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蓋世功勛不容資改派否定
――兼駁資改派建國頭29年“經濟崩潰”論

孫學文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他們肆意貶損共和國前29年的歷史，否定毛澤東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成就。他們對前29年的歷史前后扣上4個“經濟崩潰”的帽子。一是說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錯了搞糟了，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二是說1958年“大躍進”，“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是說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四是籠統地說，毛澤東執政時期或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29年，使“生產力受到破壞和阻礙”，出現了所謂“經濟凋弊，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都是無恥的攻擊。近年來，后起權貴也昧著良心重復這種謊言。下邊用鐵的歷史史實批駁這些無恥的謊言。

一、建國頭29年“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嗎？

（一）什么是“經濟崩潰”？經濟學講的“經濟崩潰”，是有特定含義的，并不是人們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詞”。所謂“經濟崩潰”，是指經濟完全破壞，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陷于一片混亂和癱瘓狀態。講一國經濟崩潰至少有5個標志：
①工農業生產全面下降，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二位數的負增長；
②成千上萬家企業大批破產倒閉，千百萬職工下崗失業，陷于絕對貧困狀態；
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一般在15%以上；
④財政崩潰，財政入不敷出，出現巨額赤字，借新債還老債還不足以彌補，靠增發巨額鈔票或廢棄舊鈔發新鈔來渡過難關；對外貿易出現巨額逆差，借外債達到還不起的地步。
⑤金融崩潰，銀行壞賬超過國際警戒線，造成銀行支付危機，出現銀行大批破產倒閉、儲戶叫苦連天。上述五大問題相輔相成，互相推動，生產、銷售、分配、消費諸環節一片混亂，各項經濟活動陷于癱瘓狀態。這種經濟崩潰，只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戰后時期、國民黨政權在逃離大陸前的時期及蘇東某些國家在演變后一段極其混亂時期。

（二）建國頭29年“經濟崩潰”了嗎？

用上述五條標志來衡量我國“三大改造”時期（1953-1957年）、“大躍進”時期（1958-1960年）或延長為1958-1962年（“二五”時期）、文革時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1950-1978年）。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來看，1953-1957年（一五）五年增長了55.54%，年遞增9.25%，1958-1960年3年增長31.67%，年增長9.6%，1958-1962年增長指數為90.28%，年遞減－2%（按水平法），如按累計法測算年遞減0.62%；1966-1976年文革十一年增長了83.1%，年遞增5.65%；1966－1978年（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共13年），增長1.2倍，就是說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長6.25%；1950-1978年建國頭2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03倍，即翻了3翻，長達29年平均每年增長7.45%。除了1958-1962年（主要是1960-1962年是負增長，分別為－0.3%、－27.3%和－5.6%）而前兩年則分別增長21.3%和8.8%）即“二五”時期外，都比大多數西方國家要高（29年比較，僅比日本低），如何能扣上“經濟崩潰”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時期后三年的經濟下降，是當時政府調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幾項指標幾乎都與“經濟崩潰”不搭界。事實證明，中國在對私改造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增速比較快，新的工廠大批建成投產，職工人數百萬、千萬增加，物價穩定，投資和貨幣流通增速比較適宜，保持了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進出口較快增長且平衡發展，人民生活有較快或略有增長，說這兩個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胡說八道。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以1966-1978年為例，列出以下指標可以批駁“崩潰論”：工業企業（社隊企業以上不含個體、家庭工業）新增19萬多家，職工人數新增4534萬人，全民單位投資年增9.05%；外貿有節余9.8億美元，財政有節余22.3億元（按原統計口徑有31.63億元），文革時還有一個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未達到的，即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國家和財政最理想的狀態。貨幣流通量年增長6.75%，累計增發鈔票121.2億元，平均每年僅發9.32億元；銀行存貸差到1978年為715.5億元，消費物價每年僅增長0.3%，零售物價僅遞增0.1%，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0.35%，居民消費水平年增長2.25%。雖然增長不多，但并沒有下降。現在有必要說清有不少人用周總理提出的國民經濟“三個突破”來論證文革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所謂“三個突破”是指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總額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這“三個突破”是周總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個突破”并對1972年職工人數突破至5610萬人、工資總額達到340億元、糧食銷量達到927億斤極為不滿。1973年采取了七項措施解決“三個突破”的問題。結果是：國有職工增至5758萬人、工資總額353.3億元、商品糧銷售968億斤。不僅對1971年是“三個突破”，而且對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將繼續突破，永遠突破。周總理當時提出“三個突破”，是針對當時職工增加過快，而財政狀況不佳、商品糧供應緊缺而提出的，是有現實意義和作用的。但是把這作為一個長期的方針政策或是一個經濟好壞的評價標準，我認為是極其錯誤和荒謬的。它與人類社會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社會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遠無法發展和進步。“三個突破”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供了政策依據。還有人用貨幣平均工資下降說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文革時期新增職工4534萬人，都進工資最低檔，把平均工資拉下來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參加工作的，他們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那種把三線投資的1000多億元全部算著損失和按“一五”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套算出文革期間損失5000億元是主觀主義的和不科學的。

（三）“二五”和“大躍進” 時期“經濟崩潰”了嗎？

下邊著重談談“大躍進”及“二五”時期的經濟狀況：

（1）關于1958年經濟情況。按單一生產力標準衡量，1958年確實實現了工業大躍進，1958-1960年也基本上達到了重工業“大躍進”的要求，但整個“二五”時期國民經濟出現了負增長，列建國13個計劃時期倒數第1位。根據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后核實的數據，1958年列建國59年來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產業年增52.9%、工業增加值年增53.4%，運輸郵電業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還有社會總產值年增32.6%，工農業總產值年增32.2%，工業總產值年增54.8%，重工業總產值年增78.8%和能源總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機床年增185.7%等重工業產品，以及化纖（增14倍）、紗（49.5%）、絲織品（40%）、手表（40.3倍）、收音機（261.9%）、照相機（209倍）等輕工產品。列第2位的有輕工業總產值（33.7%）、發電量（42.5%）、呢絨（47.2%）、縫紉機（130.2%）、生鐵（130.5%）、焦炭（161.9%）和發電設備（455.6%）等。國民收入列第3位（增22%）、總投資列第4位（84.5%）、基建投資年增87.8%，列第3位。財政收支分別增長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財政赤字21.74億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開放以來每年幾百億、幾千億元（2009年打預算赤字9500億元），是小巫見大巫。銀行貸款增長69.7%，列1953年以來最高增長率，貨幣增發率為28.4%，列第9位。進出口增長24.8%，列第10位。零售物價和消費物價分別增長0.2%和-1.1%，處于最低物價水平。職工平均工資和國有職工實際工資分別為-14.1%和-12.1%，說明1958年工業實現大躍進，并不是靠物質刺激和物價上漲帶來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煉鋼鐵而帶來的平均工資減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現在工資總額增長10.5%，居民消費水平增長1.4%；居民儲蓄存款增長56.8%，列建國59年來第1位。主要農產品產量，除黃紅麻、水產品、大牲畜頭數等負增長外，農業增加值增長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農業總產值增長2.4%（列48位），糧食增長2.5%（列第33位），棉花增長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長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長31.4%（列第6位），豬牛羊肉增長11.5%（列18位），烤煙增長51.2%（列第5位），水果增長20.1%（列第8位），蠶繭增長5.4%（列34位），茶葉增長21.5%（列第3位）等。以上說明，1958年不僅不能說是什么“經濟崩潰”，而且按周恩來提出的量化指標①，中國經濟確實實現了“大躍進”。

