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興起、危害與替代

——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視角及其評價

時間:2010年01月15日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劉志明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tài)興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諸多災難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爭相探討的問題。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盡管有的印著改良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道主義”的歷史痕跡，有的在方法論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但無疑豐富了世界人民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深刻認識，對我們科學認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美國人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對新自由主義的內涵作了這樣的概括：“‘新自由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chuàng)始人，該理論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第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用諾姆·喬姆斯基的話說，“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并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fā)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的經濟調整和改革。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該共識包括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邊際稅率、實施利率市場化、對國有企業(yè)實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個方面。約翰·威廉姆遜還認為，上述“共識”或者說政策工具不僅適用于拉美，而且適用于其他有意開展經濟改革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如果說在“華盛頓共識”出籠前，新自由主義還只是關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種學術或理論探討層面的東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華盛頓共識”在全球范圍內的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當今所謂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范式”。

　　在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鮮事”，“不過是一切舊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延伸與繼續(xù)。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處，那就只是這種舊關系的‘再繼續(xù)’與‘再擴大’。”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也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許多經濟理念尤其是它關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觀點，是一種陳腐的傳統經濟理念。在他看來，中國“構建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的成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關于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美國經濟學家大衛(wèi)·科茨著重從資本主義競爭結構變遷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認為，全球化進程所致的世界資本主義競爭結構的改變是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進程加劇了大公司大銀行競爭壓力的情況下，雖然管制主義從長遠看更能有效促進資本積累，更符合大企業(yè)的長遠利益，但它們卻更急功近利，更傾向于支持任何減輕稅負、放松管制等使其能夠與全球對手進行有效競爭的措施。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大企業(yè)大公司不再支持國家干預并轉向新自由主義，才使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治經濟政策大行其道。此外，他還把工業(yè)化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運動的削弱、國家社會主義的消亡和資本主義長期以來未爆發(fā)大規(guī)模經濟危機視作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三個重要促進因素。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則從理論宣傳的角度闡明了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他認為，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如今之所以變得如此耳熟能詳，是因為這里面有一場廣泛的思想灌輸工作。一些記者或普通國民是消極地參與其中，而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了這項工作。這種曠日持久、潛移默化的強加，通過浸滲，制造了一種真正的信仰。他指出，有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著作表明，在英國和法國，知識分子、記者和商人聯手進行了一項持久的工作，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強行確立為天經地義。因此，在他看來，這種人為炮制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質，無非是“把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最經典的保守主義思想假設，罩上經濟理性的外衣。”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認為，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經濟戰(zhàn)略的根源，是國家權力支持的意識形態(tài)項目的結果，不是市場的自然發(fā)展。

　　二、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災難性后果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實踐，給人類的大多數帶來的是災難還是福音呢？

　　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田”的拉丁美洲，人們發(fā)現，在十多年“模范”遵循“華盛頓共識”制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后，自己國家經濟嚴重衰退、政治劇烈動蕩和社會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曾依靠吸引外資和借外債實現了短暫的幾年繁榮，一度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樣板而大肆宣傳，但是，這個所謂的“樣板”好景不長，1994年經濟增長率就開始起伏不定，1995年后經濟更是面臨大蕭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也一路飆升。進入20世紀以來，阿根廷面臨的是國內企業(yè)破產、資本外逃、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失業(yè)不斷增加等，“崩潰”就是阿根廷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最終代價。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墨西哥一度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所樹立的新樣板，但是馬丁·哈特—蘭茲伯格認為，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只不過是一個炮制出來的神話而已，因為墨西哥的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雖然有所增長，但主要是出口部門的增長。而且其經濟發(fā)展與整個國家和人民日益脫節(jié)：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國家在核心技術上沒有得到自主發(fā)展和進步，環(huán)境受到極大破壞，整個經濟高度依賴外資——這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經濟，極易被世界經濟危機破壞和摧毀。墨西哥學者阿爾瓦雷斯·貝讓這樣總結墨西哥25年來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根據過去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25年來的記錄，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0.17%，這意味著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時間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業(yè)和低工資，數以百萬計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這是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失敗最顯而易見的、活生生的證明。同樣，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圣經”在委內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貧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會分化的加大與腐敗的盛行……，一切好像沒有出路。

