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唐時期，李世民總結兩漢治邊經驗，提倡節制和慎戰的思想。與唐初那種風發進取的詩風不同，玄宗開元時期“政治詩”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性地“反戰”，而是婉轉地對玄宗好大喜功的治邊政策提出批評。毛澤東似乎注意到唐初治邊思想及其對印度外交的實踐，基于這些歷史經驗及對當時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國外交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在這個原則指導下的新中國與印度長期保持友好關系的外交基調。

　　初唐①貞觀年間（627-649年），李世民總結兩漢治邊經驗，提倡節制和慎戰的思想。至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4-756），朝廷對外“失之過當”且“不必要之攻戰”②多了起來，與此相應，唐詩中一般意義上的“反戰”詩也多了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詩歌，尤其邊塞詩與唐初那種“縱橫計不就，慷概志猶存。杖策竭天子，驅馬出關門”③的風發進取的詩風已有不同，唐開元時期的詩歌中的“政治詩”多了起來。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地“反戰”，而是在用唐開國之初提倡的節制和慎戰的思想婉轉地對玄宗好大喜功的治邊政策提出批評。毛澤東似乎注意到唐初治邊思想及其對印度外交的實踐，基于這些歷史經驗及對當時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國外交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指導下的新中國與印度長期保持友好關系的外交基調。

　　一、唐初節制拓邊思想及其詩意表達

　　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中央會議期間參觀杜甫草堂，評價杜甫的詩是“政治詩”④。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只從文學的視角閱讀唐詩。其實，政治詩是唐詩中的重要內容，需要我們研究戰略思想史的學者深入發掘。例如杜甫“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所表達的抓主要矛盾、縮小打擊面、節制使用武力、將武力僅用于自衛的思想；再如高適“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所表達的則是戰略目標不可大于支持這一目標的戰略資源以及補給能力的認識。這些都可歸入“政治詩”范疇。

　　在漢語的話語體系中，“漢唐”常被一起使用，唐朝的歷史與漢朝的歷史確有密切的聯系。東漢的治邊政策是存在嚴重失誤的。西漢反匈奴有功，功在反侵略；東漢尤其是漢和帝及其后的各代反匈奴有過，過在民族壓迫。結果匈奴潰敗后，更強大的鮮卑族南壓而來，將中國北方生生壓出了一個“五胡十六國”的大亂局。

　　西漢時，鮮卑遠居遼東塞外，東漢初南北匈奴攻戰，匈奴力量削弱，鮮卑乘機坐大。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鮮卑大人于仇賁率眾內歸，至洛陽朝貢，受劉秀封王。明帝永平年間，遼東太守支持鮮卑攻殺北匈奴。和帝（公元89-105年）時，竇憲、耿夔擊敗北匈奴后“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從此“漠北空矣”1，北疆出現“地緣真空”，半個多世紀后這片真空地帶逐漸為鮮卑占據。“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2鮮卑又納匈奴殘留人口十萬余，從中原王廷的屬夷逐漸轉為東漢王廷勁敵，而“李淵、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親母都是鮮卑族”3。可以說，李唐王朝的出現恰恰受惠于400多年前東漢治邊時無謂打破匈奴和鮮卑西東平衡的嚴重失誤，正因此，李世民在開國之初對漢朝治邊失誤也有更深的洞察。

　　前門驅狼，后門進虎。《魏書》說鮮卑首領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陽高縣西北）北三百多里彈汗山設立王庭，統一鮮卑各部。此后鮮卑“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夫余，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以至“漢患之”4。

　　漠北空，鮮卑起；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竇憲意識到北疆戰略力量失衡將要產生的危險，復上書“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5。但為時已晚，幫助竇憲驅走北匈奴的鮮卑人“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6。以至于《后漢書》作者范曄指責竇憲“忽經世之規”，朝廷“自后經綸失方”，其錯“降及后世，玩為常俗，終于吞噬神鄉，丘墟帝宅”7，終至國以三分的悲劇。此后，鮮卑坐大，進駐中原，與漢人融合成為隋唐新人。陳寅恪說：

　　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的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家即其代表也。8

