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語境下的中國出路

田忠國　　

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所有秩序都是對自由的破壞，從精神文化秩序到權力秩序，他們唯一承認的只有制度秩序，但對制度的制定權、闡釋權以及掌握權，又僅僅控制在自由主義手里。與此相左的一切社會群體或思想觀念，在他們看來都是落后的、都是必須被社會淘汰的。但是，如果我們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境下就會發現，自由主義不過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付所謂的“集權國家”一種解構集權的方法。有人可能認為，自由主義國家的本質意義就在于對官員權力的限制，是限制政府少干事，最好什么事都不干，這也是　茅于軾　先生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在茅　于軾等　先生看來，政府不干事，但得干保護富人的事，也就是說，盡到保護富人的責任，不論富人怎么富的，政府必須保護，一個美好的國家就會在中國出現。而美好的前提是，國有資產私有化（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私分化），社會管理封建等級化，貪污腐敗不是最優也是次優化，資本自由掠奪化。當然，在他們看來，這就是自由主義國家的全部要義。　　

但是，一個他們不愿承認的事實是，作為自由主義國家的美國，總統的權力猶如現實生活中的上帝，其神性和不可違抗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小布什說“我們創造事實”，于是整個國家機器就全部開動起來，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為“創造事實”而努力，如果理性的看“創造事實”這個問題，我們不難發現，這個邪惡的指令竟然成了美國的國家意志，并通過國家意志的傳遞形成了群體意志。從這一事實上說明，自由主義國家創造了一個美麗的令人著迷的神話，人們在這個美麗的神話中，淘醉在群體無意識之中。　李強　先生在“自由主義與現代國家”一文中認為：　　

“ 為了擺脫戰爭狀態，過一種安全的生活，就必須有一個使大家攝服的共同權力，這就是“國家”，即“利維坦”。這個“利維坦”是集體人格的化身，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 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于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筮@樣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稱為國家，在拉丁文中稱為城邦。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Leviathan）的誕生，──用更尊敬的方式來說，這就是活的上帝的誕生；我們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和安全就是從它那里得來的?！薄　?/p>

由此可知，自由主義國家并不是茅于軾等經濟自由主義者傳授給我們的自由概念，而是“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于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边@種授權形式，其先決條件就是每一個人都在意識植入了每一個人都自覺“承認授權”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社會成員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問題的時候，均自覺把自己的自由交付最高領導者，并任由最高領導者支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權利。只有這樣，在現代社會才能構建起一個強大的國家?！　?/p>

當然，其授權方式，是由票選，你投出贊成票的那一刻算起的。但是，到此呈現給我們的另一個問題是，在眾多的社會成員中，投票時有人放棄了投票，有人投了另一個人的票，但偏偏被投票的那個人沒有當選，而是他沒投票的那個人當選了，這就說明了一個民主的真諦，既，個人意志服從于多數人的意志。但是，這個真諦似乎也存在一個我們無法繞開的問題：如果多數人放棄投票呢？事實上，如果多數人放棄投票，就是少數人的意志決定了多數人的命運。而在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的行使權應該由他們代勞，如果相反，則是群體暴政而非民主。在經濟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自由主義語境下，我們不難發現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為什么總是平民階層承擔改革的代價的原因了。　　

