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旭：尼泊爾毛澤東主義者的勝利警示著我國！　　

——官緊逼民必反，大難將臨、出路何在？　　

                      楊連旭　　

                     　2008/8/11　　　

關于黔省甕安縣“6·　28”　、湘省邵陽縣“7·　03”　、陜省府谷縣“7·　05”　滇省孟連縣“7·29”事變，繼《農民強烈要求高呼：胡主席萬歲！溫總理萬歲！習副主席萬歲！》后，　　

1.《武警部隊，期盼你永遠是最可愛的人！》披露了俺村臭皮匠們關于武警部隊參與鎮壓農民和人民子弟兵能否蛻化變質的看法；　　

2.《蘇共的警示（當心，中共比蘇共的下場或許要慘烈！）》披露了俺村臭皮匠們關于現今出現社會報復兇兆原因的議論。　　

綜合這些議論，臭皮匠們又結合尼泊爾的毛澤東主義者取得革命勝利，為我國的長治久安操了些心。　　

看近期黔省甕安縣“6·　28”　、湘省邵陽縣“7·　03”　、陜省府谷縣“7·　05”　滇省孟連縣“7·　29”　處理民變的方式，俺村臭皮匠們認為：　　

地方官府存在著憑借著強大的武裝威懾開始反攻倒算的傾向，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放屁指別人、掩飾自己的瀆職犯罪，倒打一耙、泄私憤、圖報復、殺雞嚇猴之嫌。　　

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雖然或許能得逞一時，可卻會迫使社會反抗官府的斗爭進入高層次、高水平的新階段，并最終形成社會革命。　　

不要以為湘省邵陽縣石龍村農民的八只鳥銃僅僅打傷了五六名警察和武警，不足掛齒、何足道哉。　　

千萬不要忘記：11年前，即1996年，在向當時的首相德烏帕提出40項要求未獲理睬后，尼泊爾的毛澤東主義者普拉昌達、巴特拉伊等共13人帶著兩支鳥銃走進深山老林，于同年　2月12日　正式宣布武裝起義，就像當年我國的共軍一樣，如今他們也已經打敗了由美國、中國等大國支持和武裝起來的政府軍，執政掌權啦！　　

                          （一）　　

其實，現今的所謂“民變”或“民暴”，還只不過是部分民眾為著基本權益自發開展的斗爭，主要表現為經濟斗爭，充其量也就是所謂的“群眾鬧事”。　　

“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一是、先看滇省孟連縣：20多年來，橡膠公司經歷過幾次改制，最后改為私營企業。在此過程中，橡膠利益分配方案沒有及時調整平衡。　　

看看這孟連縣的官僚主義，也夠有耐心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素來善良溫和的傣族群眾，拿起了刀斧棍棒，與警察對抗，用暴力維護自己的權益。　　

二是、再看黔省甕安縣：但作為公安，這兩年我們的非警務活動比較多，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比如，遇到群體事件就出動警察，這種“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們去做。　　

我計算過，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我們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五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不僅如此，請愿者在縣政府門口停留了大約半小時，但無人接待。16時許，隊伍涌向距縣政府　100米　左右的公安局。　　

看看這甕安縣的官僚主義，也夠兇悍的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果然，半小時后，上訪演變成一起震驚中外的打砸政府辦公區的惡性事件。　　

三是、來看陜省府谷縣：據府谷縣公安局副局長、交警大隊大隊長張志鵬介紹，府谷交警大隊共有工作人員141名，正式民警只有11人，其余130名均為協警。據了解，事發當天帶隊查車的是府谷縣交警大隊副大隊長蘇海榮，其余5名均為協警。　　

看看府谷縣的官僚主義，也夠意思了吧！協警根本就不具備執法資格、也沒有執法證，卻竟然以執法的名義將人逼得跳進了黃河。　　

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圍觀的人群一哄而上，首先對黃河大橋現場一輛車號為陜08139警的警車進行打砸，緊接著又將該車掀翻，并謾罵毆打在場疏導交通的警方執勤人員。　　

最后，來看湘省：按照進度，鴻鶴塘水庫填方工程應在07年2月完工，在事發20個月后，邵陽縣的匯報說，阻工直接經濟損失為320萬元。可事發僅4個月時，　2007年2月28日　，湖南省委督辦專員、原省政府副秘書長匡彥博帶隊，省紀委等6個單位組成聯合調查組，進村調查此事。　3月26日　，經三位省委常委批示同意，湖南省就此問題向中央聯席辦匯報說：村民反映的以上問題都不屬實，相反，村民阻工已經造成國家重點工程三百多萬元損失。　　

