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上）――兼駁建國頭29年“經濟崩潰”論

孫學文　

內容提要
    本文曾以《毛澤東蓋世功勛不容資改派否定》為題在網上發表過。現在在原文基礎上，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2008年統計資料，補充或修訂了數萬個新的數據和材料，使本文更加充實、可靠、且更具歷史保存價值。
    本文從批駁前29年“經濟崩潰”論入手、講了前29年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并將前29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同改革開放、同世界各國、同舊中國等作了多方面的比較,說明前29年是“經濟輝煌”的29年，不是“經濟崩潰”的29年。該文全部用歷史事實、數據和資料，采用東西方一百多種測算公式和方法，令人信服地說明、論證和闡述了前29年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
    本文首次批駁了大躍進“損失1200億元、餓死3755萬人”；文革“損失5000億元，打死2000萬人”；大躍進和文革經濟效益差、勞動生產率低等謊言。文中還就周總理提出的國民經濟的“三個突破”如何正確評價，以及對積累與消費、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等比例關系如何正確認識作了分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首次披露了改革開放之后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嚴重；職業病增多；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流浪乞討人數不斷增加；反映貧困兩極分化的基尼系數逐年上升等情況。此外，文中還披露了由于我國實施分田到戶，致使農田水利遭破壞、自然災害頻發、我國由農業出口大國變成農業進口大國的情況；由于我國在工業上實施外向型經濟，致使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國，因而遭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以及由于國內兩極化日趨嚴重，致使官商勾結牟利、犯罪增多、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不斷發生的情況。
    作者表示，誠懇歡迎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對本文引用的所有資料、數據和材料等，予以批評指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他們肆意貶損共和國前29年的歷史，否定毛澤東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成就。他們對前29年的歷史，前后扣上了4個“經濟崩潰”的帽子:一是說，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錯了搞糟了，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二是說，1958年“大躍進”，“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是說，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四是籠統地說，毛澤東執政時期或領導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的29年中，使“生產力受到破壞和阻礙”，出現了所謂“經濟凋弊，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都是無恥的攻擊。近年來，后起的權貴們也昧著良心重復這種謊言。下邊將用鐵的歷史史實批駁這些無恥的謊言。
    一、建國頭29年“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嗎？
    （一）什么是“經濟崩潰”？
    經濟學講的“經濟崩潰”，是有特定含義的，它并不是人們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詞”。所謂“經濟崩潰”，是指經濟完全破壞，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陷于一片混亂和癱瘓狀態。
    講一個國家經濟崩潰，至少要有5個標志：①工農業生產全面下降，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二位數的負增長；②成千上萬家企業破產倒閉，千百萬職工下崗失業，陷于絕對貧困狀態；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一般在15%以上；④財政崩潰，財政入不敷出，出現巨額赤字，借新債還老債還不足以彌補，靠增發巨額鈔票或廢棄舊鈔發新鈔來渡過難關；對外貿易出現巨額逆差，借外債達到還不起的地步；⑤金融崩潰，銀行壞賬超過國際警戒線，造成銀行支付危機，出現銀行大批破產倒閉、儲戶叫苦連天。
    上述五大問題相輔相成，互相推動，生產、銷售、分配、消費諸環節一片混亂，各項經濟活動陷于癱瘓狀態。這種經濟崩潰，只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戰后時期、國民黨政權在逃離大陸前的時期，以及蘇東某些國家在演變后的一段極其混亂時期。
    （二）建國頭29年“經濟崩潰”了嗎？
    用上述五條標志來衡量我國“三大改造”時期（1953-1957年）、“大躍進”時期（1958-1960年）、或延長為“二五”時期（1958-1962年）、文革時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的整個時期（1950-1978年），都沒有出現過這種“經濟崩潰”現象。
    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來看，1953-1957年（“一五”時期）的五年中增長了55.54%，年遞增9.25%；1958-1960年的三年中增長了31.67%，年增長9.6%；1958-1962年的五年中增長指數為90.28%，按水平法測算，年遞減－2%，如按累計法測算，年遞減0.62%；1966-1976年的文革十一年中增長了83.1%，年遞增5.65%；1966－1978年的十三年中（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共13年），增長1.2倍，就是說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長6.25%；1950-1978年的建國頭2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03倍，即翻了3翻，長達29年平均每年增長7.45%。除了1958-1962年，即“二五”時期外（主要是1960-1962年是負增長，分別為－0.3%、－27.3%和－5.6%，而前兩年則分別增長21.3%和8.8%），都比大多數西方國家要高（僅比日本略低）。如此增長狀況，怎么可扣上“經濟崩潰”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時期后三年的經濟下降，是當時政府調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幾項指標幾乎都與“經濟崩潰”不搭界。事實證明，中國在三大改造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增速比較快，新的工廠大批建成投產，職工人數成百萬、成千萬的增加，物價穩定，投資和貨幣流通增速比較適宜，保持了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進出口較快增長且平衡發展，人民生活有較快或略有增長，說這兩個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胡說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以1966-1978年為例，列出以下指標可以批駁“崩潰論”：工業企業（社隊企業以上，不含個體、家庭工業）新增19萬多家，職工人數新增4534萬人，全民單位投資年增9.05%；外貿有節余9.8億美元，財政有節余22.3億元（按原統計口徑有31.63億元），文革時還有一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未達到的，即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和財政最理想的狀態。貨幣流通量年增長6.75%，累計增發鈔票121.2億元，平均每年僅發9.32億元；銀行存貸差，到1978年為715.5億元，消費物價每年僅增長0.3%，零售物價僅遞增0.1%，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0.35%，居民消費水平年增長2.25%。雖然增長不多，但并沒有下降。
    現在有必要說清有不少人用周總理提出的國民經濟“三個突破”來論證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所謂“三個突破”是指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總額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這“三個突破”是周總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個突破”，并對1972年職工人數突破至5610萬人、工資總額達到340億元、糧食銷量達到927億斤極為不滿。1973年采取了七項措施解決“三個突破”的問題。結果是：國有職工增至5758萬人、工資總額353.3億元、商品糧銷售968億斤。不僅對1971年是“三個突破”，而且對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將繼續突破，永遠突破。周總理當時提出“三個突破”，是針對當時職工增加過快，而財政狀況不佳、商品糧供應緊缺而提出的。但是把這一措施作為一個長期的方針政策或是一個經濟好壞的評價標準，是極其錯誤和荒謬的。它與人類社會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社會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遠無法發展和進步。“三個突破”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供了政策依據。還有人用貨幣平均工資下降說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文革時期新增職工4534萬人，都進工資最低檔，把平均工資拉下來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參加工作的，他們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
    還有人提出建國快30年了，還有討飯的，暗示前29年經濟搞壞了，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建國前29年，即到1978年止，確有討飯的，但人數并不多。據報道，1978年，將流浪乞討人員安排在44個農場勞動教養只有1.6萬人，再加上沒有收留在農場的遺漏者，充其量不過數萬人。可是改革開放30年來乞討者是多少呢？據統計，曾被城市收容站和救助站（2003年8月1日啟用此名）收容或救助的乞討人員，2003年達到63.5萬人，2004年為119.6萬人，2007年為203.4萬人，2008年為224.5萬人。改革開放后流浪乞討人員人數比1978年多了上百倍。此外，2004年城鄉臨時救濟人數達2005.2萬人;2008年城市臨時救濟人數達227.6萬人次，農村臨時救濟人數達831萬人次。有的救急站把流浪人活活打死（如2003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因無暫住證被廣東一收容站強制收容并被毒打致死），還有的將長期上訪而乞討的人送進瘋人院或加以拘捕，因而實際乞討的人數比現在統計的數量要大得多。就是在國慶60周年后的首都，在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幾乎都能見到流浪乞討人員。2003年雖把收容遣送站改為救助管理站，因流浪乞討人員太多，救助資金不足，救助對象甄別難，跨省人員接送難，對無依無靠無收入的人安置難等諸多問題，特將原救助期限由15天至1個月縮短為10天以下，實際上形成了強制遣返原籍的制度。原籍無接收單位，無法生活又只能重走乞討流浪生活。
