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意度與幸福感

王中宇

“經中央批準，中組部已委托國家統計局從2008年起每年在全國31個省區市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事業單位開展組織工作滿意度民意調查。

調查的內容主要是：干部群眾對組織工作、組工干部形象、干部選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工作的滿意程度，以及對組織工作的具體意見、建議。

日前，中央組織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級組織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預民意調查工作的正常進行，以確保統計部門獨立完成民意調查工作?！?/p>

(新華網北京7月13日電（記者李亞杰）)

在中國國情下，執政黨的組織工作對國家的吏治狀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通過調查了解民意對組織工作的滿意度，無疑是落實“執政為民”思想的必要措施。

2006年，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發布的“廣州市民個人生活感受調查”揭示：在不同職業受訪者中，公職人員對“就業狀況”的感受最好；對“月均收入”感受相對較好，明顯好于散工、無業者，其滿意度超過后者19.6個百分點，不滿意度更是相差近40個百分點；對“人際關系”的感受最好，滿意度為68.5%，比離退休人員高34.7個百分點。

作為理論上的“社會公仆”，公職人員相對于其服務對象，處于如此優越的地位，其服務工作是否能讓社會公眾滿意，值得為政者戒懼。甕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有兩個可能的選擇:其一是“對待刁民政府要硬氣，不要被刁民挾持”；其二是尋找問題激化的根源，由此找出解決之道。

貴州省顯然選擇了第二種思路，在檢討中發現：

“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干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對此，甕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干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p>

為此貴州省將該縣的縣委書記、縣長、政法委書記、公安局政委、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等黨政官員免職。（《貴州“6·28”事件處理結果:甕安縣委書記縣長被免職》新華網貴陽7月4日電 記者何云江、施雨岑）

如果按某些精英人士的思路，視表達激烈不滿情緒的公眾為“刁民”，依靠強大的專政力量“硬氣”起來，天知道會給中國社會埋下什么后果。

數千年的興衰輪回一再提示我們，在如花似錦的“盛世”之際，為政者最易忘乎所以，心不在焉地在他們的“盛世”下布滿百姓怨恨的干柴，結果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甕安的“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背后都是GDP，GDP高速增長正是“盛世”之源，而這追求GDP的努力卻導致了公眾的強烈不滿。這不能不讓人深思，怎樣才能讓公眾滿意，到底什么是社會多數人的幸福？社會平和的基礎是什么？

萊恩：何為幸福？
2000年，“市場”、“民主”在中國的理論界里正如日中天，“與國際接軌”、建設“市場民主制度”成為主流學者們不言而喻的取向，為此幾乎是不惜代價地洞開國門，以求“加入WTO”，似乎只要如此，中國就既有物質的豐裕，又有社會的公正。

正是在這一年，耶魯大學政治系羅伯特·萊恩(Robert  E. Lane)出版了《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羅伯特·萊恩注意到，在1960--2000期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從40%下降到30%左右。這讓萊恩思考各種因素與幸福的關系。

萊恩通過大量實證研究發現，當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點，都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收入帶動幸福的效應開始遞減。收入水平越高，這種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其實，主流經濟學已經發現了這個現象，他們稱之為“邊際效用遞減”。

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最大優勢就在于，它能讓人們在自己財力許可的范圍內“自由地”做出選擇，滿足自己的偏好，從而使“效用”極大化，由此，市場濟應該可以增加人們的幸福。

然而事實上，“市場經濟”的主宰是資本利潤率。利潤極大化是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在這個原則眼中，只有“勞動力”這個要素，根本沒有“人”的概念。勞動力與其他各類要素一并被歸入“成本”的范疇，因而必須以最低的代價獲得，并以最高的效率使用。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下，靠勞動力生存的人只能在精細的分工體系中扮演非技能化的“螺絲釘”角色。作為大量同質要素的提供者之一，勞動者只能接受低下的收入水平、無聊而高強度的勞動。否者就面臨失業，正如許多企業向員工宣示的：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而失業是破壞個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殺手。請注意，在任何社會中，靠勞動力生存的人都是絕對多數。

