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參見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頁）。事實上，中國入朝參戰對于新中國崛起有著極其偉大的意義。

　　中國雙贏

　　首先，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美國人放棄了他們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對斯大林的“承諾”。 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其“國情咨文”中宣布他“將要求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聯合決議，聲明美國政府不承認過去與外國政府所達成的秘密諒解中所承擔的任何容許這種奴役行為的義務”。這里所說的“秘密諒解”就是指雅爾塔協定。盡管美國國會沒有通過這項提議，但在實踐中，《雅爾塔協定》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款已被毛澤東“體面”地廢除。而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誼基礎上的蘇聯承諾，而是中國在朝鮮戰場上表現出的實力。

　　第二，蒙古獨立是斯大林落實雅爾塔協定并通過這個協定實現其將中國整個關外納入蘇聯勢力范圍戰略的關鍵步驟。1945年2月11日，蘇美英三國簽訂的《關于遠東問題的協定》即雅爾塔協定第一條規定“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這一條對蘇聯的戰略意義，不僅是如斯大林告訴蔣經國的是出于西伯利亞鐵路安全的需要，同時還有蘇聯控制中國東北和新疆的戰略需要。外蒙古獨立從地緣政治上看，是在從新疆到東北的整個中國北方的中間地帶撕開了一個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進新疆和東進東三省，并對中國北京長期保持高壓態勢：一旦中國東北或新疆出現不利于蘇聯的事態，蘇方就會以最短的距離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紀60、7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時期，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屯兵近百萬，就曾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

　　然而，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讓斯大林利用蒙古獨立中間突破中國這步“活棋”被變成了“死棋”。朝鮮戰爭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蘇聯手中的中長鐵路直達太平洋西岸，而朝鮮戰爭后，蘇聯將中長鐵路交還中國使蒙古被困在中蘇“如來合掌”之中。失去大海，蒙古就沒有可持續的發展。蒙古的物流要與太平洋連接，就需要暖港，這樣蒙古的發展便在朝鮮戰爭后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正如在朝鮮戰爭之前，蒙古的發展必然與掌控中長鐵路的蘇聯產生天然聯系的道理一樣。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并贏得勝利的結果，不僅徹底打碎了雅爾塔協定對中國的束縛，而且還在地緣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間突破”態勢陷入困境：蘇聯通過外蒙古對中國北方施加的安全壓力從中國東北方向受到巨大的制約，如果再考慮到蘭新鐵路建成后中國東部各省與西部新疆的聯系更為緊密的因素，蘇聯通過外蒙古對中國造成的安全壓力更是大為緩解。相反，外蒙古出海路線由蘇聯轉到中國這一變化又使外蒙古的發展與中國產生不可分割的依存關系，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蒙關系的未來走向并必將產生有利于中國的重大變化。

　　最后，朝鮮戰場的勝利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朝鮮停火協定簽訂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美國的百般阻撓下，中國被邀參加有蘇、美、英、法等大國參加的日內瓦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召開，中國被邀參加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中國被邀參加這兩次會議，在事實上打破了美國對新中國的外交封鎖，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又都是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確定的。

　　由此，中國參與朝戰的結果是“雙贏”：既贏了美國，也贏了蘇聯。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的不僅是道義——在1954年、1955年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與蘇美比較，更有豐厚的地緣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對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收獲”如何虛飾，但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后來在回憶錄中則有坦白交待，他說：“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鴨綠江“斷橋”，原系橫跨中朝兩國的國境橋，在抗美援朝期間經美軍飛機多次轟炸，毀為廢橋，現在岸邊建有中國人民志愿軍塑像

