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謗文　半是挽歌──痛斥蘇修對我國教育戰線大辯論的誣蔑           

1976.02.27

我國教育戰線上正在廣泛深入地開展一場革命的大辯論。這場大辯論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傾翻案風，對修正主義的奇談怪論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保衛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教育革命在凱歌聲中正迎來又一個生氣勃勃的春天。面對這樣一派大好形勢，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揚眉吐氣，歡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宮的一小撮叛徒則本能地感到恐懼。最近，蘇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師報》就連載了一篇長文，叫做《中國學校的曲折道路》，對我國教育革命進行了無恥的誣蔑和惡毒的咒罵；蘇修《蘇維埃文化報》也就我國當前的教育革命大辯論發出了反華的叫囂。這使我們不禁想起了十九世紀歐洲封建王朝的復辟狂對當時革命的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嘲笑這幫反動小丑說，他們詛咒革命、鼓吹復辟的謬論盡管貼著社會主義的標簽，實際上卻不過“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今天，蘇修這類反革命讕言，只能從反面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當前教育戰線這場大辯論的深遠意義，更加堅定我們回擊右傾翻案風，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一

蘇修《教師報》無限惋惜和憤憤不平地說，在中國解決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體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筆勾銷”了。因此，他們氣急敗壞地要為它揚幡招魂。

蘇修妄想在我們這里恢復的那個“教育體系”，就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體系”。對這十七年的教育體系應當怎樣估價？我們的教育要不要從根本上來一個革命？這正是我們教育戰線上這場大辯論首先面對的問題。對于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的教育陣地在xxx修正主義路線的統治下，先是實行“基本照舊”，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護下來，不準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蘇聯那一套，使我們的學校成為封、資、修教育的大雜燴。那時候，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嚴重地統治著學校，用“讀書做官”、“智育第一”、“知識私有”、“成名成家”等剝削階級思想腐蝕毒害我們的青年一代，為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教育陣地卻仍然是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這是多么怵目驚心的事實！“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主席的這一偉大號召，充分表達了億萬勞動人民的心愿，也是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所作的歷史的宣判。這樣的教育制度，無產階級當然要徹底摧毀它，豈止將它“一筆勾銷”，而且要口誅筆伐，深入批判，不斷地肅清它的流毒，決不允許它在中國復辟。這是我們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重要任務。

蘇修《教師報》攻擊我們的教育革命造成“學生知識水平的急劇下降”，《蘇維埃文化報》則誣蔑我們實行無產階級教育制度是“沒有教育的教學”。對這類謬論，我們并不感到陌生。蘇修叛徒撿起老資產階級“智育第一”的破旗，不過是為了借口保護“智育”，來保護修正主義的教育制度，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那些千方百計要給我國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的人，唱的也正是這個調子。但是，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超階級的智育是根本沒有的，對于智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本來就有截然不同的標準和要求。因此，我們和修正主義在“知識水平”問題上當然不可能有共同的語言。無產階級教育制度培養的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修正主義者所不可能理解的。相反，他們所要培養的是高踞于勞動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而在無產階級看來，這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蟲才是最愚蠢的。

蘇修在他們的“國民教育法立法原則”中聲稱：“蘇聯全體公民不分種族、民族、性別、宗教、信仰、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他們說什么蘇聯高等學校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識”。蘇修鼓吹所謂“智育第一”，似乎在他們那個“發達社會主義”的“發達”的教育制度下，只要用功讀書，誰都可以成為專家學者。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恩格斯在談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曾經指出，所謂“自由競爭”，“照例也是有錢人在這上面占便宜，而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蘇聯，資產階級法權無限擴大，階級和等級的鴻溝日益加深，勞動人民的子女由于政治經濟地位、生活條件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在上學和一切社會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女競爭，而只能在競爭中被排擠、被壓倒。蘇聯新資產階級的子女可以通過聘請家庭教師、進各種補習班等等途徑，而在入學考試中獲取較高的分數，更不用說賄賂官員、雇人代考和購買假文憑來騙取學歷之類的無恥行徑了。據蘇修報刊自己透露，對新西伯利亞青年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在一百個出身于農業工作人員（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工人）家庭的中學畢業生當中，只有十人升了學。不僅如此，某些勞動人民子女即使上了大學，也往往因學習上遇到困難而被迫退學。僅以高爾基城為例，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學生中，就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列為“低能學生”。大量事實說明，蘇聯今天的學校已越來越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女所壟斷，重新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

魯迅說得好，革命人民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總是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我們把修正主義教育制度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蘇修就要為它哭喪喊冤，哀嘆舊教育的滅亡，這是很自然的。蘇修詆毀我們的無產階級教育制度，正是為了美化他們自己那一套修正主義教育制度，維護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

二

“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列寧這一光輝思想，是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指針，是在教育戰線檢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試金石。教育界頑固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就極力反對教育對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理論和實踐，把它誣蔑為“政治沖擊業務”。蘇修《教師報》也拚命攻擊我國的教育革命是“為了滿足政治運動的需要”，“使學生脫離了系統的課程”。這些論調遙相呼應，如出一轍，都是反對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反對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這是多么發人深思呵！

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教育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能屬于一定的階級，為一定階級的政治路線服務。正如列寧所指出：“教育‘脫離政治’，教育‘不問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的說法”。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把舊學校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有力工具，成為反修防修的堅強陣地。為此，“我們的學校必須使人們在學習期間就成為推翻剝削者這一斗爭的參加者。”這就是說，學校的一切活動都應當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緊密結合，成為這一偉大斗爭的組成部分。

