與紐約僑社愛國華僑合作共同創辦了《僑報》華文報紙，并擔任周報總主筆、日報主筆、特約撰述。他曾經兩次來烏有之鄉做過演講，學識反響很大。這次烏有之鄉向龔忠武先生約稿，龔忠武先生非常認真地積極回應，將給我們發來系列文章，主題文章12月份中下旬將傳給我們。現在先發來背景文章，以做鋪墊，歷史研究價值很高。】

　　【作者按語：毛主席的不世功業，舉世公認，作為一個體制外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我對此尤有深切體會。所以這些年來，一直作為個人的一個學術挑戰、一個中國人的職責，不斷探索研究毛主席的豐功偉業、深邃思想、崇高人格，以及對中國和世界人類的影響，并形諸文字，就教高人。

　　主題文章一篇：《毛主席還是一位革命的歷史學家：李大釗、楊昌濟的一位好學生—紀念毛主席華誕120週年》(毛主席，不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學家，而是革命的歷史學家)

　　副題文章兩篇：

　　一篇是：《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878-1881)》(張之洞晚清帝王之學的代表人物，毛主席開創的人民之學，同張的中體西用、內圣外王的帝王之學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有一種內在的聯系，而且張之洞在擔任湖廣總督18年期間，在兩湖除了興辦現代工業之外，還建立新軍和興辦現代教育，對青少年時代毛主席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或不無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篇是：「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了誰的命?」(從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宏闊視野，對革命兩個字聯系到1911辛亥年10月的政治革命、1919己未年5月的文化革命這兩大歷史事件所含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進行論證和闡發)

　　兩篇副題文章，是主題文章的鋪墊，旨在提供理解主題文章必要的背景知識。

　　需要說明，個人強烈認為，毛主席是座珠穆朗瑪峰，千姿百態，美不勝收;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遠近各不同;詩人、書法家、文豪、革命家、戰略家、政治家、軍事家……頭上戴著的桂冠，不一而足，真有說不盡的風流，道不盡的才情。

　　筆者忝為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除了認同上述各頂桂冠之外，還特別對毛主席是位歷史學者—一個不是一般意義的「革命歷史學家」--的風流才情，特別癡迷，所以特別借此祝壽機會，再奉上一頂「革命歷史學家」的桂冠。

　　筆者特別強調，鑒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伊犁危機、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這三大歷史事件中，探索毛主席這座珠峰造山運動的歷史偉力。再者，歷史偉人必有傳承，誠如科學巨人牛頓所言，他是站在許多前輩科學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就其不世出的科學偉業;毛主席亦然，同樣基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張之洞、李大釗、楊昌濟這三位巨人身上，探索毛主席的思想傳承。

　　現傳上第一篇鋪墊文章，《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第二篇鋪墊文章稍后不久即可傳上，主題文章則將于12月中下旬適時傳上，以供卓裁，并供海內外炎黃同道知音分享并不吝雅正。】

　　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878-81)

　　--試論中華幽燕文化板塊同歐俄文化板塊（1）在中亞（2）伊犁之碰撞

　　(初稿，2013年)

　　總目錄：

　　章次

　　一、序言

　　1、破題—題旨

　　注釋

　　參考資料

　　2、前提示性假設

　　注釋

　　參考資料

　　二、置身中俄外交風暴漩渦

　　1、域外飛來的災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注釋

　　參考資料

　　2、驚人預見、洞窺天機

　　注釋

　　參考資料

　　中

　　章次

　　三、決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諾，喪權、失地、辱國

　　注釋

　　參考資料

　　2、和戰兩難

　　注釋

　　參考資料

　　3、呼喚國士、臨危應命

　　注釋

　　參考資料

　　4、人微不再言輕

　　注釋

　　參考資料

　　下

　　章次

　　四、戰爭邊緣、廟堂論和戰

　　1、主和派反撲

　　2、抗俄派回擊

　　注釋

　　參考資料

　　五、清議成了唇槍舌劍的擋箭牌

　　注釋

　　參考資料

　　六、熊口奪食、收回伊犁

　　注釋

　　參考資料

　　七、結論：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注釋

　　參考資料

　　八、后提示性假設

　　注釋

　　參考資料

　　附錄：

　　一、張之洞伊犁危機奏摺一覽表

　　二、地圖：

　　1、清初疆域圖

　　補充圖：清初開疆拓土圖1600-1770

　　2、19世紀沙俄帝國版圖全圖

　　補充圖1：17世紀沙俄并吞西伯利亞圖

　　補充圖2：19世紀沙俄中亞擴張圖

　　3、中俄西北邊界圖·伊犁九城位置圖

　　4、沙俄侵占中國西北邊疆領土圖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縮寫

　　《紀澤外交》=李恩涵，《曽紀澤的外交》,臺灣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5)，1982年。

　　《李全集》= 《李文忠公全集》

　　《李函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或《李全集函稿》

　　《外交史料》=《清季外交史料》

　　《張全集》=《張文襄公全集》

　　《左全集》=《左文襄公全集》

　　HIC=Immanuel C.Y. Hsu,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NCH = North China Herald

　　上

　　目錄

　　一、序言

　　1、破題—題旨

　　注釋

　　參考資料

　　2、前提示性假設

　　注釋

　　參考資料

　　二、置身中俄外交風暴漩渦

　　1、域外飛來的災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注釋

　　參考資料

　　2、驚人預見、洞窺天機

　　注釋

　　參考資料

　　附錄：地圖：

　　一、清初疆域圖

　　補充圖：清初開疆拓土圖1600-1770

　　二、19世紀沙俄帝國版圖全圖

　　補充圖1：17世紀沙俄并吞西伯利亞圖

　　補充圖2：19世紀沙俄中亞擴張圖

　　三、中俄西北邊界圖·伊犁九城位置圖

　　四、沙俄侵占中國西北邊疆領土圖

　　一、序言

　　1、題旨

　　本文為什么說1878年至1881年的中俄伊犁危機(3)，出了個張之洞，而不說是出了個左宗棠(4)或曽紀澤?

　　在這場長達三年之久、從中俄交涉激化為中俄伊犁危機中，中國之所以能夠有驚無險、從沙俄手里和平收回伊犁，取得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殘勝」(5)，原因當然不止一端。史家一般公認，應當主要歸功于左宗棠的利劍兵威、曽紀澤的妙舌機變。然而，對于作出同樣重要貢獻的張之洞的健筆雄文在伊犁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史家雖然也有所著墨，甚至有所美言，但一般遠遠不及對左宗棠和曽紀澤的濃墨重彩，至多也只是認為他不過起了對主角之一的曽紀澤的陪襯作用而已。甚至有的老一輩的清史專家如蕭一山，更批評張之洞的抗俄言論過激，「虛憍以自張大，徒引起外人反感而已」(6)，可能激起反外仇外情緒，反而幫了倒忙。

　　本文卻認為，左宗棠、曽紀澤、張之洞三位國士，對中國在伊犁交涉中贏得殘勝，均作出了重大貢獻;左宗棠的利劍兵威，曽紀澤的妙舌機變，張之洞的健筆雄文，三劍合璧，各展所長，方建奇功，缺一不可。所以，為了彌補伊犁交涉的研究中存在的這種重左、曾而輕張的缺憾和失誤，本文特別突出了張之洞的作用，而說「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但必須強調，本文絲毫沒有厚此薄彼、將張之洞凌駕左宗棠、曽紀澤而上之的意思，而是要就事論事，給予當事的歷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適當評價;否則，就是矯枉過正，有失歷史真相，走向了反面。(7)

　　其次，因為在伊犁危機爆發時，左宗棠已經由于平定了大規模的西北回亂，收復了新疆，而建立了「功在當代、嘉惠后世」的不朽功勛，成為同曾國藩并列的中外同欽的一代名將功臣，即使沒有伊犁危機，他的這個歷史地位也絲毫不容動搖;至于曾紀澤，家世顯赫，伊犁危機爆發時，拜他父親的余蘟，已是世襲侯爵，先是在京候職，不久即受命為駐英法大使的二品大員，成為國內外熟知的曾侯了。

　　所以，對左宗棠、曾紀澤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多一個伊犁危機，少一個伊犁危機，對他們個人的歷史定位和聲望，基本上沒有太大影響，只是起了錦上添花的作用;曽紀澤的貢獻，世多美言，但作為一個辯士，就是妙舌如簧，如果沒有左帥的利劍，張之洞的健筆，也將「不得言，亦不信」(8)而且世襲的光環，實難同經由軍功科場正途獲得的光環同樣亮麗。

　　然而，對張之洞而言，卻完全不同;他在臨危赴命的時候，只不過是個「館閣后進，章句小儒」(9)，窮困的小京官，一個六品的教習庶吉士，一個小有文名的詞臣諫官，就連上奏言事的資格都沒有。然而，正是這個「時會多艱」(10)的伊犁危機，為他這個素懷經世之志、志在國家天下的一介書生文士，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經世報國的機遇，單靠一只健筆，為朝廷出謀劃策，釋疑解惑，贏得了慈禧和滿洲王公大臣的信任和賞識;從而得以同左宗棠的利劍、曾紀澤的妙舌，三劍合璧，乘同光中興勢頭的余輝，消解了中俄伊犁外交風暴，贏得了外交上的殘勝，轉危為安，保全了伊犁，捍衛了新疆。

　　正是由于建立了這個功在社稷的殊勛，使他在1879年至1881年短短兩三年的時間里，由一個六品的教習庶吉士或者一個五品的洗馬小京官，奇跡般地跳升為山西巡撫的二品大員，封疆大吏，坐鎮一方。這不但是張之洞個人宦途中的奇跡，也是同光中興后期官場上的一個奇跡，單靠一只筆桿子，而不是像曾、左、胡、李等中興名臣單靠軍功，而成為封疆大吏、國家柱石的特例。(11)

　　伊犁危機這個歷史機遇，讓他證明了他堪當大任，具備作為國家柱石棟梁的學養和膽識，作為維護滿洲王朝政權的忠臣，作為亂世中力挽狂瀾的智勇雙全的國士;更重要的是，就本文主旨而言，從他在伊犁交涉的過程中所提出的的二十多份奏折中，揭示了帝王儒學同儒生儒學的異同，展現了一個中華帝國第一支筆桿子的文采風范(12)，甚至展現了--但至今仍未得到史家公認的--賴以奠定他在中國近代思想上地位的中體西用思想的芻形;更初步展現了他作為具有深厚經史儒學學養和文采的一代儒臣;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中華儒道文明之帝王儒學(或簡稱帝學imperial Confucianism)最后的一個杰出儒臣的典范。這同在伊犁危機中，左宗棠展現了一個力挽狂瀾的儒將的風采，曽紀澤展現了一個中國近代開明外交家的風采，大異其趣，各得風騷。

　　所以本文立論說，伊犁危機為張之洞提供了一個建功立業、安邦定國的歷史契機，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而不說出了個左宗棠，出了個曾紀澤。

　　抑有進者，伊犁事件之后的第四年1884年左宗棠便衰老病逝，退出歷史舞臺;曾紀澤雖于1886年回國後先后在海軍衙門、總理衙門、兵部等部門任職，但終因清流保守派例如號稱名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認為他 「平日傾心泰西，吐棄周孔」，「總謂西人百倍于中朝，西法遠踰乎孔教」，(13)，對他的忠誠打了個大問號，以致未能放手施展抱負和才華，而于51歲的盛年抑郁早逝(1839-1890)。而比他只大兩歲的張之洞(1837-1909)，卻從此平步青云，更上層樓，得以盡展才華，得償報國之志，由山西巡撫而兩廣總督而湖廣總督而入閣拜相，位極人臣，從而在風云變幻的晚清歷史上，成為一個在暴風雨中身系王朝和國家民族安危的大臣，一個在歐風美雨的狂潮下維護以儒立國、立足于一脈相承的儒道的帝王之學、從而起著承上啟下作用的一代儒臣。

　　身處亙古—不僅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張之洞的這些輝煌的功業，歸根結底，可以說都發端于伊犁危機;如果沒有這次伊犁危機，也許就沒有後來歷史上的張之洞。

　　所以說，伊犁交涉出了個張之洞，而不說出了個左宗棠、或出了個曾紀澤。(14)

　　注釋：

　　[作者按：注釋的功用，一般是注明正文論述所引用的參考資料的來源出處，即重在注，發揮其考據的功能，而很少釋。本文則兩者并重，有時更重于充分發揮其闡釋的功能，這樣既可以避免干擾正文論證行文之流暢，影響一般讀者的興致，還可進一步深入闡發正文對題旨意猶未盡之處，以便專家學者或有興趣刨根問底者指正問難，所以一般讀者可以從略。]

　　(1)板塊的概念借自地質學最新的板塊構造理論(Plate Tectonics)，

　　現已被廣泛應用于文化、文明、文學、歷史等人文領域的探討研究，例如文明板塊、文化板塊、甚至文學中之辭賦板塊說等。伊犁危機屬于歷史問題，板塊構造理論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概念和構成的子板塊之間互動的動態概念(參見于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特別有助于深入說明伊犁危機主要涉及的中俄兩大帝國板塊和兩大文明板塊在中亞伊犁碰撞的動態現象;當然也涉及大英帝國板塊和穆斯林文明板塊，但相對于伊犁危機而言，這僅是次要的宏觀力量或因素。

　　在這次危機中，同時隱約發生宏觀作用的歷史偉力還有渦旋運動，就是中華幽燕文化的蝸旋運動和俄羅斯文化的渦旋運動，但相對于板塊運動而言，這是次要的，間接的，雖然也是根本性的。所以本文在論述中，著重中俄兩大文化板塊的碰撞，而非中俄兩大文化蝸旋運動的向心力、離心力的互動。(分別參見附錄地圖，圖一、二、三、四)

