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rxist Critique of Post-Marxism

　　詹姆斯·彼得拉斯①

　　前言

　　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和工人階級的撤退，后馬克思主義成了知識分子的時尚立場。改革派左翼留下的空間，部分地被資本主義政治家和思想家、技術官僚和傳統宗教，以及原教旨主義者所占據。過去，這個空間是由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政治家，以及與“解放神學”合作的宗教活動分子占據的;中左翼在政治制度(上層)和較少政治化的人民階級(基層)中有很大影響。激進左翼空缺的空間是與政治知識分子、政治化的工會階層，以及城鄉社會運動聯系在一起。而在今天，正是在這些階級之間，馬克思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的沖突更為激烈。

　　一大批“社會組織”在新自由主義倡導的主要金融機構和政府代理的豢養下，在很多情況下得到它們的資助而涌現出來。它們的意識形態、它們的關系和它們的實踐開始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直接較量。這些組織(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自稱是“非政府”組織或“獨立研究中心”)競相提出容易被人接受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以充實資助它們的老板的新自由主義的內容。本論文將描述和批判這一意識形態和各個組成成分，然后描述它們的活動和非活動，并把它們同社會基層的運動加以比較。此后將要討論的，是“后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它的演變及其與馬克思主義的衰落和可能的回歸等有關問題的前景。

　　后馬克思主義的成分

　　在很多情況下，提出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是“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出發點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并對每一個基本建議提出反建議，以便提出一種替代理論，或者至少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分析思路。在后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遇到的基本論據，至少可以歸納為十個：

　　1.社會主義是一種失敗，社會的所有“一般理論”都注定要重復這個過程。意識形態都是虛偽的(后馬克思主義除外!)，因為它們反映的思想世界是被一個單一的種類/種族文化體系控制的;

　　2.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階級的觀點是一種“簡化論”，因為階級正在解體;主要的政治出發點是文化性質的，并同許多不同的本性(種族、種類、人種、性欲)交織在一起;

　　3.國家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是腐敗而不充分的社會福利的載體。“公民社會”是民主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扮演者;

　　4.中央計劃經濟導致官僚統治，又是官僚統治的產物，它阻礙產品在生產者之間交換。也許需要對市場和市場交換作有限的調節，這可以促進消費和更有效的分配;

　　5.傳統左翼奪取國家政權的斗爭，導致把公民社會歸它控制的專制政權，這個政權是腐敗的。地方組織就地方性事務開展地方性斗爭，結合向國家和國際當局提出要求或施加壓力，是實現變革的惟一途徑;

　　6.革命總是或者以失敗告終?；蛘卟豢赡苓M行：社會變革有導致專制反應的風險。替代辦法是為鞏固民主讓步而斗爭，以保障選舉進程;

　　7.階級聲援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它們反映的是以前的政治和現實。階級已經不存在了?，F有的只是一些相互割裂的地方。在那里，特殊團體(屬性)和地方以相互幫助的方式聯系在一起，并在依靠外援合作的基礎上，為生存而保持相互關系。相互聲援是一種表現階級——紅十字精神的現象，是一種人道姿態;

　　8.階級斗爭和階級對抗不產生可感知的結果，而只能導致失敗，不能解決近期問題。圍繞特殊計劃開展的政府間合作和國際合作帶來生產的增長和發展;

　　9.反對帝國主義是那個時代的殘存表述，是另一種過時的東西。在當今全球化經濟中，不存在同經濟中心對抗的可能性。世界日益相互依賴。在這個世界中，更需要資本、技術和知識從“富”國向“窮”國轉移的國際合作;

　　10.人民組織的領導人不應該僅僅面向窮人的組織和為他們的條件分憂。內部動員應該建立在外部資助的基礎上。專業人員應該制訂方案，保障組織地方團體所需的外部資助。沒有外部幫助，地方團體和職業教育將會衰敗。

　　對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

　　于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就有了一種分析，一項批評和一個發展戰略。用一句話表述，這個發展戰略是一種非常廣義的意識形態，是在他們討論馬克思主義時想當然地加以譴責的東西。此外，還是一種對國內和國際資本主義危機(長期停滯、周期性金融恐慌，等等)和影響當地社會問題的社會矛盾(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判斷失誤的意識形態。例如，新自由主義(后馬克思主義者據以活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是階級沖突的產物。同國家和帝國結盟的特定資本階層打敗了人民階級，強加了模式。非階級觀的前景不能解釋后馬克思主義者據以行動的社會世界的來源。不僅如此，在有關后馬克思主義者來源的討論中，這個問題本身暴露了出來——他們自己的經歷反映了(在國內和國際經濟和文化領域內)權力的急劇和徹底的轉向：在限制馬克思主義賴以活動的空間和資源的同時，增加后馬克思主義者的機會和資金，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淵源已經融入了政治權力的走向之內，脫離了工人階級而轉向資本輸出。

　　現在，讓我們從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社會學的批判認識和它對一般理論普遍不牢靠的見解出發，來討論它的一些特殊建議，讓我們從它的“社會主義的失敗”和“意識形態的末日”開始。“社會主義的失敗”是什么意思?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臺?第一，那僅僅是有關社會主義的惟一概念。第二，即使如此，失敗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是政治制度，還是社會經濟制度?最近在俄羅斯、波蘭、匈牙利和許多前蘇維埃共和國舉行的大選表明，大多數選民寧愿在某種程度上恢復過去的社會福利政策和經濟實踐。如果前共產黨國家的公眾輿論是“失敗”的晴雨表，那么，現在還沒有定論。其次，如果后馬克思主義者想以左翼政權的衰落來說明“社會主義的失敗”，那么，我們還要堅持，在由于社會主義實踐的內部缺陷而導致的“失敗”與外部侵略造成的政治和軍事失敗之間，是存在差別的。沒有人會說，希特勒摧毀西歐的民主政權是“民主的失敗”。資本主義的恐怖主義政權和/或美國對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烏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國、危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阿富汗的干涉，在革命左翼的“衰敗”中起了主要作用。軍事上的失利并不是經濟體制的失敗，并不反映社會主義經驗的有效性。此外，當我們通過許多社會指數來分析社會主義或人民政府相對穩定時期的內部運作時，其結果要比后來的政權有利得多。同皮諾切特政府時期相比，阿連德政府在人民的參與程度、衛生、教育、公正的增長等方面要有利得多。在尼加拉瓜，以同樣的指數比較，桑地諾政府要比查莫羅政府好。阿本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和人權政策同美國中央情報局扶植的政府政策下的土地集中和15萬件謀殺案要好得多。

