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龔忠武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師從費正清，獲得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生在中國大陸，后來隨父母到臺灣，后來去美國留學工作定居。他在美國治學期間，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深刻認識了毛澤東之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從而轉向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認同了祖國大陸。他曾在美國麻州波士頓學院講授中國與東亞歷史，后來與紐約僑社愛國華僑合作共同創辦了《僑報》華文報紙，并擔任周報總主筆、日報主筆、特約撰述。他曾經兩次來烏有之鄉做過演講，學識反響很大。這次烏有之鄉向龔忠武先生約稿“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龔忠武先生非常認真地積極回應，將給我們發來系列文章，主題文章12月份中下旬將傳給我們。現在先發來背景文章，以做鋪墊，歷史研究價值很高。】

　　【作者按語：毛主席的不世功業，舉世公認，作為一個體制外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我對此尤有深切體會。所以這些年來，一直作為個人的一個學術挑戰、一個中國人的職責，不斷探索研究毛主席的豐功偉業、深邃思想、崇高人格，以及對中國和世界人類的影響，并形諸文字，就教高人。

　　主題文章一篇：《毛主席還是一位革命的歷史學家：李大釗、楊昌濟的一位好學生—紀念毛主席華誕120週年》(毛主席，不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學家，而是革命的歷史學家)

　　副題文章兩篇：

　　一篇是：《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878-1881)》(張之洞晚清帝王之學的代表人物，毛主席開創的人民之學，同張的中體西用、內圣外王的帝王之學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有一種內在的聯系，而且張之洞在擔任湖廣總督18年期間，在兩湖除了興辦現代工業之外，還建立新軍和興辦現代教育，對青少年時代毛主席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或不無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篇是：「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了誰的命?」(從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宏闊視野，對革命兩個字聯系到1911辛亥年10月的政治革命、1919己未年5月的文化革命這兩大歷史事件所含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進行論證和闡發)

　　兩篇副題文章，是主題文章的鋪墊，旨在提供理解主題文章必要的背景知識。

　　需要說明，個人強烈認為，毛主席是座珠穆朗瑪峰，千姿百態，美不勝收;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遠近各不同;詩人、書法家、文豪、革命家、戰略家、政治家、軍事家……頭上戴著的桂冠，不一而足，真有說不盡的風流，道不盡的才情。

　　筆者忝為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除了認同上述各頂桂冠之外，還特別對毛主席是位歷史學者—一個不是一般意義的「革命歷史學家」--的風流才情，特別癡迷，所以特別借此祝壽機會，再奉上一頂「革命歷史學家」的桂冠。

　　筆者特別強調，鑒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伊犁危機、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這三大歷史事件中，探索毛主席這座珠峰造山運動的歷史偉力。再者，歷史偉人必有傳承，誠如科學巨人牛頓所言，他是站在許多前輩科學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就其不世出的科學偉業;毛主席亦然，同樣基于主題文章的題旨，將鎖定從張之洞、李大釗、楊昌濟這三位巨人身上，探索毛主席的思想傳承。

　　現傳上第一篇鋪墊文章，《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第二篇鋪墊文章稍后不久即可傳上，主題文章則將于12月中下旬適時傳上，以供卓裁，并供海內外炎黃同道知音分享并不吝雅正。】

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878-81)（下）

　　(初稿)

　　目錄

　　章次

　　四、戰爭邊緣、廟堂論和戰

　　1、主和派反撲

　　2、抗俄派回擊

　　注釋

　　參考資料

　　五、清議成了唇槍舌劍的擋箭牌

　　注釋

　　參考資料

　　六、熊口奪食、收回伊犁

　　注釋

　　參考資料

　　七、結論：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注釋

　　參考資料

　　八、后提示性假設

　　注釋

　　參考資料

　　附錄：

　　一、張之洞伊犁危機奏折一覽表

　　二、地圖：

　　1、中亞全圖

　　2、清初疆域圖

　　補充圖：清初在中亞開疆拓土，1600-1770

　　3、19世紀沙俄帝國版圖

　　補充圖：19世紀沙俄在中亞之擴張圖

　　4、中俄西北邊界圖·伊犁九城位置圖

　　5、晚清西北失地圖

　　四、戰爭邊緣、廟堂論和戰

　　1、主和派反撲

　　然而，沙俄卻朝著張之洞設想的相反方向推動伊犁危機的進程，也就是李鴻章所擔憂的俄國對中國發動戰爭，逼迫中國屈服，接受崇約。

　　所以，沙俄對中國懲處崇厚，極端不滿，1880年1月4日俄國駐京代公使凱陽德Koiander(參贊charge d’affaires，布策奉命返國參加談判)親往總署，當場‚咆哮?，提出強烈抗議，甚至表示要下旗回國。(1)因為在俄國看來，這顯然是中國向它明確表態，拒絕批準條約。所以，沙俄自6月初開始，從海陸兩路調兵遣將：據傳一面派遣軍艦23 艘封鎖遼海，一面增援軍隊一萬多人，集結于伊犁附近。一時在中國的東西兩線，西陲的陸疆和東邊的海疆，戰云密布，兩國逼近戰爭邊緣，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2)這可是自秦漢漢匈兩大帝國碰撞以來，中華帝國同另一個沙俄大帝國兩大板塊在中亞最嚴峻的一次碰撞了，而且還涉及當時的海霸大英帝國，以及沒落的奧托曼帝國。這是中華帝國在西疆、在中亞面臨的一個嶄新的國際形勢，繼在東南海疆之后，現在又在西北陸疆被迫走上世界歷史的軌道。

　　同時，6月4日 英、法、德、美四國駐華使臣，也乘機渾水摸魚，亂上加亂，對中國重治崇厚之罪，施加壓力，表示強烈反對;他們抗言治崇厚之罪，傷及外國公眾之感情，將引起歐洲各國之反感。(3)不止是口頭抗議，他們還付之行動，英、法、德、美等國還調派軍艦巡弋上海，另派軍艦馳往天津。(4)其目的，一方面在向中國的主戰派和朝廷施加壓力，不要輕啟戰端，另方面在壓制清廷中強硬派的聲勢，以免危及他們在華的地位和利益。列強的這種干涉中國內政的聯合行動，盡管對中國各懷鬼胎，可以視為1900年庚子八國聯軍侵華的前奏曲。

　　形勢萬分緊急，清廷現在不止要防范俄國開戰，還要阻止英、法、德、美的軍事介入。甚至6月初，外交界謠傳俄國為避免戰爭之危險，竟與德相俾斯麥，密議推翻滿清政府，以打倒主戰派，并慫恿主和派之李鴻章取而代之。(5)德國公使巴蘭特與英使威妥瑪同至天津，秘密勸說李鴻章，李不為所動。總署得知沙俄的陰謀后，深恐變起倉促，乃密令總稅務司赫德電召時在印度的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來華以防李。(6)戈登將此事告李，李則托其勸說總署王大臣不要與俄國決裂,以及向主戰派證明同俄國開戰之不可行，是下策。(7)

　　在俄國和歐美各國的強大壓力下，清廷陷于四面楚歌，形勢萬分危急，乃于6月26日，被迫不顧清議和清流派的壓力，赦免崇厚死罪，但仍予監禁。8月12日，更進而釋放崇厚。(8)因為不如此，俄國一再以中國將崇厚治罪為借口，不與曾紀澤復談。這是清廷最不愿意見到的，所以不得不作了原則性的大讓步。(9)

　　沙俄和列強密集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壓力，必然激化和戰兩派之間的矛盾。6月之后的形勢發展，似乎開始反過來沿著李鴻章的思路發展，證明他的主和立場是正確的，是有遠見的。在主戰派的聲勢高漲時，李保持沉默，現在形勢對其有利乃開始反撲，頻頻寫信給他的同僚和朋友，闡述他主和的觀點，嚴厲駁斥清議和清流的主戰立場，甚至對左宗棠和張之洞進行尖刻的人身攻擊。

　　他將沙俄重兵壓境，英法海上耀兵造成的危局，歸咎于主戰派的激烈言論。1880年4 月9日，他在給四川總督丁寶楨的信函中，憤怒地嚴斥主戰派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左帥主戰，率一班書生腐吏，大言高論，不顧國家安危。」(10)8月21日，李致函兩江總督劉坤一，點名指摘清流黨黨人張之洞(香濤)、寶廷(竹坡)、陳寶琛(伯潛)等，不該劾詆曾紀澤;(11)他還于1880年5月13日致電曾紀澤暗批朝廷處置失當，為沈桂芬因力薦崇厚而遭眾謗，懊惱成疾休假打抱不平，指責代沈桂芳「秉筆洋務」的清流后臺李鴻藻，對洋務甚為隔膜，才把時局弄得一團糟。(12)他還進而悲觀地預言，條約經廷臣駁改太多，而朝廷又令曾紀澤照辦，俄方恐難應允，必另遣使來華，以戰爭要挾。果然，不出李之所料，俄國避開曾紀澤，于9月初派布策來華直接與北京談判。 (13)

　　這使李鴻章更加理直氣壯了，9月10日和10月16日兩次向同他有世交之誼、且為清流黨中堅之一的張佩綸自辯說，他為人辦事，惟求實求是，明理克己;現在人人談兵，皆不知有兵無器，與無兵同(14)。現今中國之器與與俄國相差遠甚，戰事一開，優絀立見 。所以，他才不輕言戰。并且暗諷某些樞臣平日不于武備上著力，一旦有事卻空言浪戰，視國事如兒戲;也暗示同不知兵的清流書生談兵，是無法分清是非對錯的，(15)這不是指桑罵槐，譏刺張之洞等清流黨人嚒。

　　10月2日，李在回復周福陔的信中明確指出，「俄事日壞，自去臘寶(廷)、張(之洞)諸君，慷慨陳言而起，直至今日，節節貽誤，仍日進讜論，其源自左相發之，亦實政府導之，而自貽伊戚也。」(16) 他更進而上綱上線，將今天的「清議之禍」，與明末的黨爭相提并論，以致他和洋務派備受攻擊。(17)

　　他在1880年10月21日給劉銘傳的信中，譴責清議是「舉朝狂吠」，并將清議者丑化為一批「窮京官、爛名士」。將清議、清流貶為一批不知時務的庸儒;(18)還譏諷他的政敵左宗棠說，「左相擁重兵巨餉，又當新疆人所不爭之地，飾詞欲戰，不顧國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識其奸偽。」(19)使用「奸偽」二字形容左宗棠是言重了，這可以說是李對主戰派和左宗棠個人最嚴厲的指責和人身攻擊了。于此也可見，李對主戰派的厭惡已經到了失去理性，以致非常情緒化的地步了。

　　2、左宗棠、張之洞堅決回擊

　　對于李的反撲和指控，對于李的失態，左宗棠、張之洞并沒有反唇相譏，惡言相向，也沒有時間和心情從事這樣內斗，而是在這段中俄瀕于決裂、詭譎莫測、極度緊張的的五、六個月期間，加緊敦促朝廷備戰。左宗棠更是在新疆加緊進行軍事部署，1880年5月26日，他從肅州(今酒泉)令人隨軍抬著一口棺材出關，屯兵哈密，發誓「要與俄人決一死戰」。(20)這時，他已經是69歲高齡的老人了，如此豪氣干云，視死如歸，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兩相對照，也可見左、李兩人為官之風格和風骨節操了!

　　那么，左宗棠手中之劍，果真是把鈍劍嗎?他的軍隊果真像李鴻章所輕視的那樣，不堪俄人一擊嗎?據在他軍營里住了一個多月的德國人福克(Focke)的觀察，左家軍的「將官陣法，盡善盡美，若與俄人戰于伊犁，必獲勝仗。」 (21)不止是福克(Focke)對左家軍有這樣高的評價，就連英國人也稱贊中國因左宗棠新疆的勝利而「成為一個不容否認的、新進身為軍事強權」;于此可見，左家軍應該至少是一支令敵人不敢掉以輕心的軍事力量。(22)

　　張之洞，左宗堂的一個年輕的忠實追隨者，這時也在伏案疾書，運用他的健筆，奏陳備戰方略和具體備戰措施，特別是海防方面。在這段戰云密布期間，他也向朝廷表示他對局勢惡化的看法。他在1880年9月28日的奏折中為自己辯護，將局勢之所以惡化歸因于朝廷沒有接納他的建議，以致犯了七大失誤：一是沒有按照其第一次奏疏即電商俄國緩索伊犁，貽誤時機;二是在未派遣曾紀澤使俄之前，沒有即令當時留在俄國的邵友濂與俄國進行改議談判;三是沒有即調李鴻章來京密陳兵力萬不足恃，早思轉圜之計;四是沒有即召左宗棠、鮑超、劉銘傳諸將，加緊備戰;五是沒有即召曾國荃至東三省布防;六是赦免崇厚之罪后沒有即時電知邵友濂告知俄國，緩收伊犁并給償款，而且其余各款也非均要改訂不可;七是沒有即時購艦造船，調募閩粵兵將，布設遼海海防。(23)

　　有此七失，以致現在俄艦來華時驚惶失措，海防不可恃，無力拒敵退敵。他的言下之意，也是間接回應李鴻章的批評，他認為目前的危機主要不是由于清議的強硬立場造成的，而是由于樞臣和李鴻章等負責海防的地方疆臣，沒有認真負責地進行備戰，切實執行他的建議和主張。李與左、張的相互指控，予人一種印象，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造各執一詞。事實真相究竟如何?究竟誰是誰非，誰對誰錯?或者追究到底，或許竟是俄方常用的一種斗爭策略，恫喝詭詐，誘使對手上當受騙、不戰而屈人之兵呢?

