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生活的時代去五代之亂不遠，唐末藩鎮割據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對他刺激尤深，所以《資治通鑒》從春秋“尊王抑諸侯”的議論開篇，這當然是很不錯的。遭逢天下大亂之后，對于“穩定比動亂好、統一比分裂好”這番簡單的道理，司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卻由此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國家選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與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與其用強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說，與其用能辦事的剛健有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個好處，就是他雖不能辦事，但也不會生事，他雖不“為人民服務”，但也不至于擾民，如此政權才會穩定，天下才會永遠太平。

　　司馬光

　　他在通鑒開篇就這樣議論說：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比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其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沛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者茍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資治通鑒》

　　在司馬光看來，秦的制度就是盡用“強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強”，因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擾民、病民，與民爭利——但是，我們一定要記住，司馬光這里所說的“民”，絕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實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過，司馬光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紳”。司馬光站在鄉紳的立場上，他是希望國家與鄉紳分權，即地方由鄉紳按照鄉規民約來治理，而國家官員們只要用詩詞歌賦養養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轉而追求一個立足于地方分權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司馬光所追求的“分權”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權的前提就是承認特權，所謂分權，也就是說必須給特權階層留下特權之余地。用司馬光的理論來說，庸人和笨蛋當官便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即使不與特權階層沆瀣一氣，但也絕不至于去動他們的奶酪，即使他想動，也如“乳狗搏人”，最終必為特權階層所制。

　　在司馬光的政治對立面王安石看來，宋代積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問題，宋的制度，從根本上違背了秦以來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員選拔機制是完全非理性和無效率的，因為它的“選拔標準”是把選拔庸人作為目的，從而不可避免地把說假話、廢話和空話以及寫大塊文章作為選拔干部的標準，而把財政、稅收、司法和軍事能力視為危險的歪門邪道，而如此選出來的一定是一大批廢物。這種以選拔“庸人”為標準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壞人。

　　南宋的葉適則在《外稾》中感嘆說：秦所選之官，皆為“強人”，而宋所選之官，則皆為“廢人”。宋根本沒有資格批判和嘲笑秦，因為“秦之失在于強，而今之失，則在于弱矣”。

　　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將主宰多久》中說，治理國家有兩種方式：高端戰略和低端戰略。所謂高端戰略，就是依靠國家稅收，雇傭職業官員治國理政;所謂低端戰略，就是不依靠統一的國家稅收養職業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貴族(主要是統治者的親戚)自治，甚至讓他們在自己的領地里建立軍隊，只要他們能夠召之即來，那么國家就不必支付軍隊的費用，并用稅收來維持一個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來，從公元前1000年起，東西方都逐步發生了從“低端戰略”向著“高端戰略”的制度演進—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從“封建”向著“郡縣”的制度演進，在東方，這一制度的飛躍是以秦的統一為標志，而在西方，則是以羅馬帝國的形成為標志。

　　莫里斯說，中華文明第一次開始領先世界，就是從秦始皇開始，因為秦比羅馬更早完成了從低端戰略向高端戰略的制度飛躍，正是在此基礎上，中華文明最終在隋唐時代超越了西方。但是，從宋代開始，士大夫階層的君子與小人、事功與義理爭辯乃至新舊黨爭，對中華文明的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回響不絕。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必須帶有清醒的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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