    有三個復辟狂于2007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惡毒攻擊、造謠誣蔑毛澤東的書。書中引用或冒用了一些已故領導人在“非毛化”熱浪中由于聽信其對經濟一竅不通的秘書所提供的一些毫無根據的數字，一說：文革時期浪費了8000億元；二說國民收入損失了5000億元；三說“三年大躍進”損失了1200億元。將這三個數字概括起來，就是說，前29年經濟損失總計達14200億元，為 “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6500億元（應為6294.6億元——本文作者注）的2倍多”，然后邏輯混亂地說什么“有2/3以上的資金被毛澤東折騰掉了。”
    說文革時期浪費了8000億元,是復辟狂捏造的、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說國民收入損失了5000億元，據說還有點根據，一是搞“三線”建設花了1000多億元，包括修建了十幾條鐵路、建立攀鋼、二汽等一大批工業基地和原子彈、氫彈試驗基地，導彈、衛星發射場等，但這不是什么損失！二是按“一五”時期國民收入平均年增長8.9%來套算，說“二五”時期和文革時期分別損失了1200億元和5000億元，這也是不科學的、主觀主義的。因為每年都有不同的情況，經濟增長是由各種不斷變動且相互交織的因素而成，這些因素包括投資、消費、凈出口和宏觀目標、方針、政策、措施的影響及國際形勢是否有戰爭威脅、國內自然災害、民心所向，改行市場經濟后還受經濟周期、全球化后的外部經濟的影響，因此不可能要求每年的經濟增長都保持同一速度的筆直式增長上，因而每個時期和每年都有高低不一的發展速度，那種要求任何時期都和“一五”時期看齊是主觀主義的，是不科學的。過去29年辦不到，就拿近30年的改革開放來看，也是辦不到的。近30年來，GDP平均每年增長9.8%，按這一平均速度要求，31年中（加上2009年）有1979-1982年，1986年，1989-1991年、1997-2002年和2008年、2009年（多數預測為8.4%左右），共計有16年（占總年數51.6%）低于9.8%的水平。如果要求這些年份都達到9.8%的增速，特別是1981年的5.2%、1989年4.1%，1990年3.8%，1999年7.6%，即使按“8.9%”要求，也損失數千億元。如以1999年為例，如要求增速達到8.9%，其產值應達到91914.1億元，比現價89677.1億元要損失2237億元。再以2008年為例，如實際增長要達到9.8%（現為9%），加上比上年平減指數測算的通脹率為7.85%，那么2008年GDP現價應為302720億元（257305.6×1.1765），比實際300670億元損失了2050億元。
    按“一五”時期國民收入年增8.9%衡量，改革前后各有11年未達到這一水平。其中前29年有：大躍進中的1959—1960兩年，文革中的有：1967-1968兩年，1971-1977七年，合計11年，共計減少1402.9億元（其中大躍進減少137.2億元，而不是1200億元；文革9年減少1265.7億元，而不是什么5000億元或是什么8000億元）；改革后低于8.9%速度的有：1979—1981三年、1986一年、1989—1990年兩年、1998—2001四年，合計10年。如此算來，1979年減少59.9億元，1980年減少59.5億元，1981年減少177.4億元，1986年減少50.8億元，1989年減少840.7億元，1990年減少958.2億元，1998年減少1599.3億元，1999年少2237億元，2000年少592.2億元，2001年少766.5億元，10年共計減少7341.5億元，比前29年多損失5938.6億元，大了4.23倍。也就是說，即使按“一五”時期年增8.9%速度要求，改革后的損失要比改革前的損失大了4倍多。
    復辟狂們攻擊說，文革和“大躍進”兩個時期的損失達14200億元，相當于前29前基建總投資6500億元的2倍多。這也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是前29年累計基建投資6294.6億元，實際新增固定資產4310.51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68.5%，并沒有折騰掉所謂2/3。反而新增固定資產占原總投資2/3還多，而且其投資效益還好于改革開放后。1979-2003年（以后不再公布基建投資額和新增固定資產額）基建投資累計147147.9億元，是前29年累計數的23.4倍，形成的固定資產91462.27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僅為62.2%，比前期低了6.3個百分點。如果達到“經濟崩潰”的前29年的68.5%交付使用率的水平，“經濟飛速”發展的改革開放后25年，反而比那時損失了9334.04億元（147147.9×0.685－91462.27）。再以1978年與2008年為例比較一下投資效益：1978年全社會總投資668.72億元，當年新增固定資產496.9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74.3%，而2008年全社會總投資172828億元，是1978年的257.4倍，新增固定資產91966.2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53.2%，比1978低了21.1個百分點。如果按1978年水平要求，那么，2008年總投資就損失了36445.3億元的固定資產（172828.4×0.743-91966.3）。再以總投資效果系數來比較，1978年新增GDP443.3億元，總投資為668.72億元，投資效果系數66.3（指每百元投資新增GDP數量）；2008年新增GDP43364.4億元（比上年增加額），總投資172828.4億元，投資效果系數為25.1，比1978年低了41.2個百分點。如果按1978年水平衡量，那么，2008年又損失GDP71220.8億元（172828.4億元×0.663-43364.4億元）。以上僅按可靠的數據測算，2008年與1978年相比較，投資效益就有天地之別，如達到1978年水平，2008年就損失固定資產36445.3億元，損失GDP71220.8億元，比起“拍腦袋”或“政治需要”所損失的5000億元、8000億元和14200億元來說，那簡直是大巫見小巫了。
    工業經濟效益比較：建國60年以來，只有工業資金利稅率有具體明細數據可比較。前29年為獨立核算的國有工業，后30年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口徑基本一致。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我測算了1952-2008年各年的資金利稅率。資改派窮兇極惡攻擊的“三年大躍進”的資金利稅率（指工業每投入100元資金產生的利潤和稅收的比重）分別是：1958年為46.5%，1959年為48.7%，1960年為43.6%（全部為國有工業），分列56年來的第2、第1和第3位，是56年來國有工業經濟效益（或稱資金利稅率）最佳的三年。以1958為例，比1952年的25.4%，1978年的24.2%，1988年的20.6%，1998年4.96%和2008年14.19%要高出2.28倍（2008年）～8.375倍（1998年）。比2008年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稅率16.08%，外資工業企業的13.62%和私營工業的22.24%要高出30.42、32.88和24.26個百分點。如果2008年各種所有制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都達到1958年被走資派、資改派稱為“經濟崩潰”或“巨額經濟損失”的資金利稅率46.5%的水平，不僅沒有成萬億元的損失，反而會有比2008年有上萬億元的利潤和稅收的增加。按1958年資金利稅率46.5%來衡量，各種所有制的工業企業損失的利潤和稅收如下：2008年42.6113萬個規模以上企業損失利稅103196.1億元（339196.6×0.465－54530.3）；21313戶國有工業企業損失利稅44896.1億元（138948.5×0.465－19715）；24.385萬戶私營工業企業損失利稅15058.7億元（62069.8×0.465－13803.8）；77847戶外資工業企業損失利稅為31527.8億元（95854.2×0.465－13044.4）。上述損失是按可比數據和正確計算公式測算得到的，是真實、可靠，無可辯駁的，比起拍腦袋、胡亂比較要科學、正確。事實證明“三年大躍進”，不僅沒有造成工業生產倒退、工業效益下降損失，反而創造了工業生產大發展，工業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這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復辟狂們在結束語中還到處搜集反面數據，終于搜集到劉仲藜主編《奠基》一書第151頁所說，全民所有制由于制度原因，“職工平均工資從1957年582元下降到1978年549元，下降5.7%”。復辟狂們為了否定前29年，搜集到的這個數據卻是撰寫者捏造的，查遍所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資料，都明明白白地記載著：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從1957年637元增到1978年644元，按現價計算增長1.1%。不知撰寫者從何處弄出一個“582元”和“549元”？如果復辟狂引用到1977年及以前的數據，說平均貨幣工資比1957年略有減少是有事實根據的。但是這種對比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按復辟狂的意見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錯了，而1957年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你們引用1957年的數據不僅說明不了公有制搞壞了，反而說明1953-1957年“對私改造”是成功了，而且職工平均工資也提高了。其實復辟狂要否定新中國前29年，應該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前29年與解放前舊中國相比較，除了能拿出少數富人如何有錢，如何過著奢侈生活外，你們能拿出全體民眾特別是廣大工農勞苦大眾生活水平、整個國力增強的例證嗎？！
    （三）“二五”時期和“大躍進” 時期“經濟崩潰”了嗎？
    下邊著重談談“大躍進”時期及“二五”時期的經濟狀況：
    （1）關于1958年經濟情況。按單一生產力標準衡量，1958年確實實現了工業大躍進，1958-1960年也基本上達到了重工業“大躍進”的要求，但整個“二五”時期國民經濟確實出現了負增長，列建國13個五年時期的倒數第1位。根據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后核實的數據，1958年列建國60年來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產業年增52.9%、工業增加值年增53.4%，運輸郵電業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還有社會總產值年增32.6%，工農業總產值年增32.2%，工業總產值年增54.8%，重工業總產值年增78.8%和能源總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機床年增185.7%等重工業產品，以及化纖（增14倍）、紗（49.5%）、絲織品（40%）、手表（40.3倍）、收音機（261.9%）、照相機（209倍）等輕工產品。列第2位的有輕工業總產值（33.7%）、發電量（42.5%）、呢絨（47.2%）、縫紉機（130.2%）、生鐵（130.5%）、焦炭（161.9%）和發電設備（455.6%）等。國民收入列第3位（增22%）、總投資列第4位（84.5%）、基建投資年增87.8%，列第3位。財政收支分別增長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財政赤字21.74億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開放以來每年幾百億、幾千億元的財政赤字來（2009年打預算赤字9500億元），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銀行貸款增長69.7%，列1953年以來最高增長率，貨幣增發率為28.4%，列第9位。進出口增長24.8%，列第10位。零售物價和消費物價分別增長0.2%和-1.1%，處于最低物價水平。職工平均工資和國有職工實際工資分別為-14.1%和-12.1%，說明1958年工業實現大躍進，并不是靠物質刺激和物價上漲帶來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煉鋼鐵而帶來的平均工資減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現在工資總額增長10.5%，居民消費水平增長1.4%；居民儲蓄存款增長56.8%，列建國60年來第1位。主要農產品產量，除黃紅麻、水產品、大牲畜頭數等負增長外，農業增加值增長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農業總產值增長2.4%（列48位），糧食增長2.5%（列第33位），棉花增長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長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長31.4%（列第6位），豬牛羊肉增長11.5%（列18位），烤煙增長51.2%（列第5位），水果增長20.1%（列第8位），蠶繭增長5.4%（列34位），茶葉增長21.5%（列第3位）等。以上說明，1958年不僅不能說是什么“經濟崩潰”，而且按周恩來提出的量化指標[1]，中國經濟確實實現了“大躍進”。
