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資本·“國退民進”——淺談“權貴資本主義”　　

雨夾雪　　

摘要：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權力”和“資本”是一對分不開孿生兄弟，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資本主義越發展，其“權貴化”的色彩就越明顯。今天的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權貴“持權搶劫”的行徑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根本沒有什么“人民資本主義”、“法治市場經濟”等等“好的資本主義”，只有一種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共同特點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會公正取代階級斗爭。可以說，承認還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是判斷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混跡于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重要標志。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基本途徑。每一次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權貴集團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規模的“持權搶劫”。私有化，抑或曰“國退民進”、“國企改制”，其實質是“國退資進” 、“人民退權貴進”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持權搶劫”。　　

提綱：　　

一、“權力”和“資本”：一對孿生兄弟　　

⒈從資本主義的誕生說起　　

⒉資產階級革命使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更加密切　　

⒊當代壟斷資本主義是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　　

二、國際共運中的權貴資本主義　　

    ⒈“民主社會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　　

⒉蘇東劇變中的權貴資本主義　　

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　　

⒈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及特點　　

⒉“國退民進”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手段　　

⒊保定鑄造機械廠改制：通過“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　　

⒋“中國特色”權貴集團的后續計劃：從“深化改革”到“顏色革命”　　

四、何去何從：如何擺脫權貴資本主義　　

    ⒈擺脫權貴資本主義的準備工作　　

⒉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來擺脫權貴資本主義　　

附文：《西方的國營企業及其私有化》 　　

    權貴資本主義是吳敬璉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可惜提了好些年也沒有對權貴資本主義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不過，這個權貴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右派的一面靶子，幾乎每個右派張嘴閉嘴都是“不能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新自由主義者吳敬璉、高尚全、周瑞金如是，新權威主義者蕭功秦、吳稼祥如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謝韜、辛子陵、李銳亦如是——盡管他們誰都說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權貴資本主義。筆者一向是不喜歡“權貴資本主義”這種不倫不類的模糊概念的，但是這個名詞這么流行，筆者也就趕趕時髦，談談自己對“權貴資本主義”的看法，希望這是最后一次。盡管到底什么是權貴資本主義誰都說不清楚，但是大體說來，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總跳不出權力與資本相結合、以權謀私、“持權搶劫”這個圈子。筆者今天就圍繞權力與資本相結合這個問題談談權貴資本主義，未必正確，謹供參考。　　

一、“權力”和“資本”：一對孿生兄弟　　

⒈從資本主義的誕生說起　　

資本主義經濟是通過資本原始積累，即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生產資料聚集在少數人手里的過程誕生的。資本原始積累對內來說即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用暴力的手段迫使小生產者同生產資料分離并積累資本。它一方面使社會生產資料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另一方面又使大批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前提條件。資本原始積累對外來說即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搶劫金銀財物、販賣奴隸等手段來聚斂財富。這兩種手段的關鍵都是政治強制力，因此資本主義從誕生開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權力的印記。　　

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一個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典型案例。15世紀末葉、16世紀初葉，新航路的開辟使英國的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刺激了英國羊毛出口業和毛織業的發展。羊毛價格不斷上漲。養羊業成為獲利豐厚的事業。往往　10英畝　牧場的收益超過　20英畝　的耕地。英國圈地運動最早從工商業較發達的東南部農村開始。地主貴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來圈占小佃農的租地和公簿持有農的份地。曾經有一群農民在向國王控訴一個叫約翰·波米爾的領主的上訴書中寫道：“這個有權有勢的約翰·波米爾用欺騙、暴力占有您的苦難臣民——我們的牧場，這些土地是我們世代所擁有的。他把這些牧場和其它土地用籬笆圍上，作為自己所有。后來，這個約翰·米波爾又強行奪取了我們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園。有些房屋被訴毀，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燒掉，我們被強行驅逐出來。如果有誰不愿意，波米爾就率領打手包圍他的家。這些人手持刀劍、木棒，氣勢洶洶，兇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門，毫不顧忌他的妻子兒女的號哭。約翰·波米爾為了圈占我們的土地，不惜將我們投入監獄、毒打、致殘，甚至殺害，我們現在連生命都難保全。” 在這種強行的圈地運動中，農民以前以各種形式租種的土地，無論是以前定下的終身租地，還是每年的續租地，都被貴族強行圈占了。這些成為牧場主的貴族們還互相攀比，使他們的牧業莊園變得越來越大。在圈地運動同時，都鐸王朝從亨利八世開始頒布了一系列迫害破產農民和禁止流浪的法令。馬克思形象地稱這些法令為“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血腥立法”規定凡是有勞動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辦。開始時，對于那些流浪的農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發現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發現他仍在流浪，就要處以死刑。后來，英國國會又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凡是流浪一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經告發，就要被賣為奴隸，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驅使他從事任何勞動。這種奴隸如果逃亡，抓回來就要被判為終身的奴隸。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處死刑。任何人都有權將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學徒，當苦役。就這樣，在這種殘酷的強制下，一無所有的農民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馬克思指出：“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其他國家的情況與英國類似，資本主義無一不是通過政治強制力掠奪廣大勞動人民才誕生的。北美是依靠“西進運動”掠奪印第安人土地。法國資產階級是通過大量貸款和包稅，串通財政部官員竄改帳目，大肆掠奪國庫。這一時期的基本經濟政策是重商主義，由政府管制農業、商業和制造業；發展對外貿易壟斷；通過高關稅率及其它貿易限制來保護國內市場；并利用殖民地為母國的制造業提供原料和市場。就這樣，在政治特權的保護之下，一個新的權貴集團——資產階級誕生了，英國主要是新貴族，法國主要是包稅人，北美主要是種植園奴隸主。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一方面資產階級享有種種特權，另一方面人民的權益遭到空前踐踏，出現了奴隸制或農奴制的再版。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持權搶劫”。　　

⒉資產階級革命使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更加密切　　

資產階級革命標榜自由平等，其實不過是一小撮資產階級新權貴和老的封建權貴爭權奪利，其結果要么是新權貴取代老權貴，要么是新老權貴聯合對付廣大人民，其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持權搶劫”非但沒有消除，反而變本加厲。　　

在政治上，資產階級革命并未廢除少數人特權。相反，在理論上，資產階級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納稅人”理論，把政治特權合法化。“納稅人”理論強調國家是靠稅收支持的，只有擁有巨額財產的、能夠繳納高額直接稅的人才有資格過問政治。國家也要為這些“納稅人”服務，而廣大人民的死活則國家不用管。像美國印第安人不納稅，所以屠殺印第安人合情合理；黑人由奴隸主代替納稅，所以奴役黑人理所當然。“納稅人”理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公開表明國家政權是為一小撮權貴服務的。在實踐中，實行高額的財產資格限制。英國是自由產業所有者年收入40 先令以上的人擁有選舉權。從1689 到1832 年，英國的選民人數1715 年大選時最多也只有250700人，占當時人口總數的4.3%。法國經過幾次折騰，1830年七月革命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以財產為標準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也再次被《憲法》確立。《1831憲章》規定年繳納直接稅200法郎的人才有選舉權，年繳納直接稅500法郎的人才有選舉權。全法國3000萬人口中有選舉權的只有160700人，有被選舉權的不到4萬。美國出席各州憲法批準會議的代表僅由當時約400萬人口中的15萬人選出。美國《1787年憲法》制定后，對于民主權利的財產限制更加嚴格，擁有被選舉權資格的，在清教徒眾多的馬薩諸塞洲，為5000美元，在南卡羅來納州為5萬美元，等等。回過頭來看，當時的5000美元，大概超過今天的500萬美元。實際上，甚至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也相信，在一些通過了憲法的州中，多數民眾反對憲法。今天，西方國家盡管選舉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已經淡化，但是被選舉權事實上仍有財產資格限制，特別是基本政治理論仍然是國家政權要為一小撮權貴服務的“納稅人”理論，因此仍然是權貴政府。　　

在經濟上，資產階級掌權沒有給本國和世界勞動人民帶來一絲一毫的好處，相反更加瘋狂的“持權搶劫”。如果說資產階級掌權和舊政權有何區別，只能說對內掠奪本國勞動人民，對外侵略擴張的行徑變本加厲。在英國，過去都鐸王朝表面上還頒布了幾個反圈地的法令，資產階級則大力鼓勵圈地。政府通過議會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貴族依靠國家機器，強迫農民服從圈地法案。從1709 年起，圈地運動合法化了。國會不斷通過圈地法令，批準地主圈占農民土地的申請。1760 年以前，國會共發布208 項圈地法令，侵占村社農民土地達31萬英畝；1761—1796 年，圈地法令有1482 條，而1797—1820 年又發布1727 條，一共約圈地318萬英畝。18和19世紀，英國議會共通過了4763件有關圈地的法案，共批準圈占 269萬公頃共耕地和公有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北美人民同樣并未得到什么好處。他們將如花似錦的年華，獻給了自由和獨立的事業，而得到的卻是赤貧和忘恩負義，連已經拖欠了"四年、五年，可能六年"的薪餉，大陸會議也不支付。"他們負債累累，腰無分文，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各州政府還紛紛頒布債務法令，逼迫借債人按當年硬幣數額折價償還債務，對逾期不償還者給予法律制裁。農民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賣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塊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原想到西部去墾荒，但戰后的邦聯政府仍然繼續實行山禁政策，完全剝奪了廣大下層勞動人民購買土地的機會。獨立戰爭后不久，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等州都爆發了人民起義，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786 年由謝司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樣，在國內外人民的鮮血和白骨之上，資本主義推進了一大步。　　