看看湘省的官僚主義，也夠大膽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有村民們認為：中央受到了蒙蔽，“地方干部已經不夠級別和我們談，我們不相信他們。”　　

其實，事情就是這么的簡單：官府在放火，百姓要點燈！　　

 毛澤東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鄧小平強調：“對學生，包括參加過絕食的學生，主要是教育。請你轉告你認識的人，包括在國外參加過游行、簽名的人，中國不在意這個問題，請他們放下包袱。要說失誤，我們確實有失誤，許多思想工作沒有做，好多話沒有講清楚。有人站在動亂一方，支持他們，如趙紫陽，這更不能怪別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7頁）　　

既然鄧小平是這樣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了，那么再看現在家的地方官府又是怎么想、怎么說的、怎么做的：　　

其一、滇省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謝丕坤認為，一股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一些社會閑散人員的挑唆和煽動，導致孟連縣勐馬鎮、公信鄉部分村組的基層黨政組織難以正常運轉，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黑惡勢力控制村民自治組織、私自召開村民大會非法選舉“村民代表”、聚眾攻擊橡膠公司和政府林改工作隊等情況。　　

其二、貴州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王興正披露，在“6.28”事件中，少數不法分子沖擊黨政公安機關，打、砸、搶、燒，已嚴重觸犯刑法。　　

其三、榆林市委書記李金柱、市長胡志強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時間分別做出批示，要求府谷縣委、縣政府嚴厲打擊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穩控工作，妥善解決善后工作。　　

其四、事后，邵陽市公安局發出2008年第一通緝令，通緝石龍村因組織阻工而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敏國，懸賞1萬。　　

                        （二）　　

當然，“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不能責怪參加絕食、游行、簽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7頁）　　

那么，什么樣的是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呢？　　

毛主席自有說明：　　

“在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于這種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愿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那么，什么樣的是用心不良、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呢？　　

鄧主席也自有交待：　　

“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3頁）　　

顯然，無論是滇省孟連縣和黔省甕安縣，還是陜省府谷縣和湘省邵陽縣的暴民怎么也是跟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用心不良的人根本就挨不上邊的。　　

那么，其中的暴民是否有違犯刑法的分子和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呢？　　

湘省邵陽縣事件中顯然沒有，滇省孟連事件的情況報道不明、不好定性，黔省甕安、陜省府谷兩地既然火燒了縣衙和警車，自然是有違犯刑法的分子和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　　

要說對違犯刑法的分子和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做出相應的處理，本也是無可非議。可問題是，現如今的官吏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國外先進的科學知識沒見學來，可美帝國主義的雙重標準他們卻學得好！　　

本來是應該追究黔省甕安火燒縣衙的暴民，可更應該追究引發暴亂的官吏的刑事責任！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他們搗毀了多少民宅呀。　　

本來是應該追究陜省府谷火燒警車的暴民，可更應該追究引發暴亂的官吏的刑事責任！他們竟然雇傭了十幾倍的交警冗員，年復一年敲詐勒索了多少民脂民膏在供養，埋下了多少仇恨呢。　　

可是黔省除了免去了甕安縣委書記、縣長和公安局長之外，至今不僅毆打死者叔叔的案件不偵破，而且貴州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王興正怎么就不披露，在“6.28”事件中，少數不法分子嚴重瀆職和濫用職權呢？　　

同理，滇省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謝丕坤怎么就不能認為，普洱市和孟連縣一股黑惡勢力的存在，導致20多年來，橡膠公司經歷過幾次改制，最后改為私營企業。在此過程中，橡膠利益分配方案沒有及時調整平衡。甚至出現黑惡勢力從幾個縣調集數百名警力到孟連縣野蠻鎮壓和槍殺依法維權的膠農父子呢！　　

同樣，陜省府谷縣自己決定當值協警王永耀因涉嫌玩忽職守罪已被刑事拘留，其他5名當值人員已經停崗，正在接受紀檢、檢察機關調查，那么榆林市委書記李金柱、市長胡志強在得知消息后，怎么就不汲取校長為落實助學金追著縣長簽字 被停職拘留的教訓，要求府谷縣委、縣政府嚴厲打擊雇傭了十幾倍的交警冗員，年復一年敲詐勒索的不法分子呢？