　　非洲的情況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對此有詳盡細致的闡述。他指出，二戰(zhàn)后重新獲得政治獨立的非洲在20世紀下半葉一度迎來了自己“發(fā)展的幾十年”，一些非洲國家也確實開始了一個工業(yè)化過程，盡管非洲的這種發(fā)展仍然被限定在資本主義舊的勞動分工框架內，盡管這種發(fā)展從它們開始繁榮的第一刻起，就屬于過去而沒有未來，但它的目標畢竟是鞏固政治獨立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經濟的工業(yè)化。可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各類跨國公司操控非洲實施所謂的“結構調整項目”以來，非洲人民遍嘗經濟衰退、政局動蕩以及各種社會災難甚至整個社會的分崩離析等諸多“苦果”。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以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負數（-0.2%）增長，非洲在全球貿易額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輕描淡寫地把這些只是稱作通向一個美好未來過程中的“痛苦的轉型”，薩米爾·阿明這樣諷刺道：美好的未來在哪里？社會已遭破壞，貧窮日益增長，教育和衛(wèi)生狀況在惡化，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來的條件，也不能幫助非洲的生產者變得“更富競爭力”。

　　蘇聯解體后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式改革的俄羅斯的情況又怎樣呢？用奧列格·鮑爾莫洛夫的話說，其結果就是國家“喪失了以往的經濟實力，國民生產總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亞之后，為中國的一半，美國的1/10”。“公眾還面臨以往聞所未聞的另一種災難：大量失業(yè)。強迫雇員休假即隱形失業(yè)，也相當普遍。此外，不斷加劇的分配不均和持續(xù)降低的國內生產總值使公眾沮喪，社會不滿與日俱增。”

　　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誠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就是20世紀的90年代成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續(xù)到21世紀日本經濟的急遽惡化（多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跌至1%，甚至有幾年為負增長），就是“國家財政危機的負擔不斷轉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經濟生活的日益惡化和不穩(wěn)定”，就是“對勞工保護的法律普遍放松”等等。德國人民的情況也并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應該的”口號下，德國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不人道的社會螺旋型下降”，即人數眾多的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削減，是經濟增長和富裕的德國在20世紀末“真實的”失業(yè)率相當于20%。

　　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什么不能促進世界經濟長期而穩(wěn)定的增長，大衛(wèi)·科茨列舉了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從長期看，由于新自由主義制度具有降低實際工資和公共開支的明顯傾向，它導致了總需求不足這一問題。其次，新自由主義模式放棄了國家反經濟周期的財政和稅收政策，由于縮減社會福利計劃和放寬了對金融部門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觀層面上造成了不穩(wěn)定，并使該體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機和蕭條的沖擊。第三，新自由主義模式加劇了階級沖突，可能會打擊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給人類大多數的災難性后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推行者們的偽善。針對“華盛頓共識”關于“重啟各國經濟增長和擺脫全球利潤停滯”這一許諾，沃勒斯坦是這樣揭露其偽善性的：“工業(yè)企業(yè)的利潤停滯在世界范圍內繼續(xù)存在。各地股票市場的急劇走高不是建立在生產性利潤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機性金融操縱上。世界范圍和各國國內的收入分配都變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別是1%的頂層，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實際收入大多下降了。”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建筑師”們的計劃是什么呢？他們是借西方各國普遍面臨“滯脹”危機，及其他各國掀起改革調整潮流的機會，揮舞“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是推動經濟的基礎”和“惟有市場化才能有效配置資源”等具有蠱惑力的教條，對世界人民經過斗爭取得的福利與進步進行反攻倒算，增進以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一小撮人的私利和大發(fā)橫財的機會。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邁克杰斯尼所說的，實行新自由主義就是使相當一批私有業(yè)者能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黨派及其實施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三、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逆轉、終結與替代

