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資本邏輯，以國家安全為中心進行全面戰略調整

　　――與王思睿先生討論

　　一.王思睿先生約我寫一篇關于大國的文章，但我耽誤數月，期間閱讀了王先生大量論文，受益非淺，甚感欽佩。多年以來他能夠潛心讀書，系統研究中國之發展戰略，跟蹤評述中國社會思潮，思路和資料都有相當系統的整理，在學術方面在已為“中國改革開放思想史”奠基，這是我們這些“顯學”者做不到的。我沒有系統專門研究大國問題，只在中國大國安全方面做一粗淺的提綱式闡述。為發展學術，澄清思路，梳理乃至影響當代中國思潮走向，把握中國社會真問題，我與王先生多年朋友自不必求同，盡可求異。特別是在思路上需要澄清，深入進行討論。

　　二.中國學術思想界已開始大爭論

　　關鍵是需要打破“經濟學主流派”的話語霸權，各方平等對待，坦誠相見，澄清觀點，尊重立場與人格，盡可互相批判。目前學術界不正常情況完全是“經濟學主流派”的話語霸權造成，他們既然占據了優勢地位，就以沉默封殺對手，誣蔑對手的學術水平與人格，使學術界真名真姓的批判與反批判不能開展。2004年他們被迫參加公開辯論，馬上就暴露出專橫與無禮，他們在主流媒體上是明星，但在網絡上是過街老鼠，說明精英之路線與社會大眾之間出現巨大社會分裂。是非曲直自有實踐與歷史證明。 進行公開學術爭論，最積極的意義不在誰能取勝， 而是打破在“不爭論”幌子下實際形成的經濟學主流派話語霸權，這是企圖把中國改革開放引向“權力――寡頭――買辦”道路的，非常危險的新自由主義思潮。

　　三.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已被實踐擯棄

　　2004年8月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支持郎賢平打破他們的封鎖，進行國企改革大辯論，其意義不在學術，也不在國企，而是暴露問題和澄清觀點。在這次爭論中，盛行10年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已失語，在 ”中左,中右，極左，極右”四種思潮中出現重要格局: 以中左派提出問題，老左派響應，中間派和中右派跟進，在網絡民意強大支持下，形成前所未有的，社會性的, 批判極右翼的社會潮流，促使政府重新審視政策，出現中央決策與民間輿論的良性互動，為揭露和糾正中國的實際問題, 維護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創造出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新模式。其實這種模式，在孫志剛，拆遷等問題上已經出現了。

　　只要是結合重大問題, 就可以發現，思想陣營并不是按照“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劃分的。這是自由主義在90年代中期制造的話語陷阱。在策略方面他們把鄧小平說的”左是主要危險”絕對化，不分時間地點具體問題，把所有不同意見全部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左派”政治帽子，他們仿效的是他們最痛恨的毛澤東反右派的辦法。

　　在認識論方面，他們沒有看到 90 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根本變化，延續80年代“改革與反改革”的思路，馬立誠的《交鋒》是代表作，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是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買辦思想的認識根源。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社會迅速發生變化，多元化力量形成但極不均衡，市場經濟基本上確立但極不完善，改革開放已不可逆轉，但政治與社會改革滯后，權力體系沒有受到制約。存在不同的選擇方向。

　　真正能夠破壞改革開放的正是國際極右翼的“新自由主義”，他們采取了“默認強者，依靠強者，壯大強者”的路線。強者是誰?國內是權力，國際是國際大資本。因此，1995年以后中國改革就一步步向權力資本化方向蛻變，2000年加入WTO以后，開放就向買辦化方向蛻變，他們的目標是在中國發展“權力――寡頭――買辦”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其代表人物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界一小撮人的“精英聯盟”。他們是得到國際反華勢力長期支持的。他們如果得勢，首先破壞的就是國家安全和大國利益，大多數人民和民族企業失去國家保護，在國際競爭中難以發展甚至無法生存。

　　在這樣的形勢下, 新老左派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其性質和具體作用具有新的內涵，它們不是反對或者妨害改革開放的力量，而是維護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制約強勢集團的惡性膨脹。即使他們的立論不正確, 思想不自覺，客觀性質就是如此。

