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兩極分化》。

熊彼特描述過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加入社會主義因素的一般情形，并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解體”和“朝向社會主義目標的預先存在的趨勢”。他說：“我們自己時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戰(zhàn)敗國里社會結構著了火，傾向社會主義重建的潛在趨勢浮現到表層上來證明它的存在，并在一個短期內占絕對優(yōu)勢。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戰(zhàn)勝國中，也發(fā)生類似的情形，當然規(guī)模要小得多。在法國，資產階級共和國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樣行使它的職能。在英國，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但受社會主義一派影響的工黨勃然升起，它誠然沒有執(zhí)政，但至少進入了內閣。在這兩個國家中，政界對私人企業(yè)的態(tài)度悄悄地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的政策“其中有幾條，甚至在18世紀時已經為保守的甚至專制的統(tǒng)治者所采納；另外幾條已列入保守政黨的黨綱里，遠在‘新政時期’以前很久已付諸實施。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們確實已經遠離放任資本主義原則的這個事實，需強調的另一個事實是，很有可能發(fā)展和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以與真正社會主義計劃相差無幾的方式來制約私人企業(yè)的工作。”

（一）經濟學家的修正

穆勒：社會可以使財富的分配按它認為最好的規(guī)則進行

穆勒雖然確信資本主義私有制符合人類進步的那個階段的財產所有權的傳統(tǒng)和人們的才智及思想、文化、道德的歷史狀態(tài)，但他要求社會改良，使社會每個成員都能得到好處。 也確認社會主義的一些方案可以接受，應該為“令人向往”的主義留下實驗的機會。他的“修正”和“增添”表現在：

1、認為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兩條不同的路線。生產是通過市場自然的進行，而分配則是個制度選擇問題，勞動者可能經過制度的安排獲取更多的勞動產品。這就與斯密的“自然的分配次序”有了重大的區(qū)別。斯密強調分配與生產一樣都通過市場調節(jié)，即兩個完全不同的支配原則進行，這種自然的屬性是造物主的不可更改的意志。穆勒解構了斯密自然的屬性，提出“財富的分配不是如此。這是一件只和人類制度有關的事情。……因此，財富的分配要取決于社會的法律和習慣。決定這種分配的規(guī)則是依照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意見和感情而形成的。這在不同的年代和國家內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如果人們愿意，差別還可以更大一些。”“社會可以使財富的分配按它認為最好的規(guī)則進行，但是必須通過觀察和推理，象尋求自然界或精神上的其他一切真理那樣，明了這些法則的作用會產生什么實際結果。” （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論所有制）》）

2、為此，穆勒提出了“最好形式的私有制”的命題，指出應對“私有制的含義”進行澄清并對“現今私有制的情況”進行糾正。現今私有制的情況是：（1）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同勞動成反比；（2）作為征服和暴力行為的結果的財產分配；（3）有關財產的法規(guī)從來都是和用來為私有財產辯護的原則不一致的。“如果要在這種狀況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則共產主義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難在天平上都將輕如鴻毛。”（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論所有制）》）所以，私有制的正確含義是一種勞動者報酬與努力成比例的公平原則（類似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不是就要對現在沒有任何功績、也不作任何努力而占有別人勞動和節(jié)欲的成果給予保證。“因此，要判斷所有制的最終目標，我們必須假定使這一制度違反這一原則的每一件事都已糾正。”同時，還應假設適當地限制社會人口和實施“共產主義綱要”提出的“全民必須受教育”的主張，這樣，就可能防止大多數人處境惡化和陷入不幸。“社會改良的崇高目的，應該是通過教養(yǎng)，使人類適應于將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勞動成果的公平分配（現行的財產法規(guī)并不以公平分配為目標）結合起來的社會狀態(tài)。”（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論所有制）》）