　　歷史學者趙文潤指出：

　　秦漢王朝是兩個多民族統一的封建王朝。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時期以后，隋、唐特別是唐前期，是在更高一個層次上實現了各民族交融、聯合的統一王朝。華夏文化廣泛吸取了周邊各民族文化的精華，成為隋唐文化的又一個重要淵源。之所以會如此，其一，隋煬帝和李唐皇帝都帶有鮮卑族的血統。隋文帝楊堅是一位相當鮮卑化了的皇帝，其妻獨孤皇后是鮮卑貴族獨孤信的女兒，其子楊廣很顯然具有鮮卑族的血統。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隨鮮卑族宇文泰入關立有戰功，與李弼、獨孤信等為八柱國，賜姓大野氏。李虎的兒子李昞，妻獨孤氏，鮮卑族；李昞子李淵，妻竇氏，鮮卑族；李世民妻長孫氏，也是鮮卑族。因此，李淵、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親母都是鮮卑族，這是毫無疑問的。9

　　高適是懂政治又了解歷史的邊塞詩人，他在《登百丈峰》一詩中對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即將匈奴換成鮮卑因而“白忙活一場”的漢朝邊疆政策提出尖銳批評。詩曰：

　　朝登百丈峰，遙望燕支道。漢壘青冥間，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勾奴終不滅1，寒山徒草草。唯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明末清初學者唐汝詢說出了高適此詩“嘆苦戰之無益”的主題：

　　此嘆苦戰之無益也。言登高而望邊境，見漢壘而想去病之北征，其時以為必滅奴而后已，然終果滅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既無足稱，然睹鴻雁之飛而獨傷懷抱者，竊有感于傳書之事也。夫去病偽功而取封，子卿守節而薄賞，適蓋有概于當時矣。2

　　從漢之后中原王朝更迭走勢看，高適及唐汝詢——可能受司馬遷“是以建功不深”3評價的影響——對武帝反匈奴政策的批評有張冠李戴之嫌，對霍去病及蘇武的評價有失公允且過于輕率。因為西漢反擊匈奴的戰爭性質屬于自衛，但到東漢和帝時，竇憲、耿夔出擊北匈奴并造成“漠北空矣”的舉動已超出自衛界限，徒為虛功，向已經衰落的北匈奴炫耀“銘功封石”大漢族武力，實為不智之舉。高適將東漢竇憲、耿夔的錯誤歸于霍去病，正如將秦二世之過歸于秦始皇，是不合適的。如果不考慮這一點，將高適對西漢治邊失誤的批評用于東漢，還是正確和有益的認識。

　　與兩漢相似，唐初太宗乃至武周時期的邊疆政策還是屬于自衛性質，可到玄宗時期，其邊疆政策就有好大喜功傾向。基辛格說：“可惜自俾斯麥去職后德國最欠缺的就是節制。”4這話對于唐開元以降的朝廷政治而言，也是適用的。

　　史學家呂思勉認為唐初太宗時期邊疆用兵是比較節制的，目的屬“恢復舊疆”，“中國所費不大”；玄宗時期，對外“不必要之攻戰”多了起來5。與此同時，唐詩中對玄宗“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的批評也多了起來。這些批評性的詩歌已不簡單的是“對開邊戰爭的厭惡”6，也不僅僅是“同情下層人民”“反映人民疾苦”7，而是在表達與唐太宗一脈相承的節制拓邊的思想——這在今天類似毛澤東說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8，例如杜甫《前出塞九首》其一和其六：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其一）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其六）

　　全詩開篇質問玄宗“君已富土境”，為何還要大規模開疆拓土呢？過度擴張會給民眾帶來負擔；之六更是提出中國止戈為武的節制哲學。這其實是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思想的詩意表達。呂思勉說，杜甫“此詩九首，皆寫西方用兵事。第一首譴責玄宗之開邊也”9。

　　從“政治詩”的角度看，其深刻性可與杜甫《前出塞九首》相媲美的，就是高適的《李云南征蠻詩》。杜甫寫的是天寶年間哥翰西征，而高適則寫的是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后，楊國忠奏請由李宓出征南詔。是役唐全軍覆沒，李宓亦敗死西洱河10。與杜甫相比，高適不僅僅限于對節制戰略的本質即其正義性的描述，用詩文指出戰備資源不足以支撐這次遠征戰的戰略目標是其失敗的原因。高適在詩中認為此役李宓南征失敗不在兵士不勇敢，也不在將領畏戰，而是因為“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即后勤補給線太遠跟不上以致唐軍陷入“野食掘田鼠，哺餐兼僰僮”的窘境。這個總結不可謂不深刻。詩曰：

　　圣人赫斯怒1，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寧顧終。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北戶多南風2。蜂蠆隔萬里，云雷隨九攻。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精誠動白日3，憤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哺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臨事恥茍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藺若未死，孫吳知暗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高適邊塞詩中的節制拓邊的思想與高適的現實主義眼光有密切聯系。這可從高適的《營州歌》看出，這首詩諷刺的就是那些不知深淺、把打仗當兒戲的公子哥做派。詩曰：

