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史學派”的偉大奠基者宮崎市定氏，曾經發出過令人感慨萬千的疑問：自公元10世紀就跨入了“近代”門檻的中國社會，為什么到了19世紀依然還不得不再次重復“尋求富強”的“王安石命題”?中華文明何以會在“近代轉變”的門檻上徘徊了近9個世紀之久?在他看來，在諸多歷史原因中，“王道”對于“富強”的深刻制約，正是一個關鍵性的要素。

　　自儒家思想從“經學”的束縛中獨立解放出來之后，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就走了另外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簡而言之，這便是追求“王道”。什么叫做“王道”?“王道”當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大學之道在親民”，故離開“親民”，也便無所謂“明明德”，也就無所謂“王道”。

　　魏源曾經這樣說過：“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語。而要概括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莫過于抓住追求“富強”與實踐“王道”這個基本矛盾。從王安石、張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務自強運動，乃至國民黨的建國運動，撮其要旨，其實也就在于“尋求富強”四字而已。簡而言之，也就是“富國強兵”。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現代財政金融制度相聯系的國家科層官僚制度、科學教育制度和軍事制度，即這里的要害就在于動員、改造上層，變革中國社會的領導力量。

　　中國當然需要改革，中國當然渴望富強、需要富強，正如嚴復所指出的，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離開了“富強”，“王道”往往就會流于空談，國家便會陷入積貧積弱，而這也確是宋儒以來中國文明的一個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話說回來，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顯然也并不在于簡單的“富強”，而在于怎樣才能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在于怎樣才能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而說到底，這才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今天看來，無論求富強還是求王道，我們都離不開馬克思，因為僅靠我們祖宗的遺產，確實解決不了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自宋代以來，中國面向富國強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個目標，就是財政與金融，具體說，就是歷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貨幣政策”。

　　所謂消極的財政政策，是說國家對民生與產業，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則;所謂“短缺性的貨幣政策”，就是以貴金屬為幣，而明代中期錢糧改銀之后，白銀主要依靠海外進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貨幣政策”一變而為“依附性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中國國家的發展便總是會缺錢。

　　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夠在16世紀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國，實現富強，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則在于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財政金融革命，從而把商品經濟轉變為信用經濟、資本經濟。而貨幣由“交換的中介”轉變為以國債為基礎的銀行券，則是這一革命性轉變的突出標志。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馬克思最懂資本主義，馬克思也最懂得富強之道，而這一點，確是我們中國的歷代先賢所不能比擬的，這也正如馬克思對于金融和資本的研究，是有經濟學以來的各路經濟學大師所不能比擬的一樣。

　　不過，我們更需知道，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不王道之富強”罷了，如果沿著這條道路照走不誤，一切“后發國家”不僅不能實現“富強”，而且還會陷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叢林法則，其結果不僅僅是亡國，而且更是“亡天下”。

　　歷史和實踐都已證明，要把富強與王道統一起來，要克服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僅憑“改革”、僅憑改造上層、發動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國學者的問題是，對美國和西方霸權、霸道之實質既了解不深，對王道傳統興趣又不大、記憶幾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長，習人之強，反難免兩頭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擔憂之事。

　　無論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強”道路，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與其說將來世界上都要看中國，還不如說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國如何去克服王道與霸道相沖突這個難題。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強”的東西，與中國“最好”的東西成功結合起來，我們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復活封建主義、買辦資本、腐敗、兩極分化這些東西，正如歷史上的中國，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國，若只求富強，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強。

　　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果然能夠在“王道”的基礎上實現“富強”，從而為人類發展開出一條新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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