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恩來“反冒進”與毛澤東“反反冒進”之是是非非　　

——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和《毛澤東傳（1893―1949）》之相關謬論　　

                  楊連旭　　

                 　2012/2/1　　　

     毛澤東當然有錯誤。為此，他曾多次公開自我批評。然而卻絕不　　

能因此就如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　　

把別人的錯誤也強加給毛澤東。分清其中是是非非，絕不是為了吧毛澤　　

東塑造成一個全能的神，而是依據“冤有頭、債有主”的古訓，恢復歷　　

史的本來面貌，以科學地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實現我國的科學發展，　　

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作者題記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介紹，1956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存在著冒進和反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由于冒進主要涉及計劃和預算指標(包括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中那些指標)的擬定和執行問題，因此，反冒進的主要責任自然就落到我們國家的總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的肩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1957年九、十月，毛澤東開始批評反冒進，并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關于周恩來“反冒進”與毛澤東“反反冒進”的問題，本來《楊連旭：他們為什么非要翻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201/285292.html中已有涉及，但主要是針對《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中的“翻臉”問題而論，并未涉及其中的是是非非。　　

然而，由于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1956年的反冒進。以至于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之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和《毛澤東傳（1893―1949）》都采取了否定的態度，甚至連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吳冷西也人云亦云。由此，周恩來“反冒進”與毛澤東“反反冒進”之事便不斷被文痞混蛋和“八國串”漢奸歪曲篡改，津津樂道成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個人專斷”和周恩來的“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實例。　　

有鑒于此，咱老人家以為，大有必要辨明其中的是是非非，以正視聽。　　

若天幸然，作為重要親歷者，薄一波他老人家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提供了系統的相關史實，使后來者不費吹灰之力即可明辨是非。　　

                     （一）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之第二十一章：反冒進和八大的正確決策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8.html介紹了，(一)冒進傾向的產生　　

　1955年12月5日　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座談會，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到會122人)，傳達了毛主席關于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　　

當少奇同志傳達完毛主席關于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周總理表示擁護毛主席關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認識落后于實際的批評。他念了新編的一副對聯，用來表達對毛主席批評的體會。對聯的上聯：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后于客觀的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就存在，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　　

　12月21日　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他把《農業十七條》看成是一個“推動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產糧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擬定的計劃指標。但是，1956年初，來自各部專業會議的消息使他感到這么做不行，于是和幾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一道，從防止冒進到反對冒進。　　

(二)為組織好1956年生產建設反冒進　　

1956年初，各部專業會議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四十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　　

防止和反對冒進，關鍵在于控制基本建設投資。從1956年1月下旬開始，周總理集中做這方面的工作。　　

　1月20日　，周總理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計劃，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1月30日　，周總理在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提出：“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范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2月6日　，周總理和計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財政部長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上壓縮指標的問題。
　　　2月8日　，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他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 “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90、191頁)　　

　5月11日　，周總理在第28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中央開會，討論為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起草文件，決定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要求中央宣傳部就反對“兩個主義”問題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　　

　6月1日　，周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再次壓縮1956年計劃指標和編制1957年計劃問題。
　　　6月4日　，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開會討論預算報告初稿，周總理在會上介紹了上半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準備繼續壓縮基本建設投資、緊縮開支的意見。
　　　6月10日　，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預算報告初稿，指定胡喬木同志根據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加以修改。修改稿將初稿中強調：“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并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　　   　　

　6月16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讀一九五六年的國家預算》，認為預算報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這是總結了過去半年中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經驗得來的結論”。　　

　　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先后經過定一、少奇、喬木三同志修改。社論指出：“急躁冒進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社論于20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地位刊出。　　

(三)為拿出一個實事求是的“二五”建議反冒進　　

6月，人代大會通過了1956年國家預算之后，周總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轉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編制工作。這是為八大準備的一個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進抓的第二個題目。　　

周總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計劃草案時，在一個重要的地方刪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幾個字。　　

(五)為編好1957年計劃繼續反冒進　　

　1956年10月20日　到　11月9日　，黨的八屆二中全會開會前夕，周總理連續召開了1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計劃執行情況，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標。在　10月24日　的會上，他提出現在“主要應該批‘左’”。在　11月9日　的會議上又明確提出“必須采取退的方針”。他說：“我們國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設，又要注意人民生活。”在這天的會議上，陳云同志提出：寧愿慢一點，慢個一年兩年，到三個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慢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周總理接著說：“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動，右了就投降。”

　　

