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的光輝歷程為基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里極為重要的工作;而推動財政與金融領域的改革，則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入了新階段、新境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為“主心骨”加強、改善黨對于意識形態和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我們取得事業勝利的保證。

　　文化領導權與新的世界共識

　　目前，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面對新挑戰，必須清醒認識到：第一，目前，中國遇到的發展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市場問題。發展的問題，也不是僅僅通過經濟和市場的手段就可以克服和解決的，因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五位一體”的新發展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作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部署。第二，今天遇到的發展問題并不是用西方的那一整套話語、包括發展經濟學的話語就可以解決的。西方的道路和經驗值得參考，但那種認為中國只不過是處于它們發展歷史上的某一個階段，照抄一下它們的道路和經驗就可以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強調要堅持、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這些年來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前地增強了自身的硬實力。歷史和殘酷的現實都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硬實力是不行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和進出口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位居第一。不過，中國也存在不足和危機，很突出的一點就是：硬實力講得多，軟實力重視得少，經濟方面講得多，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生態文明講得不夠，導致的結果是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覺反而有所下降，最終暴露出經濟發展的合法性的問題。

　　當然，若沒有硬實力作基礎，軟實力就是虛的。但是，如果在今天中國有了硬實力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還不重視政治合法性和軟實力建設，長此以往，就不僅僅是喪失文化自覺和政治自信的問題了。當前流行的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法國大革命就發生在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時期，但是正如馬克思在同時期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所揭示的，當時主導法國的上層利益集團相互之間已經發生了裂隙，大地產商與金融集團之間存在矛盾，而中小企業主與大地產商和金融集團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而法國的政治領導人卻沒有注意從協調各階層矛盾的角度，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設的領導權，更遺憾的是：法國的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不但沒有戰略眼光去注意到這一點，而是一門心思去做那些破壞法國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在沙龍和媒體上散布極端情緒，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所以有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文化人掀起的革命” 的說法，是因為法國實際上是在沙龍和媒體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經濟發展的勢頭也是這樣被終止的。這也說明了當年的法國為喪失文化領導權所付出的代價。

　　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大趨勢是：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美國總體實力相對下降，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有利于我們。但是，在人類歷史即將發生大轉變的關頭，我們尤其需要以警醒的目光和警覺的心態注視著世界格局的變遷。與當下美國相比較，就會發現中美兩國在同一時期工作、建設的著力點是不太一樣的，這就警醒我們：在總體實力即將發生變化的關鍵時刻，尤其要保持頭腦清醒，更不能小看了奧巴馬的“價值觀戰略”，奧巴馬上臺的時候，美國正面臨著金融危機并陷入伊拉克戰爭的泥潭，美國的形象一下子變得很糟。奧巴馬上臺之后，轉變了思路和戰略，一改美國一貫提倡實力和經濟總量的做法，開始大講西方政治和文明的先進性，努力占領世界意識形態的制高點。

　　總體來看，奧巴馬上臺之后打了四張牌：第一，環境牌。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類根本利益和人類未來”的制高點上，哥本哈根環境峰會是美國由金融危機之后的全面被動轉向主動的第一步，通過這一步，奧巴馬把人類發展的根本困境，由嚴重的貧困問題、嚴重的世界不平等和經濟差別轉到了“地球變暖”上來，并進一步把“溫室氣體排放危害全人類”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頭上。第二，東亞牌。東亞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增長點，美國經濟要恢復發展，就必須主導東亞并從東亞經濟增長中撈取最大的“便宜”，所以他的這張牌就是挑動亞洲各國之間以及某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領海和領土爭議，然后再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者”角色，從而一改美國一貫的以強凌弱的戰爭販子形象，搖身一變成為東亞地區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乃至小國利益的保護者。日本右翼政權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重回“脫亞入歐”的“明治道路”，成為美國“價值觀外交”的積極“擁躉”。第三，貿易牌。他不是把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歸結為美國高收入、高負債造成的企業外包和外逃，更不是歸結為美國長期通過發行國債維持的高消費，而是歸結為所謂的“貿易不公正”——即他所說的：美國的貿易伙伴是通過剝削勞工方才實現了廉價產品的出口以及大規模的貿易順差。這樣一來，只有3億人口的美國卻幾乎無償地消費著世界最廉價的商品這種不公正現象就被掩蓋了，美國人均占有并消費的資源是中國的20倍這個巨大的不平等被掩蓋了，而奧巴馬倒是因為假惺惺地“同情勞工處境”，反而成為被一些左派人士熱捧的“社會主義者”，風頭出盡，人情作足。正因為今天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打著“勞工神圣”的旗號，于是他便由不勞而獲者成為了公平正義的代表者，甚至成為了弱勢群體代言者。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國金融危機歸結為以高債務驅動高消費的資本主義發展痼疾，甚至不是歸結為華爾街金融騙子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的投機詐騙，而是歸結為中國等國家的高儲蓄造成的高流動性，引起了金融泡沫，最終使美國受害。這種荒唐邏輯一舉把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奧巴馬上臺后，在經濟方面不是沒有成績(他在油頁巖等新能源的開發方面就很有成績)，但他最主要的著力點卻是放在了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生態和重新修復美國發展道路、美國制度和美國意識形態合法性這個“大窟窿”上。通過工作重心和著力點的轉移，他幾乎成功地把美國由一個反面典型，重新樹立為“政治正確”的典范，起碼是改變了他上臺之初美國發展方式被全世界唾棄的極為被動的處境，重新為美國發展方式披上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外衣，全力去掌握當今世界發展的話語主導權;而一旦有了這種政治正確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國的問題轉嫁給中國和世界，可以變經濟上的被動為主動。坦率地說，奧巴馬上臺后的一系列“組合拳”，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決定經濟、政治引領經濟，通過爭取政治主動來改變經濟被動的例證。

