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多元，并不是指價值相對，更不是指價值虛無。在人類歷史上，價值觀從來就是千差萬別的，但卻總有一種價值觀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真理。在當代中國，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即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觀出發，才能正確地觀察和理解當今世界，正確地看待中國當前的改革與發展。

　　早在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我們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同民主問題有關。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說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民主。”①今天，對于自由和民主的問題，并沒有像小平同志所告誡的那樣“著重講”、“講清楚”了，也沒有使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民主觀深入到人心。

　　“著重講”、“講清楚”的關鍵，一是要簡明扼要，二是要理直氣壯。簡而言之，就是必須著重講、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理論基礎，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價值觀，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僅把他人當作手段和工具，而且也當作目的”——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概括的話，就是“為人民服務”。

　　應該清醒地看到：一個時期以來，比較流行的觀察中國與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義”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核心是：把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把政治與經濟對立起來、把個人與共同體(集體)對立起來;同時，它又把國家、政治和共同體理解為負面的、保守的和壓迫性的因素，而把社會、經濟和個人理解為正面的、積極的、解放的和自由的因素。以這種機械的、割裂的方法來觀察中國和中國的改革，就會得出如下結論：中國的改革進程，就是釋放個人、社會和經濟領域里的“自由”，并以此來反抗國家的、政治的和共同體的“專制”與“壓迫”的過程。

　　這種觀察方法的明顯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國長期改革與革命的歷史，同時，也不符合當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現實。中國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是開始于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實際上，馬克斯·韋伯、列寧和宮崎市定等人，都是這樣看待中國長期的改革與革命的。在他們看來，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國家與社會的結合，政治與經濟的結合，而不是對立;正是為了增強國家能力、提高國家治理效率，才啟動和推動了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各種改革，因此，這樣的改革也叫“變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變法為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改革推動政治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化，因此，這是一個互相促進、彼此推動的過程，而絕非一個互相對立的過程。從中國長期歷史上看，國家會為了提高效率和治理能力以及對抗外侮的能力而積極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而經濟改革則又反過來推動政治效率的不斷提高;無論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其共同目標都是提高效率、增強競爭力和能力，以及激勵和約束管理者。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改革與發展的基本特征實際上也是如此。而“自由主義”方法的一個明顯缺陷，便在于對“國家”的簡單化的、非歷史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發生的“債務國家”這種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礎上的，即國家以稅收為抵押，把財政和金融權力讓渡給一個壟斷金融資產階級，這種“債務國家”的政治形式，以1910年美聯儲的形成為重要標志，其實質是壟斷金融集團支配國家并掠奪世界人民，國家淪為金融資本的工具。而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大、區域發展差異非常大的國家，本來就存在著各種非常強大的社會利益集團，如果不能把各種不同的階層、地方和民族利益通過國家這個平臺結合起來，那不但國家發展不好，而且還會導致四分五裂、軍閥混戰，這是中國長期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深刻教訓;所以，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是中國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當然，這種經驗也符合俄羅斯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的實際。列寧說，俄羅斯究竟能否發展，就取決于其國家建設的成敗，即能否建設一個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階級廣大利益的國家平臺，也只有在這樣的平臺上，民主才能有效展開，這就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的主旨。歷史證明，列寧的論斷是符合俄國實際、具有遠見卓識的，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的經驗教訓來看，國家建設、增強國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國政治的強項，也是中國發展的基本保證，而不是阻礙。

　　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關于國家建設問題的著作《Nation Building》中指出，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失敗，這個觀點代表了他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思。其實，如果我們客觀地去思考，就會發現，當前西方社會所陷入的深刻危機，十分鮮明地表現為“國家的失敗”;其實質就是“債務國家”這種政治形式的失敗，更嚴格地說，目前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已經破產了，淪為了典型的“失敗國家”(其中，日本國債是其GDP的200%，美國是100%，歐盟是80%);當前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根本問題，首先是巨額國債壓力下的國家破產、政府破產，而一個債臺高筑的政府，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與自由對立起來，這從根本上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馬克思畢生追求自由，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最為典范的自由理論著作。但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無論康德還是馬克思，他們對“自由”的理解，與今天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不同。自由是康德所說的一項“命令”，它使我們能夠、乃至必須從“他人”的角度去展開思考，因此，所謂自由，也就是不僅為“我”，而是能夠乃至必須為“他人”做些什么，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不僅要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當作目的，實際上，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社會主義。