或許資本擁有者們可以擺脫這種處境，利潤極大化的本質是資本擁有者的收益極大化，市場經濟應給他們帶來幸福。看看歷年的胡潤富豪榜，就可以知道我們社會的財富頂端群體，其擁有的財富增加何其神速。然而正如萊恩指出的，收入水平越高，幸福增加的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相反，市場服從的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資本擁有者們生存在相互算計、爾虞我詐的環境中，豪門恩怨將人間親情、友情拋入冷冰冰的金錢算計之中。而萊恩發現親情和友情正是幸福的源泉。

由此，寄望于市場機制，一味追求GDP增長，給國民帶來的未必是幸福。一些國家甚至在GDP增長的過程中出現了社會動蕩。

看來，美國教授萊恩的認識走到了我們的主流理論家前面。這倒沒什么奇怪，處于“接軌”過程中的我們，落后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美國是自然的。令人驚異的是，“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還有走在萊恩之前的人，而且一早就早了30年；更令人驚異的是，這位早行人不是發達國家的學者，而是一位國王。

辛格：國王？哲學王？
上個世紀70年代，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提出，

“人生基本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這簡直不像是國王的口氣，倒像是哲學家的話語，使人不禁聯想起讓柏拉圖神往的“哲學王”。

然而辛格確實是位國王，這使他與萊恩有不同的視角。他從治國的角度思考國家發展的最高目標，將“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作為治國的“四項基本原則”，而不是單打一的“發展是硬道理”。1970年，他據此提出一個讓經濟學家們瞠目的指標“國民幸?？傊怠?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以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從Product到Happiness，一字之差，顯示了“哲學王”與經濟學家的差距。

綜合媒體的各項報道，我們看到關注“國民幸?？傊怠钡膰鯇⑺摹八捻椈驹瓌t”一一落到了實處：

政府善治：

善治從辛格國王本人做起，他生活儉樸，喜歡在首都廷布高處的一間小木屋處理政務，經常接待來訪的平民百姓，了解民間疾苦，還經常親自駕車去全國考察民情。在路上，無論遇到農牧民還是旅店老板，他都會爽快地招呼他們一塊聊天，并共同進餐，絲毫沒有君王的架子。老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寫陳訴狀，放在國王車子必經的路上，再在上面壓上石頭。國王巡視經過時，會親自下車取走帶回去處理。他會根據掌握的情況，在大臣會議上直接拍板，要求政府官員去落實。

5年前，辛格逐漸把日常管理國家的權力移交給一個部長委員會。辛格還規定，如果有3/4的國民議會議員贊成彈劾國王，那么國王就必須退位。

國王保證了他的子民每人有一份田，教育、醫療全部免費，每個國民不分貧賤，都有平等的發展權。而我們至今也沒能做到這一點，雖然我們告別皇帝已近百年。

經濟增長：

辛格就任之初，不丹國民生活貧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幾乎沒有像樣的現代化基礎設施。然而辛格多次強調，要自力更生地發展經濟和保持不丹的主權和獨立，他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經濟上自力更生。”在辛格統治的34年里，不丹建起了大量學校、醫院和公路。有了電力，有了干凈的水，有了正式的貨幣，有了郵政和電話系統。不丹人的預期壽命也從40歲躍增至66歲。去年不丹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400美元，是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2倍。

文化發展：

不丹注重保持淳樸的民風和生活習慣。這里沒有人炫耀財富，國王皇宮甚至比許多民宅小。街上沒有乞丐、游民、孤兒、暗巷，沒有娼妓、毒梟。雖然沒有超級豪宅，但也看不到破爛不遮風雨的房子。人們外出很少鎖門，犯罪率也非常低。這個國家極為寧靜，秩序井然，幾乎沒有人違反交通規則。首都廷布到處是可以上網連結世界的網吧小店。偏僻的鄉間，農夫用手機開心地通話。為了免受過度開放帶來的環境與文化污染，不丹對國外游客的數量和停留時間實行嚴格的限制。

