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怎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三中全會公報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鮮”說法，但怎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里除了十分顯眼的、具有排它性的“決定性作用”五個字，隨后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說得不充分;文中有關段落，“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等，除涉及到土地資源可能入市，對如何操作，也還沒有完全說透：未來十年，究竟市場怎樣起到決定性作用?只能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推測和解讀。

　　先說什么是市場?無非就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相關的購買米、面，糧食、副食品、衣物、雜貨、電腦、手機、摩托車、汽車等等的超市、商店、專賣店;不直接相關的，鋼材、原材料、機器等市場;在虛擬經濟被拔高以后，銀行、股票、債券、外匯等票證交易的市場。簡單說，這些東西的總和，就是市場。反映的主要是社會生產關系中的交換關系(簡單說，市場=交換)。這一關系的主要特點是，人們用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即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來換取所需要的商品(使用價值)。

　　馬克思在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生產關系后，斷定生產決定交換，這當然非常正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如果農民不把自己生產的糧食拿到市場上，而是全部消費掉，糧食就不是商品，糧食市場就不存在了。連市場都不存在了，還談什么配置？解放初期，中國需要原子彈形成軍事上的威懾力量，可是市場上沒賣的!要等到市場上可以買來原子彈，恐怕300年也等不到!所以中國只能盡可能地調配各種資源、勒緊褲帶自己造，終于生產出來了，還生產出了導彈、核潛艇、大飛機。可見，生產是第一性的，是本元的東西，交換是派生出來的、第二性的東西。要說交換決定生產，肯定是唯心主義的奇談怪論(這里不排除在一定條件下交換對資源的配置會起到一定的影響或者說“反作用”)。

　　那么，市場是否有可能決定資源的配置呢?我們說的資源，當然是生產資源，也包括國防資源，它有兩個要素：生產資料和生產者。從人類歷史上已經有過的經濟形態來看，對生產資料(如土地、工廠、礦山)和生產者(農民或工人)最合理、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式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配置方式——由國家總牽頭，按照本國全部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客觀分布,進行科學規劃、有計劃地、合理地配置和利用，這就能夠高效地、浪費最少、對環境很少破壞地利用資源。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這樣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利用這種方式，蘇聯從使用木犁的農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一舉躍升成世界第二經濟科學軍事強國，其間還抵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外敵入侵?，F在的俄羅斯還在吃蘇聯時代的老本。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也用極高的速度(不到三十年)，一舉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成為布局合理、擁有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工業國。只要按照原先的道路持續走下去，肯定會成為不亞于當年蘇聯的超級強國(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世界最大殖民體的同義語)。

　　人類社會還有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就是已經經歷了數百年的資本主義的、一切以金錢為中心的、由貨幣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這是一種極野蠻、落后、反人道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叫做“資源的市場配置方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所謂的原始積累”一章里，用將近50頁的篇幅，詳細描述過這種野蠻的資源配置方式：“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見《資本論》第一卷，黑體是我加的;下同)。

　　他所描述的是大體上從15世紀末到18世紀中，三百年間資本的“圈地運動”。

　　土地集中配置，養羊比種糧食賺錢，可以用更少的勞動力來飼養，于是大量農田變成了牧場;農民成了農業工人，但更多地是成為城市后備勞動力大軍，成為剩余人口的一部分，并大量地產生出城市貧民、流浪漢、盜匪、小偷、妓女，他們忍受各種非人的壓迫和剝削，成為一切社會治安的焦點問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孔约簞趧訏甑玫乃接兄疲匆愿鱾€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扼要地說，馬克思描述的，就是資本或曰商品市場對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的配置過程。

　　從馬克思所描述的過程來看，資源的資本主義市場配置方式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完全不相容。