（2）關于1958-1960年經濟情況

1958-1960年也實現了工業大躍進。這三年工業增加值年遞增28.1%，工業總產值年增32.8%，僅低于三年恢復時期的36.75%和33.85%，列中國13個計劃時期②的第2位高速度。列13個時期增長率第1位的有能源總量（44.1%）、煤炭（50.1%）、天然氣（145.85%）、化纖（255%）、縫紉機（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鋼（51.65%）、鋼材（38.85%）、原油（52.7%）、機床（76.3%）、汽車（41.95%）、原鹽（15.85%）、紙張（25.55%）、收音機等，水泥、化肥、自行車等列第3位。重工業產值增速（49.35%）列第1位，輕工業（13.75%）列第6位。而且這時國有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幾乎都列建國56年前3名。如固定資產利潤率分別為36.9%、40.9%和39.5%，資金利潤率分別為34.2%、35.2%和32.6%，資金利稅率分別為46.5%、48.7%和43.6%，產值利潤率分別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產值占用流動資金分別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國59年來倒數第2、6、10位，是比較低的。三年僅基建投資新增固定資產就達到702億元，每年遞增25.1%，是國有經濟大發展時期，而且已開始批量生產汽車、飛機、拖拉機及原子彈爆炸裝置等新興的工業部門和工業產品。總的評價，“三年大躍進”，實現了工業高速發展，特別是重工業迅速發展，尤其是對蘇東國家援建的156項重點項目大部分在這個時期建成，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工業經濟效益也是最佳時期。但這個時期農業卻是下降的，出現了糧荒和農業短缺危機。這時城鄉企業仍是增加的，職工人數也是增多的，不存在企業破產倒閉和職工下崗失業問題，銀行存貸差雖有所擴大，但銀行自有資金卻增加了315.9億元，增長5.81倍；三年財政赤字累計雖達169.4億元，通過增發鈔票43.1億元和向銀行透支彌補，透支額并未超過銀行自有資金額，因此這時銀行和財政并未“崩潰”。而整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GDP年增9.6%，國民收入年增9.2%，超過“一五”時期的水平，無論如何都扣不上“崩潰”的帽子。

（3）關于1958-1962年(二五時期)經濟情況。農業從1959年開始就很不景氣，而且一連延續到1962年。鑒于到1960年中國出現糧荒和農業危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得不在“二五”后兩年對非農經濟采取嚴厲的經濟調整方針。這是陳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張的，毛澤東也同意了的。中國進入了1960—1962年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出現了一場生產下降、食品供應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經濟危機。按水平法測算，“二五”時期GDP年遞減2%，農業增加值和農業總產值分別遞減5.65%和4.3%。主要農產品產量中，除羊存欄數年增長6.4%（約列前5名）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糧食-3.9%，1962年比1957年減少3505萬噸，而1960年到1961年減產更多；棉花-14.5%，減產89萬噸；油料-13.75%，減產319.3萬噸等。由于保農業、壓工業等調整措施，使工業生產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個“二五”時期各項經濟指標幾乎都列13個時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農民消費水平－3.3%，市民消費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由于1958、 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萬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問題出在1960-1961年，這兩年總人口分別比上年減少1000萬和348萬人（順便說一下，改革開放31年來，每年人口死亡總數在800-1000萬左右），表現在這兩年人口死亡率高達25.43‰和14.24‰。考慮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蔣正華教授采用歷年生命表參數計算和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對美國科爾教授線性公式計算結果進行技術性修訂(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他們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691—2158萬人，那種估算在3000-4000萬人以上則是高估。本人按國家統計局在后來核準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測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萬人，死亡人口964萬；1960年出生1384萬人，死亡1707萬人；1961年出生1185萬人，死亡940萬；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萬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萬人。將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萬人，多死亡743萬；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萬，少死亡24萬人；1960年與2008年相比較，少生228.2萬人，多死亡774.2萬；1961年與2008年相比較，少生427.2萬人，多死亡7.2萬人。這樣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較，少出生765萬、多死亡719萬人，這兩年非正常死亡1484萬人；與2008年相比較，少出生655.4萬人，多死亡781.4萬人，這兩年非正常死亡1436.8萬人。由此說這兩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比1959年多死亡719萬人，比2008年多死亡781.4萬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別為1484-1436.8萬人，但絕不會超過2000萬人。上述情況是十分嚴重的，也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非正常死亡增多令人悲痛。我認為與1978年農業大躍進和包括趙紫陽在廣東任農委書記時放“水稻衛星”等浮夸風密切相關，也與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見識遲、措施慢也有關。在全國各地高吹“糧食放衛星”的1958年，仍進口糧食22.35萬噸，在隨后發現糧食供應緊張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卻只分別進口糧食0.2萬噸和6.63萬噸，這兩年又分別出口糧食415.75萬噸和272.04萬噸，結果這兩年純出口糧食415.55萬噸和265.41萬噸。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進口糧食至580.97萬噸和492.3萬噸，同時出口糧食135.5萬噸和103.09萬噸。整個“二五”時期進口糧食1102.45萬噸，出口糧食1214.72萬噸，純出口糧食112.27萬噸。比起1982年進口糧食1611.69萬噸和2005年進口糧食3692萬噸的政策的反差是多么地顯明？！

我認為，“二五”后三年中國出現了經濟短缺危機，但仍不能說是什么“經濟崩潰”。理由有：

(1) 工業企業數、職工人數減少，但工業生產力卻都保留下來了。1962年社以上工業企業數雖比最高的1959年減少12.1萬個(其中國有工業減少4.58萬個，城鄉集體減少7.52萬個;工業勞動者減少1176萬人（其中國有工人減少815萬人，但城鎮集體卻增加l44萬人），但是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從1957年的274億元增到1962年的786億元，純增512億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億元。這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崩潰、企業破產倒閉、機器設備被毀、生產力受到破壞是截然不同的。中國通過有領導、有計劃實行“關停并轉”的調整措施，雖然企業個數、人數減少了，但生產力卻全部保護下來了，反而通過合并重組增強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來了，富余職工也給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會動蕩。

(2) 未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在“大躍進”的前3年，各類物價基本保持穩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費物價－0.05%）。只是從1960年以后逐步放開三類農副產品價格，搞“高價商品”(陳云提議的，目的是回籠貨幣)，允許個體商販存在并自產自銷，使物價上漲。1961年零售物價上漲16.2%，消費物價上漲16.1%，農產品收購價格上漲28%，達到建國29年來最高水平(1950年以來)，列建國59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個“二五”時期，分別年遞增4.7%、4.15%和6.5%，為輕微的通貨膨脹，只有1961年上漲16.1%，與1988年上漲18.8%、1989年上漲18%、1994年上漲24.1%和1995年上漲17.1%，才能稱為惡性通貨膨脹。

(3)  ”二五”時期，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也沒有達到“崩潰”的程度。“二五”時期的財政收支都是正增長，分別年遞增0.2%和0.1%（水平法），累計有財政赤字129.54億元，列13個計劃時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億元，列建國29年的最高額，但僅列建國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實現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財政節余18.67億元，列60年財政有節余的20年中第5位。對外貿易－3.1%，但有貿易順差累計5億美元，其中1962年有現匯結余0.81億美元。市場貨幣流通年遞增15.05%，列13時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發鈔票53.7億元，列13個時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別增發20.8億元和29.8億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 但大大低于改革開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發1133.6億元鈔票），而1962年不僅未增發鈔票，反而回籠貨幣l9.2億元，是建國以來回籠貨幣6年中最多的一年。銀行存貸款分別年增20.05%和19.7%，分列12個時期(無恢復時期數據)的第4、5位;1962年貸款規模維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貸差238.6億元。這五年中只有1958年發公債7.98億元，未向國外借款，而且償還國內外債務50.49億元，其中還外債34.07億元，占外債總額的59.3%(總外債51.63億元)。即財政與銀行都沒有破產和倒閉，雖然問題在頭29年內較為嚴重，但在照常運轉，而且1962年出現好轉的趨勢。