這一切清楚的表明，資產階級革命不僅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誕生之初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權貴資本主義”色彩，相反資產階級革命后的新制度是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更加密切的權貴資本主義。　　

⒊當代壟斷資本主義是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　　

當代的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階段，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更加密切，權貴資本主義的色彩更加明顯。下面以美國為例談談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權貴化”新特點：　　

社會結構凝固化，財富世襲化。“統計結果表明，在1900年，美國最富有的人中只有39％來自社會的上等階層，但是50年之后，最富有的人中有68%是靠繼承遺產致富的，而70年代以來，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80%以上。反之，在1900年，美國最富有的人中有39％是從底層奮斗上來的，而70年代后，成功率只有4%左右。成功的機會越來越小了。” （《美國社會透視》）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美國人口普查局發表的國內家庭消費支出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標——基尼系數又創新高，達到0.469，更新了1967年采取現行方法進行統計以來的最高記錄。 ……報告顯示，美國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美國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漲了2.2％，即3592美元，達到16.6萬美元，占全體收入的50.4％。而最貧窮的20％家庭中位收入僅上升了0.2％，即17美元，達到11288美元，占全體收入的3.4％，創下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低比例。……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但許多美國人無法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險服務。根據普查結果，在美國全國，大約有15.7％的人口（即466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5年來，這個數字一直呈上升趨勢。”（《美國貧富差距創下40年新高》http://news.sohu.com/20060831/n245081903.shtml）令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2007年，1%最富有的美國人的收入占所有美國人收入的21.2%,這一比例比2005年的19%有顯著提高，也超過了2000年股市大牛市時創下的20.8%的歷史記錄。富人更富的同時，窮人也更窮。數據顯示，位于收入下方50%美國人的收入只占全民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時的13.4%。　　

官商勾結日益公開。“據英國《獨立報》　1月29日　報道，前一周，美國遭遇一場災難，未來數年，這場災難的影響依然深遠，而且會擾亂全球政治。這件事沒有像奧巴馬的國情咨文那樣引起媒體關注，不過它已成為讓美國政治走向殘酷與混亂的最大癥結。……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競選期間打政治廣告，而且不會給它們為此花費的資金設定上限。眾議員艾倫·格雷森說：‘從根本上說，這將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制度化、合法化。現在公司可以酬謝與它們合作的政客，同時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會再聽到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這樣的稱謂了，取而代之的是來自通用電氣的參議員或來自微軟的參議員。’要想弄明白這一新政策的影響到底會有多大，只需看看當前的情形：公司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就已經控制了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來看一個簡單而且每個美國人都能看到的例子：醫保。2/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該為全體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結果卻是否定的：因為當前這種不覆蓋窮人、能夠以‘不適合予以保險’為由拒絕病人參保的保險制度讓私人保險公司發了大財。所以它們掏錢給政客，讓保險制度繼續漏洞百出。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籠中運作。要想競選政府公職，就要拿公司的錢，進而也就要為公司的利益服務。公司經常是在公然地賄賂政客，現在已經到了游說人員往往能夠草擬國家法律的地步。正是這種腐敗讓奧巴馬在上任的第一年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如果參議院屬華爾街所有，你又如何重新調整銀行？如果大石油公司給了你進入美國政治圈的邀請函，你又怎么能和以搶奪石油為宗旨的外交政策一刀兩斷？”（《華盛頓的腐敗正在扼殺美國的未來》http://world.people.com.cn/GB/10896102.html）　　

依靠政府支持發展虛擬經濟——金融業，其實質是金融寡頭在國家政權支持下剝奪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賭博游戲。例如，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為防止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美聯儲用降息來刺激房地產經濟，經過一年多加息，美聯儲又大幅度減息，從2 0 01年至2 0 0 4 年聯邦基金利率從6.5%降低到過去近50年來的最低點1%，30年固定按揭貸款利率從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1年可調息按揭貸款利率從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房貸利率的降低被認為是帶動21世紀以來的美國房產持續繁榮、次級房貸市場泡沫化的重要因素，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一小撮壟斷資本家在房地產泡沫中獲得了暴利，廣大人民先是飽受高房價的困擾，然后是飽嘗經濟危機的打擊。這種當代的“持權搶劫”如果沒有政府支持，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交替使用國有化和私有化剝奪勞動人民。首先，美國的“國有化”，實質是利用國營企業來津貼私有部門，是用“低價賣、高價買”來保證私有大企業獲得高額利潤。例如，美國有色冶金企業是用電大戶，他們就購買美國國有發電站的廉價電力而不買私有電力公司的電力。于是，私有電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國營發電站“賣給”它們。首先反對國有發電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業，因為它們知道，國有發電站“私有化”后，電價要上漲，對它們很不利。最后達成妥協：國有發電站繼續以低價向冶金業的私有大企業供電，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電力；國有發電站只能以低價向私有電力公司供電，再由私有電力公司以高價零售給居民。其次，在市場上商品供過于求時，美國政府經常采取強令國營企業停工的辦法，來保證私有大企業充分開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強大制造能力的美國國有造船廠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為國家把軍用船只制造任務的80％交給了私人造船廠制造。最后，美國政府搞私有化，實質是通過廉價出售讓資產階級合法地掠奪國有財產。“二戰”中，美國為滿足軍需生產和運輸需要，興建了大量國有企業，添置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戰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間），美國政府把大量的不動產，特別是大量的運輸工具，出售給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間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們的原價是32.5 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是77.5億美元），還有運輸機、汽車等，這些財產大體按原價的15％賣出。另外，許多不需要重新裝備就能生產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的冶金企業，也廉價出售給私有公司。例如，用1.7億美元興建的一個礬土廠、兩個制鋁廠、三個軋鋁廠，只以0.567億美元售給“雷諾斯金屬公司”。建于猶他州的價值2.2億美元的鋼鐵廠，以0.475億美元賣給“美國鋼鐵公司”。美國政府共將帳面價值170億美元的工廠和設備，以41億美元（即原價的24％）賣給私有企業。美國政府廉價出售的這些國營企業，實際投產只有3年到8年。這是國家拿人民的錢向資產階級送禮，是資產階級通過“購買”形式來掠奪國有財產。就這樣，美國政府通過交替使用國有化和私有化，源源不斷的把廣大人民的財產轉入一小撮壟斷資產階級權貴手中。（本段主要參考了《西方的國營企業及其私有化》）　　

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權力”和“資本”是一對分不開孿生兄弟，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資本主義越發展，其“權貴化”的色彩就越明顯。今天的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權貴“持權搶劫”的行徑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根本沒有什么“人民資本主義”、“法治市場經濟”等等“好的資本主義”，只有一種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　　

二、國際共運中的權貴資本主義　　

    ⒈“民主社會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也稱社會民主主義，起源于19世紀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響下，社會民主主義逐步演變為一種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通過議會道路來改良資本主義的思想主張，又叫修正主義。今天民主社會主義是世界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所信奉的思想體系與意識形態，基本主張是否定階級斗爭，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　　

民主社會主義產生的根源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中“成功人士”的賣身投靠。地位已經處于無產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中的領導層或享有特權的部分人士，由于所處的特殊地位或已經實現了由“無產階級”過渡為“有產階級”的成功人物，即工人和勞動大眾中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的，或變成了“管理工作者”。由于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陣營里的一個有機組成分子，成為了代資產階級管理無產階級勞動大眾中的“貴族”或“官僚”，他們就自然而然地會站在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立場上說話，鼓吹“民主”地、“和平”地參加政府的好處，成為修正主義的積極提倡者、擁護者和推行者。由于這些“成功人士”實際上已經是資產階級權貴，最終不可避免的會拋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走向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今天民主社會主義的本性已經暴露的很充分了：　　

首先，當前社會民主黨人已經公開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分裂后，“社會民主主義”成為社會黨的意識形態標志，反對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的信仰和意識形態，反對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但是仍然宣稱自己關心的是社會的平等，關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帶來的經濟剝削，大多數社會黨仍然宣稱遵循馬克思主義。20世紀50年代，社會民主黨人為了凸顯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性”，而將“社會民主主義”改為“民主社會主義”。在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積極推動下，“社會黨國際”于　　1951年6月30日　　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大會上重建。大會通過《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和任務》的宣言，簡稱《法蘭克福宣言》，正式將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明確宣布“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黨人的意識形態，公開宣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歷史包袱”。20世紀90年代，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社會民主黨人又把其思想體系的名稱從“民主社會主義”再次改為“社會民主主義”。意在和蘇聯東歐的現實社會主義“劃清界限”。這種改變意味著，它并不是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社會”的“民主主義”。他們認為，不應再追求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社會制度，公開宣稱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一“歷史包袱”。　　

其次，當前社會民主黨人在其操縱的工會中竭力培育官僚特權，勾結資本家壓迫工人。以瑞典為例，在過去的20年里，瑞典勞工法律變得越來越具有壓制性：提高非法罷工的罰款、延長了罷工前的通知期、設置政府機構（國家調解辦公室）進行強制仲裁、而且該機構還擁有推遲罷工和工業行動的法定權力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會民主黨議員提出或是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隨著冷戰的結束，在工會內部開始了對共產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戰結束時工會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時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徹底地邊緣化和消聲。工會日益變得官僚化和集權化，并為具有高薪的全職工會官員所控制，（而他們全都是持有黨員證的社會民主黨成員），普通基層會員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影響決策和政策。　　