　　當然，美國從金融、外貿、環境和外交等四個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從意識形態上全面否定中國發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國發展的成就。概括起來說，美國今天的戰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實力不斷下降的同時，轉而通過掌握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扮演公平正義化身的形象來遏制中國經濟發展，以其所謂巧實力和軟實力來打擊中國的硬實力。關于這一點，大家可能都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

　　當今世界的發展告訴我們，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空前增強的同時，必須審時度勢、從戰略高度出發，切實增強全社會對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以從根本上改變工作中長期存在的“一手軟、一手硬”的大問題——而在這個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必須肩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以清醒的自覺，為宣傳、研究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是，必須承認，恰恰是這一方面的既有工作成效十分令人慚愧。必須直言不諱指出：第一，馬克思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的權威，曾經深刻地論述過信用與虛擬資本以及與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反對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馬克思本人從沒有反對把生產資料以金融的方式組織起來，從沒有反對資本為勞動和勞動者服務，馬克思一貫倡導破除金融和資本壟斷、不斷創新金融民主化、資本為勞動服務的道路，但是面對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試問：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中可曾有人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振聾發聵地揭示金融危機的根源，國家重點扶持的馬克思主義學科，可曾對當今世界和資本主義的深刻變化作出了馬克思那樣的深刻揭示。毛澤東同志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曾經指出，經濟學離開了哲學，就會成為“沒有思想的經濟學”，甚至流于統計;而哲學離開了經濟學，就變成了教條和空話，這些話對于我們改造學風和文風，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第二，面對中國燦爛的歷史、近代的屈辱、現代的復興，中國可有李約瑟、宮崎市定那樣的學者，以恢弘的視野和深刻的問題意識，提出并致力于回答“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何以走向偉大復興”這個根本命題。第三，面對中國持續發展和美國持續衰落的大趨勢，建立在舊世界基礎之上的舊的思想文化共識已不再適用，因此，只有立足于當今世界轉變的現實，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識和普適價值，而中國的文化領導權，只有在積極參與制定新的世界共識的基礎上才能確立——但我們今天可有這樣的理論自覺、文化自覺與自信?可有這樣的知識準備并開始付諸行動?

　　學術應該講政治，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必須講政治。而講政治是指學術必須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目標，并深刻呼應當今世界和人類歷史大轉變這個政治背景。相反，我們的教學和研究長期存在著一種令人感到不滿和憂慮的情況，并集中表現為形式主義泛濫。學風、文風敗壞是當前最為嚴重的問題，而這就是最大的不講政治，因為它掩蓋了根本的問題——文化領導權的失落。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學面臨的根本問題，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經費缺乏，因為絕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除了那些必須進行大規模基層調研的項目)，其實是不需要大筆經費的。當然，這么講絕不是反對給予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研究項目以國家資助，而是要在做出成果后，對那些確實引起社會反響、確實解決了問題的研究給予資助和獎勵，但當前的機制卻是相反。以行政下撥的方式運作大筆的科研經費，不僅效率不高，而且易生腐敗，長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團瓜分經費，而學者的精力都用在申請項目上、利用關系評獎邀虛名上，沒有心思去做研究。

　　中央倡導要切實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這是面對危機和挑戰作出的戰略回應——但中國當前的研究和教學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時間緊迫、形勢逼人，我們應該警醒起來。自省是形成自覺和建立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沒有自省，就沒有自覺。