（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之第二十四章：批評反冒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index.html介紹(一)批評反冒進的經過，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批評反冒進，主要是通過一系列會議進行的。”
　　1957年九十月間在北京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是批評反冒進的開端。　10月9日　閉幕會上，毛主席說：1955年來了一個高漲，1956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松勁。主要是掃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是促進委員會。還說：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設多用了30億元，生產了600萬部不適用的雙輪雙鏵犁。這可以組織個臨時促退小組來解決，但共產黨總的方針是促進而不是促退。毛主席提出要“復辟”被掃掉了的這三個東西。　　

全會后，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逐步公開了。　11月13日　發表的《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寫道：“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12月12日　，又發表了經過毛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討論過的《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批評在反冒進期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于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1957年12月，在杭州會議上，毛主席在發言中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恩來等同志。
　　　1958年1月6日　，毛主席到南寧,11日至22日主持召開了南寧會議，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在會上多次講話和聽取匯報時的插話，都是集中批評反冒進的。毛主席還尖銳地批評了　1956年6月20日　《人民日報》發表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說：這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認為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還在這篇社論上批注：“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2月18日　，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但氣氛緩和下來了。　　

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講話，其中兩次談到批評反冒進的目的。　　

　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說：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經過幾個月的批評，對反冒進負有責任的恩來、陳云、先念同志和薄一波，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評。至此，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已告一段落。　　

                            （三）　　

發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反冒進和反反冒進、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其中的各自表現，根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及相關史料，即大致如上所述。　　

那么，周恩來反冒進和毛澤東反反冒進究竟孰是孰非呢？　　

解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關注這樣的史實：　　

其一、周恩來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1957年初。　　

其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始于1957年九十月間在北京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終于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　　

也就是說，在周恩來組織的反冒進結束了八、九個月后，毛澤東才開始批評反冒進的。　　

由此，問題便產生了：　　

一是、既然周恩來反冒進貫穿了1956年始終，那么，毛澤東為什么當時沒有提出批評？　　

二是、既然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沒有對周恩來反冒進提出批評，可在事后九個月，已是時過境遷了，毛澤東為什么卻突然開始高調批評反冒進，且不厭其煩地持續了八個月呢？ 　　

對這個問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解釋是：“毛主席對反冒進是有意見的。但當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國際上發生的波匈事件和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對反冒進采取了保留態度。1957年下半年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上波匈事件已經過去；國內反右派斗爭基本結束，各級干部經過整風改善了工作作風；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人心振奮。隨著形勢的發展，毛主席對反冒進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反冒進束縛了群眾正在高漲起來的生產熱情，給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使建設速度放慢了，阻礙了躍進局面的出現。”　　

既然如此，也就說明：在毛澤東看來，當時周恩來反冒進這事遠遠沒有波匈事件和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的分量重。　　

這就奇怪了：一向主張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毛澤東，怎么反倒置國內事關國計民生的反冒進于不顧，卻集中精力關注國外的事來了呢？難道他真如一些混蛋所言：企圖成為斯大林之后的國際共運第一人嗎？　　

當然不是！那些混蛋從來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能把他們的話當真呢。　　

其實，毛澤東之所以沒有當時就對反冒進提出批評，原因很簡單，主要就是因為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　　

對此，不光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予了肯定，而且薄一波他老人家也強調：“總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進，是我們黨依靠集體領導和集體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重大失誤而載入黨的史冊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對于反冒進，不僅是薄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毛澤東也認為，一個時候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尤其是，毛澤東還不只是嘴上這樣說，而且更是在行動上這樣做。對此，薄老介紹得是一清二楚：國務院敲定的糧棉生產指標，為毛主席所采納。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審定周總理關于“二五”計劃報告稿時，發現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300億斤(這是別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億斤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不僅如此，與此同時，毛澤東本人也是在主動的堅決反冒進呢！《毛澤東傳》之<十三、論十大關系>到八大（上）》記載了就在這一年：　　

　二月十七日　，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一九六二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毛澤東斷然地說：全部自給，不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澤東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他說：多快好省⑤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　　

　三月六日　、八日、九日，先后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匯報。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為交通系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　　

　四月二十日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75.html　　

正因為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即便有所不當，也完全可控，不至于釀成大禍，且反冒進的組織者又都在興頭上、風頭正健、鋒芒畢露，當時即便批評，也是效果不好。對此，毛澤東當然識趣、要等待時機。　　

                                 （四）

    既然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毛澤東本人也是在主動、堅決地反冒進呢，那么毛澤東為什么卻還要在事后批評反冒進，他的批評一定是錯誤的吧？　　

