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歸來談新自由主義的危害

——  從全球視角考察新自由主義

楊斌

          內容提要：      發表于中國社科院新自由主義課題組的論文集《新自由主義評析》（何秉孟主編，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出版）。該文認為，隨著“入世”過渡保護期的逐漸結束，中國必然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面對美國施加更大開放金融領域的壓力，中國推進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改革，不應推行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迷信“國際接軌”并盲目開放金融市場。中國應警惕國際金融資本的漸進性侵蝕，逐步削弱經濟安全防線繞過政府管制，獲得突破口后發動金融攻勢并產生雪崩效應，像阿根廷等國那樣突然爆發嚴重金融危機，進而觸發社會經濟危機和的政治局勢動蕩。

 “新自由主義”流行全球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奇爾夫人等右翼保守派執政，并在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支持下，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方案，作為提供經濟援助和貸款的重要附加條件，向第三世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前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國家推薦，其核心內容包括放棄政府干預經濟，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實施貿易、投資、金融領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義被包裝成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又有國際權威金融機構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為風行全球不可阻擋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義流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終于因所造成日趨嚴重的社會經濟惡果，在全球范圍遭遇越來越強烈的抵制和反對。近年來，拉美各國紛紛涌現反對新自由主義浪潮，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客聲名狼藉。我國領導人出訪拉美期間，拉美社會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訓，提醒中國千萬警惕新自由主義的誤導，防范其對國家利益和民眾生活造成的危害。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之流行全球絕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國家，不是單純的區域經濟或學術理論問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早已存在，但是，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長期以來，它在西方國家僅僅是一種邊緣學派，從未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淵源，可追溯到舊自由主義，在學術理論上并沒有更多的創新，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舊自由主義因大蕭條早已聲名狼藉，遭到西方社會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則以種種理論返古復辟，重新否定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改良，同時也更徹底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它頑固堅持“絕對個人自由”，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改良，抨擊政府調節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甚至反對政府禁止販賣毒品，在美國和西歐也曾普遍被視為“反動”。美國學術界就流傳這樣的笑話，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往往固執己見，視“個人自由為神圣不可侵犯”，與之辯論常遭“被扎汽車輪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義驟然時來運轉，擺脫以前邊緣地位風靡全球，首先，是因為美英壟斷財團和右翼勢力，將其作為了謀求全球利益的戰略工具，其次，作為了打擊社會改良思潮的意識形態，再次，才是作為抨擊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學術界的流行，很可能對改革開放產生嚴重誤導作用，甚至瓦解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動搖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和經濟、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著名學者，等自豪地稱新自由主義威力之巨大，竟然令前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土崩瓦解。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的許多著作，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并大量出版發行，在學術界、經濟界都產生很大影響，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撰文時都引經據典，將其作為設計政治經濟改革的理論依據。他們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極為抵觸，認為它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學術理論。但是，哈耶克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的政治、經濟思想屬于極端右翼，不僅鼓吹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公開提出“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還不遺余力地贊美鼓吹私有制的優越性，認為私有產權應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預、調節經濟都是有害的。他不僅激烈攻擊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稱公有制是產生“極權政治的基礎”，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溫和社會改良，甚至還抨擊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稱其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值得關注的是，前蘇聯醞釀改革的早期階段，人們很羨慕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曾將其視為理想的市場經濟模式，但后來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誘導，為了推行所謂“最徹底的規范改革”，又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案。但是，經歷了十年改革的曲折歷程后，人們紛紛指責激進改革的設計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徹底的規范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搞“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導致了私有化過程中腐敗掠奪泛濫，形成了操縱經濟的暴富權貴階層，國民經濟下降一半嚴重削弱綜合國力，國防力量衰落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利益，巨額掠奪資產通過各種非法途徑流亡海外，致使投資遠低于折舊和社會設施嚴重老化，民眾生活困苦和社會嚴重兩級分化，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系統陷入癱瘓，惡性傳染病死灰復燃而人口出現持續下降。改革結果與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驚嘆，但即使是從學術理論角度深入反思，這種結局并不意外而且盡在情理之中，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倡導者早已公開聲稱，他們反對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主張恢復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試想依照這樣的返古復辟的理論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結果。葉利欽曾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同蓋達爾等年輕學者乃偶然相識，不料相互交談后竟一見如故，于是任命他們為總理、私有化部長等要職。其實，蓋達爾原任《共產黨人》雜志編輯，既無實際經驗也不懂西方經濟學，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會的精心培訓，灌輸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正是這樣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層引薦，才有可能得到葉利欽的特殊賞識和提拔，擔任總理后秉承國際貨幣基金的旨意，完整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竭力推行復辟原始資本主義的激進改革。

    多年前，我在撰寫研究報告和論文中，就提出應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危害，防止其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１９９９年我撰寫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不僅對新自由主義持強烈批判態度，還將其比喻為美國隱蔽經濟戰的工具，有人質疑現實中是否有支持我觀點的證據。我在該書中指出，美國出于蓄謀已久的謀求霸權動機，一直暗中策劃隱蔽經濟戰的攻勢，推薦誤導性改革藥方并釀造金融風暴，猛烈打擊了拉美、前蘇聯和亞洲經濟，改變越戰后不利于美國的實力均衡對比，然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謀求建立世界霸權。許多中國經濟學家不愿意相信“陰謀論”，認為經濟研究中不應摻雜國際政治因素。１９９７年爆發的震驚世界的亞洲金融風暴，許多中國人受到西方新聞媒介的誤導，都認為是亞洲國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來逐漸暴露出的越來越多的證據，特別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透露的內幕，表明美國曾暗中操縱國際金融機構，蓄意為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推波助瀾，其強加政策造成破壞的證據更是俯拾皆是。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因有社會正義感并且敢于仗義執言，坦率批評國際金融機構政策而被迫辭職。他后來在《我從世界危機中學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不透明，實權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縱的人手中，經常頑固不采納著名專家學者的意見。亞洲金融危機中，斯蒂格利茨和其它著名經濟學家，曾反復提醒國際金融機構應修改其政策藥方，否則必然加重金融危機造成惡性循環，特別是印尼處于社會失業危機之中，放開價格取消政府補貼很可能爆發嚴重動亂，但是，國際金融機構對他們的反復提醒視而不見，依然通過貸款附加條件強迫印尼推行，導致印尼爆發了代價慘重的社會動蕩。據報道，僅印尼首都雅加達就有數千人死亡，全國各地還有大批華人和民眾死于動亂，至今印尼仍處于社會動蕩和分裂的邊緣。

我曾在《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中指出，“人們紛紛譴責暴徒野蠻排華和蘇哈托獨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責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正是美國隱蔽經濟戰誘發的社會動蕩，給印尼人民和華僑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而幕后的罪魁禍首卻逃脫了社會譴責”。現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學者，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揭露的驚人內幕，充分證明了美國暗中操縱的國際金融機構，對于強迫印尼推行政策的社會后果，其高層決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還遭到了著名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但卻一意孤行蓄意釀造了社會悲劇。斯蒂格利茨還揭露，國際金融機構曾在內部秘密報告中，明確表明希望其改革計劃激起社會動蕩，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難。這些血的慘痛教訓提醒我們，不應天真以為政治同經濟可以截然分開，其實，美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并不受一般經濟、技術專家的意見左右，策劃國際戰略的智囊專家們的謀略建議，總是直通最高決策層獲得支配地位。我們必須正視隱蔽經濟戰爭的殘酷現實，才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百姓切身利益。

我在書中曾論述美國如何設置改革陷阱，巧施隱蔽經濟戰暗器破壞俄羅斯經濟，還提醒中國人也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但有些善良中國人卻不愿懷疑別人。現在從斯蒂格利茨揭露的驚人內幕來看，盡管印尼的實力根本無法威脅美國，但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隱蔽經濟戰，打擊對象居然不放過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何況前蘇聯和中國等有實力的大國，無疑是美國稱霸道路上的重大障礙，難道野心勃勃的美國會輕易放過嗎？倘若中國不提高警惕嚴加防范，完全可能重演前蘇聯和印尼的悲劇。斯蒂格利茨在《我從世界危機中學到了什么》一文中，對美國造成俄羅斯改革災難的責任，提供了更為直接有力的證據。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還明確寫到，“俄羅斯的災難的主要特點與東亞的災難完全一樣 —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誘它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樣。但是在俄羅斯，這種唆使和引誘進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說，國際貨幣基金委派指導俄羅斯改革的經濟學家，根本不了解俄羅斯經濟的歷史和特點，往往是缺乏經驗并盲目相信市場教條，忽視歷史、制度和社會分配因素的年輕學者。國際貨幣基金未經公開的學術和政策爭論，就采取和實施了“休克療法”方案， 卻有意排斥研究俄羅斯問題專家們的意見，以及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的漸進改革主張，包括他還有肯尼思·阿羅等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羅斯的杰出經濟學家歐斯薩格，曾在美國總統顧問委員會中任高級顧問，“他正是那種擁有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需要的專門知識的人。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們幾乎從來不向他咨詢”。