　　朝鮮戰爭的戰略杠桿作用——蘇聯帝國的基石松動

　　關于這場戰爭的深遠意義，目前不為人注意的還有，它最先撬動了蘇聯(遑論美國)帝國的松動。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蘇聯也進入了赫魯曉夫改革時期。改革的內容與1905年的沙俄軍事失利暴露出的農業發展不足以繼續支撐工業高速增長的問題相似，盡管程度上遠輕于1905年的沙皇俄國，但赫魯曉夫的改革也從農業開始。1950年蘇聯提前9個月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工業，尤其重工業產量達到新的高度，蘇聯生產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產量增長約50%左右。另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從戰敗的德國及其盟國那里獲得了賠償，這有力地支持了蘇聯財政。例如，在1947年，蘇聯3/4的進口來自東歐國家和德國的蘇聯占領區，據估計價值200億美元以上。從1951年始，第五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一直到1955年。與其他五年計劃一樣，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工業領域，尤其是航空、軍工和原子能等工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爾加運河也得到開通。但與此相反，支持蘇聯工業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卻日益不堪負重，出現相對萎縮。

　　據統計，直至1953年蘇聯農業谷物產量仍未達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戰爭破壞的原因，在1940～1953年間，1945年的谷物產量比1940年下跌50%，到1946年則進一步下跌至58%。此后谷物產量開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內，跌幅達11%。1953年10月20日呈報給赫魯曉夫并被標有“絕密”字樣的“蘇聯農業部和蘇共中央農業局關于國內糧食收購計劃完成情況的報告”對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國內收購糧食16.849億普特。此外，被列為收購計劃的其他產品數量約合糧食產量5940萬普特，完成計劃的92.8%。去年同期收購糧19.494億普特，完成計劃的99.5%。今年糧食收購減少了2.56億普特。”

　　農業是蘇聯國民經濟的基礎。1950年農業在蘇聯整個國民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為38.4%，而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在總勞動人數中所占比例卻高達54%。農業的萎縮導致蘇聯居民糧食消費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揚收到標有“絕密”字樣的關于蘇聯消費水平的報告，該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1952年蘇聯糧食消費數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上述資料表明：從二戰結束后到朝鮮戰爭結束之間，蘇聯支撐擴張政策的經濟基礎已出現萎縮。與之相隨的是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共謀并經過與丘吉爾在“百分比協議”中認可，最終通過蘇聯紅軍流血爭得的龐大帝國及其勢力范圍——比如東歐和遠東中國關外地區——建立之初就在其邊緣地帶出現松動。

　　蘇聯帝國的第一次松動出現在對蘇聯地緣政治利益極為重要，但又為蘇聯戰略能力所不及的極限地帶——巴爾干半島，即1948年蘇聯與南斯拉夫黨和國家之間發生的爭執與沖突。1948年3月中旬，蘇聯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兩國關系急劇惡化，6月南斯拉夫被開除出情報局。1949年，蘇聯和東歐國家斷絕與南斯拉夫的貿易關系，對南施加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同年11月，情報局再次作出決議，攻擊南共是帝國主義的奴仆，號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領導人的領導。蘇聯對南共的外交高壓反倒說明，蘇聯對南斯拉夫的離經叛道無可奈何；蘇聯及東歐國家完全斷絕與南的關系也表明，蘇聯帝國邊緣地帶首次出現坍塌。盡管1955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南，對蘇、南關系遭到破壞表示遺憾，雙方簽署了《貝爾格萊德宣言》，兩國關系正常化。這也不過是蘇聯在事后對這種坍塌事實的變相承認。

　　我們知道，斯大林與丘吉爾在1944年月10月達成的關于東歐勢力范圍劃分的“百分比協議”是南斯拉夫各占50%，這實際上是丘吉爾對蘇聯和英國歷史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極限和底線做出的評估結果。這個結果大體也符合雙方力量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經驗，而南蘇沖突及其最終表現出的不和不分的結果也正好是丘吉爾斯大林判斷準確性的客觀印證：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夠成功擺脫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羅斯國家力量的極限地帶。

　　斯大林建立的蘇聯帝國發生的第二次松動，是在蘇南沖突五年后，其松動地點恰好也是對蘇聯地緣政治利益極為重要，但也為蘇聯力所不及的極限地帶——中國東北。它具體表現為蘇聯在1945年通過促成外蒙古獨立已形成了控制中國關外的有利地緣政治態勢，在朝鮮戰爭后反轉為有利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態勢;原來在蘇聯手中的對中國東北的實際控制權，在戰爭結束后則轉到中國手中。1955年，就在赫魯曉夫訪南的同一年，蘇聯宣布將旅順海軍基地交還中國，這表明蘇聯將斯大林在雅爾塔秘密協議中獲得的對中國東北控制權的正式放棄。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發生于波蘭、匈牙利和1968年發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脫離蘇聯的運動。