十穆革命勝利后，在列寧的領導下，在蘇聯曾經進行過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實踐，但是，革命的成果沒有得到鞏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后，大搞反攻倒算，瘋狂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今天，蘇聯的教育制度在實質上已經同沙皇時代沒有什么區別，所謂蘇維埃的教育制度只剩下了一個外殼。在那里，“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蘇修近年來吹吹打打搞了一陣所謂教育改革，不過是使蘇修的教育更加赤裸裸地資產階級化，更加適應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例如，為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蘇修叛徒集團叫嚷要利用教育“從思想上保證貫徹執行蘇共綱領”，規定要在課堂上講授蘇修“二十四大文件”和勃列日涅夫的“講話”等等；同時，出于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目的，蘇聯的學校充斥著法西斯軍國主義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叫囂。在他們的課堂上，老沙皇的忠實奴仆、野蠻的殖民主義強盜變成了蘇聯的“英雄”和歷史的“功臣”；在他們的出版物中，公然宣稱“兄弟”鄰國的“村莊”，就是“我們村莊的一部分”，并把沙皇擴張領土的侵略戰爭描繪成“起了歷史上的進步作用”。蘇修如此狂熱地向青年一代灌輸“侵略有理”的強盜邏輯，就是為了驅使蘇聯青年去充當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炮灰。試問，這樣的法西斯教育，不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政治，又是什么？

“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毛主席這一指示精辟地概括了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給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任何階級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塑造新的一代。蘇修《教師報》回避這個要害，卻喋喋不休地侈談什么“教學質量”、“系統的課程”等等，這只能暴露他們的虛偽和膽怯。實際上，在今日蘇聯，情況正是同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統治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當然也滲透在它的一切教育活動中。工農的子女進了這樣的學校，“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勃列日涅夫在蘇修共青團的代表大會上以一副投機商人的嘴臉，販賣“知識資本化”的黑貨，說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寶貴的資本”，“這些在青年時代賺來而以后又不斷添加的資本，將終身為你服務”。正是蘇修叛徒集團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決定了他們“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校事業的第一位”，使學校完全變成培養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

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反修防修的偉大戰略措施。千百萬革命接班人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茁壯成長，必將使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希望寄托在我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惡陰謀徹底破產。正因為如此，蘇修對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們惡毒地誣蔑我們把知識青年“踢到農村”，使“青年們全部謀生計劃破產”，“禁止”他們“繼續學習和獲得專業技能”，等等。

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蘇修的謾罵，無損于我們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它使我們更加堅信，我們干得對，干得好，成績很大。它說明我國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和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創舉，影響所及，恰恰觸到了蘇修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痛處。

在今天的蘇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向廣大青年宣揚的所謂“全部謀生計劃”，無非是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一種掙錢多、干活少的職業，一個“甜蜜的”小家庭，一座小別墅，一輛小汽車。他們借此來腐蝕青年一代的思想，使他們沉溺于追求名利和生活享受，服服帖帖地接受蘇修叛徒集團的反動統治。

千百年來，無論中國和外國，都普遍實行著“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剝削階級的教育制度。時至今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仍然是“讀書做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用蘇修高教部長葉留金的話來說，就是“必須把學習優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是國家“最寶貴的一部分人”。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下，蘇聯大專學校培養的不是普通勞動者，而是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在那里，體力勞動遭人輕視，工農群眾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一九七三年四月，蘇修一家雜志刊登過一份調查材料，其中透露：在莫斯科被詢問的三千個高年級學生中，“只有三十人想成為從事生產的工人”；“在列寧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級學生想進技術學院或研究所”。在各種社會職業中，“學生們把鋼鐵工人列為第二十位，車工列為第三十九位，拖拉機手列為第五十一位，而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排在最前列的五種工作，全都屬于腦力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工業缺乏熟練工人，農村青壯勞動力大量外流，成了蘇聯長期存在的嚴重的經濟、政治問題。

蘇修的教育制度是為它的政治制度服務的，也必然受它的政治制度所制約。蘇修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完全操縱在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手中。這個階級，正是通過修正主義教育制度，使它的成員從高等學校中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以便維護和加強它的反動統治。勃列日涅夫對此供認不諱地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蘇聯工人階級要同我們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一道起首要作用”。據蘇修另一頭目透露，現在蘇聯所有的州委書記，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市委書記，絕大多數市和區的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執委會主席，都是持有大學文憑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蘇修的教育制度也是和它的經濟制度密切相聯系的。今天，中國知識青年朝氣蓬勃、斗志昂揚地奔赴農村和邊疆，蘇聯農村青年卻象潮水一般大量流入城市，方向道路截然相反，反映著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對立。就俄羅斯聯邦來說，農村中學畢業生留鄉勞動的平均為百分之二十二，部分經濟區還不到百分之十。而志愿留在農村勞動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點九至二點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四點八，全都希望上大學，卻又不愿上農業大學。農業勞動之受人鄙視，莫此為甚。勃列日涅夫當政十一年多來，農業搞得凄凄慘慘。列寧說：“農業的發展落后于工業，這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現象”。今日蘇聯，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整個農村陷于貧困和落后的深淵。農業越落后，農村青年越要涌向城市；農村青年越是大量外流，農業也就愈益落后。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但是，這個難題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不可能解決的。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中國的教育革命宣布了蘇修教育制度的死刑。所以，蘇修老爺們幾乎用盡了一切惡毒語言來咒罵我們，歇斯底里大發作，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這個現象說明：國際上的修正主義同樣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因此，我們在回擊右傾翻案風的同時，必須深入開展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揭露和批判，進一步認清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的共同的反動本質，把我們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把反修防修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

（載《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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