斯蒂格利茨還揭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決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國的實際經濟情況，而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作為萬靈藥方，強迫前蘇聯東歐和第三世界國家推行，國際貨幣基金認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療法，適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下的藥越猛，不管造成的反應也越痛苦，經濟恢復得越快，推理過程就是這樣的簡單武斷”。 斯蒂格利茨還提到，“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幫助一個國家，它派出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團’ 。這些經濟學家往往缺乏對這個國家的廣泛了解，他們可能對這個國家的五星級飯店，比對它的分布在鄉下的村子擁有更多的了解。這些工作小組因為在出發前就擬好報告的草稿而著名。我聽說過這樣的不幸事件，這些小組成員把給一個國家的報告的大部分拷貝下來，并把它們全部轉變為給另一個國家的報告。他們帶著這份拷貝轉變而來的報告出發了，但是由于文字處理軟件的‘尋找并替換’功能沒能正常工作，結果在一些地方仍保留著原來那個國家的名字。原來如此！”

    由于美國推薦的所謂規范改革藥方，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流行全世界，對中國經濟學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識破其暗藏的陷阱機關并提高警惕，對維護改革大業和經濟安全至關重要。對此我的專著已深入論述，在此不一一贅述。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迷信西方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數學模型視為科學，不愿正視其脫離現實世界的種種缺陷，不愿面對其給轉軌國家造成的社會災難。他們認為經濟研究應保持中性立場，不應摻雜復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但是，必須正視國際政治因素的存在，才能正確地認識復雜的客觀現實世界，解釋所謂規范經濟理論屢遭失敗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正視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動機和行為，才能提出反映復雜客觀現實的理論假說，比起那些采用忽視現實的虛假前提條件，單純進行抽象演繹的數學模型更具科學性。

    盡管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巨大社會災難，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卻茫然不知，仍然將其作為規范理論來指導改革，這同經濟研究與國際政治完全脫節，忽視復雜的客觀現實世界有很大關系。例如，俄羅斯依據西方產權理論推行私有化，不僅沒有提高企業效率促進增長，反而導致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下降了５０％，企業虧損面迅速增長擴大了幾倍，各種效率指標均急劇惡化下降了３０％，包括勞動生產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體也稱俄羅斯推行私有化后，變成了腐敗泛濫的“強盜掠奪國家”，每年均有數百億美元私有化掠奪資產，通過各種洗錢途徑被非法轉移到海外，難怪俄羅斯核戰略部隊連電費也交不起，這種誤國誤民的改革直接威脅到國家生存。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中國經濟學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視“科斯產權理論”的神話，在俄羅斯改革中遭到慘痛失敗的現實，也不愿意了解俄羅斯依照產權明晰思路，推行各種形式私有化的豐富實踐，完全不知道他們仍在主張的許多產權改革，已在俄羅斯充分實踐并造成了巨大破壞。目前，國內正流行的經營者買斷收購（ＭＢＯ），各地紛紛出臺的拍賣大中型國企方案，已經變成不加掩飾的私有化行為，很可能造成類似俄羅斯的災難惡果，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經濟和國防安全。

    美國《國際論壇先驅報》于1999年8月26日，發表了一篇評價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文章，指出美國推薦的改革藥方導致了大災難，“聯合國發表的最令人刺耳的報告說，以西方國家為首的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國家經濟模式的努力已經使一億多人陷入赤貧。對除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以外的其它國家來說，人均壽命減少了4年或更多。西方國家不僅出了餿主意，而且受到了牽累。主意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當它們是餿主意時”。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威廉撰文寫道，“俄羅斯人以前對美國抱有好感，現在人們卻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美國蓄意要毀掉俄羅斯，故意出了導致經濟和體制癱瘓的壞主意，為的是使它不再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美國竭力鼓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還通過操縱國際組織強行向全球推廣，特別是第三世界和前蘇聯轉軌國家，有人誤以為美國是奉獻自己的寶貴經驗，幫助這些國家克服經濟轉軌的困難，殊不知美國的真實意圖恰恰相反。稍微了解美國信奉的國際政治理論，其智囊、專家公開宣揚的全球戰略，不難知道謀求建立單極霸權的美國，絕不會無私推薦自由市場的法寶，幫助世界各國走上繁榮富裕的道路。美國向各國推薦新自由主義改革藥方，乃是有意發掘災難時期的歷史教訓，特別是曾導致頻繁危機的自由放任政策，人為地制造破壞別國的經濟金融危機，用于打擊威脅其建立霸權的國際對手。

   近年來，西方媒體透露出的大量證據表明，早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之初，正當前蘇聯陣營剛剛解體后不久，俄羅斯人還天真地以為實行了“休克療法”，忍耐一下“短期陣痛”就會康復痊愈，很快就能享受西方的富裕物質生活之時，美國戰略家卻已早知道俄羅斯實力將被徹底摧毀，開始醞釀新一輪的重大國際戰略調整，討論２１世紀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如何永久確保美國享有世界霸主地位，決不允許任何國家再崛起挑戰美國優勢，構思籌建新羅馬帝國的宏偉戰略藍圖。由此可見，美國向俄羅斯推薦的所謂規范改革藥方，確實與美國的全球戰略有密切聯系。

    令人深思的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前輩陳岱蓀，曾于１９９５年撰文深刻指出，“近年來在國內滋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傾向，深究起來，實質只是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這一古舊學派的崇拜，而人們之所以以腐朽為神奇，盲目崇拜這一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學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誤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主流派經濟學；二是為其光怪陸離的理論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它與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理論淵源關系；三是沒有識破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學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險惡用心。西方國家在國內甚至國際經濟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當年陳岱蓀先生提出的深刻見解，今天重讀顯得格外令人回味。許多新一代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家，還有接觸西方不長的黨內老干部，都誤將陳岱蓀先生的諄諄告誡，當做是思想僵化甚至是附和權勢。其實，陳岱蓀早年曾獲哈佛經濟學博士，不曾留戀美國高等學府的優厚待遇，還拒絕過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文革運動中挨整遠遠超過了年輕人。他的警世告誡來自一片愛國真情，來自長期嚴謹治學的真知灼見，來自經歷百年滄桑領悟的人生真諦。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陳岱蓀先生富有遠見的警世之言，正越來越為世界局勢的發展所證實，特別是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之后，還得到了許多西方著名學者的呼應，盡管他們對于國際組織的強烈批評，來得要比陳岱蓀先生晚了好多年。

美國為謀求全球霸權暗中策劃的“軟戰爭”，涉及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攻擊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中國已經深感政治領域自由化的危害，但還沒有意識到美國宣揚的規范經濟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形態，不僅會造成改革失誤和經濟損失，加劇貧富懸殊和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還會推動隱蔽的政治自由化，兩者彼此呼應有密切的相互聯系，從長遠來看先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然后漸進積累到矛盾尖銳的危險時期，就隨時可能誘發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進而導致政治危機甚至國家陷入分裂，值得引起充分警惕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其實，舊中國也廣泛流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但是，那時中國正飽受西方列強的掠奪壓榨，人們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神話，甘愿冒生命危險閱讀違禁的馬克思著作。但是，今天對于強大起來的社會主義中國，美國主動表現了種種友好親善行為，邀請了大批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進行訪問，展示著西方國家擁有的財富和富裕生活，這種情況下人們很容易產生種種錯覺，仿佛亞當·斯密學說和科斯產權定律，確實有“點石化金”的神奇功效，為急于求富甚至不惜全盤效仿西方模式。改革以來隨著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擴大，特別是國際組織不斷向中國施加影響，其建議也被缺乏警惕的許多中國學者，誤認為是規范經濟理論和改革方案，新自由主義思潮也在中國廣泛流行。哈耶克的著作不斷在中國翻譯出版，在理論界和經濟學界影響日益擴大，甚至成為許多中青年學者的崇拜偶像

    一些地方和部門重視政治領域自由化的危害，卻不懂得國際組織推薦藥方的破壞性，忽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危害，對哈耶克著作的影響日益擴大視而不見。試想前國際組織推薦的規范改革藥方，給拉美、俄羅斯造成如此巨大災難，如何能用來幫助中國深化經濟改革？哈耶克屬于極端右翼的經濟學家，甚至不能容忍西方的溫和社會改良，如何能容忍公有制和中國共產黨存在？如何能容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存在？難怪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學術界流行，現在盛行否定自己歷史的翻案風潮，否定從共產黨到孫中山的任何革命，甚至還有梁啟超、康有為的社會改良。也難怪信奉哈耶克的許多中青年經濟學家，不斷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繞不過去的，這說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泛濫，不僅導致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穩定，迅速瓦解削弱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且隨著公有制萎縮而私有制擴大，正積極提出政治領域的要求和主張，要求修改憲法宣布“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最終還必將明確提出復辟資本主義，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取而代之。

俄羅斯為何頻頻向金融寡頭發難

    普京上臺執政以來，俄羅斯經歷長達十年的經濟蕭條后，終于出現了明顯的恢復勢頭，特別是2001年西方經濟普遍衰退的情況下，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增長了5.5%，工業產值增長5%，農業產值增長6.8%，生產領域投資增長9%,工資、養老金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獲得了一定改善。