    （2）關于1958-1960年經濟情況。1958-1960年也實現了工業大躍進。這三年工業增加值年遞增28.1%，工業總產值年增32.8%，僅低于三年恢復時期的36.75%和33.85%，列中國13個五年計劃時期[2]的第2位高速度。列13個五年時期增長率第1位的有：能源總量（44.1%）、煤炭（50.1%）、天然氣（145.85%）、化纖（255%）、縫紉機（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鋼（51.65%）、鋼材（38.85%）、原油（52.7%）、機床（76.3%）、汽車（41.95%）、原鹽（15.85%）、紙張（25.55%）、收音機等；水泥、化肥、自行車等列第3位。重工業產值增速（49.35%）列第1位。輕工業（13.75%）列第6位。而且這時國有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幾乎都列建國60年前3名。如固定資產利潤率分別為36.9%、40.9%和39.5%，資金利潤率分別為34.2%、35.2%和32.6%，資金利稅率分別為46.5%、48.7%和43.6%，產值利潤率分別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產值占用流動資金分別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國56年來倒數第2、6、10位，是比較低的。這三年中，僅基建投資新增固定資產就達到702億元，每年遞增25.1%，是國有經濟大發展時期，而且已開始批量生產汽車、飛機、拖拉機及原子彈爆炸裝置等新興的工業部門和工業產品。總的評價，“三年大躍進”，實現了工業高速發展，特別是重工業迅速發展，尤其是對蘇東國家援建的156項重點項目大部分在這個時期建成，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工業經濟效益也是最佳時期。但這個時期農業卻是下降的，出現了糧荒和農業短缺危機。這時城鄉企業仍是增加的（如社隊以上工業企業1960年比1957年增加8.45萬個），職工人數也是增多的（增加2868萬人），不存在企業破產倒閉和職工下崗失業問題，銀行存貸差雖有所擴大，但銀行自有資金卻增加了315.9億元，增長5.81倍；三年財政赤字累計雖達169.4億元，通過增發鈔票43.1億元和向銀行透支彌補，透支額并未超過銀行自有資金額，因此這時銀行和財政并未“崩潰”。而整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GDP年增9.6%，國民收入年增9.2%，超過“一五”時期的水平（分別為9.2%和8.9%），無論如何都扣不上“崩潰”的帽子。
    （3）關于“二五”時期(1958-1962)年經濟情況。
    農業從1959年開始就很不景氣，而且一連延續到1962年。鑒于到1960年中國出現糧荒和農業危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得不在“二五”后兩年對非農經濟采取嚴厲的經濟調整政策。這是陳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張的，毛澤東也是同意了的。中國進入了1960—1962年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出現了一場生產下降、食品供應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經濟危機。按水平法測算，“二五”時期GDP年遞減2%，農業增加值和農業總產值分別遞減5.65%和4.3%。主要農產品產量中，除羊存欄數年增長6.4%（約列前5名。2008年存欄數倒退到2001年）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糧食-3.9%，1962年比1957年減少3505萬噸，而1960年到1961年減產更多；棉花-14.5%，減產89萬噸；油料-13.75%，減產319.3萬噸等。由于保農業、壓工業等調整措施，使工業生產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個“二五”時期各項經濟指標幾乎都列在13個五年時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農民消費水平－3.3%，市民消費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
    關于此間出現的“非正常死亡”問題。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萬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問題出在1960-1961年，這兩年總人口分別比上年減少1000萬和348萬人（順便說一下，改革開放31年來，每年人口死亡總數在800-1000萬左右），表現在這兩年人口死亡率高達25.43‰和14.24‰。考慮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蔣正華教授采用歷年生命表參數計算和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對美國科爾教授線性公式計算結果進行技術性修訂(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他們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691—2158萬人，那種估算在3000-4000萬人以上則是高估。本人按國家統計局在后來核準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測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萬人，死亡人口964萬；1960年出生1384萬人，死亡1709萬人；1961年出生1185萬人，死亡940萬；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萬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萬人。將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萬人，多死亡745萬；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萬，少死亡24萬人；1960年與2008年相比較，少生228.2萬人，多死亡776.2萬；1961年與2008年相比較，少生427.2萬人，多死亡7.2萬人。這樣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較，少出生765萬、多死亡721萬人，這兩年非正常死亡1486萬人；與2008年相比較，少出生655.4萬人，多死亡783.4萬人，這兩年非正常死亡1438.8萬人。由此說這兩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比1959年多死亡719萬人，比2008年多死亡783.4萬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別為1484-1438.8萬人，但絕不會超過2000萬人。上述情況是十分嚴重的，也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關于三年大躍進中“全國有3755萬人被活活餓死”人的謊言問題。復辟狂們反復用道聽途說或捏造的數據說：文革10年，“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又說，“大躍進三年，全國有3755萬人被活活餓死。”查某已故領導人在1978年12月13日講話全文和他的選集，未見有這樣的內容和說法。倒是那位自稱“胡說”后因縱容、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被鄧小平趕下臺的那位總書記，在非正式場合私下說過“文革整了1億人”，但未說過“死了2000萬人”。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復辟狂捏造出來的。文革前期確有紅衛兵打死人和兩派發生“武斗”也死了不少人，但一旦發生打死人事件都立即下令制止，中央關于制止“河北”、“四川”、“武漢”、“云南”等地“武斗”的緊急通知，都具體列舉了死傷人數，而且后來打死人的“造反派”都得到了法律制裁。如果說“文革10年死了2000萬”，包括病死、唐山大地震死亡及自殺、打死的，還有點譜，但如果說“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死了2000萬”卻是捏造、想當然的夸大其詞的。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按2008年死亡率7.06‰測算，各種原因死亡人數就達932.8萬人，30年按每年死亡800萬測算，30年就死亡24000萬人以上。因此說文革十年各種原因死亡2000萬并不算多，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說紅衛兵在文革中打死了2000萬人卻是無事實根據的“胡說”。至于說“三年大躍進活活餓死了3755萬人”，那完全是復辟狂捏造。因為這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雌黃。人口專家一般講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饑餓死亡及由營養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殺、他殺及各種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如地震災害、火災、礦難、臺風）等死亡，還包括一個大項，即營養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減少。前文引用蔣正華、李成瑞和美國科爾教授測算的數據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復辟狂所說的“活活餓死的”。如果只算餓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餓死的”也根本不到復辟狂捏造的3755萬人的數字。按復辟派的說法是“三年大躍進”餓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開始經濟調整時期。我在前文已說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萬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萬人增長將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得出），得出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按國家統計局后來經過核實的死亡率測算，1960年死亡人口測算公式是：上年底總人口×當年死亡率，即67207萬人×25.43‰＝1709萬人，雖然復辟狂未列入1961年開始調整的年份，但因為1961年年底總人口比上年減少348萬人，我認為存在非正常死亡問題，按上述計算公式計算，1961年各種原因死亡人數為940萬。把這兩年死亡匯總共計只有2649萬人，比復辟狂所說的3755萬人少了1106萬人；況且中國歷來統計，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絕大多數，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呼吸系病、損傷和中毒、內分泌營養和代謝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統病（包括營養不良和凍餓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經系病和傳染病等十種疾病死亡人數占城鄉死亡總人數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應該從這兩年總死亡中減去2119.2萬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稱為餓死或營養不良引起死亡的為529.8萬人。前文我將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這兩年多死亡721萬人；與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萬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饑餓或營養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數充其量在144.2-156.7萬人。僅及復辟狂捏造的3755萬人的3.8%-4.2%之間。也就是復辟狂們在這里夸大了23-25.1倍。這兩年確實存在餓死人的問題，尤其在我的家鄉——安徽部分農村，這與當時糧食生產浮夸風和隨后的高征購政策有關，但糧食放衛星和隨后的高征購政策不能只歸罪于毛澤東一個人，用鄧小平重新復出后所說，當時毛主席頭腦發熱，劉少奇、周恩來和我，頭腦都發熱，只有陳云未吭聲。但陳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鋼鐵產量翻一番運動中提倡土法煉鋼，也有責任。“三面紅旗”都不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而是別的領導人率先提出。