　　張之洞對朝廷為什么沒有重視他的謀略建言，也作了一番自我檢討反思。 不認為自己的建言有什么不當之處，主要由于他人微言輕，樞臣成見過重，總認為他的謀略籌劃是書生之見，不切實際，棄之不用。(24)當然，之洞的自辯有點情緒化了，而且把極其復雜的局勢過于簡單化了;實際上，朝廷在備戰與和談判方面，還是采用了不少他的主張。《捷報》的編者甚至認為，張的《熟權俄約利害折》已被(朝廷)作為對曽紀澤指示的基礎;(25)于此可見其重要性!

　　注釋

　　(1)徐慶生，《出賣中國---不平等條約簽訂秘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頁201-203;《外交史料》，卷18，頁10b-13a;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p.565。

　　(2) HIC, p. 98. 左宗棠和張之洞的主戰奏折，均刊登于上海的幾家英文報紙，特別是張之洞的《詳籌邊計折》被the Shanghai Courier于1880年5月15日譯刊成英文單行本(書名China and Russia: Importan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rlike Attitude of China)發行。中俄雙方備戰的詳情，參見HIC , Chapter IV, War and Peace, pp.95-100. ;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1年，頁69-74。

　　(3)《總署奏崇厚獲罪英法德等國使臣來函請加寬免折》，1880年6月15日，見《外交史料》，卷21，頁2-5;甚至還驚動了英國女皇維多利亞，要求中國寬免崇厚死罪。參見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頁69。這似乎間接證明蕭一山批張之洞激烈的抗俄言論可能引起歐美列強反感的憂慮，不是杞人憂天，很有可能真的成為事實了。

　　(4)HIC , p.100. 這些列強派往中國和遠東的軍艦，英國23艘;美國6艘;法國、德國，各4艘;意大利一艘。1880年年中期間，軍艦云集遠東海面，中國海疆上空真是黑云密布，預示著一場危機很有可能真的要演變為一場戰爭了。(參見F.O. 418/I/70, Kennedy to Salisbury, 7 April, 1880)

　　(5)HIC , p. 123; 德國唯恐天下不亂，企圖阻止中俄和平，樂見兩國兵戎相見。(《外交史料》，卷21，頁8-9。1880年7月。)

　　(6)徐中約在HIC中用一章的篇幅(第六章，Gordon’s Visit, pp.122-138)來詳細敘述戈登(Charles Gordon) 介入中俄伊犁外交危機的過程，但仍然無法斷定是誰邀請戈登來華，以及他來華的目的為何。不過，于此也可見列強介入此次危機之深，這是否證明李鴻章為大局計而采取主和的立場，對外一味忍讓妥協的不得已的苦衷呢?

　　(7)同上，p.130.

　　(8)崇厚先罪后赦，頗似其鴉片戰爭時之前輩琦善，道光先是將琦善格致鎖拿，然后又予以赦免。(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論集》，頁56.)

　　(9)《諭崇厚加恩開釋著曾紀澤妥議條約》， 1880年8月12日，《外交史料》，卷22，頁7。

　　(9)《李全集·朋僚函稿·復丁稚璜(寶楨)制軍》，1980年4月9日，卷22，頁1-2。

　　(10)同上，《復劉峴莊制軍》，卷22，頁13。

　　(11)同上，《復曾劼剛(紀澤)星使》，1880年5月13日，卷22，頁8。

　　(12)同上，《復劉峴莊制軍》，1880年8月21日，卷22，頁13。

　　(13)同上，《復張幼樵侍講》，1880年9月10日，卷22，頁16。

　　(14)同上，1880年10月16日，卷22，頁18。

　　(15)同上，《復周福陔(恒祺)中丞》，1880年10月2日，卷22，頁17。

　　(16)同上。這已經不止是人身攻擊了，而是上綱上線到政治攻擊了，可見伊犁危機，已經激化清廷內部抗俄的清流黨與主和的洋務派的矛盾了。

　　(17)同上，《復劉省三(銘傳)軍門》，1880年10月21日，卷22，頁19。

　　(18)同上。

　　(19)《左奏議》，卷56，頁44;HIC, p.97-98; 秦瀚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14. NCH, vol. 25, no.690, August 24, 1880.

　　(20) 福柯(Focke), 《西行速記》，載于王錫祺(1855-1913),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光緒17年(1891)上海著易堂鉛印本，6：4：300-4。

　　(21) NCH, May 18, 1880:

　　粗看這項條約，且不論其來龍去脈，人們都會(不期然而)認為這是一個讓中國遭受災難般失敗的勝利將軍，強加給她的。因而若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就事論事，還考慮到中國作為一個不容否認的、新進身為軍事強權而日益懷有的自豪感，我們自然會想到，由于她對自己只是為了要收回原本屬于自己的一個省，卻被人刻意算計而就這樣陷入束手投降的境地，理所當然地會義憤填膺的。

　　[Looking in a general way at the treaty, and ignoring everything that led to it, one would deem it an instrument dictated by a victorious general at the end of a war disastrous Of China. Thereupon changing the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facts as they really are,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oo the rising pride of China in her undeniable advances as a military power, we can imagine nothing more galling than such as absolute surrender as she was betrayed into for the purpose of regaining possession of a province which she considered hers by right. ]

　　對照上述李鴻章對左、張激烈抗俄言論的惡言攻擊，《捷報》這個外國編輯冷眼旁觀的客觀評論，對左、張頗有回護，也成為有趣的反差，更加凸顯淮軍名將李鴻章的懼外心態!

　　(22)《遵議奏陳折》， 見《張全集·奏議》，1880年9月28日，卷3，奏議3，頁9-12。

　　(23)在中俄兩國逼近戰爭邊緣這段期間，由于主和派的反撲，張之洞雖然感到被冷落了，但也不諱言仍然深受恭親王禮遇，「每逢會議之期，頗為虛心諮訪」。(同上，頁12a)

　　(24)《捷報》的編者，根據事實作出的客觀評估：

　　…… 一般認為，(《熟權俄約利害折》已被(朝廷)作為對曽紀澤指示的基礎。于是它從一個詞臣諫官的普通奏折，一下被提升到國折的尊榮地位。

　　[….and it was understood at the time to have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instructions to Zeng Jize, it was lifted from the level of a mere report by a censor to the dignity of a state paper(單憑字義，含有國書、國論、國策的意義，但就原文而言，應該是指這份奏折而言，還是譯為國折比較適當). ………](NCH, pp.90-91, February 1,1881)

　　(25)同上。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張全集·奏議》

　　《左全集·奏議》

　　論著

　　福柯(Focke), 《西行速記》，載于王錫祺(1855-1913),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光緒17年(1891)上海著易堂鉛印本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論集》

　　劉伯奎，《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1年。

　　秦瀚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

　　徐慶生，《出賣中國---不平等條約簽訂秘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

　　英文

　　F.O. 418/I/70, Kennedy to Salisbury, 7 April, 1880

　　HIC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NCH

　　Zhang Zhidong, China and Russia: Importan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rlike Attitude of China( the Shanghai Courier于1880年5月15日將張之洞的《詳籌邊計折》譯刊成英文單行本(書名)發行)

　　五、清議成了唇槍舌劍的擋箭牌

　　清廷采取左宗棠和張之洞先備后講的兩手策略，在備戰的同時，從外交上促成復談改議。所以早在1880年2月19日就決定派遣曾紀澤使俄，重開談判。(1)其實，從6月至11月這五六個月期間，中俄兩大帝國都是在作兩手準備，一邊備戰，一邊談判，在戰場和談判桌上同時進行著爾虞我詐的激烈較量。

　　對于曾紀澤使俄，當發表此項任命時，李鴻章曾致函軍機大臣沈桂芬表示反對，他認為曾劼剛雖然略通英文語，機警健拔，洵屬使才，惟體氣稍弱，似于西北未宜。(2)李對這項任命還有一層顧慮，就是曾紀澤為駐英使節，與英人交密，而俄英猜忌甚深，會讓俄人疑心與英勾結圖俄，不利曾的談判。(3)這原本或許出于李對這個世侄的愛護和照顧，因為李深知這完全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曽紀澤何必去趕這趟渾水?這是善意的反對，還是惡意的反對?不過，來自清流的、號稱名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對曾的「傾心泰西」的確很不放心，反對曾的任命。(4)令人或許稍感意外的是，主張強硬立場的左宗棠和張之洞卻一致支持這項任命。左對曾的處境深為諒解，認為不宜「責望過嚴」(5)，張則建議朝廷授以方略，諭令遵辦。(6)

　　曾紀澤雖然早在2月份就奉旨出使俄國，但遲至7月30日才從倫敦任所抵達圣彼得堡。(7) 曾紀澤頭一次承擔這樣重大的外交使命，自知是一次嚴峻的挑戰和考驗，而且熊口奪食，更是難上加難。(8)所以鑒于崇厚的失職獲罪，他不得不為談判做好萬無一失的周全準備。鑒于崇厚輕率之失，在這5個多月的待命期間，他仔細研究了有關伊犁交涉的資料和朝廷的指令。(9)同時，還拜訪俄國駐英大使，英、法兩國的外交部，請他們從中斡旋。(10)這是崇厚出使期間根本辦不到的。

　　作為一個稱職的使者，固然要有他自己的風格和主見，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能夠運用他的妙舌辯才、機智和膽識，來成功地完成朝廷交付的使命。曾紀澤在他7月21日的奏折中指出，他的使命是遵照朝廷的指示，「屢辯而力爭之」。那么朝廷的指示是什么呢?鑒于崇厚使俄任務的失敗所造成的喪權辱國的外交風暴，這次對曾紀澤的使俄任務，不敢再草率行事，特別擬訂了具體的指導方針，即《中俄約章總論》，作為曾同俄方談判交涉的綱領。(11)除《總論》之外，總署還就崇厚簽訂的《中俄條約》18條、《陸路通商章程》17條、《璦琿條約專條》、和賠償俄國兵費及恤款專條，均詳加審定，逐條簽注應準應駁理由，分別擬議辦法，以補總論的簡略。(12)

　　于此可見，清廷為曾紀澤這次亡羊補牢的使俄談判任務，這次沒有硝煙的外交戰，的確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作了充分的準備。如果沒有出現重大的意外情況，不成功也難，何況還積極地做了相應的備戰措施，加上朝野的巨大的無形的輿論壓力，特別是清議、清流的口誅筆伐!

　　除了作為指導思想、策略的《總論》之外，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總署還一再視情況多次電告紀澤談判機宜。談判過程中同張之洞有關的是，除了他的1月16日的著名奏折已經被總署用作改議談判的基礎之外，還有之洞的其他奏折;甚至之洞自己于8月15日要求總署將他的奏折電寄紀澤，以為「辯論之助」。上諭明言「籌度尚屬周詳，著曾紀澤于議約時，揆度情形，參酌辦理」。(13)所以，可以想象，而且事實也證明，曾紀澤在談判過程中所用的技巧、辯辭和論點，不少受到張之洞的啟發或影響。張在曾紀澤改議期間，至少六次直接針對談判而上奏。甚至像國書上用詞不當的細微小事，他也要上奏要求更正，(14)真是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

　　清議作為一種公論輿情，(15)還可以對使臣施加心理壓力，使他不敢玩忽職守，輕率定議。(16)例如，曾紀澤曾對布策說，他這次出使俄國，「凡事必須辦理妥協，如不能辦妥，不如緩辦」,否則招人議論。 并且要求布策，理解體諒他的難處，希望俄方不要在新約中寫入「招人議論之事」(17)當最后到了改訂新約階段，紀澤特別告知俄方，「如將舊約所允權利，今皆提出，放在我之肩上，不知者，以為皆是我此次應允之件，我不能承擔。」(18)又說，前次崇厚之失，部分原因在于他不畏人言，所以曾紀澤說，他必須戒慎恐懼，決不能輕忽草率，致遭眾謗，挨受罵名。(19)

　　那么，是招誰的毀謗，挨受誰的罵名?當然，是指的清議。例如，8月21日，李鴻章致函劉坤一，不滿清流派的張之洞、寶廷、陳寶琛上奏彈劾曾紀澤。(20)于此可見，除了使命感之外，曾紀澤還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不但要對朝廷負責，還要對清議輿論負責，對國人負責。這使他在執行外交使命時，一絲不茍，甚至在俄方作出讓步時，他還要「得寸進尺」，強硬要求俄方再作讓步。(21)他的這種敬業和維護國家權益的精神，不懼戰爭威脅的膽氣，(22)甚至使他的對手格爾斯、熱梅尼和俄國外交部，贊不絕口，敬佩不已，頗有南宋大外交家富弼之遺風，(23)一個活生生的近代富弼的再現!