　　(2)中亞是個復雜和變動的地理、民族和文化的概念;顧名思義就是亞洲之中，中央的亞洲，亞洲的腹地，就是里海到大興安嶺之間或伏爾加河到興安嶺之間的草原、沙漠、森林、山脈交錯的廣大地區，也稱內亞，或中歐亞、內歐亞，以及其中的居民、及其歷史、文化;細言之則有西方人的中亞，有俄國人的中亞，也有中亞人自己的中亞。本文的中亞，是中國人自己概念，源自中國歷史上習稱的「西域」(西陲、西疆)，也同「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當然其范圍則隨著朝代而不同，到了清代中期也即本文論述的時期，則同新疆密切相關，新疆取代了古代的西域，中亞的新疆是指新疆及其比鄰地區的部族、國家和文化，而新疆的中亞則包括蒙古、部分的甘肅、青海、西藏。(參見潘志平、石嵐，《新疆與中亞及有關的地理概念》，《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9月號;(美)司徒琳著，范威譯，《世界史及清初中國的內亞因素》，《滿學研究》，第五輯，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還可進一步參見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Beacon Press Books, 1967;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 詳情將在作者正在撰寫中的《從河洛核心的華夏文明到幽燕核心的中華文明》中，進一步深入論述。(參見附錄地圖一)

　　(3)就本文主旨而言，所謂的「伊犁危機」，特指中俄伊犁交涉的最后階段而言，也即從1878年8月清廷正式任命崇厚使俄起至1881年2月曽紀澤與沙俄廢除崇厚所訂之約(《里瓦幾亞條約》或簡稱《崇約》)并簽訂新約(《中俄伊犁條約》)為止。或更嚴格地說，是指危機已經發展至戰爭邊緣，到了要兵戎相見的地步，也即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2月訂約前的半年左右的時間。

　　一般論述這次中俄伊犁事件的中文論著，都用伊犁交涉，也有使用伊犁事件或伊犁問題的，例如劉伯奎的《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很少使用伊犁危機。如果是伊犁交涉，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則應從1871年7月沙俄出兵正式占領伊犁算起到1981年2月中國與沙俄締結新約，收回伊犁為止。徐中約在其權威的英文著作《伊犁危機—中俄外交(交涉)研究，1871-1881》(Immanuel C.Y. Hsu,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HIC，以下簡稱徐著)中，就是采取了廣義的伊犁交涉而進行論述的。但吊詭的是，他的英文正題用的是「伊犁危機」(Illi Crisis), 按照題意，應該只是處理伊犁交涉的最后階段，所以從標題上來看，命題和內容是有矛盾的;但也有個說法可以解套，就是小題大做;伊犁危機是個小題，但他放大了來做，從所涉的方方面面，分析造成危機的近因遠因，以及前后過程，這就是他大著的副題，中俄的外交(交涉)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的含義了。這就是說，小題大作了，核心主旨是危機，但放大了做，照顧到各個方面，甚至還大量參考了英文的外交檔案和論著，所以徐著應該算是中外論述中俄伊犁危機的論著中最權威、最翔實、最全面、而且是最客觀的一本專著了。但由于題旨所限，徐著基本上是一本外交、政治史，對所涉及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只有割愛，本文則濃墨重彩，予以突出，這就是本文的副題的意思，著重中俄兩大文明的碰撞。

　　本文基本上是小題小做，因為本文只是篇專論，而徐著則是一本專著，論述的空間大多了。

　　就交涉而言者，主要是從外交的層面來對伊犁事件進行論述，所以本文視情況需要時，有時也使用「伊犁交涉」這樣的用法，并視情況需要偶爾也會使用「伊犁事件」這樣中性的用法。

　　需要強調，就本文主旨而言，將題旨限定為伊犁危機最為切題，因為張之洞正是當伊犁事件、伊犁交涉發展到危機的階段而臨危赴命的;而且也只有在伊犁交涉發展成為危機時，才能時勢造英雄，使他這個人微言輕的小京官，一朝成了人人景仰的抗俄大英雄!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4)清政府自1871年9月得到俄國駐京公使正式通報出兵占領伊犁后，即命伊犁將軍榮全、幫辦大臣景廉同沙俄交涉，但均無成效。到了1876年年底，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奏請朝廷授權，由他負責主持同沙俄交涉歸還伊犁的一切有關事宜。1877年8月，清廷正式授權左宗棠，「所有交收伊犁事宜及現議各案并以后西北各城交涉事件，統由該督臣相機籌辦」，(參看《外交史料》)，卷10， 頁32b, 1877年8月11日)以一事權。當然，在沙俄百般阻撓下，左宗棠同沙俄的交涉也未能取得實質進展。所以單就伊犁交涉的外交談判本身而言，左宗棠并未作出足可稱道的關鍵性貢獻。但就伊犁交涉之最終能夠迫使沙俄吐出既得之土地和利益，又不得不歸功于他在新疆的兵威和他對沙俄所持的強硬立場。此即本文所謂之左宗棠之利劍之含義。詳情參見下文第二章、節1，注( 19)、(20)。

　　(5)所謂殘勝，是相對于崇厚所訂的《里瓦幾亞條約》的慘敗而言，曽紀澤所訂的《伊犁條約》雖然收回了不少失地權益，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個屈辱的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所以謂之殘勝。詳情見下文。

　　(6)蕭一山，《清代通史》(三)，卷下，第17章新疆之勘定與建省，頁1001。臺北商務印書館，1961年。

　　(7)徐著，尤為難能可貴者，是對左曾張三位國士在伊犁交涉作出的關鍵貢獻，都如實地作了恰如其分的客觀評價。作者深受其秉筆直書的史筆的啟發。

　　(8)《外交史料》，卷18，頁31b;，《張全集》，卷2，頁14b：「我茍無備，俄人知我虛實，肆其恫喝，雖有辯士，將不得言，言亦不信。」誠為的論!

　　(9)張之洞，《李少荃傅相七十壽序》，《張全集·駢文》， 卷223，頁28。

　　(10)同上。

　　(11)詳見下文后提示性假設。

　　(12)NCH(《捷報》), May 18,1880，頁422-423。另參看本文第三章、節3、注釋(27)、(28)。

　　(13)《外交史料》，卷19，頁5-6;李恩涵，《紀澤外交》,頁75-76。

　　(14)像這樣一件對張之洞一生儒臣功業的發端具有如此關鍵影響的重大事件，居然在一些有關張之洞的專著專論中，竟完全被忽視了，例如王佩元、李建良的《張之洞全傳》;雖然有所論述分析，但未濃墨重彩，深入分析，總讓人感到意猶未盡，例如張家珍的《舊朝新聲--張之洞》，謝放的《張之洞傳》、劉平的《張之洞傳》、何曉明、馮天瑜的《張之洞評傳》、張秉鐸的《張之洞評傳》、馬東玉的《張之洞大傳》、孫廣權、孫建的《南皮香帥—張之洞正傳》等，均或多或少有此失誤。唯一花了相當篇幅、作了比較充分鋪陳敘述的，要算是唐浩明的《張之洞》，但畢竟是本歷史小說，不是歷史，其中有些情節完全出于虛構想象，難免不符歷史真相，以致誤導讀者。然而，同樣是歷史小說的《晚清棟梁—張之洞》(楊敏著)竟然完全無視伊犁危機對造就張之洞成為晚清棟梁之才的重要性，只字不提伊犁這兩個字，真是令人大惑不解!對上述各專著作詳細的評論，既為篇幅所限，也非本文的主題，故從略。有鑒于此，本文或會被視為一篇為張之洞平反之作。張之洞的歷史定位，詳見下文結論和后提示性假設。

　　參考資料

　　中文

　　一、文獻文集

　　《外交史料》

　　《張全集》

　　二、論著

　　馮天瑜，張之洞評傳，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何曉明、馮天瑜，《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南京。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78年，臺北南港。

　　李恩涵，《紀澤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臺北。

　　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

　　劉平，《張之洞傳》，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甘肅蘭州。

　　馬東玉，《張之洞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沈陽。

　　潘志平、石嵐，《新疆與中亞及有關的地理概念》，《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9月號。

　　彭有元，《末代名臣·張之洞》，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出版公司，1994年，臺北。

　　孫廣權、孫建，《南皮香帥—張之洞正傳》，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北京。

　　司徒琳(美)著，范威譯，《世界史及清初中國的內亞因素》，《滿學研究》，第五輯，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唐浩明，《張之洞》(上中下)，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北京。

　　王佩元、李建良，《張之洞全傳》，長春出版社，1997年，長春市。

　　蕭一山，《清代通史》(三)，卷下，第17章新疆之勘定與建省，頁1001。臺北商務印書館，1961年。

　　謝放，《張之洞傳》。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

　　楊敏，《晚清棟梁—張之洞》(上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北京。

　　于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張家珍，《舊朝新聲--張之洞》，INK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臺北。

　　張秉鐸，《張之洞評傳》，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臺北。

　　英文

　　Fairbank，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

　　Hsu，Immanuel C.Y.,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HI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Lattimore，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Beacon Press Books, 1967.

　　NCH(《捷報》)

　　2、 前提示性假設

　　「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這個充滿戲劇性張力的宏闊歷史場景，含有三個部分：一個是伊犁危機，這是客觀的形勢;一個是張之洞，主觀的歷史人物;然后是兩者在復雜多變的宏闊歷史場景下的交叉互動。

　　本文旨在于這個宏闊歷史場景的重現，但重現的方法不是講故事，不是考據，更不是歷史材料的剪接編織;其中有敘事，但不止是敘事，這些都是傳統的史學、流俗史學、鉆牛角尖的史學，只是手段，不是旨在探索歷史運動規律和歷史動力(或謂之歷史力學也無不可)的科學史學;本文嘗試利用目前現有的歷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心理歷史學、社會歷史學)、自然科學等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正在探索的動態歷史學、量態歷史學，全面深入探討張之洞在這幕宏闊歷史場景的揭幕、展開和謝幕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深遠的后續影響。

　　為了便于深入揭示這段歷史進程的啟動、展開和結束，特擬定

　　下列八個提示性假設：

　　首先假設，張之洞這個歷史人物，在1878至1881年的伊犁危機中，是而且只是作為一個「帝王之學」的典型儒臣，崛起於晚清政壇和國際外交界。并設定張的崛起，就思想意識形態層面而言，主要歸因于同光中興時期(1)帝王之學的振興和他與之相應的深厚的儒學學養，可謂其成也儒學。

　　提示性解說：何謂「帝王之學」?何謂「儒臣」?

　　這兩個概念，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非常重要，必須明確說明其含義。首先請言何謂帝王之學。最好還是根據張之洞自己的理解來回答。他在1863年也即26歲時高中榜眼的《殿試對策》中，將列為《四書》之首的《大學》視為「帝王之學」的藍本，并且將宋代的真德秀(1178-1235)和明代的邱濬(1420-1495)視為《大學》的權威詮釋者：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主要在修內，闡明了定心、誠意、修身的內圣功夫，奠定了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丘濬的《大學衍義補》則在用外，闡明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功夫，列述了歷代治國平天下的典章制度、嘉言善行。張之洞認為，經過這兩位帝學儒臣的權威闡釋，儒家帝王之學的「經世大法犁然可觀」，而后「明體而達用，化民而成俗」。(2)

　　簡言之，經典的帝王之學，立基于內圣而外王、明體而達用;然后又外王而內圣，達用而明體的唯心辯證思維。對大學作出這樣的理解詮釋，才是正宗的帝王之學，奉行這種帝王之學的臣子才能稱之為真正的儒臣;否則就是小儒之學，俗儒之學。后者或專精于訓詁詞章，或專究精微而遺實事，背離聖賢之中道、正道、大道。這是張之洞對帝王之學的理解，并在為人處世施政上，終生奉行不渝。(3)

　　就本文題旨而言，張之洞在應對伊犁危機這樣重大的軍國大政上，又豈能例外?

　　其次，何謂儒臣?顧名思義，臣者乃在職之政府官員也;儒臣者在理論上正確理解大學精意、精神和旨意的政府官員。按照儒家帝學的傳統，宋代名臣歐陽修所下的定義最為切中本文的題旨，他將“儒臣”界定為“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也。”(4)這正是內圣外王、明體達用的最好、最切題的詮釋;張之洞在伊犁交涉中所起的作用，正是這一定義的具體體現，所以本文將張之洞定性為儒臣，帝王之學的儒臣。有內圣而遺外王，重外王而輕內圣;有體而無用，重用而捨體，都背離了帝王之學的本意，必須兼而有之，辯證統一，方為儒臣之正宗、正道、大道。(5)

　　其次假定張之洞的健筆，煥發出一種振聾發聵、激發人心、凝聚心志的強大精神思想力量即心力，加上左宗棠的利劍展示的威力的強力支撐，曽紀澤的妙舌展現的智力的機變運作，三力合璧，方促成沙俄歸還伊犁，缺一不可。

　　提示性解說：按照動態歷史學和量態歷史學，(6)心力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基本力量。作為一個儒臣，張之洞所起的心力的作用，源自他深厚的經史學養、典雅的文采風流(7)、縱橫議論的深潛才思，以及儒臣內在的經世濟民的赤誠之心。張之洞所具備的這些資質和操守，足以激蕩人心，振奮士氣，振聾發聵，讓中樞重臣和朝野士大夫敬仰信服，從而形成一股儒林景從、令侵略者敬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在伊犁事件的關鍵階段，通過清議、清流機制，以一枝堪比賈誼、蘇軾的健筆，在關鍵時刻起了一個儒臣所起的不可或缺的「決疑定策，安邦定國」的關鍵作用。

　　而且，必須突出強調，一個真正的帝王之學的儒臣其個性、文風、作風，必須切于實用，而非像一般文人儒生放言高論、夸夸其談、脫離實際。(8)正是由于具有這樣少有的綜合品質和學養，張之洞才終得以在清流黨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晚清的一代儒臣。(9)

　　第三、假定面對伊犁危機，作為一個志在天下的儒臣，素性不尚空談、講求學以致用、經濟實學的張之洞，既迫于時勢，更是出于本能性的帝學學養，臨危赴命，專注投入時務時政，開始究心洋務，為朝廷出謀劃策，釋疑解惑，充分展現了一個典型儒臣的風采;標志張之洞開始致力尋求儒家現代化的著名的中體西用思想，于是初具雛形。(10)