3、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了公正的辯護。穆勒還提出了“最好形式的社會主義”的命題。斯密確信在私有制下，按“交易的通義”和分配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支配原則，經濟活動總能取得最好的效率，穆勒以為這并不是很適合實際情況。交易的通義，把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勞動者都假設為經濟關系中的主體或主動者，他們能夠遵循私利的沖動，自覺地靠自身的努力來獲利，從而實現高效率。其實，情況并不如此。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勞動者能夠具有主體或主動者身份的人在全部勞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絕大多數只是客體或被動者，以這種身份從事工作很難把自己視為合伙組織的成員，工作對他們來說，除了工資外，并沒有更多的個人利害關系。即使有“主人的眼睛”、“解雇的權力”等強制因素，但這種監(jiān)督和不安全的勞動，未必就能刺激出高效率。另外，現今的私有制情況并沒有把勞動者額外努力的好處全部或大部分歸勞動者所有，所以，物質刺激的好處根本不存在。“進大工廠工作，受工頭往往聲色俱厲的監(jiān)管，俯首聽命，……工人自己對工廠勞動的看法，可用以下的話作概括：能躲則躲。……1815年至1845年間，英國社會的不滿情緒空前嚴重，砸毀機器的事件接連發(fā)生”。（布羅代爾《15世紀至18世紀的物資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P691 三聯書店 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

相反，在財產共有和產品平等分配的制度下，勞動者以“社團成員”的身份把自身的工作視為其成員的合伙組織工作的一份，在他的工作中，個人利害關系比私有制“工場工人”的工作中的個人利害關系要多得多，而且處在“全社會的眼睛”之下，或者說由社會強迫勞動者遵守社團的各種必要條件，比“主人的眼睛”更容易得到勞動者的認同。所以，“即令共產主義勞動不象自耕農或自營勞動者那樣富有活力，但比同他的工作根本沒有個人利害關系的雇傭勞動者的勞動也許仍要好些。未受教育的雇傭勞動者階級玩忽職責在現今的社會狀況下是很可觀的。”更重要的是人類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公益精神，“歷史已證明把很多人教育成愛公如私是可以做到的。最適于這種感情滋長的土壤莫過于共產主義社團。……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爭著多干，這種競爭，社會主義者并不否定。”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論所有制）》）另外，社會主義主張在社會成員中間公平地分配社會的勞動，雖然這存在著許多現實的困難，但在一種以平等為目的的制度下，對這種事情所能作出的安排即使極不合適，極不公平，可同現今的勞動分配相比，其不平等和不公平仍是微不足道的。

密爾：有限度的社會主義

 密爾從反對社會主義轉變?yōu)橹鲝垺坝邢薅鹊纳鐣髁x”，他說“將來的社會問題，就是如何將個人行動的最大自由同地球上的原料的公有權，以及大眾共同工作上的利益的平等享受權合在一起”。對密爾而言，社會主義產品分配按公認的公平原則進行，每個人都能分享到社會利益的主張應當被現行的制度作一定程度的理解和選擇，以減輕貧困，縮小財產的不平等；在私有制基礎上，可以以道德為中介重建勞資雙方的合作互助團體，化解階級矛盾和長期沖突，使其對立的斗爭轉變成在促進所有人的善中的友好競賽。霍布豪斯把有限度的社會主義稱為“是我們所擁有的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最概括的說明。”據此，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提出了企業(yè)國有化、普及教育、社會救濟、福利國家等社會改良主張。（參看吳春華主編《當代西方自由主義》P38-39）

馬歇爾：提高工資，是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斯密雖然說過：“優(yōu)厚的勞動報酬，能增進平民的勤勞”；“豐富的生活資料能增加工人的體力；改善他的狀況和也許在愉快和富裕中度過他的晚年的那種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但這只是他對未來的理解。在現實經濟人的故事之中，斯密的工資和利潤“受完全不相同原則的支配”和李嘉圖的“支配工資的法則”，都是以維持勞動者生活必須品和勞動體力的自然價格為計算口徑，這種“鐵律”工資制完全站在資本獲取更大利潤的立場設計，表現了強權和專制，其后果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種不公正，到了一百多年之后的馬歇爾時代仍然十分普遍，“甚至在今日英國居民主體的大部分消費仍用于維持生活和體力”。馬歇爾不得不提出這樣的訴求：“……自由人的培養(yǎng)而參加工作不能和機器、牛馬、奴隸適用同樣的原則。”（馬歇爾《經濟學原理》P389 晏智杰主編華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我們已開始感覺到，任何資本家都不習慣新的義務，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勞工的幸福，我們也開始主張，各個富人或富人的集合體既有權力也負有義務。”（轉引自歐文等著《經濟魔杖》P266 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7年8月第一版）

馬歇爾不僅看到了勞動者的貧困，而且也承認貧困實際上損失了勞動者和資本的效率。所以“提高工資，是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高工資不僅能提高工資領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們子孫的效率，……即報酬優(yōu)厚的勞動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勞動”，這就促使馬歇爾對分配進一步做了詳細地考察，力圖構建科學的工資理論，使分配公正反映勞動報酬。

