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解讀和評估兩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與發展

（一）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經濟學同一切學科一樣，必須遵循共識的科學范式，必須遵從一定的科學邏輯與結構，必須對真理、客觀與事實，保持足夠的甚至是絕對的尊重。評斷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增長，舉凡比較兩個時期，兩個國家，兩大地區的，在任何情況下，都首先和必須保證兩者的可比性，即要在相同口徑，同樣可比的數據、時間、條件、范圍等基礎上，進行科學的處理與客觀分析；其次要在處理不一致，差異很大的領域和方面，建構令人信服的互約性、通算性的創新方法論和理論科學支持。此外，歷史的觀點，連續演化的觀點，積累的觀點，而不是割斷歷史、否定繼承、無視墊基，甚至為突出轉型，鼎顯作為，而否定、掩蓋和捏造歷史事實與傳統存在，這不但是科學之大忌和為學術良知所不齒，而且是人世間，人類文明制度演進過程中的鬼蜮伎倆，是必須予以徹底揭露和給以無情地回擊的。因為，這將決定著歷史演進方向與社會發展航船之沉浮，決定了人類文明，從而人類社會自身的未來。

一、全球與歷史視野下的計劃與市場經濟縱橫比較

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國際上三十年代曾發生過尖銳的爭論，在奧斯卡·蘭格同哈耶克等的大對決時期，計劃經濟在真實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出摧枯拉朽的高歌猛進，蘇聯等衛星國的真實經濟增長和客觀趕超，給美英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及其陣營以巨大的壓力。結果，壓出了一個凱恩斯需求管理和赤字財政，壓出來了一個羅斯福新政和福利制度，壓出來了一個北歐的福利國家。也就是所謂的萊因資本主義模式。

因此，表面上的理論大戰引爆了資本主義陣營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反思與操作反應。這個時候，計劃經濟的無比的速度優勢和壓倒一切的社會公正道義占優，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社會道路，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根本性的挑戰。從而從完全家族私有產權向公共公司產權，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向混合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從資本家俱樂部私家投資理財經濟向資產開放性大眾投資理財經濟，從個體家庭退休、失業自主向社會性制度化的退休、失業整體保障，從自我、小范圍高財富私家保險向開放型、社會性的整體性保險，整個西方經濟，從結構到功能，發生了顯著的深刻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微觀經濟，在公司跨國、全球的各個制度與國際平臺上，通過橫向、縱向、混合兼并、合并、吞并，造成了微觀經濟與金融帝國的內部計劃、戰略和控制有形之手的管理與統治。而國家經濟、政府調節、國家干預則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看門狗、守夜人或秩序與公共品提供的角色定位。

不過，新自由主義從來沒有放棄其價值追求和意識形態主張。其始終在耐心地等待社會朝變和歷史大氣候的到來。

從對方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陣營，很快由于趕超工業化、公有經濟下的國家動員指向，而顯示出輕工業與民需民用產業失衡和單純追求產值問題。于是此陣營的經濟學家以匈牙利科爾耐的短缺經濟面目，首先從學理上和體系理論上進行了“非難”，進而從非均衡經濟角度，開起了另向轉變。短缺經濟、軟預算約束、陰性事業和變相通貨膨脹、非均衡經濟都不完全始于無端的臆造，更基本上不大存在國際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幕后策動，但其客觀效果，卻基本上未能給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陣營，提供真正的機制改革正確方向和科學設計與建構的良好揭示，反倒成了主流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學派，一步步扼殺往直至絞殺社會主義經濟的學術借口和學理靶子，甚至學術彈藥。