　　另一方面，即使從純理論的角度，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也不總是有效果。因為，第一，市場對需求的反應總是滯后的：假定市場上缺少豬肉，豬肉價格上漲，然后養殖場(農民)開始大量養豬，等幾個月后豬出欄，此時市場上可能已經不缺豬肉了，養殖場(農民)養的豬賣不出去，也許連成本都收不回來、甚至破產。因此，最科學的，是根據人們的消費習慣用統計的方法以人口數量乘平均消費水平來計算豬肉需要量，預測需要養多少豬，然后有計劃地養殖、均勻地供應市場，——但這恰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而是根據預先對社會的調查和統計來決定按計劃組織的生產。第二，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盲目的、自發的、類似于無政府狀態的、因此總是混亂不堪的。由于市場的中心是貨幣，并不直接反映社會對物資的需求。賺錢，獲取利潤，是市場經營的目的;靠錢生錢是市場伴生的異化功能。因此，投機行為是不可避免的。要自動走到科學的軌道，基本上不可能：例如，貧困地區，基礎建設、國防設施，幾乎沒有賺錢效應，因此很難得到資金的支持。越是有錢的地區，越發展，越是需要資金的地方，越得不到資金。其結果總是畸形發展;第三，市場對資源的配置過程極其漫長且總是伴隨著大量的資源浪費。只有在富饒地區資金出現了過剩，才會緩慢地向周邊地區滲透。這個過程非常漫長,就如我們在前邊提到馬克思說的英國圈地運動，經歷了三個世紀。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勞動力離開了土地，大量農民死亡;而在城市，每次資金的轉移，都伴隨著大量工廠的破產，大批工人失業——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使資金持有者發生變動，使得資金和資源集中到少數寡頭手里，大多數人沒有資金或僅持有少量資金，這就是市場所能決定的最后結果。

　　這樣，我們就從三中全會公報中對“市場的決定作用”解讀出了 “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數百年前歐洲曾經出現過的“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這種“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過去三十年中國人已經見多了，早已經見怪不怪了，也早已經麻木不仁了。讓人依然憤慨地是，那些修正主義分子依舊厚顏無恥地在他們的理論前面掛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是太具有諷刺意味了!是不是非要等到中國 “流寇”遍地之時他們才會清醒?

　　這樣一個結果，在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時，已經有了預感：從某媒體“圖解中共三中全會參加者”給出的300多參會委員中，國務院代表竟占85席(超過22%)，已經有了不詳預感。中國眼前的問題很明顯地出在國務院。翻看一下《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就知道，中國正在按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厲以寧的規劃，正在向資本主義道路上狂奔，由此可知，這個“決定性作用”不是什么新鮮貨色，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搞了幾百年，中國搞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準備對中國殘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起到的摧毀性作用的極腐朽的武器。所以，對這種武器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同時也不要對“宏觀調控”抱有任何幻想：厲以寧和他的弟子告訴了我們宏觀調節的基本方法：

　　“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宏觀調節的基本問題是要使投資與儲蓄相等，也就是使社會總需求等于社會總供給。如果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就出現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如果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需求不足，就會出現經濟停滯和失業。由于社會總供給是長期性的問題，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因此，當經濟中出了供求不平衡問題時，國家主要是調節社會總需求，具體地說，如果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政府采取緊縮的政策.它包括(1)增稅;(2)政府縮小開支;(3)提高銀行利率;(4)中央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等。緊縮政策是用來對付通貨膨脹和社會總需求過大的。

　　如果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政府則要采取擴張(或刺激)的政策。它包括(1)減稅;(2)政府增加支出;(3)降低銀行利率，(4)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等擴張政策是用來對付經濟停滯失業和社會總需求不足的。(見《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46、47頁)”

　　看來，厲以寧的弟子現在就準備用這種方式來應付中國13億老百姓了。

　　但問題是，這種方法是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對付經濟危機也并不總是靈驗的方法。通貨膨脹的起因，多半與生產過剩有關，——一方面大量生產，積壓起來、賣不出去，另一方面大量需要的人沒錢購買，這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痼疾，與正處于相對貧困進程中的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沒有直接關系：首先，儲蓄不能反映出社會總需求——因為資金大量集中在社會上極少數人的手里，大多數人的儲蓄額總和遠低于極少數人的儲蓄額總和。還有大量的無產者根本沒有多余的錢存入銀行。如果出現天災，勞動者有可能從銀行提取自己少得可憐的儲蓄，但對社會總儲蓄額影響很小。因此，儲蓄額的變動不能直接反映出勞動人民需求的變動。另一方面，這種措施的效果非常值得懷疑：當通貨膨脹出現時，有時并不是社會總需求增大引起的，如所謂緊縮型通脹，采取緊縮政策，只會雪上加霜。所以，資本主義那套東西本不適用于中國，其中的弊病資本主義社會自己也無法克服。還是采用統計的方法分析實際社會需求更可靠。根據實際生產、消費需求進行調節最有效。但這仍然是計劃的方法?？梢?，書生誤國、空談誤國，從厲以寧那里販來一些陳舊不堪的貨色，竟敢用來強行綁架13億中國人、還要“殺開一條血路”推著中國人往絕路上跑。估計用不了幾年，淺薄之徒就會垮臺，就算暫時不垮臺，也會被他們在中國親手制造出的“流民”、“流寇”打垮。在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度，竟然需要談論這種話題，真讓人感到無限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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