1、馬歇爾使用了效率工資（效率報酬）的新概念，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運用來計量工資。他從資本家易于接受的效率，來闡明提高工資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將有更多的人訓練出具有高尚的目的和公益精神的品質，增加工資對他們而言就等于提供了學習機會，使其從低級勞動中走出，成為有效率的勞動者。“則工資率愈高，他們工作得愈賣勁，堅持的時間也愈長。……報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給得到即時的增加”，因為，所賺最多的工人也是所產最多的最廉價的工人，他們與效率低的工人在同一時間使用同量的固定資本，或者說相等的直接成本，但由于他們生產的產品更多，所以，相比之下固定費用實際上減少了，當然利潤就會增加。因此，誰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資，誰就是最好的企業(yè)家。“如我們觀察高工資對下一代人的體力和智力所起的影響，則這個論據更加有力。”這個規(guī)則投訴了“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工資幾乎是按所謂鐵律或銅律來規(guī)定的，這個規(guī)律把工資固定在培育和維持一個效率很差的勞動階級的費用上”的事實，修正了李嘉圖所說的利潤的高低與工資的高低成反比，任何使工資增加的原因都必然會使利潤減低的原則，強調“使效率所絕對必需的那種消費，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償失的，它對國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對國民收益之所增。”

2、在馬歇爾看來，“必須品”不僅指僅能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和體力所必須的吃、穿用品，還應包括“效率的必需品”、“習慣上的必需品”，“很多這些習慣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質與精神進步的體現”。必須品內容的擴大，增加了計算工資的項目，體現了生存、效率、精神的結合，如果，堅持了這樣的“必需品”勞動階級不會再陷入貧困，也許，馬歇爾認為這就是勞動者應獲得的最基本的報酬，因為，它們表達了一切生產的目的——提高人類生活的旨趣。

3、馬歇爾的結論是：由于“工資有等于勞動純產品的趨勢，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勞動的需求價格。從另方面來看，工資有同培養(yǎng)、訓練和保持有效率的勞動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關系（雖然是間接而復雜的）的趨勢。這個問題中的各種因素都是相互決定（即制約）的；它偶爾使得供給價格和需求價格相等：工資既不是由需求價格又不是由供給價格決定，而是由支配供給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來決定的。”（馬歇爾《經濟學原理》P409 晏智杰主編華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另外，“一般說來，勞動、資本和土地對國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們對它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的需要成比例的。但這種需要不是總需要，而是邊際需要。”（馬歇爾《經濟學原理》P412 晏智杰主編華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所以，工資必須將效率、習慣上的必須品，甚至日常嗜好品等作為重要項目計算進去，以實現一種能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公共的福利”的工資制度，這樣，勞動工資應遵循現實的經濟規(guī)律，即工資取決于（1）勞動者所生產的產品價值；（2）勞動效率的高低；（3）全部純產品總量。既然工資是生產國民收益的生產要素的一種價格，它就與利息和地租或生產者的剩余構成全部國民收益，享有同等權力參與對國民收益的分配，國民收益愈大，則它們各自的份額也愈大。

4、同時，馬歇爾對密爾構建勞資互助合作團體的可能作了描述：“一般資本和一般勞動，在創(chuàng)造國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們各自的（邊際）效率從國民收益中抽取報酬。它們的相互依存是極其密切的；沒有勞動的資本，是僵死的資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別人的資本，則勞動者勢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勞動奮發(fā)有力，則哪里資本的報酬就高，資本的增殖也很快。……資本和勞動的合作，如同紡工和織工的合作一樣重要。雖然紡工所業(yè)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與眾不同。一方的發(fā)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動分不開的”。

庇古：公平分配國民所得

在庇古看來，社會應當滿足個人追求幸福的欲望以便達到社會的幸福，但是由于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存在（1）個人邊際純生產物與社會邊際純生產物不會出現一致的情形，所以（2）收入分配中自由競爭模式的假設與實際情況之間有很大差異，分配的結果必然是不公正，這樣，社會便沒有幸福。因此，他以基數效用假設和邊際效用遞減律為基礎，力圖通過闡述一種理性的收入均等化經濟政策來最大化社會福利。庇古在帕雷托的“最優(yōu)狀態(tài)”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基礎上提出兩個基本福利命題：①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②國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會福利就愈大。他主張在自由競爭下，使邊際社會純產品等于邊際私人純產品，從而使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通過累進所得稅把向富人征得的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實現收入均等化，使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