　　目前，新自由主義者確實在執政，馬克思主義者確實被排斥在政權之外，但與此同時，在西半球很難找到一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群眾運動不發揮影響的國家，而這些群眾運動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正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新自由主義政權發起挑戰。在巴拉圭、烏拉圭和玻利維亞舉行了富有成效的大罷工，在墨西哥有重要的印第安農民和游擊隊運動，在巴西有無地農***動，這一切都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共產集團以外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一種人民民主力量，它是一種強有力的支持，因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后馬克思主義者混淆了蘇維埃共產主義與植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接受了概念對立的新自由主義，混淆了軍事失利與左翼的政治失敗。最后，面對東方的共產主義，他們看不到共產主義的發展變化和富有生命力的本質。一個以社會所有制、福利計劃、土地改革和民主為內容的新的社會主義具有日益增強的人民性。它是建立在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基礎之上的。

　　在這個意義上，后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末日”的觀點，不僅與它的意識形態不相符合，而且也與新老馬克思主義者持續開展的意識形態辯論不相符合，與新自由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目前的辯論和沖突不相符合。

　　階級的解體和個性的涌現

　　后馬克思主義者從不同的角度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一方面，他們說它沖淡了文化特性(種類、人種)同樣具有甚至更加重要的意義。他們指責階級分析論者為“經濟簡化論者”，錯誤地解釋了階級內部的種類和不同人種?？墒?，當他們提出這些“差別”決定當代政治的本質時，他們走得更遠。對階級分析觀點所作的第二個攻擊是，階級純粹是由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見解，本質上是一種由文化決定的主觀現象，階級分析是這一見解的產物。這樣，就沒有了分割社會的“客觀階級利益”，因為“利益”完全是主觀性質的，每種文化都確定自身的偏好。第三個攻擊說，經濟已經經歷過幾次變革，社會中也已經抹掉了古老的階級差別。有些后馬克思主義者說，在后工業社會，權力的源泉是新的信息體系、新的技術與領導和控制它們的人。根據這個觀點，社會正在向一個新的社會進化。在這個新社會中，工業工人正在沿著兩個方向消失：向上，參加到高技術“新中產階級”的行列中;向下，變成“下等階級”的邊緣人群。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階級內部存在著人種、性別和種族的差別。然而，他們強調的是，導致這種差別的廣泛社會制度，以及把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的必要性，以便在所有領域(勞動領域、社團領域、家道領域)消滅眾多不平等現象。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的，是性別和種族的差別能夠并且應該在階級范疇之外加以分析和解決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擁有侍女和財富的地主婆同其工資僅能糊口的雇傭農婦具有同樣的本質“個性”;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印第安官僚同被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剝奪了土地的印第安人具有同樣的“個性”。例如，玻利維亞有一位印第安人副總統，在他主持下，把耕種古柯的印第安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驅逐了出去。這種受相鄰人群壓迫的特殊形式的政策可能成為一種恰當的出發點。然而，除非消除壓迫，挑戰社會制度，否則，這一觀念將變成為一個囚禁其他受剝削社會團體的“個性”(種族或性別)的隔離囚牢。這需要對(領導和確定一般和特殊不平等條件的)社會權力結構做一個更廣泛的階級分析。

　　個性政策的本質內容是，把各種團體分割成無力穿透政治——經濟世界的、相互競爭的團體，而這個政治——經濟世界定義窮人、工人、農民和雇員，然后拋棄他們。階級政治是應對“個性政策”挑戰，并改造那些制造和其他不平等的機構的場所。

　　階級不是主觀的產物，階級是資本家階級為把價值據為己有而組織起來的。這樣，階級是由時間、地點和感覺制造出來的主觀觀念的說法，就把階級與階級覺悟混為一談。實際上，前者是一種客觀狀態，而后者受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制約。階級覺悟雖然是一種社會合成，然而在歷史上卻是“真實”而重要的。盡管階級覺悟的形式和表現千差萬別，卻是一種歷史上和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存在的現象;盡管在不同的時期它常常被其他“覺悟”形式(如，種族、性別、民族)所遮掩，或同它們結合在一起(民族主義和階級覺悟)。

　　在階級結構方面顯然有重大變化，但并不是在后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的方向上。重大的變化增強了階級差別和階級剝削，盡管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本質和條件已經變了。目前，工薪勞動者的數量比過去更多。非常規剝削不是描述“穿越”過去的資本主義的課題，而是回顧19世紀對勞動力剝削的形式。需要重新分析的，是這樣一種資本主義：一個人民國家被更清晰、更直接地同資本主義統治者聯系在一起的國家機構所取代。這個資本主義統治者就是沒有中介地治理著國家階級權力的新自由主義。不管國家行為的“眾多決定因素”是哪些，不管最近的和過去的政權如何，目前的新自由主義積累模式更直接地取決于一種同國際銀行業和出口行業聯系在一起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監控。它同公民主體的垂直聯系和基本聯系是通過國家的鎮丫機器和一些以消弭社會爆炸形勢為己任的準國家機器——非政府組織實現的。

　　福利國家的消失意味著社會結構更加兩極化：一邊是在健康、教育、社會保險等方面受到損害的國家公務員，另一邊是薪酬豐厚的專業人員，他們是與多國公司、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市場和政治權力中心關系密切、得到資助的其他機構聯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爭已經不僅僅是工廠里的階級，而且還有國家與沒有固定職業的階級、被迫在街頭和市場生產、銷售和承擔再生產成本的階級之間的斗爭。與出口商精英和中小買主(電子產品進口商、賓館和國際休閑勝地的旅游業人士)的市場一體化伴生的，是國內經濟(地方工業、小農場)的解體，其生產者被不斷地從農村驅趕到城市和外國。