　　相對于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美國的學術更關心天下興亡，比我們更講政治。而關心天下興亡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體現。古人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所以，要增強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首先就要從自己做起，從對工作的自我批評做起，從改造學風與文風做起，從自省做起，甚至是從知恥做起，此所謂“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

　　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價值多元，并不是指價值相對，更不是指價值虛無。在人類歷史上，價值觀從來就是千差萬別的，但卻總有一種價值觀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真理。在當代中國，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即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觀出發，才能正確地觀察和理解當今世界，正確地看待中國當前的改革與發展。

　　早在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我們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同民主問題有關。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說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民主。”①今天，對于自由和民主的問題，并沒有像小平同志所告誡的那樣“著重講”、“講清楚”了，也沒有使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民主觀深入到人心。

　　“著重講”、“講清楚”的關鍵，一是要簡明扼要，二是要理直氣壯。簡而言之，就是必須著重講、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理論基礎，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價值觀，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僅把他人當作手段和工具，而且也當作目的”——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概括的話，就是“為人民服務”。

　　應該清醒地看到：一個時期以來，比較流行的觀察中國與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義”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核心是：把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把政治與經濟對立起來、把個人與共同體(集體)對立起來;同時，它又把國家、政治和共同體理解為負面的、保守的和壓迫性的因素，而把社會、經濟和個人理解為正面的、積極的、解放的和自由的因素。以這種機械的、割裂的方法來觀察中國和中國的改革，就會得出如下結論：中國的改革進程，就是釋放個人、社會和經濟領域里的“自由”，并以此來反抗國家的、政治的和共同體的“專制”與“壓迫”的過程。

　　這種觀察方法的明顯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國長期改革與革命的歷史，同時，也不符合當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現實。中國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是開始于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實際上，馬克斯·韋伯、列寧和宮崎市定等人，都是這樣看待中國長期的改革與革命的。在他們看來，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國家與社會的結合，政治與經濟的結合，而不是對立;正是為了增強國家能力、提高國家治理效率，才啟動和推動了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各種改革，因此，這樣的改革也叫“變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變法為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改革推動政治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化，因此，這是一個互相促進、彼此推動的過程，而絕非一個互相對立的過程。從中國長期歷史上看，國家會為了提高效率和治理能力以及對抗外侮的能力而積極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而經濟改革則又反過來推動政治效率的不斷提高;無論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其共同目標都是提高效率、增強競爭力和能力，以及激勵和約束管理者。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改革與發展的基本特征實際上也是如此。而“自由主義”方法的一個明顯缺陷，便在于對“國家”的簡單化的、非歷史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發生的“債務國家”這種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礎上的，即國家以稅收為抵押，把財政和金融權力讓渡給一個壟斷金融資產階級，這種“債務國家”的政治形式，以1910年美聯儲的形成為重要標志，其實質是壟斷金融集團支配國家并掠奪世界人民，國家淪為金融資本的工具。而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大、區域發展差異非常大的國家，本來就存在著各種非常強大的社會利益集團，如果不能把各種不同的階層、地方和民族利益通過國家這個平臺結合起來，那不但國家發展不好，而且還會導致四分五裂、軍閥混戰，這是中國長期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深刻教訓;所以，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是中國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當然，這種經驗也符合俄羅斯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的實際。列寧說，俄羅斯究竟能否發展，就取決于其國家建設的成敗，即能否建設一個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階級廣大利益的國家平臺，也只有在這樣的平臺上，民主才能有效展開，這就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的主旨。歷史證明，列寧的論斷是符合俄國實際、具有遠見卓識的，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的經驗教訓來看，國家建設、增強國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國政治的強項，也是中國發展的基本保證，而不是阻礙。

　　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關于國家建設問題的著作《Nation Building》中指出，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失敗，這個觀點代表了他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思。其實，如果我們客觀地去思考，就會發現，當前西方社會所陷入的深刻危機，十分鮮明地表現為“國家的失敗”;其實質就是“債務國家”這種政治形式的失敗，更嚴格地說，目前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已經破產了，淪為了典型的“失敗國家”(其中，日本國債是其GDP的200%，美國是100%，歐盟是80%);當前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根本問題，首先是巨額國債壓力下的國家破產、政府破產，而一個債臺高筑的政府，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與自由對立起來，這從根本上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馬克思畢生追求自由，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最為典范的自由理論著作。但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無論康德還是馬克思，他們對“自由”的理解，與今天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不同。自由是康德所說的一項“命令”，它使我們能夠、乃至必須從“他人”的角度去展開思考，因此，所謂自由，也就是不僅為“我”，而是能夠乃至必須為“他人”做些什么，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不僅要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當作目的，實際上，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社會主義。