   有些中國學者認為俄羅斯的形勢好轉，說明經濟走出衰退低谷“雨過天晴”，“改革陣痛”雖然有些長但總算熬到盡頭，新自由主義改革和私有化雖然代價不小，但最終還是能產生積極的效果。但是，真正熟悉本國情況的俄羅斯經濟學家，卻有著更為冷靜、客觀的看法。最近《俄羅斯企業家》雜志，刊登一篇評論經濟形勢的文章，其中有寓意深遠的形象比喻，“今天的俄羅斯確實與1999年大不相同，這個國家可恰當地比喻為一個病人，剛剛從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來，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剛剛擺脫了劇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還遠遠沒有真正康復．．．”。

    目前，俄羅斯經濟仍面臨著許多困難。據報道，盡管２００１年俄羅斯的投資增長９％，但仍然遠遠無法彌補折舊的損失，僅為基礎設施和設備損耗的三分之一，即使加快兩倍也僅能維持平衡，因此，談不上扭轉經濟基礎的衰敗趨勢，只能說是緩解了以前衰敗的速度。２００１年糧食產量達到８．２千萬噸，創改革十年來的最高記錄，但仍遠遠低于１９８６－９０年１０．4千萬噸的平均產量，牛肉和家禽產量僅恢復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牛奶產量僅恢復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８％。普京打擊寡頭阻止了一部分非法掠奪，但未能根本改變社會分配的不公正，富人獲得了大部分經濟增長好處，社會貧困率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廣大普通人的獲益非常有限。普京有一次同社會各階層進行電視座談后，也承認有相當多人的生活未獲改善。

２０００年普京剛上臺時，發生了舉國震驚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事故，緊接又發生了莫斯科電視塔大火災。普京曾對這些災難事件發表評論說，“新的緊急形勢顯示，我們最重要的設施及整個國家已經處于何等危急的狀況。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廣泛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忘記俄羅斯經濟的現狀”。他還對金融寡頭進行了強烈的抨擊，指責他們憑著在葉利欽掌權時期同克里姆林宮的密切關系，掠奪國家財富造成了經濟和軍隊衰敗。他還強調說，再也不能隱瞞國家已舉步維艱的實情，俄羅斯必須重振經濟才能避免這類災難發生。俄羅斯推行私有化改革過程中，腐敗官僚和經理勾結掠奪資產，結果投資急劇降低甚至低于折舊，造成各個行業設備和基礎設施嚴重老化，被普遍認為是導致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俄羅斯一所大學宿舍失火，造成中國留學生的嚴重傷亡，同設施老化、年久失修也有很大關系。

深入考察一下俄羅斯的改革歷程，就會發現近年來俄羅斯出現難得的好轉，與其說是“休克療法”終于見效，不如說是一個人曾誤信了庸醫，吞服“毒藥”期盼著神奇療效，卻沒想到大病了十年之久，“短期陣痛”變成揮之不去的“長痛”，終于懷疑大夫稍微改變了藥方，病情卻出人意料地顯著好轉，但是，病情顯著好轉并不意味著康復，俄羅斯大病十年之后仍非常虛弱，仍需要長期對癥的調養治療。俄羅斯經濟長期蕭條后趨于好轉，絕非“私有化”帶來十年痛苦之后，又從“失靈”重新變成了“靈丹妙藥”，與此相反，這恰恰同普京敢于糾正葉利欽時期錯誤，擱置了丘拜斯制定的一系列私有化計劃，特別是能源、通信等戰略行業的私有化，采取措施打擊私有化中崛起的金融寡頭，阻止他們勾結腐敗官員掠奪社會財富，然后將巨額掠奪資金轉移海外有關。

《環球時報》曾報道，俄羅斯的寡頭新貴窮奢極侈，同平民百姓的貧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緝的俄寡頭古辛斯基，他經常身著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級飯店，每餐一擲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歐洲的私人別墅里度過的，在西班牙和倫敦的奢華場所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大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說：“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價，他們差不多都被我收買了。”別列佐夫斯基還幫助葉利欽的女兒，在私有化浪潮中當上了俄羅斯首位富婆。別氏還曾嘲笑那些主張結束寡頭政治的人，他認為：“普京之所以說要擺脫寡頭，是因為他必須這樣對選民說……但要擺脫寡頭是不可能的。”的確，前俄總理普里馬科夫也曾努力打擊金融寡頭，結果卻被葉利欽和金融寡頭搞下了臺。普京曾被認為是“忠于葉利欽的人”，金融寡頭還大撒金錢支持他競選。俄羅斯輿論曾認為，普京的優勢在于他是未知數，很少發表言論闡明自己的立場，因而遇到社會各方面阻力較少。現在看來，俄金融寡頭的賭注還是押錯了，難怪他們驚呼“原來普京不是葉利欽的接班人”。其實，寡頭的失算恰恰正是歷史必然，就算普京原來曾經忠于過葉利欽，看到改革失敗給俄羅斯造成的災難，他也未必愿意違背自己的良心，繼續推行葉利欽已經失敗的政策。

葉利欽執政時期，暴發寡頭不僅大肆掠奪國有資產，還全面操縱了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直接掠奪國庫、銀行謀取暴利。金融寡頭勾結政府的腐敗官員，將原來效益良好的大型國有企業，以僅僅是零頭的代價竊為己有，導致了稅收大幅減少財政赤字困難，再操縱財政發行利率２００％的債券，以高利貸形式直接掠奪國庫資源，將財政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時，又發明了所謂“抵押貸款私有化”，將儲藏豐厚的大油田、礦山廉價抵押拍賣。葉利欽政府優先保證寡頭利息收入，寧愿拖欠巨額的工資、養老金，充分體現為少數富人服務的本質。俄羅斯民眾之所以廣泛地擁護普京，不是因為他已經使經濟起死回生，而是長期看到政府赤裸裸為富人服務，徹底絕望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繼２０００年俄羅斯檢察院通緝兩大金融寡頭之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又逮捕了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立刻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震動。俄羅斯檢察院在采取逮捕行動之前，已進行了長期的醞釀準備和調查工作，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將開始追究十年前私有化的腐敗行為，指控俄首富在私有化中欺詐數十億美元國有資產，輿論界認為這標志著葉利欽政策的政治死亡，預示著普京的治國方式即將發生重大轉變。有人認為，普京再次發動打擊金融寡頭的行動，逮捕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是為在議會選舉中爭取民心贏得選票。的確，俄羅斯民眾飽償了私有化的苦果，對私有化的暴富階層極為反感，據調查統計，俄羅斯有８８％的民眾否定私有化，７０％的民眾認為應推翻私有化的現狀。因此，這次逮捕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深深贏得了俄羅斯民眾的支持，調查顯示普京支持率上升到了７０％以上，以支持普京為綱領的統一俄羅斯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３７％的選票，輿論普遍將普京獲勝的原因歸于順應民意，推測明年總統選舉前很可能采取進一步懲治腐敗行動。

但是，普京再次發動打擊經濟財閥的攻勢，除了選舉中贏得民心的考慮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國際戰略和經濟原因。普京深知美國利用俄羅斯衰敗之機，正發動謀求全球霸權的強大戰略攻勢，而俄羅斯的基礎設施和核武庫嚴重老化，已長期超期服役接近使用壽命的極限，倘若俄羅斯繼續缺乏財力進行投資更新，必將導致俄羅斯的國際戰略地位的下降，越來越難以抗衡美國的全球霸權壓力，甚至可能面臨國家生死存亡的威脅。盡管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礦藏資源，但這些自然資源及其原材料加工工業，大多落入了少數私有化暴發寡頭之手，出口石油、金屬礦藏獲得的大量利潤，無法用于基礎設施和國防建設的投資，難以改善廣大人民生活并緩和社會矛盾。一方面，俄羅斯軍隊因經費困難、裝備簡陋，在車臣戰場上士兵遭受著嚴重傷亡，另一方面，俄羅斯的私有化暴富階層，卻不斷將大量財富悄悄轉移海外，如出巨資收購英國明星球隊的事件，激起了俄羅斯民眾的強烈不滿。普京要想根本扭轉俄羅斯的衰落命運，就不得不觸動私有化造成的利益格局，正因如此，盡管普京為安撫俄羅斯新資產階級，曾多次承諾對以前的私有化既往不咎，現在卻不得不追究私有化的腐敗罪行，指控霍多爾科夫斯基欺詐巨額國有資產，還將尤科斯石油公司一百五十億美元資產收歸政府托管。