　　提示性解說：為了應付伊犁危機可能引起的沙俄嚴峻的軍事挑戰，已經覺察到帝王之學內圣的智慧或有不足，特別是日益感到外王之謀略、手段、經驗，已經難以抵御外侮，安邦定國，遂自覺地被迫解放思想，拓寬視野，將思維從內圣轉向外王，從明體轉向達用，承襲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謀略，力主海防塞防并重，大力敦促朝廷整軍經武，購買西洋兵器軍艦，點將練兵，積極備戰，以維護領土的完整和民族尊嚴。伊犁危機從而大大豐富了他作為儒臣的傳統經世思想，開拓了他儒臣的視野。

　　第四、假定張之洞抗俄主張和謀略之所以得以實現，最后宏觀地分析起來，主要歸因于抗俄的決策是在以幽燕核心取代河洛核心所構成的中華帝國板塊結構的史場中實施的;板塊結構的堅韌性和本能性的自衛反彈力，為張之洞--當然還有左宗棠、曽紀澤--抗俄拒俄的努力，提供了強力的結構性支撐。

　　提示性解說：清帝國的板塊結構，約於1800年左右也即乾隆的十全武功(11)完成之時基本打造完成;(12)質言之，約在這個歷史時刻，中華帝國在以幽燕廣闊地帶為核心的基礎上，通過八旗兵力、儒道傳統和佛教信仰煥發出來的渦旋運動的巨大向心力、凝聚力，完成了版圖疆域的整合、民族的融合、文化思想的綜合，或簡稱之為三合過程(13)，建造了國史上從未有過的、具有無比堅韌的抗震抗壓力的有機板塊(14)。對乾隆十全武功作過深入研究的莊吉發氏，對清初這個三合過程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

　　滿洲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襲傳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積極整理邊疆，增進邊疆與中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種關係，加強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備近代世界各國公認的關於領土主權所包含的基本內容，經過清代長期的統治，滿漠畛域，逐漸消弭，各部族之間，日益融和，漢滿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數部族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終於奠定版圖遼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15)

　　如果說秦始皇奠定了中華帝國在東亞的版圖疆域，那么清初諸帝就奠定了中國在近代世界的版圖疆域。

　　由此假定，要將這樣的一個有機整體割裂剝離出去，顯然必然會遭到整體板塊的反彈抵制;進而假定，要將構成帝國龐大的母板塊的一部分的三北板塊—東北、正北、西北--中的伊犁地區的子板塊，(16)從龐大的帝國母板塊中割裂出去，必然會引起整個板塊內在本能性的強力自衛反彈,其反彈力也隨各個子板塊在歷史上、地緣上和政治上，在母板塊中所處區位的重要性而異。(17)

　　張之洞，作為一個博古通今、熟讀中國歷史尤其是接受清朝滿洲化歷史觀的漢族歷史人物--或者以歷史的語言來說，就是將這種自衛反擊的歷史性行為，通過歷史觀滿化的漢人張之洞而人格化--站在歷史前沿，對另一個外來的俄羅斯帝國板塊的撞擊，也即對沙俄帝國的侵略，作出堅決的還擊;換言之，張之洞—-當然還有與他同聲氣的清流黨人或擴而大之，一般清議的士人文人-—的行為，也可視為這種板塊堅韌性的人格化的體現。而且，還可以設想，這個板塊在下意識里，對張之洞的「決疑定策、論道經邦」的思辯，起著框架般的支撐作用。

　　第五、本文假定，張之洞在伊犁危機大戰一觸即發的最后關鍵時刻，為朝廷謀劃備戰方略時，或許受到他的前輩，戰略家左宗棠之視中俄伊犁危機基本上為一場大陸戰爭的概念的啟發，竟然展現了一個軍事戰略家豐富的想象力，意識到并深刻認識到中俄兩國的軍事較量將是兩個陸權大國的較量，鑒于所涉地域遼闊，地形復雜，交通后勤困難，所以提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和全民抗俄的持久戰和消耗戰的長期戰爭的概念，切中俄兩大陸權國家戰爭的本質和特點，可謂知己知彼，對手俄方的軍事家和戰略家也必有同感，可能因而打消了訴諸一場絕無勝算的戰爭博弈。

　　提示性解說：張之洞認識到，中俄的伊犁危機，是兩個陸權大國在中亞以致延伸到在三北的碰撞;兩國邊疆萬里接壤，一旦兵戎相見，其碰撞的規模和激烈程度，絕非俄國同中亞幾個部落小國的碰撞可以相比，因此將是一場難決勝負的持久戰和消耗戰。

　　而且張之洞似乎也意識到，俄國的地緣戰略重歐輕亞，刻意尋找出海口(18)，這同與中國爭奪伊犁地區的控制權，完全相悖，所以他判斷，沙俄不會選擇在伊犁地區同中國進行戰略較量，走向戰爭;當然，這是一場拿國家命運當籌碼的賭博。

　　張之洞堅定的抗俄立場，加上他富于想象力的戰略和戰術方略，戳破了沙俄的詭詐恫嚇，迫使對手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從而在伊犁交涉中為中國贏得了主動權。李鴻章的一味妥協讓步，刻意貶低新疆的戰略和經濟價值，貶低左宗棠在西北和新疆平定回亂取得勝利的兵威，誤聽了英國貌似友好的建言，更中了俄國人的外交詭詐圈套，因而作出誤判。(19)

　　第六、假定張之洞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到壞事可以轉變為好事的辯證道理，三北落后是壞事，但正是落后，在這里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堅船利炮，而是傳統的金戈鐵馬，弓矛利劍，仍然有用武之地，壞事變成了好事。

　　提示性解說：同在海疆與船堅炮利占絕對優勢的歐美的海洋文明碰撞不同，伊犁危機一旦訴諸武力，在有異于海疆的中亞這種特殊的時空場景中，中俄雙方皆無絕對優勢。

　　第七、本文假定，張之洞以低微的京官小吏，破格提升，參與軍機，固然由于個人的稟賦才情、過人的膽識，但也要拜同光中興雖衰而未竭勢頭之賜，仍然能夠承續同治中興的余緒，不拘一格提攜獎掖重用人才。

　　提示性解說：顯然迫于形勢，清廷不得不破除在三北邊疆重地禁用漢人的祖宗之法，起用漢人獨當一面，如左宗棠、劉錦堂，并重用曽紀澤、張之洞。由此或可部分證明，同光時期的慈禧太后和滿人王公大臣，仍然是清醒的，大體上是稱職的，仍然勵精圖治，力圖自強，并非如一般史家所描述的那樣顢頇昏聵，腐敗無能，不能與光緒中后期時的慈禧相提并論，混為一談。

　　第八，本文假定伊犁危機期間，雖然中華帝國在中亞同俄羅斯斯拉夫的大陸文明板塊、大英帝國海洋文明板塊和穆斯林文明板塊發生碰撞，特別是同前者發生激烈的碰撞，但張之洞此時并未深刻認識到儒家的傳統天下觀面臨近代化轉型為近代民族國家世界觀的緊迫性(20)，雖然已經隱約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所以基本上依然依靠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和經驗應對伊犁危機。

　　提示性解說：鑒于伊犁適處于中亞游牧民族的多民族、多信仰的交匯地帶;質言之，也即處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中華儒道文明、大英帝國海洋文明、奧斯曼(鄂托曼)伊斯蘭文明的混融交錯、矛盾叢集的地帶，(21)張之洞汲取馮桂芬以夷制夷的謀略，并汲取中國縱橫家的智慧，富有創意地將之應用于世界范圍，利用各大帝國利益的矛盾，拉攏利誘，為我所用，相互制衡。這正是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的初期應用。

　　下面根據這些提示性的假設，對題旨展開史實上和學理上的論證。

　　注釋：

　　(1)一般將同治朝(1862-1874)稱之為同治中興;但為了本文的目的，特將1862至1884年界定為晚清的同(治)光(緒)中興時期，也即起自同治初年止于中法戰爭。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的中期，進入朝代循環周期，內憂外患相逼而至，天下大亂，王朝頻臨覆滅危險，但隨后又在朝野的努力下，平定內亂、驅逐外敵，王朝雖然元氣大傷，但又大體上恢復安定，由亂返治，是謂中興。但同光中興與歷代的中興重要的不同之點是，不止是使清王朝這個朝代死里逃生，重獲天命，恢復安定，而且更是由于成功克服了太平天國反對儒家傳統的挑戰，以及暫時緩和了歐風美雨對儒道文明的挑戰，從而也為日益走向崩解的儒道文明或帝王之學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機。(參看Mary Wright芮瑪麗,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第四章The Idea of a Restoration，英文頁43-67,其中對中興的意義，中國歷史上的歷次中興，作了細致的權威論述)。其后的歷史證明，同光中興儒道文明或帝王之學之重獲生機，只是死亡前夕短暫的回光返照的掙扎而已，逆轉不了最終覆滅的命運。

　　張之洞這個帝王儒臣，其在伊犁危機期間的功業，正是這種意義的中興的最好寫照;因為同光中興自強運動的勢頭給予張之洞思想和精神的動力，而張之洞直接參與終獲殘勝的伊犁危機，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同光中興自強運動的勢頭。

　　(2)張之洞，《殿試對策》，載于《張全集·古文》，卷212，頁1b-2a);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94。

　　(3)張之洞快到耳順之年，仍然自認為是個儒者，為人施政治學，奉行儒道、儒術。

　　余性魯鈍，不足以窺聖人之人道，學術惟與儒近。儒之為

　　道也平實而絀於勢，懇至而後於機，用中而無獨至，絛理明而不省事，志遠而不為身謀，博愛而不傷，守正無權。……余當官為政，一以儒術施之，……。(《傳魯堂詩集序》，載于《張全集》，卷213，頁7a-b，作于1892年，時年56歲，任湖廣總督)

　　(4) 邱濬，《大學衍義補·簡侍從之臣》，卷7;陳宏謀，《大學衍義補輯要》，12：81b。

　　(5)張之洞的英文秘書、幕友，晚清的著名學者辜鴻銘，也對儒臣下了一個很有見地的定義：文襄儒臣，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三公論道，儒臣事，計天下安危，論行政得失，大臣事。然後又接著議論說: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辜鴻銘，《張文襄公幕府紀聞·清流黨》，頁9)

　　但辜的定義，是就張之洞一生的功業特別是后半生的輝煌功業概括而論，如果用在張之洞崛起時所參與的伊犁危機的問題上，未免文不對題，而歐陽修的定義，卻切中題旨。當然，如果用在張之洞擔任湖北學政(1867-1870)和四川學政期間(1873-1876)，弘揚文教，也很切題。并參見上文注(3)。

　　(6)詳情分別參見拙文，《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上)，載于《中國經濟史論壇》，2007年10月7日;《烏有之鄉》論壇，2010年;《釣運學芻議》，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理論研究，2011年7月15日)

　　(7)張之洞還是晚清的著名詩人，對詩詞頗有造詣，寫了大量詩詞。(參見龐堅，《前言》，《張之洞詩文集》，頁1-38)，當然，還是個文章大家，被譽為有史漢之風，深受儒林景仰。

　　(8)儒臣奉行的儒學，按照邱濬的理解，應當落實到兩個字上，一個「實」字，一個「用」字 ：「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修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孔相傳之心法。」 (陳宏謀，《大學衍義補輯要》，2:38)作為后學，張之洞對帝王之學精神的理解也同邱濬相通。他在四川當學政時，就勉勵四川士人說：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近人往往以讀書明理，判為兩事，通經致用，視為迂談。淺者為科舉，博洽者著述，取名耳，於己無與也，與世無與也。(《張全集·輶軒語》，卷204，頁36-37);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書矣;使者(張之洞時任四川學政，謙稱)諄諄勸諸生，讀書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質，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國家，其次亦不失為端人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du也。(同上);經濟之道，不必盡由學問，然士人致力，舍書無由。士人博極群書，而無用于世，讀書何為?(同上，《書目答問》，卷209，頁48-49)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同上，《書目答問》，卷209，頁37);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同上，《張全集· 勸學篇序》，頁3)。

　　總結而言，「實」與「用」這兩種精神貫穿張之洞的儒臣一生的功業和思想，否則他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帝學儒臣。所以，很自然地，他心目中的晚清經濟名臣為陶澍(文毅)、林文忠(則徐)、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國藩)等，當然他也以他們為榜樣，仿效追隨。同他們相較，除了著重經濟之外，張之洞還著重名教風化，兩者并舉，兼而有之。

　　(9)張之洞在伊犁危機期間的言行議論，正是如此。這也正是他有別于其他清流黨人例如他的親密戰友張佩綸的顯著不同之處;結果是，張之洞此后的宦途一帆風順，成為晚清的四大重臣之一(其余三人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并在晚年入閣拜相，位極人臣;而其他清流黨人，例如張佩綸、陳寶琛等，則在1885年中法戰爭后無一不宦途失意、退出政壇的主要原因。詳見下文結論。

　　(10)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 21a 。

　　(11)即：一平準格爾，二定回部，三掃金川，四靖臺灣，五降再降緬甸，六服再服安南，九受再受廓爾喀之降，合為十全武功。(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1。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82年;趙翼，《皇朝武功記盛》，頁12-58。中華書局，1985年;魏源，《圣武記》，頁98-247。岳麓書社，2011年。)。(參看附錄地圖一及其補充圖)

　　(12)于逢春認為1820年《嘉慶重修一統志》及所附的《皇輿全圖》的修纂與出版，標志經過康雍乾嘉四代的艱難開拓經營，最終完成了清帝國板塊的打造整合;并在兼顧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和近代國際法關于領土主權的理念和規定的情況下，明確確定了中國版圖四至的范圍，并得到俄羅斯與西歐列強的承認。(參看于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載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

　　不過，本文認為，他將這樣復雜的帝國板塊鑄造過程的完成，主要根據一本圖志的修纂和出版的日期作為標準，定在1820年這一年，似欠周妥，因為這是一個長期漸進、極其復雜的過程，很難人為地確定是某一特定的年份。

　　因此，本文將中華帝國板塊打造的完成的時間大約定在乾嘉之交的1800年左右這個時期;當然，這也只是一個人為的大概時間坐標點。但是，這一年不僅標志中國版圖整合的完成，還標志另外兩合即思想文化綜合和民族融合的完成，也即三合板塊(見本章正文)鑄造的完成。而且，歷史地看，這一年還標志中國的朝代循環怪圈開始發生作用，進入內憂外患的多發期，此后清朝不可逆轉地走向衰敗;誠如于氏所言，這一年也是中西方力量對比最終逆轉的臨界點，此后東西方力量對比的天平，日益明顯地向西方傾斜。