(4) 經濟總體也沒有到了“崩潰”邊緣。由于1959-1961年農業生產主要受旱災等影響(受災面積分別為4463、6546和6175萬公頃，分別占耕地總面積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國59年來的第20、1、2位。那種說這幾年是什么風調雨順年景是不顧事實的捏造。)，農業生產全面減產，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非農業(主要是工業)采取調整措施，這樣才使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貿業出現了比農業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個國民經濟出現負增長。GDP在前2年分別增長21.3%、8.8%的基礎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維持在高產出水平。到后兩年由于調整措施才使整個“二五”時期按水平法計算－2%，按累計法只下降0.62%。除農業外，其他行業仍有一定的正增長。第二產業年增0.95%（按累計法計算為6.3%），工業增加值年增2.15%（7.3%），運輸郵電增加值年增2.25%（6.8%），工農業總產值年增0.06%（3.2%），工業總產值年增3.8%（9.5%）。其中輕工業年增l.1%（3.2%）。重工業年增6.6%（16.7%）。說明“二五”時期工業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創造了比改革開放30年來還要好的成績：如能源總量五年平均年遞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發電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纖年增132.6%、縫紉機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氣年增71.8%、農藥年增6.25%等，改革開放30年來有那一項增速達到上述水平？！

“二五”時期，基建投資1206.09億元，比“一五”增長1.05倍，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也比“一五”增長75.1%。蘇聯從1950-1959年援建項目共計304項，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項，其余201項正在建設中。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資料，停止供應設備和零部件，使250多個企業和建設項目處于停頓狀態。中國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這些項目一個一個建成了。“二五”時期新增產品生產能力比“一五”有成倍增長，其中煉鋼增長3.52倍、煤炭開采增1.34倍、發電能力增2.5倍，石油開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糖增76.9%、紙張增3.53倍、新建鐵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萬噸等。先后建成鐵路有寶成、包蘭、黔桂、北承鐵路;建成黃河三門峽、漢水丹江口、劉家峽、青銅峽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建成重慶長江大橋和鄭州黃河大橋。這個時期我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如試制成功半導體收音機、電視發送設備、巨型變壓器、內燃電動機床、2500噸水壓機、2.5萬千瓦高溫高壓汽輪機、二千馬力液力傳動內燃機車、5千～1萬噸遠洋現代貨輪、拖拉機、“東風”牌轎車、“紅旗”牌高級轎車、每秒運算1萬次計算機、數控銑床、25型直升機、液體探空火箭、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當時國際上都是比較先進的產品。特別是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懷來縣進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彈爆炸試驗并獲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導彈首次試驗也發射成功。在首都北京還建成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電視臺(現為中央電視臺)及北京十大建筑。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說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那種把“二五”時期發展速度一定要達到“一五”水平，推算出“大躍進”損失1000億元的數據既是不科學的，而且也高估了損失。

二、建國頭29年與改革開放后30年和同期國外及舊中國最高年經濟比較

主要指標對比:

（1）國內生產總值從1949年408億元增到1978年3645.2億元和2008年30067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指數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長了7倍多，年增長7.45%，后30年增長15.5倍，年增長9.8%。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個百分點。新中國59年GDP共計增加131.4倍（而不是某權威人士發表的，說新中國50多年來GDP只增長了十幾倍），59年平均每年增長8.65%。半個多世紀保持如此高的增長速度，確實在人類經濟史上是少見的或獨一無二的。按當年的匯率測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兌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8年按6.9451元人民幣），從1949年194.3億美元增到1978年2165.1億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說的是1400億美元或1600億美元）和2008年43292.4億美元，按匯率法測算，前29年增長了10.14倍，年增長8.65%；后30年增長18.99倍，年增10.5%，按這個辦法，前29年比后30年低1.85個百分點。現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及各國大多采用匯率法，采用按可比價格計算與購買力平價計算辦法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改革開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開放前要高出2.35個百分點，但需說明的是外資經濟現已占GDP近1/3，其中2004年占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30.2%。在主要產業中已占75%的股權；私人、個體經濟已占GDP1/3以上，國企單位數，2004年經濟普查，只剩下19.2萬戶，比1996年減少196.8萬戶，集體企業單位數減少455.4萬戶；2008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只剩下6447萬人,比1995年減少4814萬人，城鎮集體就業人數只剩下662萬人,比1991年減少2966萬人。公有經濟單位就業人數占全社會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8年僅占15.1%。這與頭29年完全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國有職工創造的是不同的。而且這種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按建國頭29年GDP年增7.45%與同時期外國主要國家比較，比美國年增3.4%、德國年增5.85%、英國年增2.45%、法國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亞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國）－5.0（英國）個百分點；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長3%高出4.4個百分點，僅比同期日本8.7%和蘇聯7.75%略低。如果按匯率法測算中國29年達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蘇聯相媲美。

GDP59年比較：中國為8.65%，比美國3.8%，日本5.45%，德國3.25%，英國2.25%，法國3.35%，意大利3.3%，加拿大3.6%，澳大利亞3.95%，印度5.25%，蘇俄4.55%和我國臺灣省（1953－2008）的7.65%都要快。要快3.2（日本）－6.4（英國）個百分點。

（2）一產增加值從1949年279億元增到1978年1018.4億元和2008年3400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1.358倍，年增長3%，后30年增2.861倍，年增長4.6%。按美元折算，從132.9億美元增到650.3億美元和2008年4895.5億美元，前29年增長3.59倍，年增長5.4%，后30年增7.02倍，年增7.2%。中國農業生產增速大大落后于工業，但比同時期（1950-1978年）美國2.1%，日本2.35%，德國1.8%，英國1.9%、法國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個百分點。僅比澳大利亞的3.05%低了0.05個百分點。如果說中國農業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潰了，那么國際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早就破產了。59年來農業增長8.11倍，年增長3.8%，比上述各國57年增速都要快，比美1.6%，日1%、德1.3%、英1.15%、法1.3%、意1.2%、加1.75%、澳1.35%、印度2.75%，和蘇俄1%要高出1-3個百分點，比臺灣（1953-2008）2.55%也快了1.25個百分點。

需要說明的，雖然改革后比改革前農業增速快了1.6-1.8個百分點，但分田到戶后小生產方式的農業經濟的衰退是無可挽回的趨勢。農業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下降16.9個百分點。務農勞力占全社會就業比重，由70.5%下降到39.6%，降低30.9個百分點；由于占用耕地大搞開發區使5千萬農民失地失業無以為生；現約有1.5億農民工進城謀生；糧產只年增1.85%，比前29年低了1.65個百分點，1999-2007年糧產低于1998年，29年累計純進口糧食22046.6萬噸，平均每年純進口760.2萬噸。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2.5億人增到2008年近4.34億人（為國際貧困線，每人每天消費低于1.25美元）。有人發出“農民真窮，農業真苦”的呼喚！

