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毛澤東效率”的奧秘

——對于毛澤東時代“愚民政策效果”的一個初步探索

作者：老田

2008年5月，我在西安偶遇一位曾經在“三線學兵連”工作過的劉老師，她送了一本自傳《鋪路石》給我。我讀了之后十分感慨，為什么毛澤東時代有那么大的大傻帽？工資那么少，卻唯恐干得比別人少，在自傳中間她甚至把自己降低為一塊卑微的鋪路石，好像個人就不想做大官發大財似的，這也太不正常了。我看完書之后，又上“三線學兵連”網站去晃悠了不少時候，最后發現此種大傻帽不止一個，在毛澤東時代比例極高，以參加襄渝線建設的學兵兩萬五千人而論，幾乎個個都這個德性，這幫子家伙拿錢少還干得歡；吃的少卻做的多。當時他們每個月只拿28塊錢，這么低的薪水，飯都吃不飽，竟然還沒有損害他們的積極性，幾乎每個人都唯恐自己干得少了，這是標準的傻帽行為，而且這群人當中傻帽的比重幾乎接近百分之百。由于那么高比例的傻帽存在，這就構成一個管理學課題：為什么在激勵因素和控制因素如此稀少的情況下，卻能夠收獲那么大的積極性投入？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都會在人生里程中間追求個人效用函數的最大化。依據今天中國的現實來解讀，如果誰不對官位、金錢和美女做出正當的反應，這肯定就是不正常了，凡屬對這些事物未能做出合理的正常反應的人，最低限度肯定是一個大傻帽。西方國家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和管理學，大多都建立在理性人基礎之上，碰到毛澤東時代比例如此之高的傻帽群體，此種理論就完全喪失了解釋力。所以，毛澤東時代的效率和管理問題，就成了例外，就變成了一個需要另外尋找答案的課題。為此開展此種研究，我生造一個概念——毛澤東效率，這意味著在一種沒有恰當的激勵因素（例如工資、地位的提升）和控制因素（例如嚴厲的監督和管制）起作用的情況下，被管理者卻違反常理地、普遍地選擇了高投入的反常狀況。由于此種反常情況主要處在毛澤東時代，借用精英們經常使用的“愚民政策”概念，顯然，這種反常的事件背后肯定存在著一種反常的邏輯，所以，毛澤東效率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成功的愚民政策所帶來理想效果。

一、         愚民政策的說教方面及其效果考察

愚民政策通常被理解為個人因為接受外來錯誤信息，結果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模式，這樣一來，愚民政策就主要與外在的宣傳效果緊密相關。考察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也就是三線學兵連的學生們成長和思考問題的年代），宣傳和輿論主要是由四人幫主管，特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兩報一刊”的重頭文章都是他們主導寫成的，如果把毛澤東效率僅僅理解為一種宣傳效果的話，那顯然會高估張姚主管意識形態的能力和效果。特別是與今天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宣傳比較起來，當時的宣傳力度（文章數量、媒體數量及其對人們思想的影響程度）要低幾百倍，宣傳水平（文章的理論性和質量）要低出幾十倍，考慮到毛澤東時代大學教師這種高端意識形態工作者人數不到今天的千分之一，這樣一比較，就知道，愚民政策效果就明顯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宣傳工作效果的。如果把眼光轉向學校教育領域，結果也完全一樣，當時學生所受的灌輸性教育的數量和質量，也是遠遠不能與今天相比。所以，這就需要在宣傳和說教之外的地方去尋找答案。換一句套話，外因的作用明顯不足，需要回頭去找內因起作用的機制。也就是說，傻帽之所以傻，不是別人勸他傻的，而是自己認為應該傻。

