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雷爾、約瑟夫•科林斯
《拉美透視》
隨著拉美債務危機的加深和進口替代戰略的逐步實施，隨著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經濟調控努力的失敗，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已普遍地被看做振興欠發達國家地區的良策。美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對這些國家的援助、投資和貿易政策現在都是把要求這些國家進行精簡政府、削減社會開支和取消影響貿易、外商投資及勞務的管制等一系列結構調整為條件的。當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全力以赴進入不受限制的市場經濟領域時，有一個國家已經經歷了一場迅速而長期的自由市場結構調整的實踐。自從1973年以來，智利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驗場所，它所處的政治環境是以鎮壓而臭名昭著的皮諾切特軍人獨裁政府（1973-1990）。他反對任何抵制或批評，而智利則被自由市場改革的擁護者認為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由極權國家打著市場“自由”的旗號所進行的政府干預，其內在的矛盾在智利皮諾切特政府表現得最為突出。在估量目前正在拉美和全世界廣為推崇的一攬子勞動政策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方面，智利可以說提供了一種較為出色的機會。
J•皮涅羅是皮諾切特時期的勞工部長（1978-1981）和1979年《勞工法》的起草者。他說，智利的工業和勞動部門間的勞工關系已經得到了改觀。皮涅羅和其他一些自由市場的技術官僚（即智利的“芝加哥弟子”）聲稱，“政治化”了的勞工領袖和他們的“特權領地”已經被取消，工人們不再“壟斷”他們的工作崗位，政府也不再介入集體談判。相反，他們聲稱，私人公司內部的談判現在已經聽憑于“個人責任和市場規則”，勞動力價格已找到了合適的水平，投資和勞動力現在已開始流向更有效率、經濟上相對有優勢的地區，而不是去執行由政府干預而形成的“收租”式的政策。
如果對此做進一步的考察，人們會發現智利的現實情況完全不同了。從7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的一系列干預政策削弱了制造業部門的結構，工人工資由于工會受到壓制和高失業率而直線下降。自1979年起，新的勞動法使工人發生嚴重的分裂，并限制了他們創辦組織的努力，以免他們提出要求公平分享自由市場重組后帶來的成本和效益。生產中廣為推崇的所謂“效益”問題是通過大多數智利人不能接受的裁減冗員和壓低工資而實行的。智利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當作一個在需要時賤賣的商品。雇主們往往單方面確定雇傭的條件，而工人們只能從一個艱辛的工作向另一個工作來回調換，期間常常會面臨周期性的失業。
自由市場對工人的影響在智利全國十分明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期一早期建筑工地的工人排起了長隊。他們為了得到下周的活計而互相壓低價格。住在圣地亞哥郊外的貧困居民區的婦女們早晨4點就搭上水果公司的汽車，到需走兩小時以外的地方去采摘水果。這是一年中幾個月里惟一可以就業的一個難得機會。馬路上到處站立著想搭車的人，希望到別的地方能找到一份工作。這些事實難道正如“芝加哥弟子”所描述的、歸咎于發展中國家過渡時期所產生的貧困現象嗎？或者它們是自由市場政策的根源嗎？
智利工人斗爭與社會進步的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煤礦工人組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爆發的一系列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及參與工作單位的決策的罷工活動，受到了得到政府支持的暴力鎮壓。到30年代，有組織的勞動工會已經被完整地納入到智利的政治體制之中。世界范圍的經濟蕭條和社會動亂動搖了智利過去的經濟和政治基礎。隨著1931年《勞工法》的頒布，政府答應實施某些最低工作條件，并保障大多數工人建立工會的權利。當集體談判中發生沖突時，由工人代表、雇主和政府組成的三方法庭來調解爭端。在隨后的40年中，這一結構中的工人在收入、工作穩定性和參與工作條件的辯論等方面的權利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成果。工會組織已從煤礦和工廠工人擴展到一些中產階級團體組織（如教師、職員和政府雇員），而且在1967年的法律改革后還包括了農村工人。到1973年，35%的工人隊伍相繼成立了工會組織。
智利工會的官僚化程度一般比較低，盡管她們與政黨的聯系和密切。但政府和工會間的關系沒有拉美其他一些國家那么直接。例如在墨西哥，只有一個主要政黨和統治聯盟控制著勞工運動。在智利，各政黨是在工會內部爭奪領導權。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和社會黨在工會中的力量幾乎相當。因此，如果領導人與一個黨派的關系在老百姓眼里不負責任，那么他們有可能在選舉中落選，從而被另外一個與黨關系密切的領導人所替代。聯合會中最重要的一個組織叫“工人中心”（CUT），它幾乎聯合了65%的工會組織，為某一行業中相對松散的工會和同盟組織起到一種傳聲筒的作用。工會工人通過與政黨的密切關系，可以對就業和社會政策問題進行全國性的辯論，并經常出來捍衛大多數未參加工會的城市工人的利益。