　　有趣的是，清議也即民意輿論，雖然對曾紀澤構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但他卻非常技巧地將這種壓力轉移到談判桌上，經常訴諸民意，將「中國臣民」這四個字掛在嘴上，而非訴諸權威曰「大皇帝」如何如何，「我國家」如何如何，作為談判桌上對付敵人唇槍舌劍的擋箭牌，抵制或拒絕俄方的無理要索。例如，他在開談時，就開宗明義地對俄方申明，「去年所定約章，有難行之處，中國臣民多不愿意，所以請貴國商改。」(24)這個頭開得好，開得義正詞嚴。在談判過程中，布策抱怨中國的局外之人，也就是清流、清議，「妄參亂語，物議沸騰。」(25)紀澤回應說，一國之政事，「不能專就國家之意，不顧通國士民之言」(26)。曾所謂的「中國臣民多不愿意」和「通國士民之言」，以及俄方所謂的「物議沸騰」，就是指清流領袖張之洞所主導的清議公論。(27)

　　對至關緊要的界務問題，曽紀澤對布策說，對于伊犁南邊的帖喀斯川一帶地方，「凡中國臣民，皆以為割此地方，雖得伊犁，有名無實，勢難割歸俄國。」(28)對于讓俄國商人在松花江航行一事，曾紀澤也如法炮制，說是「中國臣民不允」。(29)他不說這是朝廷的指示，而說是中國臣民的公論，也即清議。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就不必一一列舉了。曾紀澤用中國的民意公論作為他談判的擋箭牌，真是神來之筆，是極其高明的策略。這證明他在出使英法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已經領略到西方議會和媒體輿論對其政治和外交決策的影響，并且活學活用。而且，俄方代表一再表示，俄國很在意中國的清議和廷議，熱梅尼坦白地向紀澤透露，「中國朝廷會議奏折，本國無不知者」。(30)其外相格爾斯甚至公開表示俄方對中國清議的厭惡，他說這些人妄發議論使中國調兵設防，幾乎使中俄決裂，中國應當將他們治罪。(31)紀澤回答說，臣子有議論，不能一概不理，把他頂了回去。俄方對中國清議的不耐和厭惡，適足以反證他們很是在意中國的輿論力量。所以，曾紀澤運用清議作為抗拒俄方的無理要索和脅迫的擋箭牌，真是神來之筆，擊中要害。

　　有理由相信，這絕不是朝廷的指示，也許得自張之洞等清流議論的啟發，而有此獨特之創意，這是平庸而又懼外媚外的外交官如崇厚者怎么也想不出來的奇妙高招。單就這一點來看，曾紀澤的確可稱得上是中國近代一位與時俱進的杰出外交家，一位足以比美北宋大外交家富弼的近代大外交家。(32)

　　注釋

　　(1)在此之前，曾經過考慮接替崇厚使俄任務的可能人選有李鴻章、丁寶楨、郭嵩燾、李鳳苞等，但均因各種原因而未被考慮。(參看李恩涵，《紀澤外交》，頁73-74)

　　(2)《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8，頁9。

　　(3)《復丁稚璜(寶楨)制軍》，1880年4月9日，同上，頁1a;《致曾劼剛星使》，1880年4月12日，卷22，頁4。

　　(4)李恩涵，《紀澤外交》，頁75。

　　(5)《左全集·書牘》，卷24，頁9，《與朱茗生侍郎》;同前，頁52，《上各國總理事務衙門》。

　　(6)《外交史料》，卷19，頁21-22。

　　(7) 曾耙澤赴俄所率和其后參與中俄談判的人員，計有前署駐俄公使邵友濂、參贊劉麒祥、法文翻譯官慶常、俄文翻譯官桂榮、塔克什納和隨員李荊門等;原駐英國的參贊銜二等翻譯官英人馬格里和原受左宗棠、沈葆楨之命創建幅州船廠的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亦均隨同前往，協助策劃。馬格里和日意格，在整個交涉中居于幕后，提供咨詢，由于這兩名外國人的參與，曾的談判團隊要較崇厚談判團隊的實力為強，更加專業。俄方談判仍屬原班人馬，包括俄國署外部尚書格爾斯，外部侍郎熱梅尼(Aleksandr Genrikhovich Jomini)、俄駐華公使布策與外部總辦梅尼闊夫(A.A. Mel’nikov)。(參看曽紀澤，《金軺籌筆》; 李恩涵，《紀澤外交》，頁118-119)

　　(8)曾紀澤于1880年3月4日致函總署：紀澤才不如地翁(崇厚)，而承其后，且須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睹。(參看李恩涵，《紀澤外交》，頁91-92。)

　　(9)同上，頁91、97、99;HIC, p. 148. 《曾惠敏公使西日記》，卷2，頁20，光緒6年8月24日條。《手寫日記》，頁2408-2585。

　　(10)李恩涵，《紀澤外交》，頁111;《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4，頁2，巴黎致總署總辦(庚辰6月16日)。《手寫日記》，光緒6年6月6日條; HIC , p.152。

　　(11)《外交史料》，卷19，頁48-51;D.C.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olliday McCartney, pp. 345-346..)

　　(12)李恩涵，《紀澤外交》，頁103-104。

　　(13)《張全集·奏議》，1880年8月15日，卷2，頁31a.

　　(14)同上，頁31b。

　　(15)曾紀澤將中國官員的折子，比喻為西方的報紙輿論，這對俄國外交官來說，是個很有說服力的比喻：「奏折與西洋新報相似，中國無新報，故有議論。」(《金軺隨筆》，頁155-156)

　　(16)「緣崇大人所訂之約，所許貴國好處極多，….中國不免吃虧者尚難枚舉;若寫成新約，將來人忘崇約之事，必以為皆本爵所許與貴國，本爵不免要受罵名…」《金軺隨筆》，頁202。

　　(17)同上，頁190：「里法底亞之約未甚妥協，所以不明事理，藉詞議論，以致約不能行;…….所以此次改定各條，只要貴國無所吃虧，不要寫出招人議論之事。」

　　(18)同上，頁195。

　　(19)同上。

　　(20)《李全集·朋僚函稿·復劉峴莊制軍》，1880年8月21日，卷22，頁13。

　　(21)曾紀澤步步緊逼，盡量維護國權。(《金軺隨筆》，頁166;187;200-202;224) 布策對曾紀澤這種敬業精神，印象極為深刻：「貴爵辦事，最為慎謹，往往中國已欲退讓，而貴爵語言之中，仍不肯遽然放松也。」(同上，頁425)甚至即使到了「國家吩咐我如此立言，我亦必上疏力錚，斷不肯辦一文書，將該處地方送與俄國，使西洋各國笑我，中國后世人罵我。」(同上，頁125)

　　(22)曾紀澤對步策以戰爭相威脅，也以戰爭回應，嚴詞以對，毫不退讓： 「中國不愿有打戰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愿與俄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十數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這不正是左宗棠、張之洞大陸戰爭和持久戰的思想嗎?這時的曾紀澤顯然已距張之洞、左宗棠越來越近了，而卻離李鴻章漸行漸遠了。(參看《金軺籌筆》，頁139)。 這種在強敵面前毫不示弱，也以戰爭回應的勇氣，頗有南宋的大外交富弼之風!

　　(23)北宋外交家富弼(1004—1083)于北宋慶歷2年(1042)，時任知制誥，受命出使契丹，與契丹主曾經進行一段精彩的唇槍舌劍的較量，其智勇機變，輝耀千古，值得引述如下：

　　契丹主堅欲割地，弼曰：「此貴國意在敗盟假此為名耳，我朝惟有枕戈以待。」(作者注：沙俄背約，欲吞并伊犁，與背盟割地類同)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耶?群臣皆請用兵，我以為遣使求地，求而不得，用兵未為晚也。」弼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子，而人主蒙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者也」契丹主鷺曰：「何謂也?」弼曰「石(石敬瑭)氏欺天叛君，末帝昏亂，神人共棄，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喪失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一統，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數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令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之利盡歸人主，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富弼對宋遼兩國文件字斟句酌，甚至有一字不利于宋者，必力爭不舍。例如富弼曰：契丹主必欲于誓書增一「獻」字，弼爭曰：「『獻』乃下奉上之辭，非所欲施于敵國，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者邪?」契丹主曰：改為「納」宇何如?亦不可。契丹主曰「『納』字自古有之J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以稱臣之故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及后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契丹主見弼聲色俱厲，知不可奪，曰「我自遣使往南朝議之耳。」弼驛奏曰「彼求『獻納』兩字臣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許也。」

　　(參見蔣百里口述，柳詒征編,《宋之外交》)

　　(24)《金軺籌筆》，頁100。

　　(25)同上，另參見頁123-124;155-156;167。

　　(26)曾紀澤同他講事實，擺道理：「凡一國家，不能專就國家之意，不顧通國士民之言，以中國疆圉之大，人民之眾，與西洋各國往來未久，所以西洋情形，多有未甚熟悉者，議論自然不一。」同上.。

　　(27)一個奇妙的巧合，就是沙俄官方和中國的主和派竟然不謀而合，都痛恨清議，例如俄國的格爾斯對曾抱怨說：「惟中國之妄發議論者，使中國調兵設防，俄國亦動用巨款，幾乎失和，此等人當罪之。」;俄國有一俗語云：「一狂人投石于井，十人難以打撈」，「中國之發議論者，猶如狂人，我們辦事者猶如撈石之人也。」格爾斯將中國清議者如張之洞比喻為狂人，應予治罪。(同上，頁167)李鴻章斥責清流的口氣同格爾斯的，何其相似!

　　(28)同上，頁103。

　　(29)曾紀澤辯駁說，「因東三省系中國皇家發祥之地，中國臣民看視該地方如皇宮一般，允準此條，使我極其為難。」，同上，頁104;「松花江系東三省內地，松花江上游是中國皇家發祥之地，較他處內地更為緊要。」，中國臣民自不愿允許。(同上，頁110)。這里再次訴諸民意，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國家、中國、大皇帝。

　　(30)同上，頁155。 關于這點，曾紀澤同署外部尚書熱梅尼的一段對話，值得參考：熱云：「貴爵初到時，中國不明事體之人，猶欲慫恿打仗，后漸息此議;且中國朝廷會議折奏，本國無不知者。」曾紀澤回說：「奏折與西洋新報相似，中國無新報newspaper，故有議論，須奏明皇上，而準與不準，其權操之于上，非臣下所能自專。」熱梅尼：「新報是平常人議論，折奏皆是大臣.。」(《金軺隨筆》，頁155)

　　(31)同本節注(26)

　　(32)同本節注(23)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蔣百里口述，柳詒征編,《宋之外交》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曽紀澤，《金軺籌筆》

　　---《曾惠敏公使西日記》

　　---《曾惠敏公遺集》

　　《張全集·奏議》

　　《左全集·書牘》

　　論著

　　李恩涵，《紀澤外交》

　　英文

　　D.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olliday McCartney

　　HIC

　　六、熊口奪食

　　曾紀澤這次的出使任務，總署認為要比崇厚的難上十倍， 恭親王奕?謂之「其責倍重，其勢尤難 」。(1)李鴻章于1880年4月 12日致電紀澤說，「俄人已到口之食，復令吐出，是大難事。」(2) 的確是件大難事，特別是要從沙俄這頭兇狠狡詐的北極熊的口里硬奪回來，更是難上加難，因為「俄人力求廣地，日肆狼食，所據疆域，未有得而復失者!」，(3)難道伊犁會是個例外?除非真是個奇跡?