再次，近年來社會民主黨人宣傳“第三條道路”，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國家，即消減社會福利。以瑞典為例，兒童福利金遭到了削減。失業保障金從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減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業期間，人們仍然需要支付失業保險金，所以越來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此外，病假工資也被削減，普通人變得更加難以獲得住房補貼。在1998執行的個人額外補助養老金體制改革，導致養老金儲戶無法保證獲取高額養老金。社會保障制度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了影響。這些對普通民眾的打擊引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　　

最后，近年來社會民主黨人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制造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以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瑞典為例，資本集中程度要比大多數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嚴重。據統計，瑞典50％的股票 為只占人口l％的股東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東擁有全國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領取救濟金的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與1945年(占 6．2％)相當。即使建立"雇員投資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歸資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1／5作為專門基金。從20世紀90年代起，衛生醫療行業也開始向私人開放。理論上只要在瑞典繳納稅收就應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等福利。但這只不過是紙面文章而已。事實上，除了稅收當你看病時，還需要支付診療費、住院等各種費用，而且費用數額幾年來一直在增加。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現在瑞典有85萬人負擔不起看牙醫的費用。　　

此外，近年來社會民主黨人日益脫離群眾，其不斷右轉的政策遭到勞動人民強烈反對，影響日益下降。以瑞典為例，長期以來，瑞典社會民主黨是僅次于奧地利社民黨在歐洲各黨團中黨員占選民比例最高的政黨。在80年代中期曾經宣稱有120萬黨員，而這個國家總共只有830萬居民（1985年的統計）。成員大部分都是作為地方工會的會員以集體黨員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體黨員后，社民黨領導層將工會視為“數個壓力團體中的一個”，黨員人數開始急劇下降。到1991年時黨員數量已經降到26萬；自那時開始，社民黨幾乎每年喪失近萬名會員。（以上主要參考了《支離破碎的福利國家與子虛烏有的社會主義》）　　

這一切表明，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其中的領導者，已經完全蛻變成了和勞動人民根本對立的資產階級權貴。今天的社會民主黨和右翼政黨已經沒有什么區別了。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⒉蘇東劇變中的權貴資本主義　　

蘇東劇變的實質，是這些國家的領導集團長期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下面僅以蘇聯為例談談這個問題：　　

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蘇聯，已經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干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在一些黨的組織中，出現了墮落和腐化現象。有些黨組織的領導人，把黨組織變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 有些工業企業的領導人，“忘記委托他們管理和領導的企業是國營企業，竟然企圖把這些企業變為他們的世襲領地”。有些黨組織、蘇維埃機關和農業機關中的工作人員，“不但不保護集體農莊公有經濟的利益，反而自己盜竊集體農莊財產”。在文化藝術和科學等部門中，也出現了攻擊和誣蔑社會主義制度的作品，出現了科學家集團的“學閥式”的壟斷現象。但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前，他們在蘇聯社會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和打擊。不過，這些人的存在構成了權貴集團的萌芽，為以后的領導集團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奠定了社會基礎。　　　　

赫魯曉夫掌權后，利用權力大力推行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權貴集團形成并發展起來。一方面赫魯曉夫集團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領導機關到經濟、文化教育部門，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們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到領導崗位上。就拿蘇共中央委員會來說，據統計，經過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一九六一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五二年蘇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蘇共中央委員，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蘇共中央委員，在一九六一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時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再拿地方各級組織來說，據不完全的統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前夕，赫魯曉夫集團借口所謂“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黨委和州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區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集團又借口劃分所謂“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和州黨委會成員撤換了一半以上。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另一方面赫魯曉夫集團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據領導地位的蛻化變質分子，使他們更放肆地利用職權，侵占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一些工廠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利用職權，動用國營工廠的設備和材料，設立“地下車間”，進行私人生產，私賣私分，大發橫財。有些集體農莊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為所欲為地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肆意揮霍，剝削莊員。這些人的活動，并不是孤立的。他們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干部的支持和庇護。例如：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業”，通過賄賂，“獲得了五十八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系，幾年中賺了三百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以上兩段參考了《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權貴集團進一步膨脹。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干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他從片面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發展到形成領導干部事實上的職務終身制。領導干部終身制，客觀上容易使特權階層隊伍不斷擴大，為了安排更多的領導干部而設置的機構也不斷增加。70年代末，蘇共中央直屬的部級機構達到了20個之多，其中大部分與政府機構重疊，甚至連機構的名稱都一模一樣，如農業部、國防工業部、重工業和能源部、機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等等。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子女，僅憑借父輩們的特權地位輕易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后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并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特權甚至還可以成為暢通無阻搞腐敗的護身符。當了17年內務部長的謝洛科夫，利用職權，化公為私，他不但把內務部最大的國家別墅和內務部的迎賓館據為己有，還在赫爾岑大街24號占據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這兩座國家別墅和公寓里，存放著謝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財物。其中的一個別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7層；而床底下塞著的竟是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里的貪污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克拉斯諾達爾案件”、“海洋案件”、“烏茲別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賣官鬻爵的現象日益普遍。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權貴集團已經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為滿足，還希望把擁有的一切特權長期占有，并且可以傳給后代。與此同時，當他們發現，掛在嘴邊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產黨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的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適的制度，特別是當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這一特權階層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們就必然毫不猶豫地撕下了原來的假面具，公開推動放棄社會主義，走全盤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期間，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大肆撈取個人私利。特別是那些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財富的經濟官僚們，憑借戈爾巴喬夫推行商業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的混亂時機，大搞“翻牌經濟”，把國家財產直接攫為已有；有的大搞權錢交易，獲取出口優惠和配額，出口原材料和軍火，竊取社會財富；有的在證券、期貨交易中獲取暴利，興辦銀行等金融機構，后來其中少數人演變成為新的金融寡頭。（以上兩段參考了《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　　

蘇東改革中形成的權貴集團，是一點都不怕亡黨亡國的，不僅不怕，而且還非常歡迎亡黨亡國，因為他們篤信：黨可以亡，國可以亡，權貴們的地位、權貴們的利益、權貴們的特權并不因為演變為“資本主義”而消亡的，相反地，由于這個“演變”，使他們過去攫取的國家財富因為變資本主義而完全“合法化”了。事實也確實如此，通過劇變后的私有化，這些國家最終完成了社會主義向權貴資本主義的演變。張樹華在《俄羅斯私有化帶來嚴重社會后果》指出：“1994年6月底，葉利欽總統宣布俄羅斯已有70%的工業企業實行了私有化，俄羅斯社會4000萬人成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會學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處的只有70－90萬人，最后能夠分搶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極少數，這就是金字塔頂尖上不足2000人。”“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兩年后變為：1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　1公斤　香腸。在社會心理方面，大多數人不認為分得的是國有財產，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補助’，或是一張‘彩票’。俄羅斯學者指出，這種‘平均分配’國家資產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欺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經濟上也是徒勞無益的。俄羅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會政治目的是剝奪官僚機構手中的‘國家財產支配權’，造就新的所有者階層。而私有化的結果卻正是舊官僚、影子經濟成份等是真正的贏家。俄羅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葉·蓋達爾承認，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上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過是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有財產合法化’，私有化是為‘權力轉化為資本履行了法律手續’。”　　

通過蘇聯的歷史可以清晰的看出：蘇聯的領導集團長期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權貴集團先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持權搶劫”，隱蔽的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敗壞社會主義的形象，制造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時機成熟時再利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改旗易幟，明正言順的公開發展資本主義，并借機通過私有化、市場化伙同國際壟斷資本再次“持權搶劫”。通過這兩次“持權搶劫”，讓蘇聯四分五裂，把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三流國家，人均工業產值下降了60%，工資水平下降了70%，經濟損失超過二戰三倍，人均壽命下降了10歲，從一個基本消滅了賣淫的國家變成了“世界妓院”，從一個基本消滅了失業的國家變成了“全民失業”的國家，給蘇聯人民帶來了一場空前浩劫，只有權貴集團從中牟取了暴利，其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通過國際共運中的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進程可以看出：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共同特點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會公正取代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權貴集團是掌握權力和資本的既得利益者，改良或抽象的社會公正不可能動搖其根本，而革命和階級斗爭則直接指向了他們的要害。因此，可以說，承認還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是判斷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混跡于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重要標志。　　

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　　

⒈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及特點　　

毛主席逝世時，農民有集體，工人有企業，知識分子有事業單位……一言而蔽之，人人都有“鐵飯碗”。加之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養老、福利住房……人人生活都有充分保障。僅以保障比較低的農民來說，不僅個人受集體的保障，集體還受國家的保障。例如，鳳陽縣就是一個全國聞名的落后縣，國家1953年到1978年凈調進糧食3﹒6億斤，撥付救濟款5200萬元，貸款1800萬元。按理說，在這種情況下想復辟資本主義，一無生產資料，二無勞動力，似乎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是，中國當時官僚、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權。如果停止對官僚、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特權的限制，官僚、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必然希望利用已經享有的特權不斷擴大特權，支持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權貴資本主義。這一部分人構成了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毛主席生前清晰的看到了這一點。毛主席指出：“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果然，毛主席逝世后，中國的權貴分子竊取了領導權。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他們宣稱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已經從根本上消滅了，并且已不可能再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也就不存在了。這樣，社會主義社會所有群眾性的反對權貴分子復辟資本主義的斗爭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群眾同權貴分子斗爭的民主權利。第二件事是清理“三種人”。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反對官僚特權，同權貴分子作斗爭，一心為人民服務的人清理出去。同時讓一方面自稱毛主席秘書自高身價，一方面又大罵毛主席的李銳任中組部副部長，大力提拔力圖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權貴分子填補空白。第三件事是逼退老干部。盡管大多數老干部當時還不大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但是也不贊成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因此以“年輕化”迫使老干部退休，讓力圖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權貴分子接班。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權貴分子控制了許多重要部門，為“持權搶劫”打下了基礎。　　

