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進步和發展的迷信與迷戀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以電子行業為例，能持久地成為關注焦點的是這樣一類話題：蘋果公司是否在后喬布斯時代失去了創新力?老牌企業柯達破產給了其他企業什么教訓?眾多廠商擁入智能手機市場，是分享盛宴還是制造泡沫?等等。

　　至于電子垃圾等相關問題，只有偶爾才會被提及—無論在官方的發展主義話語體系中，還是在大眾傳媒的社會呈現中。但發展及其后果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其重要性是同等的，對后果的漠視不意味著它的消失。風險只是在悄然堆積。

　　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讓我們想象三個場景：一、富士康的單調、壓抑、消磨青春的生產線;二、大都市里一塵不染的蘋果商店和穿梭的客流;三、中國的清遠，或者尼日利亞、印度的某個拆解廢舊電子產品的角落，那燃燒著的火焰、飽含毒素的濃煙以及被傷害的土地與生命。

　　這些場景的空間存在是分立的，處于相互隔絕的世界;它們所表征的意義也被呈現為分立的，甚至是對立的：第二個場景是消費社會的縮影，它象征著喧囂的繁榮和無限可能的未來，這被塑造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其余的都被視為發展的代價，是需要在發展中加以克服的“問題”，只是社會政策的對象，就被賦予的重要性而言，恐怕連個支流都算不上。

　　這一人為的分割和對立是資本積累邏輯支配下的產物，它突出了進步的一面，掩蓋了另一面。事實上，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綜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工業化過程：電子產品是工業化的結晶，電子垃圾則是工業化的排泄物;有多少電子產品被推向市場，就有多少電子垃圾被制造出來。

　　有粗略統計稱，美國每年廢棄3000萬臺電腦，歐洲每年廢棄1億部手機。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預測，一些國家產生的電子垃圾量將在10年內呈現5倍的增長，比如印度。中國也已經成為電子垃圾產出的大國。

　　目前，得到再循環利用的電子垃圾比重僅占總量的15%左右，這還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通常的處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燒，電子垃圾中包含的大量的塑料、重金屬等有害物質由此進入空氣、土壤和地下水。對于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而言，他們的神經系統、血液以及腎臟等器官都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電子垃圾的高速堆積和相關聯的環境后果，正是技術革新推動的電子產品行業的繁榮直接帶來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視等革命性進步，大規模淘汰了舊有的產品;為爭奪市場，新產品不斷推出，加上“計劃報廢”等策略的純熟運用，電子垃圾的生產速度大大加快。

　　電子垃圾只是現代工業所制造的剩余物中的一種。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在現代化制造的光鮮表面下，全世界同時籠罩在現代化帶來的陰影之中。從切爾諾貝利到日本的福島核事故，再到幾個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所催生的氣候反常，在松散的意義上講，所有人都是發展的反作用力的受害者和潛在受害者。

　　安東尼·吉登斯和烏爾里希·貝克等社會學者將這種社會形態稱之為風險社會。貝克對此的定義是，“一種應對由現代化自身誘發和帶來的毒害和不安全的系統性方法”，他認為風險社會的首要危害便是環境問題。如果說前現代社會的風險是由于人類缺乏對自然的控制而發生的，那么在風險社會，風險正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是人通過工業化對自然的控制日趨完美的結果。貝克認為，工業化已經走到違背其自身邏輯，超越了界限的地步，開始了自我消解的過程。

　　從現代性反思的角度看待電子垃圾及相關議題，我們就得承認，這不是個靠發展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正是現代化的制造物。

　　不均衡的風險分布

　　雖然環境風險等是全球性的，是針對每個人的，但風險的承受并非平均分布的。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之一是權力的分配與風險的分配之間的關系，即誰是決定風險分布的決策者，誰是風險的承受者。

　　綠色和平的人士做過一個實驗，他們將定位裝置放入一臺舊電視機，追蹤其流通軌跡：在被送到倫敦的一個回收點后，這臺電視機先是經過了數十天的等待，然后被裝進集裝箱運送到非洲，最終，它在加納的一個二手電器市場上被找到。

　　如果我們將這個流通過程和電子產品的生產與貿易流程聯系起來，就會得出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品全生命周期的全球流通路線圖：隨著西方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原材料生產和加工制造在發展中國家完成，工業制成品通過貿易流向發達國家，隨后，廢舊產品再流回發展中國家，被直接拆解或在二次利用后拆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大體上可以描述為一個“兩頭(生產和回收處理)在內，中間(消費)在外”的過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資本在進行積累的過程中至少將三項成本外部化了，即自然資源消耗的成本、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廢舊產品回收處理的成本。工業品全生命周期的流通過程清晰地展示了全球化的權力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決定的不平衡的成本分擔，以及不平衡的風險分布。發展中國家以透支環境和人力為代價，承擔了發展的大部分成本和環境風險。

　　根據巴塞爾公約，部分歐洲國家禁止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電子垃圾;美國由于沒有批準該公約，故而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將50%~80%的電子垃圾運送出去。即便在這么做違法的國家，電子垃圾還是得以在二手商品貿易的掩蓋下被大量運送至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國家。對外轉移電子垃圾的動機是明顯的，自1990年代起，一些歐洲國家、日本、美國的一些州開始建立電子垃圾循環利用體系，但相對于這樣做的成本，將電子垃圾輸送到發展中國家進行消化的成本不足1/10。

　　中國從2000年開始禁止電子垃圾進口，但并未得到嚴格執行。在其他電子垃圾接收國，對該問題的本質和嚴重程度的認識還尚未達到中國的水平。對這些國家從事該行業的人來說，動機也是明顯的，從電子垃圾里提煉出的金屬和其他部件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僅在印度德里，就至少有2.5萬人在從事這個行業。

　　電子垃圾拆解的效益是暫時的，與長期的環境風險相比較，是徹頭徹尾的得不償失。這是全球化的權力結構以表面上符合市場規律的方式對成本分擔和風險分配做出的安排：首先通過不均衡的發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將一些國家的大部分人置于貧困的位置，再通過提供“發展機會”的方式將風險轉嫁給他們。

　　未來的可能性

　　貝克認為，面對風險社會，有三種選擇：否認、漠視、轉型。他期待的是第三種，他將風險社會稱為第二現代性，呼吁整合性的反思，呼吁對民主進行改造，讓民眾和政府、專家一起參與決策。但是，對風險社會的反應非常有可能是這三種選擇之外的：即某種程度的直面，不過是以喜劇化的方式。

　　垃圾與現代藝術的關系密切。垃圾是現代藝術常見的創作材質，在很多現代藝術場館，都有用垃圾制作的藝術品，究其創作初衷，大概也都是對現代性的反思。現代藝術的最大推動者正是西方的財團資本。搖滾樂以現代的批判者姿態出現，何勇有一首歌名為《垃圾場》。但是，看看歌曲的光怪陸離的MV和演出現場，便知這種批判事實上被納入了生產垃圾的現代工業體系。

　　正是這種戲謔性的直面，消解人類所面臨的危機的嚴肅性，將現代化內生的風險化約為一個可以一笑而過的“問題”，為資本積累的繼續掃除障礙。

　　這是有害的。從電子垃圾問題及其所昭示的風險出發，我們應該引入革命性的思考方式，至少應該反思兩個問題：一、現代化本身，是否能夠開辟另一條不以資本積累為核心目標的發展方式;二、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不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全球權力關系，就無法扭轉不合理的成本和風險的分擔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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