　　(13)必須強調，這是一項近乎不可能的無比艱巨的政治和文化大工程，然而竟在一個人口只有500萬、文化尚處于部落文明階段、地處東北邊陲的滿洲民族手里完成，真是中國史上的一大奇跡，較之秦始皇一統天下之煌煌功業，不遑多讓;因為像這樣一種涉及地域如此遼闊、民族如此眾多、文化如此繁富、生活方式如此千差萬別的帝國構建的曠古未有之巨大帝國建設(empire-building)工程，說有多難，就有多難。

　　首先請言版圖疆域的整合。從動態歷史學、生態歷史學、心理歷史學的觀點來審視，(詳情請分別參見拙文，《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上)，載于《中國經濟史論壇》，2007年10月7日;《釣運學芻議》，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理論研究，2011年7月15日)，乾隆晚年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標志約於1800年完成了將遼闊的內亞在軍事上、政治上、制度上，納入中華帝國有效統治范圍的過程，成為中華帝國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板塊;用政治歷史學或地緣軍事學的語言說，就是這個龐大的帝國板塊從此結成了生命共同體，榮枯與共，這就是所謂「祖宗之地」的深刻含意。

　　其次是民族的融合。在以幽燕文明為核心的中華帝國的框架下或板塊中，三合中的民族融合有異于河洛文明為核心時代的民族大融合，滿洲共主的中華帝國同漢人獨主的華夏帝國的權力結構的根本不同之點，在于各族認同滿人為共主的滿洲帝國是滿蒙漢三族共治—確切地說，滿蒙共有、滿蒙漢共治--的權力結構;詳而言之，滿蒙的政治血緣姻親，標志蒙古族以異族外戚取代了傳統中國的異姓外戚，滿清中葉以前，滿蒙尤為緊密親近;而滿漢關系則是倫常名教，近而不親。拜滿蒙血緣姻親之賜，遼闊的滿蒙回疆東北塞外地緣上結為一體，而漢人則認同正統的中原民族。長城固然已經成了歷史博物館里的展品，但文化和心理上的認同卻一時難以改變。特別是心理上，滿人基本上認同塞外民族，視為一家，而將中原和東南海疆的漢人，只是視為帝國的子民、臣民而已。

　　這個滿蒙漢三族共有共治為基礎的多民族國家，在制度上的巧妙設計就是建都北京，象征漢人的共主，并建行宮或夏宮于熱河承德，象征蒙藏等民族的共主，從而形成以滿族為天下共主的多民族中華帝國而非華夏大帝國的大一統。但是，三族共治的權力和文化機構中，分散居住于遼闊大西北的回族及其信仰的伊斯蘭教，卻被剔除于這個共治的權力結構之外了，沒有被整合到這個幽燕文明的核心之內，造成了回人的疏離，為回族的離心埋下了伏因以及無窮的后患。這是大西北回民不斷反叛的一個根本的權力結構和文明上的因素。如果說，滿蒙近而親，滿漢近而不親，則滿回既不近也不親，在這個大帝國中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一個十足的被統治者的奴仆地位。

　　因此，在這種滿蒙姻親為基礎的深厚的戀郷情結的心態之下，要其放棄塞外的祖宗之地，情感上無法接受，地緣上也難以接受，因為就帝國的安全而言，或根據歷史板塊說可以稱之為帝國疆域板塊的完整性，千余年來撕裂帝國板塊的威脅畢竟都來自塞外，而非

　　東南海疆。(詳情參見下文第三章、第四章，Ow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條)伊犁就是這個塞外地緣格局中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由此衍生了地域民族隔離政策，漢人基本上被禁止移民新疆和東北，也禁止漢人到此出任地方文武官職，所以左宗棠成為督辦新疆軍務的漢人欽差大臣，是開了漢人成為塞外最高軍政首長的先例，曽紀澤、張之洞進而密切參與伊犁交涉，也是滿漢消長的趨勢的延續。滿

　　蒙一家的權力結構，開始松動，滿漢共治的權力結構開始形

　　成，逐漸取代了滿蒙漢共治的權力結構，伊犁事件進一步揭示了這種轉變的端倪。

　　最后是就是歷史、文化思想、宗教、制度的綜合，通過清承明制、開科取士、整理儒家經典史籍(修纂《四庫全書》)、獨尊程朱理學、文字獄等政策和措施，完成綜合過程。通過信奉佛教的黃教，將滿蒙藏結為一體。乾隆晚年也即約於1800年，完成了這個帝國和文明兩大板塊的鑄造;就滿人作為少數民族的大帝國統治者，具有鞏固統治的意義，但歷史地看，滿人為主的立足于東亞的幽燕文化，卻實現了

　　數千年來漢人為主的立足于大河流域的河洛文化，夢想融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于一爐的一統天下的崇高外王理想。

　　與此相關的是，清代滿蒙漢回藏等多民族的整合成為一個大中華民族的過程，是清史中一個極饒趣味和極具挑戰性、爭議性的熱點論題。詳細地論述有關這方面的專著論文，不在本文題旨的范圍。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1998年在美國發生的一場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同何炳棣教授的大辯論。

　　1996年羅教授在美國亞洲協會的年會上以協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演講，對何教授有關清史的「漢化」說提出質疑，代之以「滿洲」認同的觀念。她從滿洲中心觀出發，主張清朝之所以能夠享國將近300年的主要原因，并非何教授主張的「漢化」或「中國化」，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自己的語言和八旗軍事組織等「滿洲」認同;并利用與內亞非漢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用不同的方式統治一個包括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等的多民族帝國。所以，她得出結論認為，「清帝國」與「中國」并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羅教授的英文原文題名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刊載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

　　何教授于1998年撰文回應，有力的反駁羅友枝的論證和結論，指出羅教授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系之間所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錯誤的，錯在將滿族對于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之同時，排斥了對其他形式的認同，看不見兩者可以同時進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復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了漢文明的內涵，而滿族對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作出了杰出貢獻。所以，何教授嚴正地直接抨擊羅教授提出的「超越中國」的帝國模式，明確地指出滿族所建立的，就是是一個「中國」的王朝，不是羅友枝所謂的什么「超越中國」的帝國模式。(何教授的英文答辯題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載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本文完全同意何教授的權威論證和作出的堅實結論，并根據何教授所謂的「漢化是一個漫長、復雜、持續的進程」，同時參考了何教授于1966年發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ese History(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特在本文中提出三合論，這樣才更能具體周全地說明這個復雜的過程。

　　其實，羅、何兩位教授的觀點，各有所偏，前者強調清初各族滿洲化的整合進程，后者則強調清中葉以后各族漢化的整合進程，然后各自作出以偏概全的結論。本文則是從清朝民族大整合的全程出發，兼容羅何兩位教授的觀點于一爐，參以自己的觀點，提出三合論，以彌補兩者各有所偏之失。

　　(14)當將此版塊形容為「具有無比堅韌的抗震抗壓力」的有機板塊時，自然就引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什么是三合板塊的粘合劑?就性質而言，是文武的合成劑;文的一面，上文已經列述了文化宗教性質的粘合劑，還有武的一面。其實清初諸帝武功之勝，除元朝外，超邁秦皇漢武。馬上和刀把子得天下，是中國歷代朝代輪替的決定性因素、的不二法則，也是真命天子得天命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清朝作為邊陲的一個非漢族的小部落民族，更不能例外，所以必須具備超乎想象的武功，非凡的戰斗力。而滿洲的八旗戰斗力，確實如此，較之唐初的府兵，猶有過之。乾隆的十全武功，就是最好的例證，以致令漢人士大夫心悅誠服，打心底謳歌清初諸帝的煌煌武功，甘愿臣事一個滿洲外族，所以武力，八旗的戰斗力，就是三合最有力的粘合劑。作為乾隆時期漢族士人代表的趙翼，在《皇朝武功記盛序》中，是這樣熱情稱頌清初諸帝的武功的：「欽惟我國家武功之盛，度越千古……如薩爾滸山之戰，太祖高皇帝一數千人，破明兵二十余萬于五日之間，此事為亙古所未有……迨定鼎中原後，圣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內，平朔漠所以攘外，億萬年久安長治之業，實定于此。」于此可以概見，清初漢族士大夫對滿洲武功之盛由衷敬服心態之一般。(趙翼，《皇朝武功記盛》，頁1);另參看于逢春，《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類型及其統合模式序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3期。)所以說，由此打造的帝國板塊具有強韌的抗震抗壓力，即使在此后一百多年歐風美雨和東洋神風的猛烈沖擊下，也未崩解碎裂，基本上保持完整。

　　(15)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一章緒論，頁1。

　　(16)于逢春將中國疆域分成五大板塊，即：大漠南北草原地帶的游牧文明板塊(簡稱“游牧板塊”)、泛中原農耕文明板塊(簡稱“農耕板塊”)、東北漁獵耕牧文明板塊(簡稱“東北板塊”)、雪域牧耕文明板塊(簡稱“雪域板塊”)、海上文明板塊(簡稱“海上板塊”)。詳情參見于逢春，《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類型及其統合模式序說》。

　　由于論證目的，本文則將于氏之游牧板塊和東北板塊合稱為三北板塊。其次是，于氏之五大板塊說，主要根據生態地理條件而分類，并沒有找出凝聚五大板塊的核心力量，因此只有動感，而無動態動力，不見歷史運動的規律。本文則假定五大板塊的核心為幽燕核心地帶，清承明代余緒，擴大加強新的中華帝國的幽燕核心，取代早期華夏帝國的河洛核心，在新的基礎上，將五大板塊在東亞遼闊廣袤的大地上整合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有機整體。詳情參看拙文《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上)

　　(17)例如由于歷史和地緣上的原因，游牧板塊對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而言，一向重于海上板塊。詳情見下文。

　　(18)生長于封閉內陸的俄羅斯民族，一直向往海洋，做著海洋之夢。這可由彼得大帝(1672-1725)年輕時的夢想得到證明：

　　1693、1694這兩年前往阿爾漢格爾斯克的旅行，雖然這是前往白海的一般休閑之旅，但無疑在這個年輕的沙皇的一生中，竟然成了一件大事。他平生頭一次親眼看到了真正的大海，真正的船，在風高浪急的大海上，作了頭一次行程緊湊的海上之旅。

　　這同身處內陸莫斯科水波不興的池塘湖沼，簡直有天壤之別!

　　于是浮想翩翩，做起了俄羅斯的大海之夢，為大海和船舶而陶醉癡迷……

　　船和海，成了彼得的命，日思夜想，揮之不去，甚至還出現在夢里……

　　[……the trips to Arkhangel'sk in 1693-94. An ordinary "play" journey to the White Sea became, undoubtedly, a great event in the life of the young tsar. For the first time he saw a real sea and real ships and made his fast voyage on the restless and dangerous element so unlike the quiet ponds of the Moscow hinterland. This gave a powerful impetus to the imagination, the dream of the sea appeared for Russia, and a genuine cult of the ship and sea arose. ……

　　…….ships and the sea had become Peter's destiny, appearing to him while awake and even in his dreams……

　　(參看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 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in Russia, by Evgenii V. Anisimov, trans. by John T. Alexander,1993, M.E. Sharpte, Inc., New York, 1993.p.15-16.)

　　然而，與其同時的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1654-1722)，卻忘不

　　了馬背民族之本，祖傳的金戈鐵馬，休閑活動卻不是到渤海之濱觀賞藍色的海景，而是到木蘭圍場狩獵，欣賞綠色的草原風光。

　　兩國的最高統治者甚至其統治集團，他們癡迷海洋和熱愛草原的心態，自然會給他們的帝國建設empire-building的路徑、方略國策、軍國大政，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所以，彼得大帝做了沙皇後，銳意建設強大的海軍，發動海上戰爭，企圖取得周邊海域的主控權;并將尋找出海口定為國策，是以西進歐洲，征討瑞典，進入波羅的海，通往北海、大西洋;南向多次征討土耳其，奪取里海，通過黑海，進入地中海;甚至東進西伯利亞，企圖通過日本海進入太平洋。康熙大帝及其后的雍正(1678-1735)、乾隆(1736-1795)，卻反其道而行之，厲行禁海之令，民間片板不得下海，轉而劍指廣袤的蒙古新疆--壓根就沒有想到過海洋，用兵臺灣似乎是個歷史的偶然，大一統思想下的隨手之筆。所以，乾隆以十全武功而志得意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大背景之下，要癡海的彼得大帝的子孫，在19世紀后期在中亞為深入內陸，同迷陸的康熙大帝的子孫，為了一個孤懸內陸的伊犁進行大規模的大陸戰略決戰，甚至是一場局部的戰爭，也是根本不符合沙俄帝國重大利益的vital interests，所以是難以想象的，特別是清朝已經表明不惜一戰的決心。

　　(19)詳情見下文結論。

　　(20)詳見下文后提示性假設五。

　　(21)廣袤遼闊的中亞一向是伊斯蘭教之鄉，在奧斯曼伊斯蘭帝國的精神支持下，隸屬中俄兩大帝國的行政疆域的伊斯蘭教的信徒和國家，反抗中俄兩大帝國對他們的統治，企圖建立獨立的宗教汗國。19世紀中期以后新疆大規模回亂，為伊犁地區回教徒包括中國的東干回民的反叛以及來自中亞浩罕的伊斯蘭教的狂熱信徒阿古柏的入侵新疆并威逼伊犁地區，提供了歷史機遇，就是這種中俄奧三大文明碰撞下出現的權力真空夾縫中形成的必然和偶然結果。

　　支持中亞伊斯蘭教徒反叛的宗教精神力量奧斯曼帝國板塊日益衰微，分崩離析，自顧不暇，其對中亞地區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只是起了有名無實的象征性作用，完全無力抗拒仍在中興的中華帝國板塊和正在崛起的俄羅斯帝國板塊兩大帝國或兩大文明的力量。中俄兩大帝國在壓制伊斯蘭教反叛上，雖然手段不同，但殊途同歸，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維護各自行政疆域的完整。

　　至于立足于其印度殖民地的大英帝國板塊，在中俄兩大帝國板塊的碰撞過程中，只是個機會主義者，企圖利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行動，渾水摸魚，乘機利誘拉攏阿古柏，防止俄國威脅印度，也在防止中國威脅西藏;基本上是自衛防守性的，因此對于中俄奧三大文明的碰撞結果，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完全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作為當時全球性的霸主和海上霸主，絲毫沒有要深入亞洲內陸進行戰略決戰的意圖和準備，只是被動性隨機應變，維護既得利益。

　　張之洞似乎意識到英國介入伊犁交涉的性質，而李鴻章則由于過于依賴英國的友好幫助，輕信偏聽英國官員使臣特別是威妥瑪的咨詢意見，而高估了阿古柏及奧斯曼伊斯蘭帝國的實力，以致又作出了戰略誤判。

　　參考資料

　　中文

　　一、文獻文集

　　陳宏謀，《大學衍義補輯要》，北京，1842。

　　邱濬，《大學衍義補》。

　　《張全集·古文》。

　　《張之洞詩文集》，龐堅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論著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

　　龔忠武，《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上)，載于《中國經濟史論壇》，2007年10月7日;《烏有之鄉》論壇，2010年.。

　　----,《釣運學芻議》，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理論研究，2011年7月15日)。

　　辜鴻銘，《張文襄公幕府紀聞·清流黨》。

　　龐堅，《前言》，《張之洞詩文集》。

　　魏源，《圣武記》，岳麓書社，2011年。

　　于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載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

　　----- ,《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類型及其統合模式序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3期。

　　趙翼，《皇朝武功記盛》，中華書局，1985年。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82年。

　　英文

　　Anisimov，Evgenii V., trans. by John T. Alexander，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 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in Russia, by,1993, M.E. Sharpte, Inc., New York, 1993.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ese History(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Rawski，Evelyn Sakakida，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

　　Wright，C. Mary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Atheneum, 1966).