（3）工業增加值從1949年50.5億元增到1978年1607億元和2008年129112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42.48倍，年增長13.9%，后30年僅增長25.63倍，年增11.55%。前29年比后30年高出2.35個百分點，說明前29年工業化進程比后30年更快。比同時期（1950-1978年）的美國4.45%，日本12.05%，德國6.65%，英國2.5%、法國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亞5.35%和蘇聯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國）個百分點。按匯率法測算，由1949年24.05億美元增到1978年956.5億美元和2008年18590.4億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長13.55%，比后30年年增10.4%，要高出3.15個百分點。包括建筑業在內的第二產業的年增速也高出后30年，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年增14.05%，后30年年增11.4%，高出2.65個百分點；按美元測算，二者的速度比為13.75：10.55%，高出3.2個百分點。59年中國工業增長了1147.4倍，年增12.65%，比58年(1950-2007年)的美國3.5%、日本3.4%，德國3.85%，英國1.65%，法國3.15%，意大利3.9%，加拿大3.45%，澳大利亞2.6%，印度5.9%和我國臺灣省（1953-2008）9.05%，要高出5.25（日本）－11個百分點（英國）。改革前后比較，不僅工業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大力發展“五小工業”，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偽劣嚴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氣等嚴重污染。國企工業改革，造成大批國企被兼并破產，職工上千萬下崗失業，資金效益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國有工業戶數只剩下20463戶，比1995年減少97537戶，下降82.7%；職工人數只剩下1779.1萬人，比1992年減少3576.4萬人，下降79.2%。國有企業在這里真正發生了一場衰退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國家投資最多、占國民經濟主體、主導作用的工業領域，在39個主要工業行業中，非公經濟在27個行業中（占69.2%）的比重超過50%，即中國工業經濟到2004年從總體上已私有化了。

（4）中國與西方大國的差距是縮小還是擴大了？按現價現匯測算，中國GDP折合成美元數，從1949年194.3億美元增到1978年2165.1億美元，約列世界位次從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國家統計局核實數為193085億元，按1美元＝8.1917元匯率測算，折合為22350億美元，超過法、英兩國GDP在2.1萬億美元左右（2004年法、英兩國GDP分別為20026億美元和21400億美元），2007年按核實數和當年匯率測算，中國GDP為33838.2億美元，超過德國的32972億美元，僅低于美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匯率法測算，中國與美國差距，從1949中美（194.3：2847億美元）中國約為美國6.82%，或美國為中國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兩國GDP為2165.1：22192億美元，中國為美國9.76%，或美國為中國的10.25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2.94個百分點和美國為中國的倍數縮小4.4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30%。縮小不多，但是是縮小而不是擴大了差距。按不變價格計算，即中國以年增7.45%，而美國僅為3.4%，中美發展速度相差4.05個百分點，是美國增速1倍多。1950年各國按當年匯率測算的GDP合美元數為基數，按各國不變價格計算GDP，拋除物價上漲和匯率變動的影響。中美1978年GDP為1556.9：8902.6（億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縮小到1978年1：5.72，縮小8.93倍，縮小60.95%。那種說中國在頭29年擴大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不顧客觀事實的胡說。

（5）頭29年與舊中國經濟比較：有人說，毛澤東弄得中國“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比舊中國還糟”。這里將1978年與舊中國最高年產值、產量比較。1978年GDP3645.2億元，按當年匯率測算折合為2165.1億美元，比國民黨統治時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億美元，增長了27.2倍；比1949年增長了10.1倍；工農業總產值1978年達到5634億元，比1936年688.1億元，都按1957年價格計算，增長了7.37倍，比1949年增長12.83倍；農業總產值達到1397億元，分別比舊中國最高年和1949年增長了1.11倍和1.96倍；工業總產值達到4237億元，分別增長17.6倍和39.66倍。輕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12.5倍和20.6倍；重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22.8倍和94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工業產品產量有成倍的增長。如1978年糧食產量達到30477萬噸，比1936年的15000萬噸和1949年11318萬噸增長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長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長了2.98倍和7.41倍；茶葉增長了19.1%和5.54倍；烤煙增長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長了9.51倍和4.48倍；水產品增長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頭數增長了31%和56%；羊存欄數增長了1.72倍和3.01倍；肉豬存欄數增長了2.84倍和4.22倍。工業產品產量增長更多。如原煤1978年達到6.18億噸，比1942年0.62億噸和1949年0.32億噸，分別增長8.97倍和18.3倍；原油達到10415萬噸，比1943年32萬噸和1949年12萬噸，分別增長324.5倍和866.9倍；發電量達到4277億千瓦時，比1941年60億千瓦時和1949年43億千瓦時，增長41.8倍和58.7倍；粗鋼增長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長27.5倍和97.9倍；生鐵增長18.3倍和138.2倍；機床達到18.32萬臺，分別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長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長25.9倍和120.2倍；純堿增長11.9倍和14.1倍；燒堿增長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長12.8倍和15.5倍；棉紗增長3.9倍和5.7倍；棉布增長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長4.54倍和10.35倍；卷煙增長4.01倍和6.39倍；原鹽增長3.98倍和5.53倍等。這些成就決不是資改派閉著眼睛就能否定了的。從人均產值產量對比來看，雖然1978年總人口達到96259萬人，比1936年增加51259萬人，比1949年增加42092萬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從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3.48倍，年增長5.3%，延長到1980年年增長5.35%，比同時期美國年增1.85%，德國年增3.15%、英國年增1.65%、法國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亞年增2.6%、蘇聯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臺灣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這29年中，居民儲蓄存款年遞增20%，人均儲蓄年增16.8%、職工工資總額年增9.55%、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增2.2%，其中國企職工和集體職工分別年增2.35%和1.8%；居民消費水平年實際增長2.9%，其中農民和市民分別增長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和農民人均住房面積分別達到6.7和8.1㎡。上述數據說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雖然增長不快，但生活水平卻是提高了，基本保證了全國人民的溫飽需要。那種說頭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無恥的攻擊。人均GOP按美元測算，從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長12.47倍。人均粗鋼增長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長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長154.4倍和543倍；人均發電量增長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長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鐵增長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紗增長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長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長1.7倍和11倍。人均農產品中，除了糧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長。上述事實說明，新中國比舊中國不知要強大幾十倍，僅GDP1978年一年產值就比國民黨統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種攻擊新中國不如舊中國，是昧著良心說謊話。

