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為什么在中國這么紅？

　翰嘯  《中國大形勢》一書作者　

　 　【摘要】：類似巫術的東西終究只能在科學素養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國在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素質不高的現狀正好為哈耶克主義的流行，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論很多，他終生反對社會主義，但他的經濟學思想卻是來源于馬克思；他一生反動道德與社會正義，而他卻曾是芝加哥大學的道德學教授；他三十多年不研究經濟學之后，卻獲得了半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反動福利社會，但卻因為芝加哥大學給的退休金太低而辭職；他的成長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養，而他卻一直為融入英美主流社會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學期間主要學習了三個專業，分別是心理學、經濟學和法律，這三個專業也影響了他的一生，他早年研究經濟學，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貫穿他始終的是心理學，他的每個著作都散發著心理學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個移民在異國努力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哈耶克出生在奧匈帝國，在面積上這是僅次于俄羅斯的歐洲第二大國，在人口上，也僅次于俄羅斯及德意志，是第三大國。但他在英國呆的時間最長。　　

他進入英國時，凱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經濟學家，而哈耶克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毛小子。　　

哈耶克進入英國后，一邊利用通信的方式與凱恩斯交流學術觀點，希望得到凱恩斯的提攜，另一方面卻寫文章攻擊凱恩斯。針對哈耶克對自己的攻擊，凱恩斯認為：哈耶克并沒有帶著‘善意’讀我的書。假如他確實有善意，那他起碼也沒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確。顯然，有一種激情驅使他挑中了我來發動攻擊，但我搞不明白，這種激情到底是什么。”   其實哈耶克挑戰凱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認識到通過挑戰凱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國經濟學界確立自己的位置，而后人認為當時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羅賓斯的慫恿。后人總喜歡將哈耶克與凱恩斯的這段交往稱為“論戰”，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知名學者對學術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雖然哈耶克充滿惡意，但凱恩斯卻顯示出了一個長者的風度，對來自哈耶克的每封來信都進行了耐心的回復。　　

其實凱恩斯對哈耶克的經濟學著作評價甚低，凱恩斯認為“哈耶克的經濟學代表作《價格與生產》是他讀過的最為混亂不堪的東西，從第４５頁往后，幾乎沒有一句健全的命題。他的書證明了無情的邏輯學家如果從一個錯誤的命題出發，最后如何會以進瘋人院而終結”。凱恩斯在哈耶克１９３２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寫道：“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　　

其實對哈耶克評價很低的不僅僅是凱恩斯，就連他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談到哈耶克作為專業經濟學家的表現時也說：“我不贊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我覺得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凱恩斯和弗里德曼對哈耶克的看法也基本上代表了專業經濟學界對哈耶克經濟思想的評價。　　

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其實來源于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演繹，畢竟在當時的德語世界，馬克思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初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哈耶克就講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課程。這對哈耶克影響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講課筆記中稱贊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在他列舉的參考書目中也突出了該書，哈耶克認為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這一部分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邏輯連貫性足以使作者躋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確實是無可挑剔的”。　　

通過對思想源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馬克思，而不是貨幣主義者。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談到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時說：“前幾講闡述的商業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并不是什么新東西。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人們經常強調這一點……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經濟學分析家邁克爾·佩爾曼認為，馬克思認識到了，“信用乃是導致經濟混亂的核心因素……馬克思將他對信用的分析整合進他的經濟理論中。將這一分析聯結起來的關鍵，就是虛擬資本的概念。”———即沒有真實儲蓄作基礎，而由貨幣體系創造出來的資本。佩爾曼概括了馬克思的理論：“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擾亂越嚴重，人們越是無法得到有關經濟的重要信息。關于生產活動的決策就越來越與其基本結構脫節。這會對經濟構成壓力，而這種壓力卻是看不見的。”   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也曾提到過馬克思這一思想，他說：“１９世紀上半葉，這樣的理論曾一度極為盛行，‘虛擬資本’是當時的財經記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觀點。‘虛擬資本’被創造出來，使企業活動無法維持，或使新企業無法完工，最后，這些企業就倒閉了。” 　　