環境保護：

不丹立法規定國土的森林覆蓋率。目前不丹國土面積的74%為森林所覆蓋，其中有26%的地區被劃定為保護地，政府規定，每人每年最少要種植10棵樹，而砍樹必須有政府批準，山區里的人們，燒火盡量使用牦牛糞，萬不得已才燒柴。政府對國內豐富的礦產業、水利資源的開發并不積極，一項新的工業、一個新的農業市場或是一種新的森林產品的產生，都必須考慮它們對環境所帶來的深層次影響。1999年，不丹政府宣布不丹為無塑料國家；2004年，不丹又制定法律全面禁止煙草的銷售。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禁煙令。商店不準賣煙草產品，居民不準在任何地點抽煙。按政府估計，全國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煙。

如此治理的國家，國民的幸福感令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2008年3月24日，不丹有關官員表示，初步的調查顯示，68%的不丹人可被分為感到幸福的人群。許多到不丹的外國旅游者都表示：我們贊賞GNH，好像回到了心靈的家園。

在國民幸福的背景下，國王主動推行民主化，他對國民講：

“我可以努力做個愛民的國王，但我無法保證不丹代代都有好國王。為了不丹人民長遠的幸福，我們必須推行民主。”

而國民則普遍地感到憂慮。擔心政黨之間的沖突會葬送人民的利益，仍然希望開明的國王繼續執掌朝政。但人們仍然認真地參加投票，只因為國王請求他們：

“當你在將來民主的選舉中履行投票的職責時，請帶著自豪和自信這樣做。最首要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須投票，每個人都要履行被賦予的權利。”

而他們信任國王。

這樣的情勢難免讓人詫異，然而比較了它的鄰國之后，詫異就變成了深深的思索。

沙阿王朝的背影
不丹的西邊是尼泊爾，同樣是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內陸國家。它的面積是不丹的3倍多，人口是不丹的37倍多。兩個國家都是王國。尼泊爾的沙阿王朝興起于1769年，距今已有239年。

如果用“地廣人稠”的標準衡量，沙阿王朝絕對可以傲視不丹，而如果用辛格國王的“四項基本原則”衡量，沙阿王朝在“政府善治”和“經濟增長”方面不及格。

政府善治：

與節儉辛格相比，沙阿王室熱衷于斂財。經過幾百年的經營，王室積攢了大量的財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之一。僅賈南德拉國王個人名下的資產就包括尼泊爾第三大企業———索阿爾提集團的大部分股份、多座煙草公司和茶葉公司、至少4家豪華酒店、一座高爾夫球場以及位于馬爾代夫的一座島嶼。此外，他還在尼日利亞的多個石油企業中擁有股份。

熱衷于聚斂的王室一方面推動首都加德滿的現代化，一方面聽任農村、僻遠的地區，保持封建領主制、勞役制和中世紀般的貧窮，使國家陷入二元經濟的泥淖。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尼泊爾人口中有42%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亞洲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熱衷于聚斂的王室不會在意政府的公共服務，1995年全國公共醫療衛生的開支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1997/98年度，尼泊爾公共教育開支僅占國民經濟總值的3.2%。

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不可能有平和的政治。王室只能靠專制維持統治，于是，王室與政黨間矛盾重重，王室內部也充滿血腥。2001年6月1日晚，在一次疑竇重重的“意外”事件中，傾向于“讓步政策”的國王比蘭德拉兩代滅門，主張“硬氣”的賈蘭德拉繼位，他即位后對政治多方干預，三年內兩度解除民選首相的職務，自行任命首相，2005年甚至解散政府，獨掌大權。為了壓制反對派，他在首都加德滿都等地長時間實施戒嚴，甚至連全國的手機信號都統統切斷，并宣布對上街游行者嚴加處罰。這種高壓政策很快激起民怨，2006年4月，尼泊爾全國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10萬余人突破防暴軍警封鎖，逼近位于首都加德滿都中心的王宮。

經濟增長：

沙阿王朝重視工業化與城市化。1990年，尼泊爾政府制定了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和公營企業私有化，吸引外國投資，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頒布并實施了減免工業企業稅收、鼓勵國內外投資、公營企業私有化等等一系列的新政策。政府將一些虧損的公營企業如造紙廠、黃麻廠、皮革廠和磚瓦廠轉讓私人經營。至1998年底，有16家經營困難的公營企業私有化。