　　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首先取決于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形成——如果我們把這種社會共識稱之為自由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這種“社會共識”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滿足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論的基礎上，而必須建立在對他人的包容、關懷，以及從“他人”的立場和視野來思考問題，乃至為他人服務的基礎上。

　　在這里，我們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個關于“自由與必然”的著名的命題。康德說：如果從經驗論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騰;如果從自我論的角度來說，人最大的悲哀，其實也不過就是“自己死了但錢還沒花了”而已。可見，真正促使人類不屈不撓、樂觀奮斗、頑強拼搏的理由，從根本上說，就既不是經驗和功利主義、也不是自我中心論，而恰恰相反——從人類整體和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每個人其實都是在不自覺地為他人、為后人而工作和創造著，盡管這種勞動和創造的成果是其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個人其實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為他人勞動和創造，所以，也只有從他人的角度出發、只有接納和包容他人的視野，所謂“社會”才會存在，而這就是“使人成為人”的事物，這就是我們為之珍視和驕傲的“自由”。

　　康德在談論人這個物種所獨有的自由秉賦時說：“這種情形永遠都是令人驚異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為了后來世代的緣故而在進行著他們那艱辛的事業，以便為后者準備好這樣的一個階段，使之能夠借以把大自然作為目標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惟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進這所建筑物里面去的幸福，雖則他們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經(確實是無意地)為它辛勤勞動過，但他們的祖先們卻沒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經準備過了的這份幸福。盡管這一點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同時它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們一旦肯承認：有一類物種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為有理性的生命類別，他們統統都是要死亡的，然而，這個物種卻永不死亡、并且終將達到他們的秉賦的充分發展。”②

　　這種不僅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當作目的的自由，并不是從經驗論和自我中心論的角度能夠發現的，所以，康德把它稱為一項“命令”以及人所以為人的“天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必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樣地，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但是，卻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躉。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作為偉大的學者，他也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去分析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

　　顯然，西方世界確實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自稱為“社會”的領域，但是，馬克思卻把它看作商品社會異化的產物，他認為這個強大的社會領域是由一系列“中間人”、代理人構成的。因為商品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孤立的，他們作為私人勞動者，彼此之間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個人之間，只有通過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才能建立起聯系。因此，在商品社會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產者，而是交換法則的制訂者和中介者。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們知道，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有一個極大的份額是屬于那些中間人的，就經濟來說，他們是金融業者、證券交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他們把營業的利潤吸去了;就民法來說，律師是法律當事人的寄生品;就政治來說，議員比選民重要，大臣比主權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者重要;就宗教來說，上帝被中間人推到了幕后，中間人被牧師們所橫奪，這些牧師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和牧羊者之間充作不可避免的中間人。”

　　馬克思指出，中間人、代理人階層通過壟斷社會交往法則、經濟交換法則，實際上支配著國家與社會，從而成為實際上的管理者——這是現代西方社會統治的特點，即在這個社會里，真正支配著經濟的并不是商品生產者，而是投資和交換法則的制訂者(金融業者和證券交易者)，真正支配著政治的不是選民，而是代表和議員，真正支配著法律的不是正義，而是律師，真正支配著輿論的不是民意，而是媒體，真正支配著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師和教會。

　　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盲目“擁躉”們不同，馬克思從來沒有抽象地談論“社會領域”，更沒有把它視為“價值中立”的領域，在他看來，“社會”日益成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獨占力量，這絕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馬克思關注交換價值獲得了獨立性這個問題，其實是說：這個所謂“價值中立的領域”并不中立，而是有著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特殊利益者構成，這是馬克思分析現代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視點。

　　今天，獨占性的“社會領域”在西方還有一個經濟學的名稱——服務業。當下，西方經濟—社會危機的一個特點是，伴隨著高福利、高收入、高齡化陷阱，第一產業一派凋敝，而“服務業”繁榮昌盛。于是，伴隨著經濟危機日益繁榮的是媒體噱頭的空前火爆，不但選舉成為媒體戰，而且傳媒業的發展推動了黨派政治的墮落，以至于面對著“財政懸崖”，美國兩黨還在打嘴仗，民主變成了無政府。兩房按揭破滅了，律師們卻大賺其錢，制造業失敗了，華爾街則大獲全勝，最終國家和社會變成失敗者，只有中間人、代理人階層獲利。