權貴分子竊取了領導權之后，便通過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可以說，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基本途徑。每一次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權貴集團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規模的“持權搶劫”。例如：　　

——價格改革。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后實行“價格雙軌制”，使官倒官商風潮席卷全國，“10億人民9億商，剩下1億在觀望”。權貴集團利用“雙軌制”的漏洞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巨額財富。　　

    ——醫療市場化。1992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醫療改革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從此，什么點名手術、特殊護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筍般在醫療系統涌現。這樣的改革引導之下，醫生們瘋狂了：能用國產藥治好的病用進口藥；能用普通藥治好的病用新特藥；能用一兩種藥治好的病用三四種藥，不用儀器設備檢查的也說要檢查……醫藥費用不斷上漲使廣大農民和城鎮平民不堪重負，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當普遍。2003年的調查顯示，群眾有病時，有48.9%應就診而不去就診，有29.6%的人該住院而不住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家庭明顯增多。醫療變成了權貴集團的斂財一根吸血管。　　

——住房商品化。我國從1998年開始進行貨幣化住房改革，按照市場價格把職工分得的原有公房賣給職工的價格大概是每平方米300元左右。很多朋友說現在一線城市房價在每平方米15000元左右，10年增加了50倍。其實不應該只考慮一線城市房價，2008年全國城市房價平均在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確實是增加了16.6倍，但是不是1978年到2008年房價只增加了16.6倍，而是1998年到2008年10年房價就增加了16.6倍。1998 年月工資全國平均是600多元，2008年月工資全國平均是2400多元，增加了4倍。而也就是說，1998年到2008年10年相對于房價來說，人均月工資下降了75%。住房也變成了權貴集團斂財的另一重要工具。　　

——農村集體企業改制。世紀之交我國進行了農村集體企業改制。本來，由于農業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擴展空間小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僅靠種田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收入上趕上城鎮居民。農村自辦集體經濟的非農產業并實現迅速擴張，是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基本出路。鄉鎮企業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發展，是農民收入快速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縮小的重要經驗。而農村集體企業改制成為私有企業，非農產業的利潤變成少數人享用，這條路就堵死了。1985年到1995年，農民純收入中家庭經營部分來自非農產業年增長率達到18.2%。而1995-2003年，非農經營部分收入迅速下降到年均9.2%的增長率，農民因失去非農集體經濟的依托，收入增長放慢了，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村集體企業的資產也進了權貴集團的腰包。　　

……　　

在權貴集團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后，又通過買官賣官進一步強化權力，為下一步“持權搶劫”做準備。如今，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干部，上百名地市級干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卷入買官賣官生意。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干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干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　　

就這樣，以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為中心，構成了一個“持權搶劫”——以錢買官——“持權搶劫”的循環。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派”就是權貴集團，權貴集團就是資本主義“改革派”。這就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基本發展模式，也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特點。　　

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新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交相為用。對待權貴集團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無所不用其極，極力把廣大人民的財產裝進權貴集團的腰包。大資本家一喊“國進民退”，馬上澄清；一喊央企地王“與民爭利”，馬上強制央企退出房地產。對待廣大人民是新權威主義，用鐵腕砸爛人民的飯碗，為權貴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一無所有的勞動力。3000萬人受害于毒奶粉，一句要企業家要有道德的血液完事；6000萬人受害于分田單干造成的制度性干旱，無人受到追究；更不用說用鐵腕砸爛人民的飯碗砸出的2億失業人口了。　　

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即有非常強烈的買辦性。權貴集團通過盲目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使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了中國的28個主要行業中21個。這樣，中國就變成了國際壟斷資本的加工廠。同時權貴集團大搞出口退稅等低價補貼，內銷沒有退稅，所以內銷的價格顯著高于外銷。同時權貴集團又盲目擴大進口，大力購買西方國家利潤率高的高科技商品，迅速耗光用工人的血汗積累的外匯，從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國從貿易順差約200億美元到今年3月貿易逆差80多億美元。這是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人民的第二次剝削。這也是必然的，因為權貴集團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強烈痛恨，也遭到了黨、政府、軍隊內健康力量的激烈抵制。只有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才能改變力量對比，把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發展下去。　　

⒉“國退民進”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手段　

前文已經說了，每一次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權貴集團的一次盛宴，那么，到底哪個方面的“改革”使權貴集團獲利最多呢？ 毫無疑問，是私有化，抑或曰“國退民進”、“國企改制”，其實質是“國退資進” 、“人民退權貴進”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持權搶劫”。　　

私有化[Privatization] 是指公有組織或公有財產的所有權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權將公有組織或公有財產以及這些組織或財產的所有權及其派生權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組織或公有財產的全體公民或某一集體所有轉變為個別私人所有的行為及其過程。完整的私有化概念既包括所有權的私有化，也包括所有權的派生權利如經營權、收益權的私有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廢除“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實行經營者年薪制都是典型的私有化。（不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僅不承認經營權、收益權的私有化，甚至胡扯所有權的私有化也是“國有資產由實物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乃至生造出不倫不類的“國退民進”，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如果按照他們的觀點，即使把國企買光送光也不算私有化，西方國家也根本沒有進行過私有化。）我們如果以這個規范的私有化概念解讀“國退民進”，可以看出今天為止我國私有化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放權讓利和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1978年10月，趙紫陽任第一書記的中共四川省委選擇了不同行業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逐戶核定利潤指標，規定當年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后提留少量利潤用作企業基金和給職工發放獎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將擴權試點的范圍擴大到100家企業。1979年7月，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5個擴權文件。1979年的放權讓利同時大力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這實際是擴大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使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在國營企業內部的公權力私有化，加大國營企業中存在的資本主義因素，破壞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也就是說，國家把權力下放給企業，企業卻把權力集中到了廠長經理手里。放權讓利以后，盡管多發了一些工資，但企業生產效率并沒有明顯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現了經濟秩序混亂、財政赤字劇增和通貨膨脹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決定“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國有企業也由進行“擴權”改革轉向強化完成國家計劃的“責任制”，這宣告了放權讓利的失敗。但是，放權讓利中損害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沒有恢復。　　

第二個階段是推行利改稅和承包經營。我國于　1983年6月1日　推行第一步利改稅。　1984年10月1日　在全國全面實施第二步利改稅。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在城市工商業中全面推行企業承包制。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從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廣企業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國預算內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行了承包制。從1987年到1993年底，強調企業改革的重點必須從擴權讓利轉到轉換企業機制的軌道上來。具體做法仍然是強調完善承包制。利改稅和承包經營帶來了嚴重的惡果。首先，利改稅后企業的發展全部依賴“剩余利潤”，企業必然要為爭取更多的“剩余利潤”而排斥一切非本單位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所有的國營企業都以本單位的利益為中心，必然破壞國家計劃，必然互挖墻角，必然增加內耗，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其次，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運作的資金由國家統一調撥。利改稅后，國家只管收稅，不再為國營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國企需要的資金全部要靠銀行貸款。這樣，國營企業就面臨高利率和高稅率雙重壓力，陷入了絕境。再次，承包經營極大的擴大了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基本廢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實際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基礎上實現了經營權私有化。而廠長經理不可能滿足于經營權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盤私有化。而承包經營使廠長經理失去了工人的監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盤私有化的能力。　　

第三個階段是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3年，中國修改了憲法，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國營企業是產權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經營，政府無權出售，國有企業是產權政府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經營，也可以出售。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在極右勢力嘴里，所謂“產權清晰”，就是把本屬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出售或者半賣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給私人，老板自己的產權自己負責管理，這樣產權就算清晰了。否則，不管如何聘請高級會計事務所進行資產評估，界定產權，也不能算清晰。所謂“權責明確”，就是只有私有企業才能有權有責，國有企業是“所有者缺位”，是沒有權更沒有人對企業負責任的。所以，要私有化，自己的企業自己經營，才能有無限的權力，才能有經營管理企業的責任心，才能真正負責。所謂“政企分開”，就是政府對國有企業必須完全撒手不管，砸毀監督機制，實行“內部人控制”，為有關官員撈取私利打開了方便之門。所謂“管理科學”，就是即用“新三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代替“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徹底廢除殘存的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肆無忌憚的壓榨剝削工人。這一切客觀上為全盤私有化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四個階段是 “抓大放小”。“抓大放小”被極右勢力曲解為進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宣傳“諸城經驗”。 “諸城經驗”即原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陳光通過各種形式把諸城市272家國企廉價拋售給私人，陳光因此也被稱為“陳賣光”（ 1997年調到菏澤后，陳光又進一步“解放思想”，把菏澤國企送給私人，又被稱為“陳送光”）。中央領導多次嚴厲批評“諸城經驗”，但是，私有化輿論和行動屢禁不止，被中央領導多次嚴厲批評的私有化帶頭人陳光也步步高升。陳光是1991年由濰坊共青團書記接任諸城市（縣級）市長，一年以后接的諸城市委書記，1997年調到了菏澤，由地委副書記干到菏澤市（地級）委書記，2008年擢升為山東省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2003年，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國資委成立的本意是加強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抵制全盤私有化浪潮，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但是，國資委部分官員希望從出國有資產售中牟取暴利。結果他們利用職權勾結資本家把國有資產出售或者半賣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給私人，掀起了空前的全盤私有化浪潮。不少地方的國資委事實上變成了“賣國委”（甩賣國有資產委員會）。時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　2003年11月2日　講話時，用“心情沉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列舉當年從3月初到10月底，在多個省市出現的一場地方國有資產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　　