至于湘省，明明是自己欺君罔上、嚴重瀆職并濫用職權，卻還要繼續野蠻踐踏國法，懸賞緝拿依法維權的農民，真是無惡不作、厚顏無恥到了極點！　　

圣人常說：當領導只要是一碗水端平，群眾就滿意，就不會起事！　　

這些地方官吏之所以把美帝國主義實行雙重標準的手法掌握的運用自如，對自家人的瀆職和濫用職權、長期州官放火之事絕口不提，卻大肆宣揚百姓強行點燈、所謂的黑惡勢力插手，以此反攻倒算、步步緊逼、不留余地，無外乎：　　

第一、根據“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的原理，放屁指別人，通過把民眾誣陷為黑惡勢力，掩飾自己的瀆職無能、乃至貪賄犯罪；　　

第二、惱羞成怒后，根據辯證法，倒打一耙、把壞事變好事、一舉兩得，既便于泄私憤、圖報復、以解心頭之恨，又能夠殺雞嚇猴、恢復官威、以便此后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然而，如此采取反攻倒算、殺雞嚇猴的方式，此后固然是沒人敢輕易挑頭鬧事了，群眾自然也就輕易鬧不起來事了，官吏也可以有恃無恐、肆無忌憚一時。問題是，這樣做的結果必定是“于無聲處聽驚雷”：　　

第一、社會的不滿情緒無法及時宣泄，必然日積月累形成深仇大恨；　　

第二、自發的經濟斗爭不能正常開展，必定會上升為自覺地政治斗爭；　　

第三、群眾自然產生的領袖無能為力，必然要讓位給外來的高水平領袖；　　

第四、個別路見不平者領導抗爭失敗，必定產生社會政治組織的集體領導；　　

第五、零散和個別的抗爭的不斷失敗，必定產生全面和社會性的統一斗爭。　　

這就是當年“十月革命”必然爆發并獲得成功的社會基礎，也是中共產生并成功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解放中國的社會基礎。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三）　　

《老子》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總是讓民眾沒有想法要求，就是管理勞動力的聰明人也沒有膽量做呀）！”　　

我中華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秦和隋這兩個開天辟地的短命朝代和元朝近百年之外，其它主要朝代的歷史都在200年左右。　　

令人奇怪的是，被文痞們惡毒咒罵的皇權專制家天下的所謂封建王朝，竟然比號稱民主的、人民的中華民國生命力強出那么多！　　

若是讀史，就不難發現，我中華傳統政治文明有一個特色，即在正常社會、清明政權：　　

第一、一旦奸臣被打到，凡同奸臣抗爭的人都必定要加官進爵；　　

第二、 凡屬官逼民反，只要查實官吏必受嚴懲、亂民多受招撫。　　

正因如此，期間，每個朝代也有若干的民變，但只要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且沒有濫殺無辜，朝廷一般都是以招撫為主的。這樣，主要王朝都能維持200年左右的統治。　　

中華民國雖然引進了西方的所謂現代政治，有議會、有選舉了，可先是有北洋政府槍殺請愿的學生，而后發展到國民政府的“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人”。　　

由此，其自然也是短命的。　　

我中華傳統政治文明精華在毛澤東時代才得以延續發展：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   　　

(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不僅如此，從自發的經濟斗爭上升為自覺地政治斗爭。　　

對待如此嚴厲的警告，許多官僚卻是只當耳旁風、我行我素、依然如故。所以，毛主席索性就發動了個文化大革命，讓“群眾鬧事”，燒燒官僚們的主義，使社會的不滿情緒及時宣泄，不至于日積月累形成深仇大恨，避免暴力革命，并預言：七八年又要來一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鄧主席果然不信，他徹底否定了群眾運動，結果七八年過后，就爆發了中共有史以來空前規模的暴亂。　　

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關于“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論斷的社會實踐。其中在法律建設史上，有一個重大突破，即：　　

把中華傳統政治文明中的“風聞言事”之權從御史普及到了人民大眾，形成了“群眾主張，官僚舉證”的制度，“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的主張更是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　　

由此，官吏行政做事自然注意群眾路線、注意群眾反映，唯恐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的秋后算賬了。　　

否定了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群眾運動，以“誰主張，誰舉證”否定了“群眾主張，官僚舉證”的制度，不僅從制度上形成了官僚主義的保證，而且解除了官吏貪賄腐敗的最大后顧之憂。　　