早在智利軍事政變之前，智利工會的作用與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相差無幾：工會是備受尊敬的團體組織，能參與國家的決策，確保穩定和敦促工人隊伍遵守紀律，使大家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工會在擴大公眾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和促使經濟的公平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
M.巴斯托思過去是一位紡織工人，1988年當選為新崛起的“工人中心”的主席。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恐懼是軍人政府的最大的幫兇。”工人在軍隊接管政府以及在整個皮諾切特政府時期首當其沖地受到鎮壓。軍隊把工人（在前幾屆政府中工會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組織規模）看做是對傳統權力結構的最大威脅。在薩爾瓦多•阿連德“人民團結”政府（1970-1973）統治時期的最后一年里，工人接管了多家工廠，并在工人掌權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驗，但工人對企業的管理受到了軍事政變前經濟危機和政治兩極化的限制。
盡管群眾組織已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并有人謠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錄入者注）和游擊隊伍（這是由軍方煽動起來的），但工人對軍隊接管國家的主要工廠并未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軍隊為了證明自己侵犯人權的行為是合法的，仍然堅持把這場她們發動的“內戰”歸咎于“共產黨的左派”。除工會以外，沒有一個地方有如此多的“敵人”。軍隊到處搜捕工人，尤其對工會會員和領導，更是毫不留情。這種惡毒的行為違背了他們做出的為了“消除階級仇恨”的諾言。甚至那些與基督教民主黨有密切聯系，并從一開始就支持政變的工會領袖們，也被關押在國家足球體育館（臨時拘留所）或秘密監牢中長達幾個星期。許多工會積極分子甚至自愿流放到國外，以逃避監禁。那些曾經參加工廠“公民團結委員會”的工人在政變后便失業了。至今，那些被拘留、開除、暗殺、關押或流放的犯人現在仍在登記清點中。但是，人們可以從1975年對去瑞士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個會議的16個智利組織所做的調查中大體上知道，全國至少有2200名工會領袖被開除，110人被暗殺，230人被軟禁。由艾爾文總統領導的民選政府成立的雷蒂希委員會（Rettig Commission）對皮諾切特政府時期侵犯人權的事實進行調查后發現，智利的普通工人是到目前為止遭受人權侵犯最多的公民。
軍事政變后，工廠主們突然享有對工人絕對的控制權，并且可以隨意開除任何一名工人。從1973年到1978年為止，無論是工會還是非工會的工人的勞動權利都被剝奪了。所有集體談判的手段，當然包括罷工權，也被禁止了。三方法庭只是偶然開展工作，且根本沒有約束力，只是在沒有約束力的咨詢方面起點作用；任何其他中介機構都被取締。與此相反，雇主們在與工人發生沖突時可以得到軍政府的支持。那些在工會中曾經擔任過職務的工會領袖，過去可以不被開除。隨著傳統勞動權利的被剝奪，他們也經常因各種理由被解雇。大多數勞工協會被無端解散，財產被沒收，幾乎所有農村工會組織也被取締。在那些幸存下來的工會中，選舉出來的領導人自然被資歷最老的工人接替。他們召開的會議也須征得政府的批準。
工會雖然面臨鎮壓和許多法律的限制，但在政變后兩年內，工人們更加希望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表達工人要求最重要的手段是一個所謂“十人集團”，它包括政變前的許多在位的非左派工會領袖。1977年，他們公開譴責政府的經濟政策。1979年5月1日，“十人集團”的領袖在政變后第一次公開慶祝勞動節，并宣布，“資本家和權勢階級在這場為富人謀取利益的深刻革命中重新奪回了他們的特權”，而“此刻工人們仍受到被鎮壓和失業的威脅”。針對這些公開言論，軍人政府采取行動，拘捕了勞工領袖，把他們流放到國外，或將他們遣送到智利最北或最南的荒涼農莊的“流放地區”。團結勞工陣線（La Coordinadora）是一個取代“十人集團”，包括左派工會代表在內的松散的協調機構。當它要求在1980年召開第一屆全國勞工領袖會議時，政府關閉了會場，把兩位重要成員押上飛機，離開智利。
這種破壞工人工會組織權利的高壓政策常常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在國內遭流放的受害者告訴我們，這反而促成了不同地區反對派領袖間的聯合。在歐洲，M.巴斯托思受到一些政府領導人和教皇的接見，而智利工人的困境在國際上是舉世公認的。此外，1988年新成立的“工人中心”把全國所有的工會合并成一個聯盟時，其主要的領袖M.巴斯托思再次被政府遣送到智利邊遠的山區。他在那里生活了18個月。