　　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營州是唐代東北重鎮，詩中的“營州少年”飽食終日，打獵游戲；而胡人的狩獵則是生存必需，“胡兒十歲能騎馬”。在這首詩中，高適認為不知節制的擴張政策多出自這些“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4，既沒有實踐經驗又好大喜功的公子哥兒之手。

　　唐汝詢生活在滿人崛起、明朝為之動搖的政治局勢中，對高適《營州歌》的理解就很有生死感。他在《唐詩解》卷二十七中解說道：“此排斥少年之詞。獵必于野，今彼厭原野而獵城下者何?乘醉以夸善騎耳。我想虜人飲千鐘而不醉，胡兒十歲即能騎馬，則又勝汝矣。深賤之，故以胡虜取譬。虜酒胡兒，倒裝作對，益見奇絕。”5

　　當社會進入“皮裘蒙茸”的炫耀時，也就開始蛻變了。唐至玄宗時，文武兩班人已遠離唐初那種“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6的豪氣，歷代“盛世”時炫耀和表演風氣卻愈演愈烈。例如玄宗竟能讓楊國忠那種紈绔子弟帶隊遠征南詔，就是高適批評的“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的現實再版。與北宋空談理學導致靖康之難之后果一樣，沒有生死感的學風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決策不接地氣并釀成國難。

　　二、總結兩漢經驗教訓，唐初始終保持節制的邊疆政策

　　對唐初統治者震撼最大的可能就是兩漢尤其是東漢治邊政策的失誤，兩漢對匈奴強力打擊的最終結果是鮮卑領導層在后來十六國角逐中脫穎而出，最終形成支撐西魏、北周政權的骨干力量“關隴集團”7，在這個集團中又誕生出像隋文帝揚堅、隋煬帝楊廣以及唐太宗李世民這樣的高度漢化的胡人領袖8，最終顛覆了以秦漢文明為底色的漢人政權。與后來的元、清一樣，崛起于北疆的李唐開國政治家最能看出中原政權的治邊失誤，因此他們最懂邊疆治理難點所在。貞觀三年，李世民對靺蝎的使者說過：“靺蝎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御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9唐太宗在此說的“上策”就是治邊中的制衡。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在接見“諸胡使者”時說：“漢武帝窮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1

　　這里的“綏之以德”，就是在治邊中要使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相匹配，不透支自己的戰略資源。最難能可貴的是，對于那些提醒不要過度擴邊的批評，李世民也是能夠聽得進去的。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權威，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并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2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對九嬪之一、長城縣人徐惠嚴厲批評其“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的邊疆擴張政策，也能做到“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定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禮重之。3

　　更為可貴的是，這種批評到玄宗時期仍能繼續，例如前引高適《李云南征蠻詩》即是，美中不足的只是，這時高適在批評的同時也不得不對朝廷錯誤作了掩飾。

　　唐朝初期太宗李世民治邊的節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他對印度外交政策及確定出使印度的人選上。

　　貞觀十五年（641年），印度摩揭陀國國王曷利失尸羅迭（逸）多（梵語：Harsha Siladitya，即戒日王）繼玄奘訪問該國之后致書唐廷，唐命云騎尉梁懷墩回報，尸羅迭多遣使隨之來中國。十七年三月，唐派行衛尉寺丞李義表為正使、王玄策為副使，伴隨印度使節報聘，十九年正月到達摩揭陀國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爾西南拉杰吉爾），次年回國。二十一年唐太宗命王玄策為正使、蔣師仁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印度。史載：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余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余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余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4

　　此事發生在唐貞觀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年）間5。除了“天竺響震”浮功外，中國版圖并未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的戰果而在南亞次大陸得到像張騫遠征西域那樣的大幅推進：在天竺國地，既沒有出現中國的附屬國，更沒有出現朝廷策封的藩王。新舊《唐書》皆不為王玄策作傳6，其“不足為訓”的深意不言而喻。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李世民對待對中印關系良好發展貢獻巨大的玄奘的態度上。貞觀元年（627年）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準。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于貞觀三年“冒越憲章，私往天竺”1，長途跋涉五萬余里，歷時十七年，回國后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此前兩年玄奘西行回長安，受到太宗的隆重歡迎。李世民敏銳地抓住了玄奘取經的政治意義，在接納玄奘取回經文的同時，太宗也于貞觀十九年（645年）、二十二年（648年）邀請玄奘入仕從政，但被玄奘謝絕2。太宗感動。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譯經是“實資朝化”3。最值得肯定的是玄奘反復請求太宗為他的譯經寫序4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間“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即請太宗派人將譯經之地守護起來，這意味著玄奘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政治自覺將佛經的解釋權完整無保留地交給了國家，為此，“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5。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