俄羅斯的教訓給中國的啟示是，不惜代價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結果，是導致整個資產階級喪失合法性，無論俄羅斯憲法如何宣稱保護私有產權，俄羅斯的新資產階級卻絲毫沒有安全感，因為，當腐敗官員經理可以隨意掠奪公有財產，由此產生私有產權制度也喪失了合法性，不管憲法如何宣稱“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２０００年俄羅斯司法部門一份報告指出，依據俄羅斯法律來看，８０％的私有化是非法的，在廣大民眾眼中新暴富階層更是“竊國盜賊”。俄羅斯新資產階級或許感到困惑，為何自己不像西方資產階級獲得公眾認可，孰不知，英國資產階級發家主要靠掠奪殖民地，而俄羅斯暴富階層卻依靠掠奪公有資產，導致了國家衰敗和廣大民眾的貧困，由此滋生了廣大民眾深刻的“仇富心理”，令霍多爾科夫斯基等新貴感到惶恐不安，他們擔心的歷史性審判也遲早將會到來，竭力推動私有化的政治家、學者，也遲早面臨聲譽掃地和政治生命死亡的結局。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法國《世界報》的文章指出，“這樣一場合法性的危機，正是俄羅斯社會問題的所在。形勢不會保持長久不變，對于許多民眾來說，它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普京的２０１０年計劃預測國內生產總值要增長一倍，并要解決貧困問題，從而激起了人們的期待，但是，如果經濟只是靠自然資源及原材料贏利，這是不現實的。來自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的收入必須能夠得到控制，并且被重新注入到經濟所需要的領域，所有權的不合法性問題必須得到解決，所有這一切正是尤科斯事件的中心所在 ”。石油、金屬礦藏開采加工屬于競爭性行業，但同時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戰略性行業，一旦依據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規范理論”，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實行私有化，就意味著國家喪失了經濟命脈和調控能力。盡管俄羅斯人曾對私有化抱有浪漫幻想，但經歷十年改革飽嘗私有化苦果之后，今天俄羅斯有７０％以上民眾，反對在原材料等基礎工業領域實行私有制，一半以上民眾反對在工業領域實行私有制。俄羅斯政治家格雷茲諾夫，擔任支持普京的有“總統黨”之稱的俄羅斯統一黨領導人，他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競選大會上表示，堅決支持政府打擊經濟財閥的行動。他說，自然資源不屬于某個公司，更不屬于某個個人，而是全體公民的財富，公民的利潤不能私有化。有分析人士認為，格雷茲諾夫的這番話意味深遠，意味著普京的經濟路線發生重大調整，實質上是主張戰略資源的重新國有化。據外電報道，２００３年俄羅斯議會大選中，入圍的四大政黨不是主張“國家民族主義”，就是主張“左翼或平民民族主義”，以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黨已成政治僵尸，甚至無法獲得進入議會的最低選票資格。

拉丁美洲涌現反新自由主義浪潮

        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拉丁美洲最先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投資、貿易、金融領域自由化。但近年來，拉丁美洲正經歷著激烈的經濟動蕩，先是阿根廷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繼而觸發了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隨后，金融動蕩又仿佛像具有傳染力的疫病，逐漸蔓延到了鄰近的烏拉圭、巴西等國，甚至引起了公眾輿論和政治局勢的劇變。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等問題，拉丁美洲早就產生了反全球化運動，但以前僅作為民間的反對勢力存在，而現在竟然迅速壯大執掌政權，如積極參與反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被指責為“極左派”的勞工黨領袖勞拉，不久前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巴西總統大選。巴西總統大選初選投票中，主張反對全球化的幾位總統候選人，共獲得了近８０％選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民族資產階級。此后不久，厄瓜多爾大選也產生了反全球化的左翼總統，玻利維亞的大選左派也獲得了重大勝利。

拉美政壇風向的劇變引起了美國的擔憂，《紐約時報》的評論家費拉羅憂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續二十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彈，無論從秘魯到巴拉圭，從巴西到玻利維亞，還是從厄瓜多爾到委內瑞拉，我們或許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９０年代末正統的經濟改革終告失敗．．．＂。他還以秘魯私有化引發的大罷工抗議為例，勸告美國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重新包裝，“更多強調促進出口和擴大貿易政策，不要再固執地逼迫拉美各國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減社會開支，改善美國公眾形象并削弱反對勢力。”

費拉羅作為美國右翼智囊的擔憂不無根據，阿根廷曾被美國官方稱為改革楷模，乃是最徹底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當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時，從銀行、發電站到大油田、礦山，從港口、碼頭到飛機場、火車站，幾乎買光了競爭性和戰略性企業，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議外很少受到反對。如今拉美各國看到阿根廷作為私有化楷模，出賣國企資產吸引外資的蜜月終結之后，跌入了金融危機的深淵難以自拔，腐敗官僚趁私有化之機暴富丑聞曝光，激起了拉美民眾對私有化的強烈反感，秘魯、危地馬拉、玻利維亞等國，相繼爆發了反私有化的抗議活動。

秘魯總統特洛多政府因推行私有化，引發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和社會騷亂，被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解散內閣，撤除了其經濟部長庫茨斯基的職務。庫茨斯基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在西方金融界和國際貨幣基金支持下，主張加速礦業、能源等戰略行業的私有化，力爭籌集７億美元以上私有化收入，用于彌補政府赤字確保償還欠西方債務，但由于阿根廷等國私有化惡果的曝光，庫茨斯基遇到了越來越強烈的社會阻力。秘魯政府決定出售最大的國家水電綜合企業，２００２年５月初引發了４８小時的全國大罷工，隨后對秘魯北部的塔拉羅國有煉油廠私有化的決定，也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經濟部長庫茨斯基不顧社會強烈反對，６月份繼續宣布出售兩個南方國有發電廠，引發了南方七個省份的大罷工和騷亂，抗議獲得了社會廣泛聲援并且向全國擴散。秘魯政府最初對抗議采取了強硬態度，指責抗議者是“制造騷亂的極端分子”，宣布當地進入３０天的緊急狀態，并從全國調遣軍隊準備壓制抗議活動，但是，由于抗議私有化贏得了廣泛社會支持，軍隊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絕服從調遣命令，秘魯總統特洛多為挽回危局平息抗議，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內閣。國際貨幣基金對中斷私有化強烈不滿，指責特洛多違背了對西方資本的承諾，聲稱對“投資者和市場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是，由于秘魯總統特洛多的民眾支持率，竟然急劇下降到了１０％以下，甚至低于因腐敗下臺的秘魯前總統滕森，他仿佛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無法理會國際貨幣基金施加的壓力了。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來，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逼迫下，拉美各國一直恪守市場原教旨主義信條，造成各種社會惡果經過了長期的積累，終于爆發了遍及整個大陸的抗議活動。但是，面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政治動蕩，國際貨幣基金依然視而不見我行我素，頑固地堅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教條”，甚至引起了美國右翼有識之士的擔憂。《邁阿密導報》的拉美專欄作家安德魯，同華盛頓的右翼智囊團聯系頗為密切，他曾以向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獻策的形式撰文稱，“拉美各國政府正陷入嚴重的困境中，據最新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拉美政府的民眾支持率，均下降到維持穩定所需的３０％以下，包括玻利維亞、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還有厄瓜多爾、秘魯、烏拉圭等等”。他還督促美國政府調整對拉美政策，不要再繼續強調“私有化和削減政府開支”，否則“拉美將變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權的肥沃土壤”。安德魯的警告果然變成了現實，僅僅短短的幾個月之后，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國的大選中，新興的左翼政黨相繼贏得了重大勝利，從被西方貶低為“極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間力量，一轉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執政的殿堂。２００３年５月阿根廷大選中，前總統梅內姆因堅持新自由主義，喪失民心被迫自動退出總統選舉，主張發展民族工業的基什內爾，雖是政壇新秀卻輕松贏得了大選。

拉美反全球化運動勃起影響了世界格局，“社會論壇”的全球影響力明顯提高，最近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八國峰會期間，特意邀請巴西、中國、印度等國領導人，舉行具有戰略意義的南北高峰對話，實質上是為聯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開展牽制抗衡美國全球霸權的外交攻勢。中國有些人追隨美國主流媒體的調子，認為反全球化運動不符合世界潮流，僅是魚龍混雜、不成氣候的民間力量，這種態度不利于全面認識全球化的利弊，不利于團結第三世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有必要根據國際格局的新變化進行反思。

    近來拉美出現反全球化運動的新浪潮，一些左派政黨紛紛贏得大選勝利，其直接導火索是阿根廷金融危機。阿根廷的經驗教訓有特殊借鑒意義，因為它是經濟全球化的先驅國家，七十年代中期爆發軍事政變后，就廢除了庀隆時代的貿易保護政策，從民族主義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改革，全面推行了貿易、投資的自由化，經濟開放起步早、時間長，更為徹底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阿根廷還是美國贊揚的全球化楷模，它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更加符合西方的自由貿易和產權理論，符合美國所倡導的規范市場經濟模式，符合世界銀行的全球化結構調整方案，不像泰國、韓國等一些亞洲國家那樣，被西方批評為不規范的裙帶資本主義。由于阿根廷有較長的經濟開放歷程，對比庀隆執政的“貿易保護”時期，更有利于考察全球化的實踐結果。