非常客觀的講，馬克思雖然認識到了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干擾，但是馬克思并沒用對這一問題進行展開，也并沒用將其看做是經濟危機最主要的根源，這里面當然是因為馬克思更看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對經濟周期的影響，而對這些枝節性的東西不那么在意，而更實事求是的講，哈耶克的經濟周期理論比佛利德曼的理論要準確，哈耶克強調的是貨幣價格對經濟的影響，而佛利德曼強調的是貨幣數量，兩相對比，顯然貨幣價格對經濟的影響要遠遠大于貨幣數量對經濟的影響，但中國的哈耶克主義者們也很少提及哈耶克這一點，其實在中國也沒有人真懂哈耶克，他們對哈耶克主義的闡釋錯漏百出。　　

除了攻擊當時的學術權威凱恩斯外，哈耶克為了更好的融入主流社會，也開始從其他渠道入手。１９３３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將納粹等同于社會主義，他這樣做其實是想幫助英國政府對抗德國的戰爭宣傳，但被拒絕了。但不久到來的二戰給了他千載難逢的機會， 戰爭幫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國。他在自傳筆記中寫道，“戰爭歲月中在劍橋的那段生活對他“特別有益”，“完成了徹底融入”英國的生活”，“我雖然是奧地利人，但在戰爭狀態下，我完全站在英國一邊”。　　

１９４４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轉折點。這是一本通過妖魔化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向資本主義獻媚的書，可以算做哈耶克融入主流社會最有力的投名狀。在這之前，他是個不怎么知名的經濟學教授。而在這本書出版后一年，他開始有了一些名氣。《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后，繼而在美國出版，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絕，出版社拒絕出版本書，是因為書里面充滿了政治偏見，而且這種偏見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他們認為這本書‘不適合由一家有聲譽的出版社出版’， 盡管他們充分意識到了這本書的銷售前景。”其實這本書也不適合正人君子閱讀。  　　

當然這樣一本與當時的主流意見唱反調的書，也不會有任何報刊發表書評的，《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等，都不可能……，這一經歷也充分地說明當時的思想氛圍。”　　

在美國，這本書受到了廣泛批評，其中最激烈批評來自赫爾曼·芬納的《通往反動之路》。芬納說，哈耶克“的學養不足，他的閱讀范圍也不全面；他對經濟進步的理解是偏頗的，他對歷史的敘述是錯誤的；他的政治學理論幾乎不存在，他的用語也讓人如墜云霧，他對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狀態的理解存在嚴重偏差，他對平民百姓的態度是蠻橫的權威主義的”。他是這樣形容哈耶克和他的這本書的：“崇拜反動的人……邏輯錯亂而自以為是……肆無忌憚的歪曲……無恥的、惡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憐的無知……惡意中傷，不科學……有意識的放肆……對民主人士徹頭徹尾的希特勒式的輕蔑。”當時也有人認為哈耶克“已經不再是一位科學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傳家”。　　

不過哈耶克很自負，哈耶克曾對他的妻子提到，在凱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了。然而，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么回事。凱恩斯去世后仍然是大人物，而且由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變成了一個圣人，而漸漸地，再沒有人還記得哈耶克這個經濟學家了。”曾做過哈耶克助手的庫爾特·洛伊貝和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茲拉賓格爾寫道，哈耶克的研究僅僅“在短暫的時間中沾了凱恩斯的新觀念的光，因而才成為學術界關注的東西”。　　

哈耶克被學術界被拋棄后，他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哈耶克決定去美國，最初打算在愛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謀個職位，但這個大學不接受接受由其他機構資助的學者，他便去了芝加哥大學，在１９６２哈耶克也說，他之所以放棄經濟理論，是因為他覺得，《通往奴役之路》發表后，他在經濟學界已經聲名狼藉了。之后哈耶克更多的是研究社會學問題。   　　