　　可見，當前西方社會遇到的問題，恰恰是由于其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造成的，突出表現為：其一，國家建設方面的失敗;其二，以“社會”名義出現的“中間人”、代理人階層的獨占。而高國債導致國家破產、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嚴重失衡則是其鮮明表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視，無法看到目前危機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們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迷惑，也就會同樣看不清世界和中國的形勢。

　　今天，對于網購所引發的商業革命有所感觸的人們都會意識到，馬克思所說的抑制“中間人”利潤所帶來的生產力解放，這也令我們想到，20世紀初亨利·福特所提出的，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以使得工人可以買得起自己生產的小汽車的“福特主義”。但是，美國的金融壟斷集團反對福特，反對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帶動消費的福特方案，他們主張人們向銀行貸款，以負債的方式促進消費的泡沫化發展道路，而后一條道路使利潤歸于銀行家這個最大的“代理人”和“中間人”階層。

　　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點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看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生活，都要靠勞動來創造。馬克思指出，中間人—代理人階層、價值“中立”的領域，指的是議會、代表、壟斷金融機構、媒體、律師，他們雖然代表著社會在分工中的發展與進步，但是，始終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當他們成為一個不代表市民社會生產和交換的領域，而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時候，代理制、代議制、代言制和代表制，也就成為生產和交換的破壞性力量。當現代西方社會忽視了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是個特殊的食利和利益階層，而聽任這個只代表自己利益的中間人階層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大的時候，整個社會就異化了、失衡了，這才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問題所在。

　　因此，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要重建社會和市民社會，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將簡單的代議制、代表制，變成普通勞動者的參與制。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運動是英國大憲章運動的發展，因為它有一個偉大的創舉——這對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對人類歷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項特權變成了一項勞動，政治和管理工作作為一項勞動，跟一般社會生產勞動沒有區別。

　　當前，群眾對干部腐敗問題非常不滿。有人提出通過給官員加薪來抑制腐敗，但是這不切實際。在反腐敗的治本之策中，一是以堅持和實踐群眾路線來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二是馬克思和列寧首創的民主方略，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提出的措施：必須在各級人大和黨代會當中，不斷增加普通勞動者、一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代表的比例，以群眾路線和普通勞動者的積極參與來破除代議制、代理制的僵化，以使代表制度不被權力和金錢所綁架，不被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所獨占、壟斷。

　　同時，我們必須保持頭腦更加清醒，西方發展方式的一個嚴重教訓，就是提醒我們不能放任經濟的自由發展，而必須要保證產業的安全，這就包括按照國家產業發展的規律，對三大產業的比例進行合理的調控。盡管中國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也必須注意使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發展保持在合理的比例，特別要防止虛擬經濟和服務業比重過高。

　　任何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都不是靠在媒體上喊口號以及娛樂演出來拉動的，也不是靠打官司訴訟以及炒地皮、炒股票來實現的。德國是當前西方表現最好的經濟體，其工業產出占GDP的30%以上，這表明，沒有一個堅定的實體經濟和創新產業隊伍，片面地發展服務業，最終造成一個“中間人”階層的獨占和壟斷，這樣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必然會導致不合理的經濟—產業結構。

　　同時，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人民群眾最不滿的，不僅僅是干部腐敗，而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在多次民調中，“兩極分化”不斷擴大被視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兩極分化既包括干部問題，又不僅僅限于干部問題，目前證券業者、股市操縱者、不良律師、媒體制造的明星，他們的收入與一般老百姓之間存在著日益嚴重的差別。作為代表和支配著著社會交往和商品交換法則的群體，他們也必須受到國家和人民的監督，收入也應該攤在陽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稅收調節制度所規范。經濟改革的要害是財政和金融改革，財政改革的要害是稅制的改革，筆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經濟民主和我們真正需要的社會主義民主。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

　　事非經過不知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波瀾壯闊，歷經千辛萬苦，今天，中國偉大的事業，離不開千千萬萬年輕人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往開來。對于廣大年輕人來說，只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萬苦和曲折艱難，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感受“每一步”的來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認同這條偉大道路;而只有自覺繼承前人大無畏的歷史首創精神，才能真正確立起我們的自信。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獨創性的，這種獨創性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六個字：“有計劃，按比例”。其中，“有計劃”是一切社會主義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國的獨創和中國特色的鮮明表現。

