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市場經濟”咋也被輪奸了？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在莎士比亞最負盛名的悲劇《哈姆雷特》中，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曾經提出了一個幾近永恒的難題：“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哈姆雷特選擇了毀滅。不幸的是，“好的”、“發(fā)達的”、“現(xiàn)代的”市場經濟，今天也遇到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這個難題是：“透支，還是過剩？這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兩年以前，“透支消費”可是一件相當時髦的后現(xiàn)代行為（想想“按揭”吧，想想《窮爸爸，富爸爸》吧）。可是現(xiàn)在，“透支消費”已成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萬人側目。　　

其實有點冤，透支消費是代“人”受過，有苦難言吶。　　

在《對美國次貸危機根源的反思》一文中，我曾將次貸危機的邏輯作了如下刻畫：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次貸危機。　　

諸位看官請注意：在這個邏輯里，“透支消費”這個環(huán)節(jié)既不是終極原因，也不是最后結果，而僅僅是整個危機鏈條的中介。不過這個中介非常重要，它不僅把整個危機的因果關系連接起來，而且也是我們把握現(xiàn)代經濟危機根源的關鍵所在：　　

——在市場經濟的古典危機中（比如1929年的大蕭條），生產過剩直接表現(xiàn)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賣不出去；——在市場經濟的現(xiàn)代危機中（比如當下的次貸危機），生產過剩不再直接表現(xiàn)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現(xiàn)為有效需求旺盛，表現(xiàn)為有效需求“過度”，也就是“寅吃卯糧”，“透支消費”；　　

——從古典危機演變?yōu)楝F(xiàn)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把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爆發(fā)，從今天推到了未來。　　

我之所以要把古典危機與現(xiàn)代危機作比較，是想澄清：有人讀了拙文《對美國次貸危機根源的反思》以后，就誤以為“透支消費”是危機的根源啦，依據在于：是透支消費誘奸了純潔的市場經濟。　　

其實，次貸危機的根源并不是“透支消費”，而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透支消費只不過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而不得不作出的選擇罷了——盡管這個選擇很“不嚴肅”，很“輕浮”。　　

地球人用腳趾頭就可以想明白，雖然透支消費玩弄了市場經濟，可問題根子還是出在市場經濟自己不檢點。今天，人們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聲討“透支消費”的輕浮，殊不知透支消費是在代“人”受過，這個“人”就是市場經濟自己。　　

但不知道是真糊涂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現(xiàn)代經濟學打死也不承認市場經濟的貞操有問題。難怪金融危機以來，借錢給窮人花費的“透支消費”遭到了各國精英的一致口誅筆伐，我國精英也與時俱進地加入了討伐隊伍：他們一邊咬牙切齒地埋怨銀行借錢給窮人消費，一邊又為內需不足扼腕嘆息捶胸頓足。　　

于是，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滑稽的情形：精英們一邊痛心疾首地控訴借錢給老百姓消費的行為“太輕浮”，一邊又高調呼吁要擴大老百姓的消費需求。這真有點像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青樓女子，一邊出賣貞操，一邊高喊：“老娘是指頭上站得人，胳臂上跑得馬！”　　

問題在于，面對生產過剩的壓力，現(xiàn)代市場經濟能夠認可的辦法，或者說精英們能夠采用的法子，也就這么幾招：要么是凱恩斯主義的擴大政府開支，要么是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要么是貨幣主義的不斷降息。實在不行，就只有寅吃卯糧，出賣貞操搞“透支消費”了。至于馬克思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主張，那是萬萬不能搞滴。　　

遺憾的是，歷史證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它們在生產過剩壓力面前越來越捉襟見肘，應對經濟危機的本事越來越乏善可陳。沒辦法，既然不準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讓老百姓透支消費，你又怎樣把越來越過剩的產品給消化掉呢？這樣，歷史把“透支消費”推到了前臺，似乎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命脈全系于它了。　　

很多人主張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比如，我的朋友　盧映西　教授等人就有“發(fā)銀子”的建議，對此我舉雙手贊成。在資本當老大的世界，寄希望于“消費券”、“發(fā)紅包”之類的善舉，或許能起一些積極作用。但有一點我要提醒大家：“發(fā)銀子”不是災荒年“施粥”，搞一錘子買賣，即使不能天天發(fā)，至少也得年年發(fā)吧？如果以為“紅包”就能搞定一切，恐怕有些天真。因為不到萬不得已，市場經濟的本性是決不容許給普通百姓“免費午餐”的。何況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不變的前提下，給普通百姓的“免費午餐”很難可持續(xù)發(fā)展。　　

所以，除了“透支消費”，我真不知道資本家還能靠什么辦法來擴大需求？然而，“透支”的悲劇因素在于，它在擴大需求的同時，又成為新問題的制造者：生產過剩催生了透支消費，透支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把透支消費打壓下去了，生產過剩的問題也就浮出水面；一旦市場難以承受生產過剩之重，透支消費又必將春風吹又生。　　

可見，被“透支”和“過剩”反復輪奸，乃是市場經濟命中注定的宿命；只要市場經濟存在一天，“透支，還是過剩”這個難題就不會消失。　　

對于“好的市場經濟”（吳敬璉語）而言，哈姆雷特的難題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換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就是“好的市場經濟”內生的悲劇之所在。　　

順便說一句，目前中國離“好的市場經濟”尚有相當距離（據精英的判斷），所以尚未面臨“透支，還是過剩”這個“好的市場經濟”才有資格遭遇的難題。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經歷的市場疲軟、通貨緊縮，還只是市場經濟的古典危機，作為現(xiàn)代危機特征的“透支”，在中國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面對古典危機，國人采用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辦法（如公共投資、減稅以及降息），尚有應付的余地。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逐漸成熟，中國遲早會面臨“透支，還是過剩”的痛苦選擇。　　

最后，我不妨作一個預測，并等待歷史的檢驗：現(xiàn)代市場經濟，也即“好的市場經濟”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必將是在“過剩”與“透支”的周期性輪奸中痛苦掙扎，“過剩”與“透支”此消彼漲，不斷折騰，直至與市場經濟同歸于盡。　　

（注：該文主要觀點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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