三、關于建國頭29年中國國民經濟建設成就

建國頭29年不僅國民經濟沒有“崩潰”，而且還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

（1）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工業經濟體系。29年來工業基建投資3434.4億元，工業新增固定資產2292.89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66.8%，比改革開放后“八五”時期的62.7%高出4.1個百分點。1979-2003年工業基建總投資達到53701.6億元，為前29年的15.6倍，其中年平均投資擴大了17.1倍。由于竣工房屋造價由1978年每平方米造價104元（為前29年最高造價）增到2003年1273元，上漲了11.2倍，因而單位投資效率比前期差。前29年僅用后25年6.4%的基本建設投資就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通過大規模工業建設，新增了一大批工業生產能力：有鐵礦開采能力13928.9萬噸，占建國54年來的63.1%；煉鐵能力3715.7萬噸，占59.5%；煉鋼能力3304.6萬噸，占55.8%，煤炭開采新增46054萬噸，占45.8%；石油開采11116.7萬噸，占27.8%；天然氣249億立方米，占55.5%；發電裝機容量5128.8萬千瓦，占14.9%；化肥1141.8萬噸，占42.1%；水泥4931.1萬噸，占30.0%；棉紗1054萬錠，占61.9%；制糖301萬噸，占43.8%；造紙294.9萬噸，占31.9%；木材采運量2583.2萬立方米，占54年來的82.2%；硫酸657.1萬噸，占57.3%；合成氨1162.3萬噸，占52.8%；純堿115.7萬噸，占24.9%，燒堿127.5萬噸，占56.1%，手表788.2萬只，占72.9%；食鹽1081萬噸，占71.3%；新建鐵路23937公里，占51.9%；前29年新修鐵路2.99萬公里，而后30年只有2.8萬公里；新建公路240565公里，占47%等。還必須指出中國到1978年已經批量生產汽車、現代化萬噸輪船、噴氣式各種飛機、千萬次計算機及電視機、電冰箱、電風扇、洗衣機等家用電器。還建成工業各行業為建國50年來最大的企業：最大的礦區－山西大同煤礦，最大的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最大的火電廠――江蘇諫壁發電廠，最大發電機組――青海龍羊峽水電站，最大的油田――大慶油田，最大的煉油廠――洛陽煉油廠，最大型軋鋼工程――武鋼1.7米軋機，特寬特厚大型軋機――河南舞陽鋼鐵公司，最大鐵礦處理工程――攀枝花公司密地選礦廠，最大的銅礦――江西銅業公司，第一條浮法玻璃生產線――洛陽玻璃廠，最大的乙烯工程――大慶乙烯廠、第一個汽車廠――長春一汽，最大的造紙廠——佳木斯造紙廠，最大的鹽場——塘沽鹽場，最大的甜菜糖廠——黑龍江紅光糖廠和吉林新中國糖廠，最大的甘庶糖廠――廣西貴溪化工廠等。上述企業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上大企業的生產規模，是中國工業實力的代表。經過29年的努力，中國工業技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業行業和現代化工業。包括現代冶金設備制造業、采礦設備制造業、大型電力設備制造業，飛機和汽車制造業、大型及精密機床制造業、高級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石油化學工業，有機合成材料制造業、宇航工業、大規模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工業，各種通訊、傳輸設備及精密儀器儀表制造業等現代工業，都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僅機械工業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設立了8個機械部。這都標志著，我國工業技術水平已達到當時世界平均先進水平，至少是同步發展的。到1978年，中國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可以裝備大型礦山、電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車、造船、紡織等重要工業，不僅填補了許多工業技術的空白，而且使中國工業生產逐步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來。從固定資產裝備系數來看，中國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后狀況。國有工業企業人均擁有固定資產已從1952年的2918元增到1978年10501元，增長2.6倍，人均占有資金從2878元增到10763元，增長2.74倍。統配煤礦的機械化采煤程度已達58%。不少工業設備和生產技術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如冶金工業有世界一流的4千多立方米的煉鐵高爐，自行設計制造的1.7米軋機已在本鋼投入生產;機械工業能自行設計制造6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和150萬噸鋼鐵企業的成套設備;石油工業已打成多口6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業已掌握水泥窯外分解技術;電子工業已研制出每秒運算4萬次的大型電子計算機;造船工業已能設計并采用分段焊接法制造2-3萬噸貨輪;紡織工業已掌握氣流紡、噴氣織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藝技術。通過29年的大規模有計劃有目的的工業建設，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部門殘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狀況。

　　到1978年我國已建立了冶金、電力、煤炭、石油、化工、機械、建材、森工、紡織、輕工和國防等11個工業部門，57個工業產業和500個工業行業的門類齊全、布局比較合理、基礎雄厚、技術較先進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生產能力大大增強。如冶金工業企業到1978年有4923戶，職工人數309.4萬人，擁有機床7.93萬臺，鍛壓設備12714臺，1978年工業產值368.9億元，1953—78年增速平均為12.75%;電力工業有企業8286戶，職工76.4萬人，擁有機床l.54萬臺，鍛壓設備2382臺，1978年工業產值161.4億元，26年增速15.2%；煤炭工業有9827戶，職工378.5萬人，機床3.7萬臺，設備8045臺，1978年產值116.9億元，年增速度9.25%;石油工業有企業250戶，職工49.5萬人，機床1.59萬臺，設備1574臺，產值233.3億元，年增20.9%;機械工業有10.3753萬戶，職工941萬人，機床191.6萬臺，設備43.9621萬臺，1978年產值1155.5億元，年增l6.2%；森林工業有12128戶，職工119.6萬人，機床2.5萬臺，設備4456臺，1978年產值77.4億元，年增4.4%;建材工業有44118戶，職工182萬人，機床5.24萬臺，設備9130臺，產值153.9億元，年增11.3%；紡織工業有35474戶，270.1萬職工，機床6.4萬臺，設備6472臺，產值529.1億元，年增6.85%;國防工業有52808戶，職工188.2萬人，機床7.39萬臺，設備23635臺，產值384.1億元，年增9.95%；造紙工業有13553戶，40.l萬名職工，機床3.26萬臺，9791臺設備，產值53.8億元，年增8.15%；食品工業有40953戶，203.9萬名職工，擁有機床3.89萬臺和3826臺設備，產值471.7億元，年增6.25%。這些工業部門、工業產業和行業及工業產品都是29年來一個廠一個廠建設起來的，決不是資改份子一句話就可以否定了的。針對舊中國只有落后的紡織業和原始的采礦業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業，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或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原則，走“重化工”的工業發展道路，才建立了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才能提高國防防衛力量，才能用機械制造業武裝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才能不斷實現工業現代化。靠輕紡工業既實現不了工業現代化，更實現不了國防現代化。那種攻擊過去29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改革開放以后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國家用電器如何普及，對比中國“老四件”確實落后了，但讓港澳臺和外國人看到中國重工業設備，他們都十分驚訝，靠進口設備生產輕紡電子產品，永遠跟在別人后面爬行，沒有重工業特別是沒有機械工業的優先發展，就永遠成不了大國、強國。這就是歷史史實。