第五個階段是 “年薪制改革”。2003年開始我國大規模實行年薪制，2004年，我國中央企業全面實行經營者年薪制。“年薪制改革”極大的拉大了國企老總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實質是在國企內部培育資產階級權貴，為進一步推行全盤私有化鋪平道路。以通鋼為例，自2005年改制后，通鋼高管實行了年薪制，有的幾十萬，有的數百萬。而普通職工的工資不斷下降2005年通鋼工人人均工資是每月2000元左右，2008年員工工資減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且這一過程還在進行中。廣東國資委2007年出臺了一個拉大省屬國企老總收入差距。根據方案，約15%老總將拿到最高的100萬——150萬年薪，4%拿最低的15萬——25萬，其余部分拿40萬——90萬。據說，一項名為《企業經營人員業績考核暫行辦法》的條例，將成為提升國企經營管理水平的杠桿。此舉傳達的信息是：廣東省屬國企領導的業績將與薪酬掛鉤，干好干壞不再一樣。在考核、薪酬等方面的思路措施正在拓寬完善。可這個消息中提及的一句話卻使上述意義大為“減色”，令人疑惑。因為在此之前，老總們年薪只有20萬——30萬元，這說明即使是干得最差的老總，其收入頂多是微跌或持平，“業績考核”的實際結果是老總薪水普遍上漲。　　

通過這一系列的“國退民進”的“改制”，主要“成果”有：國企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78%，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25.5%，今天，國有工業占不到10%。而且2003年以來右派新自由主義者破除舊體制、大搞年薪制改革后這些“國有經濟”也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私營經濟則從微乎其微急劇增長， 2005年，私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經由2000年的55%增長到65%左右。在二、三產業中，私營經濟占就業的比例，已從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私營經濟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從2000年的65%左右增至2005年的75%以上。僅就去年而言，工業增加值，私營企業是18．7％，國有企業是6．9％。總資產或者說資產合計，私營企業增長20．1％，國有企業增長14％。從業人數，私營企業增加5．3％，國有企業增加0．8％。主業務收入，私營企業增加18．7％，國有企業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潤，私營企業的總利潤增加17．4％，而國有企業下降4．5％。同時外資企業大舉擴張，28個主要行業中21個行業被外國壟斷資本控制。一小撮權貴迅速暴富，廣大人民則日益貧困：“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廣州日報》）我國基尼系數1978年為0.18，（是最佳狀態）；1988年為0.382（還算正常狀態）； 1994年為0.467（達到了警戒狀態）；而2009年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一句話，“國退民進”就是“持權搶劫”，把廣大人民的資產裝進一小撮權貴的腰包。粗略估一下，30年來通過“國退民進”的“改制”，權貴集團侵吞的財產少說也有幾十萬億。　　

如今，權貴集團又掀起了一陣大批“國企壟斷”的妖風。如果不出意外，下一個階段，權貴集團將通過“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夠盈利的國企統統變成自己的私產，并通過水價、電價、氣價……的“市場化”來大幅度漲價以牟取暴利，實行新一輪“持權搶劫”。　　

⒊保定鑄造機械廠改制：通過“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　　

保定鑄造機械廠改制就是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一部分參考了《關于保定鑄造機械廠緣何破產的調查報告》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534950）　　

保定鑄造機械廠（以下簡稱“保鑄”）原隸屬于國家一機部大型國營企業，是20世紀50年代國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業之一，該廠建于1956年，擁有資產3億多元（人民幣當時幣值），職工2000余人，建廠50多年來，生產形勢一直很好，從未停過工、停過產，在全國同行業中是龍頭企業，就在文革期間，因生產等各項指標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機部的表彰，成為該行業全國的優秀樣板，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2007年，生產總值達到4.2個億，是歷史以來最好水平。可就在這年年底“保鑄”卻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產了，其原因是領導層為了侵吞國有資產，以肢解國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鑄”內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該廠。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是利用廠長經理負責制，大搞“鐵腕治廠”，把工廠變成廠長經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擔任“保鑄”廠長，此時的“保鑄”已經實行了廠長負責制。肖中庶擔任“保鑄”廠長后不久，就強令600多名職工下崗。通過這種“鐵腕治廠”，“保鑄”完全變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鑄”依照當時河北省主要負責人程維高（因腐敗被處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車集團，遂改名為“河北省田野汽車集團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總經理，但其性質仍為國有企業。在經營形式上依舊延續原來的獨立核算，自主經營，和田野集團沒有實質上的聯系。肖中庶對“保鑄”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可以獨斷專行，做出任何決定，無人監管，無制度約束，這就為他侵吞國有資產洞開了方便之門。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二步是在廠內建立私企，啃噬國有資產。2001年12月7月，“保鑄”總經理肖中庶在“保鑄”內成立股份制私有企業——“保定維爾鑄造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爾”）肖中庶為總經理。這樣，肖中庶就有了雙重身份，既為“保鑄”法人代表，又重疊著“維爾”的法人代表。實質上“維爾”是個既無資金，又無實質性經營場地，也無人員構成的空殼。“維爾”建立后，肖中庶雙腳踏跨“保鑄”“維爾”公私兩個企業，統一操控，分別運營。他精心構思了這樣一種運營模式，啃噬“保鑄”，養育“維爾”。整個生產經營系統仍然是原“保鑄”一套人馬。“保鑄”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產，但生產出的產品卻貼上“維爾”的產品標簽，以“維爾”名義銷售，利潤自然流入“維爾”帳戶，而產品生產者的工資，各種保險，社會統籌、稅金等卻都由“保鑄”負擔，記在保鑄開支的費用里。就連職工身穿印有“維爾公司”字樣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鑄”出錢購買，總之就是這樣，吃“保鑄”育“維爾”，削瘦了國企“保鑄”，養肥了私企“維爾”。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三步是肢解國企，將國企的優良資產切劃給私人企業。　2002年7月12日　，“保鑄”和私營企業“亞新鋼鐵公司”（以下簡稱“亞新”）簽訂協議，以入股“亞新”的名義，將“保鑄”廠區南部和東部一側近250畝地的場地及附著物肢解，以不可思議的條件廉價割劃給“亞新”。 評估的總地價額為5034.59萬元，也就是說土地價格為27.13萬元/畝。當時該地段農田價為50萬元左右/畝，現已升值百萬元以上了。企業場地價格應該更高。既便按當時市場農田價計算，244畝地應為1.22億元，按土地資源局所評估的185.55畝計算地價總額應為9277.2萬元。實際較之評估價額5034.59萬元，差額為7165.41萬元。國土資源局的評估即壓了土地額，又壓了地價，僅此一項就造成國有資產流失7165.41萬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鑄”和私營企業 “亞新”的合作共使1.3億元的國有資產流進了私企及個人腰包。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計謀劃國企破產，借機吃光掏盡剩余的國有資產。　2007年12月21日　，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號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團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破產”。 通知中說：債務人實際資產總額為134253794.08元，負債總額為163183045.94元，資產負債率為121.55%。從字面數字看“保鑄”實際虧損資產額為28929251.86元。但保鑄實際財產卻遠遠超出評估財產。在評估資產時，肖中庶隱瞞了價值近3個億的兩大部分廠區，一是原屬于“保鑄”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樓、大禮堂等十幾處建筑，現又建為“維爾”的大型組裝車間廠區。這一部分價值1億多元。另一部分為保鑄生活區的建筑群。這些建筑有20棟單身宿舍樓、托爾所、供熱站等價值2億元。　2009年1月5日　，對“保鑄”的拍賣活動設在肖中庶的小會議室進行，那天，廠公安處人員傾巢出動，嚴密封鎖通道，嚴禁其它競拍者和“保鑄”工人們進入，這就保證了肖中庶在毫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以9466萬元的代價買下了評估值1.5億元，實際價值5億多元資產的國企，（440畝土地現按農田每畝100多萬元，光土地就價值5億元）。致此，“保鑄”全部歸為“維爾”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盡的美餐。　　