    在1960年到1961年，餓死人的問題，或者說“非正常死亡”的問題，確實嚴重的存在過，中國當政者應該永遠牢記這個血的代價。但是，不要忘記，改革開放以后，餓死人的問題，或者說“非正常死亡”的問題，不是更為嚴重的存在嗎！農村數百萬“五保戶”在不少農村讓其“自生自滅”，上百萬乞討流浪人員，其中有沒有“凍餓夭亡”的嗎？還有每年有25-32萬自殺身亡的，他殺在80-100萬人左右，這是改革開放前是少有的。據統計，2008年刑事立案達488.5萬件，比1978年增長32.2倍；每萬人口立案數達36.78件，比1978年增長23.1倍；治安案件達877.3萬件，比1985年增長8.53倍；民事案件達541.3萬件，比1978年增長17倍。2008年一年審判刑事犯罪人就達100.73萬人，比1978年增加86萬人，罪犯增加5.85倍。有報道說，民眾上訪人數從1978-1982年平均每年2萬起增到2005年以后3000萬起，增長了1500倍。上千萬民眾上訪，不僅存在被刑拘坐牢判刑，強制送進精神病院被活活折磨死的，還存在大量乞討流浪、凍餓夭亡的。2008年檢察院受理貪污賄賂和瀆職案件51961件，立案33546件，立案貪官污吏41179人，年底結案41338件。2008年檢察院決定批捕刑事案件63.23萬件，97.1萬人，決定起訴的有75.1萬件、117.8萬人。2008年年底中國在押服刑人員達162.34萬人，按年初的犯人劃分，女犯人占5.1%，未成年人占13.1%。2009年2月內蒙赤峰女工王娜、10月18日青島酒樓小店主張霞、11月13日成都服裝廠女老板唐福珍、12月14日北京海淀康新柱及云南曲清岳喜有，都因為強制拆遷自焚而亡，此外，今年中下旬連續發生震驚全國的“滅門慘案”：11月16日昆明21歲的陳文法殺害其父母、伯父母、祖母和堂哥等6名親人；11月19日河北31歲的王×手持斧頭將妻子、岳父、兒子、姐夫砍死；11月23日北京大興的李磊將其父母、妻子、妹妹和兩個孩子殺死；11月底東北一男子將其姐姐連捅數刀后，跑到街上見人就刺，結果刺死1人，刺傷12人。這些情況的存在，難道也是什么“太平盛世”的表現，而不是復辟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矛盾尖銳、社會動亂的前兆？！
    60年的非正常死亡增多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我認為與1958年農業大躍進和包括趙紫陽在廣東任農委書記時放“水稻衛星”等浮夸風密切相關，也與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見識遲、措施慢也有關。在全國各地高吹“糧食放衛星”的1958年，仍進口糧食22.35萬噸，在隨后發現糧食供應緊張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卻只分別進口糧食0.2萬噸和6.63萬噸，這兩年又分別出口糧食415.75萬噸和272.04萬噸，結果這兩年純出口糧食415.55萬噸和265.41萬噸。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進口糧食至580.97萬噸和492.3萬噸，同時出口糧食135.5萬噸和103.09萬噸。整個“二五”時期進口糧食1102.45萬噸，出口糧食1214.72萬噸，純出口糧食112.27萬噸。比起1982年進口糧食1611.69萬噸和2008年進口糧食3898萬噸的政策反差是多么地鮮明？！
    關于經濟比例失調問題。有人用1958年－1960年三年積累與消費、農業與工業及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例失調來論證三年“大躍進”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歷史史實數據到底是怎樣？
    第一，關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原為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因后來沒有按這個口徑的統計資料，現改為居民消費（不含政府消費）、投資（不含存貨）占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比較。其中投資率在1958-1960年分別為25.8%、30%和31.4%（原國民收入中積累率分別為33.9%、43.8%和39.6%），三年平均為29.1%，雖比“一五”時期平均為25%左右高出4.1個百分點，但比1988年占31.4%仍然低了2.3個百分點，比2008投資率高達41.1%卻低了12個百分點。2008年投資率如降低到“投資膨脹”的1958-1960年的29.1%水平，那么2008年多投資了36913.3億元（306859.8×0.291-126209.5），而1958-1960年三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只有4238.7億元，僅為2008年126209.5億元的3.36%，即2008年一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大躍進三年總和的29.78倍，如果說那三年是什么“投資”或“積累”膨脹，那么2008年則是“惡性投資膨脹”或“極度積累”。1958-1960年居民消費率，三年平均為51%，雖比“一五”時期略有下降，但比1980年占50.9%仍然高出0.1個百分點，比2008年消費率下降到35.3%卻高出15.7個百分點（2008年美國為70.1%、印度為54.7%）。如果說“大躍進”三年投資擠了消費，那么按那時的平均消費率測算，2008年高投資率則擠了居民消費48106.3億元（306859.8×0.51-108392.2），全國13.28億人口平均每人少消費3622.5元。雖然那時的積累與消費或投資與消費存在不協調的問題，但比起現在來說要合理一些。如果將48106.3億元被擠占的居民消費投入到低收入家庭，按2008年農村貧困線1196元測算，可以使中國農村40.22億人擺脫絕對貧困的悲慘境況，即不僅使2008年生活在1196元貧困線下的4007萬人全部摘掉絕對貧困帽子，而且還可以使全國13.28億人口平均每人增加消費3622.5元。
    第二，關于工農業比例關系。以工農業占GDP比重比較，1958-1960年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34.1%、26.7%和23.4%，三年平均為28.1%，比1952年降低22.4個百分點，而這三年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為36%，比1952年高出18.4個百分點。由此說，工業上升過快、農業下降過大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以此作為衡量國民經濟崩潰的標準卻是荒唐可笑的。因為要把落后農業大國變成工業發達國家；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先進的工業機械設備來武裝農業即實現農業機械化。沒有農業機械化，靠分田到戶的人拉肩扛的小農經濟實現農業現代化只能是“天方夜潭”式的幻想。因此工業產值占國民經濟比重超過農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1958-1960年工業產值超過農業不僅不是什么“罪過”，反而是中國從此由落后的農業大國進入工農業都比較發達的標志。后國家采取壓工業、保農業的嚴厲措施，才出現農業產值反超工業，但到1970年以后，工業就永遠超過農業，農業保持占GDP28.1%的比重只維持到1985年，此后就永遠低于這個比重，2008年下降到僅占GDP的11.3%，比大躍進三年平均下降16.8個百分點。因此農業比重下降不僅不是什么“崩潰”的依據，反而是工業現代化、國家發展和進步的表現。
    第三，關于輕重工業比例關系。1958-1960年輕工業平均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為40.5%，比1949年下降33.1個百分點，同期重工業比重上升了33.1個百分點。存在輕工業下降和重工業上升過快的問題。但趙紫陽坐上總理寶座后接過某人的建議，要建立所謂“輕型工業結構”（指輕工業產值超過重工業）卻是偽證。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只有1981-1982年兩年輕工業產值超過重工業，2008年輕工業（規模以上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到28.7%，比三年大躍進平均數下降11.8個百分點，相應的重工業比重上升了11.8個百分點。既然不能說2008年的投資與消費、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關系失調“到了崩潰邊緣”，反而說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那么大躍進三年上述各種比例關系比現在還要好，為何反倒成了“崩潰邊緣”了呢？總不能學美國佬一切搞“雙重標準”吧？！
    我認為，“二五”時期的后三年中國出現了經濟短缺危機，但仍不能說是什么“經濟崩潰”。理由有:
    （1）工業企業數、職工人數減少，但工業生產力卻都保留下來了。1962年社以上工業企業數雖比最高的1959年減少12.1萬個(其中國有工業減少4.58萬個，城鄉集體減少7.52萬個;工業勞動者減少1176萬人（其中國有工人減少815萬人，但城鎮集體卻增加l44萬人），但是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從1957年的274億元增到1962年的786億元，純增512億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億元。這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崩潰、企業破產倒閉、機器設備被毀、生產力受到破壞是截然不同的。中國通過有領導、有計劃實行“關停并轉”的調整措施，雖然企業個數、人數減少了，但生產力卻全部保護下來了，反而通過合并重組增強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來了，富余職工也給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會動蕩。
    （2）未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在“大躍進”的前3年，各類物價基本保持穩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費物價－0.05%）。只是從1960年以后逐步放開三類農副產品價格，搞“高價商品”(陳云提議的，目的是回籠貨幣)，允許個體商販存在并自產自銷，使物價上漲。1961年零售物價上漲16.2%，消費物價上漲16.1%，農產品收購價格上漲28%，達到建國29年來最高水平(1950年以來)，列建國60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個“二五”時期，分別年遞增4.7%、4.15%和6.5%，為輕微的通貨膨脹，只有1961年上漲16.1%，與1988年上漲18.8%、1989年上漲18%、1994年上漲24.1%和1995年上漲17.1%，才能稱為惡性通貨膨脹。