　　上述事實說明，我國國有工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進行的是社會化大生產，擁有先進的設備、技術，高有機構成、高素質人才和熟練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譽，如將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私有化，將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名存實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會主義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我國用機器生產的工業企業單位數由1949年15.6萬多戶增到1978年34.84萬戶，其中國有工業企業由3326戶增到8.37萬戶，集體工業由193戶增到26.4萬戶；工人人數由612萬人增到6091萬人，其中國有工人由306萬增到3139萬人，集體工人由9萬人增到1215萬人。29年中，我國工業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增加值增長了42.5倍，年增長13.9%，比改革開放后30年（1979-2008年）年增11.55%高出2.35個百分點；工業總產值增長39.6倍，年增長13.6%，其中輕工業增長19.8倍，年增長11.05%，重工業增長90.8倍，年增長16.8%；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增長88.4倍，年增長16.7%；集體工業產值增長1618倍，年增長29%。所有的工業產品產量都有成倍增長，而且絕大多數年增速都比改革開放30年來要高，如化纖從1957年批量生產以來增長1422倍，年增42%，后30年年增15.95%，高出26.05個百分點；紗增長6.3倍，年增7.1%，比后30年年增7.6%，只低0.5個百分點；布增長4.84倍，年增長6.25%，比后30年年增6%，只低0.15個百分點；紙張增長38.9倍，年增13.55%，比后30年年增10.45%，高出3.1個百分點；食糖增長10.4倍，年增8.75%，比后30年年增6.35%，高出2.4個百分點；原鹽增長5.5倍，年增6.7%，比后30年年增3.8%，高出2.9個百分點；卷煙增長6.4倍，年增7.15%，比后30年年增10.3%，低了3.15個百分點；能源總量增長25.4倍，年增11.95%，比后30年年增4.85%，高出7.1個百分點；原煤增長18.3倍，年增10.75%，比后30年年增5.15%，高出5.6個百分點；原油增長866.1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2%，高出24.2個百分點；天然氣增長1960.4倍，年增29.9%，比后30年年增5.85%，高出24.05個百分點；發電量增長58.7倍，年增15.1%，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6.05個百分點；生鐵增長138.2倍，年增18.55%，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9.5個百分點；粗鋼增長197.6倍，年增20.5%，比后30年年增9.65%，高出10.85個百分點；鋼材增長168.8倍，年增19.5%，比后30年年增11.55%，高出7.95個百分點；水泥增長97.8倍，年增17.15%，比后30年年增10.75%，高出6.4個百分點；木材增長7.3倍，年增7.9%，比后30年年增1.05%，高出6.85個百分點，而在2003年以前是負增長；硫酸增長164.3倍，年增19.25%，比后30年年增7.1%高出12.15個百分點；純堿年增長14.1倍，年增9.8%，比后30年年增9.25%，高出0.55個百分點；燒堿增長108.3倍，年增17.6%，比后30年年增8.4%，高出9.2個百分點；乙烯從1960年批量生產以來增長542.3倍，年增34.95%，比后30年年增11.5%，高出23.45個百分點；化肥增長1447.8倍，年增28.5%，比后30年年增6.65%高出21.85個百分點；發電設備增長2418倍，年增長30.5%，比后29年年增3.45%高出27.05個百分點；汽車從1955年試生產以來增長1489倍，年增長38.55%，比后30年增14.75%，高出23.8個百分點；大中型拖拉機增長112.5倍（從1958年試生產），年增長26.7%，比后30年年增2.2%高出24.5個百分點；金屬切削機床增長113.5倍，年增17.75%，比后29年年增4.45%，高出13.3個百分點；農藥增長532倍，年增25.15%，比后29年年增4.05%，高出21.1個百分點；化學藥品增長469倍，年增長26.6%，比后29年年增14.45%，高出12.15個百分點；塑料增長678倍，年增26.2%，比后29年年增14.2%，高出12個百分點；鐵路客車增長33.1倍，年增12.95%，比后29年年增4%，高出8.95個百分點；鐵路貨車增長11.1倍，年增9%，比后29年年增3.2%，高出5.8個百分點。焦炭增長85.9倍，年增長16.8%，比后30年年增6.7%，高出10.1個百分點；自行車增長609倍，年增長24.95%，比后29年年增3.65%；高出21.3個百分點；照相機從1956年試生產以來增長177.9倍，年增長28%，比后29年年增23.75%，高出11.25個百分點；平板玻璃增長21倍，年增長11.25%，比后30年年增12.1%，低了0.85個百分點；從上述36種傳統工業產品產量增速來看，除平板玻璃、卷煙、紗、布等4種產品，略低于改革開放30年外，其他32種全部超過，差距在0.55（純堿9.8：9.25%）－27.05（發電設備3.45：30.5%）之間。其中拖拉機到2004年（-0.55%）為負增長，拖拉機2004年產量不及1977年的產量，倒退27年；木材2005年產量剛剛達到1978年產量，倒退26年；工業中的動力母機金屬切削機床僅年增4.45%，比前期低了13.3個百分點；現代化動力源泉－發電量也相差6.05個百分點（15.1%：9.05%）。上述史實說明，新中國頭29年工業發展速度快于改革開放后30年，工業現代化進程、工業投資效率、工業經濟效益及工業化帶來的污染損失和工業生產力布局等方面都優于改革開放時期。我國工業化水平（指工業與農業的增加值和工農業人數比較之和），由1949年的11%提高到1952年的25%和1978年的62%。前29年工業化水平提高了51個百分點，而后30年僅提高22.1個百分點。工業占GDP比重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44.1%，下降到1990年36.7%，2008年為42.9%，比1978年降低1.2個百分點。工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46.8%，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0%上升到72.2%，按李富春在“一五”計劃中提出的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70%以上的工業化標準，中國也早在1959年就實現了工業化。稅利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30.2%上升到75.4%；工業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59.9%上升到72.9%。工業為農業、交通運輸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技術裝備，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如果說，前29年工業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那么后30年比那時速度還低，工業經濟又到了什么“邊緣”了呢？！

29年的史實證明，中國發生了一場深刻的工業革命，不僅現代工業逐步建立起來，而且為工業現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也為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前提條件。那種把工業化等同資本主義化、私有化，認為不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就不能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新中國29年的歷史史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著力發展國有經濟，采用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用集體聯合勞動代替個體私有勞動方式，不僅可以進行社會化大生產，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消滅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矛盾和體現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對立及單個私人企業的有計劃生產經營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避免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而且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夠完成工業和國家現代化的任務。對此，美國教授莫里斯•邁斯納評價為:在毛澤東時代，正是工業現代革命，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農業國變成以工業為主的國家。他評價說，中國工業化與德國、日本、俄國等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遜色，其實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通傳聞中的所謂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工業現代化的時代!這才是客觀、公正的評價。

　　(2)科技創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自衛反擊強大的國防力量。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創造了社會前提。并且利用公有制的優越條件組織聯合攻關，不僅把蘇聯撤退專家留下的建設項目攻關后上了馬，而且在國防、尖端等科研領域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果。中國早在1956年就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1959年試制成功國產超音速戰斗機。到1978年已能批量生產20多個機型的各類飛機的生產體系。為支持科研發展，國家財政對科研支出從1953年0.56億元增到1978年52.89億元，增長93.4倍，年增長15.9%，科研經費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比重為4.7%、改革開放后既沒有這么高的速度也沒有一年達到這個比重。1960年9月10日，用國產燃料發射了第一枚P－2導彈，11月5日自制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潛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發射地球衛星成功。在毛澤東時代，人們發揮了極大的聰明才智，喜事連綿不斷。50年代飛機、汽車、拖拉機和核裝置試制成功;60年代除了“兩彈”(導彈、原子彈)外，還有牛胰島素人工合成和斷肢再植、治療大面織燒傷技術等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70年代人造衛星、核潛艇、氫彈和中子彈試制成功。這些都不可能靠引進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內搞出來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60-70年代弄出“兩彈一星”，就沒有中國的大國地位；江澤民說，如果不是勒緊褲帶搞出“兩彈一星”，中國早就挨打了。美國和后來變修的蘇聯在前20多年里，前后計劃7次對新中國進行核打擊。我認為，在頭29年由于中國加強了重工業的發展，發展了國防軍事工業和加強了戰備，大搞三線建設，民兵訓練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敵人發動對華戰爭，才“有備無患”，根本不存在什么“對戰爭估計過于嚴重”的問題。我認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國防具有自衛反擊的能力。這是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又一寶貴遺產。

