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中國政法大學已經成功建設起“霍布斯叢林”——從楊帆門事件說起

作者：老田

沒有秩序和法律的社會，被想象為“霍布斯叢林”，在那里人對人像狼一樣，人們在相互沖突的利益驅動之下進行無序競爭，結果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嚴重受損。這個霍布斯叢林在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在文革結束之后，文革十年通常被主流媒體描述為“法紀馳廢”的內亂，據以提出最響亮的口號是“肅清四人幫流毒”和恢復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文革實際上被描述為一種現實世界的霍布斯叢林。而在“深揭狠批四人幫”的運動中間，深深地隱含著人們對于重建秩序并遠離文革期間那種無序政治競爭社會的渴望，這應該是改革開放年代一個最少爭議的努力目標。

要達成秩序，不僅僅要求一個強大的權力——利維坦——還不夠，還需要規則，以及保證規則實施的組織保障。在改革三十年之后的2008年，中國政法大學很是出了一些風頭，從年初的“楊帆門事件”開始，連續出現“抄襲門事件”“停課門事件”和“殺師門事件”，這些事件如果進行連貫看待，似乎在這個中國政法教育的最高學府中間，存在著明顯的“霍布斯叢林”狀態，本文稱之為“政法叢林”：該大學不僅僅缺乏規則，而且已有的規則實施機制也難以正常運作，給人以強烈印象的是該校存在著一個不受任何規則制約的“利維坦”。

2008年年初，楊帆教授與學生的一次偶然沖突，被一些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其中最名著的積極分子是蕭翰副教授）精心建設成為“楊帆門事件”，大肆宣揚了一通，在網上很是熱鬧了一陣子。這個事件的背后，揭示了一個恒久不變的問題：在教與學矛盾中間的師生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學生如何對待學習和老師。在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環境中間，基于教育產業化需要，大學有時被狹隘地看成一個依靠發賣文憑而牟利的商業機構，與教學的相關性被最小化了；在這個特殊的商業機構中間，大學生是家長出錢購買文憑的一個具體的消費者，而學校則是一個發放文憑的生產者。一般而言，中國的自由派人士高度肯定市場經濟，比較傾向于把大學作為純粹的商業機構，學生是被收取學費的特殊顧客，基于“顧客是上帝”的市場規則，應該得到無條件的尊重，楊帆執行課堂紀律跡近“刁難顧客”。

此外，教學關系在中國傳統中間，還有一個很悠久的定位就是要執行“傳道授業解惑”的功能，學生被想象為可以從老師那里學到一種可以稱之為“知識”的東西。因此，在大學的商業角色和買賣關系中間，需要搭配一種老師向學生“傳道授業”的無形商品授受過程。這樣，中國的大學究竟履行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人們就往往持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大致上介于“純粹的文憑出售者”和“純粹的知識傳播站”之間。自由派人士如蕭翰的觀點接近于前者，所以，楊帆執行課堂紀律純屬多此一舉；而楊帆的看法接近于后者，不愿意把大學看作是純粹的文憑銷售者角色，希望在文憑銷售之外搭配較多的知識傳授內涵。在熱熱鬧鬧的爭論中間，大學生及其家長都做出了表態，一個網絡調查表明，在家長中間支持大學要進行適當傳道授業功能的比例是七比三，這是比較偏于傳統的一方；大學生似乎不那么看著學習任務，這個支持比例倒過來了，是三比七。

很明顯，在“楊帆門事件”中間，主要問題在于對大學的角色和地位，缺乏共識。自由派和多數大學生傾向于認為大學就是一個提供文憑的機構；反過來，楊帆教授卻不甘心作為一個文憑發售機構中間的“稻草人”角色，希望根據久已流傳的“老傳統”履行一部分“傳道授業”功能，與履行這一功能緊密相關，課堂秩序和教師對學生的老一套的考核制度也有堅持的必要，這得到大部分學生家長的支持。正是缺乏起碼的共識，所以對于那些已有的規則才缺乏尊重，進而會發生師生沖突，楊帆堅持的，恰恰是自由派和大部分大學生所拋棄的，雙方依據兩種相互對立的規則行事，因而發生了嚴重的“不和諧事件”。又由于兩種不同的規則都有很多支持者，因此，這個事件就成為一個有很大新聞價值并且得到受到廣泛關注的事件，還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看起來，僅僅有規則是不夠的，還需要作為規則基礎的社會共識，維護沒有共識的規則是很困難的，這是很容易引起矛盾和沖突的。