《通往奴役之路》的銷量并不好，也沒有給哈耶克帶來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從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后期一直到１９７４年獲得諾貝爾獎，這期間哈耶克從書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稅沒有一年超過５０００美元，一位記者在１９７５年寫道，“如果有哪年達到５０００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剛出版的兩三年賣出了１０萬本，哈耶克得到３萬美元，到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哈耶克每年從這本書得到的版稅已經很少了。　　

　1950年,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后，哈耶克的頭銜變成了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這有點繼亞當·斯密的后塵，因為斯密曾經也是位“道德哲學教授”。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至1962年。在那兒，他寫出了《自由憲章》，《自由憲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觀似乎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曾自負的認為,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時代》雜志，但該雜志卻甚至不愿意刊登他著作的書評。 哈耶克最后因為財務方面的原因離開了芝加哥大學。因為芝加哥大學要求的退休年齡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這個規定，他還有兩年，也就是到１９６４年他就該退休了。  　　

哈耶克來到德國，接受了弗賴堡大學一個教職。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探討和闡述經濟社會行為中的“自發”秩序。哈耶克開始重建自由主義社會理論，提供了一種自由的個體間進行社會合作的洞見。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提出了他認為人類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將地方政府轉變為準商業性公司，讓他們為爭取公民支持而展開競爭。他們不得不提供一種實現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從而使他們管轄區域內的生活至少跟別的地方一樣吸引人……將政府絕大多數服務活動的管理權重新交還給較小的治理單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種社群精神的復興。”在一次訪談中他又說：“我傾向于將更多權力交給地方當局，而不讓中央政府擁有這些權力，因為公民可以用腳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偉大的理論貢獻之一。自生秩序的術語并非哈耶克發明，而這一觀念來源于老子的《道德經》，哈耶克認為中國老子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無為思想”對哈耶克有著很深的影響，哈耶克對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哈耶克真正開始在媒體上出名是在1972年，這一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由蘇達·謝諾伊編輯的《處境比預料的艱難：凱恩斯的通貨膨脹遺產》平裝本，里面收錄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于是又現身于大眾思想舞臺上了。很多大眾媒體和學術刊物都對這本書發表了書評。《處境比預料的艱難》這本書產生的廣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哈耶克獲得了１９７４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實諾貝爾獎頒給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這樣的異端思想家，對于引導經濟學研究走上新方向也發揮了某種作用。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根本沒有料到，諾貝爾獎會頒給哈耶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幾乎被完全遺忘了。他最后發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憲章》，出版時間是在遙遠的１９６０年。此時十幾年來，哈耶克生活在英語世界之外。而且大約有三十多年，他都沒有寫過經濟學方面的論述了。  從某種程度上諾貝爾獎是鬧了一個笑話，但是本質卻不是這樣。　　

當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正處于最危險的對比之中，當時蘇聯正處于最鼎盛的巔峰時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國的六分之一上升至超過美國，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而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卻陷入“滯漲”之中。受中國影響，歐洲不僅僅出現了年輕人領導的“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也在醞釀中，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和第三世界正紛紛走上蘇聯的道路，或者會“芬蘭化”也就是非共產黨國家卻采取蘇聯政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搖搖欲墜，而且當時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動搖，他們不再相信資本主義，而是開始傾心社會主義。這時候諾貝爾獎不得不將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從歷史的垃圾簍中再次請出來。哈耶克也許不能挽救資本主義，但其對社會主義的妖魔化，也足以讓資本主義再抵擋一陣子，如果再加上諾貝爾獎多年積累的公信力，達到這一點并不難。哈耶克作為一個來自納粹國家的知識分子，終其一生都在為資本主義獻媚。 而諾貝爾獎也繼1970年將其文學獎授予索爾仁尼琴之后，再一次進行了政治投票。　　

１９７４年索爾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時出現在了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哈耶克將《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譯本送給了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看過《通往奴役之路》后給哈耶克寫了封信，他說“幾乎無法相信，一個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卻能跟他一樣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后果”。　　