正因如此，現今官僚主義、官吏腐敗才如雨后春筍，才是野火燒不盡。　　

違反規律必然要受到規律的懲罰！1989年的動亂至2008年黔省甕安縣“6·28”、湘省邵陽縣“7·03”、陜省府谷縣“7·05”滇省孟連縣“7·29”民變都是實踐的檢驗。　　

處在壓制中的規律遲早是要強制性開辟其發揮作用的道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官僚放火，民眾必然要點燈；憑借武力報復，可以壓制一時，卻必然使得官僚在今后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也必然引發民眾更猛烈的反抗！　　

《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同理，修正主義、貪官污吏和資產階級在自身發展裝大的同時，也已經為自己制造出了掘墓人。當今中國，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和無業游民遍及全國、匯集城鎮，勞資矛盾比比皆是、官民沖突層出不窮，民變事件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　　

當然，僅僅是經濟斗爭的民變，亦或民暴并不可拍，因為孟蘇鐵不帶一輛警車，沒調一兵一卒，便裝前往，他的一句“好好算一算賬，看看怎么樣分配才符合大多數群眾的長遠利益”更是迎得了膠農們的掌聲。”　　

“關于群眾鬧事問題，鄧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絕不能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　　

 可現實是，號稱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官府，不僅是在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縱容警察槍殺了膠農父子！而且出動了正規軍、采取反攻倒算、殺雞嚇猴的方式。　　

這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必然是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形成新政黨產生的社會條件，促使社會從自發的經濟斗爭發展到自覺的政治斗爭。而現今利令智昏的修正主義、貪官污吏和資產階級又恰恰為新政黨產生準備和積蓄了中堅力量：　　

在爭先恐后摧毀公有制經濟、無法吸納就業的同時，卻又利用工農子弟迫切要求通過掌握知識、提升社會地位的心理，大肆推行高校擴招，結果在付出了世界第一高的學費后，大批學生畢業即失業。　　

知識青年有文化、有思想、有理想、有朝氣，正當“糞土當年萬戶侯”之時，其中自然不乏當年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之類的職業革命家人才，新型政治團體則是呼之欲出的了。　　

眼前的實例：從阿富汗的塔利班到尼泊爾的毛澤東主義派，學生都是生力軍。　　

不僅如此，以目前出賣勞力和資源為主的技術含量極低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源稀缺性加大和人口進入老年社會，以后15、6年內，我國經濟將日趨出現增長的衰退，最多不過20年社會矛盾隨之將成惡化之勢。　　

果真如此，那么有綱領、有組織的社會政治斗爭必然將全面展開！由于目前中國還尚未出現軍閥割據，且城市化空前發展，這樣，今后的社會政治斗爭，將不是以井岡山的斗爭、很有可能是“以十月革命”或辛亥革命式為主。　　

屆時，中共危矣。　　

那么，大難降臨、出路何在呢？　　

將其扼殺在搖籃中！這也不失為一招，可卻并不是治本之計。豈不聞：“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老子云：“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至于為讓民眾總怕死而做反常事的人，我們應該將其逮捕殺掉）。”　　

所以，根本出路就在于：在無法根除的條件下，只能是弱化官僚主義，抑制權錢交易，緩解地方官府同民眾之間的矛盾，消除社會性政治斗爭的產生基礎。　　

                        （四）　　

即便是為個人利益著想，也沒有一個領袖希望自己的組織喪權垮臺、土崩瓦解！　　

因為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嘛。　　

中共領袖也是如此。問題的關鍵是：怎樣的當機立斷，才能力挽危局呢？　　

這是俺村臭皮匠們料到的，自然也議論出了不少斷然措施。按理說，既然能崛起成領袖，必定是足智多謀，況且還有瞎參謀亂干事跟著起哄，是用不著一幫子莊稼漢給胡思亂想的操心的，可圣人說的好“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更何況不到萬不得已，俺們也不愿意社會發生暴力革命呀，也就只好“貴在參乎”啦！　　

我們說，正確的方法來自于理論同實際的結合。當前我國政治的最大實際是：社會普遍對中共的官吏，尤其基層官吏感到失望和怨恨，可對中共，尤其是其領袖卻寄予厚望！　　

2005年，在《官僚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興衰榮辱的基本矛盾》中，俺老人家指出：由中央集權主導社會發展，這雖然是解決水與人之間矛盾的最佳選擇，但是卻也由此產生了官吏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官僚主義也就成為了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基本矛盾，主導著中國社會的興衰榮辱。　　