　　為中產階級上層服務的品進口的基礎，是窮人“出口”勞動力所提供的利潤。剝削的紐帶是從國內的貧困化、農民的離鄉背井并被趕到城市和外國開始的。“出口勞動力”寄回的收入提供了硬通貨，為進口和新自由主義的(為促進國內外旅游業的發展而建設的)基礎設施計劃提供了財源。剝削鏈擁有更多的渠道，但最終還是一種資本——勞動力關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它為“民族”的多樣化而斗爭。國家市場、國內生產和交換再次成為的歷史要求。同樣，非常規(非正式)職業的發展要求進行巨大的公共投資和一個調節中心，以提供擁有適當生活條件的正當職位?？偠灾?，階級分析必須適應在具有國際聯系的勞動力市場內無中介資本的規則。在這個市場里，過去的再分配改革政策已被把收入集中到高層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取代。廣大的工人和農民階層過去是生活在正規勞動力市場里的。而這些階層目前的單一化和向下滑動，為統一的革命行動提出了一個極具潛力的目標。一句話，存在著一種共同的階級個性，它是組織窮人斗爭的溫床。

　　總之，與后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相反，資本主義的變革使階級分析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

　　技術的發展并沒有消除，而是加劇了階級差別。微型加工工業和那些采用新加工技術的工業部門的勞動者并沒有消滅工人階級，而是連續的剝削進程中調整了活動中心和生產方式的方向。到目前為止所能感知的新的階級結構，把新技術與更受控制的剝削方式結合起來：一些部門的自動化增加了在生產線上的勞動時間，閉路電視攝像機在減少管理人員的同時強化了對勞動者的監督，束縛工人的“質量控制圈”在不增加工資的情況下增強了自動的剝削。“技術革命”最終適應了新自由主義反革命階級結構的要求。計算機使農業交易能夠控制成本和害蟲的數量，但卻是低收入的勞動者澆灌了農田，中了農藥的毒。信息網連接了起來，剝奪了體育用品工業、家庭用品工業(非正規經濟)、紡織和制鞋工業工人的工作。理解這一種技術與勞動力不均衡發展過程的關鍵，是階級分析，性別和種族只是其中的內容。

　　國家與公民社會

　　后馬克思主義者描繪了一幅只是從一側觀察到的國家的圖像。國家被描述為一個掠奪公共財富，使人民陷入貧困，使經濟破產的巨大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機構。在政治領域，國家是一個專制政府，是實施阻擋人民行使公民權(民主)和產品交換(“市場”)的獨斷專行措施的根源。另一方面，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公民社會”是自由、社會運動和公民權的源泉。在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中，人們可以得到富有活力和公平的經濟。這一意識形態令人奇怪的事情是它脆弱的能力，它竟然忽視了50年的歷史，在缺乏私人投資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1930年的世界性危機、40年代的戰爭，等等)，公共部門是鼓勵工業化的必要工具。

　　其次，教育和基本公共衛生大多來自公共機構的主觀能動性。

　　在從18世紀到1930年一個半世紀的自由企業時期內，拉丁美洲經受了圣經上所說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親身經歷的所有七種災難：種族滅絕、饑餓、疾病、獨裁統治、依附、離鄉背井和剝削。

　　好像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公共部門壯大了，并且背離了它原有的公共職能，直至被政治和商業精英們占為私有。“國家的效率低下”是它被引向為私人利潤服務的結果，同時為交易利息提供補貼(通過低成本能源)，為政治追隨者提供職位。國家效率低下同它從屬于私人利益直接相關。理所當然地屬于國家職能范疇的衛生和教育計劃被私人經濟、教會或非政府組織恰當地取代。無論私人部門還是教會，它們資助診所和私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少數富人的需要。非政府組織更甚，它們根據外國捐助者的好惡或利益，在地方上為少數人提供短期的照顧和教育。

　　正如一項系統的比較研究指出的那樣，后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理解了歷史：在公共成果的積極面相對而言大于私人成果時，他們容忍用自己反國家的花言巧語蒙上自己的眼睛。

　　“國家是專制政治的根源”這一論點既是事實，又不是事實。獨裁國家過去有過，將來還會有，但是它與公共所有制很少有關，或者毫無關系，特別當它意味著剝奪外國企業時。大多數獨裁政權是反國家的，支持自由市場的，今天是這樣，很可能將來還是這樣。

　　此外，國家推動被剝削階層參與政治，承認勞動者、黑人、婦女等的合法權利，已經是公民權利的重要支持。各國在做了有利于窮人的重新分配土地、收入和預算以后，已經為社會公正打下了基礎。

　　一句話，我們需要拋棄國家/反國家的各種言辭，以便確定國家的階級本質、它的政治代表性的基礎和合法性。對國家進行違背歷史事實的泛泛攻擊是不可取的，只能起到論戰工具的作用，只能阻礙自由市場的居民在依靠公共行動創造潛力的情況下，做出合理和有效的選擇。

　　“公民社會”與國家互不相容的論點也是一種虛假的二分法。此外，關于公民社會的大部分討論對分裂“公民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置若罔聞。公民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公民社會的領導階級，在攻擊窮人的“國家主義”的同時，始終把鞏固其與國庫和軍方的關系作為重要的支點，以促進和保護自己在“公民社會”中的統治地位。同樣，當公民社會中的人民階級起而反抗時，他們謀求的是打破統治階級對國家的壟斷。窮人爭取國家資源的目的，始終是為了鞏固與富人相比的社會——經濟地位。無論是今天，還是過去，事情始終是各個不同的階級同國家的關系。

　　身處新自由主義國家之外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改變了它的功能意義。他們在不加批判地吸收上層的反國家言辭的同時，把它搬到了下層。后馬克思主義者企圖為他們的組織道路(非政府組織)辯解，把它們搬到上層，其理由是，他們是在國家之外、在“公民社會”中行動的，然而，事實上他們接受外國政府的補貼，為本國政府工作。