凱恩斯：解決“富裕中的貧困”

1933年，德國的失業(yè)人數為800萬人，美國則達到1400萬人，全世界的失業(yè)人數共計5000萬；當時，美國將石油倒入海洋，巴西用咖啡代煤作火車的燃料。一個極端是少數人的富裕，另一極端是多數人的貧困，這就是斯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圖景。這是一種物資過剩的貧困，顯然，是因為分配不公使勞動者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凱恩斯認為制造“富裕中的貧困”的始作俑者自由放任應該終結。資本主義根本沒有所謂自動化的安全閥門，其經濟游戲中也沒有起經常校正作用的價格機制，相反，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會使消費傾向下降，這樣，資本主義會失掉消費這個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通過財政政策改變國民財富的分配結構，提高社會消費傾向；通過政府財政的公共開支彌補有效需求的不足。他在看了《通往奴役之路》后寫給哈耶克的信說：“然而……我所得到的結論卻十分不同……，我必須坦白告訴你，我們所需要的并不是沒有計劃，或是少一些計劃。我必須指出，我們當然需要更多的計劃。但應注意的是，計劃必須是在社會上大多數人皆完全贊同你的道德立場上進行。”

 熊彼特：把人民經濟事務由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

對熊彼特來說，把人民經濟事務由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并不是他的希望，而是他觀察到的“資本主義崩壞論”后的先見之明。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將逐步失去社會、政治、心理的基礎和認同，而“社會主義比之填飽肚子，具有更崇高的目標，它意味著一種新的文化世界。”（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經營企業(yè)，而是由國家當局控制生產資料、決定怎樣生產、生產什么以及誰該得到什么的那種社會組織。”（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P25 商務印書館 1999年2月第一版）社會主義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1）能合理地計算經濟，（2）回避了資本主義的浪費，因而較有效率，（3）能避免失業(yè)，勞工生活有保障，待遇也平等，由于有這種“安全”感，刺激了勞工辛勤工作，（4）更重要的是，能夠確保勞動大眾的忠誠心或認同感，其結果是使國民恪守新的集團性規(guī)則。

薩繆爾森：合乎人道的經濟增長

 “……經濟發(fā)展并沒有固定的模式，盡管如此，免受饑餓、疾病和自然災害之苦，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愿。”“一個自由和有效的市場并不能必然地使收入分配得到全社會的認可。決定經濟進程的最佳路徑需要的是冷靜的頭腦。”“社會必須尋找無情的‘市場規(guī)則’與慷慨的‘國家福利’二者之間的平衡點。”（薩繆爾森：《經濟學》）

“自從19世紀后期，幾乎在我們所研究的所有國家中，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穩(wěn)步增加。我國的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在其中，國家機關和私人機構都實行經濟控制。”（薩繆爾森：《經濟學（上）》P59商務印書館 1979年11月第一版）

顯然，自由放任的市場會使貧困長期化，“但是，這樣一種結果可能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社會沒有必要把市場競爭的結果——能生存的人才能生存——當作神圣的權利或世俗的正義而接受下來。看不見的手可以引導我們到達生產可能性邊緣的外圍極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以可接受的方式來分配那些產品的。當一個民主社會不喜歡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用對貨幣選票進行的分配時，它可以通過再分配政策采取措施來改變其結果。”（薩繆爾森：《經濟學》）

這樣，福利國家和“混合經濟”就成為必須的制度選擇。經濟活動并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應是道德標準評價的對象，體現博愛和正義，所以，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也是經濟活動的目的。因此，政府的具體經濟職能是效率、平等和穩(wěn)定。“有關效率的政府行為試圖矯正壟斷一類的市場失靈。政府促進平等的方案使用諸如收入再分配等工具來反映社會對窮人和殘疾人的關心。穩(wěn)定化政策試圖削平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減少失業(yè)和通貨膨脹，并且促進經濟增長。”（薩繆爾森：《經濟學》）混合經濟實施廣泛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險和醫(yī)療保健計劃，有關國家發(fā)揮福利職能的方案如：（1）醫(yī)藥保險；（2）食物分配；（3）福利補助。

