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戴安全套”要掩蓋什么?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4月上旬,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我參加了一個題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對策》的國際研討會。三天的會議似乎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因為來自各國的代表,除了極個別學者,基本上都在關心一個共同的話題:危機的對策——加強監管。
老外好像特別熱中于這類技術性的工作,“如何加強監管”被他們做得有聲有色、十分專業,其學術性連我這樣經濟學科班出身的人,也經常聽得是一頭霧水,一臉茫然。但有一點我是明白的:危機的根源之所以備受冷落,是因為在主流的認識看來,危機是由市場經濟以外的因素引起的,與市場經濟無關。
既然“外生因素”就像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東西,還有什么必要去討論它呢?
然而在我看來,就如同女人的生理周期一樣,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是市場經濟難逃的宿命。所以,在耳朵充滿了“加強監管”的第二天,我實在忍無可忍,不得不告知與會的國際友人:我不能與會議的共識保持一致。
中國社科院的 許健康 教授出來圓場說:認識上的分歧來自會議名稱的翻譯。會議中文名稱的核心含義是“根源與對策”,但會議英文名稱“Re-regulating global finance in the light of the global crisis”,其核心含義則是“監管”,所以老外要暢談“加強監管”了。
即便如許健康所說,分歧來自中英文未能精準對接,但對于加強監管的話題如此熱中,似乎也就預設了一個前提: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缺乏監管”。談監管當然很有必要,可問題是,倘若由此引申出危機的根源在于“缺乏監管”,這樣的邏輯恐怕是很可疑的。
為了說明這種“可疑”,我在會上舉了一個例子:
地球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根源在于艾滋病毒。面對艾滋病,雖然我們目前的對策也只能是加強監管——戴安全套,但如果有人因此斷定“艾滋病源于沒有戴安全套”,這難道不荒謬嗎?
如果說“艾滋病源于沒有戴安全套”的邏輯能夠成立,那么,為什么有人(比如在古代)不戴安全套也決不會患艾滋病呢?看來,“安全套”的邏輯要能夠成立,就必須讓人們忘記歷史——難怪除了“言必稱斯密”外,現代經濟學對自己的歷史充滿了蔑視,因為一旦加入歷史的維度,精英們津津樂道的“普世價值”就要出丑。
回到金融危機上來:把危機的根源歸咎于“缺乏監管”,就如同把艾滋病的根源歸咎于“沒戴安全套”,其實是一樣荒謬。
所以我說,但凡從“外生因素”來解釋金融危機的理論,其實都是膚淺之論;能真正揭示危機根源的理論,只能是“內生理論”,而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就是典型的“內生理論”。
會議上也有個別學者把危機看作是“內生”的。但不知為什么,這些學者只談美國經濟學家明斯基,而閉口不談馬克思。對如此鮮明的理論“偏好”,我再次拒絕接軌,我說:
大家都成了明斯基的粉絲,大家都在談明斯基的“金融危機理論”,談“明斯基拐點”。其實,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比明斯基的“金融危機理論”深刻得多,但是為什么大家都回避馬克思呢?
在我質疑“為什么要回避馬克思”之后,日本武藏大學教授Nobuharu Yokokawa給我的解釋是:“明斯基的理論比馬克思能更好地解釋當下的危機”。遺憾的是,除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設”讓我想起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之外,這位日本學者的解釋并未把握問題的本質。
在我看來,之所以要拿明斯基來屏蔽馬克思,并不是因為明斯基比馬克思更有解釋力,而是因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經濟學容忍:與主流經濟學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與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
讓主流經濟學蒙羞的是:新古典那套說辭對危機已經失去了解釋力,馬克思的理論又太有攻擊性(直指資本主義制度)——如何是好?屁股決定腦袋,至少明斯基還算是主流經濟學同一戰壕的戰友吧,于是退而求其次,讓明斯基同志重新披掛上陣,聊勝于無嘛。
話說回來,明斯基的確比主流經濟學那幫“高人”要勝出一籌,雖然馬克思早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但索羅斯的“市場內在地具有不穩定性”的驚人之論,畢竟來自明斯基的版本。
在我作了主題發言后,聯合國全球化與發展戰略部主任Massimiliano La Marca 對我說: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含有很強的主觀色彩——按馬克思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是在有意識地進行“透支消費”;而明斯基的理論則是客觀的,他并不認為金融危機的發生是“有意識”的產物。 La Marca 的意思是說: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缺乏明斯基的理性與客觀。
坦率地說,這位聯合國的大官人對馬克思的了解是如此“主觀”,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我告訴 La Marca :馬克思并不認為經濟危機是主觀意識的產物,按馬克思的理論分析,“透支”不是有意識的,而是逼出來的——這叫著“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和明斯基兩人的危機理論都是“內生的”,二者的區別并不在于誰更“主觀”,而是在于:馬克思把問題歸咎于制度,明斯基把問題歸咎于人性。
瞧,又是“人性”!說到“人性”,我禁不住要想起“經濟人”的人性楷模——范跑跑同學。雖然“經濟人”早就是主流經濟學心中的自由女神了,但用人性貪婪來解釋金融危機,今天正在成為經濟學界的時尚。
大家想想:用人性來解釋危機的根源,看似深刻,其實仍然是荒謬的。舉個例子:我們能把艾滋病的根源歸咎于人性,歸咎于性欲嗎?
如果有人說:“艾滋病的根源在于人性,在于性欲”,那么一個簡單的反問就足以令這種“人性論”立馬破產:古人同樣有性欲,為什么在古代沒有艾滋病呢?
把危機的根源歸咎于人性貪婪,就如同把愛滋病歸咎于性欲,是一樣的荒唐。
“加強監管”很有必要,正如面對艾滋病,沒人反對要加強防范。在沒有發明出疫苗之前,現在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加強防范。但是,你不能因此就無限地拔高“監管”的境界。如果用一句話評價監管的境界,我愿意借用許健康的一句話:危機的發生是內生的,但危機的對策是外生的。
次貸危機以來,我寫的有關文章都是在表達上述看法。有人問我:你干嗎老是和主流過不去?我說,無它,原因就兩點:第一,主流經濟學不爭氣,明明是“皇帝的新衣服”,還自以為是;第二,馬克思太厲害了,他讓我看清了主流經濟學的荒謬與可笑。
( 2009-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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