　　“公民社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深刻社會問題，在新自由主義之下深化了的社會分歧的一種抽象認識。既有公民社會內部各階級之間的沖突，又有“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沖突。只有某些極其少見的情況下，才會遇到其他的形式。在折磨、任意支配和掠奪各社會階級整體的法西斯政權和極權主義政府下，我們才會遇到國家與公民社會互相分離的時刻。

　　談論和描述“公民社會”的意圖在于，出于政治目的，把合法的差別改變成為主要的政治派別。而實際做起來，階級之間的差別將被淡化，就沒有了對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挑戰。

　　把“公民”與“國家”對立起來，是忽視某些公民(出口精英、中上階層)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忽視把絕大多數公民(工人、失業者、農民)排斥在有效行使最基本社會權利之外的事實。精英公民利用國家，用把公民變為單個個人的手段，使公民權利失去任何意義，從而剝奪大多數公民的這種權利。討論公民社會，如同討論國家一樣，需要確定各社會階級所處的環境和特權階級所強加的界限。后馬克思主義者把術語當做一種不加批判的概念，這種方式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強社會變革的活力。

　　計劃經濟、官僚制度與市場

　　無疑，在過去的共產主義國家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是“官僚”的，在意識上是專制的，執行時是集權的。從這種經驗性觀察出發，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計劃經濟”(無論是中央集權的，還是非中央集權的)與需求多樣、消費者成千上萬、信息流繁忙的現代經濟的需要是相矛盾的。只有市場才能承擔這個任務。民主和市場相伴相隨——這是后馬克思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的另一個共同點。這個概念的問題在于，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大多數主要機構都卷入了中央計劃經濟。

　　通用汽車公司、沃爾瑪公司、微軟公司為了提高產量和擴大市場，都集中籌劃直接投資和開支，集中地做出計劃。后馬克思主義者中很少有人——盡管還有人——以批判的眼光注意這些企業。后馬克思主義者從不懷疑多國公司的中央計劃的效率，也不懷疑它們與以競爭性選舉制度為特點的資本主義民主的相容性。

　　理論問題是，后馬克思主義者混淆了中央計劃經濟與它特有的歷史——政治變種。中央計劃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專制制度或民主制度)內存在。如果我們接受這一事實的話，計劃制度的靈活性和它的應變能力也可以是多樣的。這是當然的。

　　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軍事預算是計劃和國家開支的組成部分。國家開支是向生產者(和資本的主人)征收的。在沒有“計劃模式”的情況下，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國家的中央計劃不僅僅是“共產主義制度”才有的現象。它的缺點擴散了開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同樣存在這些缺點。在兩種情況(五角大樓和共產主義)中存在的問題，是缺乏一種民主的會計制度：產量、成本、需求和供應都是由軍工系統的首腦確定的。

　　由于在資源供給、移民、勞動生產率、產品需求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現象(或其他林林總總的歷史性理由)，集中支配國家的資源在許多國家是必不可少的。為了滿足(由于上述因素而受到傷害的)某些欠發達地區、某些階級、性別和種族的需要，只能采取集中決定的方式分配資源。如果不這樣，“市場”就只為某些人牟利。由于歷史上存在的“發展極”，甚至由于當時鼓勵地區間剝削、階級剝削和種族沖突，這些人處于優勢地位。

　　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為計劃過程提供信息的政治結構。被選擇出來的作計劃并從屬于社會或社會團體(生產者、消費者、青年、婦女、少數民族)的人，以與那些同軍事工業集團聯系在一起的人不同的方式，在生產、消費和再投資之間分配資源。

　　其次，計劃并不需要確定細節。國家的社會預算金額可以由選出的代表，根據公眾代表大會的協議來決定。在公眾代表大會里，公民可以根據地方利益投票。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在勞工黨領導下的市政府內，這一做法在一些年里獲得了成功。全國計劃與地方計劃的關系、開支項目的水平和決定“高水平”的投資都沒有最終確定。為推動造福于全國(用于基礎設施、高技術、教育等)的特殊目標給它們的撥款，用對學校、醫院和文化中心給予補貼的形式加以補充。

　　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計劃是一種關鍵的手段。取消社會主義計劃就放棄了一種組織社會變革的工具。為了改變廣泛的不平等、貧困化和非正義的預算分配，需要一個整體計劃和具有推行這一計劃的權力的民主權力機關。中央計劃同公有制企業和生產者、消費者自決委員會一起，是民主變革的第三個支柱。

　　最后，中央計劃與生產活動和地方所有制的服務業(餐館、咖啡館、修理車間、家庭農場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當然，公共權力機構將要管理的是社會的宏觀結構。

　　目前，由于有了超量級信息處理計算機，復雜的決定和信息流通已經更容易了。公式是：民主代表性加上計算機，再加上中央計劃，等于效率、生產和公正的社會分配。

　　“腐敗的國家權力”：屈從的地方政治家們

　　后馬克思主義者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腐敗的國家權力和奪取權力的斗爭是一種原罪。他們的論點是，國家與居民的距離如此遙遠，以致權力機構忘記了它們的最初目標和目前的個人利益，從而變得自行其是，獨斷專行。無疑，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政權的人有可能變為暴君。但同樣確實的是，領導社會運動的個人取得政權會產生一種解放效應。廢除奴隸制和打倒君主專制制度是這種效應的兩個實例。因為，國家“權力”因歷史背景不同而具有雙重含義。同樣，地方運動在動員社會之后，改善(在有些情況下顯著地改善)這些基本條件，取得了成功。但是，經濟和宏觀政治決定葬送了地方的努力，也是事實。今天，國家和國際范圍的結構調整政策導致了貧困和失業，耗盡了地方資源，迫使地方上的人背井離鄉或卷入暴力活動。存在于國家和地方權力之間的辯證關系是，不是葬送地方的積極性或變革，就是支持它們，而這完全取決于哪個階級掌握著國家和地方政權的權力。進步的市政府由于反動的國家權力機構切斷了它們的財源而被葬送的事例舉不勝舉。另一方面，進步的市政府曾經是一種十分積極的力量，幫助了地方的社會組織，如烏拉圭蒙得維的亞市的社會主義者市長和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左翼市長。