　　王先生能夠以“大國”立論，無論觀點如何，首先打破了“經濟理性人”的假設。何謂“理性人”——資本是也，國際資本是也。在國際資本主導下的世界是不承認發展中國家“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的。2003年以來中國盛行“安全熱”、“大國熱”，都標志“經濟學主流派”話語霸權的破產。

　　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0年以“經濟學非主流”批判主流，我對主流的定義就是“以經濟學面目出現的國際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理論上最大意義就是以新的線索分析中國問題。這種劃分的科學性在國有資產大辯論中被實踐所肯定，“經濟學主流派”在網絡上已成過街老鼠。某些人極力抹殺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的存在，但是, 主流的對立面就是非主流。我們多年以來對于經濟學主流派的批判，能夠揭露中國社會理論與實踐的真問題，是不可能被封殺的。

　　文化學者不懂經濟, 他們把經濟爭論作為全部爭論的分支。其實不然，25年以來中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其中出現的問題與辯論，當然就是全部中國問題的核心，好像遵義會議集中糾正教條主義軍事路線一樣。中國目前思想界的核心任務是批判和揭露“經濟學主流派”所代表的寡頭主義，由此必然從經濟問題延伸到各個文化領域。自由派和左派都會發生分化。希望我與王先生的討論能夠符合這一趨勢，促使自由主義與寡頭主義劃清界線，促使“左翼”反思傳統社會主義，共同走向愛國主義和新社會主義。

　　四.以“大國”立論的另一個積極意義，是首先承認國家利益的現實存在

　　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問題，其出發點不是資本邏輯而是國家安全邏輯。風行中國15年的新自由主義不承認中國國家的合法性，認為只有資本控制和民主選舉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談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民族產業，人民福利，甚至宏觀調控也一再被批判為“恢復計劃經濟”。他們尤其否定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夠改變“毛澤東式的集權”，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權力―寡頭―買辦”社會也可以，經濟崩潰也可以，臺灣獨立也可以，所有這些，只不過是他們建立“新制度，理想社會”的代價，他們甚至到數學找根據――叫作“次優”。

　　國家要素包括領土、主權、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壞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不能因為政府體制有缺點就否定國家利益。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可以批判國家體制，但國際關系學和地緣政治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

　　其實，我們判斷政府好壞的最重要標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證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如不能保證就喪失基本合法性。民選與否當然很重要，其作用是：當政府不能保證國家和人民利益時，人民可彈劾之。在本質上，要求民主和維護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國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錯誤的，以民主名義否定國家利益也是錯誤的。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是實踐的突破，要把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民主從維護國家利益開始，比如對臺灣問題舉行公民投票，對WTO在人大公開辯論和表決，民主主義必然加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因為賣國的人總是少數，他們是壓迫大多數人民的，怎么能夠喜歡民主呢?

　　1995年中國自由主義右翼達成共識，把自由與民主分開并且拋棄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顧實質自由，以效率否定社會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變產權歸屬。從鄉鎮企業到國有企業推行權力資本化, 經濟自由主義蛻變為新自由主義與權力結盟。在2001—2004年黨和國家最高層權力過渡期，一個以MBO 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國企負責人、管理機構與金融騙子為動力的，全面權力瓜分國有資產的局面已經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斂。

　　五.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國的權力資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聯盟，必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并走向買辦化。我的預言在2002年成為現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借修憲保護私有財產之機，提出“赦免原罪”論，“神圣不可侵犯論”，企圖為權力資本化直接爭取合法性，因為“神圣”意味著不能追查來源。修憲結果是把公有財產“神圣”去掉，實現了“公私財產對等”。

　　想直接推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暴富階層爭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開放”名義走買辦化道路就是權力資本發展之必然，但是這樣以來，也就毀滅了民營資本自身。

　　2005年中國即將發生愛國主義與買辦主義的大辯論。其社會背景是：

　　——加入WTO 對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沖擊;

　　——以張維迎設計北大教改方案為代表的文化買辦主義, 由于大學生泡膜的破滅，加速事業單位改革，知識分子進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轉;

　　——經濟嚴重依靠于國際市場, 國家安全形勢日趨嚴重。

　　我們的目標是把辯論納入愛國主義框架，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盲目與國際接軌論”，“靜態比較利益論”，“依靠跨國公司技術轉移論”，“國家不能干預論”，幫助民營資本認清自己的弱者本質，聯合起來要求國家保護，反對跨國公司賄賂政府加劇腐敗，實現向民族資本的提升。