接下來的“抄襲門事件”很搞笑，楊帆作為規則執行機構的“學術委員會主席”，對一個抄襲證據確鑿的金教授進行了認定和處理，但是引發了更高的規則執行機構的不滿，楊帆被實施了停課處分，結果由一個單純的“抄襲門事件”直接誘發了“停課門事件”。在這兩個事件中間，楊帆教授的表現具有一貫性，都是認同臺面上的正式規則，在楊帆門事件中間楊帆堅持大學的傳道授業角色并且為此堅持課堂點名作為保證，在后一個事件中間楊帆堅持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認定和處理，結果與那些輕易不會上臺面的“潛規則”發生了沖突。

一種潛規則得以形成，并且得到相當人群的尊重，肯定要與某種強勢社會力量和勢力發生利益支持關系，而且，這種支持潛規則的力量或者勢力要足夠強大，足以推翻、至少是無視正式規則的維護和執行力量，否則，潛規則就不可能存在和持久。一般而言，如果沒有特殊的事件和沖突，潛規則和顯規則（正式規則）的對比就體現不出來，無法暴露在人們的眼前并接受輿論評判。正是在停課門事件中間，我們看到在中國政法大學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霍布斯叢林現象——正式規則得不到執行，而最高行政權力卻傾向于維護“潛規則”及其利益相關者。在政法大學顯規則得不到執行的事件中間，人們很容易產生一個這樣的推測：政法大學存在著一個與學術抄襲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之下，學術不端行為得不到糾正和處分，更有甚者，如果有誰試圖執行正式規則，相關勢力就要進行反撲，比如給那些“認死理”的人（在停課門事件中間是楊帆教授）以必要的懲處，借此維護潛規則的運行，讓臺面上的正式規則無效。這個事件的后續發展，受到一個偶然事件的影響，今年中央調整了許多大學的校長和書記任職，前政法大學校長到山東大學任職，新來的校長大概還沒有被政法大學的“抄襲既得利益集團”“俘獲”過去，這個偶然事件弱化了潛規則保護力度，結果人們看到，幾個月之后楊帆被學校宣布“復課”了，但是沒有給任何說法。

我們不知道在政法大學中間，抄襲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有多大，觸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風險究竟如何，停課門事件只有在偶然中間讓人們看到了冰山一角。新的校長是否能夠瓦解這一既得利益集團，確保正式規則在政法大學范圍內實施，人們還不得而知。有一種可能性是，由于抄襲既得利益集團的樹大根深，新任領導也沒有能力做出根本性調整，只得聽任這一集團的發展和繼續壯大，最后在政法大學實現潛規則驅逐正式規則。讓楊帆復課但是不給說法，很可能就是一種對于抄襲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性”表示“敬意”的委婉方式。

除了在教學和科研方面之外，政法大學的殺師門事件的意義要廣泛得多，不局限于學校的特定場域和教學矛盾。一位男學生的女朋友受到某副教授的侵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人把此種現象理解為性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性資源特別是女性分配跟隨購買力和地位發生某種程度的集中，一般趨勢是女性分配特別是美女配置較有利于有權人、有錢人和年紀大積累多的人，無權無錢的小伙子處于弱勢地位），這個問題似乎長期得不到解決，最后，該男生選擇了直接復仇的方式。一般而言，政府司法系統壟斷暴力和執法權力的根本理由是：政府將接管個人權利保護事業，相關保護成本由政府和社會支付，為此，個人被剝奪直接行動的權力。顯然，一個人的正當權益受到有優勢的人物的侵犯，同時在現有的規則體系和執行機制中間卻得不到正常解決，結果選定最原始的“血親復仇”方式來解決問題的幾率就急劇上升了。

在殺師門事件中間，該男生確實是超越了“被剝奪了的直接行動權力”，進而選擇了殺人報復的方式，這個學生最后表示認罪來承認者一點，但是他同時聲言并不后悔，因為他在現有的司法和社會管理機構中間得不到合理的救濟，所以，只剩下一個直接行動的選擇。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司法和社會管理機構在壟斷了暴力和執法權力之后卻沒有給予受害者以及時與合理的救濟，結果促發學生殺師這一事件。如果這樣的問題僅僅是偶然和個別的，那么人們可以指責這個學生的不理性，或者轉過來指責政法大學管理方面的顢頇無能，反過來，如果這樣的事件到處都存在，而且還達到很高的比例，那么，就需要根本反思法制建設的方向和成就了。