　　把“地方”與“國家權力”對立起來的后馬克思主義者不把他們的討論建立在歷史經驗，至少不是建立在拉丁美洲的歷史經驗之上。這種自相矛盾是他們企圖為非政府組織辯解而造成的。他們把非政府組織看做是地方組織與新自由主義的外國捐款者(世界銀行、歐洲或美國)、自由市場的地方政權之間的調解人。為使他們作用“合法化”，作為“民主基礎代理人”的非政府組織的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輕視國家權力層的左翼力量。在這進程中，他們切斷地方斗爭與國家或國際政治運動組織的聯系，充實了新自由主義者的活動。他們強調“地方活動”，從而恰當地為新自由主義政權提供了服務，因為，這使他們的國內外追隨者掌握了宏觀經濟和社會政策，把國家的大部分資源為資本主義出口商和金融利益服務。

　　作為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后馬克思主義者熟練地制訂方案，向人***動傳達新的“本性”和“全球化”行話。他們關于國際合作、自助、微型企業的演說和文章，在促成對外國捐助者的依附和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色彩的同時，制造了同新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紐帶。在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十年以后，當我們看到后馬克思主義者使社會生活的許多整個領域，如婦女、社團、青年等組織的“非政治化”、非激進化傾向時，就毫不奇怪了。秘魯和智利是典型的例子。在那里，非政府組織牢固地建立了起來，而激進的社會運動卻萎縮了。

　　具有共同課題的地方斗爭是養育新生運動的食品和養分。要害是它們的方向和它們的原動力：要么提升社會體系的重大課題，并把它們與地方力量結合起來，以與國家和它的支持者做斗爭;要么尋求外國支持，成為爭相謀求外國補貼的一分子，并在這種情況下把眼光轉向內部。它們必須須這兩者之間擇其一。后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動走后一條路，馬克思主義則選擇前者。

　　革命總是以失敗告終：后馬克思主義的“可能論”（EIposibilismo）

　　后馬克思主義者較少談論革命的失誤，更多地談論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對于他們來說，只有一種悲觀主義的出路。他們舉出了革命左翼的沒落、資本主義在東方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選擇余地的喪失、美國的力量、政變和軍人的鎮丫。舉出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脅迫左翼去支持“可能論”：必須在世界銀行強加的自由市場墓穴內，根據結構改革的日程行事，并在軍人強加的選舉準則范圍之內開展政治活動。這叫“現實主義”，或者叫“增長主義”。后馬克思主義者扮演了一種意識形態的主要角色，推動和維護所謂的軍政府的選舉過渡。在這一過渡中，社會變革服從于一種選舉制度的重新確立。

　　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大部分論據是建立在對現代社會靜止的、有選擇觀察的基礎上的，并且受早已得出的結論的束縛。在得出革命已經過時的結論以后，后馬克思主義者把精力集中在爭取新自由主義選舉獲得勝利上面，而不是放在選舉后組織群眾性抗議和動員大量人員參加院外活動大罷工上面。他們看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共產主義的銷聲匿跡，卻看不到90年代中期共產主義的復蘇。在描述軍人對選舉政策的限制時，他們不看薩帕塔游擊隊對軍人的挑戰，不看加拉加斯的城市暴慟和玻利維亞的大罷工。一句話，“可能論”者對開始出現的針對軍人選舉準則的斗爭，以及在選舉領域和地方范圍內表現出來的斗爭活力視而不見。然后，由于“可能論”的失誤和無能，這些選舉則被推到了極限，無法滿足居民的要求和基本需要。“可能論”者在懲罰軍人不讓其逍遙法外、補發(阿根廷各省)公務員工資、停止銷毀(玻利維亞)古柯種植者的收成等方面都已經遭到了失敗。

　　后馬克思主義“可能論”者本身成了問題，而不是問題的解決者。從“談判過渡”開始以來已經過去了15年。后馬克思主義者在每一時刻都迎合新自由主義，深化了自由市場政策。“可能論”者沒有能力有效地消弭自由市場在人民中造成的負面影響，卻被新自由主義者所俘虜，去推行新的、更多地為維持他們執政地位而采取的節儉措施。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實用主義批評家，自封為新自由主義富有成效的和誠實的領導人，有能力給投資者以信心的后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逐漸行動起來。

　　與此同時，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實用性表現為，它走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在20世紀90年代，為了避免危機，他們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的激進政策，把盈利最多的投資和投機機會交給了銀行和外國的跨國公司。

　　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它們得到了石油，……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它們可以用低工資和更少的社會保險支出，得到更多的免稅待遇和更少的勞工法律限制。新自由主義者正在制造一種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比起后馬克思主義者的觀念，這一階級結構更接近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范例。與過去相比，當代拉丁美洲的階級結構更僵硬、更定型、與政治或國家的關系更密切。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政策比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實用主義建議更為重要。

　　階級友愛與外國捐助者的“友愛”

　　“友愛”一詞被濫用到了在許多情況下已經失去它原有含義的地步。對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友愛”名括給予任何指定貧困團體的外國援助。職業人士進行的單純“研究”工作或在窮人中開展的人民教育，也被稱為“友愛”。在許多情況下，“援助”和“培訓”的領導結構和傳輸方式，與19世紀明顯地相同，而它的推行者同基督教傳教士也沒有太大的區別。

　　在攻擊國家的“家長作風和依賴性”時，后馬克思主義強調“自助”。在非政府組織之間展開的獵取新自由主義犧牲品的競爭中，后馬克思主義者從他們的歐洲和美國的同行那里獲得巨額的補貼。自助意識強調用志愿者和短期雇用的熟練職業人士取代公務員。后馬克思主義觀念的基本哲學是，把“友受”改變為合作，從屬于新自由主義的宏觀經濟，把富有階級的注意力引向國家的資源，引向窮人的自我剝削。窮人并不需要后馬克思主義者由于國家需要他們做的事而變成純潔的圣徒。