(3)改變了舊中國留下的畸形生產力的地區布局。新中國從1953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從“一五”到“五五”有計劃的發展，特別是工業建設，將新建項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產地，增加了對內地的投資，包括“三線”建設，在中南、西南、西北地區建設了一大批工業基地和新興的工業城市，使遼闊內地的資源得到利用，工業布局趨向合理，改變了舊中國畸形生產力布局。這是中國經濟建設中又一大成就。在1953-1978年26年中，國家對內地總投資3417.68億元，占地區總投資60.5%，占全國基建總投資54.9%。“一五”共安排694個大中型項目，其中472個安排在內地，占68%;“三線”總投資1000多億元，形成了武鋼、包鋼、蘭州、西安、太原、鄭州、洛陽、哈爾濱、長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業基地，在三線地區相繼建成了近2000多個大中型企業，形成了45個大型科研基地和30個新興工業城市。最為突出的是在渺無人煙的北大荒，自力更生開發出大慶油田；在崇山峻嶺中建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和九盤山煤炭基地；在黃河、長江上興建了數座橫跨兩岸的大橋和龍羊峽水電站、葛州壩水利樞紐等宏偉工程；過去交通閉塞的西北、西南地區相繼修建了寶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貴昆、成昆及包蘭、天蘭、蘭新、蘭青等數十條鐵路。公路建設除西藏的墨脫縣外，已縣縣通了公路。在1950-1978年，29年中投入5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建投資527.17億元，占全國總投資的8.4%，建立了包頭工業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瑪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屬基地;寧夏開發了賀蘭山煤田；在西藏，這個昔日無現代工業的空白地區，建起了一批發電廠、毛紡廠、皮革廠和建筑材料工業。由于加大了對內地投資，使生產力布局趨向均衡化，沿海與內地的經濟差距大大縮小。如工業地區布局分布，由解放初沿海與內地大體為7：3，到1978年變為6：4；而到2007年又倒退到7：3；工業企業數，內地由1952年占49.7%上升到1978年56.4%，2007年退為26.4%；工業總產值由30.6%上升到39.1%，2007年下降到28.9%；工業固定資產占有量由28%上升到56.1%，輕工業產值由28.5%上升到35.5%，機械工業產值由24.1%上升到37.8%。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從0上升到51.4%，機床從8%上升到35.3%，2007年下降到17.2%，布從18.4%上升到40.7%，2008年下降到18.7%，紙張從30.2%上升到43.2%，2007年下降到28.2%。這種投資的轉變，不僅縮小了地區差距，改變了舊中國畸形布局，而且發展了內地經濟，初步建設了戰略后方，增強了反侵略戰爭的防衛力量，也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和條件。而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里，在讓對外開放的東南沿海地區“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各種優惠政策和外資、投資等資源都流向東南沿海地區，使東部地區與內地、特別是與西部地區經濟差距急劇擴大，貧富差距也達到極限，生產力布局又倒退到舊中國畸形狀態。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4）約占80%以上的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中國總人口從1949年54167萬人增到1978年96259萬人，再到2008年132802萬人，前后增加4.2和3.65億人口。分別年增2%和1.1%。前29年城鎮人口年增3.85%，后30年增4.3%，因此城鎮化水平從1949年10.6%上升到1978年17.9%和2008年達45.7%。人均GDP從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和2008年22698元，前29年增長3.5倍，年增5.3%，后30年增10.9倍，年增8.6%。按現價現匯測算，從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和3268.2美元，按此測算，前29年均增長5.3倍，年增6.55%，后30年增長13.4倍，年增8.45%，差距不是很大。農民人均純收入從43.8元增到1978年133.6元和2008年4760元，改革前后分別增長3.9%和7.15%；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81元增到343.4元和15780.8元，分別增長4.85%和7.25%。職工平均工資從262元增到615元和2008年29228元，實際年增長分別為2.2%和7.05%。居民儲蓄存款1949年1.32億元增到1978年210.6億元和2008年217885.4億元，按現價計算,分別年增長20%和26%；人均儲蓄從0.24元增到21.9元和16407元，分別增長16.8%和24.65%。零售物價改革前后分別年增1.1%和4.7%，消費物價分別年增1.3%和5.65%。城市貧困人口從解放前4612萬人減到1978年為零，2004年低于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在5444.6萬人（低收入戶）及2008年城鎮得到政府救助的低保人數就達2334萬人，貧困率從80%降為0和10%或5%；農村貧困人口從4.3億人減少到1978年2.5億和2008年近4.34億人（按聯合國世界銀行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費1.25美元的貧困線測算)，貧困發生率從90%減為1978年31.6%和2008年60%。將城鄉貧困人口相加（城市2334－5444.6萬人，農村1.7-4.34億人），全國貧困人口約在1.93－4.88億人左右，貧困率在14.6%－36.7%左右。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公開承認的數據是：1978年為0.31，社會分配比較公平；在當政者大力發展中外私有等非公有制經濟的既定方針下，貧富差距急劇拉開，到2000年基尼系數已突破了0.4這個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到2008年已高達0.466，比美歐日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要高。雖然我國迎來60周年國慶，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頻發，其深層原因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已達到極限。因為2004年500元人民幣只能兌換60.4美元，1980年100元可兌換67美元；按消費物價測算，2008年522.7元只相當于1978年的100元。那時城市居民因多種原因發生生活困難，有集體單位和各級政府保障；農村居民生活困難靠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社隊組織和國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證，特別是“五保戶”改革開放后有的農村已自生自滅。毛澤東時代，機關、學校、公有制單位實行公費治療，生老病死都有醫療衛生保障；農村實行合作醫療，推行“赤腳醫生”，近乎免費治療、惠及億萬農民家庭，該制度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贊揚和大力提倡。毛澤東時代，全國有85%的人有醫療保障，而改革開放后卻有80%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不少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為職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哺乳室、托兒所、幼兒園、職工療養院、文化娛樂設施等。以2008年與1978年比較，反映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的衰退情況：近30年來，中國總人口純增3.65億人，2008年底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54.3%，但中國醫院、衛生院總數卻從1978年的64311座減少到2008年的59572座，純減少了4739座，下降了7.4%。農村醫療衛生更有大幅度減少：其中鄉鎮衛生院2008年只剩下了3.9萬個，比1978年減少了1.6688萬個，下降了30%；床位數只剩下了82萬張，減少了32萬張，下降了28.1%；衛生技術人員只剩下了87.4萬人，減少了4.7萬人，下降了33.8%。這就是醫療改革的后果。回歸毛澤東時代的全民醫保，才是中國醫改的正確方向。

許多經營較好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從集體福利中得到的實惠，甚至接近了名義工資，1978年僅全民單位支付的勞保福利費達66.9億元，相當于職工工資總額14.3%，比1952年支付的勞保、福利費增長6.042倍。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實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總方針，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經濟是為全體人民特別是為廣大工農勞動人民服務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會為資本家、官僚買辦、貪官污吏謀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國家采用陳云提出的關系人民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的辦法，用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購物券”等，雖然受到“資改派”的惡毒攻擊和丑化，但是這種票證供應方法確保了億萬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費的需要，保證了社會安定團結。而且在嚴重災荒、地震、戰爭、社會動亂等非常時期，要想保持社會穩定，都必須采用這種“計劃供應”的辦法。即使當今各級政府，特別是大中小城市，對糧食、食油和煤、電、水、汽的供應也必須保證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斷檔。對各種突發事件也應有預謀對策。這都說明“預測、計劃”的重要性。