　　我們的目標是超越所有制之爭，在發展國家戰略產業的過程中，實現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加工鏈條實現與民營企業結合。在國內外市場連通，國內外資本全面競爭的背景下，爭取國家產業技術結構的真正升級。真正技術升級不能依靠外資，而是依靠以國防為中心的國家戰略產業。國家不必過分強調企業國有，而應把控制重點放在非股權控制方面。

　　我們從邏輯上導出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國家安全為中心進行全面戰略調整的必要性，設立假想敵人的重要性。

　　我們的目標是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愛國主義目標，重塑“新的改革開放觀”，與已經蛻變為“權力—寡頭—買辦主義”的假改革開放觀劃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們對改革開放的誤導。

　　六.國家安全的基本原則可以包括基本理論和調整戰略兩個方面

　　基本原則是：

　　——確立國家與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標。

　　中國崛起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獨立的現代化民族國家，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在世界發揮重要作用。絕不能在經濟繁榮中喪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國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現實利益格局的打壓和遏制的，無論中國采取什么體制都是一樣，必須以綜合手段沖破這種打壓和封鎖，特別要警惕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破壞，不受國際新自由主義勢力的誤導，在關鍵時刻敢于和國際強權勢力攤牌。

　　——選擇中國崛起的基本方式。

　　大國崛起的傳統方式是科技革命，體制改革和戰爭，部分國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決于特殊的國情和國際形勢，有的以主權為代價，有的在經濟上依附于人。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大國崛起的歷史和理論，爭取和平崛起但不放棄武力，特別不能貶低國防的重要意義。即使中國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觀的國防力量，獨立的技術體系和強大的綜合國力為基礎的。

　　所謂“霸權禪讓論”鼓吹向國際霸權妥協甚至做幫兇，斷言挑戰國際霸權必敗，已經對國家戰略產生了消極影響, 應該肅清其流毒。

　　——采取綜合一體化的手段。

　　在虛擬空間高度發達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國家安全已從傳統領土安全擴展到綜合安全，戰爭從常規軍事戰爭擴展到科技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個人和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國家民族和文明層次，而涵蓋了科技軍事金融和媒體關鍵部位的虛擬空間，將成為競爭和沖突的主要戰場。因此中國崛起的不能從單個個人和企業出發，必須是個人、家族、企業、國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手段并用的長期奮斗過程——這是新愛國主義產生的基礎。

　　我國新安全觀包括主權安全，綜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國家享有主權，包括獨立權，管轄權，平等權，自衛權。國家綜合安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信息安全等等。經濟安全是國家綜合安全的核心，因為和平時期經濟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經濟和科技是綜合國力的基礎，經濟對外依賴性應該適度，經濟命脈不能被外資控制，外國勢力不能干政，宏觀經濟運行要與國際協調，防止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從經濟安全派生出來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軍事安全仍舊是國家安全的支柱。

　　七.中國安全戰略研究的最大弱點，就是經濟與安全脫節

　　開始是以經濟增長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為禁區，誰談安全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科索沃戰爭以后國家安全形勢日趨緊張，從炸館，撞機，美國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鮮; 日本武裝和臺獨囂張，促使安全討論成為熱點。但是，安全口談安全，對經濟不入門，單純軍事觀點，片面安全觀點，缺乏綜合性和預見性。許多人簡直就是在猜測美國的態度。而絕大部分經濟戰略，完全以資本邏輯為起點和終點，只考慮利潤和GDP，毫無安全概念。其假設前提就不牢靠。一個明顯的戰略錯誤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圓，等到我們計劃擴大石油儲備的時候，價格已經從每桶15 美元上升到 55美元!