一、文革給我們的啟示　　

如果我們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我們放棄個人恩怨或個人利益的念頭，而是站在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角度，用純凈的眼看問題，我們就不難發現，整個文革過程，就是一個“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實踐過程。在這個民主實踐的過程中，雖然存在重大的情緒化、無序化的問題，但是，如果因為存在問題就否定，就扔掉，別說是動態復雜的社會，既便是科學，比如說人們常用的計算機，如果在初次設計時，因為存在問題就否定了，扔掉了，前期工作白作了不說，而且，最大的可能到現在人們還用不上計算機。但聰明的科學家沒有扔掉完事，而是繼續研究，在完善中不斷提升，并且還將在以后的歲月中繼續完善提升。愚蠢的倒是一代代政治家，對于民主實踐沒有完善提升的興趣，倒是有不管三七二十一扔掉的膽量，從而制造了從零到零，永遠是零的死循環。在這個從零到零的死循環中，我們看到的是歷史的重復和悲壯，看到的是人類走在悖論的道路上而不自知，看到的是人類智慧的盲區是怎么把人類帶進災難之中去的。一個國家從災難中尋找到避免重復發生災難的路徑，并尋找到一個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這個國家注定是不可戰勝的，而且，將會持續強大。但一個國家如果只會扔掉了重來，從零開始，這個國家是不智的族群。假如一個不智的族群，卻有一個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那么，這個國家的族群將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族群，如果這個族群不是愚蠢，而是聰明的話，這個族群將永遠保持優秀的品質?！　?/p>

或許，毛澤東在西山滴水洞閉關思考的時候，他想努力解決的就是“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問題吧？現在，在他逝世三十二年后，我們已經無法確知。但是，從他零星的談話中，我們還是感覺到了他要解決的問題，并且他已經尋找到“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的機制之門。　　

當然，他雖然尋找到了“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的價值秩序，全民平等的“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奮斗目標，但卻沒有尋找到確保實現這一目標的程序機制，也沒有找到建構“全民共同參與破與立的動態重構機制”的完美路徑，更沒有找到有效避免中斷民主實踐的制約機制，雖然他的非凡智慧，早就預見到后來的種種可能?！　?/p>

現在看，有些精英只是一味指責文革，不僅表現得十分弱智，而且，讓人無法不懷疑他們是不是太過自私？有人稱我是個擁毛主義者，其實，我不僅是個擁毛主義者，也是個擁伏羲、孔子、老子、墨子、康德、朱子、邵子、柏拉圖、馬克思以及所有有用的智慧主義者，包括新自由主義者。從這個角度說，一切有用而且有益于國家長遠發展的東西我都擁護，當然，對于國家發展有害的東西我也喜歡，因為，沒有對有害于國家發展的認識，就不可能有避免的方法。還因為，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襟懷，把眾多的智慧融會貫通，形成一個整體，那將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　　

在李強先生所寫的“自由主義與現代國家”一文中，我們發現，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者，一直致力于解決的就是個民權治國的問題。如果說西方的民權治是一種被神話了的民主體系的話，在世界上，毛澤東是第一個從神話和程序的民主變成實質性民主的人。韓德強先生認為，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存在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矛盾，這是事實。潘維先生認為，法律秩序和價值秩序，比民主本身更為重要。張宏良生則認為，建構“四大自由”的社會，是構建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必經之路?！∮峥善较壬J為，人民民主是黨和共和國的生命。他們的觀點表面上看有很大的差異，但本質上卻是毛澤東一直致力解決，但一直未能解決好的問題：人民當家作主。從目標的維度上說，韓德強和俞可平先生給出了答案，從操作維度上說，　潘維先生找到了實現民主的路徑，從民主實踐的維度上說，張宏良先生則找到了保持民主制度道德性和神性的路徑。

或許，他們的思想觀點，將重新拉開中國民主實踐的序幕。但是，我認為，他們的觀點需要整合，張宏良先生的“四大自由”，可以引入司法體系，確保潘維先生的“法律秩序和價值秩序”道德和神性，韓德強、潘維、張宏良和俞可平先生的民主觀、平等觀、價值觀，可以按照價值邏輯（程序）給與規范（制度），再把戰略產業目標化，使經濟維持在可控的自由范圍內，我想，中國的后文革時代，也就是科學發展時代也就到來了?！?/p>

我個人認為，他們觀點上的不同，只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層次的不同，是同一個整體的不同層面的制約關系，是對構關系而不是相互解構關系。

