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馬耀邦，出 版 社：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時間：2010-7，ISBN：9787801709134,定 價：35元
長期以來，一些對美國自由一知半解的文化精英，在主流媒體上大出風頭，他們追隨美國的主流輿論，鸚鵡學舌，對我們的年輕人，流毒影響很大。馬耀邦先生的書，提供了一帖有效的解毒劑。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張宏良
繼《中美關系》之后，馬耀邦先生再一次從維護民族利益和關心公平、正義的立場出發，根據翔實的史實資料，秉筆直書，實話實說，對美國的霸權提出了相當全面和到位的批判。不僅關心民族復興的中國人，應該認真閱讀本書。而且，當今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越來越壞之際，凡是想要扭轉這個趨勢的美國人，也都可以從這本書中獲得很大的教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韓德強
本書最重要的特色不僅在于它全景式的廣闊視角，更在于它貫穿全書的批判性思想。可以說，它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全面批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王湘穗
馬耀邦先生的專著《美國批判》，引人入勝地揭示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大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所有關心公正和公平的人士值得一讀的佳作。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教授 高默波
這是一部幫助我們認識和思考“現實”世界的書。金融危機、戰爭危機、環境危機……現在，人類正在被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包圍，世界處在大動亂甚至崩潰的邊緣。馬先生的《美國批判》正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尋找其根源的思路。
作者簡介——
馬耀邦，（Ben Mar），加拿大戰略投資家，政治經濟評論家。馬耀邦先生出生于中國，在加拿大讀書。受愛國華僑父親的影響，自幼對中國事務、中美關系、商業、金融、和國際事務有著濃厚的興趣。長期在風起云涌的金融投資市場摸爬滾打，鍛造了馬耀邦先生廣博的視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著有《中美關系》，他的政治經濟評論曾被國內多家雜志、網站轉載。
中文版序——
開啟思想創新之門的批判
馬耀邦先生的著作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金門危機談起，直到21世紀美國實施的反恐戰爭與全球戰略，幾乎囊括了這半個多世紀國際上發生的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還不止于此，該書還涵蓋了軍事沖突、經濟發展模式、金融貨幣體系、自由貿易、科技政策和資源生態等多個領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長時段、全景式的廣闊視角，提醒我們在觀察和分析中美關系的時候，絕不能僅眼于兩國自身的改變和兩國間的關系變化，而要更多地關注整個世界的變化。
然而，廣闊的視角并不是該書主要的特色，它最重要的特色是始終保持的批判性思想。可以說，它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全面批判。在馬耀邦先生看來，美國對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動機，而主要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所宣傳的全球化學說和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都是為了通過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掠奪和剝削來加強自身的實力。也正因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加大了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導致全球混亂而非世界和平。為了提高這種批判的學術性，作者旁征博引，不僅提供了諸多事實，并且引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見解，從而有效地增強了本書的說服力。這些，對于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漸涉足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種嚴肅的告誡。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全球化已經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全球化中得到了發展經濟的巨大機會。準確地說，我們得到了全球化的利益，也為全球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然而，在今天的中國，許多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弊端認識并不充分。高速發展的GDP、大量先進科技與管理技術的引進、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世界對中國崛起的議論，都使得他們只見全球化之利，未見全球化之害。其實嚴重污染的環境、鴻溝般的貧富差距、跨國公司的巧取豪奪、正陷入混亂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些問題已經導致了美式全球化難以為繼的困局。面對這些問題，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不可能提供解困的思想指引，因為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本身就是產生問題的思想根源。