不，不是的，絕不是的！以為凡是正確的事物就必定是白玉無瑕、完美無缺，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這是形而上學的思維。事實上，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往往還是白玉微瑕。1956年的反冒進也是如此，絕不是白玉無瑕、無懈可擊的。　　

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并不說明反冒進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正確的。而毛澤東之所以在時隔九個月之后開始了持續八個月時間批評反冒進，其根本原因是：反冒進的做法不僅有著諸多值得商榷之處，而且還產生了兩個副作用：　　

其一、導致1957年實際上工作差勁了，就是1958年4月上旬，毛主席在武漢主持召開一次匯報會議上所說：1957年實際上工作差勁了，許多干部抬不起頭來。上面罵冒進，下面也罵冒進，所以1957年勁頭不大。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二、被別有用心之人給利用了，就是一九六○年　二月六日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毛澤東所說：“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一個躍進，工作中有一點毛病，于是有人就來一個反“冒進”，資產階級右派抓住了這條辮子，說我們“全面冒進”，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3478394　　

兩個副作用發生得竟然是如此的嚴重！這就表明：反冒進已經脫離了業務工作范圍，成為了政治問題。由此，也就注定了反冒進的命運。　1958年2月18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反冒進反得那么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既然讓毛主席感到不舒服了，那么反冒進也就在數難逃，受到他老人家的批評自然是在所難免的了。　　

其實，反冒進作為控制建設速度、保護綜合平衡的一項階段性的業務工作，竟然不僅造成實際上工作差勁了，而且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的一個借口，釀成了政治問題、路線問題，這本身也證明了反冒進的做法確實有著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那么，1956年反冒進的失誤或者錯誤之處具體表現在哪里呢？　　

對此，既然毛澤東批評了反冒進，那么他就必然是有的放矢，具有針對性，指出問題之所在。其中，　　

一是、毛主席在南寧會議第一天(　1958年1月11日　)就批評說：反冒進首先沒有把指頭弄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就只講一個長了瘡的指頭。”　1月20日　，說：“冒進是全國人民烈焰沖起來的，是好事，部分是壞事，反冒進把前進放在第二位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二是、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認為：“當年反冒進是不尊重唯物論，也不尊重辯證法。不講全面，不抓本質和主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三是、毛主席認為，造成反冒進的另一個思想方法上的失誤，是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平衡與不平衡的關系，過分強調了平衡，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對于毛主席的這些指責，由于時過境遷且缺乏必要的史料，我們也無從談起。然而，根據現有史料，我們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判斷出，1956年的反冒進確實有問題，而且還是不可小覷的問題呢！　　

（五）　　

第一、公開化：口號名不副實，不得人心，人心不服氣不順。　　

所謂冒進，即是指不顧具體條件和實際情形，而冒昧進行。那么，1956年初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出現的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勢頭，是否屬于冒進呢？　　

解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提供的這樣一個史實：　　

　4月10日　，周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搞計劃必須注意實事求是”，“搞生產要聯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計委張璽同志負責平衡工作。鑒于不少地方由于勞動力增加和對“右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產，多建設，而上面卻不敢將物資供應緊張情況向群眾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動。為扭轉這種被動狀況，周總理根據多次平衡測算的結果，提出1956年物資供應計劃按鋼材442萬噸、水泥647萬噸方案執行，并下達到各部門和地區。　4月14日　，國務院為此下達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必須使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同計劃的全面平衡相結合，特別是同物資供應計劃相結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長，而沒有注意到設計、設備和材料的供應情況，采取全面鋪開和齊頭并進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停工、窩工現象，并且會使我們的計劃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險”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這就表明： 1956年，直到　4月14日　，國務院才將物資供應計劃的實際可能向各部門和地區交底的。　　

由此，關于1956年初，各部專業會議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四十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這是否屬于冒進的問題，就要看對誰而言，從哪個角度看。　　

一是、從全局的角度，對主持經濟工作的人而言，確實是冒進了。因為下面普遍要求多生產，多建設，修改原擬定的計劃指標、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已經超出了綜合平衡的具體條件和實際情形,這不是工作輕率地開始,急躁地進行的冒進又是什么呢。　　

二是、從局部的角度，對地方和部門的人而言，是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冒進。因為上面“卻不敢將物資供應緊張情況向群眾交底”，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綜合平衡的客觀情況的可能究竟如何，自然至少從主觀上他們也就談不上什么超過過客觀情況的可能,工作輕率地開始,急躁地進行的冒進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國務院出面大張旗鼓地反冒進，不免就有了上級得病卻給下級吃藥和鞭打快牛之嫌，自然是人心不服、泄勁泄氣了。　　