二、民權與群體意志的關系　　

在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看來，個體的自由是不受制約的自由，如果受到制約就不是自由了，但他們同時認為，民眾民主權利的行使，只能由精英代理。從其話語陳述的角度說，很顯然，經濟自由主義者所謂的個人自由是不包括民眾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的。精英的自由民主被精英派美其曰為“普世價值”，但是，很顯然，所謂的“普世價值”，不過是精英們的“普世價值”，而毛澤東和十七大報告一貫主張的則是全民平等的民主價值觀，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又保護少數，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民主集中制（這和美國的“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民主何其相似爾，是美國向中國學的，還是中國向美國學的？當然，中國和美國的民主又有所不同，美國以票選代表民意，而中國則以支持率代表民意，比如文革，人民群眾都支持，只有極少數人反對）。從這個維度說，任何國家要想強大就必須有民主，也必須有集中，民主的時候要少數服從多數，集中的時候要多數服從少數，文革時期的民主不正如西方的“ 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于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民主嗎？這樣的民主，在西方各國政要和民眾眼里的民主，為什么到了某些精英眼里，在美國是民主，在中國就成了專制了呢？面對這種現實，我無法不懷疑精英們的動機。

對于民主概念問題，人們一定要搞清楚，民主的概念不搞清楚，人們就會陷入精英們“普世價值”的圈套，使中國陷入動蕩、混亂甚至分裂的萬劫不復的深淵。因為，精英們的“普世價值”，只是他們的專利，并非是他們所說的西方式或者叫美國式民主（對于“民主選舉”的問題，請讀者參閱　潘維　先生的“評選舉迷信”等文章），而是中國精英式民主。　　

三、群體意志就是國家意志　　

　李強　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群體意志就是國家意志，不論形沒形成法律文件。如果從這個維度看文革，我們發現，文革的興起，雖然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有關，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交給人民，但也得到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由民眾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由此可知，一個人的意志只有成為大多數人的意志時，個人行為才能形成全民行為，才能形成國家意志。比如說，胡錦濤總書記說的“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人民群眾眼里，否定壞的改革，尋找好的、惠及人民大眾、有利發展主權經濟和提升經濟安全、國家安全的改革就是“解放思想”，但在賣國精英眼里，繼續加大出賣主權經濟的力度，配合美國實施顏色革命，配合李登輝把中國分成七個板塊，繼續剝奪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就是“解放思想”。再比如說，在人民群眾眼里，公平正義、平等參與“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也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共同創造，使國家強大，人民富裕，并平等的分享各種創造成果，構建社會平等而又和平的搏弈機制，就是科學發展觀，但在賣國精英眼里，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國家，影響了他們的賣國和貪污腐敗，以清除毛澤東思想為名清除“科學發展觀”才是科學發展觀。由此可知，胡錦濤總書記和人民群眾的“解放思想”、“科學發展觀”是和賣國精英的“解放思想”、“科學發展觀”是不一樣的，也是完全對立的。也由此可知，胡錦濤總書記的“解放思想”、“科學發展觀”表達了人民群眾共同的向往、共同的志愿，是真正的國家意志。而精英的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以此為名否定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從這個角度說，全國的黨員干部（不包括貪腐分子和賣國精英）、解放軍指戰員、全國人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堅決捍衛人民群眾的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揭露賣國精英真反對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假支持解放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賣國嘴臉。在強大的國家意志面前，會有越來越多的賣國精英跑到他們的美國主子那里去的?！　?/p>

也由此可知：　　

一）、個體的授權意識必須服從多數意志　　

二）、由群體意志形成的國家意志是絕對不允許違抗或挑戰的　　

三）、代表國家意志的最高權力是絕對不允許違抗或挑戰的　　

但是，那些不良精英和賣國精英，以民主的名義屢屢挑戰這三大原則，鼓動地方或部門專制，圍困中央。這種情況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全國人民無法容忍的地步了。也由此可知，人民群眾的反抗是和中央堅持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共同創造，使國家強大，人民富裕，并平等的分享各種創造成果，構建社會平等而又和平的搏弈機制的戰略決策完全一致的。　