阿根廷卷入經濟全球化二十年之后，竟然從一個相對富庶的拉美國家，陷入如此饑餓遍地、貧困潦倒的境地，其慘痛教訓值得深入研究引以為戒。 阿根廷像眾多的亞非拉國家一樣，對外開放政策上經歷過多次反復，其曲折復雜歷程對中國頗有啟示。十九世紀，阿根廷同其他許多亞非拉國家一樣，在西方列強主導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時期，處于資源、原材料出口國的依附地位。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之間忙于混戰，放松了對拉美國家的控制和競爭壓力，阿根廷的制造業才趁機發展起來。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列強主導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退潮，亞非拉國家紛紛擺脫殖民主義統治，形成了爭取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潮流，西方發達國家也盛行社會改良政策，強調政府干預放棄了自由放任主義。阿根廷戰后長期由庀隆主義政黨執政，倡導政治獨立、經濟主權和社會公正，其政治綱領同西方社會民主黨相似，除了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社會改良，強調政府干預經濟和推行國有化，實行社會福利政策保護勞工利益之外，還特別強調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工業。戰后阿根廷庀隆主義政黨長期執政，強調保護民族利益實行進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動了國有企業和民族工業發展，科學技術和工業制造水平進步很快，甚至能夠生產噴氣飛機和建造核電站，是拉美少數擁有較多中產階級的國家，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居拉美前列，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歐洲西班牙。當然，戰后阿根廷的進口替代政策也有弊端，如過度強調保護國內市場忽視了對外開放，不利于引進外國資金和先進技術，削弱國際競爭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國營企業存在著冗員較多的弊病等等。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黨上臺執政之后，竭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激烈抨擊戰后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政策，宣揚全球化時代民族工業過時了，應該用境內工業的新觀念取而代之，導致世界經濟的潮流出現風向劇變，但是，經歷二十年經濟全球化再回頭來看，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改良政策，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政策，盡管確實存在需要改善的種種弊病，從整體上來看成績仍遠遠大于缺陷，是歷史上罕見的經濟“黃金時期”。例如，２０世紀５０—７０年代，拉丁美洲國家實現了較高經濟增長，三十年平均年增長率高達５．６％，相比之下，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拉美國家轉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后，陷入了公認停滯的“失去的十年”，盡管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某些國家恢復了增長，到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和２１世紀初，又普遍遭受全球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國民經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蕭條滑坡，甚至像阿根廷這樣的經濟全球化楷模，依靠出售國企吸引外資維持短時期高增長后，又深深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難以自拔，２００２年國民經濟大幅度下降了１３％，比較進口替代和全球化時期的政策，究竟效果孰優孰劣顯然是判若分明。

阿根廷全面推行全球化開放貿易投資，但是，吸引外資數額增長不如人們的預期，其中原因之一是庀隆主義的貿易保護時期，外國公司為了進入阿根廷的國內市場，不得不直接投資以繞過關稅保護壁壘，這樣限制進口的同時也間接刺激外商投資。阿根廷搞貿易投資自由化取消保護之后，外商通過出口就可直接進入阿根廷市場，沒有必要直接投資新建工廠繞過關稅壁壘，同時還可選擇成本更便宜的生產基地，在其他國家生產組裝后再向阿根廷出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增長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開放投資取消收購兼并限制之后，促進就業增長的外商投資新建企業減少，外商更愿意采取收購兼并本地企業的辦法，這樣可廉價獲得經營人才和銷售渠道，消除本地競爭對手并避免抬高工資成本。因此，阿根廷迎合全球化開放貿易投資，更多是出讓本國市場和出售民族企業，吸引外商投資促進增長的效果卻非常有限。此外，跨國公司采用的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并不適合阿根廷的生產要素價格環境，又不愿花費高額成本將其改造成適用技術，收購兼并本地企業后造成大量的失業，外商轉移價格隱藏利潤減少了阿根廷稅收，國內有效需求萎縮也限制了外商投資，難以形成持續增長吸引外資的良性循環。

但是，阿根廷政府并未反思全球化的利弊，反而將經濟增長完全寄希望于外資，采取了更深卷入全球化的開放措施，通過進一步放開投資限制和私有化，大量出售國企來吸引外資的流入。二戰后的庀隆主義時期，阿根廷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追隨西歐的社會改良和國有化潮流，為推動工業化建立了許多國有企業。當時西歐大多數國家由社會黨執政，主張通過社會改良和國有化措施，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協調作用，促進經濟增長并緩和經濟周期危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緩和社會矛盾。許多亞非拉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還主張通過國有化發展民族工業，維護經濟主權并減少對西方的依賴。冷戰時期，美國出于對抗前蘇聯威脅的壓力，對全球國有化運動采取了寬容態度，南韓和臺灣經濟起飛都曾借助國有企業，美國從未像今天這樣脅迫大搞私有化。盡管西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效率和經營方面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總的來看，其歷史功績卻是難以抹殺的，二次大戰后，西歐經歷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矛盾明顯緩和，許多亞非拉國家通過發展國有企業，克服了本國民族私人資本力量薄弱，不愿進行風險較大的工業投資的缺點，實現了民族工業的起飛和相對較快發展，擺脫了跨國公司對經濟命脈的壟斷。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起，美國積極推動全球的私有化浪潮，還暗中操縱國際貨幣基金推波助瀾，以債務陷阱和貸款附加條件等手段，脅迫發展中國家推行大規模私有化。阿根廷在全球私有化中可謂走在前列，梅內姆從主張庀隆主義走向另一極端，鼓吹新自由主義和最徹底的私有化，甚至比右翼政客有過之而無不及。

阿根廷私有化先從競爭性制造業起步，開始受到民族主義者和失業工人抗議，政府對大規模出賣國有企業有所顧忌，后來隨著跨國公司接管一個又一個行業，不斷向阿根廷施壓開放更多的領域，阿根廷逐步喪失自主性越來越受制于人，為了保持穩定也不得不屈服外部壓力，否則外資不滿撤離就會引起經濟動蕩。阿根廷開放市場導致國際競爭的沖擊，民族工業企業經營遇到很大困難，越來越依賴于外資流入維持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腐敗官員從出售國企中嘗到了甜頭，折價出賣國企暗中可獲巨額回扣，貪婪私利逐漸腐蝕民族主義傳統，形成了熱衷于私有化的官僚買辦階層，從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國。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梅內姆任命卡瓦略為經濟部長。卡瓦略畢業于哈佛深受美國上層權貴賞識，是經精心培養的忠實新自由主義信徒，上任后開始全面推行大規模私有化。阿根廷堪稱最徹底推行了私有化的國家，它不僅賣光了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還幾乎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開采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有企業，通信、電力、公用事業以及核電站，甚至還有港口、碼頭、飛機場、火車站。港口、火車站等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即使在西方國家一般也是國營企業，私人資本經營可榨取高額壟斷租金，但是，阿根廷官員卻竭力出賣這些國有企業，仿佛出賣任何公共財產都是改革政績，很難用提高效率等冠冕堂皇的說法解釋。阿根廷金融危機觸發激烈政治動蕩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紛紛下臺，腐敗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聞紛紛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經濟犯罪鋃鐺入獄，私有化背后隱藏的真實動機才昭然若揭。

值得關注的是，二戰后阿根廷庀隆政黨執政的時代，推行民族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曾被西方批評為政府過多干預經濟，存在裙帶關系和國有企業低效率問題，但那時阿根廷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曾位居拉美前列接近歐洲的西班牙。但是，阿根廷拋棄庀隆時代的貿易保護政策，積極推行美國倡導的全球化、私有化之后，如今卻淪落為拉丁美洲最貧困的國家。難怪阿根廷民眾更加懷念庀隆時代，懷念那時的福利補貼和帶薪休假，期盼恢復當年的“光榮與夢想”。庇隆總統及夫人曾自稱是“窮人的代言人，當時在廣大中下階層民眾中口碑甚好。今天阿根廷民眾飽嘗生活痛苦艱難，他們經常從父輩那里得知比起現在，過去普通民眾的生活要富裕多了，現在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官僚政客，絲毫不像庇隆夫人那樣關心民眾疾苦，更激起了廣大民眾對官僚腐敗的憤怒，紛紛群情激昂地參加游行抗議示威，阿根廷陷入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之中，政府頻繁更換官員也難以恢復民眾信任。

２００３年的阿根廷總統大選，顯示了民眾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反感。梅內姆因涉嫌經濟丑聞被迫下臺后，受到阿根廷法院的刑事拘留調查。２００２年，法院不顧民眾抗議允許他保釋出獄后，梅內姆又迫不及待參與了２００３年大選，或許還想重溫總統權力謀取利益的美夢。但此次阿根廷大選前的民意調查表明，他被列為“最不受民眾歡迎的人”。為了避免丟人梅內姆不等大選結束，５月１４日就宣布自動退出總統選舉，第一輪選舉中并不出眾的候選人基什內爾，不戰而勝輕松贏得了本屆總統選舉。據報道，倘若梅內姆不宣布退出選舉，基什內爾將贏得７０—８０％的選票，僅憑借梅內姆的惡名而非自己的聲望，成為該國歷史上得票最多的總統。難怪阿根廷民眾認為，“基什內爾沒有贏，梅內姆輸了”。基什內爾擔任總統后宣布了施政綱領，稱將改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在政治、經濟領域實行深刻的變革，重視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培養本國的企業和科學技術人才，積極促進社會就業和公平分配，重點支持教育事業、公共衛生，大力興修交通、醫院等社會基礎設施，履行政府保護扶植弱勢群體的職責。

