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創造歷史，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它關乎中國前進的基本動力和我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要依靠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只能是與公有制下的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的人群，脫離公有制，人民就會轉化為資本雇傭的人群或流入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流民。而流民則是人民的被壓迫存在，是對人民的否定。歷史上的人民革命，就是對這種否定的有力矯正;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的建立，則是對人民的重新肯定。因此，人民支持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的基本保證，而獲得這種保證的則是國家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保證。

　　一、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要保證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并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并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1]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2]

　　人民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樣也是古今國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3]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會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侖，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拿破侖時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侖的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并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謂的“獨裁”。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并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于表現出來的一半。”[4]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侖法典》對于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拿破侖旗幟，對于歐洲農民，首先對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侖獲得了法國的乃至全歐洲的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斗爭。拿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個農民戰爭。”[5]同樣的道理，拿破侖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6]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以此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

　　在此，對我們最有借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這項生產資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團結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質的“禁運”[7]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8]，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9]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10]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11]。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這樣說決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就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12]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于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二、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

　　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即工農聯盟的鞏固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當前仍在農村。

　　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永久分離的危險，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13]。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14]。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并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15]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么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16]

　　綜上論述，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它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社會轉型中不可避免的規律性現象。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結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17]。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么“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這種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愿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早在1959年底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一點并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18]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19]。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于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于工農聯盟——這是共產黨由此已經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20]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象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于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么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經驗

　　鑒于這樣的經驗，吳邦國同志在2011年3月10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鄭重表示：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動搖。動搖了，不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從談起，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也會失去，甚至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夯實了立國興邦、長治久安的法律根基，從制度上、法律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確保國家一切權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確保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確保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和各民族大團結，確保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道路，確保國家永遠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奮勇前進。[21]

　　黑格爾說“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22]。同樣的道理，毛澤東思想及其哲學只有在中國人民生活的國家才能夠出現。毛澤東思想抓住了中國所有問題的癥結，與蔣介石僅靠在各利益集團間八面玲瓏的拉攏手段不同，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將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同樣，當代中國面對日益逼近的外部壓力，也只能用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用僅浮在表面比如送電冰箱、發紅包、送城市戶口等簡單的“惠民”式改革——將占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農民團結在黨的周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基本組成部分，是支撐中國崛起的基礎力量，失去了他們，1789年的法國、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以及目前的中東動蕩，便是前車之鑒。

　　注釋：

　　[1]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2] 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3] 賈宜：《過秦論》

　　[4]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頁。

　　[5] 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頁。

　　[6]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頁。

　　[7]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7]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制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于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征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9]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10] 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11] 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12]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13] 廣州日報 2011年02月20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 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

　　[14] 《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

　　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15]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

　　[16]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

　　[17]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系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后，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18] 參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

　　[19]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20] 貧農們不怕失掉什么。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21]《吳邦國：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http://business.sohu.com/20110311/n279778155.shtml。

　　[22]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頁。

　　主要內容刊發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7期，原標題：《張文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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