害怕鎮壓對實行自由市場的勞動政策來說顯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人們更加害怕的是失業。自由市場政策對智利的工業結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傳統上，制造業部門為工人提供穩定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協商達成的工資則確保了產品的巨大市場。制造業也為整個經濟進程提供了紐帶，而這一點靠出口初級產品（如礦產資源）是做不到的。而且，在國際危機時期，制造業能創造就業機會和生產不能再進口的產品，因而具有一種反蕭條的作用。但是制造業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國內制造商受到過分的保護，經常享受低于通貨膨脹的關稅和利率優惠政策。大多數企業不思進取，無法與國外進口商品相競爭，而且沒有開發出多大的出口市場。
軍事政變后，許多傳統制造商希望能繼續維持他們受保護的市場和享受政府的補貼。他們也期望獲得一種額外的獎勵，即阻止勞工運動的發展。但不久他們發現自己的想法只對了一半。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堅決要將國家推入自由貿易市場，并解釋了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力量的定義。如果在一個允許外商競爭的條件下，投資者放棄制造業，那么，他們肯定會進入生產率更高的企業。進口貨物的關稅從70年代中期的100%下降到1980年的10%。依靠從國外隱含借貸的數白億美元支撐起來的比索，由于比價太高而導致大量廉價消費品的涌入。智利紡織品研究院（它代表著這個國家的一些主要紡織品公司）副院長A .馬丁內斯是一位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他用達爾文式的語言描述了制造商的那種惱人的經歷，“軍人政府來到游泳池邊，把我們推下水。一些人沉到水底，一些則揮臂游了起來。……在其他一些國家，實業家們則在游泳池邊看看走走，他們先是伸出一個手指沾沾水，但這是從來不管用的。”
智利的一些傳統經濟精英面對外圍競爭和利潤的下降，往往不惜舉債度日。與自由市場的理論相反，其他人把他們的資本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政府歡迎的高風險、高投機的項目（如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在那個被廣為人們稱頌的“智利神話”的1979-1982年期間內，1/5多的制造企業宣告破產，其就業率下降了1/4多。1981年前10年的統計表明，“從制造業部門下崗的每26名工人中，有13名加入到公開失業的行列，5名成為城市非正規部門的職員，8名安排在政府緊急就業計劃中心上班，每月工資30美金”。
在1982年的經濟最蕭條時期，企業破產的進程逐漸加快，并擴大到國家經濟的所有部門。一年內智利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4%，僅僅在紡織業估計有35%—45%的公司倒閉。雖然有“芝加哥弟子”一再吹噓“不成功工便成仁”的理論，也大吹大擂一些幸存者的成功，但政府以前推崇的教條式的不受保護的市場和貨幣純粹主義的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關稅從10%提高到20%—35%，比索迅速貶值，從而在防止進口商品的大量涌入方面起到了保護作用。一些業主面對這種沖擊，對生產過程采取了“合理化”的改革步驟。如一些公司購買新的設備和技術，以提高效率和產品的質量；另一些則采用新的營銷技巧，還有一些則更多地依靠進口產品的零部件。到目前為止，最合理化的措施是降低勞動成本。達到這一目標的途徑是大規模裁減冗員，提高剩余工人的工作量，并把工人工資壓低到最低水平。例如，通過購買新設備，減員和提高工作進度等一系列綜合措施，一家名為蘇瑪的紡織公司在維持現有生產力水平的同時，將其1970年的2600名員工裁減到了1800人。
裁員在智利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業。據官方的統計，1974—1987年的平均失業率為20%。這種積重難返的高失業率使雇主在確定工作條件和工資水平時享有很大的活動余地。通過宣布破產，公司可以不需給予任何補償就能解聘資歷高的工人。公司重組后，再以更低的工資雇傭他們。皮諾切特政府統治時期的前10年里接連不斷的破產使工人們提心吊膽。那些遭到解聘的工人被迫失業，或者至多只能找一些臨時的活計來謀生。一位30歲的失業工人害怕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而陷入窘境。人們經常在圣地亞哥看到許多失業的工人去開出租車或在智利南部的捕魚船上打工。無怪乎那些勉強保留工作的工人愿意在雇主的苛刻條件面前作出讓步，而且為了得到一份工作往往逆來順受。
尤金在圣地亞哥市區的一家名叫“民族”的餐館當了30多年的服務員，至今仍對他的工作引以自豪。即便如此，他說那里的工作條件越來越糟糕。像其他失業工人一樣，他對目前的處境是以1973年前的勞工運動中所取得的權利和地位來衡量的。他說，“要知道新的勞動法已剝奪了142項我們工人曾經享受的權利”。許多工人與猶金有同樣的經歷，那些艱辛取得而又十分明確的權利和好處都被無情剝奪了。