反過來，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許多年都不評定的專業職稱又開始評定，評定職稱要求寫些公開發表的文章，形成一種有價值的交易關系：你得寫文章表現出你跟×××保持了一致，同時還要寫得有水平以示你配得上更高一級的職稱。在提職提薪的體制性刺激之下，大量學術成果涌現出來，中國也憑空多出數百萬教授、研究員和博士等等。與這一過程完全同步，是出版物、媒體及其篇幅的更高比例的膨脹，假如愚民政策僅僅宣傳效果和宣傳文章的水平聯系在一起的話，今天的精英們應該有幾十倍于毛時代的愚民效果——說不定能夠忽悠老百姓一邊喝西北風一邊24小時干活了。但是，事態卻走向反面，與中國宣傳水平和宣傳力度的急劇提高相反，是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極度低落。由此看來，僅僅靠宣傳是達不到愚民效果的，或者反過來說，任何愚民政策效果都主要不是基于宣傳的有效性。如果把這一點想通了，精英們就大可不必對毛澤東時代犯“紅眼病”——以那么少的宣傳就達到那么好的效果。

不知道怎么搞的，后來就逐步喪失了這個愚民政策的成就，一些精英們感到很郁悶，他們發牢騷說這幫子愚民越來越壞了——說愚民們“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也就是說，精英們痛切地感到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現在少于他們現在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而且勞動者也傾向于喪失了主動性和積極性。有些精英們非常僵化地把愚民政策作為一種純粹的宣傳效果來看待，動輒說“四人幫橫行時”如何如何，這是極端錯誤的，在客觀上極度拔高了四人幫的能力，說他們在文革期間主管意識形態宣傳的效果比今天好上幾千幾萬倍，這等于說四人幫拔一根汗毛出來，對工農的忽悠作用，都遠遠大于主流精英從西方舶來的普世價值。這樣說，怎么看都不合適。

精英們的憤懣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時代那么好的“愚民成效”，卻對應極端拙劣的意識形態宣傳，幾乎沒有多少教授和高級職稱的精英學者，而且那時候學者們寫的文章水平也很低，按照巴金的說法都是些“遵命文學”（也就是說，精英們都是在毫無積極性和主導性情況下寫的粗制濫造的應付制作），劉再復李澤厚等人也說，毛時代的文學形象多數是沒有血肉的空洞符號，不能達到江總書記所說的“教育人、鼓舞人”的效果，照說，就算是毛澤東時代竭力搞愚民政策，效果也應該極端低落才對。

不獨以學兵連為然，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是低工資的，農民在沒有增加當期收益的情況下還完成了大量農田水利建設和工業交通工程，與解放前相比，工農勞動者在實際收入增加不多的情況下，卻多投入了好幾倍的勞動來建設新中國，這是實現快速工業化戰略和改善農業抗旱除澇條件的唯一依托所在。對照精英們從西方搬來的理性人假設，這樣的勞動者明顯不符合理性人假設，只能視為“愚民政策”的成效。

二、         管理的強度與異化的深度

除了說教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毛時代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有著極強的控制，或者按照精英們所言達到了“法西斯專政”的強大地步，如果是此種說法屬實的話，顯然，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傻帽如此之多，沒有錢也努力工作了。但是，鄧小平先生顯然有不同的認識，他說四人幫這幫子家伙老是批判物質刺激和管卡壓，這就是說，設計師的權威看法是作為毛時代意識形態主管們都是反對強化管理的，甚至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結合設計師的看法，去回顧毛時代的管理，可以發現，這一次設計師確實沒有說謊，毛時代的管理層素質不高，人數也少，甚至還很少運用強制性的、懲罰性的管理手段，所以，毛澤東效率也不能從管理強化方面得到解釋。如果結合三線學兵連的情況來看，那就更典型了，這些個學兵連的管理者都是一幫子夠不上精英資格的劣等公民，不僅沒有MBA文憑，就連管理經驗也都少得可憐，文化水平也就是初中生高中生這個檔次，玩人、玩手腕都大大的不行。所以，毛澤東效率也不能從管理的強制性方面得到解釋。