“官逼民反”主導著自秦以來歷代王朝的興衰。各王朝的滅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義導致貪官污吏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投機專營、結黨營私、瞞上欺下、排斥賢官能吏，貪贓枉法、魚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無能，社會虛弱無力，引發民不聊生、鋌而走險。
    所以，清除官僚主義的能力就是執政掌權能力的標志。　　

經歷了“八國聯軍”入侵后，慈禧在有關變法的詔書中指出：“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樹增：《1901年》，昆侖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頁）這就一針見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歷代王朝走向覆滅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說明，政治腐爛的先進化是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先進化，所有的先進裝備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　　

中國的強盛就取決于能否持續地清除貪官污吏，保證由德才兼備者執政掌權。　　

當年，陳獨秀曾指出：“蘇俄雖然經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關系，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余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在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頁）　　　

能否消除官僚主義的特權階級，這也是社會主義生命力的標志。　　

正因如此，當今采取斷然措施，力挽危局，避免社會暴力革命的關鍵就是整肅官吏、規范官府。可這并不容易！　　

2006年，在《異化的官僚階級是國家人民的死敵！》中俺老人家指出：歷代王朝幾乎皆因官僚階級的異化而亡！　　

商紂經營東南，卻被西北的周武乘虛而入；周王朝躲過了西戎，卻被中原的各個諸侯架空；西漢主要是防皇親，卻被國戚篡位；東漢主要是防外戚，卻被宦官禍國；大隋主要防南方分裂和東北坐大，卻被北方的官僚顛覆；大唐主要防權臣，卻被藩鎮滅亡；大宋主要防藩鎮，卻被權臣害國；大明主要防權臣和藩鎮，卻被太監亂政。　　

強秦被宦官左右，逼反了百姓，六國乘機復辟，可駐防百越的五十萬秦軍卻按兵不動，坐視秦朝滅亡后，擁兵自立；　　

大清向列強宣戰，地方大員卻與列強達成“東南互保”，坐視僅有2萬人的八國聯軍，打進皇宮，簽訂《辛丑條約》。　　

至于期間，貪官污吏、欺下瞞上、貪贓枉法、魚肉百姓、官逼民反，俯拾即是、舉不勝舉！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這是明崇禎皇帝的著名遺言。如果說他還有推卸責任之嫌的話，那么清嘉靖皇帝對異化成貪官污吏的官僚的譴責就應該是名副其實的：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　君恩重，辜負君恩盡爾曹！　　

由此可見，官僚階級異化的腐敗能力之強，就連乾綱獨斷、言出法隨、權力無邊的皇帝也是無可奈何。　　

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的：　　

“現在黨中央的路線政策都好，改革和開放的方針必須堅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黨員干部的作風和社會風氣實在太壞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53頁）　　

那么，為什么現在黨中央的路線政策都好，卻會出現有些黨員干部的作風和社會風氣實在太壞了的問題呢？　　

                        （五）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鄧主席之偉大，影響了當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的改變。自他老人家提出了以“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主題的改革開放路線之后，社會主義各國紛紛效仿：蘇聯改革、東歐改革、古巴也在改革，……　　

可結果卻是：蘇共和東歐各國共產黨喪權辱國、土崩瓦解，中共也是有些黨員干部的作風和社會風氣實在太壞了！　　

唯獨古共和社會主義古巴卻是我自巋然不動、傲然屹立在美帝國主義的大門口、一枝獨秀，人民幸福、社會和諧、風景獨好，成為了新興社會主義各國的樣板！　　

其原因無外乎是：迄今為止，　　

第一、古共沒有實行修正主義路線，還依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對內堅決鎮壓一切貪官污吏，對外獨立面對世界列強的壓力決不妥協，牢固堅持著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第二、古共依舊堅持著以“全國和諧”原則為主的群眾路線，真正代表著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革命傳統。　　

正因如此，盡管我們號稱是當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我們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鼓吹得驚天動地，可新興的社會主義各國卻紛紛前往古巴取經，即便來到我國，也主要是來學毛澤東思想的。　　

這難道還不發人深省、還不足以反躬自省嘛！　　

當然，黨國有黨國的難處。但是即便路線問題一時不易改變，可整肅官吏、規范官府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要說也并不復雜，即：抓其要害、扣其命門，放權收兵、人民監督、節制外資、罪加一等、任人唯才、舉薦連坐。　　