新頒布的《勞工法》是在面對工人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下，并在經過六年軍人統治后才得以通過的。政府最迫切的擔憂是1978年和1979年美國支持的勞聯—產聯（AFL—CIO）提出要抵制進口智利產品的威脅。盡管皮諾切特政府抱怨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陰謀，但即使跨國公司（它們喜歡智利采取鐵腕手段來保證勞工的穩定）在面對一個依靠武力來限制工人組織的國家時，在投資時也不免猶豫不決，更不用說在一個可能會受到抵制的國家進行投資了。1979年，在短短的幾個月中，一些商人和勞工部中接受美國訓練的經濟學家制定了一部關于勞工關系的法典，其目的是“把民主體制引入智利的工會組織，并著手解決幾十年來阻礙工人進步的問題”。這番話有點嘩眾取寵，但《勞工法》的宗旨是完全偏向企業的。這是為了使資方在利用勞動力方面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并使今后選出的政府無法通過插手勞資雙方的談判來“偏袒”勞工。
一系列與過去明顯背離的政策使雇主獲得了靈活性。他們認為，這種靈活性是智利工業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個法典有助于公司內部把工人從一個位置轉換到另一個。更重要的是，它允許雇主隨心所欲地解雇工人，或解雇單個工人，或解雇成批的工人。解雇的理由是除了“業務上的需要”以外的所有原因。根據法典制定者的用意，這一點只為了取消許多工人對工作的“壟斷權”。因此，雇主不但能夠在經濟蕭條時期，而且能在任何一個月或一個季節里決定雇傭或裁減工人，這樣就能使勞動力成本降低到由供求關系加上培訓費用來確定的水平。許多工人對我們說，他們在受到夾在工資單里的解雇通知書時沒有得到任何解釋。“知道自己被解雇的原因其實只是個尊嚴問題”。一位中年出租司機和煉鋼廠的職工對我們這么說。此外，這部法典還限制了對被解雇工人的補償金額。臨時工往往一無所獲，而對固定工人來說，傳統上他們每工作一年就享受一個月的工資，現在只限于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才享受五個月的工資。
法典的設計者J•皮涅羅解釋說，“工會組織法的基本支柱是民主和自由的觀念”。也許“芝加哥弟子”在制定管理工人組織的法規時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確保工會政治上的中立，限制工會可以與資方談判的問題，減少罷工和沖突的可能性。這部法典僅僅把成立工會的權力擴大到那些連續被雇傭6個月以上的工人。季節性和臨時性的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業、林業、建筑、服務和其他非正規部門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都被排斥在外。這些領域的工人只有在得到雇主的同意后才可以建立工會。固定工人需得到25名員工和所有雇員中的10%的同意后才能成立工會組織。一個工會不得自動地主宰整個工作場所，因此一個企業可能擁有幾個工會，或大多數人未參加工會。根據法典的新自由主義設計者的構想，法典大大擴展了了工人所享有的選擇權。但在實踐中，它必然把某一具體公司的勞動力分成相互競爭的兩派，更通俗一點地說，把他們分成有組織的和未參加組織的兩個部分。通過談判為某一個部分工人得到的利益并不一定自動惠及其他工人。因此，1985年工會的平均規模只相當于1970年的一半。
一位勞工組織者解釋說，在有些情況下，工會成員不能保證得到高工資。他用固特異輪胎公司的例子來說明：“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內所得到的工資要比加入工會的15%的工人高出許多。”事實上，跨國公司常常能夠支付高額工資來確保一個沒有工會存在的環境。他接著說，“在這種情況下，參加工會的人反而得不到明顯的好處，除非靠提高工人的覺悟和團結精神”。另一位工會領袖告訴我們，當紡織廠需要裁員時，經理往往首先開除那些參加工會組織的雇員。他回憶說，在80年代，許多工會領袖（根據法律，任職后兩年內不得被解雇）看到老百姓被推上絕路時愛莫能助。他解釋說，“無怪乎許多工人仍不敢參加工會組織”。
《勞工法》中還包括旨在把工會從政府、政黨中分離出去的條文。其中有一條是這樣規定的：工會內部選舉必須放棄正式提名多個候選人，相反，每個會員只能在空白選票上填寫他所擁護的人，誰的名字出現頻率越高，誰常常能獲得選舉的勝利。這一規定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傳統工會選舉中所特有的按黨派投票現象。此外，工會的資金來源只能依靠會員自動捐款的形式。會費不能從員工的工資中扣除。同樣，工會捐款不能由雇主贊助。這兩條法律條文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法律，而且嚴重削弱了工會的財務管理權力。
《勞工法》中有一條十分苛刻的條文限制了工人在某個具體工廠舉行集體罷工的權利。那些代表主要經濟部門的聯合會或地方協會被明令禁止與雇主進行談判。為了維持這種分裂的局面，皮諾切特政府把安排與新雇員談判合同的期限按字母順序排列錯開，這樣，某個工廠的集體談判的過程不會與相關工廠的談判在同一天進行，而且工人與其他工人聯手談判或舉行罷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勞工法》把集體談判只限制在一個問題，即工資。法典把工人最關心的其他領域的問題（如人員的規模、安全、技術水平或內部晉升機制等）排除在外。這實際上迫使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不能把更多的投入放到生產過程中去。即使在談判工資待遇時，工人也沒有得到保障。用自由市場理論家的話來說，這“扭曲了勞動力的真正價值”。當我們在征詢工人對這部法典的意見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了第18•134號法令，這一法令是在1982年智利經濟大蕭條后提出的一項修正案。