政府將經濟發展的資金和物資、人力等資源多用于城市和交通較方便的地區。工業、商業、電訊和社會服務集中發展在城市。公路總長從1951年的376公里發展到1999年的15308公里。但這些公路沒有形成連接城市與農村的交通網絡，而且通向山區城市的都不多。航空運輸設施也建在大都市和旅游城市。

這種“政策傾斜”導致了農村的凋敝，加之土地制度不合理，少數人占有大片的田地，很多農民無地可耕。據尼泊爾中央統局2002年的人口統計報告，尼泊爾全國有流動人口76.22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村勞動力。尼泊爾的失業和就業不足處世界最高水平。1999年尼泊爾國民收入年均約220美元，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人口占總人口的37.7%。十多年后， 到2005/2006財年，人均仍GDP只有 285美元，是不丹的1/5。

兩極化的經濟發展路線，使國民中“與國際接軌”的少數同貧困無望的多數尖銳對立，西方媒體對此作了形象的報道：

48歲的努帕恩是名挑夫，日子過得很艱難，“國王很富有，搬運行禮這種活兒只有窮人干，他才不在乎我們這些窮人，我們也不需要君主?！?/p>

一名20歲的尼共兵士 Dipendra　Chaudhary這樣描述自已家人的社會地位：“我家自古以來，自祖先起便是奴隸了。我們住在一間十分細小的茅屋里。我們一家十口被地主差使做任何事。我們往往要為他們做餐，又常常因為我們是下層階級而被趕走?！?/p>

盡管王朝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大國的支持，盡管美國為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以鞏固其政權，這個為多數國民敵視的王朝還是搖搖欲墜。2008年5月28日，尼泊爾制憲會議第一次會議宣布廢除君主制，尼泊爾成為“聯邦民主共和國”；6月11日前國王賈南德拉離開王宮，此時他還拖欠了國家88萬美元的電費。一個歷時239年的王朝就這樣在欠賬單上畫上了句號。

送別沙阿王朝的是“普拉昌達同志”。

 “普拉昌達同志”
可能很多讀者對普拉昌達感到陌生，但他一直是西方媒體關注的對象。美國人李·奧內斯托（Li Onesto）一直跟蹤采訪，象當年的埃德加·斯諾一樣，寫出了長篇報道《來自尼泊爾人民戰爭的報導》。

閱讀這美國記者的文字，中國人會倍感熟悉。因為普拉昌達送別沙阿王朝的武器不是別的，正是“毛澤東主義”。普拉昌達原名普施帕·卡馬爾·達哈爾，他們家族的種姓是最高級別的婆羅門，但到了他父親那一輩，他家也不過是只有一小塊地和幾頭家畜的普通農民。1972年，從奇特旺農業大學畢業的普拉昌達回到家鄉，擔任臨時教員。1979年，普拉昌達加入尼泊爾共產黨，當時的共產黨走的是議會道路，1996年，普拉昌達向當時的首相德烏帕提出了40項要求，希望改善農民和社會底層人民生活的條件，結果被拒絕。尼泊爾精英集團的頑固與傲慢，迫使他放棄了合法斗爭的道路。

1996年，普拉昌達帶領著13個人、兩支槍進山打游擊，組建了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這正是“全球化”如日中天，毛澤東被人棄置的時代。“硬氣”的王朝根本沒將這“草寇”放在眼里，幾萬正規軍還不能對付這幾個“恐怖分子”？要知道尼泊爾軍隊的喀爾廓部隊威名遠揚！直到2002年，媒體相關報道用的標題還是《“毛派”恐怖襲擊檔案》。

誰承想僅僅10年，“恐怖分子”成了控制80%國土的“人民解放軍”，包圍了首都加德滿都。兵臨城下的態勢迫使王室與代表精英集團的七黨聯盟同意舉行制憲會議選舉，由制憲會議首次大會決定國家未來政體。

代表精英集團的各政黨估計，他們會贏得選舉，但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將獲得足夠的席位，合法進入現有政治體系。在這體系內，精英集團有充足的信心戰勝這“泥腿子”黨。在二戰后的意大利，陶里亞蒂領導的共產黨擁有可觀的武裝，不就是這樣給消化掉了嗎？