薩繆爾森主張人道主義的經濟制度。“過去，資本主義往往是一個有效率的制度，但也是一個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制度。……該制度使失業(yè)如此難以忍受，以至人們會一日步行幾十里來掙得微薄的報酬，……今天，我們不會容忍這種殘酷的行為。……幾乎沒有人愿意把時鐘撥回到老式的殘酷無情的純粹資本主義。”雖然，現代混合經濟制度陷入了困難，但“我們應堅持不懈地努力尋找進行結構改革的方法，以便保存現有制度的人道主義的性質而與此同時又能具有效率和穩(wěn)定性。”

（二）國家的修正

1、政府直接干預經濟

（1）英國

英國制定工人10 小時工作日

英國政府先后頒布了1833 年的工廠法、1842 年的煤礦法、1844 年的工廠法和1847 年的工廠法等。1847 年6 月議會頒布的10 小時工作日法規(guī)定：從1847 年7 月1 日起，13歲以上的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時間縮短為11 小時，從1848 年5 月1 日起最終限制為10 小時。爾后擴大到全體工人。這一法案通過和實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而且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fā)展，

據統(tǒng)計，1850 年至1882 年間，在同一行業(yè)中的工人工資提高30%，平均增加50%。同一時期，有產階級的稅收占工資的16%，而1882 年時只占工資的7.5%，大多數工人逐漸晉升為熟練工人，享受著與他們的熟練程度相稱的工資待遇。30 年代以來工人爭取10 小時工作日斗爭的勝利使工人勞動時間一般每周54 小時左右，比19 世紀早期有了較大的改變。

1921年，英國根據法律規(guī)定將1914 年前已實行壟斷化的11 個鐵路公司進一步合并為四個鐵路壟斷聯合組織。這些組織規(guī)模大、資本雄厚、控制了全國鐵路運輸量的95％以上。20 年代，英國還建立了煤礦卡特爾壟斷組織，它控制了全國的煤礦生產和銷售。1926 年，英國在造船業(yè)中建立了10 個造船公司，它大約控制了英國造船業(yè)生產總量的2/3 以上。在紡織工業(yè)中也出現了壟斷聯合組織。如1929 年，英國建立了蘭開夏棉紡織聯合公司，這個公司聯合了約140 家紡織企業(yè)。

1926 年英國在電力工業(yè)實行國有化。

（2）法國

1848 年。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頒布了《勞動權利法令》，規(guī)定政府必須“保證工人能以勞動維持生存”、“保證全體公民都有工可做”；成立了解決工人問題的“政府勞動委員會”，城市開辦“國家工廠”，保障所有失業(yè)者都能就業(yè)，但不保證職業(yè)的性質。國家工廠采取半軍事性組織形式收容失業(yè)工人和其他勞動者，每天安排工人做植樹、筑墻、挖土等一般性勞動，每個工作日給2 個法郎，非工作日減半或更少些。當時僅巴黎一地的國家工廠就收容工人10 萬人。此外，臨時政府還頒布了將工人的工作日縮短一小時的法令，規(guī)定巴黎工作日為10 小時，外地為11 小時。

（3）美國

1862 年，林肯政府正式頒布《宅地法》，規(guī)定凡年滿21 歲的美國公民，在繳納10 美元手續(xù)費以后，就可以領取160 英畝的宅地，耕種5 年以后，就可以領取執(zhí)照，成為宅地的所有者。《宅地法》宣布無償分配土地，從而解決了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沒有根本解決的西部土地問題。《宅地法》為農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美國式道路奠定了經濟基礎。

1873 年頒布了《育林法》、1877 年頒布《荒地法》，以及1878 年的《木材石料法》等。通過一系列的法令與措施，不僅使農民較普遍地擁有了歸自身所有的耕地，而且允許農民在宅地之外還可按照一定條件，如承諾擴大樹木種植、對荒地實行灌溉等，申請領取額外的土地，或以低價購買大量荒地。

1868～1900 年，根據《宅地法》的有關規(guī)定，約有60 萬農戶分到宅地，總面積達到8000 萬英畝。美國的農業(yè)耕地面積迅速擴大，新建農場數也迅速增加。據統(tǒng)計，1840 年，美國總的土地面積約11.20 億英畝，1850 年擴大至18.80 億英畝，1860 年以后至1910 年約為19 億英畝，其中農業(yè)用地占土地面積的比例由1850 年的15.6%增加至1860 年的21.4%、1880 年的28.2%、1890 年的32.7%和1910 年的38.8%。“1860—1916 年期間，美國農場的數目從200 萬多一些，增加到近640 萬個，即增加了2 倍多。”①以致農場的平均規(guī)模由占地199 英畝減至1880年的134 英畝和1910 年的139 英畝。它表明，在19 世紀60 年代以后，擁有較少土地的中小農民在美國增加得很快。