該法令取消了在談判工資待遇時為了確保工資能夠趕上通貨膨脹而確定的最低“標準”。第18•134號法令把經濟復蘇和工廠贏利能力的眾人轉移到工人身上，并對80年代其他時間內智利經濟的復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部法典實際上給雇主許多有利條件。這無疑使罷工（或威脅使用罷工）作為工人談判的一個手段失去了有效性，因為雇主可以訴諸封閉工廠、破壞罷工和與罷工工人妥協等手段來達到目的。罷工只有在現存的合同關系臨近終止而新合同尚未簽署時才是合法的，而且必須得到工會大多數成員的支持。罷工一般限制在工廠范圍內，而且法典沒有為工廠外的調解和管理提供任何約束機制。大量工人的失業進一步加強了雇主對工人施加影響的能力。例如，當1983年300名來自馬黛克（Madeco）的工人舉行罷工時，7000名失業工人響應公司要求，將其他工人替換下去。罷工就這樣夭折了。考慮到皮諾切特執政年代時期智利所實施的勞動法規和出現的高失業率，工人的罷工也不過是象征性的，甚至可以說是自殺的行為，因此，人們并不奇怪在1984—1985年期間只有不到3%的集體談判會促成罷工。
J.皮涅羅在一篇關于這一時期的回憶錄中對智利軍政府強加的工會“民主”這種啼笑皆非的做法感慨萬千。他說，皮諾切特軍人政府“似乎重新開始了一場在民主國家早就開始的大辯論”，這一辯論是在勞工部中那些在美國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皮諾切特和政府的將領們（皮涅羅委婉地稱之為“立法部門”）之間進行的。一些勞工領袖被允許單獨會見皮涅羅，但是當其中的一些試圖召集全國的勞工代表討論這部法律時，政府解散了會議，并將參與的組織者流放。政府通過鎮壓、大規模的工人裁員以及通過新的法典這三者的有力結合，迅速改變了勞工工會的面貌。到1987年，工會會員的人數占全國勞動力的11%，低于政變前的1/3水平。但是工會并不是像《勞工法》所期望的那樣一蹶不振。在允許的情況下，工人們經常對其工作條件表示不滿，有時甚至就法典中的限制性的條款提出有利于他們的修改意見。例如，雖然法典的設計者希望排斥和分化異己，使他們不能擔任工會的領導職務，但是，沒有公開選舉反而有利于工會內部那些組織嚴密的團體，因為它們與那些在禪堂上扎根于勞工運動之中的反對軍人政府的政黨有密切聯系。同時，一些工廠的工人通過成立聯合會的方式來非正式地協調工人提出的要求，從而繞過了法典中有關禁止跨部門集體談判的規定。由于除了工資以外不能討論別的權利，工會只能把他們對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拿到公開場合去討論。1980年后，工會聯盟一致反對軍人政府，并著手采取具體的社會和經濟手段，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私有化等。在80年代中期。工會在組織全國范圍內的抗議活動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這些抗議活動最終促成了1988年公民投票的談判。
工作條件
70年代后期，智利經濟的大規模開放以及1982—1983年的經濟沖擊幾乎把傳統的制造業一掃而光，并且改變了工作的性質。經過五年的經濟恢復后，1989年工業部門雇傭的工人比例從政變前的21%下降到只有16%。80年代后期，智利的傳統礦產業和農、林、漁業的新產品的出口考試大幅增長。這些產業從一系列的政府補貼、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政策中得到了實惠，從而允許這些產業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制的開發利用。對智利經濟起著同等重要作用的是低工資、雇主使用工人的靈活性以及高失業率等。盡管這種模式使智利在生產能力上取得了嘆為觀止的成就和增長，但這一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并不能人人均享。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變化，工人的報酬只限于工資，過去幾年里工人所享受的許多福利待遇不復存在。此外，健康保健、退休保障等領域的私有化具有雙重影響：因為這些服務的提供者不但開始變成私有企業，而且成本完全是從雇員的收入中扣除的。雇主支付退休保障費是20世紀資本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最終都如其他社會成就一樣逐漸消失了。
在政變后的頭幾年里，工人工資開始直線下降，但是在1979年《勞工法》實施的頭幾年里，因比索升值和大量國際借貸資本的涌入，個人工資隨著經濟一起上漲。到1981年，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比1970年低4%。1982年，面對可能威脅整個自由市場試驗生存的經濟衰退，“芝加哥弟子”認為政府必須拿出一些東西，那就是工資。他們解釋說，工資應該有其自然的水平，不能為了反對降低工資或應對通貨膨脹而加以人為的扭曲性保障。在1982—1984年的嚴重經濟危機時期，雇主們隨意迫使工人接受降低工資，而且常常威脅說，大幅度裁員是公司的惟一出路，因此即使在經濟開始好轉時，工資水平仍舊很低。壓低工資可以說是智利經濟奇跡般恢復的關鍵所在。從1984—1989年，恢復到了1981年的生產水平，1989年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超過1981年的10%。相反，80年代末的平均工資比1981年下降5%，而比1970年的平均工資幾乎低10%。