從毛澤東本人的主張看，他畢生反對精英路線，要求遇事跟群眾商量，要用說服而不是壓服的方式處理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甚至還上升到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高度，嚴厲反對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搞成“父子關系和貓鼠關系”那樣一種威壓性的關系，換言之，毛澤東認為上下級關系，不應該是下級害怕上級那樣一種不平等關系，這個思想實際上是四人幫批判管卡壓的源頭所在。

既然外在的說教和管制，都解釋不了那么多人變成大傻帽的原因，那就只能從個人內心尋找理由了。一般而言，管理的全部邏輯都是要協調個人努力目標與管理目標之間的不一致，如果人們一開始就把管理目標視為自己的努力目標，那么，所有的管理手段都顯得有些多余了。管理手段，無論是激勵因素還是管制因素，都是著眼于把個人努力吸引到管理目標的軌道上去的。為此，管理上最基本的信息傳遞和必要的組織協調，就會降低到最低限度，對強制性管理手段的依賴會最小化。為了解釋毛澤東效率如何在大傻帽群體的自覺自愿支持下實現的，就要考察一下個人為什么把管理目標作為自己的努力目標的。

這位劉老師回顧了她的親見親聞，原先鐵道兵2、10、11師的兵哥哥們擔心城市學生不好管、吃不來苦，所以不太想要他們。但是69級的學兵表現非常優秀，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這樣就有了第二次招收學兵的計劃。1971年8月，鐵道兵11師（現在好像變成中鐵11局了）61團的趙營長去西安招人，這個趙營長干巴巴地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十分關心襄渝鐵路建設，三線建設搞不好他睡不好覺。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在我國北部邊界陳兵百萬，磨刀霍霍，根據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教導，我們鐵道兵日夜奮戰，搶修備戰鐵路，我們歡迎應屆畢業生的同學們參加到我們的行列中去，修好戰備線讓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覺，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夢拋到太平洋里去。”（劉欣榮《鋪路石》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5頁）這個講話一點點都不高明，基本上沒有任何高科技和附加值，一看就知道這個營長夠不上精英層次，肯定不是大學畢業，忽悠水平極低，這個講話的愚民政策效果要擱在今天肯定是零。美帝蘇修要咋的該咋的去吧，還有著名精英說“做三百年殖民地更好”，至于毛主席睡不睡得著覺，有什么關系呢，精英們中早就說過要是他1956年就早死該多好呀，要不是毛老頭老而不死，中國的精英階層早就實現了先富目標，至于說到為人民，誰愛管人民誰是傻帽。

人比人可真是氣死人，這么低劣的忽悠水平，竟然效果出奇地好，這個話一講完竟然應者云集，一陣又一陣的口號聲“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三線建設要抓緊”“備戰備荒為人民”，喊完口號之后，很多學生竟然寫出決心書，還有沒有被批準的女同學寫了血書堅決要求去三線的，甚至還有一個女同學竟然未經批準就自己哭著喊著跟去。這只能說明，不怪別人騙術高，都是傻帽自己傻。要想了解這幫子學兵傻到什么程度，看一看他們所寫的歪詩就清楚了。

一個月才28塊錢，飯都吃不飽，還都是強體力勞動，在那干了兩年多還沒有任何人力資本政治資本的積累，這已經夠倒霉的了，但是這些人還寫詩表決心，預備下次繼續上當，詩曰：“每當革命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都響亮地回答：到！……我們是回答黨的召喚啊，我們是向祖國人民報到！……這是革命青年的心聲啊，這是戰斗的紅色信號。……三年前，偉大領袖一聲號召，看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告別城市跨出校門，到革命熔爐中把性格鍛造。……在沖鋒的路上，黨的英雄兒女，是鋼打鐵鑄的特殊材料！……張思德點燃炭窯的烈火，董存瑞托起炸藥包，黃繼光沖向敵人的碉堡，雷鋒隨時響應黨的號召！在革命的征途上，多少英雄響應黨的召喚沖上去啊，贏來萬里江山紅旗飄。……為人民服務——五個金字心頭照，象一顆閃光的螺絲釘，擰在那里不動搖，象一顆紅色的良種，植根開花在天涯海角。為黨的事業戰斗，是我們的無限幸福，時刻聽從黨召喚，是我們的無上自豪。……在我們即將離開三線之際，我們一雙雙鐵拳舉得更高，我們的志愿就是——革命的需要！”（同上，《時刻聽從黨的召喚》，第101-104頁）