2008年2月，普拉昌達估計：“我們預期能夠贏得100到120個席位?！边x舉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獲得220席，成為第一大黨。于是國王只好卷鋪蓋走人，而現任總理的尼泊爾大會黨只好去當反對黨。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是如何在區區10年內從無到有，控制了國家的80%，如何在民主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可以到李·奧內斯托的報道中去探尋根由，尤其是中國人，讀此書不會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礙。一方是貪婪自私、高高在上、橫暴剛愎的精英集團；一方是來自大眾、融于大眾的理想主義者，你叫社會公眾選擇誰?

尼泊爾的未來難于預測，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面臨的任務將極其艱巨。值得注意的是普拉昌達關于“競爭黨”觀點，他回答鳳凰衛視記者何潤峰時說：

“沒有競爭會怎樣呢？在蘇聯，斯大林沒有允許競爭，而走向了單一模式。結果如何呢？”

一個執政黨，無論它如何來自公眾，無論它的創始人中有多少理想主義者，一旦處于掌權而無競爭的地位，就把自己放到了變質的危險境地。

莫非普拉昌達是另一位“哲學王”？普拉昌達曾對媒體表示，將來反政府武裝通過選舉進入議會和政府之后，他本人將不會出任首相或其他高級職務，而要潛心研究理論問題。而其對手賈蘭德拉的老本行是經商。

認同與分化
尼泊爾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危若累卵”，什么是“星火燎原”。

沙阿王朝的聚斂與“硬氣”，表面上看造就了加德滿都和王室的繁華，然而這繁華建立在大多數國民無望的貧困與屈辱上，不可能得到多數國民的認同。在一個兩極分化最尖銳的社會中，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團恰如累在最高層的雞蛋，毫無安全與穩定可言。

普拉昌達們從十幾個人、一兩支槍起事，十年間就讓以驍勇著稱于世的尼泊爾正規軍束手無策。原因很簡單：民心向背。被精英集團奉為圭臬的哈耶克，一本正經地論證是權勢控制財富好，還是財富控制權勢好；主張建立“富人得勢的社會”。賈蘭德拉和普拉昌達卻共同證明了：無論是“硬氣”的權勢還是“闊氣”的財富，一旦與多數國民為敵，都難免面對“星火燎原”的態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才是經數千年歷史反復驗證的“硬道理”。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創造了許多艱深、晦澀的理論，以圖解釋社會現象。將不丹與尼泊爾的實踐放到我們數千年的歷史經驗背景上思考，卻能讓人生出別樣的感觸。

我們數千年的歷史最基本的特征莫過于“宗法社會”：由小家庭聚成家族，由家族聚成大家族，直至國家。學者們早就發現了“家國同構”，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大家長，而皇后則需“母儀天下”。處于社會上層的精英集團事實上扮演著各級“家長”的角色。家長賢能，則族人幸福；家長愚昧，則族人窮苦；家長貪鄙，則族人遭殃。

不丹的“家長”賢能，所以關注國人的“國民幸?？傊怠?，并關注如何保障世代“家長”都賢能，指望民主制度能做到“選賢與能”。在這樣的社會里，階級分化淡薄，而社會認同真實。

尼泊爾的“家長”貪鄙，所以關注財富與軍隊。這樣的家長不可能“選賢與能”，只好在“燭影斧聲”中實現權勢交替。在這樣的社會里，社會認同虛無，而階級分化清晰。“危若累卵”、“星火燎原”將是這類社會的宿命。

當年的“國民政府”指控共產黨人“煽動階級斗爭”，其實階級分化與階級斗爭正是貪鄙的“家長”們制造出來的。基尼系數之類表征兩極分化的指數，其實是在表征階級分化的程度。由此，我們發現觀察社會的一個視角：社會認同與階級分化孰強？一個和諧的社會必定是社會認同強于階級分化。為此，這個社會的精英集團必定將大多數國民的幸福置于首位，必定高度重視大多數國民的滿意度，并以制度化的措施來時刻體察民心。

這正是中組部實施滿意度民意調查的意義之所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