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推出了量化寬松(QE)的貨幣政策，至今釋放了大約12萬億美元，其中約4萬億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2013年以來，隨著美國經濟形勢好轉美聯儲即將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傳聞，大量資本從新興經濟體流出，5月以來約三分之一投入到金磚四國債券市場的資金撤走，除人民幣外，其余三國貨幣均大幅度貶值。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恐慌，不約而同的聯想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8月24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表示，國際社會要預防可能出現的新興市場全面危機,“IMF在必要情況下將提供援助。”

　　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類似的危機已經發生過不只一次。甚至可以說此類危機已是一種常態。在這方面，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給我們做了詳盡而寶貴的介紹。

　　《新自由主義簡史》出版于2005年，是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前兩年，那時幾乎還無人敢于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權威。大衛•哈維在書中重點介紹了1997年東南亞和韓國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的墨西哥債務危機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所有這些危機以及其他介紹得相對簡單的經濟金融危機有著幾個共同點：這些國家都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方案;美國提高利率導致資本大量流出;接受了IMF 的緊縮藥方(同樣是新自由主義的藥方)從而使經濟狀況更加惡化。

　　當前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一幕正是從前所有這些經濟金融危機的重演，只不過是否也會造成巨大損失，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必然帶來動蕩，則是由歷史證明了的、毫無疑問的定論。對此，《新自由主義簡史》有具體的闡述。

　　但是大衛•哈維并沒有把自己局限于描述歷史。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從多個方面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的歷史背景，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化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增長放緩甚至破產、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反民主傾向， “新自由主義化唯一能宣稱的全面成功在于緩和與控制了通貨膨脹。”

　　大衛•哈維還敏銳地捕捉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實質。他寫道，“新自由主義就是將一切都金融化。這一過程深化了金融，后者從此不僅掌控其他一切經濟領域，而且掌控國家機器和日常生活。……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金融系統的完整性就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關心的根本議題。”前邊提到的幾個經濟、金融危機的案例，無不反映了這一實質性內容。正是出于維護金融資本利益的需要，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強烈要求開放國際收支帳戶，而在一個開放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都將部分甚至全部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失去控制資金流動的經濟手段，一旦出現任何問題便束手無策。

　　但是《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分析不夠深入，如譯者在后記中所寫道的那樣，“哈維并不是要在理論思辯的層面上與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家們展開論爭，”《新自由主義簡史》的寫作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興起和意義。”甚至在書中，哈維幾次重申，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是不一致的。事實上，哈維的這一觀點缺乏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恰恰是完整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實踐的破產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破產。

　　關于新自由主義學說的理論實質，大衛•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學說激烈反對政府干預理論，……政府有關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決策注定錯誤，因為政府所能獲得的信息無法與市場信號所包含的信息對稱。”對新自由主義理論核心內容的這一概括是準確的，例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便斷言道：“據說，私人自由企業經濟具有固有的不穩定性。聽其自然，它會產生繁榮和蕭條這種周期性的循環。……這些論點完全是錯誤的。……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預。”

　　對市場自發性的崇拜在經濟學中起源于重商主義衰落之后，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的自發性足以保證實現最大的福利，就是所謂“看不見的手”。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寫道，“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根據他的勞動價值論，價值是生產商品消耗的勞動，所以“最大價值”從而最大的福利也就是最充分的就業和商品數量的最大化。

　　可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解與這一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因為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勞動價值論。當代主流經濟學繼承了“看不見的手”，但是內容全變了，因此也喪失了幾乎全部合理性。在當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最終能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同時所有市場主體都實現了效用最大化，既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所謂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而若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則必然同時實現了市場均衡，也就是存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這就是所謂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這一理論實際上是對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式辯護。借助帕累托最優的結論，市場拜物教完成了從充分競爭市場到一般均衡、再到所有當事人效用最大化的演變，市場就這樣成了萬能的神。也如同對神一樣，對市場的崇拜在信徒中是無條件的，似乎市場能解決一切。對市場自發性的信仰是得救的前提;一般均衡是市場經濟的天堂;而帕累托最優就是天堂里的幸福。三位一體，不可分割。

　　這種理論隱含著一個重大矛盾：一方面它認為每個市場活動參與者都追求自己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卻始終認為市場由“供給需求”的關系調節，而不是由利潤調節。事實上，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利潤最大化從而生產是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均衡分析時刻圍繞著的是生產和分配完成之后，市場參與者在交換過程中達成均衡。顯而易見，這種排除了生產過程的均衡與亞當•斯密的理論是根本不同的。

　　這種一般均衡的理論前驅實際上是薩伊，他提出過著名的薩伊法則：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對此馬克思諷刺道，“讓•巴•薩伊由于知道商品是產品，就斷然否定危機。”馬克思指出，“有一種最愚蠢不過的教條：商品流通必然造成買和賣的平衡，因為每一次賣同時就是買，反過來也是一樣。……這種教條是要證明，賣者會把自己的買者帶到市場上來。……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由于商品交換是以貨幣流通作為中介，商品的買與賣并不同時發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供給會自動帶來需求。

