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另類“巧實力”：用腐敗信息控制各國官員

原載：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6/c_12885214.htm

　　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

　　長期以來，美國為維護其強權而交織使用兩類手段，即“軍事主義”以及布熱津斯基所倡導的“智能帝國主義”（Intelligent imperialism）。 所謂“智能帝國主義”，是指利用不那么直接與明顯的暴力方式, 來維護與實現美國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賄賂當地領導人，利用當地領導人的腐敗進行訛詐，媒體妖魔化宣傳，策劃分裂和破壞活動，實行貿易封鎖和制裁，國家政變。為節約戰爭成本，布熱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訛詐和秘密行動這兩種手段。如今，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近年來，美國不斷強化“智能”建設，在全世界編織了一張縱橫交錯、立體交叉的信息網，掌握著各國官員的腐敗信息（尤其是境外賬戶）。

　　“智能帝國主義”的運用與強化

　　蘇聯解體后，美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或直接協助一些俄羅斯腐敗官員洗錢。美國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敗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種戰略性讓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原蘇東地區策動一系列的“顏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關國家政要的腐敗做文章。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一些國家的“關鍵人物”從私有化中大發橫財，而其海外賬戶無不攥在美國人的手中。美國人借機行事，一面煽動“街頭政治”，一面向政要們施壓，由此成功完成“顏色革命”。

　　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要，美國普遍采取收買與控制的手法。在美國的收買下，一些拉美國家的政要只能對美國的“經濟自由化”建議言聽計從，放棄政府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任憑外資并購國有企業，控制銀行、石油等重要行業。而這些腐敗政要把貪腐得來的巨額資產轉移到國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資銀行協助完成的，美國對于這些賬戶一清二楚。最終，這些政要無一不成為美國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國國會就以遏制跨國公司海外行賄為名出臺了《海外反腐敗法》（FCPA）。而后，便通過對FCPA有選擇地使用，逐漸使其成為強權的新大棒，即：凡是與美國相關的經濟主體一旦被懷疑有腐敗行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權掌握在美國手里。美國經常以“向腐敗開戰，要求良政”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 9.11事件之后，美國對總部位于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施以高壓，打破了國際金融界準則，做出了一個“嚴重違反行規的舉動”，即美國通過SWIFT監控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家金融機構的交易情況，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報局操作。這是2006年6月由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幾乎同時曝光的“驚天秘密”。鑒于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銀行都加入了SWIFT系統，因此，全球任何一個個人、組織或公司的銀行交易情況，都有可能被美國情報機構“偷窺”。此外，冷戰時期建立的代號為“梯隊”的全球監視系統，如今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用來搜尋關于武器擴散、洗錢和公司行賄等方面的情報。

　　長期以來，瑞士有著當今世界最嚴格的銀行保密制度，存放著世界1/4的個人財富。多年來，包括德法等多國一直努力試圖得到瑞士銀行相關賬戶資料，都沒有成功。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以打擊避稅為名，通過提起司法調查等強硬手段，強行撬開了當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險柜”。2009年8月，瑞士銀行巨頭瑞銀集團同意向美國政府提交4000多個賬戶細節。2010年6月，瑞士議會通過了與銀行保密制度“說再見”的協議。如此，那些多年隱藏在瑞士銀行的賬戶，對美國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稅天堂”，早就被美國逐一拿下，對美國已無密可保。

　　美國大公司與政府關系密切由來已久，大公司通常都會在華盛頓設立政府關系部，專門從事與聯邦政府以及立法機構的聯絡和溝通。冷戰結束后，美國很快將“維護美國經濟安全”作為政府情報工作的新重點。1993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把情報支持擴大到商業組織。Google在互聯網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強大技術服務能力，一直是美國情報機構所倚重的。原先Google與政府的合作比較隱蔽，在中國市場遇挫后，Google干脆公開與政府聯手，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情報以及網絡安全保障。

　　官員腐敗，西方借此敲打中國

　　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近代以來，中國官員腐敗不僅使其喪盡民心，而且成為列強不斷對華進行敲打與訛詐的把柄。

　　晚清吏治惡性腐敗，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針對奕劻的貪腐進行引誘與要挾，不斷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了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孔祥熙的貪污美金公債案，累計1150余萬美元。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于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中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要腐敗了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老百姓真正體驗到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帶到了中國。更為復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則緊隨其后，有時甚至不分彼此，對中國官員實施“釣魚”腐敗。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的資料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甚至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完美的“洋賄賂”，肆虐的“愛資病”