　　二 、置身中俄外交風暴漩渦

　　1、域外飛來的災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19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還是一個方值不惑之年的文學詞臣的小京官，張之洞，怎么會卷入一場中俄的伊犁外交風暴漩渦?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對伊犁危機的來龍去脈作個扼要的交代。

　　如上所言，中俄的伊犁沖突起初只是個外交交涉，談判桌上

　　的口舌交鋒;簡言之，就是中國循外交渠道向俄國索還被它出兵強行占領原本屬于自己的領土伊犁。(1) 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什么竟會被沙俄占領了呢?既然已被占領，為什么還要通過外交渠道向俄國索還呢?這又同張之洞有什么關系呢?

　　事緣伊犁雖然遠在西北邊陲的北疆，但造成這次危機的直接源頭卻來自遙遠南疆回部的喀什噶爾;因為地域遼闊的新疆其本身就是個有機板塊，南呼北應，聲息相通，這就是氣象學上的「蝴蝶效應」在歷史學領域的呈現。蓋自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朝，已經日益進入朝代循環的怪圈，內憂外患，交逼而至，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緊接著在東南半壁平定太平軍之亂和在華北平定捻亂之后，陜甘回亂又在西北大規模爆發，繼而波及新疆全境，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回民抗清運動。1866年初，清政府駐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伊犁將軍明緒陣亡，此后便陷入一片無序狀態，天下大亂，形成了權力真空地帶。于是為新疆周邊的國家，沙俄和中亞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和宗教的野心家、冒險家，例如鄰接南疆的浩罕國的統治者及其軍官阿古柏，提供了侵略中國、介入中國內政的機會。

　　這時南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喀什噶爾，除了同當地清軍交戰之外，其地方派系也陷入激烈的領導權內斗的混戰之中。早在1864年夏，喀什噶爾伊斯蘭教白山宗首領托合提·馬木提乘亂占領了南疆重鎮喀什噶爾回城，并自稱“帕夏”(國王)。其中非土著的西布魯克的柯爾克孜部族首領思的(司迪)克伯克(Sadic Beg)和伽師的回民貴族金相印伯克，聯手攻占喀什噶爾，趕走了托合提· 馬木提。思的克做了喀什噶爾“帕夏”，封金相印為大臣，自成一國。(2)

　　敗走的托合提· 馬木提，與偽裝商人潛入喀什噶爾回城的浩罕汗國Kholand間諜，相互勾結，收買了24名伯克和阿訇，聯名致書浩罕汗國要求出兵，襲取喀什噶爾，驅逐思的克。思的克既非土著喀什人，又非回教徒，深感民心不服，政權難以持久，於是也興起了同樣的想法，派出金相印親自到浩罕首府塔什干進行聯系，把流亡浩罕的白山宗波羅尼都和卓后裔張格爾Jihangir(Jangyar)(3)之子布素魯克汗Buzurg請回喀什噶爾，藉助其傳統的穆斯林宗教權威，籠絡人心，維持統治。

　　1864年冬，金相印抵達塔什干向浩罕攝政王阿里姆·庫里Alim Kul提出上項要求。而這時的浩罕國正面臨被俄軍征服的亡國的危險之中，但浩罕攝政王阿里姆·庫里卻仍然不愿放棄對中國南疆的侵略機會，認為機不可失，遂立即應金相印的請求，不但找來正在窮困潦倒中的布素魯克，派他到喀什噶爾恢復和卓Khoja(Khwaja)的統治，許愿封他為喀什噶爾“帕夏”，勉勵他為浩罕汗國效力，還派遣其警衛軍將領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護送這位和卓進入喀什噶爾，隨同執掌政務。由此可以概見，南疆甚至整個新疆的政治、宗教、文化、歷史方面的各種因素是如何的糾結復雜;一旦幽燕核心的向心力嚴重削弱，中央失控，出現權力真空，潛藏的牛鬼蛇神都露出了真面，大肆活躍;所以說，阿古柏這個域外的災星，在新疆火上澆油。

　　1865年初，阿古柏在塔什干招募了66名(又說68名)的亡命之徒，護送布素魯克汗，潛入喀什噶爾，進行他們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這時清朝已經完全失控的新疆，就像一座龐大的獵場，任憑這批來自浩罕國的貪婪獵人予取予攜，胡作非為。

　　阿古柏這個傳奇般的軍人政治野心家，儀表堂堂，具有多方面的的才華和經驗，還是個狂熱的伊斯蘭教信徒，性格兇狠殘酷，擅長權謀詭詐，善于利用長期以來浩罕在南疆特別是喀什噶爾的回民中建立的深厚的宗教和商業關系，所以在處于無政府狀態下的南疆的獵場上，得心應手。從他于1865年潛入新疆至1877年暴斃這短短的12年期間，占領了整個南疆，先后建立了「哲得(德)莎爾汗國」(1868年)、 進而占領了北疆的迪化(烏魯木齊)，改建為「洪福汗國」(1872年)。在其軍事轄區，強制推行伊斯蘭教統治，儼然成了大清帝國國中之國的獨立政治實體，成了主宰全新疆的主人。(4)可以想象，他的下一個獵物顯然是更加肥美可餐的伊犁了!

　　這樣一個來自中亞小國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他的政治野心，他的奇跡般的勝利，在中亞的歷史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出人意表的、生動但短命的插曲;也酷似將一塊巨大的石頭，投入了新疆這座渾濁的政治海洋，掀起了千層的滔天巨浪，引起了同新疆利益攸關的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奧斯曼帝國四大板塊的碰撞和連鎖的互動，都對他作出了符合各自帝國利益的相應行動: 中華帝國要消滅他;俄羅斯帝國既要極力拉攏、又要極力打壓遏制他; 大英帝國要極力拉攏扶植他作為防止沙俄威脅印度的緩沖;還有，遠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伊斯蘭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兼伊斯蘭教領袖哈里發阿卜杜勒·阿齊茲，也企圖通過伊斯蘭宗教，將一個自視為中亞伊斯蘭教捍衛者的狂熱信徒阿古柏冊封為崇高的艾米爾(或埃米爾、愛彌兒，大部族的首領、統治者)，成為它名義上的一個附屬國，企圖借此擴大二泛(泛伊斯蘭教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在中亞或伊斯蘭世界的影響。(5)

　　同本文直接相關的是，阿古柏在新疆的擴張野心直接危及正在從歐洲轉向中亞大力推行擴張政策的俄羅斯帝國的利益。1860年代后期和1870年代初期之交，它在完成吞并希瓦(Khiva)、浩罕(Khokand)和布哈拉(Bukhara) (沙俄時稱之為土耳其斯坦，相當於前蘇聯的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士庫曼四個加盟共和國)之后，逐漸逼近中國西北國境，也即在中華帝國的有機整體板塊外緣的大片漂浮碎片地帶(例如，巴爾克什湖東南的七河地區)，形成了從北、西兩個方向包圍和威脅中國的伊犁和遼闊的西北邊疆。(6)

　　因緣際會，這時伊犁地區卻爆發了大規模反清反俄的回民起義，迅即擴至伊犁地區全境，新疆纏頭回邁攻木雜攻陷伊犁(惠遠城)，葉爾羌參贊大臣額騰額、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武隆額、將軍明緒等先後陣亡，清朝遂喪失對伊犁地區的控制,成了脫離帝國板塊的一個漂浮游離碎片。沙俄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唾手可得的千載難逢的機遇，遂插手卷入伊犁內亂，實現其帝國在中亞的擴張野心。當然，它的魔手似乎伸得太長了。

　　所以沙俄深恐阿古柏於占領烏魯木齊后，乘機繼續向北推進，進攻伊犁，從而威脅到它新納入版圖的三個汗國的安全。當然，沙俄不會忘記，阿古柏這個浩罕國的遺民深懷亡國之恨，而且他一直是浩罕抗俄的英雄，與沙俄為敵;而且阿古柏的穆斯林宗教狂熱，其在新疆侵略的奇跡般的勝利所暴得的大名，足以誘發中亞諸汗國抗俄的宗教戰爭。(7)所以，沙俄對阿古柏在新疆的擴充野心和野火般的勢頭，高度警惕，未雨綢繆，不得不采取斷然的防范行動。于是它的土耳其斯坦總督考夫曼(G.P. von Kaufman)乃于1871年7月4日決定先發制人，下令其七河省省長兼部隊司令的科爾帕科夫斯基(G.A. Kolpakovskii) 出兵強行占領中國已失控的伊犁。

　　當然，毋庸置疑，除了預防阿古柏的野心之外的戰略考慮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如上所述，沙俄早對伊犁這塊肥沃的大綠洲(8)垂涎已久(9)，所以這位將軍，在占領時擅自宣稱伊犁「永歸俄轄」。但是清朝雖然日益衰微，畢竟還是個大帝國，仍然是個百足之蟲，所以不能像對待中亞的三個汗國一樣粗暴地以武力硬來，還得通過外交的權謀狡詐耐心地逐步進行蠶食的目的。是以沙俄政府于同年8 月28日電告駐華公使布策，轉告清政府，俄國承諾「俟(清朝)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后，當即交還伊犁。」也就是說，沙俄目前只是權宜地暫時替自顧不暇的中國「代收代管」伊犁，并無并吞之意，甚至還假惺惺的表示，因為新疆動蕩的局勢直接影響沙俄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不能坐視不問，因此越界代為收復伊犁，實在是一種對清朝政府「友好的表示」，并表示會隨時歸還伊犁的。(10)既然是「代收代管」，這就埋下了清廷向沙俄索還伊犁的伏筆。這就是清朝向沙俄索還伊犁的法理和外交根據。

　　當然，誰都看得出來，這個口頭上的承諾并不是真心誠意的，只是礙于面子而對老大帝國的一個外交姿態，一時的緩兵之計。因為它壓根就不相信這個內外交困、元氣大傷、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國，能夠在可見的將來，消滅阿古柏在新疆的回教汗國，收復新疆失地。(11)當然對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一種朝代循環的「中興機制」restoration mechanism，(12)更是一無所知。實際上，沙俄已將伊犁視為己有，劃歸它的七河省，并摧毀伊犁九城之大城和西部五城，另建金頂寺新市區。(13)

　　然而，大出沙俄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竟出了個中興名將湖南騾子左宗棠，他的湖湘子弟兵組成的西征大軍趁平定陜甘回亂的軍威，竟然只用了一年半的時間(1876年7月-1878年1月)，就摧枯拉朽般地滅掉了阿古柏汗國，平定了南北疆。(14)一個天方夜譚式的阿古柏神話，就這樣破滅了。戰事之順利，進軍之快速、不但大出沙俄、歐美各國、清廷之意料，贏得中外一致贊譽，(15)甚至連左宗棠本人也始料未及，不禁志得意滿地贊嘆說「戎機順迅，近罕其匹」。(16)

　　這時，向俄國要求如約交還伊犁自然就凸現出來，順理成章地提到平定大西北回亂之后頭等重要的軍國大事的日程表上來了。

　　實際上，沙俄在1871年7月占領伊犁兩個月後才令其駐北京公使倭良嘎哩向總理衙門通知此事;清政府雖然早有預感，但獲悉後仍不免「大吃一驚」，(17)即命署理伊犁將軍榮全前往伊犁，同入侵的俄軍將領，交涉接受伊犁事宜。此后直至次年將近一年的期間內，總理衙門多次同俄國公使倭良嘎哩在北京就索還伊犁事進行交涉。但俄方總是百般借詞推托，就是不肯兌現諾言，交還伊犁;不但拒不交還，以「遂其久居之計」，還變本加厲，繼續在北疆各地派遣軍隊，「冀為蠶食之謀」(18)在隨后的兩三年(1872-1874)里，總署曾多次通過沙俄駐北京公使倭良嘎里，要求沙俄兌現承諾，早日歸還伊犁。但均未能如愿。