更為突出的是最低工資的水平持續下降。一些自由市場主義這強烈要求取消最低工資，理由是這會不利于工資按勞計酬。但是在危機時期，公眾的不滿使得取消最低工資的努力在政治上仍顯得不成熟，相反工資水平在通貨膨脹時期更加降低。到1988年為止，智利最低工資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81年降低40%，這相當于每月少收入43美元。當年圣地亞哥市的32%的工人領到的工資比最低工資甚至更少。據經濟學家R.科爾塔查（后來成為艾爾文總統的勞工部長）在1987年所作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智利的最低工資水平可以在不影響就業水平的前提下提高50%。另外一些雇主也表示可以把工人工資提高一檔，但仍有不少雇主不愿將其一部分利潤回報給工人，并振振有辭地說，工資應該根據國際和國內勞動力市場需求來確定。1990年，我們曾對紡織品研究院的馬丁內斯說，紡織業已很穩定，可以把工人的工資水平提高一點。但他卻說，紡織工人的工資已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業化國家的無數例子表明，沒有一個行業僅僅依靠低工資就能永遠保持競爭的火力。世界上總有一些國家能提供更為廉價的勞動力。但持久的產品競爭力并不來自于降低工資水平，而是依靠技術的不斷革新，人才資源的開發和政府為確保這些努力所進行的適當干預。
工資和失業之間的關系在智利國內十分錯綜復雜。1979年五一勞動節提出《勞工法》的構想時，皮涅羅把“我們與失業做斗爭看作是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頭等大事”。但群眾應該提防這種言辭，因為“芝加哥弟子”明確表示要把經濟目標置于社會問題之上。新自由主義解決失業這個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把工資確定的標準放手由市場經濟來決定。一些經濟學家聲稱，降低工資水平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智利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制造就業機會的過程中步履遲緩。60年代的國內事業率徘徊在6%左右，而在1974—1987年期間，失業率高達20%。即使在經濟上升時期（1980—1981），失業率仍維持在18%左右。在1982年的經濟蕭條時期，失業率（包括政府的緊急就業計劃）高達35%。
緊急就業計劃實際上是應對蕭條經濟狀況的一種權宜之計，經濟狀況如此糟糕，以至于政府被迫與自由市場觀念暫時脫離，并相繼在1983年實施了“最低就業計劃”和“戶主就業方案”。這兩項計劃主要將植樹或清掃街道和地鐵的活交給占1983年全國勞動力的12.5%的人去完成。這些工作往往是臨時性的，報酬低于全國的最低工資標準。“芝加哥弟子”斥責這類工資扭曲工資衡量標準，延緩了經濟的恢復。經過五年的經濟恢復與增長，到1989年，官方的數字大大低估了全國失業率的真正水平。智利國家統計局的就業調查人員在一次巡訪時隨機問了一些工人：“上周的某一天你是否去上班了？”大部分人的回答比較模糊。“智利工人中心勞動聯合會”的A.奧利瓦萊斯解釋說：“假如你在某一天出去割草或去接頭擺攤，那也就算有工作了”。在一份獨立的調查中（這是由一家受人尊敬的教堂贊助的一次關于就業狀況的調查），被訪者要求為自己確定是失業者還是就業者。調查表明，圣地亞哥市1988年的失業率高達21%，1989年回落到17%，而這一年恰好是選舉年，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放棄了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政策。
雖然智利的失業率從1983年的最高點直線下降，但人們不禁要問：自由市場究竟要為智利人民帶來了什么工作？顯然，智利人夢寐以求的穩定而高薪的職位為數不多，正如在智利的服務行業中高度專業化的管理工作也有限，盡管這些有限的職位已在智利產生了一個“雅皮士”階層。對大多數就業者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比較穩定，收入尚可，哪怕是一個臨時工或非正規部門的工作也好。經歷了1982—1983年的經濟沖擊后，智利工作機會的增長最明顯的是那些季節性強的經濟部門，主要是農業、漁業、林業和建筑業。所有這些行業的特點均是以工資低廉、勞動時間長和季節性強而著稱。例如在農業部門，3/5的工人都是季節性的，他們被雇傭的時間通常不超過三到四個月，為此30%以上的農村工人生活在城市附近郊區，他們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每天或每季往返于城鄉之間。
許多智利人已經永久地轉入到一些非正規部門。這是一個十分模糊的領域，常常被一些人戲稱為通往發展的“另一條出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往往朝不保夕，工資低廉，而且據規定享受不到正規部門那樣的福利待遇或社會保障。1989年圣地亞哥市區30%以上的工作就屬于這一類。大多數在地下經濟部門工作的人只能依靠在街頭叫賣一些走私貨，從事清洗汽車和在富人家庭當保姆或干一些縫補的活計來謀生。1990年這類工作所帶來的收入不到正式部門工作平均收入的一半。
微薄的工資促使許多家庭為生存而尋找第二職業。對大多數工人來說，依靠一份工資就能養活一家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通常夫妻雙方和孩子為了生存同時找臨時活。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許多單身年輕的婦女希望有機會進入勞動力市場。一些采摘水果以及在街頭擺攤設點的活都是由婦女承擔的，因為她們被認為手腳靈便勤快，而且一般不愿參加集體組織。但是機會和需要同樣促使人們為生計而奔波，這一點可以從80年代圣地亞哥市暗娼和脫衣舞泛濫的現象中可見一斑。即使掙了好幾份工資，不少家庭仍為生活所迫。