就這樣，通過一系列“國退民進”的改制，肖中庶個人發了財，從昔日的窮光蛋，變為今日的千萬富翁，成為了新興的權貴。他在房改時沒錢買房，到處告借才湊夠幾千元的購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輛高級轎車，其愛人由一個農婦變為一個滿身帶金（金耳環、金項鏈、金戒指）的豪門富婆，每天開著高級轎車進出賭場；家有豪宅4棟，“維爾”賬面上還有99萬元的股份，還有大量其它財產。他又相繼把其兒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廠內，安排到科室任要職，拿高薪。更可笑的是親自把其兒子提拔為室主任，享受中層干部待遇，真是一人當官，全家沾光。廣大“保鑄”工人則在“國退民進”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鑄”工人們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資，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學，娶不上媳婦，在最低生活水準下掙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廠職工的工資，醫藥費，保命錢等達1.1億元至今不給，還想借破產“程序終結”一筆勾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是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極力支持的。僅以肖中庶伙同“亞新”肢解“保鑄”為例，　2002年7月15日　，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書長苑豐平（肖的老鄉）副市長李文泉呈報“關于以廠區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亞新鋼鐵有限公司”報告中這樣寫著：“最近，在市有關領導和部門的撮合下……保鑄將廠區南部和東部一側約200畝基本閑置的土地經評估后入股“亞新”…… 　2002年7月30日　，保定國土資源局向市政府呈報的“關于對河北省田野集團保定鑄造機械公司以劃拔土地入股亞新鋼鐵有限公司的意見中了寫著”根據市政府領導批示，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用閑置土地約200畝入股保定亞新鋼鐵有限公司擴大再生產。　2002年8月28日　，保定市主管副市長陳永久在該國土資源局的意見書上批示了“同意”二字。還有工人不斷的同肖中庶斗爭，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制。例如，當工人們氣憤地將肖中庶侵吞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險費的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審計部門也進行了查證，情況屬實，將材料轉到市紀委。但當檢察院對此要立案偵案時，市紀委一位常委卻詭稱“材料丟失了，沒法查了”。　　

看看保定鑄造機械廠“國退民進”的“改制”歷程，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一共差不多10億原屬于人民的資產就被肖中庶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這不是權貴資本主義是什么？這不是“持權搶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鑄造機械廠絕非個別現象，不過是30年來通過“國退民進”的“改制”被侵吞的數十萬家國企之一。像作為《抉擇》原型的那家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長經理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于是大紡織廠周圍布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大家身邊都有“國退民進”的“改制”實例，包括農村的集體企業“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鑄造機械廠的情況大同小異。“國退民進”就是“國退資進”，就是“人民退權貴進”，就是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就是“持權搶劫”。難道還有疑問嗎？　　

⒋“中國特色”權貴集團的后續計劃：從“深化改革”到“顏色革命”　　

今天，我國采取的這種國際化、市場化、私有化、產業化的權貴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一方面產能相對過剩，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費需求長期不足，人民購買不起。一方面大搞出口退稅等低價補貼微利甚至虧本出口，另一方面又盲目擴大進口，大力購買西方國家利潤率高的高科技商品。加之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和貪污腐敗等等問題日益嚴重。呈現出長期性、制度化的危機。廣大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甚至最擁護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人也很難為其辯解。面對廣大人民的覺醒，權貴集團惶恐萬分，因此極力企圖通過“深化改革”到“顏色革命”，把30年來“國退民進”、“持權搶劫”的成果合法化。大體說來，又包括三步：　　

第一步，賊喊捉賊。　　

權貴集團為了避免人民的清算，極力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把毛主席時代根部不存在的，30年來他們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等等問題的責任統統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推到社會主義制度身上，宣稱這些問題都是“舊體制的遺留問題”，“改革不徹底不到位造成的”，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例如：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 （吳敬璉《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　　

——“為什么消費需求長期不足，以致GDP增長如此高度地依賴投資拉動，且越來越依賴政府投資？因為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相對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而收入結構說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狀況決定的。在政府、壟斷性國企控制著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資源，不斷向各種利源擴張，多方與民爭利的情況下，在民間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以至生存長期面臨融資、稅費、市場準入等諸多方面的困難，且宏觀政策一旦擴張就主要擴張國有部門，一旦緊縮就首先打擊民間經濟的情況下，民眾的就業、創業一定遭遇日趨惡化的條件，收入結構一定發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趨向。……在這種情況下，不解決體制上的扭曲，而簡單地講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不得要領的，也是不合邏輯的。” （周為民《問題在體制在改革》）　　

——“建國以后，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后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想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 （《中國青年報：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協方案 試圖繞開利益集團》）　　

……　　

這樣一來，所有反對權貴集團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反對權貴集團通過“國退民進”來 “持權搶劫”的人反倒成了“權貴集團”，一方面可以把反對權貴集團，支持社會主義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統統打成“權貴集團”加以迫害。另一方面也為“深化改革”作了準備。　　

第二步，“深化改革”。　　

所謂“深化改革”主要是在兩個方面“深化”：　　

一方面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然會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實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災人禍，個體經濟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必然會造成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被迫出賣土地，最終只能導致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一切問題只有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決。而且，“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這些國家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這一差異主要歸功于20 世紀40 年代和50 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堅持到現在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幾乎在所有的土地糾紛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體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論對手是腐敗的政府官員還是不法的開發商，農民總是聯合起來，保衛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戶的農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土地了。……今天的中國農村，集體欠債高達數千億元。向個體農民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主大都是當官的或他們的親戚朋友。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會用來抵債，留給農家的還有什么呢？”（《文佳筠：關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實民主的辯論》）這樣一來，農民的土地也就到權貴集團手里了。　　

另一方面是國企私有化。即權貴集團將通過“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夠盈利的國企統統變成自己的私產，并通過水價、電價、氣價……的“市場化”來大幅度漲價以牟取暴利，實行新一輪“持權搶劫”。這個問題前文已有論述，就不再多說了。　　

第三步，“顏色革命”。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完全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現有黨章、憲法仍然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據現有的黨章、憲法，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同樣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盡管30年來黨章、憲法早已被權貴集團踐踏的不成樣子，但是他們仍然極度恐懼有關規定，擔心有朝一日廣大人民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索回30年來被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并懲處權貴集團。因此，權貴集團極力推動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謀求廢除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徹底赦免權貴集團的“原罪”，將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合法化。“顏色革命”又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進一步妖魔化毛主席。“看來，要推進政治改革，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還原歷史真相,徹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歷次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是不能繞過去的關。現在是按本文開頭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廣大黨的干部和群眾的意愿，重新評價這段黨史和晚年毛澤東的罪錯的時機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勢非重寫不可。” （郭道暉《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眾所周知，毛主席一向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特別是堅決主張通過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和權貴分子斗爭，這打中了權貴集團的要害。同時妖魔化毛主席還可以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搞臭，堵死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唯一正確道路。因此，要“顏色革命”必先妖魔化毛主席。　　

然后，進行清黨，把所有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力圖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的黨內健康力量統統趕出黨。“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只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制衡作用。”　（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接下來，正式改旗易幟。“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前往已經說了，“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最后，通過搞多黨制讓共產黨下臺。“用不著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貪污腐敗會得到根治，這是一種自然的良性互動。……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當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經過以上步驟，中國權貴集團不僅可以再次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對廣大人民的“持權搶劫”，而且可以讓自己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持權搶劫”合法化，同時還可以取媚于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必要時可以為保護30年來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的巨額財富，鎮壓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國軍隊乃至支持外國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眾所周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一直極力支持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這顯然不是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和它們競爭，而是希望一直和它們勾結掠奪廣大人民的“改革派”權貴集團執政，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就這樣，在國家和人民的災難中，權貴集團可以徹底把中國變成一個帶有濃厚殖民地色彩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　　

四、何去何從：如何擺脫權貴資本主義　　

    ⒈擺脫權貴資本主義的準備工作　　

首先，要揭露30年來“持權搶劫”、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權貴集團的種種罪行。在這里特別要明確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均是權貴集團賊喊捉賊的理論，以前中國發展權貴資本主義事實上就是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如果以后繼續按這些理論走中國只能在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前文已有論述，就不再多說了。　　

其次，要理清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個時期內的指導思想，絕不能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革命和階級斗爭的學說。要依照這一原則理清指導思想。例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要向高級階段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比重不斷提高而非降低，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縮小而非擴大；共產主義的前景越來越清晰而非越來越模糊；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首先代表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等占人口的95%普通勞動群眾利益，不可能既代表普通勞動群眾又代表資本家特別是其中的大資本家——權貴集團；不抓階級斗爭，妄圖在權貴集團和廣大人民之間搞調和不可能實現社會和諧。　　

再次，樹立正確的發展觀。一定要區分開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方式便利化。不少人說，1978年時我國還沒有手機，今天手機已經基本普及了，所以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不錯，這的確也是一種提高，但是這和經濟發展并無關系。1978年時手機尚未推向市場，美國億萬富翁都沒有，中國當然也不會有，能說今天有手機的人就比當年美國億萬富翁生活水平更高嗎？今天的手機和1978年的書信、電報類似，只是由于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方式便利化，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有質的不同。何況，世界其它國家手機和電腦的也逐漸普及。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　3G　覆蓋率為0.074%，截至2009年4月，朝鮮　3G　覆蓋率為0.170%。也就是說，朝鮮　3G　覆蓋率為中國的兩倍以上。我認為，判斷一個社會是發展還是倒退，主要應該看三個方面：第一，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支出相對于工資是上漲還是下降。第二，失業人口是增加還是減少，在崗人員的工作是越來越穩定，還是越來越不穩定。第三，貧富差距是縮小還是擴大。　　