阿根廷從融入全球化到爆發危機的歷程，揭示出左翼民族主義政黨的通病，就是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一般都是遭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時期誕生的，曾經為爭取國家的經濟主權積極斗爭，為推動本國工業化做出過很大貢獻。但是，這些政黨取得成績后往往驕傲自大，出現了意識形態僵化、教條化傾向，將發展民族經濟潮流的政策極端化，片面強調進口替代政策忽視擴大出口，單純強調發展民族工業忽視引進外資，導致壓抑增長潛力和喪失發展機遇，這種弊病經過長期積累變得日益明顯，又產生了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盲目傾向。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由于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誤導，以前的民族主義政客紛紛改頭換面，解放思想否定以前的意識形態，認為民族工業和國有企業統統都過時了，主權、獨立之類概念都是空洞教條，不符合全球化的潮流應該一律拋棄，主張推行最徹底的私有化和對外開放，似乎忘卻了民族前輩的艱苦斗爭歷史。

其實，意識形態的產生有深刻歷史淵源，并非脫離現實利益的空洞說教。早在大英帝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國家也曾向西方敞開大門，跨國公司遍布工商、金融等領域，控制著礦產資源和經濟命脈，舊中國同廣大亞、非、拉國家一樣，受到不平等貿易交換的盤剝掠奪，難以實現工業化和獲得經濟發展。數個世紀中，亞非拉民族在西方列強競爭的夾縫中求生存，期望發展資本主義的夢想屢屢落空，逐漸認識到沒有民族獨立和經濟主權，根本無法保護弱小的民族工業獲得發展，從而產生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無數愛國仁人志士才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為贏得民族獨立和經濟主權艱苦斗爭。二戰后，亞非拉國家工業化取得很大成績，美國擔心這些國家大力發展民族工業，實力增強改變世界格局不利于稱霸，就積極鼓吹全球化誘導其敞開大門，向第三世界轉移一些相對勞動密集的產業，還有服務于跨國公司的組裝、加工工業，同時限制技術轉移并保留高附加價值產品，采用新策略來占領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扼殺其技術開發和獨立發展工業的潛力，然后利用其依賴性提出更多苛刻條件，逼迫全面開放戰略性行業和資本市場，蓄意制造金融投機泡沫掠取超額利潤，釀造經濟危機進而控制經濟命脈。

我所著的《軟戰爭 — 美國經濟軍事霸權挑戰中國》一書，曾剖析了全球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同美國謀求全球霸權戰略之間的聯系，近年來逐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證據，一些知情西方著名經濟學家揭露的內幕，美英政界人士公開提出的新帝國主義論，稱可運用包括欺騙在內的“叢林規則”，以及這次阿根廷爆發的猛烈金融危機，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斷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了解西方內幕，他將美國倡導的全球化開放比作鴉片戰爭，他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正視全球化風險     維護經濟金融安全

        隨著“入世”過渡保護期的逐漸結束，中國必然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面對美國施加更大開放金融領域的壓力，為了趨利避害防范經濟金融風險，值得關注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阿根廷的經驗教訓有特殊借鑒意義，首先，因為它是經濟全球化的先驅國家，最先從民族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開始推行貿易、投資、金融自由化，經濟開放的起步早、時間長，更為徹底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相比之下，亞洲國家尚在經濟全球化的途中，譬如１９９７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才趁機要求泰國、韓國，向外商開放銀行證券領域投資，允許外資收購２５％以上的控股權，出售戰略性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但是，這些開放要求對于阿根廷來說，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開始實施了。有人認為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就是同國際接軌融入全球化潮流，但到達全球化的彼岸究竟會怎樣，必須深入考察阿根廷等先驅國家，才有可能真正看的比較清楚。

    阿根廷還以金融自由化聞名于世，銀行證券領域的開放程度很高，是國際貨幣基金積極推薦的改革典范。１９９８年，俄羅斯陷入金融危機狼狽不堪時，美國前財政部長奧尼爾曾向俄官員建議，“你們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國銀行開放了，跨國銀行通過收購占有很高份額，這樣就能穩定金融解決銀行壞賬問題。”阿根廷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也走得很遠，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全流通”，基本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私有化水平位居發展中國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羅斯還高三倍，并將出售國企資金用于社會保障體系。由于中國的國有股減持屢遭挫折，允許西方金融資本進入中國股市，收購、兼并國有企業并且推動ＭＢＯ，在經濟學界、金融界的呼聲日益高漲，阿根廷的經驗自然很有借鑒意義。

    阿根廷經歷過曲折的全球化歷程，既有開放初期遭受的強烈沖擊，也有外資大量流入帶來的經濟繁榮，但最終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其造成社會貧困和經濟破壞之大，引發社會抗議和政局動蕩之強烈，不僅超過阿根廷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也令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形見絀。這表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機的破壞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園”，大規模出售國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會保障維護穩定，銀行金融開放更很可能風險重重，資本雄厚、經營規范的跨國銀行，不僅未能確保阿根廷民眾的存款安全，反倒帶來資本外逃和存款凍結之害，其教訓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為鑒。

    １９９７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尚未波及遠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頗為得意，認為本國的經濟開放進程更為徹底、規范，乃是受西方贊揚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沒有裙帶資本主義和政府干預過度，經濟狀況穩定不會爆發金融危機。有的阿根廷官員雖然擔心全球化和過度開放，卻總認為不會發生太嚴重的問題，到不了百姓挨餓和企業家跳樓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國在拉美的親密伙伴，一直緊緊跟隨美國的經濟、外交政策，到了危難之時定會伸出援救之手。但是，２００１年底爆發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其引發的社會震蕩沖擊如此猛烈，卻遠遠超過了數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美國面對阿根廷的激烈社會經濟動蕩，竟無動于衷地宣稱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視阿根廷經濟局勢惡化拒絕提供援助。

阿根廷曾被譽為拉丁美洲的糧倉，有豐富的能源、農業自然資源，向世界各國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從２００１年陷入金融危機以來，阿根廷經濟卻呈現急劇惡化態勢，出現了遍及全國的貧困、饑餓現象。由于貨幣貶值、銀行癱瘓和存款凍結，爆發了波及全國的社會動蕩騷亂，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幾十人在警察鎮壓騷亂中喪生，社會經濟困境導致了政局動蕩不已，僅僅一個月內就連續更換了五位總統。從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費減少１９％，２００２年１月又減少了１２％，阿根廷總統被迫宣布進入食品緊急狀態。據阿根廷官方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從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大約１５０萬阿根廷人加入到貧困大軍，貧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總數的４２．６％。２００２年下半年，盡管阿根廷政局動蕩稍有緩和，但隨著企業破產和失業大軍猛增，失業率急劇上升到人口的四分之一，社會貧困人口仍繼續迅速攀升，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社會貧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５７％，而且這種趨勢還正在繼續延續下去，預計２００３年社會貧困率將突破６０％。

經濟危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惡果，國際貨幣基金強加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規定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以確保償還外債，加劇了經濟萎縮及社會福利的惡化，兒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響最大，據官方統計的兒童貧困率竟高達６７％。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２日，阿根廷報刊報道了震驚全國的新聞，北部圖庫漫省有五個兒童因饑餓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饑餓和營養不良，其他２２個省份也廣泛存在類似問題，２００２年大約有數百名兒童餓死。阿根廷曾擁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如今也因經濟危機陷入了全面癱瘓，由于政府削減社會開支和限制銀行提款，加上貨幣貶值和進口藥價上漲等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醫療體系幾乎陷于瓦解，８０％的醫院無法得到正常的藥品供應，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費從市場上購買藥品，危機嚴重時期有一半首都居民受到影響，被迫減少或停止購買所需的藥品，包括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的嚴重病人。阿根廷有３５０萬退休者的醫藥費用，大多依靠政府資助的社會保障體系，由于財政陷入危機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無法支付拖欠藥店的五億美元資金，全國一萬兩千家藥店中有一半被迫關門。

２００３年爆發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們必須重視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應加大社會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投入，但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全球化結構調整方案，卻誤導拉美大幅度削減政府公共衛生支出，曾導致拉美各國的公共衛生狀況顯著惡化，如拉美剛開始推行全球化的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烏拉圭的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則從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魯的人均營養水平從必要基準線的９７％下降到８５％，各種惡性的傳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趨勢，秘魯的傳染病發病率增加了兩倍之多，８０年代后期拉美國家出現了霍亂大流行，同醫療衛生條件惡化有直接關系，鬧得整個社會人心惶惶，廣大民眾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擁有拉美最健全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人均工資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為美國稱贊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資流入支撐的短期經濟繁榮好景不長，阿根廷以前令人羨慕的人均工資水平，如今卻急劇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數幾位，曾健全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也陷入癱瘓，嬰兒死亡率則從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貧窮的國家。