　　鑒于崇厚失敗的深刻教訓，曾紀澤這次在界務上改變他過去主和、主守的立場，轉而越來越傾向于抗戰派的立場，對沙俄寸步不讓，堅持中國要收回伊犁全境，必須是一個完整的伊犁，不是一個殘缺難保的伊犁。具體地說，就是伊犁以南的特喀斯河河谷和莫薩爾特山口，必須同伊犁一并交還。(4)

　　特別是到了談判后期，曾紀澤一改以前委屈求全的溫和態度，(5)轉而采取高姿態的強硬態度。雖然他受命交涉的事項不外伊犁、界務、通商和償款四大問題，但他現在逐漸對伊犁本身的戰略重要地位有更清晰、更深入的認識，已經同主和派的李鴻章、郭嵩燾，主守派的沈葆楨越去越遠。他在7月21日的奏折中說，伊犁不僅僅是中國的門戶，也是中國之奧區：

　　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間，運餉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討之者，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

　　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6)

　　他還引述英法兩國有人認為伊犁全境是中國鎮守新疆的一座大炮臺，(7)，更是形象生動。于此可證，曾紀澤對伊犁、新疆戰略地位的看法，似乎越來越接近左宗棠、張之洞了。從帝國板塊的觀點來看，伊犁的板塊，在曾紀澤的眼里，已經同三北板塊，進而同帝國板塊，緊密結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了，絕對丟舍不得。所以，在交涉過程后期，他義無反顧，決心要從熊口完整地奪回伊犁這塊美食。

　　他這一立場上的轉變，很可能是由于他在俄國從事談判的這五六個月來，已經從駐俄外交界，從俄國媒體，了解到俄國的外交政策是重歐輕亞，更加側重它在巴爾干的重大利益，而中亞的只是次要的利益;了解到1877-78年的俄土戰爭，俄方雖然勝了卻是慘勝，外交上反而陷于孤立，國內的民眾和軍隊普遍厭戰，國庫空虛，根本無力同中國這樣的大國，雖然衰微但卻正處于短暫的中興勢頭，在長達數千公里的邊防線上東西兩面作戰;了解到俄國國內矛盾重重，民心思變，人民對沙皇不滿。俄國的外交部和財政部當然深知俄國本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俄皇和格爾斯，實有和平了結伊犁沖突之意;而且，原本就不想同中國決裂，所以現在要盡快解決中俄危機，好將注意力轉向處理國內的問題和俄土問題。(8) 事實證明，曾紀澤的判斷完全是正確的。例如，俄國西伯利亞總督早已把實情告知俄使，俄國中亞軍力難以抵敵左宗棠的軍隊，迫使對中國讓步。加上時間對俄國日益不利，因為談判后期，時序已進入隆冬，中國北方的海口封凍，俄國艦隊已失掉了恫喝中國的有利時機。(9)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這時也已從黑海返回俄京，當他聽說中國調左宗棠進京坐鎮指揮，更怕局勢有變，遂命令格爾斯、熱梅尼、布策盡快結束中俄談判。(10) 于是，形勢開始向有利于中國的方面發展。

　　俄方終于答應廢除《里瓦幾內亞條約》，歸還伊犁全境，但條件是割讓伊犁西邊無關緊要之地作為補償，并要求大量增加償款，從原來的500萬盧布，增至1200萬盧布。其中還包括兵費，就是俄國為了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調動軍隊和艦隊的費用，也要中國代為支付。

　　曾紀澤認為這一要求，實在荒唐，堅決拒絕。他告訴布策，增加償款尚屬合理，但以軍費名義，決不能接受，「寧可不要伊犁」(11);如果俄國堅持，中國不如同俄國打一仗來得合算。其實，早在1880年3月1日，張之洞就提醒總署，「蓋無路之伊犁則可舍，而有用之伊犁則不可棄;無名之兵費則當拒，而挽回謬約之償款則不當惜」(12)，后來在9月4日，他又在《議約迫促，急圖補救折》中，再次強調應電令曾紀澤要求俄國撤回兵船，這樣在定約時，俄方將「不能借口索取兵費」。(13)曾紀澤顯然接受了之洞的意見，作為他反擊俄方無理要索的有力辯詞。 俄方要索軍費的另一個理由是要借此教訓中國，「以后不得再有如此舉動」。曾紀澤更是針鋒相對地強力駁斥說，「中國堂堂大國，俄國豈能說中國以后不敢如此?」 (14)曾紀澤由此維護了國家的榮譽和民族的尊嚴，這同崇厚的「善結主國之歡」，真是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于俄方一再以戰爭恫喝威脅，曾紀澤毫不示弱，強硬地反擊說，「中國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愿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數十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15)顯然這是曾紀澤為了辯論而辯論的辯詞，目的在杜俄人之口，是否屬實可行，倒在其次。這里他似乎又汲取了張之洞大陸戰爭和持久戰爭的觀念。

　　這種強硬的勇士、國士氣概，同崇厚一味退讓的懦夫形象，實成鮮明的對比!外交談判的口舌之戰猶如真槍實彈的戰場，氣盛者勝，氣弱者敗，而氣盛正是之洞提出的辦理中俄交涉的四個方針中的第二個方針。曾紀澤在內亂平定、西北勝利、崇厚喪權辱國之后，豈能在沙俄的虛聲恫喝之下示弱臣服?縱令如此，也需要外交家過人的膽識和機智來敢于反擊。曾紀澤正是這樣氣盛的杰出外交家。

　　終于俄國在1881年2月24日正式廢除《里瓦幾亞條約》，改訂新約《圣彼得堡條約》。其中規定，俄國歸還伊犁全境，放棄對特喀斯河谷、莫薩爾特山口的要求;廢除關于松花江航行至柏都納專條;允將嘉峪關通商比照天津辦理;領事僅吐魯番添設一員;天山南北路貿易將原約的均不納稅改為暫不納稅;償款雖增至900萬盧布，但較原來要索的減少300萬盧布，共計相當于500萬兩白銀。新約較舊約，挽回利權十之八九;紀澤終于成功地從熊口中奪回大部分的美食，杰出地完成了一次他自認為有五大難處的艱巨外交使命。(16)

　　英國駐俄大使德弗楞(Lord Dufferin)評論說，「迫使俄國吐出已經到口的土地，這是俄國前此未曾做過的。」」 (17)于此可見，英國對曾紀澤外交成就的評價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曾紀澤贏得他的主要談判對手格爾斯的尊敬，后者對他的外交才華和妙舌敬佩不已，他當面贊揚曾紀澤說，「此次商改約章，實系最難之事，而貴爵商辦此事，竟成厥功，具見貴爵才智兼優，能辦大事。」「貴爵到俄后，布置咸宜，令人欽羨，所以本國大皇帝始復和好初心，即此可見貴爵之才智也。」 格爾斯接著又由衷地稱贊說，「以貴爵之才，不惟出眾于中國，亦罕見于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外部諸公，同為欽佩，即如熱(梅尼)大人久辦外國事件，彼亦欽羨。」「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18)從俄方最高外交官員對紀澤的一片褒美之聲可證，曾紀澤個人的妙舌和外交才華，的確也是這場中俄特大外交風暴能夠平息的一個關鍵因素。

　　伊犁危機出了個晚清外交奇葩曽紀澤!

　　伊犁危機使左宗棠的同光中興功業錦上添花!

　　伊犁危機更出了個晚清一代儒臣張之洞!

　　注釋

　　(1)《外交史料》，卷19，頁23。

　　(2)《李全集·朋僚函稿》，《致曾劼剛星使》，1880年4月12日，卷22，頁4;頁5。就是談判對手格爾斯都承認：「此次商改約章，實系最難事，而貴爵商辦此事，竟成厥功。」(《金軺隨筆》，頁213)。

　　(3)《西國近事匯編》，辛巳，卷1，頁12;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p.42。

　　(4)《金軺隨筆》，頁102-103。

　　(5)他在1880年初方被授予出使任務時，對清流之激烈抗俄言論，對左宗棠之積極備戰，頗表不滿。(李恩涵，《紀澤外交》，頁93; 《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3，頁7-8。《倫敦致丁雨生中丞》(庚辰正月24日)

　　(6)《外交史料》，1880年7月21日，卷21，頁20a

　　(7)同上、同頁。

　　(8)李恩涵，《紀澤外交》，頁153-154 ;HIC , p. 177: Be sure that whatever we do, public opinion will accuse us. If we make war to save our dignity, it will reproach us for leading the state into a ruinous war at a time when,without that, our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are already in a bad state.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w conciliation so as to have peace, it will accuse us of giving away the diginity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o blame the government in everything, to criticize its acts without rhyme or reason so as to discredit it—such is the mission which it(public opinin) has

　　assigned to itself. To take into such a public opinion appears to me to impossible.

　　【要知道，不論我們怎么做，都會受到輿論的責難。如果為了維護(國家)尊嚴而訴諸戰爭，輿論將指責我們使國家，在正處于經濟和商業困境的時候，而陷入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反之，如果妥協求和，則又會指責我們有辱國家尊嚴，危害國家利益。政府動輒得咎，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不訴諸理性而放言高論，濫施攻擊—這正是輿論認為是自己的天職。面對這樣(是非不分)的輿論，我認為，要兩面討好是辦不到的。】(參見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pp. 327. Jomini to Giers, 1/13 Oct. 1880.)

　　于此可見，沙俄政府，同清政府一樣，面對國內輿論(即中國的清議)的壓力，也是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令人遺憾的是，李鴻章卻對此一無所知，或視若無睹，而一味地長對方威風，滅自己志氣，竭力妥協求和。

　　(9)同上，頁155-56;HIC ,pp. 176: News also from the Russian minister in Japan, K.V. Struve, of China’s purch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mines in Germany, and her dilatory tactics designed to gain time for war preparations. Jomini regretfully exclaimed: They have already succeeded in gaining the winter, which puts them out of danger from our fleet for six months!【俄國駐日大使Struve,電告(沙俄政府)，中國向德國購買大批水雷。而且(中國的)拖延策略是在贏得備戰時間。熱梅尼遺憾地驚呼道：他們已經贏得了冬天的寶貴時間，避免了我們艦隊六個月內對其攻擊的危險。】(參見,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pp. 327. Jomini to Giers, 1/13 Oct. 1880.)

　　(10)實際上，早在1878年春天，當左宗棠的軍隊已經日益逼近伊犁時，駐守伊犁的俄軍司令G.A. Kolpakovskii 就曾提醒土耳其斯坦總督K.P. Kaufman 中國軍隊有計劃從四個方向攻取伊犁。于此可見，俄國軍方對左宗棠的兵威，不敢掉以輕心。(同上，頁51;另參見V.S. Kadnikow, ‘ Iz istorii Kul`dzhinskago voprosa’(From the history of Kuldja problem), Istoricheskii Vestnik, cxxiv. 902(1911).)

　　(11)《金軺籌筆》，袁同禮主編、校訂，《新疆研究叢刊》第8種，臺北，1964年，卷2，頁12-21;曽紀澤手寫日記，光緒6年10月6日。

　　(12)曽紀澤拒絕的，就是張之洞所謂的「無名之軍費」。參見張之洞，《俄事機可乘善籌抵制折》，見《張全集·奏議》，卷2，頁17a-17b，1880年3月1日。

　　(13)張之洞，《議約迫促急圖補救折》，《張全集·奏議3》，卷3，頁2a, 1880年9月4日。

　　(14)《金軺籌筆》，袁同禮主編、校訂，《新疆研究叢刊》第8種，臺北，1964年，卷2，頁1-8;曽紀澤手寫日記，光緒6年10月6日。另見，李恩涵，《紀澤外交》，頁139。

　　(15)同上，頁8;《金軺籌筆》，頁214;215。

　　(16)曽紀澤，《改訂俄約辦事艱難情形疏》，《曾惠敏公奏疏》，卷3，頁2-4。

　　(17)D.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 p. 351.;另見，威妥瑪的評論：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已占領之土地，曾侯實為第一人。

　　(18)《金軺籌筆》，頁213;225。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致曾劼剛星使》，

　　《外交史料》

　　《西國近事匯編》

　　曽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

　　----《曾惠敏公遺集》

　　----《曾惠敏公奏疏》

　　----《金軺籌筆》，袁同禮主編、校訂，《新疆研究叢刊》第8種

　　《張全集·奏議》

　　論著

　　李恩涵，《紀澤外交》

　　英文

　　Boulger, D.C.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

　　HIC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V.S. Kadnikow, ‘ Iz istorii Kul`dzhinskago voprosa’(From the history of Kuldja problem), Istoricheskii Vestnik, cxxiv. 902(1911).)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p.42。

　　七、結論：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隨著《伊犁條約》的締結，中俄的外交危機終于雨過天晴，有驚無險;中國以近代外交史上獲得的唯一一次殘勝的代價，幸運地逃過了一場戰火的劫難。

　　即使是殘勝也是來之不易，全仗三個晚清的國士，左宗棠的利劍、曽紀澤的妙舌、張之洞的健筆，三劍合璧，聯手締造了伊犁失而復得的外交奇跡;真可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后世!

　　左、曾之功，怎么美言都不為過，清廷也給予應有賞賞賜，已經世襲侯爵的曾紀澤除了仍任駐英法使臣外，加授宗人府丞，不久又授都察院左都副御史(三品大員)。(1)譽滿中外的一代中興名將左宗棠則在張之洞的建議下，奉調來京，出任軍機大臣、總署大臣和兵部尚書(一品大員)，(2)位極人臣，真可謂與曾國藩并列的、一身系天下社稷安危的中興大臣，達到一個漢人可以得到的最高權位和尊榮了!