　　此外，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交換是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兩者的統一。商品生產并分配之后，從價值量上講供給與需求是一回事，但是價值量的相等顯然不等于使用價值也必然滿足市場參與者的不同需求。但是從薩伊以來的均衡分析的實質，都忽視了這一重要事實。在主流經濟學的均衡分析，實質上就是證明在任何要素或產品的初始稟賦條件下(也就是在就是產品不論以何種方式分配結束后)，需求方提供的各種產品數量與供給方提供的各種產品數量完全一致而已。這其實是不言自明的：在商品交換中，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產品來交換別人的產品，因此每一個人都既是賣方也是買方，所以總的用來賣的產品數量與用來買的產品數量必然是一致的。這絲毫說明不了每種產品的數量都是恰好能滿足供給與需求的均衡的。主流經濟學想當然的認為在商品價格的調整下，任何數量的商品最終都會供求平衡。事實早已經證明，這是不現實的。

　　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少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人物也表達過對薩伊法則的否定態度。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于大蕭條之后，直接與薩伊法則論戰。書中這樣寫道，“古典學派把故事中的經濟當作現實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結論應用于后者。古典學派錯誤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對于一門科學來說，恐怕很難有更為刻薄的批評了。凱恩斯繼續寫道，“該學說所得到的結論和沒有經濟學知識的普通人所預期的結論具有很大不同之處給它帶來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實踐上的嚴酷和難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優越性。它的可以被作為宏大而符合邏輯的上層建筑的基礎使它具有學術上的瑰麗。它能把社會上的許多不公正之處和明顯的殘酷事實解釋為在進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變這些事態的企圖解釋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統治者的贊賞。它為資本家們的自由行動提供理論的根據，使它能得到統治者背后的主要社會力量的支持。”

　　“新劍橋學派”代表人物瓊•羅賓遜和約翰•伊特韋爾在《現代經濟學導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中秉承一般均衡理論的“新古典綜合派”論戰，其中具體指出，“靠錯了再試的現實過程形成價格模式時，在最后模式建立以前，一些貨物必定按某一價格或其他價格賣掉。對于需要和愛好不同的人們來說，收入的真實購買力受他們必須支付的價格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于是想象中的均衡位置(如果最后價格一旦形成，它就會建立起來)已經不存在了。”也就是說事實上市場均衡是無法實現的。而談到私人自由企業的作用，即使首先提出企業家創新理論的熊彼特，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也指出，企業家創新“這種社會職能的重要性正在喪失，即使經濟過程本身——企業家精神是主要推動力——繼續不減緩地進行下去，在今后，其重要性必定還會加速喪失。這是因為，一方面做不屬于熟悉的日常事務的事情現在比過去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在已經習慣于經濟變革和不但不抵抗變革而且作為當然之事接受變革的環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經濟進步日趨于與個人無關和自動化。”

　　除了把生產排除在外，均衡分析還存在著另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在效用最大化的幌子下，把分配問題也排除在外。在這個理論中，不論分配是如何進行的，總能實現均衡，實現帕累托最優。對此，谷歌首席經濟學家瓦里安在他的名著《Microeconomic Analysis》中直言不諱地寫道，“注意帕累托效率的概念作為規范性概念是相當弱的;一個分配如果是只有一個當事人得到了經濟中所有商品而其他當事人一無所獲，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這里假定獲得所有商品的當事人沒有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最優與效用最大化實際上沒有太大意義，只不過是用來表明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能夠實現均衡，而且不論分配方式、分配結構如何，這個均衡都對所有人都最有利。從這一立場出發必然導致對收入差距的辯護。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這樣寫道，“貨幣收入的差異抵消了在職業和行當的其他特征方面的差異。”在承認了收入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先天賦予的能力和財產”之后，弗里德曼赤裸裸地宣稱，“僅就它本身而論，它不能被當作為一個道德的原則，而它必須被當作為是一種手段或一種原則的后果，例如自由的必然結果。”

　　所以，任何一種分配方法都得到承認，只要不與市場機制發生沖突。通過市場交換，收入微薄的貧困戶和一擲千金的闊綽老板的效用都最大化了，整個社會都最優了，——而且，任何企圖改變分配格局的嘗試都不會是帕累托最優的，也就是說，讓闊綽老板讓出一點來給貧困戶是不正當的。這是多么正義的結論啊!

　　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也逐步顯露并嚴重起來了。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于2012年12月發布的《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2010年中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 0.61，而且報告非常坦率地承認和指出，“初次分配導致的收入不均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自然結果。……現階段中國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市場競爭部門的收入差距。……市場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基尼系數最高，而市場經濟最落后的西部地區基尼系數最低。”貧富差距拉大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在微觀經濟學的市場迷信基礎上，宏觀經濟學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市場有足夠的能力維持自我平衡。事實證明，這種自由主義的教條一旦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就會導致災難發生。南美的經驗特別突出的證明了這一點，阿根廷、智利等國都曾經深受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苦，尤為可怕的是苦難還遠不只是經濟方面。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指出，“新自由主義者偏向專家和精英的統治。政府強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裁決，而不是民主和議會的決策。新自由主義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機構與民主壓力隔離開。由于新自由主義理論聚焦于法治與對合憲性的嚴格闡釋，因此沖突和對立就必須通過法院調解。任何問題的解決或補救方案都要由個體通過法律系統來尋求。”最鮮明的事例，就是新自由主義者與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的緊密合作。一向不屑掩飾立場的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2002年版前言中寫道，“政治自由，盡管為人們所企求，卻不是經濟和公民自由的一個必要的條件。……在某種情況下，政治自由會促進經濟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卻會約束經濟和公民自由。”

　　新自由主義就是在“自由”的幌子下，強行推進市場化，制造出了無數災難，而它的所作所為卻僅僅是維護金融資本和一小撮人的利益。對市場的過度崇拜，無疑是在意識形態上為這一目的服務的。對此，人們需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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