　　25年的資本邏輯洗腦，即使是愛國者也相信“先經濟后國防”這一套，殊不知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有利于“權力—寡頭—買辦”形成的，社會財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經濟發達了，寡頭們勢力也強大了，他們進一步削弱國家安全，結果是：GDP 越高越沒有國防，兩者未必正相關。歷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國打敗高GDP, 文化先進的大國，幾乎是普遍規律。中國宋朝最為典型，經濟自由且腐敗，繁榮但限制國防，如果沒有敵人，已經是世界超級大國，可惜假設前提錯了，宋朝覆滅是中華文明下坡路的開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戰敗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復興來源于抗日戰爭和以后一系列戰爭的勝利。

　　國家崛起的根本標志是對外戰爭的勝利，是國防高科技的強大, 而不是消費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兩極分化。即使是“和平與發展“時期，戰爭也沒有消失，只是轉變形式而已。競爭的本質是沖突而不是交易，結果是單贏而不是雙贏——經濟學主流派的誤導實在是太多了。

　　大國戰略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可以自成體系，對外貿和外資依賴程度低。而中國似乎采取小國戰略, 對國際市場依賴太高。即使沒有臺獨和戰爭，發展市場經濟和小康社會, 資源遠遠不夠。經濟上依賴國際市場而又沒有強大國防，這是國家安全危機的根源。

　　七.樹立獨立發展理念，打破對“全球化”和“與國際接軌”迷信

　　有人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在“地球村”里民族國家已經沒有用處，政府主要職能就是為外國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發達國家的窮兵黷武和限制移民使我們認識到，原來以“理性人”為出發點的資本邏輯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發展中國家給發達國家以資本流動自由，而發達國家卻不給發展中國家以移民自由，以資本權偷換了人權。新保守主義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價值觀念，在國際范圍內以專制取代民主。他們的自由理念，總離不開一個強權者來確定自由的社會條件和規則。所以，中國不能盲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理念。

　　中國的現代化意味著要解決世界1/5人口的現代化問題，中國的問題大多數都帶有世界性，中國的特殊性往往帶有人類普遍性。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和學習，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單方面談中國與國際接軌和融入國際社會，更不能不顧國情不惜代價照搬發達國家標準，犯歷史上王明那樣的教條主義錯誤。

　　要為“全球化”條件下的民族國家定位。中國對外開放不能放棄國家保護，

　　只能改變保護的形式。中國的個人，企業，政府和軍隊，在國際霸權和國際資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國家的保護和整合。國家不是為國際資本服務的，應支持民族企業介入國際競爭，以強大的國防力量保證基本競爭地位。

　　確立國家安全的底線和國防地位。國家安全的底線首先是傳統的領土與主權完整概念，然后擴大到經濟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個方面。

　　開放的市場經濟要求“大國防”概念。與自然經濟講生存權不同，市場經濟講發展權，并將國家安全邊界擴展到領土邊界之外。以馬六甲海峽為中心的制海權是國家安全的中心，未來中國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馬六甲，”。保障國際貿易通道，應以此為目標發展中國的海陸空天力量。

　　市場經濟和資本要求市場與資源擴張，16億中國人進入小康社會需要占用相當份額的世界資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沒有能力達到，中國人只能是少數強者占有稀缺資源，這是兩極分化的深層原因。中國已經有條件把經濟力量向國防力量轉化，開始新的“國防優先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時期。如果周邊緊張，則需要優先發展國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鮮半島，馬六甲海峽是中國傳統地緣屏障，屬于中國安全邊界，必須有強大的海陸空軍力量能夠達到。

　　全球化條件下軍事力量應該保衛國家的發展權而不僅僅是生存權。國家安全不僅是生存概念，更是發展概念。與自然經濟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國家安全應是維護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概念;國家安全應從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經濟利益安全;外交和國防應從獨守家門轉變為積極進取;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以現代信息高科技為主導的制海制空權。中國已形成強勁發展的生產力，未來5年世界經濟蕭條，大量過剩資本進入中國將進一步增強供給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維持可持續發展，不得不依賴海外資源并維持海外市場，沒有這兩條，市場經濟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終將因為沒有出路而崩潰。任何大國的高速全面發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賴本國資源。在國內能源成本遠遠高于國際水平的歷史階段，空談什么“立足于國內開發，多元化能源戰略”等等，實際是回避中國不可避免的選擇：或者使用國內高價能源以降低經濟增長率和國民消費水平，或者打破美國封鎖在世界范圍內獲取廉價能源。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海權利益，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海上霸權發生沖突。

　　八.正確估計未來20年安全形勢

　　美國制造的“民主和平論”, 說非民主國家經濟強大了必然侵略別人, 這是美國蓄意制造假想敵，制約中國國防的戰略謀劃。在理論上說，對外戰爭與內部民主與否沒有必然聯系，這是一基本歷史常識。一再制造中國大陸將主動進攻臺灣的輿論。實際上，就目前大陸狀況而言, 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我所擔心的恰恰相反，是臺灣獨立勢力利用我們的弱點悍然獨立。形勢的判斷相差如此之遠，不可不討論清楚。

　　中國目前是什么形勢?