作者自己寫的歪詩說：“干打壘、油毛氈，支起帳篷把家安。……不怕苦，不怕難，南瓜也曾頂過飯。……集體主義大發揚，團隊精神人人贊。頌歌一曲憶當年，巾幗女子英雄連。告別父母去三線，一走就是二年半。不為名、不為利，愿把青春來奉獻。要同男兒比著干，不遜古時花木蘭。……愿做革命鋪路石，默默奉獻在人間。”（第114頁）

三十年的改革，終于消滅了傻帽，看起來也徹底地消滅了傻帽得以產生和存在的社會條件。三十年前的學兵都傻到把修鐵路看作是自己的事業，看作是一個管理著大眾利益、國家和民族整體事業進步的政治符號（黨、毛主席）的意愿，把自己的勞動和奉獻看作是自己逐步融入一個偉大事業、一個公共利益成長過程的必不可少的適應過程。如果修鐵路僅僅是為“毛氏股份公司”積累資本的事業，學兵們就不見得會那么傻了。馬克思把資本雇傭條件下的勞動，稱為異化勞動，這意味著勞動者的成果在資本家手指積累起來，資本積累的增加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控制工人命運能力的提高過程。由于勞動者充分意識到勞動的異化涵義，所以，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有效控制和激勵，勞動者就會選擇拒絕投入。所以，對勞動者的管理需要是和勞動的異化程度是成正比的。

勞動的異化，至少會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向上發生，一個是勞動生產的剩余價值歸屬于生產資料占有者，一個是勞動者的權力和地位受到管理層的壓制而喪失主導性地位。資本和權力向少數人手上集中，這兩者都會導致新的統治階級產生，在這個過程中間，勞動者會喪失自己的勞動成果和自主性地位，既然現在資本積累的主要部分由資本家群體來掌管，就很容易產生把社會發展需要看作是統治集團的利益擴張而與多數人的利益改進無關。如果說經濟異化是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積累來進行的話，那么政治異化則是管理層對于權力的壟斷引發的，隨著管理層積聚的權力份額在加大，勞動者的地位在下降同時越來越失去對于生產過程與自身命運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異化程度的加深，極大地破壞了勞動者在勞動中間獲得社會性需要滿足的可能，勞動者再也不會認為勞動是鍛造自己性格、體現國家利益和共同目標的需要了，因此所有的勞動都必須以物質利益來加以酬報，或者反過來，沒有管理層對于勞動者的有效威懾，勞動者肯定要選擇最小化的勞動投入了。

在異化社會中間，人們越來越喪失對勞動成果和自身命運的控制，生產的發展和利潤的增加都會被看作是統治階級自己的事情，跟勞動者自身無關，甚至統治階級資本和權力的擴張還會意味著控制、奴役并剝削勞動者力量的壯大，跟隨這種認識，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間再也感受不到絲毫的價值和意義，所有的社會性需要都將得不到滿足，越是這樣，物質報酬就越是成為控制勞動者的唯一有效的激勵手段。這個時侯，哪怕媒體和宣傳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也很難指望愚民政策取得效果了。