　　繼而1876年11月當「西北軍務漸臻底定」，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的身份，主動向清廷要求由他統籌辦理一切同俄國交涉伊犁交收事宜。次年8月，清廷鑒於北京的中俄交涉此路不通，何不讓左宗棠在新疆一試，遂準其所請。(19)然而，沙俄對左宗棠重施故伎，百般藉口推託。伊犁將軍金順、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錫綸，對由外交途徑交收伊犁，已感不耐，建議乘兵威正盛，并乘俄土戰爭爆發之際，乘虛襲取伊犁，并索回沙俄以往侵佔的全部領土。但為顧全大局的左宗棠勸阻，因為一旦決裂，東北、西北均與俄接壤，兵端一起，事無了期，所以告誡兩位將軍決不可貿然挑起釁端。(20)所以，從新疆這方面以外交或軍事途徑收回伊犁也都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既然中國境內的兩條外交途徑都是走不通，那麼有無其他外交途徑可供選擇呢?這時，總署忽然想到1860年代后期繞過西方駐華使節，遣使出洋，直接到國外同他們本國政府交涉，曾經收到很好的效果。不久前(1868-1870)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使團(Burlingame Mission)，就是最好的例子，現在何不如法炮制。(21)于是1878年6月，清廷遂決定派遣崇厚(1825-1893)到俄京圣彼得堡，直接同沙俄政府商談索還伊犁事宜。(22)

　　于是，就導致了中俄伊犁危機，就為張之洞志在天下、匡時濟世的經世宏圖大志，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注釋

　　(1)伊犁一名，凖噶爾語「伊里」之音譯，原意就是光明顯達。其城位於伊犁河岸。秦漢以來，曾賦予各種命名，直至乾隆20年(1755)平定準噶爾後始定名「伊犁」 ，含有「犁庭掃穴」之深意。(參見梁詩正撰《平定準夷頌》，乾隆20年(1755)6月17日)。

　　伊犁是新疆的首府，設將軍，統領新疆全境的一切軍政事務。

　　根據1762年(乾隆27年)規定的伊犁將軍以及參贊大臣所轄之地，包括巴爾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拜卡達姆以東的塔拉斯河、吹河、伊塞克湖流域這一大片疆域，東西1500余里，南北1100余里。當幽燕核心的向心力強大時，這塊屬地歸屬帝國板塊，但當向心力衰弱時，則成了帝國板塊漂移游離的碎片。

　　伊犁是新疆的一座最豐美富饒的大綠洲，這里伊犁河、特克斯河、鞏乃斯河、喀什河連成了一片雨量豐足、物產富饒的綠色沃土，滋育著萬頃牧場。以伊犁城為中心，呈環狀分布著綏定、廣仁、惠寧、熙春、寧遠、拱宸、瞻德、塔勒奇8座城，9城相互拱衛，交相輝映，歷來成為北疆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回族、漢族、布魯特族、厄魯特族、錫伯族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其民風民俗同中原華夏地區漢人的，甚至同胡風余韻猶存的幽燕地帶的，也大異其趣，正是天下觀下的化外之地。這塊地帶之所以納入帝國板塊，顯然是幽燕核心的強大武力構成的向心力所致，與文化文明構成的向心力無涉;所以一旦這種向心力減弱，這塊地帶勢必產生游離現象，而被另一個帝國或文明的向心力所吸引。

　　(2)南疆的這段歷史，各家所述歷史事實大致相同，但對歷史人物的姓名、頭銜、稱呼的譯法，無法統一。根據蕭一山的《清朝通史》，卷下，頁969：南疆回部中其著者有四部：一、黃和卓據阿克蘇，自稱土耳其斯坦王，轄喀喇沙爾以西喀什噶爾以東地;二、馬福廸哈必布拉Mufti Habiboulla據和闐(田)，稱于闐王;三、阿布都拉門Abdurahmanjuju據葉爾羗;四、布魯特首領思的克Sadic Beg據喀什噶爾一帶。其地的土著回族金相印亦乘勢而起。

　　但喀什噶爾地區的形勢十分複雜，詳見據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頁121。

　　(3)張格爾(維吾爾語為Jahanghir Khoja，1790-1827)，原為波斯語，意為「世界的征服者」，是清代新疆白山派和卓波羅尼都之孫、薩木薩克次子，出生於浩罕汗國。

　　(4)詳情參看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978. 另見中譯本，《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75-192;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第二冊，頁123-174。

　　(5)同上;另參看 HIC;Edward Allworth, ed., 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7;Richard A. Pierce, Russian Central Asia—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1867-191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另參見，潘志平，《「內亞」歷史文化特征與中亞多國博弈態勢》，《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12月號，第30卷第4期。

　　(6)沙俄經過彼得大帝、亞歷山大二世的銳意改革后，國力大增，在歐亞大陸形成了彼得斯堡-莫斯科為核心的俄羅斯文明強大的渦旋運動，其向心力向中亞輻射，遂展開了同英國在中亞霸權的爭奪戰。1854-1855年克里米亞(或克里木)戰爭遭受慘敗之后，沙俄南進受阻被迫將侵略的矛頭轉向中亞及中國西北地區。

　　他們在咸海以東浩罕國境內的錫爾河一帶向東南方向修筑了一條長達500公里的“錫爾河碉堡線”，同時，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一直通過中國的庫克烏蘇河上游、伊犁河下游一帶修筑了另一條“新西伯利亞碉堡線”。這兩條碉堡線遙相呼應、呈鉗形包圍了哈薩克平原，然后占領中國的吹河流域，把這兩條堡壘線連成一氣，從而為1865年后吞并中亞三汗國浩罕、布哈拉、希瓦，進而侵略中國西北部和伊犁鋪平道路;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二冊，第五、第六章;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1年重版，頁14-21。

　　(7)包羅杰，《阿古柏傳》;《新疆簡史》，第五章;孫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陰霾》，第5, 玉門西側燃烽火，頁42-75。

　　(8)參看注(1)

　　(9)自從1864年簽訂了《勘分西北界約記》霸占了中國西北廣大44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之后，他們就把視野投向了伊犁，并千方百計尋找新的借口想奪走伊犁。甚至在過了許多年之後，還有一個沙俄擴張分子不無遺憾地說：「肥沃的伊犁地區是(沙俄)向東延伸的一個堅固堡壘，并入俄國是相當有利的，因為這樣不但極有助于保衛我們的領地，而且還會使中國受到威脅」。

　　所以早在1871年2月和3月期間，沙皇政府就召開了兩次特別會議，正式作出侵占伊犁蠶食鯨吞這塊寶地的決定(《新疆簡史》，第二冊，頁145)。1871年7月拿下伊犁城后他們四處出擊，加緊擴大他們的占領區。這年年底，他們已經占據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內7萬平方公里的地盤。(參見孫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陰霾--勘分西北界約記、伊犁條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10)同上，孫燕京，頁55;《新疆簡史》，第二冊，頁150-151;詳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6頁;第87卷，頁13;

　　《甘督左宗棠奏陳收回伊犁事宜摺》，見《外交史料》，卷17，頁1a-b, 1879年10月15日;《新疆圖志》， 卷54，《交涉二》，頁2.。

　　(1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New York, 1909), i.92;楊東梁，《試論左宗棠收復新疆》，《清史研究集》，1982年第2輯。

　　(12)參看，M.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43-68.

　　(13)據左宗棠之觀察俄人意圖：俄之占踞伊犁也，將大城西北三城廬舍(墮)亡隳工為平地，迤東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均毀棄，以居漢回，蘆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于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市廛，幾二十里。……察俄人用心，殆欲踞伊犁為外府，爭為占地自廣，藉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

　　(《左全集·奏稿七》，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頁421.)

　　于此可見，「代收代管」只是俄方外交辭令的托詞，實際上是作為七河省的轄地真的管了起來，而且一管就是十年，還千方百計賴著不走。(參見《新疆簡史》，第五章第四節，沙俄在伊犁的殖民統治，頁161- 168 )。

　　(14)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亂之役，不是本文重點，所以一筆帶過。詳情參見《新疆簡史》，第二冊，第二節，頁185-196;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7章，75節，頁973-990;沈傳經、劉泱泱，《左宗棠傳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書社, 1984年。

　　(15)當時英國的一個研究中亞問題的著名專家，包羅杰(Deme-

　　Trius Boulger, 1853-1928)高度評價左宗棠的軍隊和他在新疆的軍事勝利：

　　毫無疑問，中國人的勝利是徹底的，在今后許多年中，土耳其斯坦人民不會再有勇氣造他們的統治者的反了。中國的實力已十分充分顯示出來，它的威信完全得到擁護。中國勝利的持久性如果會有什么危險，那不會是來自被征服的天山南路的人民，而將是來自俄國;中國的桂冠也不大會有在一個歐洲敵人面前凋落的危險。左宗棠以及他的副手，金順和張曜，完成了一項能為任何軍隊和任何國家爭光的任務。他們使中國當前的政府增添光彩，而這對它是很有用的;同時，他們取得了不易消失的個人名望。中國人克復東土耳其斯坦，毫無疑義，是一件近五十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自從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征服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人國

　　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包羅杰，《阿古柏傳》，頁223)

　　這是一個外國中亞史的學者專家對左宗棠平定新疆之役的客

　　觀評價，應該比較接近事實，所以一個以軍事起家、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竟刻意貶抑左的在北疆的軍事勝利和實力，實在令人費解。

　　(16)《光緒朝東華錄》頁503;但左宗棠本人絲毫沒有輕視這個來自中亞浩罕的敵人，在他的眼里， 「安集延帕夏(阿古柏)狡悍能戰」，不是陜甘回可比，因為后面有英俄給他撐腰。(《左全集·書牘》，卷16，頁38。)所以，作了充分的準備。

　　(17)《新疆簡史》，第二冊，第二節，頁151。

　　(18)同上，頁154。

　　(19)左宗棠奏：

　　……臣奉恩命督辦新疆軍務，身在事中，邊防利害之分，百年安危之計，既不敢不引為巳任，自當權其先後緩急，審機宜以泛應，合局勢以通籌，庶期久遠相安，詐虞可泯。

　　……現在邊防將軍、都統各大臣，除金順外，臣多未嘗謀面，一切因應之宜，有緘牘所不能詳者,亦有未可形諸緘牘者,相距過遠，並有各處業已見之行事而臣猶無所聞者，事關中并交涉，誠慮議論紛歧，無以示遠人而昭畫一。

　　仰懇天恩，飭下將軍都統各大臣，於俄人交涉事件，除現行事宜本有定章各照常辦理此外，遇俄事干涉新疆者，應咨臣定見主辦，不必先輿商議，致遠人無所適從。庶期徑路絕而軌轍可尋，論說少而爭辯自息，似亦省事省心之一道也。

　　(《外交史料》，卷8頁12a-b, 光緒二年九月三十日，1876年11月13日;卷十，頁32b-33a)

　　左宗棠的這份奏折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十分重要，表明中俄交涉政出多門，他作為陜甘新疆最高軍政負責人，也即當事人，遠在在北京卻手握外交交涉大權的總理衙門，應該尊重考慮他這個當事人的通盤謀劃和具體措施，他的寶貴經驗和謀略。

　　這份奏折是1876年年底提出的，表明當回亂已指日可平的前夕，伊犁交涉已經提到國事日程上來了。這時恰好中俄交涉在北京的外交渠道，已經是條死路，所以也正到了何不轉移到地方，由左宗棠接手一試，或可柳暗花明。

　　左宗棠接手辦理的過程，即在本文所謂的廣意的中俄交涉的范圍。這時，張之洞還在四川當它的學政，當然未能參與伊犁交涉，所以本文將中俄交涉的這個特定片段定為1878-1881年，并特稱之為伊犁危機。

　　(20)沈傳經、劉泱泱，《左宗棠傳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1-393。

　　(21)1867年11月27日，擔任美國駐華公使已達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將離任回國。當時，清朝政府正在準備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但是苦于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并對禮節問題感到十分為難。恭親王奕訢上了一道奏折，大膽建議委任友好的蒲安臣在卸任後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

　　這個意見竟即被采納，由此看來，慈禧并非像一般人想象那樣的頑固保守。(參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遣使出國》;志剛，《初使泰西記》;Knight Biggerstaff,The official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Burlingame mi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等專著論文)(22)上諭，《外交史料》，卷13，頁28,1878年6月22日。

　　參考資料

　　一、中文

　　文獻文集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光緒朝東華錄》

　　《外交史料》

　　《左全集·書牘》

　　《左全集·奏稿七》

　　論著

　　包羅杰，《阿古柏傳》，商務印書館，1976年。

　　梁詩正撰《平定準夷頌》，乾隆20年(1755)6月17日。

　　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1年重版。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

　　----《「內亞」歷史文化特征與中亞多國博弈態勢》， ，2009年12月號，第30卷第4期。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書社, 1984年。

　　沈傳經、劉泱泱，《左宗棠傳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

　　孫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陰霾--勘分西北界約記、伊犁條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遣使出國》。

　　蕭一山，《清朝通史》，卷下。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第二冊。

　　楊東梁，《試論左宗棠收復新疆》。

　　志剛，《初使泰西記》。

　　二、英文

　　Allworth, Edward, ed., 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7.

　　Biggerstaff，Knight,The official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Burlingame mi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

　　Boulger， Demetrius Charles,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978. 另見中譯本，《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HIC

　　Morgan, Gerald,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London: Frank Cass, 1981.