　　相對于這兩位國士，而張之洞這位國士的健筆到底作了什么特殊的貢獻呢?應該給予何種相應的封賞呢?

　　先說他的貢獻。正文中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證，現在再引述兩個對張的健筆所起的特殊貢獻作出的高度概括性的權威評估，作為本文的總結：一個是當時外人在上海辦的《捷報》(3)所作的就事論事的評估：

　　…… 一般認為，這份奏折(指1880年1月16日的《熟權俄約利害折》)當時已被(朝廷)作為對曽紀澤指示的基礎，于是它從一個詞臣諫官的普通奏折，一下被提升到國折的尊榮地位。(4)

　　另一個是當代已故的著名美籍華裔史家徐中約，經過全面審慎的研究后，所作的客觀權威評估：

　　中國主戰者的激情言論，以及他們展現的自信心，形成了一種毋庸置疑眾志成城的氛圍，堅決捍衛其領土完整和榮譽。這種激情的抗俄氛圍不會不給予俄國駐北京使團和圣彼得堡政府以深刻的印象。俄國人會理解到，同中國開戰，將必然是曠日持久的，必然代價高昂的，而且是不會有結果的。而且勝負難料，所冒的風險太大，不值得為伊犁一戰。

　　中國的主戰派當然是在玩火，他們把自己的國家推向戰爭邊緣，會使國家陷入一場浩劫般的大災難。幸運的是，中國這次的對手不是海霸英國，而是俄國，一個內外交困、自顧不暇的俄羅斯。將對手逼到險象環生的戰爭邊緣，逼迫對手要么一戰，要么退讓，絲毫不給予對手只靠恫嚇就能輕易取得勝利的機會。

　　是和是戰，也許永遠是個賭博，而這次中國僥幸地贏了。中國備戰，奉陪到底，戳穿了俄國的威脅只是虛張聲勢而已。如果李鴻章和他的主和派得勢當道，中國很可能在俄國的虛聲恫嚇下低頭屈服，俄國當然也就不會為和戰的選擇而傷透腦筋，俄國的虛弱也就不會暴露于世人之前。中國得以從困境中全身而退，與其說是靠自己的實力，還不如說是逼迫對手認識到自己的虛弱，更為恰當。在這一點上，清議不惜一戰的慷慨豪情，雖然多次將國家陷入災難性的戰爭，但這次卻出人意料地成為一件沒有惹禍上身的、貌似有禍實則得福的好事。(5)

　　就本文題旨而言，上述兩個評估對張的健筆的貢獻主要可以歸結為三點：

　　一是形成了一種「毋庸置疑眾志成城的氛圍」，也即釋疑定策，凝聚心志，眾志成城的強大心力;

　　二是「戳穿了俄國的威脅只是虛張聲勢」，不過是一個俄人擅長的外交詐術騙局而已。

　　三是「清議不惜一戰的慷慨豪情，逼迫對手認識到自己的虛弱」，知難而退，從而讓中國得以有驚無險，從困境中全身而退。

　　對于第一、第二兩點，比較容易理解，但對于第三點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膽識。因為沙俄外交一向擅長玩弄詐術，這次危機中，俄方重施故伎，佯裝不惜訴諸武力，實際上只是恫嚇懾服對手，掩飾自己嚴重的內外矛盾。

　　然而，要戳穿這個沙俄這個刻意設計的大騙局，對中國的洋務派來說，卻有心理上的障礙，得了恐洋癥：如前文所言，(6)蓋自鴉片戰爭以來，再加上火燒圓明園的慘痛記憶，朝野早已被英法西洋的船堅炮利徹底懾服了，形成了一個中國絕非西洋對手的心態，甚至得了一種恐洋癥的心病，妥協讓步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成了中國洋務派的個性特征，琦善首開其端，李鴻章(7)、崇厚承之而猶有過之，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然而，這層心理上的迷障不會自動消解除，俄方的騙局必須有人來戳穿，這就是一大批以張之洞、張佩綸為代表的清流、清議所要面對的歷史任務;他們沒有洋務派的恐洋癥，所以反而可以戳穿這個騙局。

　　張之洞，就是戳穿這層迷霧的杰出代表，也就是清流、清議在當時所起的關鍵的歷史作用。質言之，張之洞起了一個儒臣的作用，在廟堂之上，釋疑解惑，謀劃定策，為決策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像消解伊犁危機的戰火硝煙這樣的重大貢獻，就連當初痛斥清流庸人自擾并指名道姓痛批張之洞為窮酸腐儒的李鴻章，也不得不承認，「殊與大局有裨」、「實能裨益大局」。(8) 所以清廷對張之洞的封賞是可以預期的，但其破格之大、封賞之厚，卻是當時官場的異數奇跡：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從一個從五品的洗馬迅速越級調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轉升咸安宮總裁，再跳過三品破格提升為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正二品)，1881年底更外放為實授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撫。(9)一個要花上許多年甚至一輩子才能獲得的升遷，張之洞竟在這短短的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得到了，這樣的速度能不說是奇跡么?

　　這顆晚清政壇上光芒四射的政治彗星，由一個人微言輕的詞臣言官，飛速跳升至主持一方國計民生的封疆大吏，真可算是晚清政壇的一大異數!誠如龔自珍詩云：我愿天公重抖擻都，不拘一格出人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并逐步成為晚清一個士林同欽、僅次于曾國藩、左宗棠身系國家安危的重臣的一代儒臣!

　　三劍客之首的左宗棠的榮升靠的是軍功，曽紀澤靠的是祖蔭，而張之洞卻只憑一只筆桿子打出自己的天下，所以尤為難能可貴!

　　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當然，需要強調，這次中國近代唯一一次的重大外交勝利，雖然只是殘勝，卻在大西北至少奠定了數十年的和平大局。當然，其直接的歷史意義是使同光中興達到了頂峰;使朝廷和士大夫，信心倍增;使清朝作為東亞軍事和政治大國的國際聲望大為提高;更使清流黨人意氣風發，銳意革新問政，為朝局打開一個新的氣象和局面。(10)

　　同光中興因此次外交勝利，雖然只是一次來之不易的殘勝，而更加名副其實，清朝的國祚壽命也因此而延長了將近30年。

　　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注釋

　　(1)李恩涵，《紀澤外交》， 頁150：慈禧、慈安、恭親王奕欣等都對曽紀澤贊賞有加，謂其「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為不負委任」。

　　(2) 早在1880年1月27日張之洞即建議朝廷詔左宗棠來京入閣，「以備廟堂咨訪」， 見《詳籌邊計折》， 《張全集·奏議》，卷2，頁10; 《海警日迫急籌戰備折》，同上，卷3，頁7b, 1880年9月16日。俄方對左被調至北京，甚為忌憚憂心，參見李恩涵，《紀澤外交》， 頁156。

　　(3) NCH，又名《華北先驅周報》或《先鋒報》、《字林西報》)。1850年(道光三十年)8月3日由英國拍賣行商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在上海的英租界創辦，是上海第一家英文報刊。該報主要報道旅滬的英國僑民的社會動態以及他們關心的一些新聞，還有他們對時事的議論。自1859年起，該報被英國駐滬領事館指定為公署文告發布機關，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英國政府的觀點，被看成是一份「英國官報」(Official British Organ)。

　　該報對言論十分重視，經常對中國政府與中外關系發表意見，其基本態度當然是在為英國在華的利益辯護，但從總體上說，尚能秉持該報揭示的「公正而非中立」的宗旨，言論還算持平、客觀，并非官方的傳聲筒。

　　因英國是當時在華的主要歐洲國家，是當時世界的霸主，所以反映英國官方立場或英國利益的報紙，加上該報報道面廣、信息及時、內容豐富，自然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視，特別是中國官方和上層社會的重視，因而在華的外國人社會中的影響日漸增強。

　　該報于1951年3月停刊，是上海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也是近代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

　　(4)NCH, pp.90-91, February 1,1881：

　　[….and it was understood at the time to have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instructions to Zeng Jize, it was lifted from the level of a mere report by a censor to the dignity of a state paper(單憑字義，可譯為國折、國書、國論). ………]

　　(5)HIC，p. 190，原文如下：The spirited pronouncements of the Chinese war advocates and the confidence they manifested created the unmistakable picture of a country determined to defend its territory and honour. Such an image could not have failed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the

　　Russian legation in Peking and the government in St. Petersburg. A war with China, the Russians reasoned, would perforce be long, costly, and inconclusive. Victory would be uncertain and the risks too great to justify fighting over Ili.

　　The Chinese war advocates were of course playing with fire. They pushed their country so close to the brink of war that they might easily have precipitated it into a disaster of major proportions. Fortunately for China the present enemy was not Britain, the mistress of the seas, but Russia, a nation beset with foreign and domestic difficulties. By playing the dangerous game of brinkmanship, the Chinese forced their enemy to fight or retreat, allowing no chance of victory by mere threat of war. In the end Russia chose peace.

　　The decision for war or peace is perhaps always something of a gamble, and this time China luckily won. Chinese readiness to fight revealed the hollowness of the Russian threat. If Li Hung-chang and his peace party had been dominant at the time, China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have succumbed to that hollow threat, and Russia w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 painful decision of war or peace; her weakness would not have been revealed. China was able to extricate herself from the predicament not so much by her own strength as by forcing the enemy to recognize his weakness.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g-i outcry for war, which had many times led the country into ruinous

　　wars, unexpectedly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6)詳見上文第三章，第1節，注(15)。

　　(7)俄方的恫嚇詐騙的外交鬧劇，由于演出的相當逼真，加上西洋在華的外交官，各懷鬼胎，幸災樂禍，推波助瀾，形成一種硝煙彌漫的氣氛，居然竟讓老經世故、熟悉洋務，足智多謀的的李鴻章，竟然也喪失了清醒的心智，信以為真了，作出了嚴重的錯誤判斷。

　　一個有趣的、耐人尋味的對歷史人物的褒貶現象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近現代史家，一般傾向于將李鴻章定性為買辦賣國大官僚甚至是個漢奸;然而清廷卻在李鴻章于1901年去世時，謚號為李文忠公，「文」，李鴻章因為是進士出身，受之無愧，但在伊犁危機中力主對俄妥協讓步，后來又簽署了那么多的賣國條約，但在清廷眼里，卻仍然視為「忠」臣，這是一個頗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8)分別見《復丁稚璜宮保》， 見《李全集·朋僚函稿》，卷20，頁1;《俄約已定兼論琉球》，見《李文忠公譯署函稿》，卷11，頁45。(9)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1，頁22a-26b。在封建社會，官員每升一級，都要經過數年或更長時間的歷練，按正常情況張之洞必須在正四品、從三品、正三品的職位上歷練過多年，才能升到從二品，當然還要加上運氣。所以，張之洞可以說是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一夜之間連升四級的唯一幸運兒，由此也可折射同光朝的中興氣象!