阿根廷經濟危機不僅沖擊了勞動階層，而且還沖擊了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后者從銀行癱瘓和股市暴跌中損失慘重，而前者卻很少擁有銀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階段，從外資大量涌入中獲得利益的，主要是買辦階層和中產階級，首當其沖的是藍領勞動階層，伴隨外資收購和國企私有化進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拋向街頭，但是，政府官員卻很少重視社會不穩定苗頭，認為只要外國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終將獲得解決。但是，這種兩級分化的增長難以維持，終于釀造了全面經濟危機的爆發，就連中產階層和資產階級也難以幸免。經濟危機導致市場需求急劇萎縮，阿根廷眾多私營企業陷入經營困境，銀行癱瘓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難以獲得維持經營所需的資金。據報道，阿根廷有三萬多韓國僑民經營商業企業，就有兩萬人難以維持企業被迫離開。加入街頭抗議還有大批公務員，他們的工資、醫療、養老保障等，也因銀行凍結存款幾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員、議員和買辦階層，他們曾積極推動全球化并從中獲益，現在卻被指責為造成災難的罪魁禍首，成為了阿根廷民眾發泄憤怒的對象，只要出現在公共場所就成了過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長剛登上出訪客機，就遭到阿根廷同機乘客辱罵趕了下來。政府官員、經濟顧問和各黨派的議員，經常在餐館、市場、劇院等公共場所，成為憤怒阿根廷民眾的圍攻對象。曾令人羨慕的跨國銀行的白領經理，現在為避免民眾圍攻不敢走大門，只能悄悄溜銀行后門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議員的住宅被民眾燒毀后，他困惑地哀嘆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為何陷入如此瘋狂的地步？難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賊嗎？”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個核心步驟，就是金融領域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逐步喪失民族經濟實力和談判能力，國際資本就會提出越來越苛刻的要求，逼迫發展中國家開放戰略性行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領域自由化，向外資開放銀行業和證券市場，這樣國際金融資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夠不受約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隨意操縱金融、證券和外匯市場，炒作各種金融泡沫并謀取投機暴利，直接威脅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穩定。私有化為出售大型國有銀行開路，金融自由化反過來加速私有化，國際金融資本實力雄厚有操縱市場優勢，一旦國有企業股權進入市場“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籌碼人為哄抬或壓低股價，釀造金融危機并逼迫國有企業破產，更為廉價地收購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境內工業取代民族工業的輿論攻勢，為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大開方便之門。阿根廷向外資開放資本市場，獲得了一些短期的經濟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卻帶來更大弊端，如外資流入雖然推動證券市場發展，阿根廷也頗以股票市場繁榮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機超級大莊家的進入，實力遠遠超過了本國的股市莊家，能夠輕易操縱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價吸引跟風，獲利后拋售打壓股價造成股市恐慌，導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損失，進而廉價收購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業和戰略行業。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內容，就是推行大型國有銀行的私有化，允許外資收購本國國有、私營銀行。銀行業屬于戰略性的金融產業，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因此，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視國有銀行，如二戰后法國推行了銀行業國有化，１９８３年在資產額８００億法郎以上的１２家銀行中，有１０家屬于國有銀行，其中７家最大的銀行全部是國有銀行。韓國的國有銀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銀行推動經濟起飛。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美國及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特別重視推動金融領域自由化，逼迫發展中國家向外資開放銀行業。阿根廷開放戰略性產業的投資后，外資進入銀行業的速度非常之快，１９９２年，阿根廷由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在全部銀行資產中占壓倒優勢的８２％，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僅占１２％，但是，到了１９９７年，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下降到了４８％，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則上升到５２％，這意味著阿根廷的外資銀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長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國家銀行業開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對于外國控制銀行業的趨勢，絲毫不加擔憂繼續鼓勵擴大開放，阿根廷民眾和企業也紛紛將存款，轉向資本雄厚的西方跨國大銀行，從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間，阿根廷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比重，進一步從４８％萎縮至３３％，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比重，則從５２％進一步增長至６７％，已在阿根廷銀行業占壓倒優勢。阿根廷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６％，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長９％，截至２００１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銀行中，外資控股的銀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銀行、紐約銀行、波士頓銀行等著名美國大銀行。外資銀行能夠全面經營阿根廷比索和美元業務，阿根廷經濟出現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趨勢，美元流通擴大存貸款業務不斷增長，貨幣局和聯系匯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權，阿根廷政府逐漸喪失了金融調控能力，難以利用金融杠桿刺激經濟發展，外債迅速增長出現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阿根廷金融危機蒙受損失最大的，主要是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曾經對經濟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為外資流入的短期繁榮歡欣鼓舞，漠視藍領中下階層遭受的痛苦，沒想到如今災難也降臨到自己頭上，也效仿當年遭到解雇的國有企業工人，群情激憤地走上街頭敲鍋抗議示威。阿根廷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曾經迎合潮流宣揚新自由主義，抨擊民族保護主義主張貿易自由化，為私有化出謀劃策賣光國有企業，現在大多數也淪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即使前經濟部長卡瓦略這類的改革明星，還有梅內姆政府的腐敗官僚買辦，雖然出賣民族利益撈了不少好處，如今不是涉嫌經濟犯罪淪為階下囚，就是成為遭到民眾痛斥的過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贊譽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卻是令人震驚的全球化失敗案例，難怪阿根廷金融危機觸發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２００２年末巴西大選中，反全球化的候選人獲得了近８０％選票，贏得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其中包括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入世后將加大金融領域開放程度，外資銀行進入會增加外資企業的競爭力，增加政府對外資企業進行監督管理的難度，如外資企業常見的逃稅、避稅、轉移定價，金融開放可能造成隱性外債、套利、逃匯等等。東南亞國家允許外國銀行進入，開設的分支機構和離岸金融設施，是造成外債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濫的重要原因。據外電報道，以前中國在加入世貿談判中，曾承諾２０００年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但東南亞危機爆發后，中國才知道這是非常危險的。這說明，對金融開放的潛在風險很可能估計不足，必須采取更為慎重的態度深入分析，采取更為充分的相應措施防范沖擊，如外債、外匯、金融市場的監管會面臨那些困難，會有多少企業和居民的資金流向外資銀行，如何避免國內銀行經營困難加劇觸發金融危機，應如何確保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將引進外國銀行限制在適當范圍內，既能起到適度競爭的激勵、示范作用，促進國內金融企業改善經營和服務質量，又不會造成失控局面喪失金融主權，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說明，金融銀行業屬于戰略性行業，是國際資本力爭控制的重點，比較制造業開放具有更大的風險。金融銀行業的聯系范圍廣泛，涉及到各行業企業和民眾的利益，一旦爆發危機方方面面都受牽連，即使競爭力很強的企業也難以幸免。銀行、證券業的開放有利于吸引外資，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和股市繁榮，人們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會受制于人。阿根廷放棄保護民族工業盲目開放，先是漸進侵蝕市場受制于跨國公司，喪失談判籌碼被迫開放戰略行業，允許外資收購兼并大型國有企業，銀行、證券市場開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機制造大起大落，幾個回合就迅速喪失經濟控制權，外資銀行占據了７０％以上份額，最終經濟陷入蕭條爆發金融危機時，政府無力穩定金融制止大量資本外逃，廣大民眾存款橫遭掠奪蒙受慘重損失。

中國推進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改革，不應搞美國倡導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國際接軌”盲目開放市場。美國宣揚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貌似中性卻暗藏強烈商業動機，譬如國內盛行一時“全流通”理論，主張任何行業的國有企業資產，都應不受限制地進入市場自由流通，由國內、外投資者自由地進行買賣，這意味著給股市形成巨大拋盤壓力，必然導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結果深滬股市蒙受上萬億元損失，證券業陷入全行業虧損困境。倘若政府不及時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上市公司資產還將繼續大幅度貶值，為國際資本廉價收購兼并制造商機，趁機造勢唱衰中國經濟并且打壓股市，利用中國入世之機操縱金融證券市場，進而控制中國戰略產業和經濟命脈。盡管“國有股減持”宣布停止之后，“新股全流通”的傳聞繼續引起恐慌，迫使證監會聲稱將對此追究法律責任，由此可見錯誤流行經濟理論的危害，倘若不從思想上反思難以杜絕流毒。

由于國有股減持以來股市陷入長期低迷，允許西方金融資本進入中國股市，參與收購、兼并國有企業的呼聲日高，利益驅動可能導致金融開放不夠謹慎，恰好迎合美國倡導的金融自由化。有人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很快，說明現在開放資本賬戶的風險不大，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條件已經成熟。實際上，正如阿根廷、韓國、日本等國經驗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熱錢促使股市暴漲，制造泡沫經濟繁榮假象是飲鴆止渴，全球金融熱錢日交易額上萬億美元，任何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是杯水車薪。放寬人民幣兌換和外匯管理規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資者參與證券市場，允許跨國公司收購、兼并國有企業，都應該先在有限范圍內長期試點，觀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辦法，防止外資滲透削弱政府的監管能力，隱患積累最終導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樣喪失經濟金融主權。目前，中國應警惕國際資本的漸進性侵蝕，逐步削弱經濟安全防線繞過政府管制，獲得突破口后發動全面競爭攻勢，來不及預防就迅速產生雪崩效應，像阿根廷等國那樣突然爆發金融危機，進而觸發政治危機和的社會動亂。

