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是信用體系缺位

　　中國近代以來為什么落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發展了商品經濟、貨幣經濟卻沒有發展出信用經濟，因此也就沒有能夠先于西方發生工業革命。

　　從長期的歷史來看，中國宋代之后就進入商品經濟階段了。陳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史略論稿》中說，中國唐代開始，江南地區就是商品市場經濟為主體，這里的原因是：南方土地資源少，所以只能靠做買賣——就這么簡單。斯密的《國富論》，曾把中國推為市場經濟的典范，只不過他說的那是與小生產相聯系的市場經濟。

　　中國有市場經濟，小生產者一直在進行充分的競爭，商品經濟也很發達，明代起就形成了十大商幫，卻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沒有信用投資制度。陶希圣說，這是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商人縱橫南北，獲利很大，根本不必投資于生產就可以發財。

　　而西方社會之所以發生了工業革命，原因很多，但最關鍵的一點是因為列國爭霸，從而發生出戰爭國債制度，也就是說西方的信用經濟，首先是作為戰爭經濟的產物而發生。隨后，它對于那種負債經營——deficit-financing的企業發展模式，起了重要作用，從而促進了工業革命那種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

　　沒有信用體系的建立，絕不會有工業革命，絕不會有大規模的產業革命的發生，絕不會有大規模的國內、國際市場的建立。但是，西方發展出信用機制，起初卻不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進行工業革命，而是為了籌錢打仗。從發生的那一刻起，信用體系既可以用于促進生產和交換的擴大，也可以用于窮兵黷武、發債打仗。

　　魯迅先生說，我們的祖宗很懶，凡事都找容易的對付，而把困難統統留給子孫后代。這話很對。我認為，祖宗們干的最不負責任的一件事，就是從來就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家當，好像皇帝從來就搞不清自己有多少老婆，所以就不知道應發多少貨幣、收多少稅為好，根源在于國家沒有獨立的信用體制。明代萬歷九年一條鞭法之后，以銀為幣，銀主要依靠進口，所以，信用的命脈操在外國人手里，到了清代白銀大規模外流，終于呼啦啦似大廈傾，徹底混不下去了。

　　中共靠人民信任創立信用貨幣

　　新中國建立之初，有人就說共產黨打天下很行，坐天下搞經濟不及格。但毛澤東是很有辦法的，一下扭轉了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他的方法既不是斯密式的，即鼓勵蝦米們去進行自相殘殺地低水平競爭，也不是恩格斯式的，即簡單地把資本家、地主的資產剝奪了就完事。毛澤東說，中國多了一個帝國主義、一個封建主義，但少了一個資本主義，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為什么發展不起來?因為國家沒有信用，沒有貨幣主權，所以企業家、搞產業的實業家，他們也貸不到錢，產品也賣不出去，搞社會主義，不是共窮，而是共富，是把錢、地、人、槍，組織起來，是發行信用，使中國國家信用向產業傾斜，特別是向組織起來的農民傾斜，基層的農民組織貸到了錢就能很快發展起來，就能買城市里的工業品，反過來促進內需——毛澤東在哪里講的呢?看《論聯合政府》、《論十大關系》。中國很行，首先是中國人民銀行很行，人民幣很行。

　　為什么共產黨管金融比私人資本家管金融要好?為什么不能用市場化的說辭把掌握在人民政府手里的信用杠桿取消?因為共產黨沒有自己黨派的私利。所以，它就能從中國長遠發展的角度，比較公正、客觀地制定貨幣金融政策。試想，如果共產黨是私人資本家集團，那么它就沒有必要制定政策去保那些服務于中國長遠發展利益的國有大企業，而中國今天也就不會有78家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如果共產黨是私人資本家集團，它更沒有理由去照顧農民、照顧拆遷戶的利益;如果共產黨是私人資本家集團，它就沒有必要投資于中國的國防(鐵路、高鐵建設也是國防工業的一部分)，而是把錢運到美國去“救市”就行了;如果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那樣的“江南財閥集團”，那它就不會搞什么西部大開發。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時候談到，共產黨為什么能在種種逆境下走過來，不斷走向勝利?他談了幾點。首先是中國共產黨最有信仰、最講誠信。他還說，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一想起他們就感到難過、感到內疚，我們還有什么東西不能丟掉、不能放棄的?他闡釋了一個觀點，就是老百姓的信任高于一切，共產黨人的信仰就來自這種信任。第一你得讓革命先烈相信我們不會背叛他們，第二你得讓后人相信我們沒有瞎折騰，第三你得讓當時、當地的群眾相信你是來為他們服務的，你是以他們的利益為根本利益的。