對于如何解決全球化所產生的問題，馬耀邦先生對未來全球化的兩個最重要的主角中國和美國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在書中提醒中國的決策者：“現在是應該放棄過于依賴美國市場這種戰略和集中發展國內經濟與市場的時候了。至于世界其他國家，它們彼此也應該開始進行更多的貿易活動，尤其是在亞洲。它們應該集中精力發展它們自己的共同市場，而不是依賴處在破產邊緣的美國。”而對于美國，他的態度要嚴肅得多：“現在應該是華盛頓拋棄軍工聯合體、華爾街金融資本特殊利益集團、新軍國主義、‘先發制人戰爭’學說、軍事干預政策、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允許通過金融操縱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邪惡的金融進攻和掠奪政策的時候了；應該是華盛頓采取和平發展、國際合作、尊重國際法、人道主義和公平貿易而不是無情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工人政策的時候了。”憂之深、責之切，字里行間可以看出，馬耀邦先生在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批判之余，也在考慮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作更加合理的新設計。
批判是一切思想創新的開端。馬耀邦先生對美式全球化的批判，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王湘穗
2008年12月
英文版序——
混亂的美國治和平
討論國際事務問題時，“美國例外論”(Amer4can exceptionalism)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雖然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否認“美國以戰爭武器將美國治和平(PaxAmer4cana)強加于世界”①，但美國國際關系教授羅納德·斯蒂爾(Ronald Steel)提出了“美國治和平是仁慈的帝國主義”，美國“建立帝國，是基于崇高的目標，而不是基于尋求利益和權勢等動機”的觀點。②與仁慈論相對的是，一些人認為，20世紀的美帝國主義例外論是一種充滿敵意的現實論；馬格多夫(Magd—off)和斯威齊(Sweezy)稱之為“美國治瘟疫”③：一種狂躁的帝國主義，興之所致地對其他民族使用壓倒性的、毀滅性的武力打擊。
根據定義，在美國治和平中，美國在全球(混亂)秩序中處于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因此，馬耀邦先生以“美國批判”作為本書書名，對之展開論述，這是非常切題的。同樣根據定義，憑借強大的帝國影響，美國治和平是和平盛行的穩定體系。按照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平與霸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霸權國支配性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保障了和平。從這一點來看，本書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反駁了現實主義者的立論，清醒地指出在美國全球霸權體系中存在的長期混亂景象。
“混亂”的觀點既不同于戰爭，又與和平相異。實際上，二戰后，一直出現周期性的沖突和混亂，它們經常涉及霸權國。在如今的21世紀，這種體系最重要的特征是長期混亂。
這種長期混亂包括兩方面。一是混亂與純暴力和殘酷的武力有關，因為一些具有軍工情結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將遂行熱戰、實施占領和酷刑作為發展的主要動力；二是發生于金融世界的混亂頻率之高和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正如華爾街的動蕩已經將沖擊波擴散到全球經濟。從而，軍事干預和金融瓦解成了馬耀邦先生描繪21世紀黯淡前景的兩大主題。
短期混亂轉變為長期混亂主要是在美國總統小布什的領導下完成的。在小布什執政期間，兩方面的混亂合流，與之同時，石油峰值、氣候變化、全球糧價攀升和世界資源競爭全結合在一起。制造戰爭與攫取利潤成為一體兩面，由一些公司進行了充分展現，如黑水國際公司及其在伊拉克的暴行。
雖然從軍事和金融上看，美國目前仍然是新羅馬帝國，但混亂的沖擊又是真正全球性的。馬耀邦先生令人信服地闡述了，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軍事單邊主義雙重奏的強有力驅動下，全球地緣政治導火索、南方債務危機、地球生態惡化和數十億人的貧困化全聯系在一起。
這是美國治和平的光輝歲月，還是“帝國過度擴張”的宿命一刻?雖然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一撒切爾改革，當時他們對工業和金融解除管制，推行華盛頓共識，但先發制人戰爭和單邊軍事干預論主要是由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義集團提出的。雖然這種雙重奏被寄望能夠和諧共鳴，但小布什的政策困境已經清楚地說明，狂熱、好戰的新保守派與貪婪的華爾街無法一致地分享相同的遠見和戰略，美國統治精英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所產生的分歧已證明這點，這顯然成為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沖”。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們已經見證世界邊緣區和半邊緣區由于債務和金融危機而爆發的一些觸目驚心的崩潰和動蕩。這些危機使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全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帝國主義規則——名譽掃地。在更早的《中美關系》著作中，馬耀邦先生對美國經濟、美國抵押信貸市場及其與中國的牽連關系作了準確的預言，據報道，中國的銀行是抵押貸款證券的最大買家。而本書寫就于2008年秋季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它以雄辯和博學，確定無疑地強調了我們當前見證的景象：金融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終結的先兆。