　　外資搞“洋腐敗”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對象之準，令人嘆為觀止。“駐京辦”成為中國地方政府“跑部錢進”的據點，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潤滑劑”，在國內強大輿論壓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駐京辦”。但是，跨國公司本身（或在華商會）的“跑部錢進”與“潤滑活動”則有增無減，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往往是融會議、休閑、娛樂與購物于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和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這只是用來加強聯絡，此后的出訪出游、子女海外讀書就業、境外賬戶等“洋賄賂”蜂擁而至，如此將一些部門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窩案”）拖下水，讓其制定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國公司輪番進入中國商業賄賂名單，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據南開大學調查，被調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表示，為開拓市場，曾有過商業賄賂行為。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外企在中國行賄案件近幾年來一直在上升，而且這些“洋腐敗”案件相比“土腐敗”案件來說，查處難度更大。例如，通過多次關聯交易行賄，其復雜程度，即使專業律師或執法機構也會望而卻步。破獲、揭露“洋腐敗”在技術上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行為。洋賄賂在華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無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國依據《海外反腐敗法》，“揭露”一個又一個跨國企業在華賄賂案件，個個鐵證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當事方辯解“根本沒有此事”——哪有做賊的自己承認是賊！如此滑稽戲竟然一演再演。一邊是積極布局，有序進攻，而另一邊則是閉目塞聽，保持沉默。無怪乎業內人士稱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為“完美賄賂”。

　　多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進一步開放就有進一步開放。民間流傳的解釋是，中國官員得了“愛資病”。然而，中國官員為何偏偏青睞外資而忽略中資呢？

　　一是實際需要。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用技術與管理落后，資金緊缺，外資帶來先進的技術、管理，充裕的資金，時髦的理念，使中國“煥然一新”，經濟（集中表現為GDP）蒸蒸日上，市場不斷繁榮。如此，以一定而適度的“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先進的生產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隨著中國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外資在中國布局越來越廣且越來越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控制中國越來越多的行業、壟斷核心技術與瓜分主要利潤、擠壓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大肆進行商業賄賂與偷稅漏稅、侵犯中國的知識產權、遏制中國的自主創新、影響中國的決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正越來越被外資所利用。 二是情感驅使。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時間里，西方將中國相當一部分“社會精英”給徹底征服了。一些官員對外資、特別是美資媚骨到無以復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進入中國，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納稅證明，沒有銀行賬戶，就開始在中國收錢，逃了四五年的稅。此外，有關該公司的“色情門”、“地圖門”、“版權門”、“辱華門”等臭不可聞，對抗中國政府、無視中國法律、蔑視中國大眾等劣跡斑斑。但是，對于這樣一個與美國情報機構有著緊密合作的美國公司，中國相關部門卻以無比大度與無限熱情，想方設法，不惜犧牲法律與政策的威嚴，幫助它成功。然而，傲慢與驕奢的Google，最終業績還是不好，退出中國內地時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國一口。這恰如胡士泰等人給中國鋼鐵行業造成巨大損失一樣，都是與中國一些官員對外資嬌慣與放縱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是利害關聯，這也是最關鍵的。一位外企業內人士稱，初進中國市場時，一般付出的“娛樂費用”約為該項合同涉及金額的5%～7%左右。可是，這個支出比例很快便失靈了。“娛樂費用”改成了“市場費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從目前趨勢來看還要上升。常人不難想見，引進外資是一個多么收益豐厚的“宏偉事業”。

　　我們原以為，引進外資是政府部門發展中國經濟、促進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高尚行為。然而，一系列的“洋賄賂”，一個接一個的“官員腐敗”，越來越印證一個簡單的邏輯——很多官員引進外資的持續巨大熱情有著強烈的利己（個人、集團或部門）動機，可謂“無利不起早”。與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風險少之又少。中國市場、也是國際市場一個重要的潛規則——“10%法則”，即項目回扣占總業務額的10%；交易額特別巨大，比如購買美國“兩房”債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這都是國際市場“公開的秘密”。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每年發展中國家進口貿易總金額的5%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還有巨大的“額外收益”，就是“洋賄賂”、“完美賄賂”。

　　于是，以下現象的出現就不足為怪了：有人高唱“在華外資企業就是中資企業”；以不到市場價1/10的價格就把銀行賣給外國人；一大批國有企業為跨國公司“定向破產”；不惜代價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把評級業交給穆迪”；讓美國會計師事務所來“補充審計”；剝離所有壞賬后，讓20%股份獲得100%的經營權；西方經濟危機時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購必須購買國貨，2008年中國政府投入四萬億元巨資刺激經濟，但很多部門在采購設備時，卻優先照顧外企而歧視國貨；等等，一系列在國際關系史、世界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開放事件”在中國持續上演。（江涌） (來源：世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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