　　黨無信不立，國無信不立。以金融來說，當美元、黃金等都被國民黨運走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以歷史首創精神搞出了信用貨幣這樣一個先進的東西，即不以任何外幣和貴金屬為準備金，而完全以人民政府的信用為抵押發行人民幣，創建信用貨幣，突破了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千年歷史瓶頸。這歷朝歷代都沒有做到過，全世界也很少有國家能做到(蘇聯的盧布就是與美元匯率聯系，并以黃金為準備金)，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靠什么?靠人民的信任，靠黨的威信，靠全黨同志的堅定信念和信仰。信用貨幣這個架子搭得好，所以后來的發展才能好。這個信任就來自數千萬先烈的犧牲，來自說得到做得到，對于人民幣國債來說就是說不貶值就不貶值。

　　山西黎城有個小寨村，1942年鄧小平在這里建立了冀南銀行(抗戰時期，我黨在山西有三塊根據地，分別是太行、太岳和冀南)，發行第一種根據地紙幣“冀南票”。在八路軍和人民軍隊創建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黎城會議，也是在這里召開的。當年，日本人反復掃蕩，就是要搞清冀南銀行的所在地，而山西老百姓為了保護自己的銀行、自己的貨幣，寧死不屈，多少個村子就是這樣被日本人毀滅了，全村都被殺絕了，但銀行的地址一直沒有被泄露。

　　鄧小平說，開放，這是為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而不是為了混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里去當一個附庸國。中國自己有人民幣，只要有了產品，有了市場，就可以自己發鈔，資金不足的問題完全可以在生產規模擴大的基礎上，靠增發人民幣解決，如果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出口，換了一大把美元，在中國不能用，只好存在美國，這邊出口企業要結賬，只好再增發八倍的人民幣給它，通貨膨脹就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放棄自己的信用體系，而完全依靠別人的信用體系，這便是最大的卷旗繳槍，那么搞，子孫后代就將永世不得翻身。

　　金融沒什么神秘的，中國歷史上最懂金融的，就是共產黨人。首先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包括陳云、薄一波領導的中財委。沒有他們，怎么會有人民幣制度?我們與蘇聯的不同，就是我們有很長的在根據地搞經濟建設的經驗，特別是發展人民金融的經驗。而現在有些自詡為“主流”的經濟學家夸夸其談的市場經濟，不過就是拆了賣了分了，這是小商小販的思維，他們根本不懂市場經濟。什么是市場經濟?黨的十四屆屆三中全會決議講得很清楚，市場經濟就是把企業變成信用主體，撥改貸、利改稅。當今世界的經濟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市場交換，而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債務關系，比如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個債務關系，中央財政和銀行之間、銀行和企業之間、中國和美國之間，都是靠債務連接起來的。

　　龐大的公共財富是中國發展的動力

　　關于中國經濟的說法眾說紛紜，但中國最根本的特點是擁有規模最龐大的公共財富。這是哪個國家都趕不上的，包括國有土地、中央企業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其中78個進入了全球500強)、相當于GDP規模的居民儲蓄，外匯儲備就不算了。這些年政府能這么腰桿硬的原因就是不差錢，中國之所以能戰勝亞洲金融危機、抵御住金融海嘯，就是靠這個，可以用投資拉動經濟。

　　堅持高儲蓄、高投資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道路，全世界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7%以上)的15個經濟體都是這樣做的。我們當然也不例外。靠消費拉動經濟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如果沒有投資、沒有儲蓄，沒有經濟的持續增長，那就沒有產業升級和就業擴大，沒有產業的發展，就沒有工資和收入的持續提高，如此哪來消費的增長?如今中國的汽車消費量世界第一，中國人出國旅游、出國上學世界第一，甚至奢侈品消費世界第一，城市飯館里人滿為患——還說消費不振嗎?僅靠這樣的消費能拉動經濟嗎?