雖然美國正在考慮從伊拉克進行一次必然丟臉的軍事撤退，但它還需要制定另一項“新政”，以肅清金融危機在國內的負面影響。這些都是艱巨的任務，它們需要美國人，既包括政治領導人，又包括普通民眾，進行大量嚴肅的、批判性的反省。它不得不開始重視傾聽世界的必要，理解世人如何看待美國以及為何那樣看待美國。馬耀邦先生的全面批判猶如一場及時雨，它不但對形成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區的“新政”，而且對美國自己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馬耀邦先生是一位加拿大籍華裔公民。值得指出的是，其靈感和動力的主要源泉不是來自對狹隘定義的種族和國家身份進行自我美化，而是來自其愛國主義精神、人類大團結和強烈的全球正義感。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地愛國人士應該意識到，他們需要聯合起來，實現國際大團結，為另一個可能的，同時也是可取的現實世界而奮斗。
中國農業大學童小溪
2009年1月
導言
二戰后，歐洲所有的帝國主義大國都煙消云散。因而，華盛頓的政策精英們開始斷定，美國將成為世界上的霸權大國。對日本的兩座城市投下原子彈再次證明了美國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因為美國手中有了最致命的武器； “布雷頓森林務議”把美元當作世界的外匯儲備，建立了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從而牢牢地鞏固了美國對世界的軍事和經濟主宰。
直到1975年在越南遭到可恥的失敗之后，美國對世界的這種主宰地位才發生了動搖。越南戰爭給美國人帶來了難以估算的身體和心理傷害。在200多萬參戰妁美國人中，受傷者達30萬人，死亡者達5.8萬人，并且還有2397人“失蹤”。更悲慘的是，在退伍回國后，自殺的越戰老兵人數超過了戰場上的死亡人數。越南戰爭也給回國的退伍老兵帶來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其中75萬人成了無家可歸者，同時由于貧困和沒有受過教育，還有75萬人難以獲得工作或者走上犯罪道路。
出于對冷戰的反應和錯誤的“多米諾理論”信念，美國發動了越南戰爭。根據“多米諾理論”，美國認為越南倒向共產主義將會給美國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因而美國必須對東南亞進行武力干預。在經濟上，越南戰爭動搖了西方世界的金融體系，并且直接違背了冷戰的初衷。越南戰爭掏空了美國經濟，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并且削弱了它的經濟競爭力，“因為日本和德國等美國之外的民用經濟體避免了這種軍事開支，因而逐漸超過了美國的民用經濟”。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不僅導致了美元的貶值和關于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協議”的土崩瓦解，而且導致了1973年的金融危機。結果，世界和美國都進入了經濟增長率放緩的時期。
在越南戰爭之后，美國的軍國主義進入了許多人所說的“越戰綜合癥”時期。美國的保守派認為，“越戰綜合癥”是公眾不愿意支持未來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戰爭的情緒，因為這些戰爭將會帶來社會混亂、不必要的人員犧牲和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此，美國公然的對外干預在短期內急劇減少。
然而，美國仍然發動了秘密的軍事行動，尤其是在卡特政府期問。這些秘密行動在1979年達到了頂點，當時，針對在阿富汗的蘇聯軍隊，中央情報局發動了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秘密行動。在來自40個伊斯蘭國家的3.5萬名穆斯林(包括奧薩馬·本·拉登)的幫助下，美國對蘇聯軍隊發動了一場圣戰。然而，這并不是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回應，因為中央情報局在蘇聯軍隊到來之前就已經實施了軍事行動。它是卡特政府精心策劃的陰謀，用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話說，就是“送給蘇聯一次越南戰爭”。
“反沖”(blowback)是中央情報局所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其過去的秘密行動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結果。但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反沖只不過是如下說法的簡稱而已：一個國家收獲了它所播種的東西，即使它并不完全知道或了解它所播種的東西”。對美國來說，悲慘的是，阿富汗戰爭和隨后1991年的海灣戰爭給美國帶來了一次“反沖”，問接地導致了2001年9月1 1日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
1981年，里根總統入主白宮的時候，“越戰綜合癥”似乎已經消失。他加緊了與蘇聯的軍備競賽，對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厄瓜多爾進行干涉，并且入侵了格林納達。他對在阿富汗的蘇聯人繼續進行卡特總統所實施的秘密行動，并對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給予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幫助他進行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
不過，就在幾年后，即1991年，在老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對待老朋友薩達姆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會見美國大使的時候，薩達姆告訴了美國政府他要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仍然沒有對薩達姆入侵科威特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相反，為了重申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政府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為美國介入中東地區的新借口。
在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兩天前，老布什總統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令人驚訝的是，我對越戰綜合癥的描述是多么地詳細。”顯然，越南戰爭的幽靈繼續游蕩在美國決策者的心中。這也是老布什總統在美國把伊拉克的入侵軍隊驅逐出科威特之后發出如下感嘆的原因：“感謝上帝，我們終于一勞永逸地消除了越戰綜合癥。”