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國居民每人每年消費水平從1949年62元增到1978年184元，增長1.97倍，年平均增長3.8%，拋除消費物價年均增長1.3%因素，實際增長1.3倍，年均增長2.9%；其中農民從54元增到138元，市民從83元增到405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費量到1978年是：糧食390.92斤，雖低于1952年4.42斤，但高于1986年以后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費3.19斤，低于1952年1斤，但基本保護了炒菜做飯的需要；除上述兩種消費品消費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費品都有增加：豬牛羊肉消費16.84斤比1952年增加3.18斤，家禽消費增加0.01斤，為0.87斤；鮮蛋3.94斤，增加1.9斤；水產品7斤，增1.66斤；食糖6.84斤，增5.02斤，卷煙30.8盒，增19.9盒；酒5.14斤，增2.86斤；茶葉0.27斤，增0.12斤；各種布匹24.08尺，增6.96尺；毛線0.06斤，增0.05斤；鞋0.91雙增0.73雙；消耗煤炭210.31斤，增127.12斤；1978年每百人擁有耐用消費品量也有較大增長：擁有自行車7.7輛、手表8.5只、縫紉機3.5架、電視機0.3臺、收音機7.8臺、照相機0.5架、錄音機0.2臺、電風扇1臺等，而在舊中國普通百姓連幻想也想不到的。每人每天有報紙3.2份，每人每年有圖書、雜志4.8冊。1978年在農村人均住房面積8.1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達到6.7平方米。上述數字說明，毛澤東時代基本上解決了近10億中國人的吃穿用住行“五個字”，即近10億人的生存溫飽需要。特別是解決了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占中國總人口90%以上的工農勞苦大眾的溫飽問題，是從古至今歷屆中國社會、包括一切私有制剝削社會都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一切私有制社會離開了對廣大工人、農民的剝削，剝削者就無法存在，正是工人、農民的貧困才養培了少數財主、資本家等剝削者、統治者。在蘇東國家演變、中國社會轉型的當今世界，毛澤東時代讓工農勞苦大眾當家作主，解決了近十億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仍然具有開創新世界的典范作用，更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

四、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

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有33年了，但他對中國人民的恩澤，讓人民當家作主，消滅剝削和奴役，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對中華民族發展繁榮，建立了嶄新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永遠不能丟棄；他留給我們寶貴遺產，如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滅雇傭勞動、剝削制度，消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用按勞分配取代按資按股分配，消除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用社會自覺調節（或國家自覺利用經濟規律）取代價值規律自發調節，消除私有制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通過宏觀調控自覺保持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利用外資為輔的原則，對外開放的目的是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建立一個不依賴于外部世界而屬于民族自己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基礎和希望；用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取代資本家、私人的個人管理，實行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億萬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這是企業、社會和國家活力的源泉。所有這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我們都必須永遠牢記。

在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建了自立自強的新中國，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建設了強大的國防力量，贏得了影響世界格局的大國地位，近十億人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生老病死都有社會保障，這是當今沒有任何國家能做到的。

　　第一，勝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創建了新中國，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在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打敗了蔣介石800萬軍隊，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建立，廢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從此，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除臺灣省外的國家統一、56個民族的大團結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國人民所渴望的安居樂業、自由幸福的生活變成了現實。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多少炎黃子孫向往新中國，億萬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獲得“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人”。中國人民從來沒有過如此喜笑顏開、揚眉吐氣。中華民族只有到這時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第二，創造性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新中國誕生后，黨和政府依靠人民群眾，肅清反動殘余力量，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破壞和武裝挑釁，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經過土地改革、統一全國財政工作、鎮反和整治社會，不僅在一年多時間內制止住了舊中國長期存在的惡性通貨膨脹，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消除了各種丑惡現象，而且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僅用三年時間就把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根據馬列主義關于“和平改造”、“和平贖買”的設想，創造性地實現了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1954年制定出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人民開辟了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中華民族獲得了無限的生命力，是新中國能夠比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取得無法比擬的發展和進步的根本保證。

　　第三，改變了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了巨大的推進，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我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無數艱難困苦和外有強敵破壞，內有內鬼搗亂；逐步建立起來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普遍提高。經過29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以7.45%的年增速度趕超世界大國和強國，中國的綜合國力從占世界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將極端落后的農業國改變為工農業都比較發達的工農業國，改變了舊中國畸形的生產力布局，使遼闊的內地資源和經濟得到充分利用和發展。十億人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向小康生活邁進。

　　經過29年的努力，我國建立的公交企業已達40萬個，其中到1978年鄉以上工業企業就達34.84萬個、6091萬工業職工。國營企業固定資產到1978年已達4488.2億元比1949年增長34.1倍，不論工業、農業和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初步基礎(1978年GDP和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達到3645.2億元和1018.4億元、1745.2億元及881.6億元，比1949年分別增長7.013倍和1.35倍、44倍和5.67倍)。1978年各企業擁有金屬切削機床達267.75萬臺、石油年產量超過1億噸(10405萬噸)、煤炭超過6億噸（6.18億噸）、鋼達到3000多萬噸(3178萬噸)，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其中產業工人達2186萬人，29年培養大學畢業生294.6萬人、中專畢業生547萬人、中學畢業生約1.7億人)，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人均CDP 達到381元，比1949年增長3.48倍，年遞增5.3%，職工年均工資達615元，農民人均收入133.6元，城鎮居民收入343.4元，分別比1949年增長87.3%、2.05倍和2.92倍)，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1978年糧食產量達30377萬噸、人均擁有糧食637斤），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建國29年來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盡管走過一些彎路遇到過一些挫折，但我們還是在29年間取得了比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他們快。這是鄧小平的評價。鄧小平生前從沒有說過前29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也沒有說過新中國比西方大國落后50年，只是說過中國科學技術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后20年，但并沒有否定中國在某些方面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鄧小平主持新的歷史決議，也沒有作這種判斷。就是到如今，人們共識是，中國科技總的水平仍然落后西方發達國家20多年。

第四，建立了強大的國防力量，打贏了反侵略戰爭，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經過29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單一陸軍向現代諸軍兵種合成軍隊轉變。特別是“兩彈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國國防力量大大增強。中國國防力量完全具有自衛反擊的能力，是任何外國不能小覷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貫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伸張正義，維護被壓迫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國有423.8萬人民軍隊，先后進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在其他數次邊境自衛反擊戰中都有出色的表現，證明是一支能征善戰、能打硬仗，有很強戰斗力的軍隊。上述反侵略戰爭，既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贏得了和平建設時期，又為促進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

　　上述四項成就，其中前兩項，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創建新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的；后兩項，如現代化建設，建國頭29年已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屬于中國人民所有的，至少是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研制成功，使中國國防力量躍入世界強國行列;實施“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外交新局面，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到1978年8月已與108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形成了所謂三大國(指美蘇中)或五大國(指中美蘇日歐盟)強國地位或稱國際格局，中國是三大國或五大國中的一角，對世界格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國際環境。從五個方面綜合國力來衡量，國防力量（三彈一星和核潛艇、噴氣式戰斗機等軍事實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經濟實力（重工業迅速壯大和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科技創新能力（工業、軍工、農業及生物、醫藥等科技創新能力，包括雜交水稻、牛胰島素人工合成、數萬次計算機等）、國家號召力和組織能力（毛澤東的威望、黨的號召力和周恩來政府的組織能力，都列古今中國、國際社會最強之列）及國民凝聚力（人口眾多且素質不斷提高，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政治覺悟、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只要毛澤東一個號召就能形成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一人有難，八方支援”的共產主義協作風格；自從嚴懲了劉青山、張子善2個貪官，保持了政界20多年的清正廉潔，真正實現了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基本形成了路不失遺、夜不閉戶、尊老愛幼、共同奮斗的社會風氣。這是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都列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即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了。這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建國頭29年取得的輝煌成就，是鐵的歷史事實。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如日中天的時候評價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毛主席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而且這種評價他前后說了三次。這是任何走資派、資改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無法否認的。“經濟崩潰”論可以休矣！烏鴉的翅膀遮不住太陽的光茫，毛澤東思想燦爛的光輝將永遠照亮我們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在國慶60周年之際，我們深切懷念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中國廣大勞苦大眾將世世代代永遠銘記毛澤東的蓋世功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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