　　——經濟的繁榮消磨了中國人的斗志，一個時期的“韜光養晦”，使綏靖主義思潮滋長蔓延。趁機發跡的“精英階層”，本來也沒有多少文化底蘊和尚武精神。在許多“高層智囊”會議上，我們大量聽到的是如何合縱連橫，把禍水引向他人，如何投機取巧搭便車。缺乏大國思維和大國戰略。

　　——鼓勵奢侈消費而貶低誠實勞動，排斥富國強兵鼓吹短期行為。據他們說世界變了，中國國家安全可以依靠美國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國為他們提供市場和賺錢機會，在價值取向上“靠攏主流”就可以了，發展國防不但打不過人家，還會刺激人家遏制你的發展。廢除武備不會帶來強敵外侮，而是一個永久和平與發展小康社會。

　　綏靖主義說中國有20年發展機遇，是因為美國20年之內反恐，不會把中國作為主要敵人。“具備國際眼光”的那些精英，其實也離不開僵化過時的“經濟決定論”，他們鼓吹中美經濟互相融合與依賴，鼓吹中國拿一億條褲子去換美國一架波音飛機;他們假定美國是一個為了經濟利益可以不堅持意識形態的國家，假定美國理想主義是假的，現實主義是真的，而且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只要中國以喪失自己的航空制造業為代價，每年購買美國幾十架波音飛機，就可以依靠或者利用美國來制止臺獨和日本軍國主義。這種分析只能是一種預測，一種可能性，而且極不可靠。絕對不能把自己國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那些把美國看成人類救星的人，不知道為什么又把美國看低了。日本正在從經濟動物向政治軍事動物轉化，而美國從來就是意識形態掛帥，并且設立假象敵人最為成功的國家。美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又在大洋彼岸，是最安全的國家，但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從來不這樣講，他們的“威脅”名單越來越長了。

　　九.設立“假想敵”是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關鍵

　　我們應選擇“樹立假想敵”的預測方式，在臺灣和日本問題上絕不讓步，在關鍵時刻敢于對抗美國。只有如此，鄰國才不敢追隨美國，而美國就無法遏止中國。

　　“國無敵國外患，國恒亡”，中國許多弊病都源于此。應重新解釋“和平與發展”，和平是目標而不是現實，不能不惜一切代價求一隅偏安，爭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發展國防。以備戰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偏安則和平亡，中國不僅不能崛起，反而被臺獨勢力逼到“不外戰就內戰”的境地。

　　與“制度決定論”迷信不同，我認為必須注意制度與戰略的互動關系，關于安全的戰略假設可以決定制度變化的方向。不存在單一的、絕對的制度改革大方向，說全世界必然走向計劃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走向東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國有或者私有產權最優越之類，都是直線發展歷史觀，只是一種假設而已。不同制度有文明循環和現實發展階段的背景，有互相融合互相學習，也有互相競爭和沖突。毛澤東“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其實是為了推行軍事工業化和計劃經濟的一種戰略假設，何為因何為果?我看是互為因果，而戰略假設是邏輯前提。所以當我 26歲上大學那年聽到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的時候，就認識到他是先改變戰略假設，才可能推行市場經濟，出口導向，沿海優先，利用外資，先經濟后國防，軍隊要忍耐等等這一套戰略。25年的現實符合了鄧小平的假定, 所以中國獲得經濟發展的成就。一系列問題的出現也與沒有假想敵人息息相關。內部問題如果沒有外部敵人的假設, 是很難解決的。

　　關于中國未來30年戰略的焦點，就是如何假設安全環境。“20年戰略機遇期”之說有什么根據?無非假定美國的主要敵人是恐怖主義，中國不必改變25年以來的假設，通過經濟融合與韜光養晦，爭取和平實現小康。問題在于如果假定錯誤，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宋朝的教訓值得汲取。