對那些有固定工作的人來說，提高工作進度，延長工作時間往往也是家常便飯。一些雇主任意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延長到12小時以上而不發加班工資。對那些強度不高的工作如在酒店、戲院等服務性行業當服務員，加班加點更是司空見慣。據一位名叫A.岡薩萊斯的旅店和餐飲協會的官員說，1990年幾乎所有旅店和餐館的雇員每周上班六天，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大多數的智利人的工作時間每周都超過48小時以上，而且沒有額外的補助。甚至積極擁護自由市場的人也承認加班加點得不到工資是一個普遍而嚴重的現象。由于最低工資是按每月而不是每小時缺點的，因此一些雇主便充分利用這一漏洞來迫使工人超額完成任務而不給工資。我們在拉品塔納地區的一個貧民窟遇到的一名男駕駛員很有代表性。他居住的那個地方工作機會十分稀少，因此不得不每天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10點。一個月后當他要求補償加班的工資時，卻被雇主開除了。
在制造工業部門，工人工資通常是按計件而非計時付酬的。這種做法在許多大公司較為普遍，而在非正規部門（如地下作坊和私營企業）更是十分猖獗。1990年我們曾經參觀過一家地下工廠。四名婦女每做完一條裙子只得到50比索的報酬，而裙子在商場里標價高達10000比索，相當于30美元。這些婦女必須要花上12小時縫制20條裙子才能掙夠一天的生活費。同樣在水果行業，工人是按他們采摘包裝后的數量來付酬的。這一方式往往會導致無情地加快工人的工作節奏，很少有人能承受這種壓力。
一些服務性行業的公司把核定的員工減少到最低限度，并經常依靠招收大量臨時工來彌補勞動力不足，因為根據法律他們是非工會會員，因此工資可以壓得更低。企業常用的另一種手法是把本來在內部完成的工作承包給一些小企業或中間商來完成，而這些承包者給工人的工資則低于平均標準。甚至一些大公司在將工作轉包給第三方完成時，也不管承包者的工作條件和克扣工資等事情。一位旅店和餐飲協會的官員給我們講起了這樣的事情：在《勞工法》實施后，卡萊拉飯店（Hotel Carrera）這家圣地亞哥著名的高檔旅館里的固定員工從440人減少到200人。旅館把工作承包出去，并雇傭大量臨時工來完成。雇主堅持認為這種裁員對降低支出、提高勞動效率是十分必要的。但許多旅館和餐飲業的職工抱怨說，由于這些變化，他們的工作已經變得非專業化了，同時也失去了對決策的影響力。更為糟糕的是，由于裁員和工作強度的增加，他們不能給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
這種現象在制造業也十分普遍。 A.奧利瓦萊斯是“工人中心”一位負責非正式部門工人的官員。他在1991年的一次采訪中講述一個工業改革方面的典型例子：“以一家叫雅明的制鞋廠為例，在1982—1983年的經濟危機前，工廠每月生產4000雙鞋，現在能生產30000雙”。他解釋說，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現在工人只需在工廠里剪好鞋料，然后通過中間商把它們分攤到個人家中，加工成品后每雙售價30比索。這種方式類似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工業化時期的生產制度，其標準只是在勞動工會或具有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感的政府的干預下才得以提高。
代表商家利益的官員認為分級承包商制度有利于創造一直活躍非正規經濟的氣氛。但是，分級承包商提供的工資往往低于最低工資，雇傭一些臨時工，或迫使工人在危險的條件下超時工作。正如A.奧利瓦萊斯所說的那樣，“分級承包制取決于是否有大批的失業和潛在工人存在。你該如何去組織或保護那些為分級承包商干活的工人的利益呢？他們并不在一起工作，甚至連他們的雇主是誰都不清楚”。
政府難以出面去干預這些地下作坊的無情欺詐或讓雇員扣除醫療和退休保證金（或相信雇主把扣除的錢交給醫療和退休金的提供機構）。那些分級承包商和血汗工廠一看到政府的干預或金融危機的前兆就逃之夭夭，常常換個地方東山再起。
放松對工作場所安全和衛生標準的管制也產生一些嚴重的后果。智利1968年制定的《職業健康和事故條例》在世界上被認為是最先進的。但在“芝加哥弟子”的影響下，皮諾切特政府對此進行修改，這種有法不依也是對現實的嘲弄。延長工作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大大增加了工傷和疾病的可能性。從1982—1985年期間，有報道的工傷事故增加了幾乎一倍。另據公共衛生部門的專家估計，超過3/4的工傷事故沒有被報道，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一半以上的勞動力根本沒有任何形式的工傷事故保險。