由于“一勞永逸地消除了越戰綜合癥”和1991年蘇聯帝國的土崩瓦解，在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的領導下，美國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方針：這份文件以草稿的形式泄露給《紐約時報》。該文件名為“防務計劃指針”，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必須是防止“出現任何潛在的競爭者”。
有關這份文件的爭論僅僅是關注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是應該運用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華盛頓的政策精英們一致認為，美國應該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并且必須防止出現任何潛在的全球競爭者。單邊主義陣營包括沃爾福威茨、拉姆斯菲爾德和迪克·切尼等重要人物。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宮的時候，切尼成為其國家安全小組的負責人。
1992年，隨著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及比爾·克林頓總統(他被許多人、稱為逃兵役者和反戰積極分子)的當選，人們自然會期望美國減少外交政策中的好戰性。讓全世界人民深感失望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色彩反而更加強烈，并且“更愿意動用武力”來實現它的地緣政治目標。事實上，“克林頓帶頭消除了動用武力的障礙”。
正是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干預了“非洲之角”、中東、加勒比和東歐。美國這一時期的侵略“在1999年南斯拉夫戰爭(科索沃)中達到了頂峰。在那場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塞爾維亞進行了長達11周的空襲，隨后又派遣了地面部隊。巴爾干戰爭據說是為了阻止‘種族清洗’，但真正的目的是把美利堅帝國的力量擴張到以前屬于蘇聯影響范圍內的地區”。
在對世界進行軍事主宰的同時，華盛頓還把新自由主義的計劃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一做法產生了深遠的地緣政治影響；從此，與地區戰爭的爆發、民族社會的破壞和在某些情況下國家的滅亡相伴的還有經濟上的混亂。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非洲次撒哈拉地區、南亞和拉美的一些地區發生了饑荒，并且“貧困的全球化”延伸到蘇聯陣營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這就是“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毀滅性經濟改革”的結果。
當2001年小布什進入白宮的時候，他的政府完全無視全球經濟的這種混亂狀況，反而宣布了先發制人的戰爭學說，并加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軍國化。
就像在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中那樣，伊拉克再次為新的布什政府提供了機會，使之可以證明美國軍隊無與倫比的能力和為美國大石油公司創造贏利的能力。美國的軍工聯合體也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因為美國的國防開支如今已經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由于伊拉克戰爭以及同伊朗的緊張關系，石油價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Exxon)2006年度的利潤達到了400億美元。
不幸的是，伊拉克戰爭給美國帶來了另一種“反沖”，因為最終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場災難性的戰爭。截至2006年底，盡管擁有先進的軍事裝備，但美國軍隊仍然陷入了泥沼。美國總統的支持率之低達到了創記錄的程度，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行為和反戰力量的加強。
“一場糟糕的戰爭將使美國變得更虛弱，而不是更強大。對美國實力的自信導致了未遭任何直接挑釁就發動的戰爭。如今，這種自信已經出現了動搖。只要再次出現動武的可能，我們就必須保證這不會是‘另一場伊拉克戰爭’。此外，未來的干涉主義者將會擔憂如何消除伊拉克戰爭綜合癥的問題。”
在戰爭結束三年多之后，伊拉克已是斷壁殘垣，并且出現了大量的平民傷亡，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兒童。伊拉克的基礎設施遭到了破壞，并且美國空軍使用的貧鈾彈將會對美國軍隊、伊拉克平民和未來幾代人的生存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美國軍隊在關塔那摩、伊拉克和阿富汗對待囚犯時的侵犯人權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外界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敵視。所有這些招致了伊拉克人民和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憤怒和深深的怨恨，因為美國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一個傲慢的超級大國，并且幾乎沒有人道主義精神。這必然會招致未來的報復和針對無辜美國人的恐怖主義行為。新的暴力和反沖循環將會繼續上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議程導致了貧困的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的混亂。這些位于華盛頓的機構被美國控制，并且他們的政策也由美國政府決定。就這一事實來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將首先遭到所有意料中的反沖，尤其是針對世界任何地區的美國軍人和美國平民的恐怖主義襲擊，包括美國本土在內”。
先發制人的戰爭和動用大量軍隊來實現自己的單邊目標將會進一步加劇報復的情緒，也會增加恐怖主義襲擊。只有美國人民最終認識到所有這些在海外的單邊主義行為并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團結起來迫使華盛頓的權力精英們改變導致全球混亂的政策時，這種狀況才能有所改變。
結語
美國和世界向何處去
美國和世界向何處去：全球混亂抑或世界和平?
