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能不能當家作主是衡量制度文化先進性的唯一標準

―――從文革在美國的制度化維度看中國的現代制度建設

田忠國

　張五常　先生說，中國現在是最好的制度。如果從建構封建等級制的角度說，我們確實是最好的制度，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實行封建等級制了，唯此一家，是夠特色、夠鮮明的。當然，如果從歷史的角度說，中國的封建等級制由來已久，也不算是什么創造發明，只是由精英復制了二千年前的等級制而已。兩千年前的東西能復制到一個曾經經歷過文革的社會，這應該說改革精英做出的貢獻不小，因為這是精英們所說的普世價值。

有人可能認為，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社會主義制度，這確實是事實，但問題是人們怎么看制度問題，一種制度是文字中的制度，而另一種制度是事實上的制度。在人們的感受中，人們感覺到的是文字中的制度就說明制度是有效的，但如果在人們的感覺中現實中的制度已不是文字中的制度，就說明這個國家在制度管理上出大問題了。對于這種現象，　仲大軍　先生有個形象的說法，叫“權力蛻變”。

當然，封建等級制在企業中早就形成文字了，不論是私企還是國企，全國幾乎都一樣。但是，在封建等級制森嚴的企業，不叫封建等級制，而叫現代企業管理。我個人以為，一個社會發展變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變革的過程，所謂不斷變革的過程，比如說，當時認為是對的，經實踐證明不對或部分的對，或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踐證明是對的，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證明已經不適應社會客觀發展需要了，就需要調整、變革，從而為社會發展提供理論和制度動力支持。

從這個角度說，改革就是以實現“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為目標，動態調整偏離這個目標的思想理論和制度體系。　　

但是，也有人喜歡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還有人樂于大談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喜歡絕對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樂于搞精英專制，而樂于談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的，則喜歡資本主義的掠奪自由。

但是，大多數平民百姓認為，封建等級制、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不是普世價值，最多是權貴精英的普世價值，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不是人民大眾的普世價值。人民大眾的普世價值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社會各項成果。但對于權貴精英來說，他們沒有和人民群眾平等的習慣，更沒有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習慣，所以，人民群眾的普世價值，對于權貴精英階級來說，就不是普世價值了，而是暴民政治。

不僅如此，由于民族、文化的差異，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差異，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也是有巨大變化的，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地主剝削農民，資本家剝削工人是天經地意的，農民或工人反抗是不道德的，反價值秩序的，但是，中華人民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讓人民群眾明白了一個深刻道理，不論是地主或資本家的剝削都是不道德的，但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有的精英借批毛澤東之名，又把“地主剝削農民，資本家剝削工人是天經地意的”請了回來，并以普世價值之名大力推廣。

如果單純的從這一現象看問題，我們或許無法理解某些精英為什么要否定毛澤東思想，但如果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觀點看，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問題。因為，精英階級的階級消滅論，其主要目的就是打了你還要讓說沒打。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是這樣，對文革的否定也是如此，因為，從世界歷史上來說，文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工人、農民的人權和價值觀、道德觀管理國家，并且在中國歷史上持續十年之久。在這十年中，一直不懂何謂人權、何謂民主的中國人民，通過文革實踐，第一次懂得他們也是有權利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　　

否定文革，是從某些人對文革的錯誤判斷引起的，并被別有用心的極右分子所利用，由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馬克思主義，進而全面否定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但是，權貴精英集團為了長期保持即得利益不受損害，在解構原來的價值觀、道德觀、政治觀、國際觀、文化觀等等的同時，又處心極慮的配合西方國家大搞顏色革命。　　

有人可能認為，我這是言過其實，但如果我們看看精英集團的賣國路線，我們就不難發現，如果把主權經濟賣光，顏色革命不用搞就成功了。　

權貴精英的理論實踐告訴我們，世界上本沒有普世價值，既便有，也是相對于某個階級而言的，也就是說，權貴精英的普世價值，就是以暴民政治的名義剝奪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普世價值。而人民群眾的普世價值，比如說毛澤東所說的：“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就是權貴精英批判的對象。　

由此可知，所謂階級斗爭消失論，對人民群眾來說是最大的也是最無情的階級斗爭，不過不是無產階級對權貴精英階級的斗爭，而是權貴精英階級對人民群眾最無情的斗爭。從這一維度說，中國的前三十年是人民群眾不許權貴資本精英亂說亂動的三十年，后三十年是權貴精英階級不許人民群眾亂說亂動的三十年，也由此可知，階級斗爭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是個不容掩蓋的客觀事實。　　

中國應該敢于面對這個客觀事實，而不是無視這個客觀事實。　　

當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無視這個客觀事實，不論人們的主觀愿望如何，但事實是，它不會給中國帶來進步，而是帶來落后。比如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否定文革也否定了三十年，但是，在這三十年中，人們以為中國進步了，但到頭來卻發現，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又重新回到人們的現實生活。這樣說有的人聽了不舒服，但聽了舒服的話不一定是客觀事實，從尊重客觀事實出發，我只能選擇聽了讓人不舒服的話說。　　

有人提出，普世價值是檢驗中國文化先進性的標準，我則認為，人民能不能當家作主是衡量制度文化先進性的唯一標準，因為，世界歷史和未來的世界潮流告訴我們，人民能不能當家作主是衡量一個國家先進性的唯一標準。人民當家作主的途徑需要制度支持，因此，美國通過對文革的研究，使文革這一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制度化了。

文革的制度化，一方面確保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另一方面也有效的制約了精英欲望的泛濫成災，再一方面，就是確保了文革文化的動態有序，避免文革的無序或混亂。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現代制度建設，也應該是文革文化的制度化。

但是，什么是文革文化呢？其實，毛澤東早就明確告訴了我們：“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當然，從權貴精英階級剝削是天經地義的價值觀上說，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人民群眾擁有了“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權貴精英階級就失去了自由剝削的權利。　　

科學發展觀就是在中國六十年正反兩方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理論、新思想、新觀點，是新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是文革文化“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制度化的新時期，也是第四次改革的主攻方面。　　

或者說，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最終形成我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的機制動力，并在這種內在的機制動力推動下，實現“五有”（胡錦濤）、“五強”（韓德強）、“七大觀念”（潘維）、“四大自由”（張宏良）的和諧社會。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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