　　我認為未來戰略應該設“假想敵”，那就是臺灣獨立勢力與日本右翼，假設他們能夠成氣候，背后是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對手關系，所謂中美戰略伙伴關系, 只存在于1971—1989 年基辛格訪華到蘇聯瓦解這段時期，歷史上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這種關系受到意識形態影響，但根本上是地緣政治關系。恐怖主義就其手段來說是全人類的敵人，而不是美國的敵人。亨廷頓把它歸結為“文明之間的沖突”，是一種誤導。在9.11以后他改口說, 這不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文明和野蠻的沖突。如果真是后者，那么恐怖主義就不僅是美國的敵人，而是全人類的敵人。中國怎么會有“20年戰略機遇期”?美國是以反恐為名占領中東，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其威脅中東朝鮮和臺灣，本身就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連這點都看不出來是中國人戰略思維的退化，這也是經濟思維的負產品。

　　假設有敵人，才能夠優先發展國防，才能恢復信仰，激發愛國主義精神，才能遏制腐敗，所謂“先進制度”才能真正起作用，才能有強大的國家和政府, 而不是被金融寡頭操縱的政府，以承擔一系列市場經濟不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美國的經驗，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能夠向美國學習?

　　十.2009年發展與安全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平均年增8%，90年代9%，21世紀前10年可達到8%，基礎設施能力有很大提高，國家外匯儲備創6000億美圓高峰，可通過進口緩解通貨壓力。人民幣還有20-30%上升空間。2009年以美圓計算GDP可提高1倍超過日本，人口14.8億，人均GDP達到1500美圓。

　　總量膨脹，財富增加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如果財富分配如果失衡，中國發展前景面臨巨大風險。經25年改革開放，中國出現多方面不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與國防和公共教育衛生發展不平衡;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可持續發展不平衡;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改革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平衡;沿海地區與中西部發展不平衡;社會各階層發展不平衡;經濟與思想文化不平衡。失衡的核心是新增利益和原有利益如何在社會各集團之間，在局部和整體之間，在眼前和長遠之間分配，在國內和國際之間分配的問題。只有調整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會穩定，為進一步發展提供條件。

　　不平衡發展在一定發展階段是必須的，只要能夠及時調整就沒有問題。但是“路徑依賴”原理告訴我們，任何發展模式都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會反對調整，使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在經濟表面繁榮背后積累結構性矛盾和危機因素。

　　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過程中已經出現并將繼續惡化以下問題：需求嚴重依賴于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嚴重依賴于進口;國際跨國公司控制我經濟命脈;腐敗蔓延降低政府能力;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劇;權力資本惡性膨脹并有買辦化趨勢;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等等。以上矛盾將集中表現為經濟與社會不安全。當內部矛盾激烈的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傾向于買辦化來維護自己，絕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言，這就會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利益大量流失，最終結束經濟增長，陷入長期的半死不活的危機之中，這樣的經濟結構就是不能打仗的結構，怎么會威脅臺灣或者亞洲?

　　在發展與危機并存的條件下，關鍵是正確選擇發展道路，把迅速膨脹的財富用于國家民族需要的長遠發展方面。為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需要以國家安全為核心，取代“理性人”(即資本利益)作為基本出發點，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論和原則，以統帥全局性的利益調整。而沒有假想敵, 就不可能進行利益格局調整。中國的崛起倒是可能被人從遏制到扼殺。

　　十一.以戰略產業為主導實現所有制改造與產業結構升級

　　以“國家戰略產業”為主導，超越“維護國企”和“私有化”之爭。特別防止少數人利用權力侵吞國有資產，防止跨國公司整合國家戰略產業。要以動態比較利益為理論指導，以國家鼓勵和國家控制為原則，發揮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的作用，確立獨立自主戰略產業的發展，包括核、航空、航天、電子、常規軍事武器、戰略能源原材料儲備。

　　在航天技術突破以后，關鍵是發展國產大飛機。要以國家立法形式確定長期發展航空航天事業，財政開支差旅費全部搭乘國產飛機。中國之所以有條件這樣做是因擁有最大的國際航空市場，要利用國內市場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品牌。