　　在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所謂“有計劃”，也就是指在國民經濟布局中有計劃、跨越式地優先選擇發展重工業，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也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所選擇的普遍道路。而中國社會主義探索的特色在于提出了“按比例”——即將國民經濟劃分為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大部類，提出這三大部類之間必須“按比例”彼此促進、協調發展;同時，更進一步堅持：農業是三大部類的基礎，只有糧食增產，才能為工業化提供原料和口糧，只有農民增收和擴大消費，才能反過來極大地促進并加速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如果只強調“有計劃”，而忽視了“按比例”，那就會出現蘇聯、東歐那種片面發展重工業的“一邊倒”，這不但會造成經濟結構的不協調，而且對當時中國那樣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來說，這樣一條片面發展重工業的道路也是很難走得通的。

　　1951年，陳云同志在《必須十分重視城鄉交流》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農民增加了收入，購買力也就增加了，就要向城市購買工業品。這個問題解決了，農民就喊毛主席萬歲。這個問題一解決，農民增加了收入，實際上也就推銷了城市的工業品，減少了失業工人，減少了失業救濟，同時也增加了稅收。所以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陳云的講話，進一步地概括了在“農輕重”之間，應該“按比例”彼此促進、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

　　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其中第一條講的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這篇講話，第一次把“農輕重按比例”協調發展的思想上升到“中國特色”的高度，他指出：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不太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此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農業，發展農業，相當大程度上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今天看來，提出“農輕重”三大部類“按比例”協調發展，同時又提出按照“價值規律”促進城鄉商品交換的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核心，而我們后來的諸多探索、創新——包括今天依然稱為工作重點之一的“調結構”，實際上都是從這簡單的三個字發展來的。我們絕不能小看了這三個字，陳云同志在1979年就曾一言中的地概括說：“‘農輕重’的排列，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是從改革開放時代的1979年肇始的。1979年3月，陳云同志發表了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文章，在重申“中國特色”的基本特征是“有計劃、按比例”的基礎上，這篇文章首次把“按比例”，創造性地闡述為必須在“計劃與市場”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而不僅是此前所強調的在“農輕重”之間保持比例)。文章指出，優先發展什么、著力發展什么、乃至跨越式地發展什么——這當然就需要計劃，但是，實現和落實計劃，卻不應僅僅依靠計劃指令、行政命令，在很多時候、在許多經濟領域，采用市場的手段——即以利潤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價值規律為杠桿——更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更有利于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而長期采用行政命令、計劃指令的方式實現發展目標，造成我們經濟工作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陳云還進一步指出，所謂“調結構”，不僅僅是指以前那種著力去保持“農輕重”之間的比例，而是必須調整我國經濟領域里“計劃與市場之間的不協調”這個“根本問題”。文章還提出了調節經濟的兩種方式：即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后者是“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而只有很好地把這兩種方式協調起來——這才可以叫作真正的“按比例”。文章指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將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了《堅持三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完整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鄧小平指出，我們之所以要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是因為“發展生產力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最本質的東西”，更是因為有些別有用心者，他們根本不打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堅持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搞他們所謂的“政治改革”，這種觀點的實質是：“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謂的‘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針對的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逆流，這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進一步闡釋：之所以要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因為搞經濟建設必須具備國內外兩個條件——只有國際環境緩和，我們才能具備改革開放的外部條件，只有國內環境穩定，我們才能夠一心一意謀發展。反之，如果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敗壞了，社會價值觀混亂了，中國社會就會再次出現一盤散沙乃至社會動蕩的局面，“一盤散沙還搞什么建設?什么也搞不成!”。鄧小平指出：良好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正確的價值觀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政治基礎和根本政治動力，而要保持這個經濟發展的根本政治動力，從制度上說，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一步把“按比例”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層次，深刻地闡述了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三者之間彼此聯系、互相協調的關系。這篇講話是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的，因此，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展開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企業是市場的主體，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加企業活力，其理論指導是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其具體突破點是：充分重視價格杠桿的作用，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進行全面的價格改革。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將這條道路與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并舉，稱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

　　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總結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教訓，歸納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報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確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聲，這個決定體現出的壯士斷腕的雄心壯志，將永載史冊。但是，改革的道路從來是不平坦的，由于受歷史條件限制，當時所制定的一些具體的經濟體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由于沒有比較好地注意在財政與信貸之間保持比例，也沒有比較好地注意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密切聯系，甚至沒有照顧好“農輕重”之間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對于這一點，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已經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評。

　　實際上，早在1988年10月，陳云同志就對“價格闖關”式的片面發展方式表達了深刻的憂慮，在《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了“按比例”——即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在“農輕重”之間，特別是在財政與信貸之間要保持適當比例，而從政治上、根本上說，就是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系，因為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就等于離開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價格闖關”就會罔顧人民群眾和社會的承受能力，而那樣搞的結果就是沒有穩定。如果銀行和金融部門不顧國家的財政能力而亂放貸，那就勢必造成通貨膨脹，財政與金融這兩只手配合不好，必然會出亂子。陳云指出：我們過去工作的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以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