不僅如此，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說：作出反冒進的方針，沒有事先征求省委書記的意見，在國務院系統也脫離了多數的部。因為國務院也是兩種意見，只有財金貿系統想少搞，工業部門是想多搞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凡此這種，從《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所提供的另一個史實，即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　　

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不少同志在小組會發言時也對反冒進進行了批評，認為少奇同志的報告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嫌輕，對立面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正因如此，也就難怪：　　

其一、1958年南寧會議上，毛主席　1月14日　說：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其二、在　1958年3月8日　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強調說：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六）　　

第二、擴大化：反得那么厲害，反過了頭，變異成了另種冒進。　　

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澤東　3月9日　指出：“1956年的反冒進，吹掉了多快好省、促進委員會和農業發展綱要40條，是方針性的錯誤。”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144.html　　

其中，關于“多快好省”，1957年九十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 毛澤東在講話的第五點談到：“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那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興的就是在這個會議上有個把同志講到這個問題。還有，在報紙上我也看見那么一篇文章，提到這個問題。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 （《做革命的促進派》）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對此，《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解釋是：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號，本身是比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標準，當時沒有人提出具體指標，也沒有人認真研究過，實現也難。而多和快顯眼，在不顧好、省和安全的條件下，做到也比較“容易”。在批判“右傾保守”和開展生產建設高潮的氣氛下，人們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視好、省。而且所謂“多、快”還常常是以犧牲“好、省”為代價的。有鑒及此，周總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計劃草案時，在一個重要的地方刪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幾個字。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顯然，這樣的理由近乎于強詞奪理了！既然“多、快、好、省”口號，本身是比較全面的，那么就理應堅持；既然好和省的標準，當時沒有人提出具體指標，也沒有人認真研究過，那么就理應組織人認真研究、提出具體指標；既然好和省實現也難，而多和快顯眼，在不顧好、省和安全的條件下，做到也比較“容易”， 那么就理應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既然在批判“右傾保守”和開展生產建設高潮的氣氛下，人們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視好、省，而且所謂“多、快”還常常是以犧牲“好、省”為代價的，那么就理應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好、省”之上。　　

總之，僅僅是因為沒研究、有困難、不容易，就圖省事，干脆將 “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筆刪掉，這顯然是反冒進反過了頭。　　

這就如同改革開放后，因為發展集體經濟和國有企業必須操心費力，就干脆把農村集體解散、把城市國營企業搞跨一樣，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思維、懦夫懶漢思想，極端做法。　　

只是反對工作急躁地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這本是正確的，可把不屬于急躁范圍內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也視為冒進，同工作急躁和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一起反掉，這就形成了擴大化，走到了反面，使反冒進從業務范圍擴大到了政治領域，蛻變成了一種冒進，形成了促退的冒進。　　

這也就難怪，如薄老所言：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來批判反冒進時，此事曾一再被提出。　　

也正因如此，1958年南寧會議，　　1月11日　晚　，毛主席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于政治問題，而不屬于業務問題。”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七）　　

第三、分散化：組織程序缺失，自行其是，成為分散主義的典型。　　

從1956年反冒進的過程，不難發現，這樣一項事關全局的工作，竟然是由周總理在　1月20日　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開啟的。由此，大張旗鼓、轟轟烈烈，都是國務院在發號司令。　　

直到5月，中央開會，討論為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起草文件，才有了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要求中央宣傳部就反對“兩個主義”問題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　　

至于毛澤東的出場，則是直到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社論，于　6月10日　左右脫稿，先后經過定一、少奇、喬木三同志修改，在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審閱后交喬木辦。”　　

必須注意的是：此時的毛澤東，就職務而論，既是黨的、也是國家的主席；就內部分工而言，至少在　1956年9月15日　到27日，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還處在一線上，是名正言順的最高決策者呢！　　

不僅如此，正如毛主席在　1958年5月23日　八大二次會議閉幕原來準備的“講話提綱”中寫道：《高潮》序言、促進委員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論十大關系、多快好省等都是在中央會議上通過了的，“有些同志，當時同意(無一人反對)，五個月、或者一個月以后，即表示反對，或者不同意，或者懷疑，而不經合法手續，即經同樣性的會議加以改變，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爆發”。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顯然，反冒進如此所作所為是為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的！要知道，早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毛澤東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此后，不僅三令五申，而且還在1953年開展了反“分散主義”運動。 　　

如果說“沒有事先征求省委書記的意見，在國務院系統也脫離了多數的部”，這還只是工作作風問題的話，那么“不經合法手續，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問題的性質可就不一般了！　　