也是2008年，發生了“楊佳殺人案”，這個人在網絡被稱為“大俠”。事后的信息披露表明，不僅僅是楊佳本人，而且楊佳的母親，都曾經受到過侵害，楊母受到傷害之后曾經進行過長達八年的上訪，都未能得到司法救濟。許多人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社會經驗中間，都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般人幾乎不可能從司法系統中間得到有價值的幫助。反觀毛澤東時代，司法系統的處置能力也不高，但是，社會管理機構卻包攬很多類似的救濟要求，并且輿論制約的作用也很大，就這樣，人們對于司法救濟的需要經過兩次“攔截”之后就最小化了，司法系統基本上只處理那些最嚴重的刑事犯罪事件，其他的侵害案件基本上由各個單位的“人民調解”職能替代了。

今天的問題在于，各個單位都按照經濟邏輯進行組織和運作，拒絕承擔（實際上也不可能承擔起）人民調解職能；而且市場貨幣關系的超強地位廣泛凌駕于各種社會規則之上，由此所引發的各種矛盾沖突很難得到處理，相關侵害問題都最后集中到司法系統身上，由于司法系統運作的成本很高，即使不存在貪污和瀆職方面的問題，不可能有能力承接起如此大數量的侵害事件處置職能。司法系統的有效性，在于處理的案例要足夠少，這就需要社會成員有相當的共識，規則實施存在多個層次的保障（包括民間輿論和社會管理機構的作用），只有經過多層攔截之后，提交司法系統處理的案例少而又少，司法系統這樣一種高成本的事后救濟的手段才能發揮正常。殺師門事件就是因為得不到其他社會機制的及時處置，才最后發展成為必須由司法系統接管的惡行殺人案的。

換句話說，在中國普通人生活的空間內，已經出現了很高程度的“霍布斯叢林”現象，這種叢林現象從本質上說不是強化司法系統就能夠解決的。就政法大學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而言，我們看到的是市場關系侵入社會領域所引發的沖突的廣泛性，各種正式規則背后沒有社會共識的支持，而且正式規則缺乏執行力量保障，潛規則還壓倒正式規則，普通人（不管是殺師的學生，還是相對強勢的、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的楊帆）無法得到正式規則的保護，而這么多的問題僅僅依靠司法系統是無法提供救濟的。中國存在某種程度的霍布斯叢林還不算稀奇，稀奇的事情是首先讓人們關注到叢林現象的地點，卻是一所高等政法大學，“政法叢林”會讓人們感覺到一種格外強烈的對比和諷刺意味。就算是文革期間曾經存在著惡性政治競爭，一派和另一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派性沖突和不兼容，但是，就整個社會而言，也沒有出現像政法叢林這樣的情況——市場關系侵入社會領域如此之廣泛、共識如此之少、沖突和矛盾如此之廣泛和深刻、而處理沖突的手段卻如此之有限，政法叢林所展示的秩序困境，讓每一個人都產生嚴重的“無力感”和“荒謬感”。

在中國，由于前一次革命的時間距離很近，革命宣傳的影響仍然存在，幾乎所有人都記得“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話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在不能提供及時合理的司法救濟的情況下，壟斷司法權力是沒有合法性的；這種革命宣傳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壟斷暴力不是無條件的，而是需要一個合理的前提。今天中國的困境，恰恰在于：在司法系統和社會管理機構不能為普通人提供適當救濟的情況下，強化了規則和執行權力的壟斷性；而且，由于官員私利的惡性膨脹和權力越來越失去監督，規則受到精英階層破壞的現象日益突出，結果被壟斷的權力越來越被認為僅僅是為少數上層人士的利益服務的。正是處在這個惡性循環中間，楊佳才被網絡輿論稱之為“大俠”，而政法學院的殺師學生才出現一種“認罪但不后悔”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心態。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實際存在的惡性循環，僅僅依靠“歌頌大好形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無視問題的存在并盡早尋求解決方案就只能有一個后果：等到問題積累到完全無法解決的時候，來一個總爆發。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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