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屬于“硬書”之類，中華書局新版(2011版)便有20卷之巨，讀完甚為不易，讀罷能夠讀出頭緒來，則更非易事。
這套書的第一卷，講的是自戰國到漢初，即周威烈王到漢惠帝，亦即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189年間的事。這第一卷的主題，若用一句話來概括便是：士為知己者死。
“士”是什么?士是戰國時代的社會主體。陶希圣概括說，士即“耕戰之士”。又戰斗來又生產，士是由健樸的農民中選拔出的戰士，士，也就是武士。
錢穆說：“故封建時期，可稱之為‘農民集團的武裝墾殖的活動時期’，昔年蔣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見解。”他還說：“西周時代的封建，其實是一種耕稼民族的武裝開拓與墾殖。這種華夏的耕稼城郭之國，在西周以前就有。”
什么是“國”?“國”就是城郭、城圈之意，將開墾的土地周圍掘土成堤，堤上種樹，使人不能越過，此謂之“封”。封信、封門、封疆、封建，都是從這里來的。
魏源說，中國自古為居國、行國，而中國變成“海國”，這是鴉片戰爭之后的事。
什么是“居國”?居國就是城邦之國，古代中國的國家，就是城市國家或“城郭”的國家，中國古代的城邦與西方相同，人民只是在勞作時離開城郭，日落依舊回城郭休息。相對于國，村落則是在漢代之后方才大規模在北方出現，村落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為政策的“屯田”的產物，“邨”的寫法本身，正說明了它與屯田的關系。
戰國時代，正是武裝農民的墾殖活動達到高峰的時代，也是武士為主體的時代。
《資治通鑒》第一卷寫的就是這個時代，它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武士形象：如豫讓、吳起、侯嬴、曹沬、毛遂、藺相如、聶政、荊軻、信陵君、項羽、田橫等，故這第一卷，完全可以看作一部《武士傳》。
中國自古有兩個“兵窩子”，一曰湘，一曰晉。“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楊度1903年一首《湖南少年歌》，算把湖南這個“兵窩子”寫絕了，但此洋洋一篇，恐還是不敵一句山西民諺：“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明代以降，名曰“晉商”的武裝商隊縱橫歐亞大陸，要做成這種買賣，沒有武裝押運、沒有尚武精神是不行的。
而中國自古把農民組織成為兵，便是從晉文公行軍事編制之法開始的，商鞅變法倡導“農戰”，只不過是把晉的強國之道用于當時還很落后的秦。
《資治通鑒》第一卷，正是從“三家分晉”寫起，從豫讓這個小人物寫起。
豫讓，是中華民族正史上第一個失敗的豪杰、敢于撫哭叛徒的吊客、“雖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英雄。他是戰國時代第一個武士。
豫讓為什么執意要為智伯報仇?在這個問題上，《資治通鑒》與《史記》的回答是全然不同的。司馬光的回答是：為了維護君臣之道，即“忠臣不事二主”，但司馬遷的回答卻是：“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即為了維護人格與信義，為了維護、傾聽自己的良心。
什么是我們先民的精神?梁任公在寫于1904年10月的《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總結說：“其余諸美德，尚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職守重于生命，然諾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譽重于生命，道義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
中國的“武士道”就產生于戰國時代之三晉大地，日本的武士道是從中國學去的。可惜，漢立之后，中國的“武士道”就衰亡了。故項羽與田橫，可算是中國最后的武士，田橫五百士的集體自殺，就標志著一個時代—“士的時代”的結束，而從此之后，武士遂被“文士”—士大夫階級所取代。漢代末期，漢人已不愿或不能當兵，最終鬧到了“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這又哪里是憑白無故的呢?
“士大夫”與士絕不相同，士大夫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士大夫階級的出現，恰標志著“士”的消失與墮落。
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而說到中國的脊梁，士大夫階級則往往總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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