最后，要整黨建黨。一方面要依據黨章和四中全會決議進行清黨。包括把辛子陵、吳敬璉、高尚全、周瑞金、謝韜、李銳等極右派開除出黨；把那些把鄧、三、科和馬、列、毛割裂開來，只念鄧、三、科不念馬、列、毛，甚至打著鄧、三、科的旗號反對馬、列、毛的喪失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假黨員清理出黨；把長期為資本家服務，大搞“國退民進”的私有化“改制”的領導干部進行撤換并清理出黨；把貪污腐敗分子、失職瀆職分子開除出黨并繩之以法；等等。另一方面要積極吸收新黨員。包括把長期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外左派吸收進黨內；把深受30年來“持權搶劫”之苦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等普通勞動群眾中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人吸收進黨內；把長期同“國退民進”的私有化“改制”進行斗爭，同貪污腐敗分子、失職瀆職分子進行斗爭的人吸收進黨內；等等。這樣通過整黨建黨，消除黨內“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怪事，讓中國共產黨和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權貴集團決裂，再次煥發出生機和活力。　　

通過以上措施，可以把30年來權貴集團篡奪的權力奪回來，從而為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來擺脫權貴資本主義奠定基礎。　　

⒉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來擺脫權貴資本主義　　

在農村，一方面要借鑒華西村、南街村、周各莊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的經驗，通過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走集體化道路。首先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讓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歸集體所有。然后通過公私合營等方式逐步實現鄉鎮私有企業的集體化，并在集體經濟組織推行農民民主管理。接下來在此基礎上逐步重建工農一體，農民共同富裕的公社體制，走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在集體工業發展基礎上逐步把農村合并改造成現代化的小城鎮，實現城鄉一體化，消滅城鄉差別。（城市個體經濟可以采取類似措施，逐步實現合作化、集體化。），另一方面應該通過國家計劃的力量逐步消除農業、農村的弱勢。這一點可以借鑒毛主席時代的經驗。例如毛主席時代的中國1975年比1965年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11%，經濟作物收購價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機價格降低了25%，農用水泵價格降低了37%。　　

在城市，首先，必須在國營企業中恢復共和國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經驗，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例如，在國營企業中推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推行“三條要求，五個原則”、 “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大慶經驗，增加“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的權利，廢除廠長經理享有的高薪等。其次，必須開展一個新的沒收官僚資本運動，對于30年來“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人的財產實行沒收。像北京建龍重工集團張志祥，“保鑄”總經理肖中庶等完全是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他們如果肯主動退回侵吞的公有資產，可以寬大處理，否則，必須追究其刑事責任。最后，對剩余的“靠自己打拼發家”的私企，應該進行合理引導。首先在私營企業中實行民主改革，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和國營企業接軌，最終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通過公私合營等方式逐步對私營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在政治領域，要恢復和發展毛主席時代的群眾性大民主。人民不僅應該有選舉權，更必須擁有話語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在話語權方面，保證重要報刊、雜志、新聞媒體等一半以上的版面留給群眾。在選舉權方面，應該階級代表制，像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等普通勞動群眾占人口的95%以上，那么至少各級代表中不得少于70%，嚴禁“先富”、“精英”侵占普通勞動群眾的名額。在決策方面，重要事務必須交給人民廣泛討論并公決，其他事務必須要經過利益相關的群眾同意。決策需要修改時要經過同樣的程序。在監督方面，政府所有決策落實后必須及時向人民公布，看是否符合當初的決策，如果政府擅自修改，要追究相關負責人的責任。在反腐敗方面，應該實行“被告舉證”，如果當事人不能舉證表明自己清白，那就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同時，應該規定當事人有義務保護舉證人，如果舉證人出現問題應追究當事人的責任。特別應該明確，必須支持廣大人民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不能打著“保護每一個人”、“群眾不明真相”的旗號壓制群眾運動。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來負責，而不是把人民的命運交給幾個通過各種形式挑選出來的“精英”擺布，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國如果能在整頓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面推行以上一系列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措施，那么必將擺脫權貴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中國共產黨沒有能夠及時通過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來擺脫權貴資本主義，乃至權貴集團賊喊捉賊的把戲一時得逞，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中國人民也終將通過革命推翻權貴集團的統治，只不過時間更長些、代價更大些。權貴集團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是無可避免的大趨勢。　　

最后附上一篇關于西方國家“國退民進”的文章，看一看那些掛著“人民資本主義”、“法治市場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牌子的國家是怎么通過“國退民進”實現權力與資本相結合、以權謀私、“持權搶劫”的吧！　　

附文：《西方的國營企業及其私有化》 　　

http://hi.baidu.com/%B1%F9%BF%C9%C0%D6/blog/item/0877b0193cc49d　4943a　9ad4b.html　　

作者：陳麗 鄔拉努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政府興建、政府管理的國有企業。“二戰”之后，英國等西歐國家紛紛收購私有企業，使之“國有化”。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國家又紛紛出售國營企業，使之“私有化”（privatization）其理由是：國營企業的效率低；私有企業的效率高，所以要通過“私有化”來提高企業效率。　　

西方這股“私有化浪潮”的規模并不大，但它對我國的影響卻很大。我國一些主張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高參”，自以為找到了“有力的佐證”。他們振振有辭地鼓吹：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國有企業的效率都低于私有企業，所以只能把國企“私有化”。有的人宣稱：經濟私有化是世界各國的總趨勢，“人間正道私有化”。國務院體改辦主辦的《中國改革》月刊去年夏秋連發三篇“本刊評論員文章”，公然宣稱國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非國有化”，該刊為此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嚴厲批評。　　

因此，弄清西方國家的國營企業及其私有化（又叫“非國有化”）的真相，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方的國有企業：效率高而利潤低　　

看利潤率，西方國營企業的利潤在多數情況下遠比私有公司差。但是若看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技術指標，西方國家的國營企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亞于私有大企業。　　

1982年的厲以　寧　先生是承認上述事實的。他與羅志如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一書，引用米爾瓦德的話說：“國有化部門利潤的低下和70年代起的虧損趨勢，與國有化部門的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很不相稱的，特別是如果把國有化部門同私有加工工業部門相比。1955年以后，私有加工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一直小于國有化部門，而利潤率大大高于國有化部門。”　　

為什么“效率高而利潤低”？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按政府主管部門指示，以低價格向私有大企業出售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運輸服務籌，同時以高價買進私有大企業的商品和勞務。這種價格差，人為地造成國營企業利潤的丟失。　　

英國《晨星》報　1980年6月3日　報道，1967年—1975年間，由于這種強制性的不等價交換，使國有英國鋼鐵公司的損失達到7.83億英磅。格林和舒特克賴夫在《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和利潤收入》一書中說：“國家能夠——利用國有化部門來津貼私有部門；低價格和低盈利性等于給生產以津貼。實際上這一直是英國國有化部門的任務。”1982年，厲以寧在其書中引用這句話時還寫道：“如果再加上國有化部門向私有部門提供的較廉價的產品和勞務，從而使私有企業所有者得以獲得經濟利益，那么收入再分配的這種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性質就更加清楚了，——在分配方面，國有化有利于資產階級（包括原來的企業所有者和其它仍然私營的企業主），不利于全國的工資收入者。”“國有化部門的低利潤可以保證私有企業的低成本，從而是維持私有企業的一定利潤的條件之一。”　　

在法國，政府也把國有企業當作私有大企業的“搖錢樹”來對待。法國《國有企業文件研究匯編》指出：國有企業的許多價格從1949年到70年代初沒有變化。例如，法國每噸／公里的石油鐵路運費到1972年一直是5.13生丁（注：1法郎為100生丁）；與此同時，法國國有鐵路公司在這段時間向私有企業購買的產品價格卻漲了4一5倍。僅僅由于國有企業向私有企業出售產品的低價，就使4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法國煤炭公司、法國國有鐵路公司、法國煤氣公司、法國電力公司每年損失150一200億法郎。　　

80年代因為“虧損”而被私有化的“日本國家鐵路公司”，其貨運價格長期被壓低到成本以下。例如，1968年的貨運成本對鐵路運價之比為147比100，即貨運成本比貨運價格高47％。這大大降低了私有企業的貨運成本（《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50頁，蘇聯邁博羅達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產品的低價，主要是提供給私有大企業。例如，1973年，法國國有煤礦開采一噸煤的費用是103.4法郎，對居民的生活用煤售價是每噸305.4法郎，而大的私有公司每噸僅付費94法郎（即比生產費用還低9.1％）。國有的“法國電力公司”1978年按每度11.65生丁的優惠價向私有大企業供電，對居民卻按每度50生丁收費。巴黎運輸管理局是一個大企業，也是用電大戶，但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它用電就享受不到私有大企業的優惠價。1974年到1975年世界經濟危機及危機以后，能源價格猛漲，法國居民生活用煤氣漲價45.3％，而法國私有工業用的煤氣反倒降價25.3％（《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45、146頁）。　　

英國國有電力公司與私有大工業企業簽訂合同，按優惠價向它們提供電力。“英國制鋁公司”等有色金屬方面的私有企業，用電價格比居民便宜2／3，比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其他大戶用電便宜40％（《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管理和權力》第148頁）。除了對國有企業實行歧視性的價格政策外，英國政府還實行歧視性的金融信貨政策，對國有企業貸款用高利率，對私有企業貸款用低利率。　　