　　但是，帝國的動蕩并未在波蘭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經過短暫停頓后進一步從帝國的邊緣向中心推進。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脫離蘇聯的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葉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脫離蘇聯的獨立傾向，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盡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樣激烈，但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8月20日，深夜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武裝進入捷克，為時半年的動蕩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蘇聯帝國，就這樣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就出現了由表及里的松動。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帝國的東歐部分松動與遠東部分還是有區別的。與朝鮮戰爭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國的東歐部分的松動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預下出現的。從南斯拉夫脫離蘇聯到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段時間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除了輿論譴責外，對東歐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對希臘共產黨武裝斗爭一樣的態度。鑒于西方國家沒有動搖羅斯福、丘吉爾與斯大林曾達成的戰后勢力范圍劃分的默契，并沒有出兵對蘇聯軍隊進行直接阻攔，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它們看做是基于蘇聯帝國的內部矛盾而產生的松動。在這些變化中，處于蘇聯帝國國力極限最邊緣地帶的南斯拉夫最早脫離蘇聯的控制，而處于蘇聯國力極限之內的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脫離蘇聯的運動則遭到失敗。正因為失敗，筆者才稱之為“松動”，不然就是解體——正如我們后來在20世紀90年代初看到的東歐發生的那樣。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撬動蘇聯帝國東歐部分松動的真正杠桿并不在巴爾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鮮戰場；而造成蘇聯帝國在遠東松動的地方并不在朝鮮戰場而是在中國東北。中國不僅將美國抵御到三八線以南，同時也使蘇聯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戰勝，從而放棄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獲得的并為蔣介石承認了的在中國東北的鐵路和港口利益。這場戰爭的結局并沒有改變美國與蘇聯在遠東的勢力劃分，而是與東歐一樣改變了蘇聯帝國內部的控制結構：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況下，原本屬于蘇聯勢力范圍的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權，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轉入中國手中。換言之，1953年朝鮮戰爭使中國東北從蘇聯控制中脫離并轉入中國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鮮戰爭即將簽訂停戰條約的前夕，蘇聯同意將從滿洲里經哈爾濱最終至大連港的這條貫穿俄國遠東關鍵利益線的中東鐵路移交給中國。此舉不僅將中國北方的有效邊界——在蔣介石時期的中國北方有效邊界一直游移于山海關一線——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的陸上出海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中國手中。

　　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也正是朝鮮戰爭的結果使斯大林認定作為蘇聯勢力范圍的東北將轉入中國之手，只不過與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這樣的結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請”下出現的，而且這時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盡頭而無力回天。可以想象，從巴爾干南斯拉夫到中國東北脫離蘇聯控制的地緣政治變動，對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剛將彼得大帝像請入自己辦公室的斯大林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

　　抗美援朝的勝利使蘇聯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戰勝，從而放棄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獲得的在中國東北的若干權益。圖為三巨頭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

　　朝鮮戰爭對中國崛起的意義

　　由上可見朝鮮戰爭對于新中國的崛起有著極其偉大的意義。如果認識和理解了這些意義，我們就對中國入朝參戰會有更深的理解，就對毛澤東為了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兩次——1949年打過長江統一全中國、1951年在金日成的同意下決定停戰于三八線——頂住了斯大林的壓力，為中國的國家利益作出歷史性和極為杰出的貢獻表現極大的敬意。

　　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些，我們就不會輕率地將中國抗美援朝的決定看作是由于“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毛澤東在欣喜之余產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期而遇的朝鮮戰爭和初戰勝利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美國軍隊意外地‘不堪一擊’以及蘇聯空軍的及時參戰使毛澤東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從而對戰爭總體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更不會輕率得出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是由于“蘇聯、朝鮮施加的壓力使他無法在眼見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剛從山溝走進大城市的中國領導人缺乏在國際舞臺上的外交經驗和知識”等想當然的因而是極輕浮的結論(關于這些結論，可參閱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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