從這個認識出發，改革三十年是一個恢復勞動者工具性地位的過程，勞動者工具性地位的再造與資本家的利潤積累和管理層對權力的壟斷程度相關。既然勞動者已經工具化了，那么監督和控制工具的使用效率就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了，對于管理的正規化和科學化的需要跟隨上升。從管理認識和勞動者自身的體驗出發，把勞動者視為一種消極的被動的工具本身是社會異化程度上升的結果，而把勞動者看作是一種沒有管理層的監督和激勵措施起作用就決不會投入勞動的懶漢，本身是階級利益對抗性差距日益顯露后的必然，這看起來是一種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方法和世界觀，而結合中國近三十年的現實看，更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勞動者對異化的感受是敏銳的，每一種不滿意都會轉化為政治反抗能量，看起來只有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沒有政治上的平等和經濟上的公平，異化和政治反抗能量就無法最小化，對強制性和激勵性管理手段的需要就無法最小化，毛效率就無從實現。毛效率的產生，說到底是勞動者對于管理目標的高度認同的前提下，所出現的對強制性的管理手段需要的最小化，正因為如此，落后的宣傳說教和原始的管理手法，都不足以抵消愚民政策的效果，背后有著一個很強大的基礎——被管理者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異化感受。

改革的目標被宣傳為追求管理的正規化和科學化，這往往要在一個科層化的管理組織中間實現，科層化管理通常要由專業化的、受過良好培訓的管理人員履行職責。毛澤東時代時刻注意消除勞動者的異化感受，以扁平化管理的各項要求規制管理層要求他們不能脫離群眾，管理設計是最小化勞動者的異化感受的前提下，最小化對規范管理的需要，以較高的目標認同去抵消管理手段欠缺方面的不足。

費正清高度贊同埃茲拉·沃格爾所說的那個對比：“共產黨領導人控制經濟的欲望，大于他們的學識、經驗和判斷能力。”（費正清著 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391頁）這個對比在毛澤東時代固然存在，但是只是在鄧小平時代才體現出破壞性的后果。在改革開放時代早期，中國水平極低的共產黨干部群體仍然掌管著極為龐大的管理事務，鄧小平很輕而易舉地把毛澤東時代的扁平化管理作廢了，最大化了勞動者的異化感受卻無法在已有的干部條件下提升科層化管理的績效。終于，在鄧小平發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十三年后的1997年，國企出現整體性的虧損，朱镕基最后把這些企業半賣半送給私人了事。

三、         全能型政權與政治異化的抑制

黨和毛主席這樣的政治符號，頻繁地出現在學兵們的視野里，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中國工業化早期選擇的是一條政府密集型道路——由政府廣泛地接管經濟和社會管理事務，政府在管理層素質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還接管大量管理事務，這顯然意味著許多事務在市場中間得不到適當的處理，不得不爾。這種被動選擇，實際上意味著與市場模式相聯系的個人奮斗的成功機會很少，集體利益存在的規模和程度不是人為想象所決定的，而是要由市場的失靈——特別是勞動者在市場中間地位低下這樣一種損害多數人尊嚴和利益的現實前提下，政府才是一個合適的整體利益托管人。換言之，中國比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來提升勞動者的地位和相對價格。

人類所能找到的管理工具箱中間，只有非常有限的三樣東西：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每一種工具的過渡運用，都會產生強大的副作用。政府密集型道路也一樣有這個問題，關鍵在于能否實現——在最小化副作用的基礎上尋求一種照顧多數人利益的機制。從毛澤東時代的愚民政策效果看，科層化管理有一個副作用放大器，這個放大器工作的邊界條件就是——人均可分配資源是否足以支持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被普遍滿足，在這個邊界條件以下，基于管理專業化而集中的權力對上層會產生極大的腐化作用，對下會產生嚴重的排斥作用，這個廣泛性的排斥會引發政治反抗能量的指數性增長，使得管理權力強化帶來的控制效果遠遠抵不上認同損失所引發的反抗效果。在這種條件下，政治反抗能量始終是一個管理上必須優先加以處理的問題，科層化理性化的管理專業化要求是第二位的問題。這才是毛澤東反復強調“抓革命，促生產”的內在邏輯，抓革命首先意味著最小化管理層的特權和利益，作為消除勞動者的異化感受的前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勞動者必須組織起來并具有監督管理者的覺悟（實際上是假設管理層必定不會自動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中間，扁平化管理意味著最小化管理層的權力，破除官暮嬌驕四氣，滿足被管理者的社會性需要最大限度地消除異化感受。由于專業化管理、物質刺激和強制性管理手段都存在較大的副作用，所以，實現從雇傭思想到主人翁精神的轉變，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掛帥和思想領先——就占據著更重要地位。這本質上也是在窮國在物質誘因不足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最小化誘因支出的一種權變性的管理方案。