隨著20世紀90年代的來臨，冷戰和核對抗終于宣告結束。這時，我們自然期盼迎來一個穩定、和平發展與繁榮的世界。不幸的是，世界許多地區——尤其是前蘇聯國家——卻進入了戰爭脅迫、經濟危機和社會破壞的時期。
南斯拉夫成為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解體的第一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財政緊縮政策強加給南斯拉夫，包括削減政府開支、貨幣貶值和國有企業私有化。貨幣貶值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而私有化則帶來了大規模的失業，使絕大多數南斯拉夫人陷入了貧困。貧困和被削弱的中央政府為種族沖突、分裂、戰爭和南斯拉夫聯邦的最終解體奠定了基礎。
令人痛心的是，在蘇聯解體后不久，類似的命運降臨到俄羅斯的頭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們的私有化方案僅僅使少數共產黨官員和經理們暴富。他們大肆攫取值錢的公共資產或將其出售給外國公司，然后把出售所得存在國外的銀行，創造了國際商業史上規模最大的資本逃逸。因此，俄羅斯的黃金和外匯儲備消耗一空，并且國家背負的外債不斷增加。此外,由于盧布的崩潰，俄羅斯自然資源的出口價格大幅下跌，而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卻從中漁利。俄羅斯曾經是一個讓人引以為豪的工業國家，如今在一夜之間陷入了破產的邊緣。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本國工人的工資，不得不依賴外國的貸款為生，因為它們的中央銀行被剝奪了貨幣發行權。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強加的方案，俄羅斯政府不得利用主權信貸來發展本國經濟。俄羅斯政府的稅收權力也大幅減少，并且放棄了社會項目。此外，俄羅斯被要求用外國的貨幣來支持本國的貨幣供應，而外國的貨幣基本上是美國財政部的債券。事實上，俄羅斯所借的貸款“年利率將近50％乃至100％”，然后它又以5％的普遍利率把貸款借還給美國政府。
對俄羅斯的經濟襲擊早在蘇聯解體前就已經策劃完畢。199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OECD)、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聯合發布了一份報告，要求肢解俄羅斯的經濟以及為了消除管制、資本自由流動和市場經濟而放棄中央計劃。這迎合了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俄羅斯經濟的解體將會為美國消除最有潛力的強大競爭對手之一。
在新自由主義的議程下，世界各國的財富由于金融操縱而遭到竊取。南斯拉夫和俄羅斯經濟的崩潰以及隨后的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都可以歸咎于金融資本所發動的這場金融戰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宏觀經濟干預則是這場戰爭的幫兇。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等國家1000多億美元的“硬通貨儲備落人私人金融資本的手中”，既是投機商又充當債權人的金融操縱者是其中的主謀。這可能是因為世界最大的銀行和經紀公司由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放寬金融管制而合為一體。因此，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作為主要元兇的投機商們重新歸來，成為債權人，決定哪些仍有希望的企業應該廉價地出售給外國投資者。
作為金融投資和掠奪其他國家的結果，金融投機部門積累了巨額的資本。然而，美國的金融資本對實體經濟生產活動不再感興趣，造成了美國工業的空洞化。這對美國工人和中產階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許多高薪的工作崗位轉包給第三世界國家。此外，許多投機收益轉入了離岸賬戶，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入，“使社會項目陷入癱瘓，加劇了財政赤字，并且累積了巨額的公共赤字”。結果，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加大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的兩極分化。與此同時，“金融資本由于投機交易而出現的積累造成了貧困和工資低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由美國控制——不僅造成了其他國家的貧困和經濟不穩定，而且還給美國國內帶來了一場大浩劫。
同時，當美國金融投機商“爭先恐后地搶奪世界各國的財富”的時候，美國的軍工聯合體在華盛頓的強大游說團體的幫助下，奮力地攫取更多的國民財富。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美國新軍國主義的興起是罪魁禍首。例如，德雷克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梅爾·侯賽因一扎德(Ismael：Hossein—Zadeh)在詳盡研究后得出結論說，對美國新軍國主義影響最大的是軍工聯合體，或者是他所說的“低成本或寄生性的軍國帝國主義”，其唯一的欲望就是從公眾那里攫取更多的財富。