　　經濟發展戰略，防止經濟依附性過強，否則無法承受西方封鎖與制裁，中國會喪失外交利益。要發展獨立自主的高科技與知識產權，注重虛擬空間斗爭。防止國內權力資本惡性膨脹與買辦化，防止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命脈，并影響政策與政治。實施內部需求為主導的政策，利用人民幣升值的機會，進口能源原材料與高科技，把借給外國人運營的中國國家外匯資產變為國家實際能夠控制的人民幣資產，如石油糧食科技軍事儲備等等。

　　在經濟與國防的關系上，要對國防進行補償性的投入。毛澤東時期造原子彈功績不可抹殺，鄧小平“先經濟后國防”的標準是國防經費占GDP的5%，而現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國防經費不足2%，再說沒有錢，讓軍隊“忍耐”，實在沒有道理。高科技的主要部分與國防密不可分，這就是美國維持每年4000億美圓，比中國高10倍軍費的道理。

　　十二.民營資本重新定位，上升成為民族資本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得到政府的重用和傳媒吹捧，極力鼓吹靜態比較利益，中國只能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又鼓吹技術已經成為流動要素，可依靠跨國公司技術轉移，企圖毀掉中國獨立自主的高科技，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中國民營資本如果要發展就要重新定位，重新選擇理論代言人。首先應該定位自己是強者還是弱者。前25年選擇新自由主義路線，是由于發展的需要。那時有國家保護，企業家迅速崛起，相信弱肉強食這一套，反而批評政府干預。現在政府不干預的結果是什么?就是勾結外國資本吃掉民族企業，后幾年中國腐敗可能加劇到不可想象程度。國際跨國公司行賄操縱政治和政府的手段遠高于中國民間資本。以后腐敗的實際作用就是政府權力和跨國公司資本結合起來吃掉中國民間資本。

　　中國民間資本現在應該發現自己是弱者，弱者信奉新自由主義就是信奉吃掉自己的理論。民間資本要上升為民族資本，要求國家保護，這是中國未來民族資本想存在的經濟思想，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新社會主義，要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后幾年中國民營資本的前途在于自己的選擇: 是爭取國家保護，還是作國際資本的附庸?

　　十三.文化安全的關鍵是重建信仰

　　300年來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壓到谷底，是因為我們在戰爭中敗于西方，因此精英層思想和價值取向是追隨西方，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們一整套世界觀，從庸俗進化論，直線歷史觀，西方普適價值觀，西方文化中心論，科技至上論，自由市場論，自由選擇論，歷史虛無主義和盲目接軌論，在改革初期起到積極作用，在90年代走向反面，納入新自由主義軌道，填補中國意識形態真空，起到了瓦解國家民族的消極作用。

　　在批判新自由主義過程中，應該樹立新的文明，這就是以孔子—孫中山—馬克思—毛澤東為線索的中國文明，同時能夠吸取西方先進的文明。對于西方的學習只能夠停留在技術和制度層面是由于，信仰系統無法移植，說全盤接軌等于不要信仰體系，先進制度最終不能建立起來。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作為民族信仰的基礎。

　　中國的發展現在正處于關鍵時期，能不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團誤導，克服權力資本化買辦化傾向，是關鍵問題。因此，需要新的一次“撥亂返正”，徹底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誤導，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樹立新的改革開放觀和科學可持續發展觀，在假設外部敵人的前提下，徹底清除腐敗以增加政府能力，扶植戰略產業以參加國際競爭。如繼續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那么國內金融危機和臺灣獨立就可能發生，許多國家和文明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過程中間衰敗甚至瓦解的危險，在中國也不是不存在。歷史有自身的規律, 但自己的道路總是自己選擇的。中國人又一次在選擇自己的命運。衰落還是崛起，有時就在觀念的選擇。

　　期望與王先生以及80年代共同參加過改革開放的朋友們，有一些真誠的對話，像我們曾經組織過的“思想討論會”，有符合邏輯的澄清，真正的批判和反批判，少一些學術陷阱和話語霸權。現在中國的學術界，還遠遠沒有達到當年陳獨秀和章士釗辯論的思想境界。兩人互相點名批判十分激烈，但對對方的人品與學問都十分尊重。期望王先生的加入能夠積極促進中國思想界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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