    （3）“二五”時期，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也沒有達到“崩潰”的程度。“二五”時期的財政收支都是正增長，分別年遞增0.2%和0.1%（水平法），累計有財政赤字129.54億元，列13個五年計劃時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億元，列建國29年的最高額，但僅列建國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實現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財政節余18.67億元，列60年財政有節余的20年中第5位。對外貿易－3.1%，但有貿易順差累計5億美元，其中1962年有現匯結余0.81億美元。市場貨幣流通年遞增15.05%，列13時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發鈔票53.7億元，列13個時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別增發20.8億元和29.8億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 但大大低于改革開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發1133.6億元鈔票，其中2008年高達3885億元），而1962年不僅未增發鈔票，反而回籠貨幣l9.2億元，是建國以來回籠貨幣6年中最多的一年。銀行存貸款分別年增20.05%和19.7%，分列12個時期(無恢復時期數據)的第4、5位;1962年貸款規模維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貸差238.6億元。這五年中只有1958年發公債7.98億元，未向國外借款，而且償還國內外債務50.49億元，其中還外債34.07億元，占外債總額的59.3%(總外債51.63億元)。即財政與銀行都沒有破產和倒閉，雖然問題在頭29年內較為嚴重，但在照常運轉，而且1962年出現好轉的趨勢。
    （4）從經濟總體來說，也沒有到什么“崩潰”邊緣。由于1959-1961年農業生產主要受旱災等影響(受災面積分別為4463、6546和6175萬公頃，分別占耕地總面積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國60年來的第20、1、2位。那種說這幾年是什么風調雨順年景是不顧事實的捏造。)，農業生產全面減產，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非農業(主要是工業)采取調整措施，這樣才使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貿業出現了比農業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個國民經濟出現負增長。GDP在前2年分別增長21.3%、8.8%的基礎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維持在高產出水平。到后兩年由于調整措施才使整個“二五”計劃時期按水平法計算－2%，按累計法只下降0.62%。除農業外，其他行業仍有一定的正增長。第二產業年增0.95%（按累計法計算為6.3%），工業增加值年增2.15%（7.3%），運輸郵電增加值年增2.25%（6.8%），工農業總產值年增0.06%（3.2%），工業總產值年增3.8%（9.5%）。其中輕工業年增l.1%（3.2%）。重工業年增6.6%（16.7%）。說明“二五”時期工業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創造了比改革開放30年來還要好的成績：如能源總量五年平均年遞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發電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纖年增132.6%、縫紉機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氣年增71.8%、農藥年增6.25%等，改革開放30年來有那一項增速達到上述水平？！“二五”時期，基建投資1206.09億元，比“一五”計劃增長1.05倍，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也比“一五”時期增長75.1%。蘇聯從1950-1959年援建項目共計304項，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項，其余201項正在建設中。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資料，停止供應設備和零部件，使250多個企業和建設項目處于停頓狀態。中國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這些項目一個一個建成了。“二五”計劃時期新增產品生產能力比“一五”時期有成倍增長，其中煉鋼增長3.52倍、煤炭開采增1.34倍、發電能力增2.5倍，石油開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食糖增76.9%、紙張增3.53倍、新建鐵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萬噸等。先后建成鐵路有寶成、包蘭、黔桂、北承鐵路;建成黃河三門峽、漢水丹江口、劉家峽、青銅峽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建成重慶長江大橋和鄭州黃河大橋。這個時期我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如試制成功半導體收音機、電視發送設備、巨型變壓器、內燃電動機床、2500噸水壓機、2.5萬千瓦高溫高壓汽輪機、二千馬力液力傳動內燃機車、5千～1萬噸遠洋現代貨輪、拖拉機、“東風”牌汽車、“紅旗”牌高級轎車、每秒運算1萬次計算機、數控銑床、25型直升機、液體探空火箭、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當時國際上都是比較先進的產品。特別是1958年昆明機床廠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臺世界先進水平的精密機床。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懷來縣進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彈爆炸試驗并獲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導彈首次試驗也發射成功。在首都北京還建成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電視臺(現為中央電視臺)及北京十大建筑。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說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那種把“二五”時期發展速度一定要達到“一五”時期水平，推算出“大躍進”損失1200億元的數據既不科學，而且也高估了損失。
    二、建國頭29年與改革開放后30年的經濟比較、與同期國外各國的經濟比較、以及與舊中國最高年份的經濟比較
    （一）建國頭29年與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比較
    （1）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從1949年408億元增到1978年3645.2億元和2008年30067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指數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長了7倍多，年增長7.45%，后30年增長15.5倍，年增長9.8%。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個百分點。新中國60年GDP共計增加131.4倍（而不是某權威人士發表的，說新中國50多年來GDP只增長了十幾倍），60年平均每年增長8.65%。半個多世紀保持如此高的增長速度，確實在人類經濟史上是少見的或獨一無二的。按當年的匯率測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兌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8年按6.9451元人民幣），從1949年194.3億美元增到1978年2165.1億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說的是1400億美元或1600億美元）和2008年43292.4億美元，按匯率法測算，前29年增長了10.14倍，年增長8.65%；后30年增長18.99倍，年增10.5%，按這個辦法，前29年比后30年低1.85個百分點。現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及各國大多采用匯率法，采用按可比價格計算與購買力平價計算辦法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改革開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開放前要高出2.35個百分點，但需說明的是外資經濟現已占GDP近1/5，其中2004年占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30.2%。在主要產業中已占75%的股權；私人、個體經濟已占GDP的1/2左右，國企單位數，2004年經濟普查，只剩下19.2萬戶，比1996年減少196.8萬戶，集體企業單位數減少455.4萬戶；2008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只剩下6447萬人,比1995年減少4814萬人，城鎮集體就業人數只剩下662萬人,比1991年減少2966萬人。公有經濟單位就業人數占全社會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8年僅占15.1%。這與頭29年完全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國有職工創造的是不同的。而且這種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2）一產增加值。
    一產增加值從1949年279億元增到1978年1018.4億元和2008年3400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1.358倍，年增長3%，后30年增2.861倍，年增長4.6%。按美元折算，從132.9億美元增到650.3億美元和2008年4895.5億美元，前29年增長3.59倍，年增長5.4%，后30年增7.02倍，年增7.2%。中國農業生產增速大大落后于工業，但比同時期（1950-1978年）美國2.1%，日本2.35%，德國1.8%，英國1.9%、法國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個百分點。僅比澳大利亞的3.05%低了0.05個百分點。如果說中國農業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潰了，那么國際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早就破產了。59年來農業增長8.11倍，年增長3.8%，比上述各國58年增速都要快，比美1.6%，日0.95%、德1.8%、英1.1%、法1.25%、意1.15%、加1.65%、澳1.15%、印度2.9%，和蘇俄1%要高出1-3個百分點，比臺灣（1953-2008）2.4%也快了1.4個百分點。
    需要說明的，雖然改革后比改革前農業增速快了1.6-1.8個百分點，但分田到戶后小生產方式的農業經濟的衰退是無可挽回的趨勢。建國頭29年每年冬春兩季動員億萬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和提出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但分田到戶后農田水利建設出現倒退，農業機械化目標不僅取消了，而且倒退到人拉肩扛的人畜力的原始農業水平。如到1978年修建各類水庫86900座，到1985年減少到83219座，到2008年為86353座，減少了547座；鄉村辦水電站由1978年的82387個減少到2008年44433個，減少了37954個，減少46.1%；機耕面積從1978年4067萬公頃下降到1985年3414.2萬公頃，減少了652.8萬公頃，下降16.1%。因分田到戶破壞農業生產力太丟人，以后干脆不再公布機耕面積數字。由于分田到戶破壞水利建設，使災害加重：水土流失面積從1978年的120.9萬平方公里增到1995年163萬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2.48萬平方公里；易澇面積從1978年的2377.7萬公頃增到1990年2446.7萬公頃，平均每年新增易澇面積5.75萬公頃；鹽堿地面積從1978年的724.3萬公頃增到1985年769.3萬公頃，平均每年新增鹽堿地面積6.43萬公頃；而農業耕地面積每年減少600到1000萬畝。所有現在仍統計公布的農業生產條件數據，改革前后比較反差極大。農業機械總動力，由前26年年增28.3%降為近30年僅為6.7%，相差3.22倍；大中型機引農具前后增速之比為12.1%：4.4%，相差1.75倍；農用灌溉機械增速為17.75%：4.15%，相差3.28倍；灌溉動力年增速為26.9%：3.25%，相差7.3倍；灌溉面積增速為3.2%：0.9%，相差2.56倍；化肥施用量增速為19.95%：6.1%，相差2.3倍，農村用電量增速為26.75%：11.2%，相差1.4倍。這是小農經濟帶來的苦果。農業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下降16.9個百分點。證明農業衰退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在新中國建國頭56年，中國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一直是純出口國，2005年首次出現農業貿易逆差50多億美元，2008年初步統計農業貿易逆差達965.9億美元，即中國從農業出口大國變成了農業進口大國。中國現今大量進口糧食（主要是大豆）、棉花、油料等成百成千萬噸。原國有農場除了在其內部辦了成千上萬個家庭農場外，在規模上都出現了萎縮。農場個數由1978年的2067個減為2008年的1893個，減少了174個；職工人數由514萬人減少到334.5萬人，減少了179.5萬人，下降了34.9%。而且像新疆建設兵團原有屯墾戍邊的功能，大搞家庭農場后其戍邊功能被取消了。務農勞力占全社會就業比重，由70.5%下降到39.6%，降低30.9個百分點；由于占用耕地大搞開發區使5千萬農民失地失業無以為生；現約有1.5億農民工進城謀生；糧產只年增1.85%，比前29年低了1.65個百分點，1999-2007年糧產低于1998年，30年累計純進口糧食25817萬噸，平均每年純進口860.6萬噸。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2.5億人增到2008年近4.34億人（為國際貧困線，每人每天消費低于1.25美元）。有人發出“農民真窮，農業真苦”的呼喚！