　　現在沒有資料說明太宗需要玄奘從政可能出任什么工作。但從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于貞觀二十年（646年）回國的時間看，此時玄奘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并在印度得到巨大聲望后，于前一年即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國，太宗已了解印度國內的情況。如此看來，玄奘確是出使印度的最佳人選。可是由于“玄奘掬誠堅辭”，太宗不得已于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任命王玄策以正使的身份出使印度。王玄策出使印度后從吐蕃借兵深度地介入印度國內政治，“俘阿羅那順以歸”，搞得“天竺響震”。印度問題在當時是與吐蕃相聯系的，從貞觀十四年（641年）太宗送文成公主與吐蕃聯姻的政策看，與印度和好是太宗的基本思路。與這個思路相合的是玄奘的文化交流，而不是王玄策的干涉政策。太宗對印不干涉與友好外交政策是其對兩漢邊疆擴張正確總結的結果。事后證明，王玄策沒有準確地落實唐太宗的對印政策。他出使印度，盡管搞的“天竺響震”，但“王玄策，兩《唐書》均無傳”67。

　　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唐太宗的邊疆政策是充分肯定的，認為到玄宗后就發生了蛻變：

　　唐代之用兵，太宗時北平突厥，可云除患，其后滅薛延陀，亦可云因其向來跋扈，乘機滅之，除禍患之根，而中國所費不大。征高麗，太宗、高宗兩代，所費甚巨，然遼東本中國領土，此時為高麗所據，猶可云恢復舊疆也。高宗時吐蕃強盛，武后時突厥復張，且益之以契丹，中國用兵屢敗，喪失甚多，然事屬御侮，可譴責其不善用兵也，譴責其用兵則不可也。玄宗開元時之用兵及整頓邊備，尚多出于御侮之意。天寶時之攻吐蕃，則失之過當，且不善馭將，耗費甚多。竭生民之膏血，且苦役其身，以事不必要之攻戰，而供將士之邀功中飽，此詩人所以深嫉之也。8

　　誠哉斯言，批評過度用兵，主張節制拓邊的呼聲多發于唐中期玄宗以降。然而從政治上總結太宗時的邊疆治理經驗及玄宗時期的教訓，并由此形成新時代有效的周邊外交政策，是我們今天研究唐史的應有之義。

　　三、唐初西南外交經驗與新中國的對印外交的政策選擇

　　毛澤東似乎注意到唐廷對兩漢總結上形成的對印外交原則以及王玄策的反面案例。確定了與印友好的外交基調。這既是對中印之間交往的“萬年規律”的總結，也是對印度與中國同屬被壓迫民族因而沒有根本利益沖突的政治考慮。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將改善中國和印度的外交關系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在亞非會議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改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得到了印方的贊同，并寫入了1954年4月29日簽訂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中國俗語），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系，究竟是友好，還是敵對的，你們終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1

　　為什么毛澤東說一千年、一萬年呢？歷史上，除1962年那場規模非常有限的沖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王朝似乎沒有直接發生過戰爭。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2縱觀數千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界，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中方南下不可繼，印方北上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1227年），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與這兩位偉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紀末南下進入印度的帖木兒。帖木兒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載他于1398年由中亞進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榮的德里毀于頃刻之間，多年積累的財富被劫掠一空”3，即使如此，帖木兒沒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兒離開德里返國（1399年1月）”4。與此相反的是唐初王玄策那次有背圣意的外交盲動，只有“天竺響震”的虛名而無半寸拓疆實功。

　　毛澤東在轉給尼赫魯的信中將中印關系放到“一萬年”的歷史大尺度中，認為“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但這并不排除會出現短暫沖突，即使發生，也不值得兩國“為此而大驚小怪”，這只“不過是兩國千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如果熟悉歷史的話，就會知道毛澤東講得不僅是友好的愿望更是規律，是符合規律的愿望。

　　毛澤東說：“不講歷史就講不出道理。”5如果說歷史是對中印必須友好的“萬年規律”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的證明，那么，1962年的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比較抗美援朝戰爭——則是對中國西南這個“萬年規律”的辯證運用。