　　Pierce, Richard A., Russian Central Asia—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1867-191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Wright，M.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2、驚人預見、洞燭天機

　　崇厚(1826-1893)時任吏部左侍郎、署盛京將軍。此前曾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隸總督，總署大臣，辦理洋務多年，并曾于1871年受命出使法國為天津教案屈辱地向法國謝罪，消除了中法外交爭端，博得爲了顧全和平大局，一味息事寧人的清廷，許其為「向能辦事，於中外交涉情形亦熟悉」的洋務幹才(1)。在洋務人才奇缺，士人視出國為畏途的時代，他的這個亮麗的洋務經歷，加上又是個滿洲貴族，名門世家，累世顯貴，難怪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極力舉薦。同時，恭親王、大學士寶筠和李鴻章也一致對他看好，認為崇厚較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更為適任。

　　在他們的眼里，紀澤年紀尚輕(年方不惑)， 資望猶淺，歷練不足，難當重任。(2)實際上，可能還有個只能做不能說的重要原因，就是滿人祖制祖訓，漢人不得參與滿蒙新疆事務，尤其是敏感的涉外事務，縱令曽紀澤家世顯赫政治上也不放心。于是遂于1878 年8月19 日任命崇厚為出使俄國全權大臣，「便易行事」，專任交涉歸還伊犁事宜。并加授內大臣銜(從一品，武官中最高職位)，抬高他的身份，以便同沙俄的皇親貴族和顯宦來往，解決蒲安臣在出使歐洲時碰到的外交禮儀上的麻煩。(3)一件重大的中俄交涉的人事安排，清廷就這樣自信滿滿地決定了。

　　然而，崇厚這次外交使命的安排，一開始就隱藏了兩個重大的失誤，埋下了兩個禍根，謂之草率，也不為過。卻被兩個清流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1848-1903)敏銳地洞察了：一個是清廷授予崇厚可以便宜行事的全權，一個是任聽崇厚走水路而非陸路，前往俄國。

　　伊犁交涉是洋務，是洋務外交，本來不是張之洞關注的問題，更不是他的強項。因為1877年他方從四川學政(1873-76)任滿返京，之前又擔任了湖北學政(1867-70)，在這長達6年的兩任學政期間，一直專心于兩湖和四川的文教風化事業，獎掖學子，為國儲才(4)，著書立說，滌蕩學風，弘揚學術，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5)，與外交洋務完全沒有關系。但因緣際會，返京后僅一年尚未完全進入情況，就讓他趕上了崇厚受命出使俄國進行伊犁交涉的歷史機遇。

　　在論述張之洞卷入中俄伊犁外交風暴之前，必須交待一下與本文題旨有密切關系的張之洞同清流黨的關系。1877年張之洞任滿返京后即回歸清流黨，之所以謂之回歸，是因為早在1873年5月離京前往四川任副考官然后轉任學政前，張之洞即曾在京師同當時的清流黨人潘文勤(祖蔭)、吳大澂、陳寶琛(弢庵)、王懿榮(文敏)、李慈銘等訂交，過從甚宻。這些人氣類相投，政見相近，他們依附重臣李鴻藻，潘祖蔭，亦師亦友。所以這次返京自然同清流黨老友重續舊誼，恢復交往。然而這時的清流黨已昔非今比，又增加了張佩綸、寶廷(竹坡，侍郎)、黃體芳(淑闌)、何金壽(編修)，時稱翰林四諫，還有鄧承修、御史孔憲轂等(6) 頗成氣候。時人稱這個松散的政治流派為北清流，并將「清流」按諧音戲喻之為「青牛」，(7)「呼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8)，用以觸人;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王懿榮為清流肚」，儼然成為一個攻守同盟的政治派系，聲氣相投，「奏彈國家大政，立國本末」，(9)因此頗能左右朝中輿論、引領京師士人風尚。(10)

　　概而言之，「清流」奉行同治中興復孔的保守主義精神，(11)其言行集中在兩個方面：在內政方面和自強運動涉外的洋務方面。(12)

　　首先請言內政方面。清流黨人致力于闡述名教禮制，為民請命、整飭綱紀、整肅吏治、彈劾權貴、打擊貪官污吏;就張之洞而言，其中最足稱述的就是參與繼統繼嗣的大辯論(13)，和不避權要，犯言直諫，為民請命的平反四川東鄉冤案。(14)

　　但是這些作為仍然屬于一個詞臣、諫臣職責范圍之內的事，這正是清流黨人的強項，作為清流黨人的盟主，張之洞的表現可圈可點，無可挑剔。如果說在繼統繼嗣問題上張之洞顯露出工于心計，精于謀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東鄉冤獄，他則更多地表現出為民請命、不避權要，犯顏直諫的「清流」本色。

　　自是究心時政，不再措意於甚至遠離在兩任學政期間專注的考訂之學。然而所謂時政，在此期間(1877-1879)全屬內政，對于屬于洋務的外交事務的時政，絕少涉及。而且由于低級京官收入微薄，入不敷出，(15)有時還得代人草擬奏章，賺點潤筆費，貼補家用。(16)當然，還有個原因就是方從學政任滿返京，只是個品級低微的學習庶吉士，無權上奏;就是對時事朝政有話要說，要上奏朝廷，也必須以別人的名義具奏。例如，1878年春，就替清流黨人黃體芳草擬彈劾戶部尚書董恂，奏折列舉董恂諸般劣跡，「貪鄙欺罔，有心病國」，「言語猥瑣，舉止卑諂」，「其他為眾口詆訾之處，罄牘難書」.「伏望亟予罷斥，以清朝列」。結果卻因「以傳聞無據之詞，詆董恂為奸邪，措詞過當」，而被上諭駁回，交部議處，受到降級的懲處。(17)但由于是代擬，所以受罰的是黃體芳而不是張之洞。

　　清流黨人一般都是遇事敢言，特別是在糾劾貪官污吏方面，但又往往激情多于理智。其堪稱典型者有鄧承修(18)和張佩綸(19)兩人。

　　張之洞雖屬清流，但與鄧承修、張佩綸等人相較，有自己的特點。他主要評說時政，少有彈劾大員，往往采取較為務實的態度，書生氣比張佩綸、鄧承修等人少得多。在京身居清流時期，共上30多件奏折，大多是因事條陳，善于把握時機，參與彈劾或諫議的案件都獲得成功，因而產生了「轟動效應」。1879年為東鄉案平反，使多年的沉冤一朝昭雪，便是例證。

　　綜觀其在翰林時期的言行，作為一位清流名士，似乎顯得有些「宦術甚工」;作為一位晚清政治家，卻又具備了某種成熟的素質。19世紀后期，當洋務派屢屢誤國受挫而頗受輿論抨擊，清流人士高談闊論而又得罪權貴終遭打擊時，張之洞的這種政治風格便能獨樹一幟，從而在晚清政壇上迅速崛起。

　　清流黨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外交洋務方面堅決反對妥協媚外，其極端者甚至反對師夷長技，并力主張抵御侵略、維護主權尊嚴。在伊犁危機期間，張之洞作為清流盟主，其言論除了繼續關注內政外，新增加了一個領域，就是外交洋務。這時因緣際會，1878年爆發了中俄伊犁危機，成了朝野關注的頭等熱門時政，吸引了他和清流黨人的注意力，于是一方面仍然一本清流黨人的初衷，關注內政吏治、端正綱紀，伙同陳寶琛不顧慈禧之盛怒而為「庚辰午門案」翻案(20);另方面卻積極投入研究和密切關注這個他原本不熟悉的屬于外交領域的伊犁事件的發展。

　　當朝廷任命崇厚為使俄大臣后，他發現這項任命有思慮欠周、留有后患的問題，深感不安，要想上摺，但苦于當時只是個教習庶吉士，尚未在詹事府任職(開坊)，沒有上摺言事權，于是他又如法炮制，于1878年10月2日以他新結交的清流密友翰林院侍講張佩綸的名義具折上奏;所以本文就將張之洞視為這份奏折的作者，還其原來面貌。(21)。由于這份奏折標志張之洞正式參與伊犁交涉，在外交舞臺首次正式登臺亮相，將其目光和精力從文教、內政轉向外交事務，是他官宦生涯的一個轉捩點，而且奏折內容頗有預見性，值得全文引述：(22)

　　侍講張佩綸奏請勿給崇厚全權及便宜行事字樣摺

　　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為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敬陳管見事，

　　竊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聞其定議，由南洋取道紅海、地中海、黑海，以達俄都。臣愚竊所未喻，崇厚此行修約定界，諒非一事，廟謨深秘，雖未盡悉，要之索伊犁其大端也。

　　使臣議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歷其地，體察形勢，知已知彼，則剛柔操縱數言可決。今航海而往，不覩邊塞之實情，不悉帥臣之成算，胸無定見，而遽蹈不測之地，將一味遷就乎?抑模棱持兩端乎?事事遷就則不能，語語模棱則不可，不必許而許之則貽害，不必緩而故緩之則失機。是猶醫者未嘗切脈辨證而懸揣以處方，安見其能中窾竅乎?

　　臣度左宗棠責任重，更事多，雖整軍經武，正辭盛氣以臨俄人，此自彊吏之體則然爾。其老謀深算，必有持久通變之策，決不孟浪徼倖以生戎心。仰請敕令祟厚由陸路前往，輿左宗棠定議而後行，庶膽識堅定，不至受紿而召侮矣。

　　又聞祟厚係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查外洋使例，全權而兼便宜，則其權不限於一事，設有關繋重大利害未及詳審者，俄人劫制行人，要以一言立決可否，使臣負咎不足惜，如大局何?

　　夫英法皆大國，使臣並非無全權名號，祟厚加內大臣街，秩已尊矣，於萬國公法所謂遺使臣，當平行等級，已相符合。竊謂殊域遺使，當予以便宜之實，而不假以便宜之名。伏望聖明裁度熟計，勿輕授輿祟厚全權便宜名目。遇有重件創舉，馳奏候旨，則所以為使臣地者稍寬，若貿然從事，一諾之後，便成鐵鑄，不慎於始，雖悔何追?

　　光緒4年9月初七日(1878年10月2日)

　　這份奏折首言崇厚決定假道水路，避開伊犁陸路，前往俄國是個失誤。縱然這是崇厚個人的決定，當必事先得到總署的同意或者至少默許。張之洞認為走水路非常不妥，因為這樣崇厚將無法親自體察新疆和伊犁的形勢和實情，更沒有機會同主持新疆軍務、對伊犁形勢了然于胸的左宗棠深談，以了解他的謀劃設想，并聽取他的「持久通變之策」。張之洞說，這就好比一個醫生替病人看病，卻沒有把脈就開方子，這樣怎么能對癥下藥，把病治好?

　　其次指出朝廷不宜輕率地賦予崇厚「便易行事」的全權，因為「全權」加上「便易行事」，權限過大，一旦涉及重大問題，在俄人劫持要脅之下需要很快作出決定時，使臣迫于時限，可能貿然應允，必致貽誤大局。而且，「一諾之后，便成鐵鑄」。所以，張之洞最後提醒朝廷，要慎于始，否則「追悔莫及」。

　　遺憾的是，清廷將這份洞察天機的奏折留中未發，對張之洞預警的兩大失誤，置若罔聞。一切都按照崇厚個人既定的、料經總署默許的行程進行，仍然走水路、假道法國，前往俄國;依然賦予便宜行事的全權。

　　這份奏折，雖然當時沒有受到朝廷的重視，但已于此可見，張之洞幾乎將崇厚使俄決策過程可能發生的失誤、繼而可能連帶引發的問題，全在掌握之中，展現了他對不熟悉的外交事務竟然也具有這樣非凡的預見力、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如果由此謂其具有社稷之臣的潛質，恐怕也不為過吧?同時也襯托出主持軍國大計的樞臣，恭親王、醇親王、寶筠、載齡、全慶、沈桂芳等，一開始就在安排崇厚出使的決策上，確有思慮不周之處，踏出了錯誤的一步，出現了張之洞預警的「不慎於始」，從而造成「喪權辱國、失地賠款」的悲劇結果，而使這次中俄伊犁交涉轉變成為伊犁危機，將中俄兩國推向戰爭邊緣。這不正是張之洞預言的「一諾之后，便成鐵鑄」、「追悔莫及」嗎?

　　令人頗為費解的是，一向對新疆邊防深謀遠慮、素有定見、敢于直言的當事人左宗棠，卻在這個骨節骨眼上，竟然也沒有事前提醒要求總署，請旨敕令崇厚前往俄國時務必順道經過新疆，同他面談以便面授有關交涉事宜;不僅如此，甚至還對崇厚的任命表示欣慰，樂觀其成!(23)左宗棠這次可看走眼了，也許是智者之失吧?!

　　他的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一大失誤，卻由他的后輩張之洞、張佩綸代為指出了。

　　注釋

　　(1)清廷對崇厚辦理洋務能力的評價確實是根據他奉行恭親王奕訢、李鴻章主導的「維持和平大局」的外交表現作出的。他在洋務運動初期，就追隨恭親王奕訢辦理洋務，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60)中，崇厚協助奕訢與英、法代表談判，簽訂《北京條約》。咸豐十年底(1861年初)在擔任駐津三口通商大臣時，先后參與了和普魯士、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等國訂立通商條約及章程的活動。

　　特別令清廷印象深刻的是，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到棘手難辦的天津教案(1870)，清廷派遣外交界以和事佬聞名的崇厚，作為欽差大臣出使法國，專為天津教案向法國政府賠禮道歉，來了結此案，解了清廷的一塊心病。不過，崇厚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赴外國賠禮道歉的專使。

　　有鑑於此，同京城中那群頑固不化、對世界劇烈變化極其愚昧無知的滿洲王公大臣來說，在恭親王主導的洋務派眼中，崇厚這位滿洲親貴算得上是當時一位響噹噹的洋務里手的滿族高官顯宦了。(參看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2)總署原本有意讓曾紀澤出使，當時曾承襲侯爵，正滯京候差。後因軍機大臣沈桂芬力薦崇厚，恭親王、寶筠也為慎重起見，始改派崇厚。曾事后曾向丁題良(W.A.P. Martin)表示不滿。丁安慰曾說：迫令俄國熊吐出已經入口的東西，實在是極難的事。(李恩涵，《曽紀澤的外交》，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5)，1982，頁63;《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9，頁22，復曽劼剛星使。E.V.G.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39),p.53; 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2nd Edition, New York, 1897), p. 385。

　　(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遣使出國》;志剛，《初使泰西記》;Knight Biggerstaff,The official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Burlingame mi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HIC，p. 52。由於崇厚是以「全權大臣」名義來俄的，所以俄方起初無法確定他究竟是個外交官，還是一名政府的高級官員，所以在接待的禮儀上犯難了。不過，迅即決定待為上賓，熱烈隆重接待。

　　(4)參看朱維錚，《導言》，《書目答問》二種，載于錢鐘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8年，頁3-9。

　　(5)其中最足稱述并同本文題旨有關者就是《書目答問》，雖然只是本為初學入門指示門徑性質而編纂的書目，但其宗旨之正，蒐羅之廣(列舉經史子集四大門類的書目多達2200種，所舉作者多達2400人，上起先秦，下至當代)，繼紀昀《四庫全書》之余緒，堪稱晚清之最，由此也奠定了張之洞作為學者型儒臣的堅實基礎。于此足見張之洞學養之宏博，經史根底之深厚，學以致用之心志，晚清儒臣中無出其右。