因為官府有權，當官才有意義。所以，官府的要害是權，官吏的命門是官，他們所做作為無外乎是要權爭官。所以，整肅官吏、規范官府只要圍繞著“權”字做文章即可。　　

第一、所謂放權收兵，就是最大限度的給予官吏權力，最大限度地減少地方兵權。　　

官吏是執政掌權的具體化，沒有他們的支持政權根本就無法實現。所以，在權力斗爭中脫穎而出的人，就不約而同地任人唯親、收買官心。　　

是官吏就必然要為其官府爭權，不給權、少給權，他就以無權過問為由不做事、不作為，消極怠工。所以，不僅必須給他們權，而且還要最大限度的給，以令其最大限度地做事和作為！　　

但有一樣，那就是必須收回他們的兵權！官吏異化所憑借的資本不是一般的權力，而是強權。強權的根源在于兵權，收回兵權他們也就失去了強權。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兵權兵權，有兵即有權，無兵即無權，失去了兵權就失去了政權！所以，古今中外，兵權都絕對掌握在最高統治者之手，無論什么社會，也是最高執政者出任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　　

兵權掌握在地方官府，那就會形成軍閥割據；失去兵權的官吏和官府也就失去了異化的資本。若是沒有那么多武警和警察，像孟連縣和湘省的官府那樣，替資本家掠奪勞動人民，不僅根本就無法實現，而且很可能在團結起來的勞動階級面前低頭認罪。　　

又不是鬧分裂、有外敵的區域，官吏正常行政，領袖支持、人民擁護，養那么多兵作甚用？！只有在其異化成對抗領袖、鎮壓人民時才能派上用場。所以，領袖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地方的兵權。　　

近來，黨國雖然有了“違反規定使用警力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說法，可還遠遠不夠。　　

一是、必須規定，最好是以《警力或武裝力量動用法》規范在沒有外敵入侵、分裂獨立、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和自然災害發生的正常情況下，超出正常業務動用警力或武裝力量的權限，并根據性質和規模區分明確。如：　　

1.像邵陽縣警方出動，傳喚李昭、李秧毛，并將李秧毛在水庫邊的棚子拆除、燒毀；當時，縣公安局副局長姜志勇等5名干警協助白倉鎮派出所這樣的情況，至少應該由邵陽縣委縣政府和市公安局，報市政法委批準；　　

2.如孟連縣委、縣政府決定，對公信鄉、勐馬鎮部分農村地區開展社會治安重點整治，普洱市從幾個縣調集數百名警力到孟連縣助陣這樣的情況，至少應該由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報中央政法委、乃至黨中央國務院批準；　　

3.至于邵陽市出動440名武警、公安民警，在清晨5點之前，進入邵陽縣白倉鎮石龍村，抓捕23名參與對高速公路建設阻工的村民這樣的情況，就應該由省委省政府、武警總部和中央政法委，報黨中央、國務院批準。　　

二是、必須明確，違規違法動用警力造成不良后果者必須追究其濫用職權罪！　　

否則，一旦放任縱容、習慣成自然，有朝一日，地方官府就會擁兵自重、武力對抗中央，藩鎮割據啦！　　

第二、人民監督，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就是防止人亡政息周期律的“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　　

官府和官吏的權，體現為管事，更表現為管民。所以，民若是不服管，官吏就沒有權。問題是，官府和官吏所管之事利國利民，民又豈能不服管呢！　　

只能是不平則鳴、“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俺老人家早就在《最高統治者必須建立同勞動階級的直接組織關系》提出的，實現領袖和人民的直接結合。　　

俺老人家指出：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古今中外的事實證明，由于異化官僚的瞞上欺下，高高在上的最高階層和身處基層的勞動階級很難實現“上下同欲”的完美結合。　　

 不僅如此，心懷叵測的人還會以人民代表自居，脅迫最高階層；　　

  更有心懷異志的人，或者以各種手段蒙蔽群眾與中央分庭抗禮，或者割斷黨的最高階層與人民聯系，以對抗和架空最高階層。　　

俺老人家強調： 有人說，現如今中央的政令都已經出不了中南海了。　　

這話顯然夸大其辭了。　　

可要說，對中央陽奉陰違的異化官僚是大有人在的，這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有民謠說得好：　　

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黨中央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傳，傳到最后沒人辦。　　