四、權力的神性　　

毛澤東時代創造了世界上最純潔的權力神性。因為，

一、他堅持民主，尊重反對意見，既便是不對的反對意見。

二、他堅持維護人民平等的自由民主權利、政治經濟權利和人民利益為最高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并作為自己想事、謀事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反思并作為檢驗自己一切行為的基本標準。

三、他堅持維護國家和民眾利益為自己的神圣責任。

四、他堅持自己不腐敗，還堅決反對別人腐敗，并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支持人民群眾反腐敗。

五、他堅持人民平等的和平動態搏弈機制，并認為，人民群眾只有通過社會的革命斗爭實踐（人民平等的和平動態搏弈機制），通過自我教育和批評與反批評，才能重新建構平等而又民主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這就是被主流精英認為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的思想文化革命。西方民主權力的神性，其本質就是小布什所謂的“創造事實”的神性，是虛構的神性。對于前者，我稱之為權力本質的神性，對于后者，我則稱之為虛擬的神性?！　?/p>

五、制約權力是實現群體意志的表達方式　　

從西方的民主實踐上看，全民選舉、三權分立，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如果簡單的看待這個民主模式，看不到這個模式深處潛藏的權威模式，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移植美國模式，都不可避免的陷入自我毀滅的道路上去。有人說，美國是這種模式但并沒有自我毀滅，但美國模式中最核心的“ 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于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權威模式，移植美式民主的各個國家都沒有。這就是一些國家移植美式民主后馬上就垮臺的根本原因。但是，美國在推銷美式民主的時候，把美式民主最核心的威權政治抽掉了，只剩下美式民主的外殼。不僅如此，美國為了達到分裂別國，分而治之的全球戰略目標，還把民主最核心的權威政治指斥為獨裁專制。為了確保美式民主的權威性，剔除精英的專制欲望，一是借鑒了文革經驗，讓民權參與到司法建設當中，一改過去的精英判決為民眾的道德判決。二是把文革的民權程序制度化，使民權運動始終保持在動態有序的狀態。

由此可知，美式的三權獨立只是各自獨立的行使自己法定的權利，并通過獨立行使法定權利達到相互制約的目的，但是，良好的愿望歸愿望，并不代表客觀事實，因為，天下人都知道，在沒有引進文革經驗前，政黨輪替和三權分立，只不過是三方分贓、輪流分贓的代名詞，直到引進了中國的民權治國美國的權力神性才在民眾心中建構起來。也由此可知，制約權力的關鍵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民權對官權的制約。因為，美國歷史告訴人們，三權分立并沒有有效制約權力，也沒有有效制約貪污腐敗，只有引進文革經驗后，以民權治國了，自由主義的美國才從罪惡的掠奪本國民眾中掙脫出來?！　?/p>

但是，不掠奪本國民眾并不意味美國不掠奪其它國家，而是把掠奪由國內轉移到別的國家而已。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引進文革經驗時，為了獲得總統的自由決策權，美國只是把民權引到司法領域，讓民眾的社會良知和社會道德對罪與非罪進行審判，確保了美國的價值觀念的連續。文革時期，中國卻把民權深入到“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各個層面，確保了各層級權力純潔性。對于這一點可以看出，美國還沒有勇氣全面引進文革經驗。

結論　　

在今天國內外的自由主義語境下，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全面落實黨中央和人民群眾的科學發展觀，堅持推進人民平等的和平動態搏弈機制建設，把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看到希望”的目標。　　

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因為，反動墮落的精英集團是不甘心失敗的命運的，更不甘心退出中國歷史的舞臺，他們還會向黨中央和人民群眾大肆反撲，甚至比以前更無恥、更瘋狂。但是，全國人民只要團結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就一定能戰勝這股由美國培植的黑惡勢力。　　

2008年9月1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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