然而觀念要發揮影響，未必需要大量讀者閱讀過記載這些觀念的書，不過，要獲得最高層次的影響，則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實權的群體來閱讀贊成這些觀念的書。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輕時在奧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時期在英國度過，又在芝加哥大學呆了十幾年，最后，卻是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后，他才在英國大為出名。　　

１９７５年撒切爾夫人成為英國保守黨主席，哈耶克在英國的聲望開始升高。人們不敢直接批評撒切爾，而是將矛頭指向哈耶克。大眾媒體把哈耶克視為撒切爾夫人的幕后大佬。人們指責“哈耶克是這屆政府制訂政策背后的鼓動者，這種政策將使失業人口達到兩百萬，導致眾多企業破產，階級戰爭將會再次降臨。”　　

其實也確實是這樣，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就經常卷入英國的公共政策辯論，他經常給倫敦《泰晤士報》寫讀者來信，出版多種小冊子，發表評論文章。哈耶克認為英國成為一個富強、重要的國家就必須打碎工會的特權，控制通貨膨脹，拒絕社會正義。　　

尤其是１９７８年他贊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不再接納移民的呼吁，他寫道：“任何一個人，如果經歷過那場導致希特勒掌權的暴烈的反猶運動的崛起，都不會反對我們贊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維也納生活的那些歲月，那些有權有勢的猶太人家族是一個受到大家尊敬的群體，所有正派人都會對少數民粹主義政治家煽動的反猶暴亂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加利西亞和波蘭猶太人的突然擁入……卻在很短時間內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他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根本不可能逐漸被同化。”哈耶克把奧地利的反猶運動的興起歸罪于那些‘看起來太不一樣’的波蘭猶太移民，這封來信就招來不下五封批評性響應，人們批評哈耶克 “種族主義實際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錯，他們必須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太顯眼，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們就應該被消滅”。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帶有自我總結的評論到：“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事實上，我也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政治。現在，我就投入精力，幫助撒切爾夫人向工會組織開戰。我寫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倫敦《泰晤士報》專題報道的頭版。在英國，人們把我看成撒切爾夫人的導師，其實我跟她只見過兩次面。我喜歡這個樣子。　　

拋開經濟學專業，其實哈耶克對法律的認識頗有可取之處，他認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這才是對自由的正確理解。  個人主義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為，在一個復雜社會中，任何類似于自由市場的東西，只有在獲得法律、也即國家的保護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場’這個詞也必須永遠放到引號中，因為它永遠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約束或限制，只有借助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夠正常運轉。”以法治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產效率。他的朋友波普聲稱，哈耶克學術生涯后５０年的主要貢獻是闡述了法律對于確立或創建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 其實對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哈耶克主義者們只宣揚哈耶克主張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戲規則方面的作用，而哈耶克的本意其實是如果沒有政府提供法制保護，自由市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惜好經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認為邏輯上走極端是不可能的。必須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劃出一條線來，但他一直致力于說服人們相信，只要向計劃指令的方向移動一寸，就走上了一條收不住腳的路，必然會滑向懸崖峭壁。而對于線到底應該劃在哪兒，他卻語焉不詳，他也始終沒有劃不出這條線來。　　

哈耶克的哲學方法論，強調終極的知識源于內心。在這方面，哈耶克是受維塞爾的影響。維塞爾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種看法：“我們只能從外部觀察自然現象，但我們卻可以從內部觀察我們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這種認識論，我們要了解哈耶克的學術思想及寫作風格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哈耶克主義常常給人一種巫術的感覺，其實大部分看過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嚇住了。他的書往往不是在講理論， 而是通過某些奇怪描述達到讓人們恐怖。哈耶克也許并非一個成功的學者，但哈耶克確實是一個心理學高手。但類似巫術的東西終究只能在科學素養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國在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素質不高的現狀正好為哈耶克主義的流行，提供了適宜的土壤。這也就是哈耶克主義在世界上一直處于邊緣狀態，而在中國卻成了香餑餑的原因所在。　　

不過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昨天的異端會是明天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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