　　(10)參看注(8)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譯署函稿》，

　　《張全集·奏議》

　　論著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

　　李恩涵，《紀澤外交》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學報》，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號。

　　----，《中國近代史論集》，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印行，1970年。

　　吳湘湘、李定一、包遵彭編，《中國近代史論叢—早期中外關系》

　　英文

　　HIC

　　NCH，《北華捷報》，又名《華北先驅周報》或《先鋒報》、《字林西報》)

　　八、后提示性假設

　　是的，中俄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1) 但因此也連帶揭示幾個密切相關的根本性大問題，并兆示晚清歷史及其后的中國歷史的走向。

　　但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問題由于涉及中國歷史或中共文明的結構性或功能的基本問題，都是早期歷史延續或積累下來的老大難的問題;其中有些挑戰，起碼可以上溯到兩宋時期的理學家們所面臨的中華帝國儒道文明和文化所處的江郎才盡的困境，以及為脫出困境在內圣外王思維框架下，所作的各種大膽但卻失敗的嘗試。(2)

　　甚至涉及到屬于中國文明本身基因性的問題，所以其深度和廣度，不亞于甚至尤勝于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結構性和功能性挑戰，何止是數千年所未有，謂之亙古所未有也不為過。因此，其挑戰的難度已經遠遠超出—愿在此特別強調--當時主導歷史的風流人物，慈禧太后、恭親王奕欣、曾國藩、李鴻章等個人的能力，而是需要好幾個世代甚至更長的時間的中國的才智之士來面對，來思考、來克服。

　　例如，近現代有無數的仁人志士、政黨派系，都想為苦難的中國尋找脫困的出路，但路在何方?正如魯迅所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上下而求索」，結果是無數的挫折、失望、失敗，就是最后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屢仆屢起，不斷在探索中國富強的道路，振興民族的良方，甚至到現在還在為振興中華不斷發出進行新的長征的號召。簡而言之，這是副沉重的歷史包袱和歷史使命，絕非此后任何仁人志士個人可以獨力完成。所以宏觀地看，不能太過于苛責前人。

　　當然，這里絲毫沒有要為當時當令的歷史人物應負的歷史責任開脫辯護，因為如果領導明智得當，會少走許多彎路，少付許多物質和精神的代價。這里只是反對單純地基于意識形態或黨派的利益，對歷史人物作出狹隘的、刻板的、教條式的、指控式的褒貶，以致模糊掩蓋了歷史的真相、真實，妨礙遲滯了尋求振興中華的大道正道。

　　有鑒于此，下面提出七個后提示性的假設或七個大問題，接續前提示性假設，旨在揭示或預示因伊犁危機而間接衍生中國、中華帝國和中華文明正在或將要面臨的結構性、功能性和文明文化也即價值理念等的大問題。

　　后提示性假設的首要問題是，在國與國的較量、文明與文明的碰撞中，弱國、衰老的古文明，如何以弱勝強，而力求自存自保?答案是依靠人的精神力量，或曰心力。中國在伊犁危機中的殘勝，原因非止一端，但心力顯然是個重要因素。這條歷史教訓，不僅具有局部性的意義，而且在此后的中國近現代史中還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提示性解說：中國伊犁危機中以弱勝強的根本性原因，分析到最后，在于張之洞、左宗棠為代表的抗俄派，直接向野心勃勃的沙俄、間接向中亞穆斯林世界中阿古柏之類的野心分子，展示中國保疆衛土的堅定決心和意志，也即形成一種眾志成城的無形的但無比強大的心力，迫使蠻橫的沙俄作出讓步，造就了中國的殘勝，從而在三北基本上保證了長期的和平，雖然此后小規模的騷亂不斷，但再沒有出現像回亂那樣大規模的動亂和沙俄要發動全面戰爭之類的威脅。在此后日益貧弱-缺兵、缺人、缺財、缺物、缺智缺知—的中國，要抵抗侵略、要振興圖強，最后只有依靠取之不盡的中國人的精神力量，也即發揮心的力量。同光中興如此，伊犁抗俄如此(3)，以及其后的八年抗戰，靠的更是是中國人的決心和意志，中共由弱變強，奪取政權，統一中國，抗拒外侮，建設國家，主要也是靠的精神力量，這也是一向特別強調心力重要性的的毛澤東克敵制勝的法寶，毛澤東主義的精粹靈魂。于此可見，張之洞在伊犁危機期間凝聚心志、高舉抗俄大旗，壓制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洋務派高舉求和的白旗，從而逼退沙俄，贏得殘勝，對此后日益衰微的中國的歷史進程，所具有的啟示性的深遠歷史意義。

　　所以，張之洞對中國在伊犁危機中獲得殘勝所作的貢獻，就長遠歷史的進程而言，是被史學界嚴重低估了。

　　由此也可見，這次伊犁危機，直接有力地揭示了費正清「沖擊回應」的外因說或西方中心說的嚴重局限性，也大大豐富了頗有一定說明力的柯文的內因說或中國中心說。(4)

　　第二個大問題是，中國在廣義的北方國防線究竟應該劃在哪里?這也是海防塞防之爭的核心底線問題，這次在伊犁危機中又再次凸顯出來，伊犁危機時抗俄派對此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答案：劃在長城以外的三北一線。

　　提示性解說：中國北方的國防線到底應該劃在三北即滿蒙、新疆或退守到傳統的長城一線?李鴻章的洋務派認為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這個實力，目前只能力圖自保，注重京津海防，建設海軍，也就是說三北板塊中的西北板塊顧不上了，暫時擱在一邊，而將國防線內撤到傳統的長城一線。這是作出了嚴重的戰略誤判，造成誤判的根本原因在于李鴻章洋務派把中國在東南沿海遭受歐美船堅炮利痛擊的教訓，機械地移植到三北，聯想到中國也可能在中亞遭受到沙俄的痛擊慘敗。這是用錯了地方和對象，就是時空錯置，所以作出了嚴重的戰略誤判。

　　進一步深入考察，李鴻章洋務派之所以作出這種戰略誤判，用學術的語言來說，是由于沒有深刻地認識到中華帝國板塊的解構和建構的過程，在中國沿海和內陸具有時間差和速度差的特點。造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北板塊抗壓的堅韌性，遠非東南沿海板塊的抗壓力所能比;質言之，在于歐風美雨的侵蝕力，隨著空間的距離從東南沿海不斷內陸西北遞減，及至中亞的新疆，其侵蝕的速度和強度已成為強弩之末，微不足道。所以三北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基本上仍然保持了中世紀傳統的原貌;縱令發生變化，也是量的變化、表面上的變化，而非質的、深刻的內在變化;具體而言，在伊犁危機期間，中國是以傳統的大一統帝國板塊的態勢同俄羅斯的新興帝國主義板塊在落后的中亞地帶相碰撞，相較量。而中國大一統帝國傳統文化的積淀，源遠流長，十分豐厚，板塊結構異常牢固，經過康雍干的加工后(5)，內化為儒家士大夫天經地義的天下觀，更是牢不可破，在同新興的沙俄帝國主義碰撞中顯然占有優勢—退一步說，至少也是旗鼓相當，極難解離崩裂。

　　質言之，在遼闊的三北邊陲的政治和軍事較量，仍然遵循千百年來形成的陸權戰爭規律運作，因此滿蒙深厚的傳統騎射經驗在中亞的大陸戰爭較量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有時還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絕不能同在東南沿海同西方海權的政治和軍事較量相提并論。左宗棠在三北的不世功業，最后分析起來，也應歸因于這種沿海內陸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時空差。

　　當然，還必須考慮到作為對手的沙俄帝國的國力，雖然自彼得大帝大力推行現代化后具備的強大的向心力，但所積累的國力，除了大量耗損于俄土戰爭，應付國內的矛盾之外，還耗損于消化方被納入帝國版圖的三個中亞穆斯林國家(浩罕、希瓦、布哈爾)，何況歐俄距離中亞遙隔萬里，地形阻隔，交通運輸不便，難以補充軍備給養。所以要在伊犁地區，同決心抗俄的中華大帝國較量，顯然力不從心，以致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對中國做出讓步。

　　相對于李鴻章的重海輕陸的戰略思維，左宗棠則主張海陸并重，并堅決主張三北板塊為一個不可分的整體，絕不能割裂，否則危及京畿和帝國的安全;所以主張海防固然重要，陸防也不能忽視，必須兩手同時抓，張之洞顯然也是持有海陸并重的觀點;也即中國的國防線應該劃在三北，絕對不能退縮至長城一線。

　　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亂，加上和平收回伊犁，順利化解了中俄重大的外交危機，中國在內亞的聲望大振，鞏固穩定了新疆蒙古甚至整個三北的邊界，(6)進而為中國在中亞鞏固了久遠的廣闊生存空間，其意義至為重大和深遠。

　　但中華帝國板塊邊緣的漂移碎片，巴爾克什湖一帶的廣闊土地,以及三北一帶的其他漂移地區，卻逐漸脫離而被新興的俄羅斯文明的渦旋運動吸納整合于俄羅斯帝國板塊之內。(參看附錄地圖一、二、三、四)中華帝國在中亞的開疆拓土的帝國事業，是以侵削日益衰微的奧斯曼古老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為代價的，沙俄在中亞的領土和文化擴張更是如此，阿古伯政權的覆滅消除了伊斯蘭復興運動對沙俄中亞新殖民地的威脅，有助于鞏固其在中亞的地位。

　　英國在中亞的活動，基本上一直是防衛性的，其扶持阿古伯政權也是出于維護其印度殖民地安全的考慮，(7) 以致在今后的中亞，北亞，將是中華帝國和沙俄帝國的博弈，雖然中華帝國板塊仍然不斷遭受后者的擠壓侵削，但基本上還能保持完整，隨著新疆于1884年11月采納左宗棠多次的建議而建省后，(8)使新疆從制度上和軍事上更加緊密地整合于帝國的板塊，更是如此。此后縱使中華帝國在東南海疆日益遭受歐美列強猛烈的碰撞，這個海陸并重的國防底線仍然堅持不變。所以反思伊犁危機的抗俄決策，就中華民族長遠的地緣戰略而言，還是左宗棠和張之洞的海防塞防并重論，方是正論正道。

　　但是，也不能據此而推論說，張之洞、左宗棠的一套抗俄思路和對策，也可以機械地照搬到東南沿海應對歐美海權國家的挑戰，否則也同樣會作出錯誤的戰略判斷。伊犁殘勝之后，國防天平向海疆傾斜，清流黨人在1885年的中法沖突中如法炮制，強硬對法主戰，遂有張佩綸以欽差大臣身份親臨福建督戰，(8)結果有馬江之敗，就是最好的例證。(9)但絕不能由此推論說，李鴻章一味妥協的對外政策就是正確的;絕不能這么說，從長遠來看，張之洞、左宗棠海的抗俄論，才是同時應付西方和沙俄在東西兩線的挑戰的正確的思路和正道。

　　伊犁危機突出的第三個大問題是：滿蒙漢三族共治的權力核心構成的帝國板塊，到底能夠承受多大的外來的撞擊力和來自內部的離心力?答案是十分堅韌，難以撕裂崩解。

　　提示性解說：伊犁危機暴露了清朝滿蒙漢三族共治權力結構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人數雖少但卻散居于陜甘新滇桂五省、幅員遼闊的穆斯林信徒，在政治上、宗教上，一直沒有像蒙古人和漢人一樣，被納入權力結構的核心，在帝國的地位相當于二等公民，由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阻隔等原因，受到滿蒙漢的結構性和政策性的歧視和壓迫，以致使穆斯林信徒一直成為帝國破壞性的離心力，構成撕裂帝國板塊的分離力量。這股離心力，不但要爭取平等，進而還要顛覆北京的政權，取而代之，這是左宗棠、張之洞塞防論的基本理論依據。何炳棣的滿人漢化論似乎對這點著墨不多。

　　然而來自東南沿海的歐美列強，雖然在非洲、拉美、中東、印度暴露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占領土地、掠奪資源、強行輸入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滅族，但在中國，正如左宗棠指出的，這時的西方列強，其來華的主要目的在通商謀利和擴大西方的文化影響，從來沒有要侵占土地，要顛覆北京政權，取而代之(10);充其量，就是后來的租界和劃分勢力范圍，固然在不斷侵蝕帝國板塊的機體，但仍然不足以威脅到撕裂帝國板塊完整性的地步，直到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才徹底改變了來自海疆的侵略的性質，激起了整個中華板塊本能性的強力自衛反彈，終至戰勝日本，保全國土的完整無缺。

　　至于海防的國防線，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傳統中國對沿海地帶在國防上的戰略價值一直過于輕視，清初甚至實行禁海令，民間片板不得下海。例如儒臣張之洞，如前文所述，(11)竟然為了聯日制俄，竟會忽發奇想，建議割讓臺灣南部給予日本，以利誘日本同中國聯手共同抗俄，收回伊犁，于此可見他重陸輕海的偏見之深!此后東南海疆的危機不斷，嚴重到足以造成張之洞所謂「亡國、滅種、毀教」的空前的朝代危機、國族危機和文明危機的地步，其來有自，既有外因，更有內因，張之洞被迫將視野轉向藍色的海洋了。

　　然而，在西北邊陲，伊犁危機所引發的中、俄、英三大帝國板塊和中、俄、英、奧斯曼四大文明板塊的碰撞，完全是一種惡性的碰撞，沙俄要奪人土地資源，在在揭示了中亞地區正在面臨傳統權力結構和文明結構的解構和重構的挑戰。隨著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日益衰微，地區權力的天平逐漸向正在崛起的、推行南進、東進擴張政策的沙俄帝國傾斜，在中亞隨意蠶食鯨吞;中俄英三大大帝國在中亞的權力博弈中，中英兩國各自被動地維護自己的領土和殖民地的安全和完整，無力主導中亞的歷史演變。中華帝國內部具有很強離心力的穆斯林民族，一有風吹草動，特別是在穆斯林世界向心力的吸引下和沙俄的威逼利誘下，就會撕裂帝國板塊，雖然伊犁危機暫時平息，但一直是個分裂因素，虎視眈眈的沙俄帝國，以及后來的蘇聯，都在伺機利用，介入中國內政。西線從此雖無戰事烽火硝煙，但間歇性的、地區性的騷亂一直沒有停止過，直到今天，仍然不時以恐怖主義的形式騷擾新疆。

　　伊犁危機時期揭示的第四個大問題就是：在伊犁危機期間，張之洞，作為帝王之學的儒臣的兩大天職，就是安邦定國和維護名教，也即保國保教，他的一切言論為作為，都是要盡量實現這兩大天職，否則就愧為儒臣。他順應時勢，在新的客觀條件下重新定義儒臣，定義帝王之學。那么，他還是正宗的清流黨人和正宗的帝王之學的儒臣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求變適存的儒臣。