　　國家和老百姓手里有錢不是壞事。有錢不會投資、沒有健康安全的投資渠道、四處揮霍，一部分人有錢、大多數人沒錢，這才是壞事，但是，“不差錢”總比國家和老百姓普遍沒錢要好一點。今天西方國家就是這樣。美國也好歐洲也好，它們問題的關鍵在于老百姓沒有儲蓄，家庭和個人負債嚴重。而中國的貨幣政策之所以比較寬松，一個重要原因是擁有巨額的個人儲蓄和企業儲蓄，銀行拿這些儲蓄發放貸款，這與空印票子、制造通貨膨脹不一樣。

　　中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龐大的公共財富。現在就出現了三種觀點，一種是分了，一種是無所作為，坐等這筆財富消失了，還有一種就是管好用好，向民生、教育、環境、產業發展等方向投資。中國的前途與未來，從根本上說就取決于共產黨如何秉持公心，做中國未來的公正的投資人。要知道，投資的技術是可以學習的，信任和公心則不是學來的，但可能丟掉——在這個方面，我們沒有什么可以向資本主義學習的。而一旦當家人丟失了人民的信任、丟失了公心，那就是把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優越性給弄丟了。

　　中國現在的生產能力不是世界第一，起碼也是世界第二，固步自封沒有出路，小農經濟的市場經濟沒有出路，后退是沒有出路的。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走科學發展道路，遏制世界經濟危機的蔓延，就必須改變國內投資的方向，改革世界資本的流向。這些都需要保持中國經濟必要的發展速度。結構調整改革與保持經濟發展的速度，二者之間不能成為對立的關系。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中西部發展的投資，如果新疆、西藏、黑龍江沒有發展，那么就沒有邊疆的穩定。如果那些地方沒有大城市，人口和資源集中在北上廣，那么北京的房價就永遠也降不下來。投資要講戰略，要有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視野，不能只迷信市場競爭和減員增效。

　　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必須“走出去”，企業必須國際化，這是第一步，在國外雇工、在國外采購、在國外銷售，而馬上跟著的就是第二步：采購、銷售、雇工，全用人民幣結算。先有企業國際化，然后才能有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和“走出去”為基礎，目標就是建立我們自己的信用體系。在這個基礎之上，方才能夠走我們自己的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條永遠也動搖不得。

　　現在爭論人民幣國際化，一批人急的要死，另一批人怕的要命，因為他們都把人民幣國際化簡單地理解為金融開放，簡單地理解為開放人民幣賬戶。書生誤國，莫過于此。人民幣國際化，與是否開放資本賬戶，是否金融開放并沒有簡單的、直接的關系，正如民主化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也可以阻礙經濟發展。空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完全沒有意義，同樣的開放資本賬戶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用人民幣采購、銷售、雇工，用中國企業在全世界的發展托起人民幣在世界上的地位。沒有中國企業“走出去”，你靠什么搞人民幣國際化，還不是列隊歡迎人家華爾街來把你給化了?

　　結構調整既包括經濟也包括社會

　　結構調整的目標不僅是經濟結構，而且是社會結構，建設和諧社會論斷的實質，就是要重建被殘酷的內部競爭破壞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的核心，就是指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是勞動者的平等和建立在這種平等基礎上的彼此信任與團結，是勞動者對自己政權的監督、約束，是建立在這種有效監督和約束基礎上的信任。

　　這種信任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牢，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斯大林說：這包括所有制形式、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和分配形式這三個方面。毛澤東則批評斯大林說，他這三個方面表面上看似乎都對。但是，蘇聯的具體做法都不對。第一，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在內的多種社會所有制，起碼有五種經濟成分，其中公有制占主體。第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關鍵在于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蘇聯號稱沒有階級，卻按照工資把人分成50級以上，在如此壁壘森嚴的等級制下，一般勞動者的積極性就沒有了，就不可能有效地監督共產黨。而共產黨喪失了群眾監督，它的公心就逐漸地喪失了，即使不會成為壟斷的資產階級，也會把部門利益——比如說重工業的利益，放在農業、輕工業之上，這樣去制定計劃和規劃，就一定是毛澤東所謂“鐵拐李”、“比較地偏頗”。第三就是分配，蘇聯把滿足個人物質利益當作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沒有看到群眾的信心和人民的熱情和參與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怎樣使得共產黨始終秉持公心、群策群力，以為中國的發展做出公正的決策呢?毛澤東認為，關鍵在于勞動者之間的平等關系的確立，關鍵在群眾監督黨和政府的權利不被剝奪。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所要追求的中國夢、中國崛起，當然不僅僅是經濟的崛起，不僅僅是“物的崛起”。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崛起，更應該是一個“新社會”的崛起。而所謂社會的崛起，則與人民主權乃是同源同義的。它主張各盡所能，極大地擴展不同地區、不同層面、多頭并進的勞動者參與渠道，實現每個人都有機會也有義務的充分社會參與;它推崇知識自由、資源共享、管理公開、信息透明、交流暢通——特別是信用的共享。從而，在一個以直接生產者為主體的、新的生態經濟和“和諧社會”形態里，實現更人性(不僅僅是生產線上活的機械部件)、更機動，也更能開啟個體和集體創造潛能的生產和流通過程。