說輕，是思想意識和工作水平問題；說重，那就已經涉及到了黨紀國法了。　　

這就難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強調：“毛主席對反冒進是有‘氣’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1956年，盡管毛澤東“對反冒進采取了保留態度”，可他老人家卻也不是無動于衷。　　

早在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社論，于　6月10日　左右脫稿，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審閱后交喬木辦。”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三個字：“不看了。” 　　

不滿之情已然躍然紙上。正如事后他對胡喬木、吳冷西所說，罵我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中，毛主席除了在小組長會議上提出七條外，還在　11月15日　的大會上講話說：前進不是突然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有退有進，但主要還是進。要保護干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　　

這正如《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所指出：“從這些話語中看得出來，毛主席對這次會議反冒進是有不同意見的，但當時沒有提出批評，而且同意1957年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l　　

盡管毛澤東一再表露不滿情緒、發出不同聲音，可卻就是未見其他相關的人有任何相應反應的記載。解釋、安撫、寬慰……，似乎周總理、陳云和少奇同志他們全都無暇顧及，只顧一如既往、旁若無人地反冒進呢。　　

雖然如此，毛澤東對反冒進依舊還是采取了保留態度，當時沒有提出批評。從根本上，這固然是因為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但又何嘗沒有分散主義勢力強大的因素呢。　　

                    （八）　　

“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 　　

毛澤東　1958年2月18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的這話，表明了他對1956年反冒進的評價。（《毛澤東傳》之《十九、發動“大躍進”(上)》）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正是由于“冒是有點冒”，所以反冒進本身是正確的，因此毛澤東盡管有不同意見、是有“氣”的，可也采取了保留態度，當時沒有提出批評，最后處理時，采取了克制的態度。　　

正是由于“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所以反冒進的做法發生公開化和擴大化的“左”傾錯誤，不僅被別有用心之人給利用了，而且造成“1957年實際上工作差勁了，許多干部抬不起頭來。”因此，毛澤東必須批評反冒進。　　

《毛澤東傳（1893―1949）》之《十九、發動“大躍進”(上)》所指出：“毛澤東承認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應該調整。但是他十分忌諱提“反冒進”，他認為，這樣提就成為政治問題、路線問題了。”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這話雖然有股異味，可卻也說的是實情。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講：反冒進不是什么責任問題，不要說得太多了，我也不愿聽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評，作為方法問題的一個例子來講是可以的。　　

 [中學生讀書]：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所以，必須注意：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并非是批評反冒進本身，而是批評反冒進的方法！ 　　

“有一點冒是難免的。”　　

這就是毛澤東揭示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的具體體現。而且，有教訓為依據。1955年，由于幾次調整計劃，不適當地削減了某些建設項目，投資總額到年底結余資金181億元。鋼材、木材、水泥等物資也有較多的結余，一度決定鋼材出口，水泥減產，木材和部分器材減價出售。沒有想到，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變成短缺。結果，如毛主席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項東西(鋼、鐵、煤、水泥、鋁、銅，還有兩項)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無辦法，只好請蘇聯幫忙。蘇聯是要訂長期合同的，好，訂，訂了，簽了字了，過一個月要毀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顯然，與其這樣，還不如冒一點呢。所以，毛澤東要反保守主義。如其所述：“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由此，自然就是只有冒一點，才能實現“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個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的發展。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1956年4月28日　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就說：全國的平衡還是要的。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沒有一點平衡，沒有一點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全國的工業化搞不起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當然，如果如改革開放這樣，冒得財政赤字向美國看齊，肯定又是毛澤東所不能允許的。　1957年10月9日　，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毛主席強調：“至于某些東西實在跑得快了，實在跑得不適合，可以有暫時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讓一步，緩一步。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做革命的促進派》）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這就是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根本所在！一如既往，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總是促進，以積極的平衡前進。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在同“左”右傾兩種極端思想的激烈斗爭中脫穎而出的，而每一次極端路線都給他所獻身的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左”傾路線的做法，更是直接沉重地打擊了他本人。由此，他歷來所倡導在反傾向問題上進行兩條戰線斗爭的方針，終生都在防止“左”右這兩種傾向的發生，尤其對左”傾做法則深惡痛絕，寧肯經常自稱右傾，不惜公然宣傳喜歡右派！即便是在經濟工作中，他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黨的路線是正確的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線上的斗爭。”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所以，毛澤東早就確立的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至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強調的八大“大會堅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則根本就是在移花接木、欺世盜名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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