　　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首先取決于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形成——如果我們把這種社會共識稱之為自由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這種“社會共識”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滿足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論的基礎上，而必須建立在對他人的包容、關懷，以及從“他人”的立場和視野來思考問題，乃至為他人服務的基礎上。

　　在這里，我們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個關于“自由與必然”的著名的命題?？档抡f：如果從經驗論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騰;如果從自我論的角度來說，人最大的悲哀，其實也不過就是“自己死了但錢還沒花了”而已。可見，真正促使人類不屈不撓、樂觀奮斗、頑強拼搏的理由，從根本上說，就既不是經驗和功利主義、也不是自我中心論，而恰恰相反——從人類整體和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每個人其實都是在不自覺地為他人、為后人而工作和創造著，盡管這種勞動和創造的成果是其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個人其實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為他人勞動和創造，所以，也只有從他人的角度出發、只有接納和包容他人的視野，所謂“社會”才會存在，而這就是“使人成為人”的事物，這就是我們為之珍視和驕傲的“自由”。

　　康德在談論人這個物種所獨有的自由秉賦時說：“這種情形永遠都是令人驚異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為了后來世代的緣故而在進行著他們那艱辛的事業，以便為后者準備好這樣的一個階段，使之能夠借以把大自然作為目標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惟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進這所建筑物里面去的幸福，雖則他們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經(確實是無意地)為它辛勤勞動過，但他們的祖先們卻沒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經準備過了的這份幸福。盡管這一點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同時它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們一旦肯承認：有一類物種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為有理性的生命類別，他們統統都是要死亡的，然而，這個物種卻永不死亡、并且終將達到他們的秉賦的充分發展。”②

　　這種不僅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當作目的的自由，并不是從經驗論和自我中心論的角度能夠發現的，所以，康德把它稱為一項“命令”以及人所以為人的“天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必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樣地，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但是，卻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躉。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作為偉大的學者，他也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去分析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

　　顯然，西方世界確實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自稱為“社會”的領域，但是，馬克思卻把它看作商品社會異化的產物，他認為這個強大的社會領域是由一系列“中間人”、代理人構成的。因為商品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孤立的，他們作為私人勞動者，彼此之間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個人之間，只有通過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才能建立起聯系。因此，在商品社會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產者，而是交換法則的制訂者和中介者。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們知道，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有一個極大的份額是屬于那些中間人的，就經濟來說，他們是金融業者、證券交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他們把營業的利潤吸去了;就民法來說，律師是法律當事人的寄生品;就政治來說，議員比選民重要，大臣比主權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者重要;就宗教來說，上帝被中間人推到了幕后，中間人被牧師們所橫奪，這些牧師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和牧羊者之間充作不可避免的中間人。”

　　馬克思指出，中間人、代理人階層通過壟斷社會交往法則、經濟交換法則，實際上支配著國家與社會，從而成為實際上的管理者——這是現代西方社會統治的特點，即在這個社會里，真正支配著經濟的并不是商品生產者，而是投資和交換法則的制訂者(金融業者和證券交易者)，真正支配著政治的不是選民，而是代表和議員，真正支配著法律的不是正義，而是律師，真正支配著輿論的不是民意，而是媒體，真正支配著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師和教會。

　　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盲目“擁躉”們不同，馬克思從來沒有抽象地談論“社會領域”，更沒有把它視為“價值中立”的領域，在他看來，“社會”日益成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獨占力量，這絕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馬克思關注交換價值獲得了獨立性這個問題，其實是說：這個所謂“價值中立的領域”并不中立，而是有著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特殊利益者構成，這是馬克思分析現代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視點。