從國家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大戰略與管理層面上看，短缺經濟與軟預算都是偽科學、偽命題。計劃經濟體制下伴生了半所謂民生經濟與物品短缺，與其說是經濟機制上的計劃體制之經濟自然結果，不如說是歷史與現實經濟積累與增長的條件下，后發趕超與躍進的必然。這同計劃經濟機制沒有任何必然聯系，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一種國家意志、戰略和舉國性的價值取向的戰略實施，而蘇聯斯大林模式下的以特權與專家作為特例保證，中國毛周模式則大大限制了這方面的差異。而無論哪種模式，似乎都同資本精英統治的資本主義機制相比，“怠慢”和開罪了所謂的經濟動物式的社會精英數。

事實上，在西方崛起時期，即令在其憑借著全球殖民掠奪，內部羊吃人圈地和農奴贖身剝奪和海外資源與市場的優異的外部獲取條件之下，其早期工業化一兩百年間，同樣是以產業工人階級和農民農戶的巨大的社會與人力犧牲與貢獻機而換來的。英國工人階級靠河溝里的水來充饑，早期資本主義的無產者打工族背井離鄉，生活無著落，不得不靠糖、熱的咖啡、廉價的茶等等來刺激和麻痹自己的神經和脾胃，就是剛剛過去不不過幾十年的血淋淋的歷史。西方經濟學有何顏面和資格，對東方社會的計劃經濟的偉大的平等的綜合社會福利與幸福指數遙遙領先，甚至經濟增長速度本身乃至根本性的核心的關系國家安全戰略的原則性的東西，都在速度上分遙遙領先而指手畫腳呢？

擁有如此道義、社會公正、科學學理和民情民心的計劃經濟，當年本身存在的自身的實踐困境，甚至瓶頸。然而全球性的修正主義與機會主義氣候，卻徹底葬送了在政治優勢基礎上的自身再革命與追求完善，給了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同時摧毀社會主義的經濟陣營及其學理又徹底顛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科學和道義敞開大門。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范圍極廣的經濟學體系。它至少包含了新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貨幣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它是對新古典綜合這種已經在學理、方法、模型上大大背離了古典經濟學思想，追求形式主義、公理化和狹義理性自私模式解讀，依然不滿，對其對混合經濟主張，對計劃經濟效率乃至公平的客觀評價不滿，意欲從各個視角、全方位體系和核心價值觀上，徹底打倒和埋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就是張五常同馬克思原本遠隔數代，從學術涵養，知識水準，思想境界，理論水平和時代背上，都相距十萬八千里，卻如同瘋狗一般，甚至拋棄了龐巴維克式的西方學者的斯文，惡狠狠地偏要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釘上幾個大的釘子。其惡毒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那種難以名狀的仇恨與恐懼，由此可見一斑。

華盛頓共識，就是他們在科斯神話、諾思神話、弗里德曼神話基礎上，甚至借助于所謂大趨勢、第三次浪潮等未來學的鼓噪，憑借哈佛大學的薩克斯的休克療法的學者殺手和一大批新技術進行國際博弈的經濟戰略和國際顛覆。

二、科學、客觀、準確的評估前后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奇跡

依照現行國際公認的統一的國民生產總值比較、判斷標準，1978年以來的后三十年，大體上保持了年均10％的全球經濟史上長時段的超高速經濟增長。這是包括日本、東南亞，更不必說英美的任何一個國家、地區，在長達數十年間所不曾達到和保持的經濟增長。這是總量上了客觀的真實的增長，也是真實的客觀的總量財富積累。當然，論及人均財富增長和發達演進水平的國際比較，則中國經濟增長之謎，留下了巨大函待學者、專家和人們去深度探索。這方面的國家戰略層面的認知，促成了簡單發展向科學發展觀的強制性轉變。

按可比、同量級評斷水準，前三十年增長又如何呢？究竟是毗鄰崩潰邊緣？是長期溫和增長？抑或是停滯與專制共存，就像保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學者的東方與中國所扣上那頂的虛幻的古代桂冠一樣？張全景、數學等等許許多多的學者，甚至包括耶魯大學教授，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奇跡，都有過史料翔實，內容論述充分，說理公道的詳盡論述與分析。然而一些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士，總以所謂經濟學家的話語權，妄加詆毀旺，污蔑那個時代的經濟革命。