　　199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同志發表了題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使命》的重要講話，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走向成熟，也標志著我們通過總結前進道路上的經驗教訓，終于攻克了經濟體制改革這道難關。講話的主要貢獻是：其一，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論斷，它將“按比例”協調發展，上升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之間保持協調的新層次，從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其二，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高屋建瓴地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括為簡明扼要的一句話：“計劃經濟要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從而在理論上解決了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個難題。

　　理論的創新需要制度的創新來保證。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決定》回答了這樣一些根本問題：其一，什么是市場調控?怎樣進行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怎樣體現并發揮有效作用?對此《決定》指出，通過創新稅收和金融手段來實現這一點。這包括以分稅制替代地方財政包干制，實行轉移支付制度，以有效調節各地方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金融改革，厘清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之間的關系，使其在維護金融安全、保障貨幣穩定，促進國家經濟戰略目標實現，實現投資盈利三個方面各司其職。其二，怎樣在市場化改革中保障勞動者、弱勢群體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決定》指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企業養老和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統一的社會保障機構。因為只有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才能穩定，改革才能深入。其三，怎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決定》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決不是搞“私有化”，而是以融資—債務—利潤這一整體性的現代經濟機制，來替代計劃指令和行政命令的舊的企業管理方式，以此解放生產力。

　　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強有力的頂層制度設計，破解了長期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難題，結束了簡單的計劃指令型經濟模式和長期在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徘徊摸索，成功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極大地解放發展了生產力，為我們戰勝此后的亞洲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使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使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越來越有競爭力，中國經濟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崛起，令世界矚目。

　　2003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一千美元，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在20世紀末達到人均800美元的期望，中國經濟增長跨上了一個重要的臺階。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新的挑戰、新的問題，這突出地表現為：第一，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下降。黨的領導能力，建立在深入群眾、密切聯系群眾、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的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同時，黨的領導能力建立在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參與能力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礎上。如果概括起來講，黨的領導能力，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的密切結合和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加強黨的領導能力、增強綜合國力以及更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要全面、客觀地理解市場經濟，就必須懂得：商品經濟的發展，將勞動者轉化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商品生產者，這個過程會造出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并使得這個階層成為商品交換的組織者、商品交換法則的運用者和掌握者，無論是馬克思、馬克斯·韋伯、杜克海姆還是毛澤東，他們都是從辯證的、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因此，他們都認識到：當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成為一個獨占性的特殊利益階層的時候，現代社會就異化了。經濟學的發展深刻指出：分工并不總是促進交換，分工更造成社會分化。而當前之所以出現了看病貴、養老難、上學難、打官司難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因為商品社會里沒有“免費的午餐”，即一切社會交換、社會交往活動，都要被掌管著這些交往規則的中間人收費，而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巨大利潤，就是這樣被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拿去了，而一般老百姓卻往往沒有能力去享受這些以市場社會組織者面目出現的代理人和中間人所提供的收費高昂的社會服務。而一旦國家迷信市場萬能，放手讓這樣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去組織社會，那么，社會就一定會分化為少數能夠享受市場服務者以及大部分被市場服務排除在外的人。而今天的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要善于利用市場機制，而不能反過來被市場機制所利用，這是破解今天社會問題的要害。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說我們是成功掌握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這首先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樣認識到：市場領域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市場機制從它誕生起，就有著在人民與國家之間兩頭贏利的強大本能，就有著分化瓦解國家與社會、分化瓦解社會共同體的本能。只有承認這一點，看到這一點，才算是科學的態度。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市場瓦解了原有的社會組織，把人們拋入風險之中，而另一方面國家則由于調控能力下降，卻無法去幫助那些在風險競爭中淪為弱勢群體的人們，那我們的工作就被動了;如果某些中間人、代理人階層，他們處心積慮地把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群眾斗政府，把“國退民進”作為自己贏利的手段和借口，那么我們就要警惕了;而如果面對這種局面我們麻木不仁、聽之任之，或者束手無策，長期無法通過改善黨和國家的工作而加強我們工作，那我們就危險了。