在這個意義上，毛效率意味著第一世界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具有不同的制度化空間，發達國家能夠滿足多數人的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在那里強化科層化管理和管理層權力，不會引發政治反抗能量的極度高漲，這其實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極權”——發達國家有效地清除了工人階級的政治反抗意愿。所以，在追求管理績效的方向上，毛澤東畢生認定效率將主要來源于拆除與統治階級（精英階層）狹隘利益相關的社會性障礙，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總是意味著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的擴張。而這個社會性障礙，是要跟隨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利益的擴張過程，而逐步開始起作用并日益放大，在第三世界國家，這個均衡只能通過最小化科層化管理的作用范圍和消極影響，并引入扁平化管理模式來實現。

在共產黨執政之后，扁平化管理作為一種相對均衡地在社會上層和下層之間，均衡地分配權力和利益的規則，導致整個社會分化程度下降，出現一種扁平化社會景觀，這當然不是精英階層所樂于信守的。在毛澤東看來，有且只有一個“扁平化社會”才能較好地滿足勞動者的“非物質利益”需要，從而激勵勞動者投入超出報酬水平的高額勞動量。扁平化社會的內涵是：一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的分配相比均衡，勞動者往往感覺不到有一個剝削階級或者壓迫階級騎在他們的頭上，在此種情況下，勞動者往往有一種翻身解放、揚眉吐氣的感受（異化感受最小化之后的必然現象），因此，在人們物質利益之外的精神需要方面就得到了更好的滿足，有一種當家作主的精神狀態，這樣的勞動者，才會在管理層所能施加的全部監督和壓力水平之上投入更多的勞動。看起來，精英階層在管理招法方面的現代化和進步，在物質刺激、精神欺騙和強制管理方面加起來的效果總和，也達不到讓一個人甘心選擇“作鋪路石”的實際效果，這就是改革后精英們忽悠水平上升沒有帶來管理績效同步上升的奧秘所在。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很好地理解為什么毛澤東領著一幫文盲和半文盲能夠把初級工業化搞成，而鄧小平卻通過知識化年輕化換了一幫知識分子把國企徹底搞垮了。

看起來，毛澤東效率的要點在于：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均可分配資源不足，此種條件下勞動力的相對市場價格極低，勞動者對異化的感受很深，最終會抵消一切管理手段的作用；因此提升勞動力相對價格，實現勞動力雇傭條件和薪資條件非市場化，就只能采取政府密集型道路，此種情況下可以方便地實現對勞動者的保護，滿足勞動力對于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改善的要求，從而實現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政府密集型和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共存的公有制社會中間，政治異化是管理績效下降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消除政治異化是實現管理績效提升的關鍵，這意味著要求管理層在外部壓力下減少對權力和利益壟斷，這一外部壓力只能從勞動階級中間尋找。從新中國處理之后一直到文革期間，毛澤東始終把減低群眾對于管理層的盲目信任（啟發群眾覺悟）和提升群眾的組織程度作為國家管理的優先事項，文革當然是其最高潮。毛澤東效率的實現，最終是尋求一個全能型政權實現對勞動力的有效保護以消除經濟異化，同時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消除政治異化。

二○○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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