　　今天，獨占性的“社會領域”在西方還有一個經濟學的名稱——服務業。當下，西方經濟—社會危機的一個特點是，伴隨著高福利、高收入、高齡化陷阱，第一產業一派凋敝，而“服務業”繁榮昌盛。于是，伴隨著經濟危機日益繁榮的是媒體噱頭的空前火爆，不但選舉成為媒體戰，而且傳媒業的發展推動了黨派政治的墮落，以至于面對著“財政懸崖”，美國兩黨還在打嘴仗，民主變成了無政府。兩房按揭破滅了，律師們卻大賺其錢，制造業失敗了，華爾街則大獲全勝，最終國家和社會變成失敗者，只有中間人、代理人階層獲利。

　　可見，當前西方社會遇到的問題，恰恰是由于其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造成的，突出表現為：其一，國家建設方面的失敗;其二，以“社會”名義出現的“中間人”、代理人階層的獨占。而高國債導致國家破產、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嚴重失衡則是其鮮明表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視，無法看到目前危機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們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迷惑，也就會同樣看不清世界和中國的形勢。

　　今天，對于網購所引發的商業革命有所感觸的人們都會意識到，馬克思所說的抑制“中間人”利潤所帶來的生產力解放，這也令我們想到，20世紀初亨利·福特所提出的，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以使得工人可以買得起自己生產的小汽車的“福特主義”。但是，美國的金融壟斷集團反對福特，反對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帶動消費的福特方案，他們主張人們向銀行貸款，以負債的方式促進消費的泡沫化發展道路，而后一條道路使利潤歸于銀行家這個最大的“代理人”和“中間人”階層。

　　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點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看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生活，都要靠勞動來創造。馬克思指出，中間人—代理人階層、價值“中立”的領域，指的是議會、代表、壟斷金融機構、媒體、律師，他們雖然代表著社會在分工中的發展與進步，但是，始終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當他們成為一個不代表市民社會生產和交換的領域，而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時候，代理制、代議制、代言制和代表制，也就成為生產和交換的破壞性力量。當現代西方社會忽視了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是個特殊的食利和利益階層，而聽任這個只代表自己利益的中間人階層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大的時候，整個社會就異化了、失衡了，這才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問題所在。

　　因此，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要重建社會和市民社會，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將簡單的代議制、代表制，變成普通勞動者的參與制。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運動是英國大憲章運動的發展，因為它有一個偉大的創舉——這對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對人類歷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項特權變成了一項勞動，政治和管理工作作為一項勞動，跟一般社會生產勞動沒有區別。

　　當前，群眾對干部腐敗問題非常不滿。有人提出通過給官員加薪來抑制腐敗，但是這不切實際。在反腐敗的治本之策中，一是以堅持和實踐群眾路線來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二是馬克思和列寧首創的民主方略，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提出的措施：必須在各級人大和黨代會當中，不斷增加普通勞動者、一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代表的比例，以群眾路線和普通勞動者的積極參與來破除代議制、代理制的僵化，以使代表制度不被權力和金錢所綁架，不被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所獨占、壟斷。

　　同時，我們必須保持頭腦更加清醒，西方發展方式的一個嚴重教訓，就是提醒我們不能放任經濟的自由發展，而必須要保證產業的安全，這就包括按照國家產業發展的規律，對三大產業的比例進行合理的調控。盡管中國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也必須注意使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發展保持在合理的比例，特別要防止虛擬經濟和服務業比重過高。

　　任何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都不是靠在媒體上喊口號以及娛樂演出來拉動的，也不是靠打官司訴訟以及炒地皮、炒股票來實現的。德國是當前西方表現最好的經濟體，其工業產出占GDP的30%以上，這表明，沒有一個堅定的實體經濟和創新產業隊伍，片面地發展服務業，最終造成一個“中間人”階層的獨占和壟斷，這樣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必然會導致不合理的經濟—產業結構。

　　同時，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人民群眾最不滿的，不僅僅是干部腐敗，而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在多次民調中，“兩極分化”不斷擴大被視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兩極分化既包括干部問題，又不僅僅限于干部問題，目前證券業者、股市操縱者、不良律師、媒體制造的明星，他們的收入與一般老百姓之間存在著日益嚴重的差別。作為代表和支配著著社會交往和商品交換法則的群體，他們也必須受到國家和人民的監督，收入也應該攤在陽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稅收調節制度所規范。經濟改革的要害是財政和金融改革，財政改革的要害是稅制的改革，筆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經濟民主和我們真正需要的社會主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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