　　它強調軟化、弱化等級制度，激勵工人參加管理，重視技術多能，強調角色多重的團隊精神與合作性競爭，它主張無產者的使命，不僅是促進勞動的解放。它認為只有提高不同性質和層次的組織效益，勞動者的解放才是真正可能的。如果不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國的經濟崛起就僅僅是“物的崛起”而已。

　　毛澤東始終認為：無產者、勞動者的使命不僅是改造物質世界，不僅是支配物，而且是要創造一種勞動者之間平等、合作的有效社會機制，創造新型的社會信任關系，并以此超越資本主義。

　　堅持三個自信中國就有光明未來

　　我們這個世界的不公正有很多，但最大的不公正就是一個階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一條街對信用的壟斷。而這條街就是華爾街。正是華爾街對于信用的壟斷，讓其他階級無論怎樣辛勤勞動，都只能在這個結構中處在被剝削的地位。

　　今天的問題就是這樣，大家出國買東西又便宜又好，國內買的東西又貴又差，這并不是有些人故意要賣國的問題，而是我們在當今不合理的世界價值體系中，所處的依附地位所決定的。因為我們必須用物品(商品和資源)來換美元。因為美元是世界通貨，與石油與糧食掛鉤。沒有美元，你車不能開不說，還沒飯吃。再者，美國壟斷了定價權，中國工人干得再累也無權決定自己產品的價格。

　　中國領導人曾經在20國峰會上講，要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體系，要讓國際信用體系民主化，這就是比較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問題是怎么改革?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20國集團，起碼不應該簡單地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命令，用緊急融資和救助計劃，為那些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發達國家滅火，讓窮人去救富人，這是很荒謬的。中國應該積極呼吁建立新的世界信用組織，積極為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發展提供投資。中國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不能使央行的貨幣政策追隨美聯儲，因為美聯儲不過是美國統治世界的工具。

　　現在中國最缺的，當然也是最需要，就是自信。黨的十八大提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人說這很空洞，我看一點也不空洞，什么是自信?自信，來自人民的信任、自信、首先就是建設我們自己的、健康的信用體系，夯實我們的經濟基礎，就是改革現有的國際信用體系，是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逐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毛澤東為什么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他是中國人民自信的象征。相信人民、相信未來、相信青年，相信中國。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就是把信用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礎上。這就是社會主義信用經濟的實質，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而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喪失自信這種危險。喪失自信的最根本表現，就是不但在經濟上把美國當成信用，而且在政治上認同了美國的價值形態、政治制度。以至于中國生產了那么多產品，不采用美國的價值形態，不貼美國標簽，就不能成為商品，乃至于一錢不值。

　　中國足球隊有很多的錢，但他們與前人相比缺的就是自信和團結，就是團結戰斗的拼搏精神。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改革，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實質是讓運動員為了錢去殘酷競爭，結果是越競爭就越不團結，越不團結就越沒有戰斗力。一切迷信洋人的瞎指揮，必然就是一敗再敗，被泰國業余選手打的一敗涂地，甚至連反省能力都喪失了——他們從失敗中就總結出一句話：咱本來就水平低、中國本來就不行——可見中毒之深。

　　上世紀8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思路完全是形而上學的，大家眼里只有一個世界，那就是美國。大家認為美國一定不會出問題的，只要跟著美國走、跟著西方走就是勝利。我們沒有意識到風險，甚至沒有風險意識。這種一根筋的做法，活該被坑。

　　我們不了解美國，不真正了解資本主義。我們忘記了馬基雅維利的話：西方的性格，不是由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們所代表著的，而是由“像獅子般勇猛如狐貍般狡詐”的軍人和商人所代表著的。我們卻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千萬里我追尋你，可是你全不在意，我已經不再是我，可你依舊還是你”——“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這就是老鼠對貓的愛，是蝦米愛大魚。

　　什么時候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護照走天下免簽，中國人民就真站起來了;什么時候咱們崛起了?全世界都把印著毛爺爺的人民幣當寶貝，咱們就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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