   當前不少地方正醞釀經營者買斷收購，即銀行向少數經營者提供貸款，用于買斷收購國有企業的控股權。不少地方官員特別熱衷于這種改革，今后兩年很可能形成遍及全國的風潮。但是，這種改革是赤裸裸的私有化，同俄羅斯推行的貨幣私有化基本相同，潛伏著巨大的經濟金融安全隱患。有人干脆只用英文術語ＭＢＯ，避諱其面向少數人的私有化實質。俄羅斯先推行分配財產的憑證私有化，帶來經濟衰退、財政困難的惡果，于是轉向出售國有資產的貨幣私有化，但是，長期推行這一政策的實踐充分證明，貨幣私有化所造成的后果更為惡劣，腐敗政府官僚和企業經理相互勾結，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大肆掠奪國有資產，國家財政喪失財稅支柱更為困難，彌補社會保障缺口的期望完全落空；私有化不僅沒有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反而導致四年中企業虧損面擴大三倍；由于擁有銀行貸款的支配、控制權，意味著廉價獲取數十倍的國有資產，銀行體系就成為私有化爭奪的熱點，一年中竟有數十位銀行行長慘遭謀殺，揭示私有化腐敗嚴重和黑幕重重，急劇的兩極分化導致了社會貧富懸殊，形成了控制經濟的少數金融寡頭，１９９８年爆發財政金融雙重危機，俄羅斯政府財政幾乎陷入破產境地，廣大民眾包括新興資產階級的存款，也在銀行破產倒閉浪潮中損失慘重。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據《財經信息》報道，“自今年２月以來，在國有資產管理相關法律不完善的前提下，在國資委亮相前，各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大規模出售國有資產，西安、山東、江蘇、重慶、上海、遼寧等地，紛紛推出了自己的國資出售方案。日前，北京市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從而使中國各地對出售國有資產的熱情更加踴躍”。這是繼國有股減持受挫被停止之后，各地自發推出將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不慎重措施。盡管眾多經濟學家曾看好國有股減持，但國有股減持從推出到停止的一年中，中國股市總市值損失高達一萬八千以億元。今天各地推出競相出售國有企業方案，并未經過科學嚴謹的論證和試點工作，遭到了越來越多經濟學家的質疑反對，盲目推行很可能造成數萬億元損失，導致全國國有資產迅速貶值并大規模流失。

據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理事的刊物報道，“許多專家認為各地大規模一哄而上出售國有資產，是在用無數的國有資產尋找有限的購買力，相互之間形成了激烈的競爭態勢，是一種對國有資產的‘自輕’、‘自賤’、‘自貶’行為，各地賣也賣不出好價錢，各地自己往下壓價，壓倒賤的不能再賤時才出手”。國際上也不乏這樣的先例，例如，阿根廷雖然是資本主義小國，私有化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九十年代私有化金額三百億美元，俄羅斯以前曾是社會主義大國，九十年代私有化金額僅有一百億美元，由此可見，國有資產越多供求就越不平衡，收不到錢反而造成巨大損失。中國的國有資產規模，現在雖然遠遠超過俄羅斯，但很可能出售收入還不如俄羅斯。

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教授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撰文指出“俄羅斯在１９９５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貸款換股份’，實際上變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貸款用來購買這些企業，或按照貸款換股份協議，以政府企業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請貸款。誰擁有銀行的控制權或特殊關系，誰就能大量廉價收購或掠奪國有資產。金融特權就意味著收購國有企業的特權。表面上腐敗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員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敗和利用職權，由此形成的私有權削弱了國家利益，危害了社會秩序”。葉利欽上臺曾經以“反腐敗”為號召，但現在正沸沸揚揚的洗錢丑聞，牽涉了他的家族和幾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將巨額非法財產轉移到海外個人賬戶，美國《新聞周刊》以“盜竊國家”稱呼俄羅斯。倘若效仿俄羅斯貨幣私有化的ＭＢＯ，無法得到有效遏制在國內泛濫成風，非但不利于民營企業的健康、合理發展，還會極大敗壞民營企業的社會聲譽，甚至令私有產權在民眾心中喪失合法性。

值得關注的是，國內流行的經營者買斷收購主張，潛伏著很大的金融安全隱患。由于前些年推行“抓大放小”時期，地方中小國有企業已幾乎賣光，現在國內推行經營者買斷收購的目標，已經轉向了地方的骨干國有企業，允許外資收購國有企業控股權，將大大加快出售國有企業的步伐，一旦經營者買斷收購形成全國性風潮，不僅地方的國有經濟將迅速瓦解，大批職工下崗、失業不利于社會穩定，還會嚴重影響地方政府的財稅來源，削弱社會保障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威脅銀行體系和百姓存款的安全，最終牽連波及所有大中型國有企業，危及財政稅源支柱及國家經濟安全。九十年代，報刊媒體曾廣泛報道某地的產權改革，該地領導以大膽賣光國有企業著稱，獲得了聞名一時的稱號“程賣光”，輿論報道曾宣揚改革的成效如何顯著，但后來卻發現職工下崗、企業紛紛垮臺，據報道前不久“程賣光”畏罪外逃，他在海外賬戶上竟然積累了數千萬元，都是趁賣光國有企業搜刮的非法財產，出售國企暗含腐敗直接導致了資本外逃。現在的經營者買斷收購比以前更加危險，因為，買賣對象轉向了地方骨干國有企業，而且經營者本人不承擔資金風險，借用的是民眾在銀行的血汗存款。許多企業、投資機構看好這種改革，正在積極策劃、網絡資金并疏通關系，期盼通過復雜的包裝炒作獲得巨大利益。

    由于多年來的通貨緊縮和需求不振，許多私營企業也面臨著經營困難，ＭＢＯ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不少人愿意高息借款參與此事，獲利途徑很可能同“程賣光”相似，是通過買通關系、壓低價格和轉移資產。某縣有一家職工人數上千的大水泥廠，屬于地方骨干中型國有企業，以前一直效率不錯上繳大量利稅，前不久該地鎮長從銀行貸款五百萬元，收購了這家資產上千萬的國有企業，改制后職工的勞動時間延長了５０％，所得工資收入卻被平均削減了４０％，還有眾多職工下崗被農民工取代，但改制企業仍經營困難資金周轉緊張，據悉企業老板深知經營風險很大，正悄悄將資金逐步轉移到個人賬戶，掙足了個人財富隨時可“一走了之”，破產僅僅涉及改制企業的有限責任，對他個人利益來說完全無所謂，真正損失的是企業職工的飯碗，還有銀行里的廣大民眾的血汗存款。由此可見，經營者買斷收購的潛在危害很大，不僅直接導致了腐敗泛濫的危險性，還會增加銀行壞賬和資本外逃風險，根本違反了中央的精神和改革宗旨，完全可以說是“三個不代表”，將會導致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遭受侵犯，貪婪謀私的腐敗文化橫行泛濫，還必然造成“三個不利于”的惡果，不利于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不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不利于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當前，應及早遏制經營者買斷收購的勢頭，以免蔓延開來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樣才能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西方現代大型企業中，經營權可以下放，產權處置權必須集中。國有資產的管理權也必須集中，地方政府只有經營代理權，“三級所有”應是“三級代理”，不應包括資產所有處置權，因為這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財產，否則難以防止腐敗賤賣的行為。即使出售地方國有資產，也必須通過集中審批程序，嚴格杜絕腐敗、作弊的行為，分期、分批逐個上市出售，這樣才真正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寧可先將地方的不良國有資產，先無償交給素質好的國企托管，這樣出售國企少了收入反而多了，國家才能獲得長期穩定的資產收入，通過國有資產適當流通來調整結構，用于社會保障和穩定財政、金融。有些地方試點出售中型國有企業，效益好的企業也打五折出售，僅僅出售給極少數高層經營者，而且利用銀行貸款不承擔風險，未加制止各地就競相效仿跟風，造成嚴重腐敗和惡劣社會影響。這些試點失誤應該及時清理、糾正，建立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流失追究的責任制度。“試點”與“推廣”應嚴格分開，否則會造成“明試點、暗推廣”，出現“先做再說、形成事實”的歪風，導致遍及全國惡果和宏觀失控的局面。由于潛伏腐敗利益的驅動機制，自發賤賣國有資產具有傳染性，必須有戰勝“非典”決心和意志，堅決及時制止其在全國蔓延的危害。

參考文獻：

【１】《改革向何處去：論十年轉軌》，斯蒂格利茨，中國科學院國情報告譯文，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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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軟戰爭—美國經濟軍事霸權挑戰中國》，楊斌著，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

【５】《我從世界危機中學到了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國科學院國情報告譯文，２０００年。

【６】《全球化陷阱》漢斯－彼得·馬丁，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７】《布萊爾外交顧問庫玻的新帝國主義論》，《環球》雜志，２００２年１１期。

【８】《阿根廷：結構調整和社會脫節》，米格爾·特伊伯爾，美國《科學與社會》2000—2001年冬季號。

【９】《軟戰爭—美國經濟軍事霸權挑戰中國》，楊斌著，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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