　　在為學次第中張之洞指出：「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這正是夫子自道的治學門徑次第，特別是「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張全集·書目答問》卷209，頁317b; 朱維錚，《導言》，《書目答問》二種，載于錢鐘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8年，頁17)更是他作為晚清一代儒臣亮麗功業的最好注釋。在本文所涉的伊犁危機期間，即顯示張之洞如何從他深厚的經史學養中汲取智慧和經驗，用于經世致用，為國家朝廷「決疑定策，定國安邦」，并作出重要的貢獻。

　　但也可從張的心態和思維看出，儒家的經史之學用來應對風云變幻的近代世界，許多已經顯得過時和不足之處，或可稱之為知識的貧乏或江郎才盡，亟待從其他文明汲取新的智慧和經驗，特別是在外王經世的領域尤為突出。詳情見下文結論和后提示性假設。

　　(6)參見胡鈞，《張文裹公年譜》，卷1，頁22;另說無何金壽，加張之洞合為四諫;四諫再加上劉恩溥、陳寶琛，又稱“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實為之領袖”。(參看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42)。

　　(7)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頁42。

　　(8)饒人趣味的是，張之洞不但不介意被比作青牛角，反而公開形諸文字，得意地宣稱平生最喜愛的禽畜是牛，愛牛之德：蓋余平生於禽畜中獨甚愛牛，無異支遁(314-366， 東晉高僧)之于馬也。牛德有五：負重致遠，一;天性仁厚，二;馴擾不鷙戾，安靜不縱逸，無防檢之勞，三;食宿不擇，銜轡不飾，四;日在草萊泥淖，羣兒鞭箠之中，而夷然不厭，無所退避，五。此五德，大有類乎君子之行者，余愛之。(《張全集·古文》，《傳魯堂詩集序》，作于1892年，卷213，頁7b-8a。)這也可算是清流黨人史里的一段小插曲。

　　(9)劉禺生，《世載堂雜憶》， 頁90。

　　(10)《清代軼聞》，卷4，頁18。

　　(11)Wright，C. Mary，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Atheneum, 1966)，導言和第四章，其中芮瑪麗教授對同治中興的保守主義精神和措施有詳細的權威敘述;朱維錚，《導言》，《書目答問》二種，載于錢鐘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8年;另見郝延平，《同光新政中的所謂清議—中國晚清的保守主義》，第一章概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論文，1958年。

　　(12)參見，郝延平，第三章。

　　(13)返京不久，也即次年春(1877年 2月)，適逢詔廷臣集議穆宗同治升袱位次，即如何在太廟放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太廟九室，一室一世，至是世數已增於九廟，當別建。張佩綸請建文武世室於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廟主以次遞遷，妥善解決了這一難題。張之洞也提出建議，但對張佩綸的辦法卻深為嘆服，遂親自造訪訂交，從此成為密友。(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21)。

　　光緒五年(1879年)春發生另一相同性質的名教禮法案，就是轟動朝野的「吳可讀尸諫案」，又將4年前同治帝死後慈禧不顧祖制，立咸豐帝之弟醇親王奕譞子、時年4歲的載湉為帝，而引起的繼統繼嗣問題，再度提了出來，從而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按清例，同治帝載淳死后無子，應從愛新覺羅氏載字輩的下一輩，即溥字輩中擇賢而嗣。這樣一來，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簾聽政，所以慈禧必須這樣做才能維持「母后」地位，繼續執掌權柄。

　　為平抑沸沸揚揚的朝野議論，慈禧同時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光緒5年3月，要將同治安葬于清東陵，吏部主事吳可讀隨行，借機以死相諫，要求兩宮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同治皇帝嗣子。此事攸關王朝統緒，更直接涉及慈禧掌握政權的合法性，遂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折會同妥議具奏。」。然而廷議之時，眾說紛紜，顯然使慈禧處于十分不利的被動地位。

　　此時，張之洞已補授國子監司業，獲得具摺上奏的資格。在此關鍵時刻，他不失時機地與寶廷聯銜上疏，「援引經旨，侃侃諤諤，辨明繼嗣繼統之異旨」，稱「皇帝生有皇子，即繼承穆宗為嗣」，又進一步為慈禧當年的舉措辯解說，立載湉之舉「出于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言下之意，吳可讀尸諫是多此一舉，「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當慮者而未及深慮」，從而為慈禧解除困境，維護了慈禧執掌政權的合法性。這一及時的解困之舉，無疑給予慈禧深刻印象，之洞后來的破格升遷或多少也受了慈禧回報的「恩寵眷顧」。(請參看，《清史稿·列傳232，吳可讀傳》;朱壽朋，《光緒朝光緒朝東華錄》光緒5年潤3月;Arthur W. , ed.,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p.874-875; 吳可讀，《吳柳堂先生文集》，comp. Guo Lan and Li Chongguang.4 vols.1901; 《吳柳堂先生誅文正續合編》4 vols.1878))。

　　之洞此疏，深受海內士大夫推崇贊賞，憬然醒悟經術可以黼黻文治，因此贊之洞深湛經術，將之與曾文正之《遵議大禮》一疏相提并論。士大夫始知實學之可寶，使京朝自咸同以來拘墟空疏之習，丕然一變，而開風氣之先。(清佚名，《張文襄公事略》，頁9a)

　　(14)事緣光緒元年(1875年)，四川東鄉(今宣漢)知縣孫定揚，在鄉民已經不勝負荷的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之外，違例苛斂，濫加五百文，以為肥己。鄉民苦不堪言，進城「鬧糧」，聚集縣衙，請求減征。孫定揚謊稱百姓聚眾謀反，報請綏定府派員鎮壓。知府易蔭芝派員前往東鄉，核減稅額，孫定揚反彈劾易「坐視民變而不發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總督文格。文格「批飭各營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串兵至東鄉，「將一村一寨不分善惡男婦老幼而盡殺之」。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駭人聽聞的特大慘案。鄉民不服，于次年推舉代表進京告狀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回川。(《張全集》，卷一，奏議一，《重案定擬未協折》;《大員關涉重案請令聽候部議折》)。

　　然而，東鄉案已經轟動朝野，都察院御史吳鎮、李廷簫等交章奏彈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給予李有恒、孫定揚革職處分，對文格「交部議處」，草率結案。光緒4年春(1878年)春，清廷鑒于大旱，下召求諫。張佩綸上疏請復審東鄉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禮部尚書恩承、吏部侍郎童華赴川復審。結果竟然維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堂政任內，即對東鄉冤案有所了解，此時更義憤填膺，決心再次上疏，請懲元兇，為民請命。光緒5年(1879年)5月11日，一天之內連上《重案定擬未協折》、《陳明重案初起辦理各員情形片》和《附陳蜀民困苦情形》三折，痛言此案之實質，完全由于知縣孫定揚「橫征暴斂」，「殘民以逞」，官逼民反，而查辦此案又錯上加錯，誣叛請剿，「舉無數無辜之老弱婦孺而屠戮之」，才釀成這一轟動全國的大血案。「此不得不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訴之于天地父母者也」，為民請命。因此，要求誅孫定揚及涉案官員，包括懲處對東鄉一案負有重大責任的前署理四川總督文格、恩承、童華。

　　刑部不得不重審此案，并于光緒5年(1879年)6月17日平反此案，上諭承認東鄉百姓「鬧糧仇斗，并非叛逆」;孫定揚、李有恒濫殺無辜，處以極刑;文格、恩承、童華及與此案有關的數十人，均給予不同懲處。延宕數年的東鄉一案，終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聲名大著。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1875年案發)，應該已經知道這樁血案，為何當時不為民請命，上奏彈劾有關官員，而要等到三四年之后再行翻案呢?難道是另有考慮或在等待有利的時機?如屬后者，則可見張之洞城府之深，非常人所及。

　　(15)關于京官生活的潦倒窮困的窘態，張德昌所著《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0年)，對當時的名士李慈銘作為一個失意京官的生活有生動翔實的敘述。

　　(16)教習庶吉士為六品小官，收入微薄，屬于窮京官之列，張之洞也不例外。1877年9月，恰逢不惑之年的生日，但手頭拮據，便典當了新迎娶的媳婦王夫人(王懿榮之妹)的衣物，買酒自賀。後王夫人病逝，之洞在悼亡詩中追述自四川返京時的情形：「新車蜀使歸來日，尚藉王家斗麺香」。詩中作者自注：「余還都后窘甚，生日蕭然無辦，夫人典一衣為置灑。」(《張全集》，卷125，詩集2，頁32、33)之洞既如此拮據，公余代人草擬奏稿，賺些潤筆費，貼補家用，也在情理之中。

　　(17)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4年2月，中華書局1958年版;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頁43-44;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21。

　　(18)鄧承修(1841--1891)，字鐵香，號伯訥，廣東歸善人，舉人出身。任浙江、江南道監察御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號稱「鐵漢」。為御史時大膽進言，彈勁不避權貴。多次上疏議論吏治和考場積弊，先后彈劾總督李瀚章、左副都御史崇勛、侍郎長敘、學政吳寶恕和葉大焯等官員。其彈劾廣東貪吏競至于「推論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其少近者，皆奉旨察辦，罰鍰降責有差。故承修尤為人所憚」(參見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155頁.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本)

　　(19)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又字繩庵，號蕢齋。直隸豐潤縣人。同治進士，任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較之洞年輕8歲，少年得志，才思敏捷，文筆銳利尖刻，很快就后來居上，成為清流的中堅核心人物，與張之洞并稱二張，時人譽之為帝國的兩隻大筆桿子。

　　先后糾彈工部尚書賀壽慈、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王文韶等官吏，人稱其疏「太辣」。1883年赴陜西調查巡撫馮譽驥被控一案，「于原參之外，復論列多人，尋常查辦，無此認真」，并自詡：「往返五千里，咒罵十三家。」果然不負「青牛角」之名!(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見榮盂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1輯.377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0)在張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時人嘆服的是光緒6年(1880年)他同陳寶琛在慈禧盛怒之下，為「庚辰午門案」翻案。事緣是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監李三順賚食物致其胞妹醇王福晉(即光緒帝生母)。至午門，護軍玉林、祥福、忠和等，因其未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故按例堅不放行。李三順有恃無恐，強闖午門，雙方爭執推搡中，撞翻食盒。事發后，李三順經首領太監劉玉祥向慈禧告御狀，慈禧盛怒之下「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提集護軍玉林軍，嚴行審訊」，初擬輕判，飭令更審擬，非辦成死罪不可。

　　后雖經刑部以禁宮門衛，責任重大，據理力爭，上諭仍判「玉林、祥福著革去護軍，銷除本身旗檔，發往黑龍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護軍，改為圈禁5年，均著照擬枷號加責。」此事責任本不在護軍，此上諭一發，眾皆不服，惟敢怒而不敢言。時張之洞、陳寶琛分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見案憤憤不平，決定抗顏力諍。張之洞在奏折中，開宗明義稱：「伏維閹臣恣橫，為禍最烈，我朝列圣馭之者亦最嚴。」接著又列舉宮禁松弛、閹宦違法諸例，「萬一此后太監等竟有私自出入，動托上命，甚至關系政務，亦復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豈不可為寒心哉?」 陳寶琛在折中說，如果太監以「奉有中旨」為由便可任闖午門，「是有護軍與無護軍同，有門禁與無門禁同!」慈禧思忖再三，為張、陳二摺所動，終于省悟，感到茲事體大，不能任憑己意，孟浪從事，乃復下懿旨，對涉案護軍改為免罪輕罰，并分別責罰肇事太監李三順、首領太監劉玉祥。

　　像這樣一樁「樞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訊」的冤案，竟被張、陳的兩道奏折轉圜翻案，滅豎宦之淫威，揚民心之正氣，因而被時人譽之為「諍言回天」，博得「風節動宮闈」的美譽。(參看徐一士，《一士談薈》，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頁407-4;《張全集》，《抱冰堂弟子記》，卷228，頁1b)

　　(21)參見胡鈞，《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頁22：另見《張全集·抱冰堂弟子記》，卷228。這份奏折，見于《外交史料》，是在張佩綸名下，不在張之洞名下。而且也收入張佩綸的《澗于集》，但未收入《張全集·奏議》。

　　不過，據陳寶琛說，他和二張在中俄伊犁危機期間，合作無間，「不分畛域」。張之洞思慮縝密，張佩綸文思敏捷，或由張之洞口述張佩綸執筆，或由二張執筆一道具名上奏，或陳寶琛「未便再言」，而由二張列名上奏。由此看來，三人看法一致，何人執筆，如何具奏，視情況而定。所以，張之洞代張佩綸上疏，也就不必細究了。當然三人雖然看法意見相近，但三人卻各有自己的筆法風格;另見《抱冰堂弟子記》，頁1，載于胡鈞，《張全集》，卷228，總頁16325。內稱「曾代人上疏」，這個人是誰，卻未明言，而年譜中卻明確地說是張佩綸。而這份奏折，見于《外交史料》，署名張佩綸，沒有署名張之洞。

　　(22)《外交史料》，卷14，頁9a-b。

　　(23)《左全集·書牘》，卷21,頁15b; 卷21，頁18b。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清史稿·列傳232，吳可讀傳》

　　吳可讀，《吳柳堂先生文集》，1901.

　　《吳柳堂先生誅文正續合編》4 vols.1878

　　《張全集·書目答問》

　　《張全集·古文》

　　《張全集·奏議》

　　《張全集·抱冰堂弟子記》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光緒5年潤3月

　　《左全集·書牘》

　　論著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見榮盂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1輯.377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

　　郝延平，《同光新政中的所謂清議—中國晚清的保守主義》,臺灣大學畢業論文，1958年。

　　李恩涵，《紀澤外交》，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華書局，1960年。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遣使出國》

　　《清代軼聞》

　　清佚名，《張文襄公事略》

　　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本。

　　徐一士，《一士談薈》，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

　　榮盂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0年。

　　志剛，《初使泰西記》。

　　朱維錚，《導言》，《書目答問》二種，載于錢鐘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8年。

　　英文

　　Biggerstaff，Knight,The official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Burlingame mi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

　　HIC

　　Hummel，Arthur W. , ed., ,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Kiernan，E.V.G.,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39).

　　Martin，W.A.P., A Cycle of Cathay, 2nd Edition, New York, 1897).

　　Wright，C. Mary，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Atheneum,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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