    （3）工業增加值。
    工業增加值從1949年50.5億元增到1978年1607億元和2008年129112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42.48倍，年增長13.9%，后30年僅增長25.63倍，年增11.55%。前29年比后30年高出2.35個百分點，說明前29年工業化進程比后30年更快。比同時期（1950-1978年）的美國4.45%，日本12.05%，德國6.65%，英國2.5%、法國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亞5.35%和蘇聯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國）個百分點。按匯率法測算，由1949年24.05億美元增到1978年956.5億美元和2008年18590.4億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長13.55%，比后30年年增10.4%，要高出3.15個百分點。包括建筑業在內的第二產業的年增速也高出后30年，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年增14.05%，后30年年增11.4%，高出2.65個百分點；按美元測算，二者的速度比為13.75%：10.55%，高出3.2個百分點。59年中國工業增長了1147.4倍，年增12.65%，比同期的美國3.4%、日本7.2%，德國3.8%，英國1.6%，法國3.1%，意大利3.8%，加拿大3.3%，澳大利亞2.9%，印度5.9%和我國臺灣省（1953-2008）9.1%，要高出5.45（日本）－11.05個百分點（英國）。改革前后比較，不僅工業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大力發展“五小工業”，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偽劣嚴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氣等嚴重污染。據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累計報告職業病達50多萬例，近年來職業病呈上升的趨勢，專家估計實際發生病例要大大高于報告數，更比改革開放前要高出數十倍。在煤炭、化工、建材、汽車、醫藥等行業都存在職業病危害。千百萬個中小私營企業大多工作場所勞動條件惡劣，缺乏各種勞動保護。塵肺病等職業病嚴重危害著工人身體健康，一旦發病難以治愈，傷殘率高，死亡率也高。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有河北高碑店農民工苯中毒、福建仙游縣和安徽鳳陽縣農民工矽肺病、陜西鳳翔縣615名兒童鉛中毒、湖南瀏陽鎘中毒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幾十人上百上千人患病，還有河南農民工“開胸驗肺”的驚人新聞，都因防治和處置不當造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人稱這是“帶血的GDP”。國企工業改革，造成大批國企被兼并破產，職工上千萬下崗失業，資金效益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國有工業戶數只剩下20463戶，比1995年減少97537戶，下降82.7%；職工人數只剩下1779.1萬人，比1992年減少3576.4萬人，下降79.2%。國有企業在這里真正發生了一場衰退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國家投資最多、占國民經濟主體、主導作用的工業領域，在39個主要工業行業中，非公經濟在27個行業中（占69.2%）的比重超過50%，即中國工業經濟到2004年從總體上已私有化了。
    （4）關于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比較問題。
    復辟狂們于2007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書，他們像演三簧一樣熱炒一個數據：“2003年創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1978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2003年11天的勞動生產率”。然后胡謅什么“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該書還借用政府報告的現價數據，說寧要私有制為主體的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182300億元，不要國有經濟占主體地位的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24億元，然后他把兩者現價相減，提出“我們面臨這樣的選擇，是要178676億元財富呢？還是要哪個‘主體’地位的虛名。”然而政府報告在提出上述現價數據后，并沒有直接做減法或除法，而是說：“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8.4倍”，而按現價計算，卻增長了35.5倍。現價與按不變價格計算相差了27.1倍。這與那些不懂經濟，看到一個數據就任意比較、胡亂解釋要慎重一些。也就是說，比較產值時，必須按不變價格計算，即拋除通貨膨脹帶來的貨幣貶值和資產泡沫。比較增長速度，必須懂得高等數學中的“開平方”，而不是簡單的用年份去除。奉勸不懂經濟的資改派們，為了貶古（指建國頭29年）頌今，抓住一個不可靠的數據就胡亂比較，以免貽笑大方，留下江湖騙子的名聲。按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測算，改革前29年與后30年物價比較，其中居民消費物價1978年比1950年上漲44.7%，平均每年上漲1.3%；而改革開放30年上漲了4.227倍，平均每年上漲5.65%，比前29年高出了3.35倍，就是說2008年522.7元只相當于1978年100元的貨幣價值。商品零售價格年平均漲幅分別為1.1%：4.7%；農產品收購價格（后為農產品生產價格）分別為2.8%：6.65%。改革前中國保持了物價基本穩定，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要低得多（消費物價中國為1.3%，比美國3.6%，日本6.3%，西德2.95%，英國6.6%，法國6.05%，意大利6.1%，加拿大3.9%，澳大利亞5.6%，印度5.05%，和臺灣島1953-1978年為7.7%都要低），是世界上物價最穩定的國家之一。而改革開放以來，放開物價，讓“價值規律自發起調節作用，”使物價在到1996年飛速上漲，18年消費物價年均上漲8.45%。商品零售價格年均上漲7%，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上漲9.95%。近年來由于實行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通脹的威脅再次來臨，2007-2008年消費物價分別比上年上漲4.8%和5.9%，而2008年年底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25%，實際存款利息為負數。31年來，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糧、油、豆制品、雞蛋、肉類、魚蝦、醬油、醋、及水、電、汽及公共交通（除北京2008年奧運會后外）、電話費、郵電費、房租等都上漲了10倍以上。（如白豆腐，過去1塊白水豆腐每塊5分錢，現在每塊在1-1.3元，上漲了20-25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物價上漲幅度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消費物價中國年漲5.65%，比同時期美國上漲4.1%，日本1.3%，德國2.35%，英國5.3%，法國3.95%、意大利0.15%、加拿大3.95%、澳大利亞4.9%和臺灣島2.9%都要高，只比印度年漲7.7%略低。蘇俄前29年消費物價平均每年下降1.05%，而俄羅斯近29年來（到2007年），消費物價平均年上漲48.5%。主要是前蘇聯演變后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物價像脫韁的野馬一樣飛奔，1991-2005年消費物價年增102%。即每年物價翻一番，在資改派看來，恢復到國民黨統治后期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況也是大頌特頌的“功勞”。）據前段時間民眾流傳：“毛澤東壞，一元頂1塊，走資派好，1元頂1毛。”反映了物價上漲帶來人民幣值的大幅度貶值。因此按現價計算的產值數據都有巨大的水份和浮夸。如按1978年價格計算，2008年實際GDP只增長15.5倍，實為60189.5億元，而現價卻高達300670億元，有價格水份或泡沫高達240480.5億元，泡沫或浮夸率高達80%。按此平減指數測算，中國實際3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為6.05%，比按消費物價年漲率高出0.4個百分點。對此，已故哈佛大學高材生、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陳岱蓀教授指出，通貨膨脹是對廣大民眾的剝奪，特別是對普通老百姓的剝奪。因為只有官商為謀私利才推行通脹政策，不顧老百姓死活才放任物價飛漲。
    至于說2003年勞動生產率是1978年的33倍或國家統計局計算，1978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2003年11天的勞動生產率。這是不懂經濟的胡說八道。國家統計局在每年出版的《統計年鑒》中，列有“平均每天主要社會經濟活動”一欄，內有國內生產總值1978年和2003年每天創造的數據，簡單地把后者與前者相除，得出后者是前者的33倍，并把它稱為“勞動生產率”，是極端錯誤的。一是國家統計局在本欄注釋中明確注明除郵電業務量按不變價格計算外，其余均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國家統計局既沒有簡單地拿現價相除得出是什么增長了“33倍”或說現在11天勞動生產率就相當于1978年全年。這樣數量比較是頑固派自己想當然胡謅出來的，更沒有由此數量指標推出是什么勞動生產率。因為按現價計算正如上文所述，通貨膨脹因素使2008年GDP虛增80%，虛增量是實際量的將近5倍。我想懂經濟、價格的國家統計局的人員是不會簡單地用現價來比較的，只有不懂經濟的復辟狂才作這種低級、惡劣的比較。二是資改派將平均每天創造的GDP歸結為是什么“勞動生產率”，更證明這幫家伙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前者是指一年365天每天創造了多少GDP，而不涉及每年投入多少就業人口，與勞動生產率根本不搭界，而勞動生產率是指所有參與就業人口平均每年創造的GDP數量。而不是不管投入就業人口多少只是按一年365天平均每天創造多少GDP。前者是當年GDP除以365天得到，后者是GDP除以年中就業人口得到。要想將不同的年份GDP進行比較，必須按可比價格計算，而不能按現價計算，因為按現價計算包含了巨大的通脹泡沫。不能真實地反映GDP實際產出率。工農業產品產量可以直接比較，但要測算如糧食、鋼材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找到當年年中有多少人從事糧食和鋼材生產。