自由市場論者認為，自由貿易可以通過獲得廉價進口的產品使智利經濟獲益匪淺。在1970—1981年的進口高峰時期，大多數智利人的消費水平確實提高了。奔馳汽車和大批廉價的外國電子產品充斥市場。雖然食品短缺，但進口電視反而十分暢銷。80年代中期，經濟形勢從1982年的經濟蕭條中復蘇，而工資的停滯不前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嚴重削弱了大多數智利人的購買能力。直到1989年，他們的消費能力才僅僅恢復到1970年的水平。1988年的一個消費調查報告顯示，圣地亞哥市民能夠購買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務的家庭不到一半，這一比例幾乎是1969年的兩倍。貧民區的主要食品是面包]茶和大米。大多數智利人的消費模式的一個基本指數是每年購買爐子的數量。1970年是200000，到1981年又恢復到了以前的水平。然而，自1982—1984年的經濟衰退后，經過五年多的恢復，購買新爐子的數量相當于1970年的1/3。在貧民區的家庭里，人們都用既小又危險的石蠟塊（paraffin）做飯，這是因為家里買不起爐子或是因為交不起煤氣費。
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10年后，1988年智利居民的收入分配明顯倒退了。在1978—1988年期間，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國民收入比例從37%上升到47%，而占人口30%的中產階級的收入比例從23%下降到18%。占智利人口1/4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比例從5%降到4%。面對那些投票反對“芝加哥弟子”的群眾，皮諾切特只好在1990年退出總統競選，并聲稱智利經濟的恢復是他給人民留下的一份遺產。可是這一年，500多萬智利人（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無論從絕對或相對數來說都遠遠超過前30年的總和。80年代后期的自由市場政策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并未出現。
結束語
通過對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附加苛刻的強制性條件，自由市場主義政府著手把勞動合同的談判減少到最小的單位，即每個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關系。工人們試圖通過組織起來保護在即年的權益，使自己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或在大規模的調整時期對經濟和社會決策施加影響。但他們的這些努力都因為自由市場的力量和政府強加的權力結構而被禁止或變得難上加難。在設計《勞工法》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創造自由市場和由政府法規設立的專制機構之間的矛盾。這些政府法規明顯偏向商業利益。
許多工人認為，勞資雙方簽訂新的社會契約的動力應該來自政府的鼓勵。經民主選舉產生的艾爾文過渡政府（1990—1994）一直被皮諾切特獨裁政府所立下的法規束縛著，同時一些政客和政府官員中因彌漫著一種對經濟的健康增長和臨時性的社會政策沾沾自喜的自滿情緒而裹足不前。在1989年的競選中，支持艾爾文的中左聯盟（Concertaction）提出應該修改《勞工法》中不利于工人的條款。但是在艾爾文就任總統后的前兩年里，他對勞工政策惟一的實質性修改就是提高失業工人的救濟金（將工作11年以上的失業者失業救濟補助提高到工資的11個月），并略微增加最低工資標準（至1992年已經提高了20%）。而工人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如工作的穩定性，設立三方法庭，經濟部門集體談判和保障農村季節性和臨時工人參加工會的權利等，則沒有得到滿足。艾爾文政府有時甚至還實行前軍人勝負時期的高壓政策，如對罷工的教師和運輸工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進行起訴，一些罷工群眾甚至遭到警察的監禁和虐待。
智利勞工經濟學家J.魯伊斯—塔赫勒曾經指出，由于新自由主義者企圖將勞工沖突從廣泛的政治、民族問題中分離開來，因此“社會階級相互直接對抗而不需要國家進行調解”。通過消除政府的干預，新的工會條例重新打開了工人與企業暴力對抗的可能性，如1930年前智利經常發生的一系列流血事件。確實，從世界范圍來看，重新回到19世紀盛極一時的自由市場政策的模式會造成同樣形式的公開對抗。盡管在過去20年里發生過悲慘的經歷，如果雇主繼續維護《勞工法》中規定的他們所享受的不公正的特權，那么階級沖突最終會爆發出來。在智利民主政府執政的頭幾年里，罷工的數量增加了50%，參與罷工的工人增加20%。同時，大多數工會領導人已經認識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那種對抗的意識形態的立場，現在已得不到群眾的支持。現在的工會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適應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以及智利國家內部新的經濟運行模式。這種轉變是否順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雇主和政治家能否愿意把工人及其組織吸收近來，使其參與工廠的決策和國家經濟及社會政策的討論。
原文載《拉美透視》雜志1995年第一期，
奇爾科特等編，《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一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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