　　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友愛觀強調階級之間的友愛、階級內部的友愛、被壓迫人群(婦女和有色人種)的友愛，反對他們的國內外剝削者。它最關心的不是分裂階級和使少數人群在有限時間內得到安寧的捐助。馬克思主義的友愛觀關心的，是具有共同經濟意愿的階級的成員自身開展共同的行動，以獲得集體的改善。

　　這也包括為開展斗爭的社會運動寫作和吶喊，承諾承擔同樣政治后果的那些知識分子。友愛觀念是與基本上是運動組成部分的“有機”知識分子——具有為階級斗爭提供分析和教育能力的人群——聯系在一起的。相反，后馬克思主義者沉溺于各種組織、學術討論會、外國基金會、國際會議和官樣文章的世界里。他們用后現代的秘傳行話，寫一些只有這些主觀主義本性的創始人才懂的東西。馬克思主義者把友愛看做共同運動的風險，而不是把外部世界說得一無是處，卻什么也不維護的評論員。對于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主要目標是為他們的“計劃”“獲得”外國的資助。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主要問題是政治斗爭的進程和保障社會改善的教育。運動是一切。為了提高爭取社會變革——創始改變絕大多數人基本條件的政治權力——的覺悟，目標是重要的。對于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友愛”是同解放的基本目標分離的，是一種把人召集起來參加一場重新定義勞動的學術討論會，或建造一座污水池的形式。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一場集體斗爭中的友愛，包含著未來集體主義民主社會的種子。是否具有廣闊的眼界，是不同友愛觀的分界線，決定了它們的不同內容。

　　階級斗爭與合作

　　后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撰文談論所有人之間的“合作”，不管他們是近處的人還是遠處的人，也不深入地觸及為保障新自由主義政權和外國金融代理的合作所需要的代價和條件。階級斗爭被視為一種已經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返祖現象。今天，人們告訴我們，“窮人”正在試圖建設一個新生活。他們靠政治、意識形態和傳統的政治家吃飯。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好。問題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并非冒險分子，并不敢于把自己描述為起調解人和經紀人作用的人，并不承認自己在匆匆忙忙地從外國獲取資金，并把它用于捐助者和當地的接收者都能接受的計劃?；饡耐顿Y家們成了一種新的政治類型。他們類似于并非遙遠的過去存在的“勞工簽約人”(招兵買馬人)。他們建立微型公司，與大生產者和出口商簽訂合約，集體招募婦女，讓她們接受“訓練”。

　　后馬克思主義者的新政策，本質上是買辦的政策：他們不生產自己的產品，而是為外國金融資本家和地方的勞動力牽線搭橋(自助微型企業)，以使新自由主義體制得以繼續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后馬克思主義者起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作用時，他們基本上是一些政治演員。他們的計劃、訓練和車間既不包括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也不在縮小貧困的意義上產生任何經濟效果。然而，他們的活動卻以同壓迫者合作的非進攻性的和非真實的方式，在把從事階級斗爭的人引入歧途方面起著作用。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階級斗爭和沖突的前景，是建立在社會分割為階級這一現實之上的：一些人收取利潤、利息、租金和返還稅收，另一些人為得到更高的工資、更多的社會開支和生產投資而奮斗。今天，無論在什么地方，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前景十分清楚：在倡導合作、微型企業和自助十年之后，收入集中、不平等加劇比任何時候都嚴重。今天，如美洲開發銀行那樣的銀行建立了出口農業企業。這些企業剝削和毒害成千上萬農業工人，同時又提供資金，資助小的微型計劃。在微型計劃中，后馬克思主義者的作用是，在上層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同時，在基層化解政治反對派。“合作”的意識形態，通過上層的新自由主義——后馬克思主義聯系窮人。從知識的意義上講，后馬克思主義者是知識化的警察，他們確定一種可接受的科學研究，為研究分配資金，過濾可能做出的階級分析、導致斗爭的課題和結論。馬克思主義者背上了“空想家“的惡名，被排除在各種會議之外，而與此同時，后馬克思主義者卻到處自我標榜為”社會科學家“。對知識時尚、出版物、會議和研究經費的控制，為后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重大的權力基礎，而這一權力最終要避免與外國的金融老板發生沖突。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力量在于，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他們的思想重新回響起來。如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見的那樣，階級分化和激烈的沖突在加劇。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在戰術上是軟弱的，在同后馬克思主義者面對面的斗爭中，犯了戰略錯誤。

　　反帝斗爭消亡了嗎？

　　近年來，反帝斗爭已經從后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詞匯中消失了。中美洲的前游擊隊變成了選舉政治團體，非政府組織的職業人士現在談論的是國際合作和相互依存。但是，為償還債務本息，拉丁美洲窮人的巨額金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美國和日本的銀行。歐洲和美國的跨國公司正在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公共財產、銀行，特別是奪取自然資源。把自己的資金存入美國和歐洲銀行的拉丁美洲億萬富翁，其人數之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國有更多的軍事顧問、掃毒官員和聯邦警察領導著拉丁美洲的“政策”，其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但是，某些老的桑地諾主義者和前法拉本多分子告訴我們，冷戰結束以后，反帝斗爭和帝國主義都消失了。他們說，問題不在于有外國投資或外國援助，而是缺乏外國投資和外國援助。因此，他們要求得到更多帝國的援助。隨之而來的是政治和經濟上的短視行為，就是降低勞動力的價格，取消社會立法，使拉丁美洲變成一個大農場、大礦場和大自由貿易區，喪失了它的權利、主權和財富。

　　馬克思主義強調，帝國主義剝削得以深化的根據在于社會生產關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與依附資本主義之間的國家關系。蘇聯的垮臺加強了帝國主義剝削。以為單極世界可以帶來更好“合作”的后馬克思主義者(前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理解了美國對巴拿馬、伊拉克、索馬里和其他地方的干涉。更為本質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活力在于資本的內在活力，而不是由于蘇聯的外部競爭。喪失了國內市場而專門從事對外經貿活動的拉丁美洲，倒退到了“前民族”階段。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就開始類似于過去的“殖民地時代”。