太平盛世尚且如此，一旦有風吹草動，他們的所作所為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必須未雨綢繆，另行建立起脫離政權系統的、最高階層同勞動階級沒有其它利益干擾的、獨立的直接組織關系。　　

至于怎么樣建立起最高階層同勞動階級獨立的直接組織關系，并防止其異化的具體方法，俺老人家也早就有《建造獨立的工會和農會，讓勞動階級監督官僚階級！》可供參閱。　　

22日上午，記者隨同云南省委政法委副書記馬繼延、普洱市市長沈培平一行三赴聚集現場，馬、沈一行與膠農"領袖"楊發展、膠農律師馬敏慧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后，終于說服二人配合政府做好善后事宜。　　

這說明：獨立的群眾組織，既能有效監督官吏、防治官僚異化，也能幫助政府工作、消除群眾不滿。　　

如果有最高階層同勞動階級沒有其它利益干擾的、獨立的直接組織，黔省甕安縣“6·28”、湘省邵陽縣“7·03”、陜省府谷縣“7·05”滇省孟連縣“7·29”民變也不至于如此演變，胡主席也不至于奇怪：一個小小的刑事案件怎么竟然引發了民暴。　　

關鍵就看，實行什么樣的路線。只有堅持群眾路線，才能尊重群眾組織。只要尊重群眾組織，中央不僅能及時了解下情，而且在必要時即可直接指揮群眾，粉碎地方官府任何架空、或對抗中央的企圖。這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大批群眾組織，并為中央所允許的原因之一吧。　　

第三、所謂節制外資，就是限制地方官府同外資的直接聯系。　　

這不僅是因為我國已經進入流動性過剩階段，根本不歡迎低技術含量的外資進入，而且也是汲取晚清的教訓！　　

清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晚清政府在改革開放中，放任地方官府和奸商直接同外資乃至外國政府建立聯系，不僅形成了列強各國在我國的勢力范圍，而且也形成了地方官府和奸商各自的特有利益，結果大清向列強宣戰，地方大員卻與列強達成“東南互保”，坐視僅有2萬人的八國聯軍，打進皇宮，簽訂《辛丑條約》。　　

第四、所謂罪加一等，就是犯了同樣的罪，官吏比百姓、大官比小官罪加一等！　　

以此來破除“刑不上大夫”和“官官相護”傳統的痼疾。　　

道理很簡單：治國必先治官，治官必須從嚴！官吏比百姓有見識、大官比小官水平高，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第五、所謂任人唯才，就是即便不能任人唯賢、不講德才兼備，那么在任人唯親的情況下，也要任人唯才。　　

其實，時下民變之事早已屢見不鮮。前些年，俺們這一帶因為采礦就經常發生。最典型的一件是：前兩年一個礦主雇傭了100多打手、乘30余輛出租車偷襲一個村。不曾想村里早就拿出了當年共產黨八路軍教導的反掃蕩、打鬼子的老辦法，消息樹、兒童團、男女老少齊上陣、各村聯防，一應俱全。　　

所以，這伙土匪一進村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啦！他們狼奔豕突、走投無路，只好向官府求救。　　

當縣委副書記率領大批警察趕來增援時，一下車就聽見鑼聲陣陣、聯防村的民兵紛紛趕來助戰。這小子倒是機靈，當即聲稱要獨自去找村支書商議，就只顧自己走開了，一轉彎便一頭扎進了莊稼地，棄軍而逃，連滾帶爬、跑丟了鞋，可他所率領的警察卻和那些匪徒一樣，全軍覆滅了。　　

按理說，這事也不小了吧，也是農民對抗官府了吧。可俺這里的市委市政府卻并沒有像那些地方的官府那樣，糾集各處武警和警察前去鎮壓，而是把那肇事的縣令臭罵一通，結果不動干戈也就把問題給妥善地解決了，事后又應廣大群眾和干部的要求，還就干脆把那肇事縣令的官給擼了！　　

老百姓誰不夸俺這里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們真能干，給老百姓撐了腰呀！至于他們是否腐敗，那可不得而知。可至少是出事能擺平，民眾不討厭，不給省委和胡主席添亂嘛。　　

所以呀，任人唯親，即便是用贓官，也要任人唯才！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庸才蠢材，萬萬不可重用喲！　　

第六、所謂舉薦連坐，如若官員在提升前和第一個任期內有違法亂紀，就追究其舉薦人和考察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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