南北戰(zhàn)爭后，美國開始從農業(yè)國向工業(yè)國轉變，為了保護本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美國于1861 年通過了《莫里爾法令》，將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1861 年的18.8％提高到1862 年的36.2％；1864 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戰(zhàn)爭關稅法》，進一步把進口平均稅提高到1865 年的47.6％和1866 年的48.3％。美國政府高筑關稅壁壘，不僅保證了財政收入的來源，而且在抵御英國廉價商品沖擊、保護國內市場、促進工業(yè)發(fā)展，特別是鋼鐵工業(yè)、毛紡與絲織工業(yè)等的快速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876 年起，美國結束了長期進口大于出口的狀況，開始出現貿易順差。高額關稅保護是美國資本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也是19 世紀美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人權法案”的實施，

（4）英國社會主義

自由黨消失在保守黨和工黨的對立之中。工黨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開始掌權。它的早期目標包括：（1）大規(guī)模擴大政府的福利服務——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保守黨政府所默認；（2）征收再分配性質的高額所得稅和遺產稅——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被保守黨所默認；（3）實施范圍廣泛的中央計劃，包括對土地使用和區(qū)域劃分加以嚴格地規(guī)定；以及最后，（4）制定并執(zhí)行范圍相當廣泛的國有化方案。

（5）法國的“指示性計劃”

無論在戴高樂執(zhí)政以前還是執(zhí)政以后，法國許多重要的行業(yè)都是由政府經營的，例如：鐵路、電力和礦業(yè)。

甚至私有企業(yè)也被納入了全面的國家計劃之內。不過，在法國的混合經濟中，參與國家計劃與否基本上是自愿的。

2、福利國家的興起

關于福利國家的興起，薩繆爾森作了這樣的描述：“早期的古典經濟學者們認為收入分配是不可改變的。他相信，通過政府干預來減輕貧窮的任何企圖都將是使整個餡餅縮小的愚蠢的努力。不論他們經濟上的智慧如何，他們在有關民主政治的演變方面卻是些拙劣的預言家。一個世紀以前，開始了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時代。英國的格萊斯頓和迪斯累里以及德國的俾斯麥在上個世紀的歐洲著手做了F·羅斯福和L·約翰遜在本世紀的美國加緊做的事情——建立政府使用稅收、轉移支付以及其他方案以提高窮人的生活標準的福利國家。投選票時的階級利益回想起來，使用國家機器來改變收入分配這一政治方法并無神秘之處。在卡爾·馬克思誕生以前，我們國家的創(chuàng)建者——特別是那些聯邦主義者，如約翰·亞當斯、詹姆斯·麥迪遜以及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就有過有關階級斗爭的著述。他們擔心，給與所有公民以投票權將會產生侵犯財產權。……由于窮人在數量上超過富人，……公共選擇政府預言，在實行普選權的情況下，收入較低的階級將會通過立法來反對已經確立的財產占有者。由于這個原因，國家的創(chuàng)建者準備了對激進的變革的憲法上的限制和平衡——他們甚至禁止了所得稅。但是，早期的保守派無法阻止民主政體的逐漸擴大，而且伴隨著普選權而來的是既符合窮人利益又符合富人利益的政治局面。今天，在所有工業(yè)化的民主制度中——不論是里根的美國、撒切爾的英國還是社會主義者密特朗的法國，種類繁多的收入援助方案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從上述兩條修正的路線看，斯密自由放任的純粹資本主義在庇古《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發(fā)表的年代，就已終結。資本主義也正是在許多領域不同程度地進入了社會主義范疇后，才保持了持續(xù)的生命力，或者說，現在的資本主義已經是包容了社會主義的某些價值觀念、某些制度、某些政策的“第三條道路”。只是現在，福利國家和混合經濟遭遇了三大挑戰(zhàn)，即：a 如果這樣修正下去，會不會出現熊彼特說的“大步進入社會主義”；b 失業(yè)人數越來越大；c 出現了依賴政府的階層，這樣，西方開始在“計劃”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猶豫徘徊。在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主要從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構建了新自由主義，批判凱恩斯主義，要求重建斯密，讓自由放任的市場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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