　　提示性解說：上述所謂的安邦定國、維護名教的天職，是儒家的語言;用歷史的語言來說，我們可以將中國帝王之學龐雜繁復的體制和思想體系，高度化約為三對層構關系：一個是中層的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的對舉，一個是內層的內圣外王或內體外用的對舉，一個是外層的中外華洋的對舉。這三者可以視為近代帝學賴以存立維系的三大結構性的層構關系。張之洞，在伊犁危機期間，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受到了來自這三個方面的挑戰，并作出相應的回應;質言之，即在嚴峻的國防安全的威脅下，被迫對他所理解的帝王之學大膽地進行初步的現代化，以使儒學適存于現代世界。

　　「變」是《易經》的核心概念，也是帝學的核心概念，孟子贊孔子是時圣(12)，就是順應時勢作出適當回應;還有《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都是帝學的心法。伊犁危機期間張之洞為朝廷作出的「決疑定策」，充分體現了這個「變」的精神，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同他在湖北和四川學政時期予人保守學究的言行對照，簡直像是判若兩人。具體而言，在伊犁危機期間，張之洞作為清流盟主，其諫言獻策主要集中在內政和外交這兩個領域，也即外王領域。而且都作出了表率，士林同欽(13)。但是，張之洞又不止于是個清流， 其難能可貴者在于還敢于根據時代的需要和任務，賦予清流新的內容，特別是在外交洋務方面或廣義地說在外王領域，他已經在與時俱進，重新定義清流黨人和儒臣了，對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的對舉、內圣外王(內體外用)的對舉、中外的對舉的帝學的基本結構的處理，作了適時的調整。首先請言海陸對舉和內外對舉。張之洞從下列幾個方面，提出了應對建議和主張。(14)

　　1、軍備現代化：同光中興的自強運動，目的在富國強兵，但19世紀的富國和強兵，無法再走傳統中興的老路了，富國要發展近代的經濟也即工業化，強國也要引進西方的船堅炮利，植基于近代科技的軍備。所以，他不得不從清流的立場轉向接受洋務運動的思想家魏源、馮桂芬等所標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路和策略了。沙俄海軍對天津海防的威脅，對張之洞的思想產生強烈的沖擊，為了貫徹他主張先備后講的謀略，提出籌邊之法為練兵、籌餉、用人，力主加速海軍建設，購買洋艦洋炮：

　　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因洋務而糜耗者數千萬。冠蓋之使，交錯于海邦;市舶之司，日增于腹地。屈己捐愛，將日待時，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縉紳縮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于君父。(15)

　　其次建議加強北洋海軍建設：

　　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惜為數不多，其廉尚廉，似宜向歐洲續造數十艘，專派統領，分屯北洋大沽、營口、煙臺三處，一方有警，兩口赴援。(16)

　　于此可見，他不但沒有抨擊洋務派的引進夷技，反而是認為引進的不夠多，做得不夠好，不夠快，辦的不力，以致始有積弱如故，邊患不斷的現象。認同了李鴻章洋務派的強兵之策。

　　2、培訓海戰人才：接著又上折建議，強調培養訓練海戰人才，因地制宜，大力起用閩粵的海軍人才，甚至雇用洋人教練海戰：

　　北洋師船宜得人也，天津雖雖購有外洋戰艦數艘，聞水手運用猶未嫻習，臨戰恐不足恃。水陸人才各有所宜，海戰舟楫非閩廣將士不可，故大學士曾國一藩秦疏中曾發此義。于教練海戰，實是西人所長，聞赫德顧筧西士助我教練海防，其說未嘗不可酌采，但須權操自我耳。(17)

　　并且建議閱讀《海防新論》，參考吸收外國的先進海防思想。(18)這不是簡直就是將近二十年后他的著名的《勸學篇》的口吻和思路嚒?

　　張之洞固然尖銳指責了近年講求洋務成效甚微，但也批評墨守成規教條、自持高論的士大夫迂闊無用。這一系列被迫建議采取的政策措施，都與傳統的儒家甚至法家，都格格不入，簡直就是比洋務派還洋務派!李鴻章冷眼旁觀張之洞的思想日益向他靠近，也許會暗中贊許張曰：孺子可教也(李張年齡相差14歲)!

　　這只是表象，實際上兩人的施政主張形同而實異;表面上張之洞似乎背離了清流的立場，日益向洋務派靠攏;骨子里的張之洞仍然謹守儒家藩籬，強調修德修政，清廉自持，節操自厲，謹守六經大旨，以維持綱常名教為己任;仍然汲取儒家經史的智慧，奉行儒家的心法，簡言之就是五個字：勢、實、用、中、權，用于處世施政;萬變不離其宗，宗者就是這五個字，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清流的地方，所以稱之為通權達變的開明清流可也，以別于拘泥儒家經典的頑固學究的清流派，或放言高論的文人書生的清流派。

　　要而言之，清流派與洋務派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旨趣，兩者涇渭分明: 如上所述，清流者，清廉自持，砥礪德行，維持名教;濁流則但講實用實效，不講德行操守人品，為了實用實效，往往不惜以德行操守人品為代價。這是洋務派為人行事施政最受清流攻擊詬病之處;質言之，開明的清流如張之洞之所以對李鴻章等「洋務派」不滿，并非是不滿意其所辦洋務事業本身，而是不滿其在辦洋務時「更不知所謂教」。在「清流」看來，「教」即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體系，才是最高的準則，才是「政」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而只論功利不論氣節，只論才能不論人品，正是「教」已經喪失的表現，其結果必然是「政」的衰微和腐敗。所以，「清流」才以維護名教為己任，大聲疾呼，以挽回天下之人心、敦厚風化。

　　張之洞無論任京官或外任督撫，無論精神學術、經濟文章，其道一以貫之，萬變不離其宗;所謂宗者，一者，就是儒家的綱常名教。(19)這正是張之洞與李鴻章兩人為人施政的根本區別所在，此所以張之洞之為儒臣，而李鴻章之為能臣、重臣之根本原因所在。

　　總結而言，把「清流」看作一個與「洋務派」判然有別又對立的政治派別，是不妥當的。辦洋務者中有「清流」，「清流」中也有

　　熱心洋務者。「清流」的重要骨干陳寶琛就「于洋務極意研究」，(20)曾于1880年、1881年分別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條陳講求洋務六事折》，主張「辦理洋務亟宜加意講求」(21)。所以，張之洞、陳寶琛等開明派的清流，只是在標志清流派政綱的舊瓶里注入了標志「洋務派」政綱的一些內容，并非「轉向」，而是與時俱進。此之謂張之洞重新定義了清議、清流和儒臣，此之謂中體西用思想初具雛形。

　　實際上，洋務派被迫順從時代大潮隨波逐流，清流清議也日益被迫亦步亦趨，以致當無力保持內圣外王之間的必要的適度平衡時，終至有外而無內如盛宣懷之流，有內而無外如倭仁、徐桐之流，中華文明就產生了大裂變，而陷入空前的危機。

　　第五個大問題就是，接續上一個大問題中的第三個對舉，也即外層中外華洋對舉的矛盾。當晚清甲午戰爭之后，來自東南海疆的歐風美雨甚至東洋神風的沖擊的強度、廣度深度，與日俱增，其嚴峻性甚至達到張之洞在《勸學篇》深深憂慮的「國亡、教息、種滅」的程度。(22)對于這種中外華洋對舉的矛盾，上述張之洞在伊犁危機期間，自認為應對海陸、內外對舉的矛盾的執兩用中的應對方案，還能用之于中外華洋對舉的矛盾?答案是否定的。

　　提示性解說：歐風美雨的不斷撞擊，愈來愈證明中國傳統的陸權文明已經日益無力應對來自海洋文明的挑戰，這場華洋的對抗同傳統的胡漢對抗，在性質上、規模上，程度上，已經完全不同。張之洞從深厚的儒家經史汲取的智慧和經驗，在伊犁危機期間，似乎有助于他為朝廷釋疑解惑、安邦定策，因為大西部深入內地，發展遠落后于東南海疆，所以傳統的勢力仍然占據優勢，特別是漢人數千年的大一統思想、后來的絲綢之路的傳統，加上滿洲的祖宗遺產思想，使張之洞的經史造詣仍然多少還有用武之地，雖然是被動地亦步亦趨。但是，到了海疆的另一半中國，中國的經史智慧和經驗，在處理中外華洋對舉的矛盾時，顯得日益不相干了irrelevancy, 出現了江郎才盡poverty of wisdom and experiences的智慧貧困的現象。

　　此一思想勢頭延續至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戰，1900年庚子國變，而日益明顯。1898年張之洞《勸學篇》標舉的「中體西用」的模式，是其作為一個帝學的儒臣竭力克服這個對舉，甚至也包括上面的兩個對舉--海陸、內外對舉--的矛盾的最后努力。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張之洞晚年儒臣功業的悲劇結局，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他竭力忠的清王朝的悲劇，更是致力維護的中國帝王之學的悲劇。就張一生的功業而言，其敗也儒學。

　　中華帝國和文明的危機，愈演愈烈，隨后而有1911年的辛亥政治革命，革了帝王的命;接著而有1919年己未的文化革命，革了素王孔子的命。然而就在此時，絕處逢生，經過李大釗、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的上下(上層意識形態、下層經濟基礎)的唯物辯證思維中國化，轉化為上紅下專的唯物辯證思維，開創了人民之學，徹底取代了內(圣)外(王)思維的帝王之學，才徹底解決了中國文明的根本性矛盾，使得老朽的中華文明，脫胎換骨，獲得新生。(詳情見拙文《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誰的命?》)。

　　然而吊詭的是，提供解決這三大對舉矛盾的智慧源頭，竟是來自以前伊犁危機時的對手，北方的俄羅斯;當然，這時的俄羅斯已經不是沙俄帝國了，而是經過一場10月大革命脫胎換骨的新俄羅斯也就是蘇聯了。(23)

　　第六個大問題就是，從伊犁危機期間張之洞的思想來看，他顯然已經消除了根深蒂固的胡漢文明長期對抗較量的歷史情結，內化了滿人界定的滿蒙漢共治的天下觀，但要他從滿蒙漢共治的禮治天理世界觀，走向華洋對抗列國并立的近代民族國家的法制公理世界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雖然在晚年已經踏出第一步。但已時不我與，1909年，張之洞走完了先榮后哀的儒臣的一生，帶著無限的遺憾走進了歷史。

　　提示性解說：放在宏觀中國歷史的框架下來審視伊犁危機，數千年來塞外的歷史已經由傳統的漢胡較量，轉變為華洋較量。張之洞適處于這種轉變的過渡階段。可以想象，張之洞，一個方從傳統的儒家漢胡二分的天下觀、儒家宗法朝貢制度的國際關系轉入近代民族國家的華洋二分但多元世界觀的儒臣，一個從儒家經史汲取了積淀了數千年智慧和經驗的儒臣，當在伊犁危機期間，面臨來自俄羅斯文明、英國海洋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直接和間接的嚴峻挑戰時，其傳統儒家的中原外藩的天下觀必然面臨解構的過程，繼而面臨如何適應建構近代世界觀的過程;質言之，從張之洞的立場來看，伊犁危機不僅僅是中俄兩國的邊界爭端，更是迫使他放眼世界，思考探索如何將儒家天理禮治的天下觀近代化，以使中國適存于西方主導的公理法治的世界。(24)但在伊犁危機期間，他只是初步意識到這個問題，而且他只是個帝學的理論家ideologist, 不是個帝學的思想家，所以如何從儒家天下的禮制天下觀，走向的近代的法制世界觀，超出了張之洞的思想視野，所以也不在本文論述范圍。

　　推本溯源，蓋因中華帝國作為一個地緣疆域板塊和一個文明板塊，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后被迫同世界歷史接軌時，儒家世界觀首先是在東南海疆同歐美的海洋帝國和海洋文明接軌碰撞時，發生了近代化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文明，已經被迫進入世界歷史和文明的軌道，不再遵循朝代循環的規律運轉，改而遵循新的西方主導制定的規律運轉;在各大文明板塊碰撞的過程中，各大文明的渦旋運動，其釋出的向心力和離心力，遵循著新的規律起著互動作用，中華文明也無例外，在新的軌道上進行解構和重構，以求適存于新的世界。質言之，或者套用儒家的話來說， 一個更根本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挑戰，就是歐風美雨對儒家基本思維內圣外王的挑戰;兩宋時期，胡人的金戈鐵馬對內圣外王提出了致命的挑戰，現在西方的堅船利炮又對內圣外王提出更致命的挑戰。儒家的價值和思想體系，較之兩宋時期面臨更加嚴峻的解構危機!