依照可比、可接受的官方數據，前三十年國民經濟增長年均速度為6.8％。然而，此增長速度是依照另一套國民產值體核算出來的。此核算體系若要同現行統一國際GDP經濟增長速度口徑統一，起碼必須作出下述最重要的修正。為了方便分析和闡述一致，下述直接在上述6.8%增長的基礎上逐一加以補充與修正。

首先，在前三十年計劃經濟體制與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下，土地價值并不記入國民生產總值。然而，在前三十年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從國民經濟的企業、廠房建設到種種基礎設施建設，從三線工程到農田水利，從職工宿舍到城鎮發展，甚至包括大規模的墾荒、造田等等，無不涉及到土地投入和使用。在計劃經濟之下，國有資產的土地不計入商品經濟的價值流轉，但顧全前后三十年經濟增長的可比性，卻不可能忽略土地價值。而土地價值總量無疑在動態加速上升，但平均核算下來，年均占GDP至少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之間。

其次，前三十年，總體上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現如今外資外債累計達六千億至七千億美元。由數值數據甚至是外資資產由于收益、利潤、市值等再投入和市場效應，已超過二萬億美元。而財政赤字和種種內債規模更是外債的相當數量。這樣若以舉債形式形成的債務資產所推動的經濟增長來衡量，則按可換算口徑，則至少在年均增長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二左右。

第三，前三十年在無形資產、技術專利、科學發明、教育乃至諸多大型的農業基礎設施、工程等，均未形成市場，更不進入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全國的數萬的大中型水庫（八萬多），全國性的土石方工程合同分界者，包括像雜交水稻、胰島素、大學教育與科技隊伍建設等，還包括大飛機和諸多軍工和高科技，都沒有進入市場體系，而這方面的綜合價值依照可比的市場化價格換算，應該不低于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第四，前三十年的整個價格水平，尤其是非生產性的第三產業，甚至生產性的作為基礎性的供給的能源、原材料，第一產業的產出，農業因由剪刀差原因，都大大處于有意識的壓抑狀態。金融、財會和全部管理、咨詢產業都處于盡可能的“邊緣化”產業與產值地位。因此，既不計入國民總產值，又不放大其產出價值。這部分的抑制和未計入部分至少在0.5％到1％之間。

把上述四項可比部分，以最低估算比重，2％＋1.5％＋3％＋0.5％，就會出現6％的額外增長。在加上前述的6.8％，前三十年的經濟增長率應該定在12.8％。這幾乎四分之一強超過了后三十年的增長。構成另外一的超高速的經濟增長。

那么，這樣增長的同比口徑換算，符合不符合真實的經濟增長，符合不符合人們的真實經濟感受和財富所得呢？

首先，依靠外資和靠舉內債的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無論就客觀外在環境，還是內在經濟取向與社會積累功能而言，都基本上不大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當然這絕不等同于毛周時代是閉關鎖國。正相反，后三十年的開放格局，完全是在前三十年牢固的艱難的對外開放之上取得的。沒有小球推動大球的中美關系的打開與奠定，后三十年的開放格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澤東的中－美－蘇大三角的戰略推進，完成了中國外交大格局的構造，是中國打開西大門，迎來發達國家外交的豐收的根本前提。而中國后三十年的兩頭在外，國際大循環的貿易推進，又絕對地是在一五蘇聯援建一百五十五個項目，和后來的整個民族工業體系建構工程，形成中國基本骨干工業體系為基礎和前提的。就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可能實施，也是由于前三十年后期，毛周引進大型化工廠，構建了全國化肥產業，造就大中型水庫農田基本建設，實施種種農業革命（如種子），才使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新型城市化成為可能。