按上述勞動生產率測算方法，應是當年GDP除以當年年中全社會就業人數得出（以當年人口和上年就業人口的平均數，所有的人均數都采取這種方法）。都按現價計算，1978年國民（或全員）勞動生產率為920.1元，2003年為18331.1元，按現價計算，僅比1978年增長18.9倍，根本不到33倍；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分別為920.1：4860元，僅增長4.28倍，復辟派在這里夸大了28.22倍。都按1978年可比價格計算，中國國民勞動生產率，從1949年251.3元增到1978年920.1元再到2008年7793元。前29年增長2.66倍，年均增長4.6%；后30年增長7.42倍年均增長7.4%，年均增長只比前29年高出2.8個百分點。至于說道“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的“主要東西”，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復辟狂在這里企圖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卻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正如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談話中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給這些復辟狂、資改派當頭一棒！況且2008年創造的GDP中有約20%左右是外資企業創造的，正如外商所說：“把利潤拿走，把GDP留給中國”。如果把這部分拋除，其人均創造的GDP至少要降低1.48個百分點。其成就就不那么“輝煌”了。凡是有一點民族良心的人都知道，像微軟、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是外國企業，他們在華辦廠設店所創造的GDP，應不應該包括在中國GDP內？按國內生產總值統計范圍是統計在中國GDP中的，但是不能自我陶醉，以此來炫耀其“政績”。如果把“微軟”、“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看作是中國自己的“先進生產力”，那么就陷入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劉曉波“殖民地陷阱”。他說，香港100年殖民地富起來了，中國那么大那么窮，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富起來。如果這樣，中國連獨立、自主的愿望也丟了，只能充當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附屬國。正如民謠所說，“毛澤東讓中國人站起來了，而走資派卻讓中國人趴下去了！”
    更為嚴重的是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在趙紫陽等人的“先把經濟搞上去，再來治理污染”，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指導思想下，中國人生存環境的破壞和污染越來越嚴重。2008年查處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474件，雖比2000年減少80.3%，但直接經濟損失1.82億元，列近9年第2位，而罰款僅為927萬元，列近9年來最低，僅為2006年的11%。2008年廢水排放總量達571.68億噸，比1985年增長67.4%。在有出海口的10個省市將15.87億噸廢水直接排入海水中，占廢水總量的6.6%；另有2.38億噸廢水處理不達標，總計有18.45億噸，占總量7.6%的廢水流入大地和江海中。2008年排放廢氣403866億標立方米，比1985年增長4.46倍，其中排出有毒氣體——二氧化硫2321.3萬噸，比1985年增長75.2%。2008年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達19.01億噸，比1985年增長2.62倍。2008年環境污染治理總投資4490.3億元，雖比1985增長了202.3倍，但僅占當年GDP的1.49%，仍然是杯水車薪，因為污染仍在擴大。環保部副部長潘岳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持續張力下，中國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遭受過酸雨的襲擊，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資源是完全沒用的（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四分之一的居民沒有純凈的飲用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了支氣管炎和癌癥。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中國污染代價》報告，在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占80%。中國每年約有75萬人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而過早死亡，另有6萬多人因水質較差患上嚴重腹瀉、癌癥而早亡。世行估算，目前中國每年GDP中有8-13%應支付環境成本。潘岳指出，污染所造成的損失至少相當于中國30年經濟發展的總和（按當年價格計算，30年GDP總和為210.9萬億元）。有專家指出，中國近30年來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需要100年努力修復。渤海生態的全面恢復也要花費200年，太湖、滇池和巢湖的治理，已連續巨額投資多年了，至今尚未見到成效。這種只要GDP增長不顧環境污染破壞，實質是“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犯罪行徑。如果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都用來彌補30年環境生態上虧空，那么就等于零增長，這種伯恩斯坦鼓吹的庸俗生產力論該收場了！
    按建國頭29年GDP年增7.45%與同時期外國主要國家比較，比美國年增4%、德國年增5.85%、英國年增2.45%、法國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亞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國）－5.0（英國）個百分點；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長3%高出4.4個百分點，僅比同期日本8.7%和蘇聯7.75%略低。如果按匯率法測算中國29年達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蘇聯相媲美。
GDP59年比較：中國為8.65%，比美國3.4%，日本5.5%，德國3.3%，英國2.2%，法國3.45%，意大利3.4%，加拿大3.7%，澳大利亞3.9%，印度5.35%，蘇俄4.4%和我國臺灣省（1953－2008）的7.6%都要快。要快3.15（日本）－6.45（英國）個百分點。
    （二）建國頭29年與西方大國的經濟比較。
    中國與西方大國的差距是縮小還是擴大了？按現價現匯測算，中國GDP折合成美元數，從1949年194.3億美元增到1978年2165.1億美元，約列世界位次從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國家統計局核實數為193085億元，按1美元＝8.1917元匯率測算，折合為22350億美元，超過法、英兩國GDP在2.1萬億美元左右（2005年法、英兩國GDP分別為20026億美元和21400億美元），2007年按核實數和當年匯率測算，中國GDP為33838.2億美元，超過德國的32972億美元，僅低于美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匯率法測算，中國與美國差距，從1949中美（194.3：2847億美元）中國約為美國6.82%，或美國為中國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兩國GDP為2165.1：22192億美元，中國為美國9.76%，或美國為中國的10.25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2.94個百分點和美國為中國的倍數縮小4.4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30%。縮小不多，但是是縮小而不是擴大了差距。按不變價格計算，即中國以年增7.45%，而美國僅為4%，中美發展速度相差3.45個百分點，是美國增速的1.86倍。1949年各國按當年匯率測算的GDP合美元數為基數，按各國不變價格計算GDP，拋除物價上漲和匯率變動的影響。中美1978年GDP為1556.9：8902.6（億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縮小到1978年1：5.72，縮小8.93倍，縮小60.95%。那種說中國在頭29年擴大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不顧客觀事實的胡說。
    關于如何與美日等國比較的問題。復辟狂們在結束語中，還不加分析地邏列了一些按美元計價的與美、日對比數據：說“195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為2.5%。1955年中國GDP是日本的2倍，1960年與日本相當，到1980年只相當于日本的1/4。1955年中國人均GDP是日本的1/2，1980年不到1/20。1960年美國GDP超出中國4600億美元，到1980年超出36800億美元。”他們的結論是“夸下海口趕英超美，落后的卻愈來愈遠。”這一組對比數據，有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對比的年份選擇錯誤。你們要否定建國頭29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只能選擇建國前的1949年及舊中國的數據而不能選擇1955年“對私改造”處于高潮和被稱為“三年大躍進”的1960年為基年，更不能選擇被你們稱為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開始發展私有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1980年作為對比年。如此對比，只能說明毛澤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1955年，比開始資本主義復辟的1980的生產力要更好，GDP占世界比重也高，還是日本的2倍，比美國的差距也小，而到1980年（是改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領導下）與日本和美國的差距擴大。按上述對比，不僅說明不了社會主義搞糟了，反而說明復辟資本主義搞糟了，使中國GDP與日、美和世界的差距擴大了。二是按現價、現匯（率）測算存在許多不可比因素。如與日本比較，說“1955年中國GDP是日本的2倍，而到1980年只相當于日本的1/4。”要將中日GDP對比，只能按當年匯率將人民幣和日元折算成美元數才能比較，這里除了中日兩國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速度差別外，主要和當年的匯率變動直接相關，因為測算各國GDP合美元數，一般都按各國GDP現價現匯（率）測算，而不考慮它的實際增長速度。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從1955年的360日元/1美元，升值到1980年203日元/1美元，升值43.6%，而同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只升值29.5%。折算成美元數額就越大。就是說按現價現匯折算成美元數比較，因日元升值較快，存在高估日本低估中國的很大因素。復辟派們未說1980年以后到1994年下降到僅為日本的不到1/8。這里最重要的或關鍵的因素，是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大幅度升值，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則大幅度貶值。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980年203日元/1美元，升值到1994年99.74日元/1美元，升值50.9%，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卻從1980年1.49元/1美元貶為1994年8.62元/1美元，貶值82.7%，一升一貶，使中國GDP折算為美元數不僅與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差距擴大，而且占世界GDP比重也大幅度降低。