國營企業以低價格銷售商品給私有大企業，對此，資本家是滿意的。但是，這對于與國有企業同行業的私有大企業來講，卻是很惱火的。因為國有企業商品的低價格奪走了很大一塊市場份額，使同行業的私有大企業的市場份額縮小。例如，美國有色冶金企業是用電大戶，他們就購買美國國有發電站的廉價電力而不買私有電力公司的電力。于是，私有電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國營發電站“賣給”它們。首先反對國有發電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業，因為它們知道，國有發電站“私有化”后，電價要上漲，對它們很不利。最后達成妥協：國有發電站繼續以低價向冶金業的私有大企業供電，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電力；國有發電站只能以低價向私有電力公司供電，再由私有電力公司以高價零售給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14、115頁，蘇聯達林著，三聯書店1975年版）。由此可見，國家的廉價電力成為私有大企業發財致富的源泉。　　

從上可知，強制性的“價格剪刀差”對國營企業非常不利。這種不等價交換，意味著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利潤轉讓給了私有大企業。政府壓低國有企業的產品價格使國有企業盈利很少，甚至負債累累；卻使私有大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利潤增加，從而增強了它們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　　

西方國家的政府不僅強令國營企業用“低價賣、高價買”來保證私有大企業獲得高額利潤，而且在市場上商品供過于求時，經常采取強令國營企業停工的辦法，來保證私有大企業充分開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強大制造能力的美國國有造船廠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為國家把軍用船只制造任務的80％交給了私人造船廠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15頁）。　　

由于一小撮大財閥控制著西方國家大部分經濟實力，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日益變成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機構。政府使國有企業的主要成果轉讓給私有企業，使國有企業服務于資產階級。　　

西方的私有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西方大資產階級對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有一種復雜的矛盾心理。他們一方面利用國有企業來為私人資本服務，通過與國有企業的不等價交換獲取高額利潤，一方面又掀起反對國營企業的運動，指責國營企業“缺乏效益、虧損累累”，要求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原因是，資產階級既把國有企業看成提高私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手段，又把國有化看作是危及私有制的政治行動。因為，關于國有化的決定通常是人民群眾斗爭的結果（雖然其后資產階級政權使國營企業的運作違反人民意志而符合資產階級利益）。國有企業的運行和發展使人們認識到，私營企業變為國有企業，生產也能正常運行。這說明，資本家并不是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人物。　　

1976年，當時的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其所著的《法國的民主》一書中，就以恐懼和敵視的口氣寫道：“對大企業系統地實行國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選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經濟制度。”他擔心國有化在更大范圍擴展，將縮小私營企業的范圍，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　　

為此，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不顧事實，攻擊國營企業“低效”、“經營不善”，企圖造成一個神話：私有制是最有生命力的所有制，而公有制沒有存在的經濟理由。美國總統肯尼迪在一項聲明中明確表示：“私人企業在我們現在的國家制度下，應當是我們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礎，這是我們對抗共產主義的唯一選擇。”　　

從肯尼迪和德斯坦的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待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并不只是將它們局限于經濟范圍。　　

“靚女先嫁”，養肥資本家　　

當然，西方國家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非國有化），也有其經濟原因。隨著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增加和主產設備的現代化，一些國有企業有盈利或能盈利了，貪得無厭的大資產階級就要求將這些國有企業私有化，以便據為己有。　　

“二戰”之后，英國工黨政府一手把虧本的、破舊的、資產階級急于丟出的煤礦、鐵路等部門的私人企業高價買來實行“國有化”；另一手又把許多“二戰”時才建立的、嶄新的、有利可圖的企業低價賣給資本家，實行私有化。　　

西德政府在把國營的“博爾西希金屬公司”的股票控制額賣給私有大企業前，先把那些虧損的企業從公司中分離出去，然后把這些分離出去的虧損企業聯合成“博爾西希股份公司”，并繼續實行國有化。　　

英國保守黨在50年代執政時，把工黨執政時搞了兩年多的鋼鐵國有化推翻，又搞鋼鐵私有化。“國有鋼鐵企業的資產，作價由私有企業所有者收回，而在這段時間內，國家對鋼鐵工業的直接投資則等于奉送給私有企業主了。但仍有一些原來技術裝備水平很差的鋼鐵企業的私人企業主認為，與其收回這些無法獲得盈利的企業，還不如繼續保存國有的形式。這樣，鋼鐵工業的國有化也就部分地維持下來了。”（見厲以寧、羅志如《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就是說，能盈利的鋼鐵企業私有化了，讓虧損的鋼鐵企業繼續國有化。所以，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明顯地服從于大資產階級利益的。　　

1970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宣布了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沒有一個經濟部門完完全全地被私有化。因為，雖然私人公司能隨意購買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的股票，但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圖的企業的股票才會銷售一空。　1971年1月4日　，英國《晨星報》刊登英國政府工業部長約翰·艾登的話：國有企業應當“首先把對私人資本毫無經營意義（應讀作：無利可圖——作者）的那些活動領域”留下來。這樣，那些被認為設備落后、不可能賺錢而選剩下來的“爛攤子”企業，仍被留作國有企業。它們成為資產階級攻擊“公有制企業缺乏效益、虧損累累”的樣板，作為要人們選擇“高效率的私有制”。不要“低效率的公有制”的根據。　　

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后，在1979年宣布，把有利可圖的“英國國家石油公司”、“英國航空航天公司”、“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等國有企業的資產減價出售給私人公司。而對當時處于危機局面而無利可圖的鋼鐵、造船、汽車制造等國有企業，則宣布它們私有化的時機尚未到來。　　

《世界知識》雜志就希拉克在80年代中期當上法國總理后推行私有化的報道，也可以看出是把哪些類型的企業私有化。報道說：“新政府對設備最好、收視最高的法國電視一臺要實行私有化。左翼人士認為，電視一臺今天的條件是靠廣大的納稅人創造的，如今要賣給私人，等于將納稅人的錢放進右翼財團的腰包里。這種觀點頗能迎合廣大選民。”　　

這類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仍在繼續發生。袁木同志在《歐亞十國紀行》一書中談到1995年對北歐的訪問時說：“挪威和瑞典一些經濟部門的負責官員和經濟學家曾著重告訴我們，在他們那里，私有化一般是從經營得很好和比較好的國有企業開始進行的，而對那些經營管理狀況不佳，或者效益不好，但社會公眾需要即社會效益好的國有企業，政府仍通過各種方法竭力維持。”　　

就在前幾年，德國和意大利分別將極富發展潛力、位居歐洲通訊業第一位的德國電信公司和歐洲第四位的意大利電信公司私有化。　　

1998年，韓國許多私有企業、包括大型私有企業虧損，甚至破產，最大的私有企業———現代集團也不過獲利幾千萬美元，而韓國國營的煙草和人參公司1998年獲純利則高達2.7 億美元。　1999年5月24日　，韓國政府卻宣布，將把煙草和人參公司、浦項綜合制鐵這兩個贏利較多的國有公司私有化。　　

上述種種事實，都證明了恩格斯的正確。他說：“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頁）。資本主義國家所謂“超階級”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是這樣劃分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地域界線的：盈利的工業企業應該是私人資本的地域。用我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有企業的“靚女先嫁”，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資產階級雖然提出私有化的口號，但它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不會完全取消國營企業，而只是把盈利的國營企業“私有化”到自己手中。　　

最堅決推行私有化方針的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一1986年8年間，也只把英國國營企業的1／3實行了私有化，就是一個證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國家加緊實施私有化的時候，日本政府1997年、1998年將不少負債累累、壞賬成堆的私有銀行國有化。　　

這表明，西方國家的“私有化”，“國有化”，都是服務于、服從于大資產階級的需要。　　

私有化是對國有財產的掠奪　　

西方國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僅是讓資產階級購買效益好的國營企業。而且每次都是廉價出售，讓資產階級合法地掠奪國有財產。　　

“二戰”中，美國為滿足軍需生產和運輸需要，興建了大量國有企業，添置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戰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間），美國政府把大量的不動產，特別是大量的運輸工具，出售給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間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們的原價是32.5 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是77.5億美元），還有運輸機、汽車等，這些財產大體按原價的15％賣出。另外，許多不需要重新裝備就能生產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的冶金企業，也廉價出售給私有公司。例如，用1.7億美元興建的一個礬土廠、兩個制鋁廠、三個軋鋁廠，只以0.567億美元售給“雷諾斯金屬公司”。建于猶他州的價值2.2億美元的鋼鐵廠，以0.475億美元賣給“美國鋼鐵公司”。美國政府共將帳面價值170億美元的工廠和設備，以41億美元（即原價的24％）賣給私有企業（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00——103頁）。　　

美國政府廉價出售的這些國營企業，實際投產只有3年到8年。這是國家拿人民的錢向資產階級送禮，是資產階級通過“購買”形式來掠奪國有財產。　　

90年代德國統一以后，德國政府將原東德的國營企業私有化，資本家們以國營企業價值的幾分之一的價格就購走了。　　

　1999年4月15日　的人民日報報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價格將國有的西班牙鋼管公司出售給私有西班牙聯合鋼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對該公司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僅其下屬的一個鋼鐵廠，政府就注入資本18億比塞塔（約合1300萬美元）。　　

實踐已經證明，私有化是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支持下掠奪國有財產的最粗暴的形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使少數人獲利而使多數人受損。　　

雖然西方資產階級的傳媒大肆宣傳私有化的“優點”，但人們在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已逐漸認識到私有化對誰有利。德國《法蘭克福匯報》　2000年5月24日　的一篇文章寫道：“現在，贊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從46％下降到35％。”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　1999年8月26日　發表了一篇論私有化的文章，標題是《經濟學的至理名言嗎？也許，但對老百姓是真正的災難。》　　

（作者單位成都行政學院法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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