為了發動戰爭，外部的威脅必須存在或者被制造出來。布什政府利用9·11慘劇和薩達姆所謂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借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不幸的是，對布什總統來說，伊拉克戰爭最終成為美國軍隊的一場噩夢，因為維持對伊拉克的占領不久演變成了一個泥潭。這主要是因為伊拉克游擊隊的出現，它們在反對帝國主義占領者的旗幟下贏得了當地人民的心。
正如越南戰爭一樣，伊拉克戰爭充分證明了美國軍隊的無能。在這兩場戰爭中，即使占領軍隊裝備了高科技武器，游擊戰也很快成為對抗其優勢的終極武器。這就嘲弄了美國軍隊無所不能的觀念。由于伊拉克戰爭，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美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只“紙老虎”。
伊拉克戰爭是按照布什的“先發制人戰爭”學說發動的。布什宣稱．美國將會對恐怖主義組織或“無賴國家”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因為他認為它們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在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美國對伊拉克發動了進攻。這是一種非法的行為，因為這樣做違反了國際法。伊拉克戰爭也是在樂觀的前景下發動的：美國將會毫無阻礙地占領伊拉克。這是星侵略戰爭的特征。歷史告訴我們，入侵軍隊的領導人通常低估了其行為的經濟和政治后果。令人痛心的是，美國及其領導人沒有從戰爭史——尤其是美國在二戰后兩次深深卷入亞洲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吸取這一寶貴的教訓。
我們不得不想起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iy)的警告。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開始后，他提出了他所說的“帝國過度擴張”的警告。這是一種“美國的全球利益和義務如今過于龐大，導致國家無力同時保證國防安全”的狀況。同時，在響應肯尼迪教授的觀點時，美國保守的共和黨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Buc；hanan)不得不承認：“非常坦誠地說，布什總統沒有多余的——軍事、戰略、財政和政治——資源來維持帝國。正如我們一些人十年前所預測的那樣，布什主義者的帝國主義沖動必然導致帝國的過度擴張。”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清楚地證明了戰爭對帝國大國的危險。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的帝國國家土崩瓦解，并且失去了它們相對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推動了這種經濟毀滅進程：不僅歐洲的帝國永遠地倒下了，而且歐洲自身也由于對其世界主要競爭者的債務而淪為美國的經濟領地。
對美國來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經歷應該成為所有政治領導人的慘痛教訓。他們在海外發動任何戰爭之前應該三思而行。任何軍事征服都可能會造成“國內的貧困、政治的不穩定和世界經濟大國地位的喪失”。①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海外的戰爭或先發制人戰爭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樣，美國金融投機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旗號下沖往世界各地，冷酷無情地攫取財富，這也不符合美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最佳利益。
南斯拉夫和蘇聯的解體、在先發制人戰爭學說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以及金融和債務危機都給全世界許多人民帶來了悲慘的后果，他們不得不忍受貧困和物資匱乏、失去生命以及環境惡化的痛苦，這進一步加劇了21世紀的全球混亂。全球混亂對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美國對世界上大部分的混亂負有主要責任。憤怒、沮喪和義憤將會造成外界對美國人更深和更廣的怨恨。然而，大多數美國人民并沒有責任，反而卻成為一小撮人自私行為的受害者。
現在應該是華盛頓拋棄軍工聯合體、華爾街金融資本特殊利益集團、新軍國主義、“先發制人戰爭”學說、軍事干預政策、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允許通過金融操縱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邪惡的金融進攻和掠奪政策的時候了；應該是華盛頓采取和平發展、國際合作、尊重國際法、人道主義和公平貿易而不是無情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的政策的時候了。
現在是美國人團結起來推動華盛頓改變政策的時候了。美國應當為了21世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而不是一個混亂的世界來維護它的世界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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