這也是資改派當時所說的：不僅改革開放前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差距擴大，而且改革開放后差距擴大的更大。但實際上1979-1994年中國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了3.35倍，年增長達9.9%，比同時期日本和美國年增速要高出2-3倍。主要原因不是中國生產力停滯或倒退，而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采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度貶值的政策所至。最典型的例證是2008年GDP，中國比上年實際增長9%，而日本自報-3.5%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的-.064%。至少可以得出中國與日本的差距比上年數有大幅度縮小。而事實上按現價現匯測算中國與日本GDP合美元數反而擴大到5222億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日本GDP從2007年的4376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49238億美元，按現價現匯測算日本2008年GDP不僅不是負增長，反而比上年增加了5471億美元，增長11.1%；比中國增長9%高出2.1個百分點。這明顯與日本2008年比上年是負增長的真實情況是不相符的，而中國按現價現匯測算，GDP從上年33830億美元（比同年德國32972億美元首次超出）增到2008年44016億美元，按此測算，中國2008年GDP比上年增長30.1%，很明顯這與中國實際年增長9%要夸大了2.34倍，與日本的差距仍有5222億美元，之所以造成這種與常理相悖的原因，是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比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有更大幅度升值。由此說明按現價現匯折算成美元數比較，有其局限性和不可比較性，從中日兩國上述按美元數比較并不能真實反映經濟發展情況。從中美GDP比較來看，有更大的不可比性，因為所有引用美國GDP的數據，都是現價數據，也就是包含了通貨膨脹的數據。1950-2008年美國消費物價累計上漲了8.035倍，年增長3.8%，其中1950-1978年年增長3.6%。而近30年年增長4.1%。在前文曾拋除物價上漲因素，按美國自報的GDP年增長指數和增長率測算，對比了中美在1950-1978年GDP差距縮小的數據。其中按不變價格計算，與美國GDP差距縮小60.95%，按匯率法測算差距也縮小30%。現在再以不變價格計算，測算美國到2008年真實的GDP數據。以美國1949年GDP自報數2847億美元為基數，59年來美國GDP實際增長6.266倍，年增長3.4%測算，美國到2008年實際GDP為20686.3億美元（2847×7.266），而2008年自報現價GDP為142646億美元，現價比按可比價格計算多出了121959.7億美元，物價上漲帶來的資產泡沫高達85.5%。也就是說，有高達85.5%的GDP是根本不存在的，是物價上漲形成的資產泡沫。中國既不能用改革開放30年來消費物價上漲4.227倍所形成的現價GDP與改革開放前29年比較；更不能用美國59年來消費物價上漲8.035倍所形成的現價GDP相比較，一切產值比較都應拋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否則不具可比性。是毫無意義的比較，這才是真正的“瞎起哄”胡扯！按現價現匯測算，如果說中美在1980年差距在36800億美元，而到2008年中美GDP差距已擴大到98630億美元（中美分別為44016：142646億美元），比1980年擴大了1.68倍，差距擴大了61830億美元！按復辟派的邏輯推理，改革開放改行私有制市場經濟，不僅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急劇擴大了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差距。按上述數據，2008年還不如1955年的水平。實際上，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與美國比較，不僅在前29年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而且在改革開放后30年里也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以1949年中國GDP合194.3億美元為基數，中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131.4倍，年增長8.65%，按增長指數推算，到2008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GDP應為25731億美元（不考慮匯率變動），比同期美國按不變價格計算的20686.3億美元相比較反而超出了5044.7億美元。這才是真實可靠的比較。假如1949年GDP合美元數是合理的，美國按其自報的2847億美元，中國408億元按年底2.1元/1美元測算為194.3億美元為基數，拋除物價上漲和匯率變動的因素，美中兩國按59年以來各自GDP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長指數分別為726.6%和13242.9%，2008年美中兩國GDP分別為20686.3億美元和25731億美元，中國不僅沒有落后或擴大了與美國的差距，反而超出美國5044.7億美元。這與世界上按購買力平價指數測算，中國早在1978年就超過日本列世界第2位是相吻合的。
    （三）建國頭29年與舊中國最高年份的經濟比較：
    有人說，毛澤東弄得中國“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比舊中國還糟”。
這里將1978年與舊中國最高年產值、產量比較。1978年GDP3645.2億元，按當年匯率測算折合為2165.1億美元，比國民黨統治時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億美元，增長了27.2倍；比1949年增長了10.1倍；工農業總產值1978年達到5634億元，比1936年688.1億元，都按1957年價格計算，增長了7.37倍，比1949年增長12.83倍；農業總產值達到1397億元，分別比舊中國最高年和1949年增長了1.11倍和1.96倍；工業總產值達到4237億元，分別增長17.6倍和39.66倍。輕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12.5倍和20.6倍；重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22.8倍和94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工業產品產量有成倍的增長。如1978年糧食產量達到30477萬噸，比1936年的15000萬噸和1949年11318萬噸增長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長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長了2.98倍和7.41倍；茶葉增長了19.1%和5.54倍；烤煙增長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長了9.51倍和4.48倍；水產品增長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頭數增長了31%和56%；羊存欄數增長了1.72倍和3.01倍；肉豬存欄數增長了2.84倍和4.22倍。工業產品產量增長更多。如原煤1978年達到6.18億噸，比1942年0.62億噸和1949年0.32億噸，分別增長8.97倍和18.3倍；原油達到10415萬噸，比1943年32萬噸和1949年12萬噸，分別增長324.5倍和866.9倍；發電量達到4277億千瓦時，比1941年60億千瓦時和1949年43億千瓦時，增長41.8倍和58.7倍；粗鋼增長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長27.5倍和97.9倍；生鐵增長18.3倍和138.2倍；機床達到18.32萬臺，分別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長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長25.9倍和120.2倍；純堿增長11.9倍和14.1倍；燒堿增長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長12.8倍和15.5倍；棉紗增長3.9倍和5.7倍；棉布增長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長4.54倍和10.35倍；卷煙增長4.01倍和6.39倍；原鹽增長3.98倍和5.53倍等。這些成就決不是資改派閉著眼睛就能否定了的。從人均產值產量對比來看，雖然1978年總人口達到96259萬人，比1936年增加51259萬人，比1949年增加42092萬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從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3.48倍，年增長5.3%，延長到1980年年增長5.35%，比同時期美國年增1.85%，德國年增3.15%、英國年增1.65%、法國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亞年增2.6%、蘇聯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臺灣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這29年中，居民儲蓄存款年遞增20%，人均儲蓄年增16.8%、職工工資總額年增9.55%、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增2.2%，其中國企職工和集體職工分別年增2.35%和1.8%；居民消費水平年實際增長2.9%，其中農民和市民分別增長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和農民人均住房面積分別達到6.7和8.1㎡。上述數據說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雖然增長不快，但生活水平卻是提高了，基本保證了全國人民的溫飽需要。那種說頭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無恥的攻擊。人均GOP按美元測算，從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長12.47倍。人均粗鋼增長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長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長154.4倍和543倍；人均發電量增長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長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鐵增長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紗增長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長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長1.7倍和11倍。人均農產品中，除了糧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長。上述事實說明，新中國比舊中國不知要強大幾十倍，僅GDP1978年一年產值就比國民黨統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種攻擊新中國不如舊中國，是昧著良心說謊話。
 （2009年12月29日273期《環球視野》）

    注釋：
    [1]周總理在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大躍進”量化指標：農業每年增長10%是“躍進”，增長15%是“大躍進”，增長20%以上是“特大躍進”；工業每年增長20%是“躍進”，增長25%是“大躍進”，增長30%以上是“特大躍進”。
    [2]指“一五”－“十一五”11個計劃時期加上1950-1952年“三年恢復時期”和1963-1965年“三年調整時期”，共計13個計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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