　　今天，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是與民族復興、恢復國內市場、恢復生產性經濟和恢復具有生產和社會消費能力的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的。

　　社會變革的兩種前景：階級組織與非政府組織

　　為了得以前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合作者——新買辦的斗爭，同后馬克思主義者在內部及其邊緣地帶展開了一場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辯論。目前，新自由主義在兩條戰線(經濟戰線和政治——文化戰線)和兩個層次(政權和人民階級)上展開活動。在上層，新自由主義為眾所周知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和制訂政策，同華盛頓、波恩和東京狼狽為奸，新自由主義政權與出口商、大商人和銀行家沉瀣一氣。

　　20世紀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統治階級中最有遠見的階層意識到，他們的政策正在使社會兩極分化，正在引起全社會的不滿。新自由主義政治家們資助和促進一項平行戰略，以一種“反國家”的意識形態，“自下而上”地動員基層組織，干預具有潛在利益沖突的階級，從而組成一個“社會防護帶”。它們是一些具有新自由主義淵源，但在財政上獨立的組織。它們忠實于地方領袖和活躍團體，直接參與同社會運動展開的競爭。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被描述為“非政府”的組織有成千上萬，從全世界收到了近70億美元的捐款。

　　關于非政府組織政治性質的概念源自20世紀70年代的獨裁統治時期。在那個時期，它們積極推動向軍事獨裁政權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揭露侵犯人權的行為。非政府組織支持舉辦“家庭湯菜”，使受害者熬過新自由主義獨裁政權操縱的第一次迫害高潮，得以生存下來。這個時期甚至在左翼中也營造了一種有利于非政府組織的形象，認為它們是“進步領域”的組成部分。然而，就在當時，非政府組織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在它們攻擊地方獨裁政權侵犯人權的同時，很少揭露資助它們并為它們出謀劃策的美國和歐洲的主子。在揭露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與當局侵犯人權之間的關系方面，它們也很少做出嚴肅的努力。顯然，國外的資助限制了它們批評的范圍，也限制了它們維護人權的行動。

　　20世紀80年代，隨著反對新自由主義呼聲的高漲，美國和歐洲各國，以及世界銀行增加了對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一方面，譴責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社會運動在發展壯大;另一方面，有人正在做出努力，企圖通過非政府組織制造一種社會行動的替代方式。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系。非政府組織與世界銀行之間的基本匯合點，是它們都反對“國家主義”。表面上，非政府組織從“左”的方面批評國家，維護百姓社會，而右翼是以市場名義做出這一批評的。然而，實際上，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政權和西方的基金會鼓勵非政府組織去埋葬福利國家，以提供社會服務來補償改革的受害者。換句話說，在上層的新自由主義政權使國內充斥廉價的進口商品、支付外債本息、廢除勞工法、制造日益壯大的低工資收入者和失業隊伍的同時，非政府組織在經濟上的得到支持，以便執行“自助”、“人民教育”、勞工培訓等項計劃，以暫時吸收一小批窮人，埋葬反制度斗爭。

　　非政府組織與上層人士密切聯系，并以其他地方計劃協助他們進行破壞工作，從而變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社團門面”。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者組織了一項“鑷子”行動或一項一箭雙雕的戰略。不幸的是，許多左翼人士只看到了上層的“新自由主義”、外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看不到下層(非政府組織、微型企業)的新自由主義。出現這種普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非政府組織藥方是由許多前馬克思主義者付諸實施的。后馬克思主義是政治階級演變為“社團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演變為非政府組織的這一意識形態過渡的入場券。

　　當新自由主義者把國家盈利獲得的財產變成私人財富時，非政府組織并沒有參加工會的抵制行動。相反，它們積極地參與了地方私人計劃，推動私人企業(自助企業)改造成為(以微型企業為主)地方社團的進程。非政府組織在小資本家和在私有化中獲利的壟斷資本家之間建造了意識形態橋梁，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反國家主義”和建設公民社會的名義進行的。當富人積聚私有化的大量金融財富時，屬于中產階級的非政府組織人士獲得了用于支付辦公室開支、運輸費用和開展小規模經濟活動所需的少量資金。政治上重要的一點是，非政府組織政治化了居民的各個階層，食言了向公職人員做出的承諾。當新自由主義政權向公立學校教師進攻時，非政府組織拒不參加學校教師的斗爭。當發生反對低收入和拖欠經費的罷工和抗議時，非政府組織給予的支持即使還有的話，也是很少。由于教育資助來自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它們避免支援公立學校教師的斗爭。在實踐中，“非政府”被演繹成了“反公共”開支的活動，把大部分資金給予了新自由主義者，補貼了出口商，少量的經費則從政府那里流向了非政府組織。

　　事實上，非政府組織并不是非政府的。它們從外國政府那里領取資金，或作為私人間接承包人接受地方政府的工作。他們經常同國內外的政府代理人公開合作。這種“間接承包”葬送了(有固定合同的)職業人士，用小集團的職業人士取代了他們。非政府組織不能提供一個福利國家能夠提供的廣泛而合理的計劃。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計劃只是向小的社會團體提供有限的服務。他們的計劃是只能向國際捐助者而不能在國內報賬的。在這個意義上，非政府組織排除當地人士和經選舉產生的官員的社會計劃，制造了選舉產生的官員依附國際官員及其豢養的地方官員的局面，葬送了民主。

　　非政府組織轉移人民的注意力，把他們的斗爭從國家預算轉向保障地方社會服務的自我開發。這就使新自由主義者得以削減社會預算，并把國家的資金轉而用于補貼私人銀行的赤字、給出口商發放貸款，等等。自我開發(自助)的意思是，除了向國家納稅并得不到任何回報以外，勞動者還必須用邊緣資源加班加點，消耗稀缺的精力，以獲得資產階級從國家那里收到的服務。更深一層的意思是，非政府組織的“私人自愿活動”思想斷送了“公共”的含義。政府有義務關心居民、保障他們的生活和尋求自由幸福的權利，國家的政治責任是保障居民福利的基本因素。但是，非政府組織把這些思想都丟棄了。非政府組織提出了與這些公共責任相反的觀念，宣揚新自由主義思想，強調解決社會問題的私人責任，強調私人資源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意義。實際上，他們給窮人加上了雙重的負擔;向國家繳稅，讓它有錢為富人服務;用私人的自我開發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非政府組織與政治社會運動