　　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毛澤東用兵靜若處子，動如脫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開戰之初，中國軍隊確有一種“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氣勢。但很多人不理解打下去后為什么迅速又退回了呢？結合閱讀高適《李云南征蠻詩》，再看看中印地形圖就明白，我們的后勤補給不要說在當時，即使在今天，也很難隨部隊迅速向南遠距推進，如再追擊下去就會因補給線不繼導致“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即補給跟不上時，只能陷入收拾殘兵建筑防御的崗樓困境并留下“已經盡力”的自我安慰。唐天寶詩人劉灣《云南曲》1描述的這場“天寶之役”的慘狀，真是：

　　百蠻亂南方，群盜如嵋起。騷然疲中原，征戰從此始。白門太和城2，來往一萬里。去者無全生，十人九人死。岱馬臥陽山，燕兵哭瀘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蒼天滿愁云，白骨積空壘。衰衰云南行，十萬同已矣。3

　　書載，李宓此次“天寶南征”慘狀空前，唐軍前后覆沒達二十萬左右4。究其因，非唐軍不勇也，乃“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即戰線過于遙遠，軍事補給線不及也。

　　鑒于此種教訓，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開戰之前，毛澤東考慮最多的是打下去后如何克服補給線難繼的短板。196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印邊界東段自衛反擊作戰情況匯報時，談到中印后勤比較說：“我們的后勤是比較原始的，印軍是近代的。”5基辛格也看到這一點，他說：“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6

　　古今道理都出于常識，相隔一千多年后，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也與唐兵面臨同樣的“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的補給線問題。毛澤東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放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體悟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的運用，筆者遂與千年前詩人高適有了共鳴。正是：

　　戰略不空論，談兵不論奇。奇正在地形，地形看補給。糧草跟不上，神仙也著急。莫說天兵勇，不敵腹中饑。打仗要吃飯，人餓力不濟。打仗要走路，路陡疼腳底。子彈打死人，不問啥主義7。生死瞬間事，猛言均無益。西南海拔高，誰遠誰失利。后勤定成敗，勝者在短地。書生不知兵，農民懂此理。

　　當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是從陡峭山地沖下去后如何能撤回來以及如何防止第三國插手并由此導致邊境反擊戰人為變成長期消耗戰：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衛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造成了“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的南下氣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于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么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藏南前線的地形利于中方南攻卻不利于長線堅守，因此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中印這場沖突并將中國拖在那里。適時停火和北撤既縮短了我方的補給線又使美蘇介入失去理由。

　　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找來除《宋史紀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紀事本末。次日，又要《續通鑒紀事本末》。讀完《元史》，再讀《通鑒紀事本末》，然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8。基辛格寫道：

　　難以想象，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的戰役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象，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鑒歷史事件的深意。9

　　據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對印自衛反擊戰前，“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吸取經驗。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中國出手干預后，中印兩國之間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繁榮的宗教交流和經濟交流。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場戰爭給人的啟迪是，中國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敵”1。其實這就是王玄策自導自演的“天竺響震”外交“傳奇”；基辛格說：“在毛澤東腦海里，那‘半次仗’發生在700年后，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里。”這一次“毛澤東嚀囑中國軍隊要做到‘有理有節’”2。毛澤東這次提到唐朝，基辛格在書中轉借毛澤東的話說“北京可以從中吸取經驗”3。

　　基于這些歷史經驗，新中國確定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之上與印度長期保持友好關系的外交基調。1953年12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區的關系問題在北京舉行會談。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4周恩來說：“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這些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5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簽署了《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及有關換文，在協定和序言中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定為指導兩國關系的準則。1954年6月25日，周恩來總理在與尼赫魯會談中說：“為了在亞洲建立和平區域，中國政府愿意看到中印兩國在《關于中國西藏地區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所確定的原則，能夠運用到亞洲的所有國家，這是很有利的。”6至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周恩來明確告訴尼赫魯：“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如果人民贊成一種制度，反對也是無效的。如果人民不贊成一種制度，勉強強加是一定要失敗的。”75月27日，周恩來向印度人民發表廣播演說時指出：“從遠古以來，在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間就有了深厚的友誼。”8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進一步深化和強化了這個規律性的認識：“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9

　　1962年11月19日，即使在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全線停火的前兩天，毛澤東在中南海住處兩次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后，周恩來和陳毅約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班納吉，向他表示：“中印兩國應該友好下去。我們應該向遠處看，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將不喪失一線希望”10。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11，“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這些原則的創造者是周恩來總理和尼赫魯總理。這五項原則非常明確，干凈利落，清清楚楚。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12。

　　綜上所述，新中國對印度作出以和平共處為基調的外交方針，不是一種短視的實用主義，而是基于對中印交往歷史規律的深刻認識之上實事求是的，因而是持久穩定的長期選擇。這對中國和印度未來友好關系的維系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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