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國家”亟須認知整合

　　——張文木接受《大公報》采訪

　　來源：《大公報》2006年7月24日

　　炎炎夏日，著名戰略問題專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在家中接受了大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張文木向記者介紹了其最近研究成果《當代中國社會多元認識的國家整合》。他認為：中國公民國家正在形成中，由此產生中國社會認知的多元分化，需要在“公民國家”層面進行整合。\大公報記者 吳斌

　　張文木說，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基于人民法權的“公民國家”，中國實現了從階級成分到公民身份的轉變，這是中國人權事業的重大變化，也是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般規律。

　　張文木認為，在當今的中國，公民的主體還是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農民，因此，公民權利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權利，“公民國家”的底色，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

　　國家合法性來自人民

　　“中國的發展，也在重復歐美國家在市場經濟早期出現過的經濟發展和兩極分化『分裂式并進』的歷史過程”，張文木語重心長地告訴記者：中國在建設公民國家過程中，將有產者納入國家建設力量的同時，切不可得魚忘筌，坐視反映社會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不斷擴大，而將無產者即工人農民逐出國家“命運共同體”。否則，一旦社會兩極分化突破底線，“公民矛盾”就會重新演變成“階級矛盾”。這不應是中國改革的方向。

　　張文木說，對當今中國而言，工農聯盟及由此產生的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的支持，仍然是中國國家政權確定其“合法性”的政治基礎。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首先考慮多數人，首先是工人、農民的利益，如此方能保證中國“公民國家”的健康發展，這也是構建和實現和諧社會的前提。國家的“合法性”永遠要來自它的人民性。

　　公平失衡令認知分化

　　張文木指出，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認知發生了四方面的分化：一是自由主義意識，二是公民權利意識，三是民族主義意識，四是階級斗爭意識。這四種意識都有其合理的價值，摒除它們的片面和極端形式，它們的共同點在于承認國家是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

　　“經濟與政治的不平衡發展，是造成目前中國社會認知多元分化的主要原因。”張文木說，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最重要變化。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最終導致了社會認知在原有基礎上發生了分化。

　　在國家層面整合認知

　　張文木認為，社會認知在“公民國家”層面整合，較之于在“公民社會”層面整合，更有利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僅消除了將“社會”與“國家” 對立起來的──實際上是將不可分割的“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割裂開來的──潛意識，同時還消除了絕對“人權”和絕對“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從而在理論基礎上摒棄了絕對自由主義和絕對民族主義的主張。

　　為什么這么說呢?張文木解釋說，這是因為在公民國家制度中，公民權成了人權的實現形式，國家主權成了民族自決權的實現形式。例如，“宗教自由”即宗教自決權是人權的內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其無限的宗教自決權便轉化為必須服從其公民權的有限宗教自決權，也就是說，其宗教行為必須以效忠國家為前提，并由此換得國家對其宗教自決權的依法保護。

　　“民族分裂”概念欠妥

　　張文木指出，在公民國家中，“民族”概念已轉化成一個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他特別提到，中國已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可同時又不當地用“民族分裂”概念來表達國家分裂的內容：同樣性質的問題，在東部臺海地區稱“分裂國家”，而在西部地區則稱“民族分裂”，這在法權邏輯上是矛盾的。從法權的角度分析，在國家主權確定的條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準確地表述“分裂國家”的含義。因為民族分合并不是一個法權或者說主權再造的過程，而是一個文化再造的過程。比方說，一個人今天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明天可以說自己是其它民族，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類型，但這并不觸及法律;但一個人要說自己不是中國公民或要分裂國家主權，那就要觸犯法律了。“民族自治”只應是一個國家區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應是一個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

　　張文木說，國家主權是屬于現代法權范疇，中國的社會認知定性與整合也應該基于現代法權的邏輯。相反，如果中國采取“民族分裂”來表述少數人利用民族問題來“分裂國家”的行為，那就會將少數人的叛國行為混淆為民族宗教行為，將少數人的政治行為與整個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動混為一談，將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由此，張文木認為，在維護祖國統一方面，用“分裂國家”概念代替“民族分裂”概念更為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分裂國家法》不僅僅適用于臺灣地區，同樣也適用于中國任何一個地區。

　　公民權應高于人權

　　張文木又強調，從現代法權的角度分析，當人權與公民權沖突時，公民權高于人權。

　　為什么說公民權高于人權呢?張文木認為，因為這時的個人自決權，為了獲得國家保護，已在建國時自覺地讓渡給國家，并由此形成公民權。當宗教權利和義務與公民權利和義務發生沖突時，公民權利和義務高于宗教權利和義務，國家只依法保護履行納稅和效忠國家等義務的公民的宗教選擇;同樣，國家建立后“民族自決權”便自動消亡，當民族選擇權與國家主權沖突時，國家主權高于民族選擇權。

　　“歷史經驗表明：強大的國家，一定是對國內意識形態有高度整合力的國家。”在結束采訪之時，張文木特別強調，建立新時期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點的、多元一體的社會認知，是可能和必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反之，如果任由社會認知分化繼續擴大，則將面臨社會動蕩的大危險。(《大公報》記者：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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