　　非政府組織支持計劃而不支持運動;它們動員人們去從事額外的勞動，而不動員他們去為控制生產的基礎手段和財富而斗爭;它們關心計劃的技術——金融參與，而不關心適應人們日常生活的結構條件。非政府組織抄襲了左翼的詞匯：“人民權力”、“交出權力”、“性別平等”、“可持續發展”、“下層人民的領導”，等等。問題在于，這些詞匯是與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之間的合作聯系在一起的，而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要求實踐活動遵從不對抗政策。非政府組織活動的地方本質是，“授予權力”永遠不能超越社會生活的小范圍，必須以有限的資源，在新自由主義國家和宏觀經濟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非政府組織及其后馬克思主義職業人士與社會政治運動直接競爭，在窮人、婦女、被排斥的種族中爭奪影響力。它們的意識形態和實踐把關于貧困的根源及其解決辦法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向下和向里尋找，而不是向上和向外尋找)。談論微型企業而并不實踐，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之上的：它是一個個人主觀能動性問題，而不是一個收入轉移到外國的問題。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只涉及居民的很小階層，它們挑起對立社團之間的競爭，以此為手段破壞友愛。有一點也是確定無疑的：為獲得外國資助而各自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它們迎合外國捐助者的口味，競相提出低價的建議，卻大言不慚地說，它們是在為許多追隨者說話。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擴散的時期。它們把貧困的社團分裂為宗派和小宗派團體，它們不具有開闊的視野，更不具備在反體制的斗爭中聯合起來的能力。最近的經驗還表明，外國捐助者資助針對危機時期——對現狀提出政治和社會挑戰的時期——的計劃。社會運動一旦平息，他們就改變對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同政府合作，在新自由主義的范圍內調整非政府組織的計劃。同“自由市場”，而不是同爭取社會變革的社會組織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成了資助議程的主導文章。非政府組織的結構和本質，以他們的“非政治”外衣和自助口號，非政治化了窮人，渙散了他們的斗志。它們加強受到新自由主義政黨和新聞媒體支持的選舉進程。它們避免關于帝國主義本質、新自由主義的階級基礎，以及剝削者和勞動者之間階級斗爭的教育。取而代之的，是非政府組織開展的關于“被排斥者”、“無權者”、“極端貧困”、“種族或性別歧視”的討論，這些討論絕不超越表面現象，決不涉及產生這些問題的社會制度。通過純“私人自愿行動”使窮人加入到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后，非政府組織就創建了一個政治世界。在這個政治世界里，友愛和社會行動維護著同國內外權力結構保持的協調一致。

　　正如非政府組織已經做的那樣，隨著它們在某些地區占有主導地位，獨立階級的政治行動衰退了，新自由主義已經沒有了對手。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接下來的就是，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貧困化的到處加劇。盡管有許多地方性成就，新自由主義的權力從整體上不再遇到挑戰，而非政府組織正以日益增長的方式，在權力的縫隙中尋找自己的歸宿。提出替代出路問題正以另外的方式受到阻擋。游擊隊和社會運動的許多老的領導人、工會和婦女組織已經被非政府組織取代。出價是誘人的：高工資(有時候還以硬通貨支付)、威望和外國捐助者的認可、國外的會議、辦公室，以及可以躲避鎮丫而得到的相對安全。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政治運動提供的物質利益稀少，獲得的尊重和獨立性巨大。更為重要的是，得到了批判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自由。非政府組織和資助它們的外國銀行(泛美銀行、世界銀行)出版簡報，強調微型企業和其它自助計劃的成就史，回避占高比例的失敗事例——人民的消費減少，廉價進口商品充斥市場、利率上揚(如當前的墨西哥)。

　　“成就”也僅僅對窮人中的少數人起了作用。一些人向前進了一步，而另一些人連市場都進不去。個別微型企業取得成就的宣傳價值是巨大的。然而，這種價值只表現為，制造了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民眾現象的幻覺。在倡導微型企業的地區，經常發生激烈的社會爆炸事件。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意識形態并不一致，非政府組織還沒有消除獨立的階級運動。

　　最后，在非政府組織的鼓動下，造就了一種新型的文化殖民主義、新型的霸權和依附。計劃是在帝國中心或它的機構“優先”的范圍內設計的，至少是得到它們認可的。計劃是“賣給”社團，并由它們管理的。評價是為帝國機構做的。優先順序的變化，或者一個壞的評價，就會造成各個團體、社團、農場和合作社的傾銷。這就使所有的人在滿足捐助者和計劃評估人的要求方面更守紀律。新總督們監督并保證所做的一切符合捐助者的目標、價值和意識形態，合理使用資金。凡取得“成就”的地方，都持續地依賴外國的支持，否則，它們就會讓你癱瘓。

　　作為整體，非政府組織越來越成為新自由主義工具。與此同時，少數非政府組織企圖實行一種替代戰略，轉而依靠階級，實行反帝政策。這類非政府組織沒有一個得到世界銀行或歐洲銀行的資金，也沒有得到美國政府代理人的資助。這類非政府組織支持把地方權力與爭取國家權力的斗爭聯系起來的努力。它們把地方計劃與全國社會政治運動聯系起來，維護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反對跨國公司。它們對卷入奪地的社會運動提供政治支援。它們支持具有階級色彩的婦女斗爭。在評價地方的和近期的斗爭時，它們承認主導政策的重要性。它們相信，地方組織應該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斗爭，認為全國性領導人應該是地方積極分子的負責人。總之，它們不屬于后馬克思主義那一類。

　?、僬材匪?middot;彼得拉斯(JamesPetras)：美國政治學家、賓厄姆頓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個人網頁：http://petras.lahaine.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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