在被封鎖、圍堵和時刻受顛覆威脅的國際大環境下，第一，保留了香港對外經營的橋梁與門戶，保持了中國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往來；第二，繼而利用和引進蘇聯三億美元貸款和一系列的蘇聯工業、管理技術，借鑒了蘇聯一系列的制度、體制、技術、專家經驗，并從56年起便在戰略上，盡可能吸取蘇聯模式的反面經驗教訓；第三，由一邊倒到中－美－蘇大三角，由一邊倒走向三個世界，由抗美援朝，援越反美抗法到打開中美、中歐、中日等一系列外交大門；第四，由最初的引進蘇聯7２年后引進美國農業機械化設備、化肥巨型生產線等等，前三十年里的開放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戰略與斗爭哲學，堪稱大國精彩紛呈的不博弈。

因此，前三十年利用外資和靠內部舉債，不是不為之，而是不能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那種外交與開放方略和積累方式，不但是唯一可選的，而且是唯一正確的，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大國起于弱國（貧弱交加）的領袖，毛澤東的忍耐、寬厚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他是一切統一戰線，包括國際統一戰線的不二大師和戰略高手。這里絲毫不存在什么被炒的煙幕化的所謂斗爭哲學，不是中國硬要一邊倒，選擇先同美國，后同蘇聯交惡，而是國際風云，國際陣營迫使你在兩難中選擇最有利于中國當時環境的出路與通道，多始終保持獨立自主和把握未來大格局。

綜上所述，舉債推動經濟增長不可能，那么，為準確比較前后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就需或者在前三十年依靠思想試驗方法論，假定其可能的效益，把后三十年而生成的速度同比加上去，或者在后三十年速度上，為保持同前三十可比性而在后三十年的速度上減去這部分。無論哪種方法，前三十年基本上在速度上保持2％至更高一點的優勢。

但最終結論符合歷史事實和客觀真實感受嗎？任何科學和真理是必須接受歷史和實踐檢驗的。

從百姓日用生活、普通生活水平看角度看，上述經濟增長里顯然得不到直觀左證和感受支持。這是緣何迄今為止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長期閉關鎖國、物質匱乏、產出短缺，甚至是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國富民窮”等等能夠被煽動、鼓噪起來，而且似乎頗有市場，并似乎經久不衰的根本性認知原因之一。

以食為天的百姓，不可能不把社會經濟增長的衡量、評斷同自身的生活質量與環境改善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然而大眾的認知誤區或許就在于被眼前的市場供應，口袋里的鈔票堆集，名下的房子、車子，住宅的寬敞、舒適所迷惑。他們不會想到那些在嚴酷的作業，生存環境下的農民工的付出與貢獻，不大會想到社會資金集中到房地產、家用汽車等等高檔消費品后，國家的國際比較后勁，就可能大大削弱。而大眾認知誤區的社會性矯正，則只能等到所謂新的三座大山形成之后，在房奴、車奴、蟻族、被邊緣、成弱勢而后，對幸福、風險、主人公、尊嚴、社會地位等根本性的人際政治與社會政治生態的重新反思，才能加以矯正。

顯而易見，大眾誤區依然在，真理的光芒并沒有在“除弊”和“照亮”（海德格爾）兩個層面得到伸張，但“毛澤東熱”已經遠遠超出了對偉人的懷念，而逐步在呈現和上升受到對制度、體制、文化理性的大眾性智慧回歸。這就是當下緣何主流經濟學家們幾乎每每遭遇滑鐵盧，以往那種順風順水，宛如呼風喚雨，宛如真理的兄弟、智慧的代言人的暢快與淋漓，一去不復返了，反倒是網上的被拍磚，媒體遭罵，公眾里被圍攻，只能在小范圍作最后的抵抗。當然，其中一些開始轉變。不過華爾街的國際經驗值得注意，０８年在舉世的譴責和追討下，稍微有些收斂，而０９年則用來發給高管獎金的就高達二百億美元。要想以為良知能喚醒這些吸血鬼，那當真是天大的笑話。“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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