　　進入新世紀，國外左翼和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自己的文章、著作和演講中除了繼續(xù)深入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人類大多數的巨大危害外，越來越多地開始探討西方主流輿論所謂“不可阻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的“逆轉”、“終結”、“替代”與“超越”之類的現實課題了。

　　基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糟糕的經濟表現、各國對無限制“市場”崇拜的幻滅、很多國家中那些更注重社會福利導向的政治力量相繼重新執(zhí)掌政權，以及世界范圍內替代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發(fā)展等事實，沃勒斯坦更是作出了大膽的結論：2008年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死亡之年。他還認為，新自由主義死亡之后，世界將會出現這樣四個變化，即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作用的終結、世界重返高度保護主義、各國重新開始推行凱恩斯主義及重新采取更傾向社會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關于如何和用什么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應該說美國人約翰·卡瓦納、杰瑞·曼德爾等人共同編寫的《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書比較全面記錄下地方的、民族國家的乃至全球范圍內迅速涌現的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思想和行動。在這本書中，他們著重闡述了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建設可持續(xù)發(fā)展社會必須堅持的十項基本的或者說核心的原則，即：以責任制為中心課題的“新民主原則”，承認“本地民族、群體和國家自決的民主權利”的“輔從性原則”，“生態(tài)的可持續(xù)性原則”，作為所有人與生俱來權利的“共同的遺產”的原則，文化、經濟、社會和生態(tài)的“多樣性”原則，“人權”（包括政治權利、公民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等）原則，“工作、謀生與就業(yè)”原則，“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原則、“平等”原則，以及“預警”原則等。

　　英國《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認為，實現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成功替代，首先必須從價值、所有權和民主三方面著手批判新自由主義。他指出，在價值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強調平等原則是自由社會的中心準則。在教育、勞動、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場不可能保證所有人獲得最起碼的保障，只有通過國家的社會再分配政策，才能維護弱者的正當權益。在所有權問題上，也并不意味著財產的私人所有必須采用傳統的資產者所有制形態(tài)，人們完全可以創(chuàng)造出人民所有制形態(tài)。在民主的問題上，他也與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截然相反，他認為，堅持要多一點民主不等于說，我們把現有的代議制民主當作盡善盡美的人類自由的崇拜偶像，民主應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完善和發(fā)展。

　　大衛(wèi)·哈維和伊藤誠等人則認為，盡管“還要做許多工作和宣傳鼓動”，盡管需要“人民群眾的努力”，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國際上通力合作”，但是現在應該是明確提出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時候了。薩米爾·阿明還這樣專門告誡外圍地區(qū)的人民，“既要消除認為發(fā)展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環(huán)境下是可能的這樣的幻想”，也要消除向后而不是向前尋找替代的幻想，只有這樣，“另一個世界，一個更好的世界”，才是可能的。他還指出，在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下，盡管會遭到嚴重的困難，外圍地區(qū)的人民的當務之急還是要努力重建他稱之為“人民萬隆會議”的“南方反對帝國主義和美國武裝進攻的聯合陣線”，在他看來，這在當前才是“真正的替代”。

　　因此，迄今為止，在世界替代運動內，關于所謂“后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解決方案，按照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凱茨的話說，“人們明確提出了兩種相互對立的不同前景”。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替代方案是要推行資本主義的調節(jié)機制，而激進主義的觀點則是要推行平等主義的目標。不過，他也認為，要使這些平等主義的目標充分實現，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消滅貧困和不平等現象所必需的變革。一種沒有帶來社會變革而只要求國家進一步干預的做法，并不能減少人民的痛苦。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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