　　第七個也是最后一個大問題就是，回到第二個問題，不妨試想：如果在中俄伊犁危機中，中國失掉伊犁，進而產生骨牌效應，失掉新疆，甚至大西北，中國的國防線退縮至長城一線，其后的中國歷史進程，將會是何等不堪!

　　提示性解說：左宗棠、張之洞的海防塞防并重論，對伊犁危機的和平解決，對穩定中國西部的半壁江山，具有深遠的戰略和歷史意義，不僅意味著從此對北京安全的威脅不再來自大西部，而且也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和戰略縱深。

　　中國的國防邊界自伊犁危機后可以說確定劃在三北了，傳統的胡漢分界線長城永遠走進了歷史博物館，成為后人憑吊的宏偉展品!

　　由以上提出的六個大問題也即六個后提示性假設所展現的視野，站在21世紀的今天來審視19世紀末期中國在伊犁危機中取得的殘勝，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伊犁大體上完璧歸趙，所具有的偉大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了。

　　否則，如果將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壓縮在長城一線，哪會有中共四十年代在中國西部進行奇跡般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空間大迂回?哪會有抗戰時期國府遷都重慶，采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進行圣神的八年抗戰?哪會有中國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為人口過多和資源相對貧乏的中國的現代化，注入新的強大活力。哪會有今年(2013)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所作的感性演講，回應千百年來漢人絲綢之路上「聲聲駝鈴」的回響，興發大漠裊裊孤煙的思古幽情!哪會有國防部長常萬全，最近(2013年10月14日)巡視新疆發表的「自古西安天下安，西寧天下寧。新疆是我國西北戰略屏障……各級要充分認清新疆發展穩定對于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特殊重要性……」的三北板塊一體觀當代的權威陳述。

　　于此可見，新疆對中國國防之重要性，歷久彌新;于此可見130多年前的前賢國士左宗棠、張之洞、曽紀澤為捍衛伊犁、新疆的完整所作的不朽貢獻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深遠、深刻的歷史意義了!

　　所以說，伊犁危機不但為左宗棠、曽紀澤的功業錦上添花，更是出了朵晚清政壇的奇葩，張之洞!

　　所以說，伊犁危機出了個張之洞。

　　注釋

　　(1)有的史家傾向于認為，1885年的中法越南之戰出了個張之洞，因為在這次中越邊境的戰爭，卻意料之外--特別是出乎李鴻章洋務派的意料之外—地擊敗西方另一個強權法國，贏得勝利，而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坐鎮兩廣，主持調兵遣將有功。同另一個清流領袖張佩綸以欽差大臣身份坐鎮福建，主持馬尾海戰，全軍覆沒，實成鮮明的對比。有鑒于此，他們主張中法越南之戰才奠定了張之洞封疆大吏的地位，所以出了個張之洞。此說與本文主旨仁智互見，姑存此說以為參考。

　　順便指出，1884年的中法之戰，就以李鴻藻為首的北清流黨而言，是個盛衰的轉捩點，此后以翁同龢為首的南清流黨代之而興。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清流、清議作為晚清的一種意識形態和一種議政參政的機制，也走進歷史;對清議清流有獨特研究的近代史家郝延平所謂的「囂張的言路，威焰頓殺」，就是最好的表述。(郝延平，《同光新政》，頁23b)但張之洞仍然一枝獨秀，而且與日俱增其秀，成為晚清的中流砥柱。

　　(2)龔忠武，《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上中下)，可在各大網站檢索，谷歌、百度、國學論壇等。

　　(3)歷代中興的標志性特征，就是奮發圖強，振衰起敝，歷朝的中興，夏之少昊、東漢之光武、唐之德宗等的中興，都是恢復重振開國精神。張之洞憂心忡忡地提醒朝廷，必須繼續發揚中興精神，力圖振作自強，以抗外侮：

　　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將何以處之? 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此古來志士仁人所為扼腕而嘆恨者也。伏愿皇太后、皇上自今日始，君臣上下，臥薪嘗膽，戒鴆毒之安，惕肘腋之患，專心求賢才，破格行賞罰。如仍有以含垢姑安養晦縱敵之說進者，一切斥勿用，然后修備，始非虛文矣。(張之洞，《詳籌邊計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14b-15a, 1880年1月27日)

　　他還以淝水一戰東晉戰勝前秦苻堅，采石之役南宋大敗金主完顏亮為例說明：天眷所在，雖偏安之朝，猶足以勝強敵。況以國家德澤之深，疆域之廣，物力雖絀而未窮，人才雖稀而未盡。如謂修德修政，竭禹跡九州島之全力，而不能與一鄰國抗，殆亦數千年來史冊所未有者也。

　　所謂修德修政，就是提氣鼓力，以精神力量克服困難。這就是近代中國和民族得以從深重國難中崛起、獲得新生的秘密，一種潛藏在中華文化中取之不盡的神秘力量。

　　(4)美國中國學China Study的奠基人費正清，借鑒湯恩培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戰-回應challenge-response」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西方主動沖擊中國和中國被動、亦步亦趨的回應模式，并按此模式，建構了他的中國學或哈佛學派的中國學大廈。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反戰浪潮的沖擊下，費正清的弟子柯文Paul Cohen系統地批判了費正清的這個「沖擊-回應」的西方中心說或歐美中心說的模式，代之以中國中心說。(參看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有兩種中譯本，一種是大陸學者譯的但在臺灣出版的：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版;一種是臺灣學者譯的并由臺灣聯經出版社出版：李榮泰等譯，古偉瀛校訂，《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柯保安著，1991年)。

　　(5)參看本文第一章序言第二章2節，前提示性假設之注(11)、(12)。

　　(6)NCH，March 29, 1881: …..The recovery of Kuldja (Ili) ,which will mark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recent campaigns in Central Asia, must vastly increase their already great reputation, and produce a profound effect among all the peoples of northern Asia.; 李恩涵，《紀澤外交》， 頁152。

　　(7)參見第二章，第1節，注(5)。

　　(8)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頁220-221;226-227。首先提出將西域也即新疆建為行省的是龔自珍(1792-1841)，見《定盦文集》，1868年，卷2，頁4b-11)。左宗棠受龔的啟發，先后五次(1877,1878兩次，1880,1882)敦促清廷將新疆建省，清廷最后終于于1884年11月16日正式批準左的建省建議，任命他的得力副手劉錦堂將軍為第一任新疆巡撫。(參見本注秦翰才條;另參見《左全集·奏議》，卷57,59。)而左宗棠卻未能親見，因為他已于半年前去世。

　　(8) 饒有趣味的是，1884年的中法之戰有兩個戰場，一個在中越邊境，一個在福建，而這兩個戰場，分別由清流的兩個健將張之洞和張佩綸坐鎮指揮，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指揮諒山陸戰，張佩綸則以「欽差海防大臣」身份指揮福建馬江海戰。結果張之洞指揮的諒山陸戰告捷，挫敗法軍，而張佩綸指揮馬江海戰慘敗，全軍覆沒。兩張的一勝一敗，固然部分歸因于中國長于陸戰而短于陸戰，但主要應當歸因于兩人對此戰的態度，張之洞致書張佩綸闡述他的主戰觀點與張佩綸等人的主戰觀點的不同所在：

　　總而論之，中外兵事，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強我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兵兇戰危，何等大事，何等難事，豈有談笑指揮數營雜兵劣械而能坐摧強敵者乎?世間安有此等便宜事也。(《張全集·書札》，卷214，頁1a-b)

　　不幸的是，張佩綸正如張之洞指出的，張佩綸在馬江之戰中，視敵太易，臨戰怯敵，措置乖方，用人不當;此外，到達福州后，要么飲酒賦詩、高談闊論，要么盛氣凌人，不把同僚放在服里，所以難逃失敗命運。

　　而張之洞則在戰爭中切合實際，運籌調度，連戰皆捷。時人有不少詩句、民歌對張佩綸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縱橫紙上談兵易，彭田小住且偷安(張佩綸聞炮聲，逃亡彭田鄉，躲入一座土地廟避難)。同時，清廷還命另外兩個主戰的清流黨干將陳寶琛、吳大瀲分別派往南洋江蘇、北洋天津「會辦軍務」」。但由于他們的頂頭上司一個是當時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是曾國荃，一個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兩人都是中興功臣、當朝重臣，握有實權，所以陳、吳二人實際上是「會」而不能「辦」，發揮不了什么作用。

　　1885年下旨將張佩綸從嚴發往軍臺效力贖罪，遣戍察哈爾察罕陀羅海、張家口等地。陳寶琛也因馬江之敗而被降五級，回鄉閉門讀書。而張之洞卻不久從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奠定了封疆大吏的穩固地位。

　　從此李鴻藻領導的北清流黨人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翁同龢領導的南清流黨。1895年甲午之戰后，南清流黨也因翁同龢被罷用也退出歷史舞臺，從此清流作為一個政治派系也走進了歷史。

　　(9)張佩綸馬江之敗的一個間接的原因，可能是在前往馬尾途中，路過天津拜訪他的父親摯交李鴻章，李鴻章設宴招待，將自己的一套「保全和局」、一條妥協、忍讓、屈辱求和的外交主張，向這位晚輩「諄諄」灌輸，提醒他「法國船堅炮利，實非南北各船所能敵」(《李全集·電稿》頁14-15)，以致使他忘掉了自己早先主戰的主張了。馬江之敗，張因而獲罪被貶，李鴻章或因此覺得虧欠這位晚輩，而將愛女嫁于張佩綸，當然張佩綸的才名早已獲芳心。一個主戰的清流干將竟成了一個主和重臣的女婿，真是歷史莫大的諷刺。

　　(10)《外交史料》，卷18，頁2b: 「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體各別;道光中葉以后，泰西各國船炮橫行海上，闖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

　　(11)參見上文第三章第4節，注(8)。

　　(12)《孟子》第十章卷十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

　　(13)參看第三章，第3節，呼喚國士，臨危應命。

　　(14)宋朝輕外重內，重文輕武，到了清朝，滿人的尚武騎射，彌補了宋朝的內外失衡的失誤。但到了清代中期，又犯了宋朝的毛病，文盛武衰，八旗、綠營喪失了尚武精神，西洋的堅船利炮，更加使騎射顯得落后，內外于是再次失衡，但習夷之長技以制夷，又激活了外王，內外辯證互動，但學習西洋之炮艦，卻是文明對抗，談何容易，因此深化了文明的危機。歷史的吊詭在于，宋朝的中原王朝之所以一直挨打，主要是完全無力對抗胡人的騎射，然而現在西洋的炮艦正是反制騎射的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宋朝以后的漢人王朝時不我與，等不及了，只有不斷挨受胡人騎射的蹂躪了;而在近代胡漢一體的清王朝，胡漢卻都要挨受西洋炮艦的蹂躪了。這種轉變，標志近代中西或華洋的矛盾，已經不止是國家間的利益沖突了，而是深層次的文明對抗碰撞了。

　　(15)《張全集》，第1冊，36~42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詳籌邊計折》，《張全集·奏議》，卷2，頁8b。

　　(17)《邊防實效全在得人耳》，《張全集·奏議》卷2，頁16b)

　　(18)《謹陳海防事宜折》，載于《張全集·奏議》，卷2，頁27a,1880年8月15日。

　　(19)黃興濤，《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18-419，海口，海南出版社1，1996)

　　(20)何剛德,《春明夢錄》，卷上，33頁。

　　(21)《陳文忠公奏議》，卷上，閩縣螺江陳氏刻本，1936。

　　(22)《勸學篇上·同心》，《張全集》，卷202，頁2b(總頁14444):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這是張于1898年說的話，可見當時面臨的挑戰的嚴峻性。

　　(23)這樣，就接上了第二篇鋪墊文章《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誰的命?》，和主題文章《毛主席還是個革命的歷史學家》了。

　　(24)參看汪暉體大思精的宏文巨構，《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下卷4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北京，2008年;另參看章永樂：過去的未來——評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周熾成，亂與謬——評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參考資料

　　中文

　　文獻文集

　　陳寶琛，《陳文忠公奏議》，卷上，閩縣螺江陳氏刻本，1936

　　龔自珍，《定盦文集》，1868年

　　黃興濤，《辜鴻銘文集》

　　《李全集》

　　《外交史料》

　　《張全集·勸學篇》

　　《左全集·書牘》

　　論著

　　包羅杰，《阿古柏伯克傳》

　　龔忠武，《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上中下)

　　何剛德,《春明夢錄》，卷上

　　黃興濤，《辜鴻銘文集》

　　郝延平，《同光新政》

　　李恩涵，《紀澤外交》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章永樂：過去的未來——評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周熾成，亂與謬——評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英文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NCH

　　補充圖：清初在中亞開疆拓土，1600-1770

來源：The World’s Greatest Empires—A History of Power i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 2013-14

　　補充圖：19世紀沙俄在中亞之擴張圖

來源：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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