　　中國能不能發展、能不能穩定，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要看黨和國家能否真正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強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否真正增強了人民群眾的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就在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怎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問題。所謂加強黨的領導，其實說的就是黨必須牢牢把握改革開放是市場經濟的方向，要加強黨的領導能力，使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向著“利國利民”而不利于“中飽之人”的方向發展。加強黨的領導能力的關鍵在于：黨能否堅持群眾路線，即黨能否切實加強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為人民服務這個能力，而在今天，這尤其是指如何利用市場經濟、駕馭市場機制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說到底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關鍵是：我們要能夠駕馭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制度，而不是像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資產階級政黨，淪為“拜物教”教徒——即拜倒在自己所創造的制度面前，反過來被自己的創造物所駕馭、所支配。如果僅僅是把一切都推給市場去“服務”，那任何資產階級黨派都能做到這一點。

　　必須認識到：能否建立和創造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能否駕馭和利用市場經濟，而不是被市場經濟所駕馭和利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只有厘清這兩個區別，才能真正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優勢，才能在這種自覺的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我們的自信。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市場在經濟活動中是決定性因素，而黨是經濟發展方向的決策者，是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保衛者。保證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就是使稅收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金融和投資為勞動、為勞動者和實體經濟服務。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年來“艱苦奮斗”講得不夠，而且往往簡單地把“過日子”、“過好日子”當作了時代口號甚至奮斗目標。

　　當然，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但是，這種過好日子，絕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了今天不管明天。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一千美元，但這離發達國家、甚至離中等發達國家還差得遠，離我們的奮斗目標還差得遠。中國面臨的問題還很多、且十分嚴峻：兩億農民進城，但如果進城后安置不好，那就會發生城市里激烈的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沿海和東部地區實現了大發展，但如果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那么邊疆就沒有穩定，國家甚至有分裂的危險;自從1840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打過我們，如果我們的國家沒有能力，如果人民只知道過自己的小日子，那我們就忘記了南京大屠殺這血的教訓，如果中國的目標僅僅是致富，但富而不強，那么早晚還是會挨打。因此，不能為了眼前的增長、眼前的好日子，就忘記了增長不等于發展，忘記了粗放型的增長、結構失調的活力不是活力，因為如果那樣，最終經濟發展會亂套，我們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會使發展不可持續。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它的內容極其豐富，但說到底，科學發展觀講的就是如何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吃好喝好”與艱苦奮斗、粗放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搞建設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但如果只強調改善生活忘了建設，長期講先治窩、后治坡，那就十分地片面;因為這樣一來改善生活就沒有了堅實的基礎，持續發展就更談不上。不能忘記陳云同志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的告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過高、過快。還是那兩句老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涵偉大而豐富，但無論我們大家如何去闡釋，都不能離開兩個基本經驗：其一，在開拓創新的道路上，要始終堅持“有計劃、按比例”的協調發展;其二，要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既要發展市場經濟，又要能夠駕馭市場經濟;既要搞民生，又要搞建設，既要立足現實，但又要為理想而奮斗。任何自信，都不能僅僅建立在眼前的好日子的基礎上，只有明白我們未來會更美好，將來的發展會更偉大，這樣才能有真正的自信。

　　歸根到底，自信的基礎就是自強。沒有自強，就沒有自信。首先是黨要自強，黨必須重新煥發出壓倒一切敵人，不為任何敵人所屈服的戰斗精神;其次是13億中國人民要自強，不能滿足于過眼前的好日子，而是要重新煥發出艱苦奮斗、艱苦創業的英雄主義精神。哲學家羅素1965年在他的名著《中國問題》中曾經說：“中國人民歷經磨難，是他們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歷史已經證明了中國的成功，讓我們祝愿中國繼續成功!”這個話說到了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

　　發展經濟的關鍵在于“理財”與“生財”，即在于財政與金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把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點，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境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黨和人民一定能夠重新煥發出英雄主義精神，克服改革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做好財政和金融改革這篇曠古未有的大文章。

　　1949年，毛澤東同志曾將中國革命的勝利稱為“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們應該重溫他當時的告誡：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再過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③回顧歷史，倍感前人創業之艱難，我們只有倍加珍惜走過的每一步，并始終把腳下的“每一步”看作“第一步”，才能穩步地、不屈不撓地達到自己的目標。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④

　　注釋

　　①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0頁。

　　②[德]伊曼努爾·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6頁。

　　③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1935年。

　　④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Why Are We Confident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n Yuha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 unprecedented hard power. But it has made inadequate efforts towards issu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must size up the situation, take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whole society'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theory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pitalism,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mitigate the risk of grow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keen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two jobs at once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ach"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material progress on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e should develop market economy and be able to manage it;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stay rooted in reality, and struggle for the ideal.

　　Key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cultural leadership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人文地理學，中國政治、經濟史。主要著作有《我們的時代：當代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知識的戰術研究：當代社會關鍵詞》、《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文學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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